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马萨达，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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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4月15日，响起了第一声枪声。黑暗的清晨，在撒玛利亚山上图勒凯姆路的非法检查点，大约有20辆车被拦截下来，停泊在一排排山岩和沥青桶旁的小站。头戴面罩的武装人员要求每名司机和乘客交出钱财，以支持阿拉伯事业所需的步枪和弹药。但是，当55岁的兹维·丹嫩贝格（Zvi Dannenberg）和70岁高龄的伊斯雷尔 ·哈赞（Israel Hazan）开着满载雏鸡的卡车驶向特拉维夫的市场时，卡车被歹徒拦截，持枪的歹徒认出他们是犹太人，将他们拽出卡车并射杀。丹嫩贝格当场死亡，哈赞因失血过多死在了未熄火的卡车旁。
第二天，沙仑平原的艾普鲍姆香蕉园，两个穿着卡其布衣服的犹太人来到了阿布·赖斯（Abu Rass）的临时小屋。当时，已近午夜，阿布·赖斯听到敲门声，起身为这群不速之客打开了门。这群人向他和他同屋的埃及人开了11枪。阿布·赖斯当场死亡，他的埃及室友在漆黑夜色中爬行100码后虚脱而死。
第二天，伊斯雷尔·哈赞的葬礼在特拉维夫市中心举行。很快，送葬的人群失去了控制，葬礼变成愤怒的示威游行。成百上千的人聚集在街上，高喊复仇。几伙人试图将镇上正准备开始一天工作的阿拉伯卡车司机和鞋匠以私刑处死。“在血与火中犹太陨落，”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大声呼吁道，“在血与火中犹太将得到复兴。”
两天后，谣言在雅法蔓延，宣称四名阿拉伯人在特拉维夫附近遭到谋杀。几百名阿拉伯人涌上街头，向城市的警察局和政府总部进军，要求他们交出那些“死者”的尸体。随后，他们成群地聚集在街道的每个角落，等待那些牺牲的阿拉伯人的尸体，向犹太人的巴士、出租车、汽车扔石头，攻击每一个路过的无辜犹太人。
一名23岁的法官助理，哈伊姆·帕什哥德（Chaim Pashigoda），在前往雅法司法登记办公室的路上，被一群手持石头、锤子和刀的巴勒斯坦人袭击并杀害了。埃利泽·拜索基（Eliezer Bisozky），一位上了年纪的操依地语的犹太人，试图逃离愤怒的雅法城。他跳上了一辆前往特拉维夫的马车，不幸又摔了下去，落到暴民手中，被拳打致死。30岁的泥水匠哈伊姆·科恩菲德（Chaim Kornfeld）和34岁的维克托·库珀米兹（Victor Koopermintz），正在雅巴尼亚的专属阿拉伯区粉刷一栋宏伟的阿拉伯宅邸，从柑橘园港口而来的暴徒将他们殴打致死。同样被打死的，还有伊扎克·弗伦克尔（Yitzhak Frenkel）和耶胡达·希曼托维（Yehuda Siman-Tov）。电工戴维·夏巴多（David Shambadal）来到一家咖啡馆安装新的照明系统，被一帮阿拉伯青年剁成肉泥。齐利格·莱文森（Zelig Levinson）在雅法边境遭到步枪扫射身亡。
第二天，又有7名太人遇害。短短三天里，16名死于阿拉伯暴行的受害者被埋葬在特拉维夫，80名伤者在市内医院接受治疗。由于血液短缺，还发动了公众献血。
在接下来的一天，国内巴勒斯坦领导人呼吁总罢工。现在，暴力采取了一种新形式。在耶路撒冷，在卡法梅纳科姆的众多基布兹，在北方的贝尔福森林，暴徒们开始纵火。哈罗德山谷的田地被焚毁，成百上千德南的柑橘园被砍伐或者夷平。三周后，5月13日的耶路撒冷旧城，两名犹太人被谋杀。5月16日，在耶路撒冷的爱迪生电影院，一群观众正走出场厅，当中的三名犹太人遭到狙击手射击。8月13日，在萨菲德，一伙暴徒闯入一家正统犹太人的宅邸，杀害了正睡觉的父亲、16岁的儿子、9岁和7岁的女儿。第二天，4名犹太人正开车前往位于卡梅尔森林一处静谧山庄休养，遭到阿拉伯人伏击。第三天，在距离雷霍沃特不远的萨拉班德，一名犹太人被谋杀。就在萨拉班德被害人的葬礼仪式上，暴徒从一辆过路火车上向特拉维夫繁华的赫茨尔大道投掷了一枚炸弹，造成19名犹太人受伤，一个8岁的犹太男孩死亡。第二天，在雅法公立医院，前来上班的两名年轻犹太护士被射杀身亡。三天后，一枚步枪子弹射穿了一名学者的头骨，那时他正在耶路撒冷自家简陋的书房中研读一份古老的伊斯兰手稿。接下来的一天，在卡法萨巴柑橘园工作的一名犹太女工和三名犹太男工在下班回家路上被谋杀。
整个犹太社会惊骇万状。的确，之前曾有过类似的暴行。1920年3月，曾在加利利北部爆发了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的第一次对峙。1920年4月，耶路撒冷发生了几次骚乱。1929年8月，在希伯伦和萨弗德发生了大屠杀。但是，所有这些都是短促零星的暴力事件，来得快也去得快。一位英国官员将之精确地描述为内盖夫地区的山洪暴发（内盖夫位于巴勒斯坦南部沙漠）。然而，1936年的持续暴力事件是不同的，它在巴勒斯坦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席卷全境的矛盾冲突。因为，它伴随着巴勒斯坦总罢工，并且由巴勒斯坦国家机构推动，它不会被误解为别的含义，其本质就是：阿拉伯——巴勒斯坦地区集体的民族主义大起义。
