第五章 吕大城，1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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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复国主义是如何来到吕大山谷的？就像它抵达巴勒斯坦的其他山谷和平原一样。

1903的秋天，第六届犹太复国主义大会闭幕之后，盎格鲁——巴勒斯坦银行以80 730法郎的价格购入哈迪萨村庄2 330德南的土地。其中，有1 946德南土地肥沃而平坦，剩下的384德南则全是丘陵和荒原。它们共同组成一条狭长地带，从阿拉伯吕大城的银色橄榄园延伸到吕大山谷至耶路撒冷一线的灰色低山丘陵。拜特·阿里夫（Beit Arif）的产业变成了贝·谢门（Ben Shemen）的产业，这片土地成为赫茨尔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巴勒斯坦购买的首批地皮之一。

两年后，当内厄姆·威尔鲍什（Nahum Wilbosh）穿越全国考察了其他几处地方，这位土木工程师决定在吕大山谷建立阿提德（Atid，希伯来语，意“未来”）工厂。他投资150 000法郎，从英巴银行购入100德南土地，建起一座现代化的工厂。工厂在橄榄园中榨油，并用橄榄渣制造优质的肥皂。前四年，阿提德是令人失望的。橄榄油浑浊不堪，肥皂品质低劣，而生产成本却居高不下。但是，到了第五年、第六年、第七年，阿提德否极泰来。它给工厂主带来了可观的利润，令工人们过上了体面的生活，而它的阿拉伯邻居也因售卖原料给新兴犹太工业而有了额外的收入。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阿提德就倒闭了。曾经的阿提德工厂没有为吕大山谷留下什么遗产，除了那阴郁的、被遗弃的废墟。

威尔鲍什建成工厂后的第二年，一位名叫伊斯雷尔·贝尔坎德（Israel Belkind）的教员建立了“基亚特之书”（Kiryat Sefer）农业学校。学校位于贝谢门的土地上，占地55德南，接收三年前在可怕的基什尼奥夫大屠杀中幸存的孤儿。在山顶距离工厂不远的地方，贝尔坎德建起几栋被开阔庭院环绕的两层楼的房子，让大屠杀的幸存者们在这里接受训练，成为技艺娴熟的农夫。但是，在花费43 000法郎购置土地、建造教室和宿舍后，贝尔坎德再也拿不出学校运营所需的资金了。就这样，“基亚特之书”也倒闭了。

1908年，西奥多·赫茨尔去世几年后，为纪念这位奠基者，犹太复国主义者决定在吕大山谷种植1 000株橄榄树。在赫茨尔园林（Herzl-Wald）选择种植橄榄树，既有现实意义又有象征意义，其目的就是，证明新犹太人能够种出像吕大山谷阿拉伯古老橄榄园里那样美丽的、枝繁叶茂的橄榄树。1908年早期，在阿提德工厂和“基亚特之书”学校之间的地带曾有过一个苗圃，就在那里发生了一起意想不到的事件。为了响应犹太民族运动，犹太工人们某天聚集在苗圃，将阿拉伯工人种下的橄榄树连根拔起，又亲手补种回去。于是，1909年，当赫茨尔园林工程启动时，所有都成了犹太人独有的劳动成果。这些新犹太人在起伏平缓的山坡种下了12 000多株橄榄树，从园林眺望，可以看到吕大城的尖塔。树苗渐渐长成，看起来似乎赫茨尔园林确实变成了位于巴勒斯坦的、真切的、枝繁叶茂的橄榄园。但是很快，战争、蝗虫和绝望接踵而来，有的橄榄树被连根拔除。赫茨尔的橄榄林消失了，就像它在吕大山谷出现时那样迅速。

1910年，兴起了一场从也门到巴勒斯坦的移民浪潮，鲍里斯·沙茨（Boris Schatz），耶路撒冷著名的比撒列艺术学院的美术教授和创始人，决定把技艺娴熟的也门银器匠人安置在吕大山谷。他希望建立一个朴素的工匠殖民地，其居民通过20世纪农业和传统手工业自力谋生。为此，他在毗邻贝谢门庭院和赫茨尔园林的地方建造了一个小型社区，在社区里建起简陋的房屋，把12户贫困潦倒，但艺术传统深厚的也门犹太人带到这里。整整三年，这几户家庭努力在吕大山谷扎根，但是，艰苦的条件、水源的短缺，以及婴儿的高死亡率使他们无法生存。就像阿提德、基亚特之书、橄榄林一样，工匠殖民地也消失了。

1909年，第一个来到贝谢门橄榄苗圃工作的农学家伊扎克·维坎斯基（Yitzhak Vilkansky），将贝尔坎德的庭院变成了模范的农业企业。在贝谢门的橄榄苗圃，维坎斯基建立了巴勒斯坦的第一个现代牛棚，让强壮的德国公牛与适应性强的大马士革母牛杂交。维坎斯基又尝试养蜂，尝试种植扁桃树和小麦。他改进了灌溉方式，提出了混合养殖概念，使定居巴勒斯坦的每一户犹太家庭都能在自家田地上运行一套给养系统，这套系统将使每一户全年都可以充分利用自家的每一寸土地。他将经验丰富的农民编成工作组，把他们安置在也门犹太人留下的废弃房屋里。维坎斯基训练这些经验丰富的农民，建成了一个小型但欣欣向荣的劳工村。在16年里，维坎斯基在吕大山谷上演着奇迹，证实了犹太复国主义领袖哈伊姆·魏茨曼所说： 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希伯来人的双手能导演神奇。

但在1926年，维坎斯基将他的实验农场搬到了雷霍沃特殖民地繁荣的柑橘园。经历了五次尝试和四次失败后，犹太复国主义再次面对着在23年前就已经提出的问题：我们如何才能在吕大山谷定居，从岩石山脉到贝谢门的荒废庭院、阿提德的废墟以及阿拉伯的吕大城里伸出的诸多宣礼塔（minarets），在这片狭长地带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齐格弗里德·莱曼（Siegfried Lehmann），1892年生于柏林。他学习医学，在德国军队做一名军医。尽管，他出生于一个富有的、被同化的德国犹太家庭，但在“一战”期间，他重新认识了自己犹太人的身份，并找到了努力振兴犹太教的意义。1916年，他在东柏林的一处贫民窟里，为无家可归的犹太儿童建立了一处收容中心。1919年，在立陶宛的考弗那[11]，为犹太战争孤儿开设了一处避难所。受到精神导师马丁·布伯（Martin Buber）、古斯塔夫·兰道尔（Gustav Landauer）、艾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以及他的兄弟阿尔弗雷德（Alfred）的启发，莱曼相信，犹太人在德国没有未来，而西欧犹太人必须通过重新联结东欧犹太人、重新联结他们的传统和仪式的方式实现自我重铸。

1925年，这位由医生改行的导师意识到，高涨的反犹浪潮将妨碍他维持可弗纳儿童之家。他们已经无路可去——除了前往巴勒斯坦。开始的时候，莱曼打算在哈罗德山谷重建他的独特机构——就在1921年夏末，艾因哈罗德曾在那里搭建白色帐篷。但他了解到，沼泽中成群的疟蚊将可能威胁孩子们的生命，这位爱因斯坦的门徒改变了他的路线。于是，在冬季的一个雨天，莱曼带着他的妻子和12个考弗那孤儿，抵达20年前伊斯雷尔·贝尔坎德为基什尼奥夫孤儿们修建的庭院。

其他人都失败了，莱曼却成功了。1927年，莱曼的青年村庄只有55个学生，1931年，数量上升到220个，1946年，则约有600个。村庄里10德南的耕地，已经拓展为500多德南。现在，这里有了一个很好的牛棚、一个大羊圈、一间马厩、一个柑橘园、一个菜园，还有麦田、鸡舍和一个葡萄园。从“基亚特之书”学校的庭院到阿提德工厂的和缓山坡上，建起了一排红屋顶的宿舍。学校成立了，又开挖了游泳池，兴建了体育场，沿着小路建了花园。校舍明亮，莱曼坚持为孩子们创造家庭般温暖的学校氛围。十年时间里，这位德裔犹太人在吕大山谷成功地打造出犹太复国运动中最讨人喜欢的事业之一。

莱曼的村庄是独一无二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它实现了创始人的乌托邦式价值观。这位柏林自由派犹太人支持的柏林医生，并不是一个狭隘的锡安主义者。尽管，他致力于无家可归的犹太儿童的救助事业，但他将自己的人道主义使命纳入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下。他意识到，犹太人民的生活已然变得难以承受。他认识到，犹太人经历的被迫迁徙流散在身体、心理、精神三方面威胁着他们。但莱曼认为，在20世纪，并不单单只有犹太人经历了流离失散，他发现无归属感同样也对当代西方文明产生了威胁。莱曼希望犹太复国主义能同时应对现代犹太人民和现代人。他希望犹太复国主义能完成一项紧急的国家任务，而这一任务在某种意义上将造福全人类。他希望犹太复国主义成为不被殖民之名玷污的定居运动，成为不被沙文主义打下烙痕的民族运动、不被城市分化所歪曲的民族运动。他认为，犹太复国主义绝不能建成一个封闭的、居高临下的巴勒斯坦殖民地，忽略它的周边环境和本地居民。它也绝不能建成一个欧美国家指挥东方的边塞。相反地，莱曼认为，犹太复国主义必须以一种有机的方式使犹太人在他们古老的土地上繁衍生息，必须尊重东方，成为东西方之间桥梁。尽管，莱曼从来没有说得这样明确，但他将吕大山谷的青年村视为理想犹太复国运动的一个范例。它将是一个救赎工程——为无家可归之人提供家园，为生如浮萍之人提供根脉，为生命重塑生活的意义。莱曼的贝谢门将为孩童与丧失和谐的时代带来和谐。

莱曼医生相信，犹太复国运动唯有与中东融为一体才能赢得胜利。1927年7月，一次毁灭性的地震摧毁了古老吕大城的大部分区域，数十名居民遇难，这位年轻的医生匆匆赶往受创的阿拉伯城市吕大救助幸存者。在20世纪30年代，因为他在灾难期间发挥的深远社会影响力，莱曼与吕大的贵族绅士及邻近阿拉伯村庄——哈迪萨、达哈里亚、吉姆祖、达尼亚尔、德尔塔里夫和拜特拿巴拉——的达官显贵们结为了朋友。他注意到，村民们在焦炙的夏日来往吕大城，便在犹太复国主义的青年村大门口修建专门设计了欢迎喷泉，让村民们可以享受凉爽的泉水和清凉的树荫。若有巴勒斯坦人前来寻医，莱曼便指导青年村的诊所提供医疗救助。他认为贝谢门的学生理当被教导尊重他们的邻居，尊重他们邻居的文化。几乎每个周末，贝谢门的青年们都要拜访这些村庄。他们也同样频繁地拜访吕大城，考察吕大的集市和学校。阿拉伯的乐师和舞者则被邀请参加青年村的节日，青年村的村民们学习并赞美在东方庙会中展示的阿拉伯农村文化。

当“二战”后，好莱坞电影《国土》（Land）在莱曼的青年村上映时，影片捕捉到的镜头描绘了一个人文主义的乌托邦。在这部黑白片中，导演赫尔玛·雷斯基（Helmar Lerski）展示了一派虚幻的现实。在这里，侥幸逃出德国的孩子们生活在进步、民主的教育机构里，在这《圣经》的土地上，流离失所的青年们生活在康复之家；在这里，年轻的希伯来牧人在哈迪萨和达哈里亚之间的崎岖、古老的山峦间放牧羊群；在这里，年轻的织工们转起纺锤纺起纱线，就好像那些已经在这片土地上生活了几代人的法国村民和德国村民一样；在这里，孤儿们组成了社区，接受欧洲巴勒斯坦式的乡村文化熏陶，享有刚刚降临在这片土地上的和平。在安息日（Sabbath）的前夕，孩子们穿着白衬衫，聚集在铺着白布的桌前点燃蜡烛。他们虽然没有父母，但他们有信仰。一些人演奏巴赫的音乐，一些人唱起赞美诗，一些人讲述托尔斯泰（Tolstoy）撰写的犹太传奇和故事。在贝谢门大厅的所有人，从8岁到18岁，都参与到这个世俗犹太年轻人融入圣地圣洁的特殊仪式。

吕大没有怀疑，也没有去想象未来将要发生的事。44年来，它旁观锡安主义者进入山谷。首先是阿提德工厂，然后是“基里亚之书”学校，然后是橄榄林、工匠殖民地、小小的工匠村、实验农场，然后是由古怪的德国医生领头的古怪青年村——这个医生对吕大人民是那样友好，为那些求医的人们提供医疗救助。

吕大城有两座清真寺，还有一座叫作圣乔治的大教堂。尽管，依据基督教的传统，吕大是圣保罗大教堂的城市，吕大的人民却并未看到犹太复国运动将变成一条现代的恶龙；他们没有看到，当莱曼医生倡导和平的同时，其他人却在怂恿战争；当莱曼医生带领他的学生拜访邻近巴勒斯坦村庄的同时，什马利亚胡·古特曼却率领他们到了马萨达；当青年村教化人文主义和兄弟情谊的同时，它背后的松树林却进行着军事课程，教导贝谢门的青年们投掷手榴弹、组装冲锋枪、发射反坦克炮。吕大城的人民没有看到，进入山谷为一个国家的孤儿们带来希望的犹太复国主义，已经变成了一场残酷、坚决的运动。它已经决定，要以暴力夺取这片土地。

44年里，吕大见证着犹太复国运动的推进，而吕大城也走向繁荣。从1922年到1947年，吕大城的人口增加了一倍多，从8 000增长到19 000。飞跃式的发展不仅体现在数量上，也体现在质量上。现代化无处不在。1927年，地震造成破坏之后，许多旧式的土坯房被新的、坚固的石头住宅所取代。在大清真寺和大教堂旁边，又兴建了一个商业中心和一座新的清真寺。在城镇的西边，又出现一个新的、街道笔直的现代街区。吕大成了巴勒斯坦铁路系统的中央枢纽，火车公司的高官们居住在这个城市引以为豪的新建的英式花园郊区。一些街道已接通电力，一些宅邸也有了自来水。吕大城的男孩和女孩分别在两所州立学校和一所圣公会学校接受教育。两个诊所、五名医生和两个药店保证着良好的医疗服务。死亡率降至12‰，与此同时，生育率则大幅上升。在20世纪上半叶，在吕大城，已然发生了真正的工业革命。

吕大的经济同样发展快速。英国的委托统治、犹太复国运动的间接影响以及黄金地段的区位因素，使它的经济如骏马疾驰。在英国委任统治的那几年，正处巴勒斯坦中心的吕大成为主要的交通枢纽。城镇南方的火车站以及北方的国际机场为吕大的居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途经吕大的跨国公路则促进了当地商业的发展。拥有3 200德南的柑橘园，吕大也同样受益于柑橘市场的繁荣。在这个古老的城镇里，液力榨油取代了人工榨油。三个工厂生产油和肥皂——就像阿提德曾经生产的一样。镇上还有一座颇为成功的制革厂。大量的纺织厂生产阿拉伯头巾和毛纺织品。咖啡馆人来人往，商场里摆满最好的现代商品。在周一和周四，从远近赶来的数千人来到吕大著名的牛市和集市。除了富裕的地主阶级，又兴起了繁荣的商业中产阶级，将吕大变成了一个生机勃勃、兴旺昌盛的城市。

然而，1947年，巴勒斯坦问题面对现实的时刻到了。2月，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长久积累的冲突使英国政府决定撤出圣地，让联合国决定巴勒斯坦的命运。6月，一个由11人组成的联合国调查委员会抵达巴勒斯坦，并在途中走访了贝谢门和吕大山谷。8月，委员会得出结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不可能共存于巴勒斯坦。因此，委员会建议将这片土地分割为两个民族国家。11月，联合国大会（UN General Assembly）通过分治决议，呼吁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和一个阿拉伯国家。但阿拉伯联盟（Arab League）以及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均拒绝执行181号巴勒斯坦分治决议（Resolution 181），暴力抵制在全国范围内爆发。显而易见，阿拉伯民族主义正打算消灭犹太复国主义，使用野蛮的暴力摧毁巴勒斯坦的犹太社区。同样，犹太人必须保卫他们自己，因为没有别的人会来拯救他们。从1947年12月到1948年5月，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残酷内战愈演愈烈。英国撤离之后，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建国。第二天，埃及、约旦、伊拉克、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军队进攻以色列，巴勒斯坦全面战争爆发。

12月，一列由七辆车组成的车队在前往贝谢门的路上遭到恶意袭击，13名犹太乘客被残忍杀害。1948年2月，大约400名悲伤的青年村学生乘坐巴士车，在英国装甲车的护送下从吕大山谷撤离。莱曼医生心碎了。4月，青年村已经成了被围困的军事据点。5月，吕大城的市长劝告贝谢门投降，但贝谢门拒绝了。这位市长仍然央求阿拉伯军团的指挥官不要攻打这个孤立的辖区，因为它不会以任何方式威胁吕大。当毗邻贝谢门的阿拉伯田地被战争殃及起火时，一些青年村的毕业生仍然匆忙赶去救火。即便战火熊熊燃烧在巴勒斯坦的大部分地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均将吕大山谷视为战争禁区地带。

但在1948年7月4日，以色列第一任总理戴维 ·本·古里安提出了征服吕大的拉尔拉行动（Operation Larlar）。7月10日至11日，以色列国防军（IDF）第八旅攻占了吕大山谷北部：德塔里夫和哈迪萨的村庄，以及国际机场。与此同时，伊弗塔克精英旅（elite Yiftach Brigade）也拿下了山谷南部：伊拿巴、基姆祖、达尼雅尔和达哈里亚。以色列军队第一波师级规模攻势仅仅展开24小时，莱曼医生如此深爱，并教导他的学生去爱护的所有村庄就全部沦陷。犹太复国主义者从南部、东部、北部包围了吕大山谷，现在，它准备攻克吕大城。

7月11日，第三军团的两个排从沦陷的达尼雅村，向分隔贝谢门和吕大城的橄榄园进军。从吕大郊区开火的重机枪阻止了他们的步伐。与此同时，摩西 ·达扬（Moshe Dayan）的第89团抵达了贝谢门。就在莱曼医生为他的阿拉伯邻居建造的喷泉旁，达扬将89团编成装甲队。一个接一个，他们站在那儿待命：巨大的装甲车载着加农炮，还有威力十足的半履带车，以及装备机关枪的吉普车。下午晚些时候，装甲队驶离了贝谢门，闪电般地进攻吕大城，47分钟的闪电战后，100多名阿拉伯平民被射杀——女人、孩子、老人。而89团有9名士兵战亡。傍晚时分，第三军团的两个排进入吕大城。在几小时内，士兵们就占领了市中心的要害位置，并将数千平民圈禁在大清真寺、小清真寺和圣乔治大教堂。入夜，犹太复国主义占领了吕大城。