1936年的春末和夏初，犹太复国主义的反应是很拘谨的。直到下半年的8月，阿拉伯恐怖袭击的四个月之后，犹太人才采取了第一批的报复行动。1936年的夏季80人死亡、400人受伤的伤亡数字，烧焦的田地，被夷平的柑橘园，路边的伏击以及持续整晚的枪击，改变了犹太人的集体意识。1936年4月至8月发生的残酷事件，将犹太复国主义从一种乌托邦式的幸福状态推至反乌托邦式的斗争状态。由于巴勒斯坦民族主义现在主张并要求立即停止犹太移民，所以，现在无法忽略阿拉伯人定居这片土地的事实，无法忽略阿拉伯人唾骂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事实。犹太民族解放运动必须认识到它正面临着一场阿拉伯解放运动，而这场运动试图驱逐已定居在海岸线一带的犹太人。
日复一日，报纸刊登都是死者通告，以及诸多的葬礼演变为游行的报道。但是，在犹太社会里，并没有恐慌或者绝望。相反，一天天地，他们看起来越发不屈不挠。悲惨的现实不仅没有削弱他们的坚强意志，反而更加鼓励了他们，令1936年定居巴勒斯坦的350 000犹太人结成了一个战斗的团体。
11月，以皮尔（Peel）勋爵为首的皇家调查委员会（Royal Enquiry Commission）抵达巴勒斯坦。仅仅几周，这个委员会就意识到，不断恶化的现实是极其严峻的。八个月之后，1937年7月，委员皮尔向英国政府提交了一份报告，建议将这片土地划分为两个民族国家——犹太国家和阿拉伯国家。同时，报告建议现居犹太国家的阿拉伯人需要“移居”到其他地区，现居阿拉伯国家的犹太人也是如此。从这一刻起，这种“移居”的意识——特指阿拉伯人口的迁出——变成了犹太复国主义主流思潮的一部分。1935年时，“移居”意识曾不被理睬，而1937年，它被接纳了。在犹太复国运动发起之初，这种意识曾是绝对的异端，而当犹太复国主义面对面地与一个民族运动对峙时，它成为被大众普遍接受的观点。
伯尔·卡茨内尔森（Berl Katznelson），劳工运动的精神领袖，在1937年11月发表了一次演讲：“我的良知绝对清楚这件事情。一个远方的邻居好过附近的敌人。他们移居并不会失去什么，我们更不会有损失。总之，这次改革对双方均有利。有一段时间，我认为，这是最佳解决办法。而在骚乱期间，我开始确信，这是必须采取的方式。但是，我从没想过会移居到纳布卢斯。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确信，他们会移居到叙利亚和伊拉克。”巴勒斯坦犹太事务局主席戴维·本·古里安在1938年6月发表讲话说：“对于犹太国家的阿拉伯问题，我的解决方法是，请他们移居到阿拉伯国家。”一年后，本·古里安宣称“强制的转移将为我们清出广阔的领土。我支持强制移居，在其中我没有看到任何不道德的成分”。
1940年12月，约瑟夫·韦茨（Yosef Weitz），犹太民族基金会（Jewish National Fund）林业部的主管，拜访赫伯特·本特威奇位于特拉基色的宅邸后，在私人日记里这样写道：
必须明确，就在我们之间，这片土地上的两个民族之间，已经没有任何空间。没有任何进展将引领我们达成目标——在一块小小土地上建立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如果阿拉伯人离开，这个国家对我们来说宽敞无比；如果阿拉伯人留下，这片土地依然狭小而贫穷。唯一的解决方式就是：以色列的土地上，至少以色列的西部土地上，没有阿拉伯人。这里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迄今为止，犹太复国主义事业……进展良好……但是，它仍然没有为以色列人民建立一个国家。没有别的解决方式，除了将阿拉伯人从这里迁出到邻近国家。迁出所有的阿拉伯人，伯利恒、拿撒勒、耶路撒冷旧城也许可以除外。不保留任何一个村庄，或者任何一个部落。移居地可以是伊拉克、叙利亚，甚至外约旦。因为，这样才会获得资金，大量的资金。只有通过这样的移居方式，这片土地才有能力吸纳我们数百万的兄弟姐妹，犹太人问题才会得以解决。只有这种方式，没有其他。
20世纪30年代末，巴勒斯坦的犹太社会还没有办法促使阿拉伯人移居。但是，人们大肆谈论复国主义领导人关于新国家的畅想。赫伯特·本特威奇在1897年登陆雅法港时被压抑和否定的东西，现在都浮出了水面。曾经令人震惊的、来自伊斯雷尔·赞格威的深刻洞悉现在变成常规思维的一部分。不到一年时间，对现实的一种残忍见解在人们心中扎根：我们，或者他们；生，或者死。
意识形态的改变不仅发生在领导人阶层，整个犹太社会都改变了。1936年一系列暴行使巴勒斯坦的犹太人经历了蜕变。不再有清白、自欺欺人、道德自律。随着新的、残酷的现实感知，兴起的是新的、残酷的决心：我们绝不后退，我们绝不让步。我们将竭尽所能，来传承犹太复国主义。