第二天，两辆约旦装甲车误入这个被占领的城市，引发新一轮的暴力冲突。约旦军队在犹大城以东数英里，这两辆车不足以造成威胁，但一些吕大市民错误地认为他们是解放吕大的先兆。而一些第三军团的士兵也错误地认为他们的出现意味着第三军团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危机——约旦人的攻击。于是，以色列的士兵在小清真寺一带开火了。年轻的士兵们，曾经的贝谢门毕业生，现在穿上了制服隐蔽在壕沟里。军团的指挥官同样也是贝谢门的毕业生，正是他下令开火。士兵们向四面八方扫射。一些士兵将手榴弹扔进民房里，一名士兵用反坦克炮射击小清真寺。在正午的30分钟内，200多平民被射杀。这是犹太复国主义者在吕大城进行的大屠杀。

当这个血腥的消息传到设在被攻占的巴勒斯坦雅祖村的拉尔拉行动总部时，伊加尔·亚伦（Yigal Allon）询问本·古里安如何处置阿拉伯人。本·古里安挥着手道：驱逐他们。吕大城沦陷几小时后，行动指挥官伊扎克·拉宾（Yitzhak Rabin）对伊弗塔克旅发出书面命令：“必须迅速驱逐吕大的阿拉伯人，不论老少。”

第二天，谈判在圣乔治大教堂的教区进行。出席人员有什马利亚胡·古特曼——他现在是吕大的军政府首长，以及被占领城市的各位政要。不知所措的政要们急于拯救他们羊群[12]的生命，然而，狡猾的古特曼急于在没有明确驱逐令的情况下驱逐这一大群民众。1948年7月13日上午，谈判结束，双方同意吕大市民以及驻扎吕大的难民立即撤出吕大城。中午时分，一场大规模的撤离启动了。到晚上，成千上万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排成长长的队伍，离开吕大向南进发，越过了贝谢门的青年村，渐渐消失在东方。犹太复国主义毁掉了吕大城。

吕大就是我们的黑匣子，里面盛放着犹太复国主义的黑暗隐私。其真相就是：犹太复国主义不能容忍吕大。从一开始，犹太复国主义和吕大之间就存在一个实质性的矛盾，只要犹太复国主义存在，吕大就不能存在，如果吕大存在，犹太复国主义就不能存在。现在回想起来，一切都太明显了。当1897年4月，赫伯特·本特威奇从拉姆拉的白塔眺望吕大时，他本来应该看到，如果要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巴勒斯坦的中心就不能存在一个阿拉伯人的吕大。他本来应该知道，吕大就是建立犹太国家道路上的障碍石，总有一天，犹太复国主义者将移除它。但是，赫伯特·本特威奇没有看到，犹太复国主义选择回避。于是，半个世纪以来，它成功地掩藏了自己，掩藏了犹太民族运动和吕大之间的实质矛盾，45年以来，犹太复国主义者假装与吕大和平相处，在阿提德工厂，在橄榄林，在贝谢门的青年村庄。然后，在1948年激变的夏天，在三天时间里，矛盾和悲剧显露。吕大城不复存在。

现在，20年之后，我认识到吕大是我们的黑匣子，我尝试着破译它的密码。我找到了当时的军团指挥官，与他交流许久。我找到了军政府首长，在他的基布兹和他生活了很长时间，我花时间与第三军团的士兵一起生活，采访青年村曾经的学生。为了撰写这一章节，我翻出我当时采访时录下的录音带，听他们讲述那些关于吕大城大屠杀的故事。

军团指挥官1923年出生于考弗那，他的父亲是莱曼医生的同事。他成长在特拉维夫的社会主义家庭，15岁时被送到贝谢门的青年村，在这里他迅速成为他父亲最好朋友的最中意的人。在安息日的早晨，他被邀请至莱曼的小屋，与他们一起倾听留声机里传出的罕见录音：海顿、莫扎特、巴赫。在节假日，他护送莱曼医生去邻近的村庄做礼节性拜会。偶尔，他随同莱曼医生前往吕大拜访朋友和学校。他喜欢上了吕大，喜欢它的集市，它的橄榄油作坊，它的旧城。在贝谢门，他来往于牛棚、葡萄园、柑橘园。他打手球，又对艺术产生了兴趣。但最重要的是，他热爱音乐，古典音乐、流行音乐以及民谣。他在贝谢门最美好的记忆之一，就是数百名学生静静坐在宽敞的庭院里，倾听交响乐团和合唱团演出巴赫的《农民康塔塔》（Peasant Cantata）。

然而，在贝谢门人文的、音乐的世界之外，这个17岁的小伙子还生活在另一个现实世界里。每到夜晚，他和他的朋友们都要前往青年村外的树林，在那里，他们学习组装和拆卸英式步枪，学习使用机关枪和投掷手榴弹。当这位音乐爱好者从贝谢门毕业后，他加入了帕马奇武装突击队（Palmach Strike Force）的第一支分队。在1942年冬天，他爬上了马萨达。1942年夏，他前往南方用燃烧弹阻止隆美尔的纳粹军。21岁时，他晋升为连长，23岁时，他在一次全国性的培训课程中担任指挥官，24岁时，晋升为军团的指挥官。当1947年年底战争爆发时，这位贝谢门的毕业生指挥一支犹太复国主义的精锐部队。

这位指挥官意识到两个世界的矛盾了吗？他能否将莱曼守则与士兵二者结合？对于这些问题，他并没有明确的答案。当他谈及北方战斗时，展现出令人吃惊的直白。录音带里传出的声音直白地说道，他们的任务就是在阿拉伯人发动进攻之前清缴加利利地带。如果他们不预先肃清国内的巴勒斯坦人口，一旦面对与阿拉伯联盟的对外战争，这个即将诞生的犹太国家将无法生存。所以，他们首先在太巴列——塞菲德地带肃清所有的阿拉伯人。之后，1948年4月，他们占领了太巴列——这里的阿拉伯人在占尽上风的以色列军队所造成的军事压力下，已经尽数撤离。随后，他们占领并摧毁了塞菲德周边的阿拉伯村庄。5月，他们攻占塞菲德，当地的阿拉伯人在炮火中四散逃亡。然后，他们驱逐了胡拉山谷的村民。1948年5月末，胡拉山谷的阿拉伯人已经全部被赶出。整个塞菲德——太巴列地区的阿拉伯人全部被驱逐。整个加利利东部地区的阿拉伯人被全部驱逐。在这位贝谢门毕业生的指挥下，东加利利变成了一个阿拉伯无人区，变成了新犹太国家的一个组成部分。

然而，当这位军团指挥官谈到吕大，他的声音变了。现在，他的声音听起来非常沉静，几乎是痛苦的。他叙述起来显得谨慎小心，也许还不太坦诚，就好像谈及吕大时，他突然意识到那些矛盾和悲剧。他缓缓地向我讲述，他如何占领那些村庄——他曾在安息日陪伴莱曼医生拜访的村庄：基姆祖、达哈里亚、哈迪萨。他缓慢地向我讲述，他如何占领山谷，占领吕大城。他讲述，那天早晨，他被告知约旦人的两辆装甲车已经闯进了城市，不久之后便了解到第三军团的一些贝谢门毕业生遭到袭击。他告诉我，他就是那个下达命令的人——下令射杀在城中街道的任何人，下令疏散整个城市。他以及那位军政府首长，就是驱逐吕大平民、让他们排成长队走向东方的人。

很显然，这位军团指挥官心痛欲裂。从录音带里传出的声音实在令人难以信服，这并不是说他对我蓄意隐瞒。他自己并不知道他感觉到了什么。他对吕大的讲述是模糊的，缺乏颜色、气味和细节。他回忆中的贝谢门鲜活灵动，却对占领吕大的记忆模糊。他没有提及曾经拜访的学校、他所知道的那些家庭、他曾经如此喜欢的那些社区，他完全没有提及那座他深爱却又被他摧毁的城市。只有他黯淡的语气流露出他压抑的东西。他的第一次道歉是：我们当时被包围了。第二次道歉是：我们当时内外交困，危险迫在眉睫。他的第三次道歉是：来不及了，我必须马上做决定。他的第四次道歉是：在战争中总会发生可怕的事情。但是，这些道歉似乎没有一个是发自内心的，或者解释那压抑的、持续三天的吕大大屠杀。

布尔多瑟则不同于这位军团指挥官。尽管，他同样带着1948年战争的精神创伤，他的精神创伤是不同的。他大幅度地提高了声音，语气粗野而低俗，显得紧张、易怒而不安。他承认在那该死的战争中他丧失了内心的平静。这么多年来，他再也找不到内心的安宁。

布尔多瑟同样出生在东欧，但在特拉维夫长大。在他7岁时，有一天他正从学校回家，一个阿拉伯人在途经的火车上向繁忙的赫茨尔大道投掷了一枚炸弹，数十人受伤，站在他附近的一个8岁男孩死亡。就在那一天，他清楚地认识到：在这里将爆发一场同阿拉伯人的全面战争。尽管，在青年时代，他步行去了阿拉伯的雅法，结交了阿拉伯的朋友，但他一直都知道，在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悬挂着一把利剑。他一直都知道，这片土地的归属最终决定于战争。

他的身体非常强壮。他打拳击，骑马，擅长运动。他的体型和力量是他绰号的来源，并令他成为男孩们的领袖、女孩们的最爱。14岁时，他成为哈加纳秘密组织的一员。15岁时，他开始进行手榴弹投掷训练，16岁时，在靶场进行实弹训练。17岁时，爬上了马萨达。布尔多瑟在18岁时加入了帕马奇，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相信某种基布兹的乌托邦，而是因为，他想在战争来临之时成为精英中的精英。