1936年秋至1937年秋，暴力事件暂时偃旗息鼓。但是，1937年10月，阿拉伯起义再次爆发。我祖父最好的朋友，阿维龙·亚林（Avinoam Yalin）在耶路撒冷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外被射杀后，犹太人采取了复仇行动，谋杀了一个阿拉伯路人和一个亚美尼亚的摄影师。在犹大山地，当五名种松树的先锋队员遭到伏击后，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接连杀害了两名阿拉伯人，然后在城市的繁华市场旁，一辆汽车爆炸，车里的两名阿拉伯妇女被烧死。仅仅一个月，无辜的阿拉伯受害者数量就超过了无辜的犹太人受害者数量。
1938年，阿拉伯大起义达到高潮，阿拉伯人试图占领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警察局被烧毁，山区一片混乱。阿拉伯解放运动与大英帝国之间的冲突变得野蛮而残酷。在一年的时间里，超过1 800人遇害。尽管，大多数伤亡是来自英国人与阿拉伯人、以及阿拉伯人之间的对抗，但是，犹太人与阿拉伯人敌对行动中的受害者数量也上升了。在这场血雨腥风中，阿拉伯人对犹太人的暴行，以及犹太人对阿拉伯人的暴行，变得更加恐怖狰狞。
1938年3月，阿拉伯人袭击了一辆从雅法开往萨菲德路上的汽车。他们杀害了车上的六名犹太乘客，当中有两位女士、一个年轻姑娘和一个小男孩。姑娘被强奸，然后被杀死并分尸。这次事件掀起了愤怒浪潮，导致加利利一个犹太极端分子对阿拉伯巴士发动了袭击，但是没有成功。6月底，一个犹太恐怖分子被绞死，犹太民族主义者们陷入了疯狂。7月3日和4日，在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发生了若干起暗杀事件。7月6日，在海法的阿拉伯集市，犹太人用定时炸弹害死了18名阿拉伯人。7月15日，在耶路撒冷旧城集市，犹太人用定时炸弹炸死10名阿拉伯人。7月25日，在熙熙攘攘的海法集市，犹太人引爆了一枚高能炸弹，炸死了超过35名阿拉伯人。8月26日，在雅法港的柑橘集市，犹太人引爆一枚隐藏严密的炸弹，炸死24名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也没有坐以待毙。6月23日，他们袭击了基瓦艾达殖民地，造成3人死亡。6月5日，蓄意谋杀艾因维拉的柑橘园工人，4人死亡。6月21日，基亚特哈洛希尔贫穷的工人区遭到一次计划周密的袭击，5人死亡。8月4日，基布兹哈克维什一条土路上的地雷爆炸，6人死亡。8月28日，基布兹艾因撒玛遭到袭击，两人死亡。9月10日，麦斯密安枢纽站的电力公司员工遭受私刑折磨，7人死亡。9月14日，一枚地雷在哈罗德山谷东部的外围地带爆炸，3人死亡。10月2日，提比利亚爆发大屠杀，8名成年人和11名孩童被杀害。
1938年上半年，以色列人的暴行与阿拉伯人的暴行有一个明显区别：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和大多数阿拉伯民众纷纷支持袭击犹太平民，而袭击阿拉伯平民则遭到主流的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谴责。大多数犹太杀人犯都是边缘恐怖组织的成员，他们蔑视巴勒斯坦犹太社会选举出的领导人，蔑视他们所制定的政策和指示。另外，一些犹太人的行为远比阿拉伯人的行为更致命。1938年的夏天与1936年夏天的不同点在于，被谋杀的阿拉伯受害者的数量远远超出被谋杀的犹太人数量。
夏天大屠杀带来了另一个戏剧性转变的事件。在哈罗德山谷，反抗的苏格兰突击队战士奥德·温盖特（Orde Wingate）上校建立了五支夜间特别行动队。1938年6月，这个计划开始实施。正式组建后，小队的任务是保护穿越山谷的伊拉克——海法石油管道，然而，他们真正的任务却是开展反叛乱的斗争，以盎格鲁——犹太人的反恐行动对抗阿拉伯人的恐怖主义。开始时，温盖特的战士们在山谷中设伏，与阿拉伯人的武装团伙斗争。不久之后，他们开始突袭阿拉伯村庄，对村民发动恐怖袭击。
这时，关于抢劫和死刑犯的报道越来越多。1938年秋，夜间特别行动队变得更加残忍。当艾因哈罗德的当地英雄伊扎克·斯特曼（Yitzhak Sturman）因乘坐的汽车碾过地雷而被炸死后，盎格鲁——犹太人游击队愤怒地扫荡了基利波山上的帕奎村。当提比利亚的19名犹太人被杀害后，游击队在前往萨菲德的路上、在达布利亚村和赫提村采取了报复行动。14名阿拉伯人在萨菲德路上被杀，15人死于达布利亚，在赫提村，大量平民遇害。
指挥夜间特别行动队的是英国的军官。一般来说，英国士兵是更无情的战士，但是，哈加纳的战士们愿意与他们结成搭档。随着这种新的好战精神被认可，他们成为巴勒斯坦年青一代希伯来人的英雄。9月13日，在艾因哈罗德基布兹的圆形剧场，温盖特启动了一个军士长课程。这个笃信宗教的基督教民兵指挥官毫不怀疑这起事件的意义。“我们在这里建立锡安之军。”他对面前的100名犹太青年说道。
1938年冬至1939年春，英国以铁腕镇压了阿拉伯大起义。但是，犹太人的恐怖主义袭击并没有收敛。1939年2月，海法火车站、海法集市、耶路撒冷集市发生爆炸，超过40名阿拉伯人丧生。5月29日，在比阿达斯，4名阿拉伯妇女被谋杀。6月20日，一枚炸弹在海法的阿拉伯集市爆炸，大量无辜的阿拉伯人丧生。6月29日清晨，5个驾着马车进入雷霍沃特的阿拉伯村民被枪杀。7月20日，在雷霍沃特的柑橘园，又有3名阿拉伯人遇害。
1939年9月19日，哈加纳的总参谋部成立了。在一个犹太国建立之前，兴起了一支组织精密的军队。阿拉伯人起义虽然终结，但是，巴勒斯坦的犹太社会却做出一个建设性的决定：组织国家的军事层级架构。20个月之后，1945年5月15日，帕马奇武装突击队（Palmach Strike Force）成立。期间，哈加纳的军需工业不断壮大，并且发展呈现多样化趋势。参与犹太复国运动的青年都接受了准军事化的训练。
现在的犹太复国主义已经不再抱有幻想。它意识到，1936~1939年的残酷内战仅仅是个开始。犹太民族主义运动正在为新一轮的暴力做准备。没有人知道在什么时候、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开始。但是，没有一个人怀疑将再次爆发矛盾冲突，且来势凶猛。人们已将1936年夏天的创伤深深埋在心底，并从中吸取教训。在1939年4月19日早晨，当哈伊姆·帕什哥德、埃利译·拜索基、哈伊姆·科恩菲德、维克托·库珀米兹、伊扎克·弗伦克尔、耶胡达·希曼托维、戴维·夏巴多尔以及齐利格·莱文森在雅法遇害之后，锡安主义与之前相比，已经面目全非。然而，重新定义的犹太复国主义需要一个象征和一个圣地。当它被重新定义、转变自己后，它需要一个新的中心。
马萨达仅高于海平面63米。但是，由于马萨达东部的死海低于海平面大约400米，所以，马萨达台地则高于高盐的海水460米。它的西部是犹大沙漠，南部是索多玛，北部有艾因基底、艾因费什察和耶利哥。在晴朗的日子里，隐约可见远方耶路撒冷模糊的轮廓。
山壁陡峭，几近90度垂直。山顶呈平坦的扁菱形，长645米，最宽处315米。沙漠的悬崖由沉积岩组成，岩层顶盖为白云岩和石灰岩。从远处看，马萨达看起来就像一座孤独的沙漠堡垒，有着震撼人心的威严，让人敬畏。
哈斯蒙王朝首次在这个自然的堡垒上人为建造了一座要塞——马萨达。他们于公元前2世纪建造了马萨达要塞。在此后的100年中，马萨达要塞被称为世界上最强大的要塞。但是，使马萨达成为一个建筑传奇的却是希律王（King Herod）。在公元前36年至公元前30年，他围绕着岩体修建了带岗楼的掩蔽墙，建造了瞭望塔、兵营、华丽的房屋、宽敞的仓库、石头雕刻的水池，并将所有这些都纳入一座惊人的宫殿。
当公元66年爆发犹太人反对罗马帝国的大起义时，马萨达是义军攻占的第一个要塞。公元70年，罗马人镇压了起义，占领了耶路撒冷，摧毁了寺庙。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一小群犹太教的坚贞教徒坚守马萨达，进行最后的徒劳反抗。公元72年，罗马第十军团（the 10th Roman Legion）包围了马萨达。公元73年春，军团准备攻入要塞。在进攻的前夜，960名马萨达男子、妇女和儿童自杀身亡。他们宁愿放弃自己的生命，也不愿屈从罗马人的统治。
几个世纪以来，犹太人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马萨达。坚贞信徒的故事被视作极端主义者的自杀行径，马萨达遗址也被遗弃了1 000多年。1838年，美国游客爱德华·罗宾逊（Edward Robinson）和伊莱·史密斯（Eli Smith）成为首次识别马萨达遗址的现代人。1842年，美国传教士塞缪尔·W. 沃尔科特（Samuel W. Wolcott）及英国画家W. 蒂平（W. Tipping）首次登上马萨达要塞。1875年，著名的英国船长克劳德·赖格尼尔·康德（Claude Reignier Conder）首次绘制出马萨达的精确地图。1932年，德国学者阿道夫·舒尔滕（Adolf Schulten）在废墟遗址周边进行了全面的考古研究。
1923年，记载马萨达传奇的唯一史料——弗莱维厄斯·约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的《犹太战记》（The Jewish War）（成书于公元75年）被译为希伯来文。1925年，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学家约瑟夫·克劳斯纳（Joseph Klausner）满怀激情地转述了马萨达传奇中的坚贞信徒。两年后，伊扎克·拉姆丹（Yitzhak Lamdan）出版了他的悲剧诗歌《马萨达》（Masada）。当犹太民族主义复兴后，民族主义者同样感兴趣于那个偏远的、被遗忘的遗址以及遗址所体现的一切。20世纪20年代，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的高中生组织了若干次前往马萨达的旅行，直到一次旅行发生一起致命的意外事故才终止。不过，一直到阿拉伯大起义结束、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马萨达并没有完全俘获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思想。只有边缘的民族主义者才崇拜马萨达传奇中自杀的狂热信徒。