1948年的第一个月是轻松的，任务只是突袭村庄和路边伏击。但当他完成反坦克弹射手的训练后，战争局势开始紧张了。在很多军事行动中，第三军团都需要他的反坦克火箭炮。4月、5月和6月，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惨无人道。一个亲密朋友死去，然后是一个又一个。痛苦变成了愤怒，愤怒变成了冷漠。没有时间去理解，没有时间来哀悼，也没有时间流泪哭泣。他们必须把阿拉伯人驱逐出加利利，必须阻止叙利亚和黎巴嫩军队进攻加利利。占领加利利，净化加利利，保卫加利利。务必确保——加利利属于犹太人。

突袭艾因扎伊通，是他们首次出于占领的目的袭击一个阿拉伯村庄，而不是为了复仇。布尔多瑟生动地回忆起那场午夜的预谋袭击。他回忆起了那场突袭，风暴般的火舌，以及惊喜——占领一个村庄是多么容易。当第三军团的小伙子们闯进石砌的房屋，他们只看到燃烧的灯笼、温暖的毯子，以及从奶锅里沸腾而出的牛奶。他们走进了这些民居，而被吓坏的主人们已经逃进茫茫夜色中，抛弃了这些屋舍。他回忆起亲眼见证一个鲜活的村庄一夜之间变成一个鬼村的可怕感觉。

布尔多瑟回忆，他的第一项野蛮行径就是审讯战俘。有那么一会儿，他坚定的声音变得犹豫起来：可以说吗？但在短暂的停顿后，他滔滔不绝地开始讲述，似乎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的倾诉。因为他又高又壮，于是被分配一项任务——协助情报人员审讯在艾因扎伊通逮捕的七个年轻人。一个接一个，他将这些恐惧的囚犯捆绑在一张矮凳上，在一端令他们的额头碰到地面，另一端将他们的脚绑在一起。他用一根短棒击打囚犯的头部，然后用另一根长棍击打这个囚犯的双腿。当他开始虐打这些囚犯，他开始享受虐待他们的快感。他感觉自己正为那些死者复仇，他正在做那些已故战友们希望他做的事。他让这七个囚犯向情报人员招供所有他们知道的，让他们流血，直到他们再也坚持不住。

接着，塞菲德被占领，这是第三军团第一次攻占一个城市。一开始，进展得非常困难。当武装的阿拉伯暴徒对他所在的建筑物展开风暴式的攻击时，布尔多瑟觉得，他几乎是独自一人在战斗。那些暴徒们大喊着：“杀光犹太人！”弹药耗尽了。他感到死亡正在迫近，忍不住打冷颤。但到早晨时，局势逆转，犹太增援部队抵达，阿拉伯人撤退了。拿着他的加拿大制步枪以及新补充的子弹，布尔多瑟在这个古老城市里，在阿拉伯人寻求庇护的古老石屋间，猎杀着阿拉伯人。在狩猎过程中他感到无比的快乐，因屠杀而快乐。这种快乐堪比令男人瘫倒的性快感。

战斗结束后，布尔多瑟前往当地的医院，在那里，他发现三个战友横躺在冰冷走廊的地上——他们的脸庞毫无生气，恐惧在脸上冻结。即使他如此强硬，仍然感到害怕。一周后，在一次针对某些阿拉伯村庄的深夜行动中，由于他是最后撤离的人员，他将最后一辆卡车泊在集合点。半小时后，他意识到那些曾经跟他在一起的战友们都死去了。再一次，他感觉到恐惧。突然，在那一刻，他认识到，战争中的这几个月他到底做了什么，他过着怎样一种噩梦般的生活。

5月下旬，他被调到了约旦峡谷。在这里，他经历了一生中最糟糕的时光。他带着自己的反坦克火箭筒，在前线阻止叙利亚坦克向德加尼亚基布兹进军。他独自一人站在那里，注视着第一辆坦克向他开来，注视着这辆坦克瞄准了自己。在最后一刻，他率先发射反坦克火箭炮弹，阻止了坦克，同时自己也负伤了。

他所经历的另一个糟糕时刻，就是看见约旦峡谷两个基布兹的两名幸存者逃出他们被焚毁的房屋。见证基布兹社员变成难民带来的震撼，使他第一次考虑失败的可能。他意识到，自己所投身的战争，也许将以犹太复国主义的灭亡而告终。而一旦犹太复国主义覆灭，即将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发生的事情，就同在欧洲一次又一次发生的事情没有什么两样。犹太人将再次变成犹太人，他们将全然无助。

待布尔多瑟抵达吕大山谷时，他已经疲惫不堪。他已经看见了太多，做了太多，又杀戮了太多。这一次，他已不再好战。但当命令下达，他依然遵从。他跟随第三军团的队伍进军，从银色的橄榄园开进吕大。当太阳升起之时，他漫步在吕大的街道，寻找他能够抢掠的相机商店——他是那么喜欢相机。突然，枪声响起。有传言说装甲车进攻吕大，战友们被围困在小清真寺旁的壕沟里。当布尔多瑟赶到小清真寺时，他看到这里的确正发生着枪战。一颗手榴弹不知从哪里飞过来。他便指示其中一个下属用反坦克炮向小清真寺射击。当投弹士兵拒绝并离去后，布尔多瑟将反坦克炮拿到了自己手里。尽管，他深知在这种狭窄的巷子里发射一枚反坦克炮弹，会使身为炮手的自己受伤，但他无论如何都要发射。他拆卸下狭窄巷子里公共卫生间的大门，尝试把自己庞大的身躯尽可能地掩藏在卫生间里。很明显，手榴弹是从宜礼塔处投掷过来的，但是，他没瞄准塔，而是瞄准了清真寺的墙体——他能听到从墙后面传来的人声。他从六米远的位置向清真寺的墙体发射了反坦克炮弹，杀死了70个人。

这一支受训队伍，由来自特拉维夫、耶路撒冷和雅法的120名青年运动的毕业生组成，他们的任务是在红海沿岸、靠近埃拉特的地方建立一个新的基布兹。1947年的夏天，这群18岁的青年们在加利利沿海的一所老基布兹接受了关于基布兹生活的培训。他们清理田地，建造公共住房，修补渔网，在香蕉园和牛棚里工作，把羊群带出羊圈放牧。一个月里有十天的时间，他们研习地形和导航，学习如何操作冲锋枪、组配炸药。在剩下的时间里，他们维持着集体的生活方式，他们开设了一门文学课、艺术研讨会、一个政治经济讲习班，以及一门犹太复国主义思想课。他们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分析它践踏人的尊严，他们探求究竟是人类创造了历史，还是历史塑造了人类。他们阅读泰戈尔（Tagore）、茨威格（Zweig）、海塞（Hesse）和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的著作，阅读凯斯特勒（Koestler）的《正午的黑暗》（Darkness at Noon）、甘地（Gandhi）的《我体验真理的故事》（The Story of My Experiments with Truth）、布伯（Buber）的《我和你》（I and Thou）。他们演奏和聆听音乐，门德尔松（Mendelssohn）、帕格尼尼（Paganini）、多米尼科·奇马罗萨（Domenico Cimarosa），这些都是他们特别喜欢的音乐家。在加利利海边的树林里，受训组的小伙子和姑娘围着留声机坐成一圈，一遍又一遍地听着奇马罗萨的悲剧双簧管，它忧伤的乐音在沙沙作响的桉树林和轻轻拍击的湖波间回荡。

1947年12月，受训组的几个小伙子参与了他们的第一次报复行动，目标是上加利利的一个小型的阿拉伯村庄。因为女人和孩子们被意外杀死，他们决定炸毁两间布满尸体的村舍。1948年1月，受训组一名男孩牺牲。姑娘们围着他的身体点燃一圈蜡烛，整个夜晚他们都坐在他身旁，就像为他守灵一样。不久，又一名小伙子在行动中遇害。然后是又一个，接着又是两个小伙子被杀死。有一些小伙子开始变得愤世嫉俗，变得有些病态。有一些给姑娘们留下了遗嘱。

在1月中旬，八个小伙子执行了他们的第一次路边伏击。他们用机关枪向一辆阿拉伯出租车开火，射杀了车里的全部无辜乘客。在2月中旬，他们中的一些人参与了第一次突击队形式的突袭，炸毁了加利利一个偏远村庄的16间石头房屋，炸死了60个人。他们的心态改变了，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开始退化。留声机的音乐会仍然在夜间举行，但现在谈论的主题却是复仇。文学讨论和意识形态辩论仍在进行，但常常在军事行动之前先来一场战前舞会。就像画上的印第安勇士，就像贪婪的阿拉伯刺客，这些希伯来小伙子们用牙齿咬着小刀，高高举起匕首一圈圈地绕着场子行走。五一节的前夕，他们沿柯那安的山峦而下，第一次占领一个村庄。他们驱逐了800名居民，将村子洗劫一空，最后炸毁了这个村庄。他们从地球的表面抹去了这个村庄。