1942年1月，什马利亚胡·古特曼（Shmaryahu Gutman）年满33岁，精力充沛、富有活力、极富魅力。他略显矮胖，但是身体敏捷，行动起来十分快速。在沙漠徒步旅行和攀岩方面，没有人是他的对手。1909年，他出生于苏格兰的格拉斯哥。3岁时，跟随家人移民巴勒斯坦，定居哈罗德山谷外围的麦哈维亚。青年时期，他在米凯维以色列的农艺高中求学，并成为青年劳工运动的领导人之一。21岁时，他建立了基布兹“纳安”（Na’an）。但是，作为一个业余的东方学者、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基布兹的生活并不能满足这位年轻、精力充沛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在这片土地上旅行，也带领一批批青年徒步旅行。他是《国土报》耶迪亚特（国土知识）运动（Yediat Haaretz Movement）的支柱，他的理念就是研究这片土地、热爱这片土地、达到地与人的融合。与此同时，古特曼同样与劳工党领袖、犹太复国主义者伯尔·卡茨内尔森、伊扎克·特本金保持密切的工作关系。他最好的朋友伊斯雷尔·加利利（Israel Galili），是哈加纳军事组织的战略策划师。
在1940年早期，古特曼并没有一个正式的职位；但是，实际上，他是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内部圈子的一员。作为一名教育家和一名杰出的道德权威，古特曼可以秘密参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最隐秘的部分。他认为，他的角色就是引导希伯来青年专注于前方的道路。
1942年1月，古特曼决定带领青年先锋运动的精英们前往马萨达。这次旅行并不是普通的远足。古特曼自己就是一个坚定的信徒，试图改变青年们的集体意识。他想让这些希伯来青年团结在某个强大、具体的象征周围，而这个象征他认为就在马萨达。1941年10月，他带领马萨达研究的初级实验班来到特拉维夫，然后选择了46名青年运动领导人——他将在次年1月带他们去马萨达。在他看来，这些精心挑选的年轻特工即将发生改变，他们将成为马萨达的新传教士。他们将使马萨达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者身份标识的新中心地。
1942年1月23日，星期五，古特曼和他的46名门徒离开耶路撒冷。清晨，一辆阿拉伯巴士载着他们来到希伯伦南部的巴勒斯坦村庄——雅塔。三匹骆驼驮来了他们从当地巴勒斯坦人那里租来的帐篷、装备、食物和水。向导是巴勒斯坦的贝都因人。青年男女们穿着短裤、高筒靴，帆布背包里装满了卷好的军用毛毯。一些人拄着手杖，一些人在脖颈围上了阿拉伯式头巾，所有的人都带着水罐。当他们沿着白色的山峦走进犹大沙漠，他们大声地唱起了歌，满怀无限热情。
古特曼要比这些年轻的、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想得更多。事实上，他是忧郁的。就像他在50年之后告诉我的，他完全清楚这些17岁的年轻人为什么如此积极乐观。在过去的几年里，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过着平静的生活。自从阿拉伯人起义被粉碎、阿拉伯民族运动瓦解后，这个国家一直处于和平状态。在1940年年初，犹太人的经济呈飞跃式的发展，犹太人组织也凝聚了力量和权威。大规模的工业革命业已发生。ATA公司（ATA Ltd.）现在正在为英国军队的士兵生产制服，与此同时，埃立特公司（Elite Ltd.）、莱伯公司（Liber Ltd.）和Z.D.公司（Z.D. Ltd.）正为他们提供巧克力棒。梯瓦公司（Teva）为英国皇家军队生产药品和医疗设备，艾西斯公司（Assis Ltd.）则提供橘子酱和果酱，而社会主义的索莱尔·伯尼集团（Solel Boneh）则为英属巴勒斯坦、埃及、伊拉克、伊朗等地修建桥梁、铁路和军事基地。柑橘产业虽然陷入危机，但是，钻石行业已经取代它成为巴勒斯坦的主要出口商品。于是现在，以色列不仅出口雅法蜜橘，还出口帐篷、绳索、伪装网、降落伞、靴子、水罐、起重机、烤箱、刮胡刀、轮胎、测量设备、塑料制品、光学设备、医疗用品、干冰、丙酮、乙醚、啤酒、皮革、电话线、电线和地雷。从事这些行业的犹太雇员数目在短短三年间增长了三倍，工业产值在五年里已增长五倍，出口总额也在两年内翻了一番。现在的巴勒斯坦，犹太工业产值与阿拉伯工业产值的比率达到了6∶1。因为就业岗位增多，工资大幅上涨，工厂以每天三班倒的轮班制，昼夜不停地开工。集体所有的企业和私营企业都蓬勃发展。剧院总是座无虚席，咖啡馆的客人川流不息。当古特曼带领他的年轻学员进入沙漠时，特拉维夫正在举办第四届——也是最成功的一届——时装周,迷人的皮兹咖啡馆里，华丽舞会正在进行。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如此自信。他们是幻想与憧憬的儿女，而现在，这个幻想将变为现实。他们自力更生，不断创新，他们的生活体验是惊人的集体功绩。