现在从我桌上的录音带里传来的女声，来自受训组的其中一个姑娘，我对她了解颇深。她回忆起当小伙子们深夜出发袭击村庄时，她所感受到的焦虑。而当他们在日出时分返回时，他们骑着抢来的驴子，包着抢来的阿拉伯头巾，戴着抢来的串珠。人群爆发出一阵欢呼，取代了几个月以来的紧张。似乎，突然之间，战争不再是严肃而阴郁，而是充满乐趣。小伙子们有了一种新的感触——对于权力和解放的感触。取代卡其装、斯巴达精神和自律意识，他们感觉卸下了重担，抛弃了道德的枷锁。他们霸占的用来当基地的酒店房间，现在堆满了色彩斑斓的布料、串珠、铜器和水烟袋。其中一扇门贴着手写的标语：“吃饱，喝足，抢掠，因为明天我们就将灭亡。”看起来，被毁坏的不仅仅是一座在五一节那天被攻占的阿拉伯村庄，同样沦落的还有社会主义——锡安主义者曾经宣扬的民族精神：谦虚、行善、服务大众。

一些小伙子参与到对村民囚犯的残酷审讯中。审讯结束后，其余人把这些血流不止的囚徒带到一处干涸的河床。当囚徒们被处决时，有的小伙子转过了脸，但更多的人嬉笑着观看。与此同时，在塞菲德市，一个小伙子成了一名优秀的狙击手。他的声音从我的磁带上传出，显得非常冷酷。他叙述，有一回他射杀了一名妇女，还有一次狙击一名牧师，然后是一个孩子。每一次他击倒一个阿拉伯人，他就在他的加拿大狙击枪的木托把上刻下一条凹槽。总共有50条凹槽，他这样说道。

接下来就到了声势浩大的塞菲德战役，他们清洗了整个城市，然后把塞菲德洗劫一空。“我们的庭院就像阿拉伯村庄的庭院，”其中一个姑娘在信件中写道，“这里太热闹了。母鸡到处乱跑，咯咯咯地叫着，牛时不时地闯进院子里……但在所有这些带来的兴奋中，我意识到，一切抢夺而来的财产都不是正义的，这令我恶心。在一天结束之后，我看着这些东西，一切都令我作呕。我几乎不认识这些同伴了。所有的人都醉醺醺地欢庆胜利，被抢劫的欲望所驱使。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拿走了所能拿的全部东西，沉浸在挣脱束缚的胜利喜悦里，尽情地抒发仇恨和报复的快感，变成了真正的动物。他们粉碎，破坏，杀死阻挡他们道路的任何生灵。复仇的渴望喷如泉涌，我的同志们丧失了所有的人性。我简直不敢相信人类居然能做下这样的事情：冷血地杀死数十名同胞。不，我做不到这般冷血，充满激情，日复一日，在我们心中，人类的感情变得越发淡漠。”

1948年7月11日，受训组的小伙子们向吕大进发。城镇东郊的枪击把他们限制在与贝谢门接壤的橄榄园。蚊子嗡嗡嗡地在他们身边打转，热浪滚滚，头上戴着的新式钢盔被烈日蒸得嘶嘶作响。有几个人受了伤，其余人则被炮弹震得有些呆滞。受训组第一个白天的战斗并不顺利。但当达扬的炮火风暴摧毁吕大的抵抗意志后，受训组的小伙子们夹在第三军团的士兵中间挺进了吕大城。他们引领着排成长队、高举双手投降的吕大居民走进大清真寺，将他们圈禁在这里。他们监禁了数千名平民，包括老人和孩子。他们听着这些平民尖叫、咆哮和哭泣，看着女人和孩子眼里流露出的深深恐惧。

第二天，约旦装甲车闯进吕大城之后，培训组的其中一个领导人负伤。当时，一枚手榴弹突然从小清真寺投出并爆炸，夺走了他的一只手。这一事件激得布尔多瑟将那枚反坦克炮弹射入清真寺。而当这位反坦克炮手自己受伤后，复仇的欲望变得更加强烈。一些第三军团的士兵向清真寺里的伤员扫射。另一些士兵将手榴弹投进邻近的民房中。还有人在大街上架起机枪，射杀任何移动的活物。这一场报复持续了半小时。之后街道上多出了数十具尸体，又有70人陈尸清真寺。夜晚，清真寺里的尸体被拖出，埋葬在附近阿拉伯人挖掘的深洞里；天亮之前开来了一辆拖拉机，铲土填平尸洞。

“我们真是残忍。”受训组的另一个姑娘写道。“这该死的战争把人类变成了野兽。”一个小伙子这样写道。而另一个小伙子写着：“我累了，我太累了。这种疲惫体现在很多方面上，但最累的莫过于精神。我还是太年轻，挑不起这样的重担，挑不起这一切。”在我桌上摊开的所有信件中，最令我难过的，是来自另一个男孩的信——现在我视他为我的导师和朋友：

“日复一日，我看着这场战争带来的破坏，对我们这一代，对我们的下一代。日复一日，我的恐惧在滋长，担忧我们这一代将无法担起肩上的重担——建立我们的国家、实现我们的梦想。我陷入全然的焦虑和担忧中。当我回想那些偷盗、洗劫和肆无忌惮的掠夺，我意识到，这些并不仅仅是孤立的事件。所有这些叠加起来，催生出一个腐败的时代。我提出这个问题，是本着郑重的态度、深入的思考，以及带着历史维度的反思。我们所有人，将为这个时代承担责任。我们将面临审判。而我感觉在审判中，正义并不在我们这边。现实给了我这样的印象：这个国家的快速转变，以及这个国家的希伯来力量的快速转变，驱使着人们走向疯狂。否则无法解释这样的行为、这样的精神状态，希伯来青年（尤其是当中的青年精英）的行动。这个国家从数千年中的弱势中锻造而成的道德准则，现在正迅速地堕落、恶化和瓦解。”

占领吕大城的军政府首长就是那位塑造马萨达的人。尽管，就他个人来说，什马利亚胡·古特曼是世俗而理性的；但他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的方式是神秘的。他将革命运动视作一个人在灭亡边缘的生命爆发，视作一个失败国家不再等待弥赛亚、主动承担弥赛亚使命的雄心壮志。他坚信这50年来，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就。每一次，一波移民浪潮消退，另一波又出现。每一次，一代人衰弱了，下一代人就伸出强壮的手接过了火炬。然而，在20世纪40年代，有一些东西却变化了。阿拉伯问题，一直存在的阿拉伯问题，此时突然给未来打下了一个问号。全国各地，阿拉伯村庄开始走向现代化，阿拉伯城市开始变得更繁荣。新兴的阿拉伯知识分子阶层促进了强烈的民族意识的觉醒，开始结成独特的、高度危险的“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这一身份认同。所以，旧式的犹太复国主义道路不再适用。所以，渐进地赎买土地，渐进地迁入训练有素的移民，渐进地、自下而上地建立一个犹太民族国家都不再适用。于是，有必要采取不同的举措。战争固然是不人道的，但它允许一个人做出和平时期不能做的事情，它可以解决和平时代不能解决的问题。

距离古特曼率领他的第一批46名学员登上马萨达已经过了六年半。自那次以后，他又把数千人带上了马萨达，独力地改变了一代人。而现在，他的工作已然不仅仅是激励年轻一代。在接下来的几年，他已经变成了一名杰出的情报员。在第一次马萨达之旅后，他就利用他的阿拉伯语、他的狡诈、他的敏锐直觉，协助搜集阿拉伯诸多村庄的情报。每一份情报文档都包含一张航拍照片、一张地图和一张人口统计细目表，以及村庄的领导人、力量及弱点、道路和偏僻小径和指挥所。每一份村庄的文档，都意味着一个村庄的覆灭。

这几年里，古特曼的思想秘而不宣。只有同他最好的朋友——哈加纳的参谋长伊斯雷尔·加利利——在一起的时候，他才可能显露坦诚的一面。只有他们两人私下相处，他们才会讨论那些不能讨论的事情——那些心里明白、不能言明的、道德禁止的事情。当这场规模宏大的、不可避免的战争开始谋划时，显而易见，这两位密友将战争的第一要务定为：确保清出一个阿拉伯的无人区——为了犹太人领土的延续和统一。古特曼坚信，这个任务可以完成。他非常了解这些阿拉伯人，推测出他们还没有形成一个层级分明的内部结构，或者说，不具备国家主权的精神。他相信，一旦这些阿拉伯人遭遇犹太复国主义的组织、决心和火力，他们将痛快地离去。

1948年的战争爆发时，古特曼正负责帕马奇的特殊秘密情报站。哈加纳的保守派阿拉伯专家们，仰赖他们与全国范围内的友好阿拉伯村庄签署的和平条约，古特曼与他们展开了激烈辩论。古特曼声称，当事态严重时，即使是最忠诚的阿拉伯人村庄领导人都无力承担来自泛阿拉伯世界的压力，他们将撕毁条约，转而对付犹太人。这些阿拉伯盟友的确在这几年成为犹太人的支持力量，而就在保守派依然致力于打造阿拉伯联盟之时，这位精力充沛的教育家和阿拉伯专家，却自始至终认为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与阿拉伯人之间会爆发一场战争。这场宏大的战争将是你死我亡的争夺。

古特曼居住在那安，这个他协助建造的基布兹就在距离吕大不远处。那安隔壁就是阿拉伯村庄那安尼哈和贝都因村庄萨塔利亚。萨塔利亚建于58年前，为了给雷霍沃特殖民地的柑橘园腾出地方，萨塔利亚的部落从杜兰的土地上被驱逐到这里。1948年春，那安基布兹的领导人与萨塔利亚部落的首领会面，犹太人与贝都因人宣誓彼此效忠。但古特曼却不能忍受双方虚伪的天真。他站起来，对贝都因首领们说道：“伟大的战争即将到来。当战争来临时，那安基布兹无法支持你们，或者保障你们的未来。”萨塔利亚的部落首领立即听出了言外之意。第二天一早，萨塔利亚的贝都因人就匆匆离开家园，逃往加沙。几个星期后，那安尼哈的村民们也逃了。无须举手之劳，无须承担任何战事，古特曼就成功地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两个村庄的居民就这样消失了，即使他与村民们相交颇深，即使他们之间维持了15年的亲密友邻关系。