但是，什马利亚胡·古特曼却知道犹太复国主义陷入了困境。尽管，它抵挡住了20世纪30年代的阿拉伯起义，带来了20世纪40年代的经济奇迹，但是，历史却对英勇无畏的犹太民族事业关上了大门。阿拉伯人的威胁并没有消失殆尽。犹太复国主义领袖非常清楚，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决定巴勒斯坦命运的残酷战争将再次打响。
然而，威胁并不仅仅来自阿拉伯人。就在距离利比亚的班加西不远的地方，隆美尔的非洲军团刚刚成功击溃了英国的防线。1941年的夏天，德国人看起来会从北方攻入巴勒斯坦。但是现在，似乎他们将要从南方进攻。面对阿拉伯和纳粹的双重威胁，显然，如果不使用暴力，犹太复国主义将以失败告终。它依然将被载入史册，却以虚假的弥赛亚之名。这就是以色列的青年必须时刻准备着的原因。只有锡安的儿女，才能拯救锡安主义彻底毁灭的命运。
巴勒斯坦的向导们迷路了。天色渐晚，在沙漠泉水处短暂休息两次后，队伍终于抵达一处贝都因人的营地——计划中本来应是正午时分到达的。一些旅者想在这里过一个晚上，精疲力竭的骆驼也走不动了。尽管遭遇挫折，古特曼依然决定继续前行。毕竟，这正是他带领这些学员来到沙漠的原因：锤炼他们的意志，坚定他们的决心，教导他们面对任何逆境都不要退却。太阳已经下山，沐浴在月光下，他们继续跋涉。骆驼不能负重前行，年轻的男人们就接过来担在自己的肩上。
现在这场旅行已经完全改变了。向导错误、行程延误、对贝都因向导的疑虑，瓦解着这群徒步者的意志。他们从前天凌晨三点开始赶路，而昨夜他们也没有真正睡着。他们经历着焦虑和疲劳。在漆黑的夜晚，他们的眼睛几乎看不见任何东西。因为缺水，他们的喉咙干渴难耐。沉重的背包，重量全落在肩带上，几乎要把他们的肩膀切成两半。空气都是咸的。沙漠里满是沟壑和峡谷，看不见任何植物、动物或禽鸟。只有不断前进的队伍，发出沉重的脚步声。
当然，古特曼并不知道，就在上个星期二，1942年1月20日，第三帝国的15个部门代表聚集在柏林的万湖别墅，通过了关于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办法。他也不知道，向东驱逐犹太人的计划已经实施。他更不知道，在六个星期之后，在偏远的名叫奥斯维辛的集中营，将建成一座狭小的红砖房，这是德国人建立的首个毒气室，用来消灭犹太人。但是，古特曼确确实实地知道，犹太复国主义者对欧洲犹太人未来的黯淡预言正在变成现实。他知道，在德国占领的每一个国家，德国人将找出犹太人，把他们聚集在一处，送进犹太人区。
因为他对历史有着深刻的理解，古特曼意识到，对犹太民族来说，现在的世界大战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他看到，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并不是典型欧洲战争中常规的反犹太大屠杀。有些以往从未有过的事情正在发生。十几万犹太人已经遇害，而这个数字将很快上升到数十万。如果苏联红军不能在克里米亚和列宁格勒阻挡住德军，灾难将很快来临。危在旦夕的不仅仅是犹太复国主义。对犹太人来说，1942年可能是自第二圣殿覆灭后最悲惨的一年。它可能是犹太人灾难性历史上最为悲惨的一年。
当古特曼看着这些徒步者，他理解这段旅程对他们来说有多么艰难。他们不像他一样善于行走在沙漠里，他们也几乎没有应对口渴和疲劳的经验。马萨达的峭壁陡峭险峻，难以攀爬。银色的月亮刚刚自头顶升起，微弱的光芒尚不能在漆黑的夜色中照亮道路。很多人的汗水浸湿了衣衫，呼吸困难。有的人步履踉跄，有的人摔倒在地。在持续赶路16个小时之后，46名学员已濒临崩溃。但是，他们不屈不挠。这群青年出生于巴勒斯坦斯巴达式的20年代，经历了充斥暴力的30年代，如今，他们如磐石般坚强。带着新希伯来文化的力量与坚忍价值取向，学员们顽强而坚定。即便他们的双腿违背着意志，他们仍继续前行；即便他们跌倒在地，他们爬起来继续前进。古特曼看着他们微笑。当我在20世纪90年代初采访他时，他告诉我，他在这群青年闪亮的眼睛里看到了决心，这正是他所希望寻求到的。
古特曼是理智的。他生长于哈罗德山谷附近疟疾肆虐的沼泽旁，所以，他一直清楚地知道，犹太复国主义事业是一场斗争。他顶着山谷里阿拉伯人仇恨的目光生活，所以他一直清楚地知道，犹太复国主义的核心就是斗争。他一直信奉犹太复国主义所蕴含的孤注一掷的精神，认为锡安主义的本质就是勇往直前——永不退却，永不止息，一直向前。新一代的希伯来人必须提升犹太人能做到的极限，提升人类能做到的极限。他们必须与命运抗争。