与军团指挥官、布尔多瑟以及受训组员不同，古特曼清楚地知道这一点。他完全知晓他正面临的悲剧和道德困境。他一直都知道，他这一代人的使命就是清除这个国家的阿拉伯人；也知道，这个任务会有多么可怕。这就是为什么他一直在寻求多种“世故”的方式来清除他们。他并不想杀死或者驱逐他们，他只是要引导他们自愿离去。

古特曼被分配到吕大担任军政府首长完全是出于偶然。1948年7月11日，他正因为一些情报事务前来寻找伊加尔·亚伦和伊扎克·拉宾。他从那安驱车赶往特拉基色附近老赫伯特·本特威奇的产业，最终却在被攻占的、荒废的达尼亚尔村找到了两位将军。当他们在达尼亚尔注视着军队挺进吕大，亚伦告诉古特曼，一旦这座城市被占领，他将是吕大城军政府的首长。古特曼便问亚伦道：“我应该如何处理那些阿拉伯人？你有什么要嘱咐我的吗？”“我没有什么嘱咐你的，”亚伦回答，“你将看到事态的发展，当它们发展时你就可以行动。你可以做任何你认为必须做的事。”

黄昏时分，古特曼抵达吕大，成为军政府首长。在黯淡的暮色里，他看见几千人排成长龙，静静地涌向大清真寺。他们主动接受圈禁，否则宵禁时间后任何在外面的人都要被射杀。夜幕降临时，成千上万的恐惧的人类聚集在高天顶的屋子里祈祷。这里闷热、拥挤，令人窒息，没有食物，没有水，空气浑浊，也没有坐下或躺卧的空间。在这里待上几个小时，那些病弱的人和年幼的孩子就会窒息而死。

午夜时分，军政府首长释放了女人和孩子。然后，他释放了磨坊主和面粉店主以保证面粉供应，令面包师去烘烤皮塔饼，又释放了水井的操控人员来供应清水。稍后，他释放了两百个来自那安尼哈的难民，提供给他们食物、水、骆驼、驴子，让他们可以在灾难降临之前逃离这个城市。到了早晨，他释放了大部分的青少年。尽管这样，清真寺里还是拥挤不堪。上午，第三军团全面接管整座城市后，事态再次恶化，更多的人涌进了清真寺，他们的双手高举过头顶，眼里充满恐惧。

7月12日，正午的枪声突然响起时，这位军政府首长正在圣约翰大教堂的教区与吕大的政要们谈判。第三军团的行动长官被派往镇子查看到底出了什么该死的事情。几分钟后，一个激动的年轻士兵前来报告，说有人从小清真寺里扔出了手榴弹，投向他的战友们。军团指挥官转向军政府首长，露出一个讽刺的笑容：“您怎么说，首长？您要下达什么命令？”他这样问道。但军政府首长没有挖苦也没有被逗乐。他意识到，如果他不迅速而果断地采取行动，事态将会失控。于是，他建议向每一座开火的房屋射击，把子弹射进每一扇窗户，射杀每一个被怀疑参与暴动的叛乱分子。

古特曼形容接下来的30分钟是他一生中最难挨的30分钟。几十年后，当他复述这起事件时，录音带里他的声音依旧显得紧张不安。那些恐慌的喧闹，永不止息的枪响，上帝的义怒，当枪声终于止息，寂静是那般的甜美。然后，部下通报在小清真寺发生的事实。这位军政府首长只得命令他的部下埋葬死者，抹去不利的证据。

古特曼现在清楚，木已成舟，吕大城的命运也已经注定了。已经无法回头。但是，因为他没有收到驱逐令，他不能变出一份。他回到阿拉伯政要们聚集的圣约翰大教堂教区，控制住自己，做他必须做的事。他告诉这些达官贵人们，吕大马上就要爆发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为了争夺国际机场。他说，就像他们看到的，在大战中，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恐惧的政要们询问，如果他们请求离开，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这可是个不吉利的问题，”军政府首长回复道，“我必须好好想一想。”他走进隔壁房间休息，放松他的大脑，暗想，如果这一大群阿拉伯人不在这里的话事情将多好解决。但他仍然决定，不管怎样，他不会命令阿拉伯人撤离。于是，他顶着巨大的压力返回政要们那里，告诉他们，他必须同上级再次磋商。

当他们第三次会晤时，阿拉伯的政要们已经陷入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他们请求离开吕大城，只附加一个条件——释放被扣押在大清真寺的所有囚徒。第三次，这位军政府首长以磋商为由离开了。但这一回他折返回来，带着两名陪同的年轻军官——他请他们来见证这番决定命运的谈话。

政要们：“那些被扣押在大清真寺的囚徒们，他们的结果会是怎样呢？”

古特曼：“你们过去怎样把我们投进监狱，我们就将怎样对待他们。”

政要们：“不，不，请不要做那样的事。”

古特曼：“为什么？我刚才有说什么吗？我说的不过是你们怎么对待我们，我们就将怎么对待你们。”

政要们：“请不要这样，主人。我们请求您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古特曼：“好吧，我们不会这样做。从现在起，十分钟以后，所有的囚犯都会被释放。叫他们离开清真寺，离开他们的家，离开吕大城——连同你们以及吕大的全部人口。”

政要们：“谢谢您，主人。上帝保佑您。”

古特曼觉得，他已经达成了他的目标。占领、屠杀和精神压力产生了预期效果。在这一天结束的时候，在48小时的炼狱生涯后，他并没有命令吕大的人民撤离。在屠杀的间接威胁下，是吕大的领导人令他们撤离。

现在，古特曼从教区穿过了街道，走进大清真寺。他面向人海，告诉这些囚徒们他们可以自由离开。他告诉他们，根据吕大政要们的决议，吕大居民必须在一个半小时之内撤离吕大城。严禁携带武器，严禁乘坐轿车或者电车，但可以携带其他财产——只要他们立即离开吕大城。

这位军政府长官简直不敢相信他的眼睛。成千上万的人，低着头，离开了大清真寺。没有人抱怨，没有人诅咒，没有人唾弃他。他们完全屈从地排着队走出去，散开了。他爬上大清真寺高高的尖塔。从这处制高点，他注视着混乱把这座城市吞噬。吕大的民众匆匆打包所有他们能拿走的东西：面包、蔬菜、海枣和无花果，袋装的面粉、白糖、小麦和大麦，银器、铜器、珠宝、毛毯、褥子。他们手里拖着不堪重负的行李箱，背上驮着由床单和枕套制成的简易包囊。所有的东西都压在了马车上，驴子上，骡子上。所有的事情都在匆忙和恐慌中完成，仅仅用了一个半小时，一个小时，甚至半个小时。

古特曼从尖塔下来，走到镇子的东角，俯瞰贝谢门。离开城镇的平民们聚集成了一支长长的、圣经化的、数千人的队伍。当军政府首长注视着这支被放逐的行伍，注视着人群中那一张张脸孔，他想着，如果耶利米（Jeremiah）[13]在他们当中，又会如何哀叹他们的灾难和耻辱。突然间，他心中涌上一股冲动——加入行进的人群中，成为他们的耶利米。在那么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作为他们的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他希望成为吕大民众的耶利米。

在他终于描述完行进的队伍后，军团指挥官的话题转回到自己身上。站在他的指挥车旁，他注视着吕大的人民走在路上，背上背着由毯子和枕套制成的沉重袋囊。逐渐地，他们卸下了背不动的包袱，将阻碍他们前行得更远的背囊丢弃在路边。在这酷热的天气里，忍受可怕的口渴，老人和女人们濒临崩溃。就像古犹太人一样，这些吕大的人民走向流亡。

看着这支队伍，军团指挥官会感到内疚吗？没有内疚，没有怜悯，他在磁带里这样说到。随即，他把话题从人性体验转到全局的战略背景上。“伊扎克·特本金支持驱逐阿拉伯人，”他告诉我道，“特本金看得十分清楚。他所处的职位并不能下达特殊命令，但他对帕马奇总部做出了宏观指示：战争为解决阿拉伯问题提供了一次性的机会。伊加尔·亚伦同样也这样认为，是时候让他们离开这里了，他们必须离开。亚伦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但他说阿拉伯人绝不能留在这儿，否则，这里将不能被称为一个国家。”当亚伦委任这位军团指挥官时，他明确地告诉他：你所战斗之处，不应该留下阿拉伯人。于是，这样的情形出现在提比利亚和塞菲德，出现在加利利的村庄，出现在吕大山谷的村庄里——伊拉巴、达尼亚尔、基姆祖、达哈里亚和哈迪萨。“只有吕大城出现了混乱，因为这座城市规模庞大，东边又有军队围城，战斗一旦打响，这些阿拉伯人没办法逃离。”

这支队伍产生的原因来自一个早先制订的驱逐计划或者一份公开的驱逐令吗？“不，不，”受惊的军团指挥官答道，“拉尔拉行动是由以色列国家直接指挥的。在1948年7月，戴维·本·古里安已经是这个主权国家的总理。进攻吕大的部队正是新诞生的以色列国防军的军队。大灭绝是这起事件的背景。本·古里安总理没有指示以色列国防军清除阿拉伯人，深谋远虑的伊加尔·亚伦也没有这样做。亚伦清楚地知道本·古里安没有下达驱逐令。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不能驱逐人民。但是，本·古里安和亚伦都认识到，绝不能允许一个阿拉伯人的吕大城依旧矗立在国际机场旁边，矗立在距离特拉维夫不远的地方。如果我们允许它保留，我们将不会胜利，也会丧失国家的意义。本·古里安和亚伦之间也许有过口头交流，但没有下达书面命令。”