但是，现在，古特曼察觉，犹太复国主义的能量场即将撞上一堵墙。终结英勇的民族运动的力量太强大了：前方的阿拉伯人，前方的德国人，以及欧洲犹太人的崩溃。他的学员们所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事实上，一想到这点，古特曼就忍不住战栗。来到哈罗德山谷20年之后，犹太复国主义再次要求它的追随者们进行全民动员，并且准备牺牲。可是，从山谷、柑橘园、特拉维夫走出的年轻的徒步者们却没有意识到，他们正处于危险之中。他们沉浸在犹太复国主义数十年成就的喜悦中。他们陶醉在希伯来人的复兴、创新、荣耀等等体验中。就在不久之前，古特曼听伊扎克·特本金说道“我们正濒临深渊”，伯尔·卡茨内尔森说“没有一个人可以描述这段时间的恐惧，巨大的恐惧吞噬着我们”，所以古特曼知道他只有很短的一点时间来改造这些年轻人。这就是他的角色——当那个时代来临，这些守门人站在大门迎战时，他在这些守门人身上涂抹膏油。
古特曼选择马萨达有着自己的考量。他16岁时，曾参加早期的死海徒步跋涉，却因身体虚脱没有登顶。年轻的古特曼曾发誓要回归。而在几年后，他确实做到了，尽管他差点丧生，却成功到达顶峰。在马萨达度过的几个小时改变了他的生活。他隐约感觉自己与那个可怕的地方联结在一起。在过去的九年里，那个山顶要塞并没有放他离去。他总是梦到那儿，即便清醒，眼前也会浮现那个古老遗址的图像。他开始相信马萨达是这片土地的真正心脏，是犹太复国主义传奇的关键所在。直到去年，古特曼才意识到，他在那群犹太青年的集体意识里烙下了马萨达，而马萨达同样也在自己身上留下了烙印。在1941年10月的早期行程结束后，他派遣一位官员拜访国家领导人，经多方游说筹集到所需的资金。于是现在，他可以连接生活的不同轨道。作为一个导师，他既是历史学家也是业余考古学家。他可以将公元73年的恐怖行径与1942年的英雄挑战联系在一起。他可以使马萨达复生，使它成为新犹太复国主义的发源地。
山丘投下的阴影笼罩大地，就像一艘笨重沉船的影子。人们忘记疲劳，歌声嘹亮。倏然之间，这些青年运动的领导人们不再感觉行路艰难，他们奔向要塞的巨大剪影——犹太民族主权的悲情之地。篝火已经在山脚起舞，那是早先抵达的守卫们所点燃的。第二圣殿的义军曾用篝火进行联络，拉姆丹的马萨达诗歌也满篇充斥着这样的火焰。但这是新马萨达所燃起的第一簇火焰。待他们抵达篝火旁，46名徒步者脱掉他们的背包，展开他们的毛毯，扎营过夜。
黎明时分，古特曼警告他的门徒们，攀登马萨达非常危险。有人曾经在攀爬中不幸身亡。从现在开始，每个登山者必须照顾好自己，也必须照顾身边的登山者。每一步都暗伏危险。古特曼爬上马萨达高耸的城墙，大声背诵拉姆丹描述“最后一个屠戮者”的沉痛诗句。
年轻人们静立在马萨达的山脚。他们都太熟悉此时他们的导师念诵的正典里的病态文辞。他们听着这些文句长大，在学校里研习，很多人将它们牢牢地记在心里。现在，在这传奇的要塞下，这些词句获得了新的意义。他们唱起了歌，就好像进入沙漠寻求最后避难所的绝望人们唱起了国歌。
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在研究马萨达，研究马萨达的精神，以及古特曼的马萨达之旅。我阅读了相关档案室和图书馆里我能找到的所有资料，采访了还能接受采访的所有人。我重读了对古特曼漫长访谈的所有笔记，那是我在他去世前不久采访的。我一片片拼合起这块历史拼图。然而，在我完成所有的研究之后，一切似乎难以取信。尽管基于理性和实践精神，20世纪40年代发生的事件，现在，却笼罩在神话的光环之下。我了解它们越多，反而距离它们越远。在这个充斥着批判主义、犬儒主义、自我意识的时代，我发现自己很难真正理解这群学员准备第一次攀登马萨达的精神状态。然而，我意识到，这种矛盾正是锡安式马萨达精神的本质，它象征着世俗和现代，却超越了世俗和现代，是一个超越人工建造水平的人文标识。古特曼所做的——将这个理想主义的年轻团队引领至这座沙漠废墟，正是利用希伯来人的过去深化希伯来人的现在，迈向希伯来人的未来。为实现一个具体、现实、民族的目标，古特曼赋予这座要塞一段基于神秘主义的人文历史。
……
穿着卡其布衣服的青年们排成长队，从东部开始攀登，他们攀上罗马人建造的白色壁垒，它们主要用来攻击犹太狂热信徒要塞的城墙。当队伍抵达壁垒与顶端之间的裂沟时，他们更加努力攀登。最前面的五名徒步者用镐锄敲击岩面，然后敲进岩钉，系上绳索，再把绳子放下去给其他人。
令这项任务更艰难的是，他们必须把沉重的给养全部吊上顶峰，包括帐篷、毛毯、罐头食品、水、背包、武器和弹药。年轻人串成了人链，将这些辎重手把手地传送到顶部。在古特曼眼里，人链传送的景致是那么鼓舞人心。“锁链未卸”一句出自拉姆丹的诗歌，而拉姆丹将把它立为这一代人的座右铭。
古特曼指示他的学员们不要往后看，也不要向下看，只能一直向前。一直向前、向上攀登的46名青年前行着，他们抵达了城墙，攀上了城墙，最终，他们发现自己站立在马萨达之上。
这是古特曼第三次爬上顶峰，但是，他仍像九年前第一次登顶时那样兴奋。沙漠的山脊，可怕的峡谷，静谧死海漾起的银色波浪激起他心中的深切悲伤。直到50年后他回忆这番情景，古特曼仍然着迷于那环绕孤独山丘的八个罗马军团营地。即使被遗忘了1869年，那幅景致仍然令人窒息，令他感觉仿佛第十罗马军团大军仍包围着1 000名反抗的犹太人；令他清楚地感觉到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再次执掌了强大的、历史的力量。