亚伦和军团指挥官同样没有下达驱逐令。但军团指挥官在帕马奇接受的训练使任何命令都显得多余。他知道自己必须做的事，即使没有任何人告诉他。于是，当约旦装甲车开进吕大城时，至少，还有一个借口，事实就是这样：约旦人的大军向以色列中部进发，从东部袭击了吕大。第三军团遭受了内外夹击的压力。吕大拥有大量人口，又有相当多的约旦军队在吕大东部集结。于是，当吕大的阿拉伯人向军政府首长询问他们是否可以离开，告诉他们向着阿拉伯军队行进就有了战略意义。“这是一个有利的结果，”军团指挥官说，“百分之百奏效，从吕大城撤离的平民队伍让阿拉伯的军队只能东进。这样一来，不费一枪一炮便扫平了大片土地。”

然而，当我请求这位军团指挥官回忆一下地点、时间以及个人体验时，他显得非常吃惊。亚伦和拉宾离开了吕大，赶往另一处前线阵地，于是，驱逐吕大平民的责任就落在了这位军团指挥官、他的副手、他的团长，以及军政府首长的肩上。这四名军官不得不面对东部再次开战的危险，以及城中士兵们疯狂掠夺造成的混乱。他们必须负责埋葬我们的战友和阿拉伯人。还要看顾那支行进中的队伍，可怕的、由成千上万的人组成的撤离吕大的队伍。

“军官也是人，”军团指挥官说，“而作为一个人，你此时突然面对一个分岔口。一边是青年运动，青年村，以及莱曼医生留下的宝贵遗产；另一边则是吕大城中的残酷现实。你惊讶于自己所惊讶的。你这么多年的训练就是为了这一天，你准备了那些村庄的档案文件，你被告知不可避免的一场战争正在迫近，你被告知这些阿拉伯人必须离开。但即使这样，你还是震惊了。在吕大，战争就像它本身那样残酷，充满杀戮，劫掠，愤怒和复仇的感情。然后，那支队伍走过来了。尽管你强大、训练有素又适应力强，但在某种程度上你仍然感到精神崩塌。你感到你所接受的一切人文教育都在崩溃。你看看那些犹太士兵，再看看这行进中的阿拉伯人，然后，感到一种沉重的、深沉的悲伤。你感到就像正面对什么无限的东西，你根本无法处理，甚至都不能伸手握住。”

布尔多瑟记不得那支队伍，因为他朝小清真寺射出反坦克炮弹后就受伤了。他失去了意识，被送到医院。几天后苏醒过来，他的战友们过来告诉他，他做得很对，他杀死了70个阿拉伯人。他们这样说，是出于看到他负伤流血的愤怒，他们当时还冲进了小清真寺里，用全自动火力的枪械向幸存的伤者扫射，然后闯入附近的民居扫射他们能找到的任何一个人。晚上，他们被命令清理小清真寺，移出寺里的70具尸体并安葬他们。于是，他们带来另外8个阿拉伯人，命他们挖掘葬坑，然后又射杀了他们，把这8个人同那70具尸体埋在一处。因为，自小清真寺的枪击事件后，他们不再犹豫彷徨，而是强硬如钉。“这些家伙放弃了高尚的举止，”布尔多瑟道，“他们知道该做什么，并且去做。而他们所做的，与驱逐吕大人民并将他们赶出犹太国家边界的决定相一致。”

来自受训组的一个小伙子清楚地记得那支队伍。他记得，上午小清真寺大屠杀过后，他们连队的任务就是清理小清真寺的东区。他记起一份明示的驱逐文告，指示驱逐阿拉伯人，要把他们赶出城，驱逐所有的阿拉伯人。这名理想主义的第三军团士兵，穿行在吕大的现代街区，沿着笔直的街道挨家挨户地用阿拉伯语叫喊：“Yallah，Yallah.”（快走，快走。）他们向天空鸣枪，恐吓并催促吕大新兴中产阶级的穆斯林和基督徒家庭。这些富裕的阿拉伯人惊慌地召集孩子，带着他们的驴、马以及财物，在酷热的天气里走向城郊，踏上通往贝谢门的马路。

其他小伙子记得的要少一些。他们对吕大的记忆并不是很清晰。他们记不得在那关键性的几个小时里他们在做什么。那7月里的三天时光，他们能回忆起来的，只是一些零散的图像：一个被占领的城市，紧闭的窗户，白旗，大清真寺里拥挤的人群，小清真寺响起的枪声，半小时的炼狱，之后便是死一般的寂静。然后便是在寂静中，被击败的阿拉伯人排成沉默的队伍，他们的手举向天空示意乞降。于是现在，年轻的士兵可以骑着抢来的自行车满大街乱逛，闯进吕大的奢侈品商店，带走照相机、留声机、收音机、地毯、水烟以及精美的铜器。他们没收了卡车、拖拉机、联合收割机以及柑橘园，以供未来的基布兹建设之用。还有供未来的基布兹驱使的巴士，他们在里面装满了吕大各式各样的商品。这时，在一个无法解释的暂停之后，我所采访的这些男人注意到了那支队伍。即使这么多年过去了，当他们描述那支由老人、妇女和孩子组成的队伍，以及这些人遗弃再也搬不动的日用品所留下的长长的痕迹时，他们的声音听起来依然是那样令人震惊。一袋袋的面粉、白糖、小麦、自行车、褥子、孩子们的玩具、衣服、鞋子。

受训组的领导人对那支队伍记忆深刻。在他受伤前，他还闯入一家理发店，找来干净的毛巾和酒精，为在战斗中受伤的吕大儿童包扎伤口。在小清真寺旁的战壕里受伤失去右手后，他被送到市中心的临时战地医院接受治疗。当医护人员用绷带给他包扎、用吗啡给他镇痛时，他听到了镇压吕大起义的严厉命令。然后是反坦克炮的声音，以及机枪地狱般的“啪哒哒哒”声。第二天，当一辆军用救护车载着他撤离至贝谢门的野战医院时，他们撞见了正撤离吕大的队伍。透过救护车的窗户，受训组的组长看见了一幅超现实主义的图景：老人、妇女和儿童，拖着驴子、骡子、马车，带着婴儿车走在路上，脸上挂着大难临头的表情。这位受训组领导人再也不确定，他究竟同情哪一方更多。是他死去的战友，他自己，他这一代人，还是这成千上万的穿越吕大山谷的民众？

古特曼同样记得这支队伍。他爬下了尖塔，走在这些行进者之间，这位军政府首长心绪翻涌。他扪心自问，他鼓励军团的士兵向吕大的民居开火是不是做错了，会不会还有其他的方式来避免已经发生的一切。然后，他沉默地自答，如果不这样做，犹太复国主义事业将可能覆灭。他看着这些行进中的男男女女，他震撼地发现他们脸上的表情是无动于衷的，即便他们现在丧失了主权，丧失了尊严。他难以理解，一个城市、一种文明，竟能就这样被摧毁。在城镇外，军政府首长看到数百名，甚至数千名的民众围着一口井汲水，缓解7月的干渴。一个人跌落到井里，另一个人在惊慌中被踩踏致死。他看到骚乱的人群中有一个年轻的女人正跪着生产。他看到一个男孩迷路了，他的母亲大喊着寻找走失的孩子。他看到士兵们强迫队伍中的人上缴现金、手表和珠宝。他制止了这些士兵。他看到在两排武装的犹太士兵之间，数目如此庞大的巴勒斯坦人如何离开了城市，排成一支长队。队伍变得越来越长，走出了吕大城，穿越了吕大山谷，经过了贝谢门可爱的犹太复国主义青年村。

对这支队伍记忆最完整的要数奥特曼·阿布·哈曼德（Ottman Abu Hammed）。他的祖父曾在阿提德工厂同犹太人一起工作，并帮助犹太人种植了橄榄林。他的父亲曾经为青年村供应蔬菜，待莱曼医生如朋友，并陪同他在吕大注射霍乱疫苗。他自己则在童年时期经常地拜访贝谢门的青年村。他热爱着那里的现代化牛棚和游泳池，以及穿着卡其布短裤、露出晒黑美腿的姑娘们。

奥特曼跟受训组的小伙子们差不多年纪，但1948年战争爆发时，他远比他们更无辜。他缺乏良好的教育，也没有任何政治意识，他真的完全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只记得他的父亲试图阻止对贝谢门的攻击。他的父亲在田野跟贝谢门的人见面，然后，他的父亲被指控叛国，又在最后一刻从行刑队处逃离。对奥特曼来说，1948年夏天的吕大，就是一座充斥着隆隆爆炸声的城市。成千上万的难民从雅法、塞菲德、那安尼哈逃到吕大，为这座城市带来金钱。随着食品和蔬菜的价格飙升，当地居民赚得了两倍至三倍的利润。咖啡馆营业至夜深，跳肚皮舞的舞者无处不在。镇上到处放着音乐沉浸在娱乐氛围中，而女孩们随处可见。

奥特曼同样也记得暴力。开往贝谢门的犹太车队遭到袭击，乘客遇害。一辆吉普车的犹太人司机被谋杀在主干道上。一天，两个年轻的犹太小伙子和一个年轻的犹太姑娘的尸首被带进镇子，他们在附近的一个村庄被抓获、女孩被强奸，然后三个人全部被杀害。当这三具被侵犯的尸体在吕大繁华的商业大道被展示时，奥特曼惊得目瞪口呆。但无论是这个18岁的青年还是他的家人，都想象不到那即将到来的未来。当吕大在7月10日夜晚遭受一支犹太空军的炸弹袭击，又在7月11日遭到犹太炮兵的炮袭时，他们完全震惊了。当11日中午一支犹太装甲队扫射吕大的街道，留下数十具尸体时，他们完全震惊了。他们惊骇、恐惧、沮丧。

奥特曼记得，7月11日的晚上，犹太士兵突然地出现在附近。安装在吉普车上的大喇叭叫喊着，命令所有的男人都进入大清真寺。奥特曼跟随他的父亲走出来，加入到街上成千上万的人群中。清真寺里闷热而拥挤，没有地方坐卧。奥特曼吓坏了。他哭着，泪水把自己打湿。当小清真寺大屠杀的一些消息传来，人们更加恐惧。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没有人知道，这些犹太人还能做出什么事情。他的父亲合上他的眼睛祷告。奥特曼感到极度的恐惧。但第二天，噩梦般的36小时后，犹太人似乎与政要们达成了一致。最终这些阿拉伯人被允许走出清真寺。尽管奥特曼的父亲注意到，小清真寺受害者葬坑的疏松土壤，但他相信，生活现在将回归到正常轨迹。

当他们回到家里，母亲欢迎他们，就好像他们死后复活一样。几分钟后，有人敲门。两个士兵站在那儿，大声叫嚷道：“Yallah，Yallah。收拾你们的东西，赶紧离开！去阿卜杜拉国王（King Abdullah）那儿，去约旦！”其中一个士兵敏感而羞涩，显然，他并不喜欢现在正在做的事情。但另一个留着薄薄一层胡须的士兵，非常享受现下的每一分钟。父亲从口袋里取出一封希伯来语书写的信件，在信中莱曼医生为他正派的阿拉伯朋友做担保，希望这位贝谢门的朋友不要受到伤害。但大胡子的士兵一点都不在意。他把信一丢，用他的枪口抵着父亲的胸口，说道：“如果你不马上滚蛋，我就开枪。快滚去阿卜杜拉那里。”

母亲哭起来，她以为父亲就要被开枪打死。而父亲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陷入了震惊中。他低着头，叫母亲赶紧收拾所有能带走的东西。然后去召集祖母、三个姑姑，和他的两个儿子。在两名犹太士兵的枪口下，阿布·哈曼德家族匆忙地收拾行李：面粉、大米、白糖、珠宝、床褥。他们将行李装上马车，又帮助半瞎的祖母跨上驴子。

最令奥特曼感到耻辱的，就是在吕大市郊的检查站，那些士兵对女人进行搜身。一个士兵拿走了奥特曼身上的现金，另一个取走了他的手表。犹太士兵的黄麻袋里，迅速地装填着项链、耳环、银器和金器。而女人们——不论老少——所遭受的羞辱证实了他们所有人现在是多么屈辱。

奥特曼牵着马的缰绳，他的父亲在后面推着马车。道路非常狭窄，拥挤得令人不堪忍受。孩子们大声叫嚷，女人在尖叫，男人们在流泪。有人说一个母亲丢失了她的男婴，又有人说一个母亲遗弃了她的女婴。一辆犹太人的吉普车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车上的士兵吹响了号角，催促人们向前，向前。犹太士兵在他们头顶上鸣枪。不能停步，不能往回走，不能向后看。

在匆忙中，人们急于携带面粉和大米，而不是水。所以，现在没有水，而酷热令人难以忍受。镇外，一个人跌落到井里，当他被拉上来时，人们吸吮他的湿衣服。人们吸吮野地里找到的西瓜，茄子，任何含有水分的东西，只要能暂时缓解他们兽性的干渴。大部分女人都穿着传统的黑色长袍，头上顶着麻袋。一些男人穿着传统的阿拉伯长袍，一些穿着优质的欧式西服。时不时有家庭退出队伍，在路边停下来——埋葬因酷热而夭折的婴孩，向因疲劳而倒下的老祖母做最后告别。不一会儿，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一个母亲把她哭号的婴儿丢弃在树下。奥特曼的堂姐把她的孩子遗弃在另一棵树下——她再也受不了一周大的婴儿发出的饥饿的哭号。但奥特曼的父亲命令她回去树下把孩子带回来。尽管，父亲也是绝望的。他看起来都快失去理智。他一边推着沉重的马车，一边诅咒犹太人，诅咒阿拉伯人，诅咒上帝。

在距离贝谢门不远的地方，发生了一起意外。一群穿着制服的犹太人站在两辆指挥车旁，注视着这支队伍。其中一个人大声叫着父亲的名字。父亲抬起眼皮，走向那位指挥官。贝谢门的毕业生，以及贝谢门的蔬菜供应商，面对面地站在夏季的田野里，两人沉默无言。最后，那位指挥官说父亲可以留下。父亲说如果他留下，他将被视为叛徒，会被处死。指挥官返回指挥车，带下一罐子（jerry can）[14]的水，搬至父亲的马车上。指挥官看着父亲把水喂给他的母亲，他的妻子，他的弟媳，他的儿子；看着父亲拉着他的家族马车，重新加入队伍，一直向东。

我开车驶向吕大。现在正是7月，热浪令人窒息，就好像回到了1948年的7月。厚重的黄色雾霾堵塞住吕大山谷。小清真寺因为最近装修而关闭，但大清真寺是开放的。我穿过了吕大居民们曾经迈进的石头大门，穿过了他们曾经涌入的方形庭院，站在高高的圆拱之下——他们曾经站在这儿足足36个小时。几码远的地方就是庄严的圣乔治大教堂。穿过小路，就到了军政府首长古特曼与吕大城的政要们举行会谈的教区。

这里曾经耸立的老式石屋、橄榄油榨油作坊、旧城的胡同小巷，在20世纪50年代被毁坏了。但是，站在这一平方公里的咫尺之地（它曾经坐落于古老的吕大）你还是会感觉到，有些事情错得离谱。这里有一处古怪的建筑遗迹，那里又有一处无法解释的废墟。在丑陋的贫民窟、破旧的市场、廉价的商店之间，很明显，吕大还有着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痕。不像以色列攻占过的其他巴勒斯坦城市，这里的巴勒斯坦人依然感觉得到伤痕的存在，不像其他地方靠现代化遮掩了过去，在这里过去依然存在。

我应该为犹太复国主义洗手以示无辜吗？我应该对犹太民族运动在吕大的行径置之不理吗？就像军团指挥官一样，我面对着某些极广大的东西，以至难以处理；就像古特曼一样，我看见一个自己不能操控的现实；就像受训组领导人一样，我不仅仅是悲伤的，我还感到恐惧。当一个人打开这个黑匣子，他就会明白，尽管小清真寺大屠杀是基于一个误会而引发一系列悲剧的意外事件链，但占领吕大、驱逐吕大居民却不是意外。它们是犹太复国主义革命不可避免的阶段，奠定了犹太复国主义国家的根基。吕大是我们的故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当我试着坦诚地对待它时，我看到选择是如此明显：或者因为吕大拒绝锡安主义；或者，连同吕大一起，接受锡安主义。

就我而言，有一点是清楚的：军团指挥官和军政府首长有权对假惺惺的以色列自由派生气，这些人在几年后谴责他们在吕大做下的事情，却享受他们行动的成果。我谴责布尔多瑟，否定那位狙击手。但我并不责备军团指挥官、军政府首长以及受训组的小伙子们。相反，如果有需要，我将站在受责的一方。因为我知道，如果没有他们，以色列的国家将不会诞生；如果没有他们，我不会诞生。他们做了肮脏的、龌龊的工作，但令我的同胞、我自己、我的儿女可以生活。

在东方，银色的橄榄园消失了。阿提德工厂的遗迹也消失了。那久远的吕大阿拉伯人的田地，现在已成了以色列基顿合作社和贝谢门合作社枯萎的向日葵花田。莱曼医生的青年村依然矗立在这里，但自1948年战争，以及莱曼医生1958年去世后，它的精神也消失了。现在，在缓坡下矗立的是一栋毫无特色的建筑，一个毫无特色的教育机构。只有仍然耸立的一排长长的、红屋顶的建筑（那曾是为欧洲的孤儿们建造的）向人们证明，贝谢门曾经是什么样的，它又希望成为什么样子。贝谢门的庭院仍然保留，一个主项目正在准备对它实行保护。

我从贝谢门青年村的制高点眺望吕大山谷。我看到了吕大的城市，以及大清真寺的高高尖塔。我看到了消失的橄榄园，消失的赫茨尔森林，消失的阿提德工厂，消失的莱曼青年村。我思索着在这里发生的悲剧。在犹太复国主义以基什尼奥夫大屠杀的名义进入吕大山谷的45年后，它在吕大山谷煽动了一场人类的灾难；在犹太复国主义以无家可归的名义进入吕大山谷的45年后，它将一群无家可归的人遣送出山谷。在沉重的热浪下，透过阴霾，沿着干燥的棕色田野，我看到那支队伍正向东进发。这么多年过去了，那支队伍仍然在向东进发。因为队伍——就像吕大的队伍——永不停步。

[11]　现在叫考那斯（Kaunas）。

[12]　指人民，犹太人的习惯表述。

[13]　耶利米，是《圣经》中犹大国灭国前，最黑暗时的一位先知，被称作“流泪的先知”。

[14]　军用盛装液体的罐子，一罐装4 ~5加仑的水或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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