在他从城墙俯瞰深谷的几分钟里，他陷入了迷茫，片刻后，他摆脱了他的幻觉，重新思考作为一个领导人他该如何行事。年轻人们不能体会古特曼深切的焦虑和欢喜的幻想。但是，他们同样兴奋着，兴奋地观看被落日染成粉红的沙漠的山丘，以及山顶上矗立了2 000年的哈律王的遗迹。古特曼留意到，这些青年的快乐心情没有失控。黄昏很快来临，他们必须快速支起帐篷。古特曼将他的学员们分成若干组，有的采集柴薪，有的去溪流取水，有的在要塞的废墟里搭帐篷。他们临时搭起了一张桌子、一个厨房和一间教室。当太阳落下，在马萨达平坦的峰顶，营地已经建成。当夜幕降临在莫阿维的山脉，古特曼为这个从废墟中升起的营地而骄傲。年轻的人们点燃了篝火，又唱又跳。
古特曼对学员们发表了演讲。他讲述了马萨达和它的英雄们的传奇故事。“我们的帐篷，同样，也搭在深渊之上。”他这样说道。当演说结束，他退回到夜色里，目视舞会重新开场。这是一场鼓舞人心的表演。他们的眼睛仿佛跳跃着火焰，他们的舞步像风一样轻快。以色列的年轻小伙子和姑娘们回到了马萨达，在深渊上尽情跳舞。
古特曼没有跳舞，不过现下这自发的仪式正是他希望看到的。因为他知道，锡安主义没有教堂，没有神学，也没有神话。他清楚锡安主义正岌岌可危，它需要一个鲜明的象征，而这象征足以代替教堂、神学和神话。他在马萨达找到了这个象征，它将团结和鼓舞锡安主义的追随者们。他为锡安主义找到了一个支柱，它具象、神秘而崇高。古特曼认为叙事和图像的合一将深化希伯来青年的思想。马萨达将吸引他们，赋予他们力量，激励他们迎接前方的挑战。这座悲壮的山丘将为他们揭示斗争的意义。以马萨达的名义，这些正在跳舞的小伙子和姑娘们，将加入这场灾难性的战争，拯救锡安主义，拯救犹太人。
古特曼知道，他的事业是有争议的。甚至在犹太复国主义者内部，很多人认为马萨达的坚贞信徒就像那些抢劫、谋杀以及最后自杀身亡的凶残的极端主义者。犹太事务局的主席戴维·本·古里安，就非常忧虑马萨达传奇，因为这是一个关于死亡与自我毁灭的故事。但古特曼却有不同看法。他相信他正宣扬的不是一个马萨达复合体，而是一个马萨达悖论：只有这些年轻的希伯来人愿意去死，才能保证他们安全的、独立自主的生活；只有他们愿意战斗到底，才能阻止他们的末日的到来。
年轻的人们唱起了歌谣：
我们征服并登上了悬崖，
我们开拓并清理了道路，
我们开辟了山道——直到山谷。
古特曼在歌声中离开。他带着一个手电筒，走到古老的东南生活区，那里仍然残留着镶嵌的地砖。他继续走向一座有两个前院的建筑，德国考古学家舒尔腾（Schulten）曾描述过这个建筑，并进入了西间豪华的殿宇，但将之错认为希律王的宫殿。他穿过舒尔腾描述为小宫殿的方形建筑，然后走进山的北尽头的巨大宫室，在那些众多的厅室中徘徊。他走过了浴室，走过塔楼，徜徉在长长的走廊。
这里是士兵的营房，古特曼猜想着。这里住着希律王的军官，这里储藏食物，这里是军械库。古特曼极度兴奋。手电筒打出的灯光在厚重的城墙间蜿蜒。他的手掌抚摸过粗糙的刻石。对古特曼而言，这座沙漠上的城堡就像吉萨金字塔一样奇妙。但是，捕获这位锡安主义革命者心神的并不是希律王的天赋和智慧，而是义军们在这废弃的宫殿寻求庇护的想法。这名业余的考古学家，打着手电搜寻那群坚贞信徒遗留下的东西。也许是在那四年大起义中铸造的几舍客勒的硬币，也许是最后时光里他们在石头上刻下的铭文，也许是收集清水的陶罐、松垮的凉鞋、撕裂的晨祷披巾，或者黏土制的油灯。但是，所有古特曼在黑暗中找到的，不过是义军准备用来射穿罗马人头骨的圆形的石制弩炮和罗马人从远处射进叛军要塞的石弹。当他检查这些石制品时，他的思绪被牵引到那个最后夜晚的最后几个小时。
公元73年的那个可怕夜晚又重现在古特曼的脑海中。希律王的炮塔掩蔽墙已被突破，义军们临时搭建的木墙也遭焚毁。世界上再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罗马人的步伐，他们将在拂晓时分攻入马萨达。于是古特曼崇拜的爱力阿沙尔（Elazar Ben Yair）决定宁可死亡，也不要投降。就在这里，爱力阿沙尔聚集了所有的坚贞信徒，发表了他最后的、著名的演说，这篇演讲词被一名幸存者引述，世代流传：
你们都知道，明天我们将走向灭亡！ 但是，我们选择像英雄一样死去，与我们所爱的人同在……也许，从我们站起来维护自由的开始……我们就领悟了上帝的意旨，知晓他决定了他曾钟爱的犹太民族的命运！
我们不能拯救我们的灵魂……所以，让我们的妻子，在被敌人蹂躏之前死亡；让我们的儿子，在尝到奴隶的苦味之前死亡！我们将带着英雄们的祝福彼此护佑！带着自由进坟墓！至美至妙，至圣至伟！
古特曼远远地看着他的年轻学员们围着篝火唱歌跳舞。当他看着他们时，思忖着他的导师特本金最近说过的话语：“在这场战争里，我们犹太人是最孤单的人民，我们众叛亲离，也最正义。”古特曼也回忆起他的另一位导师卡茨尼尔森在欧洲战争爆发时说的：“我们是这个世界的孤儿。随着这个世界的崩溃，我们的孤儿生涯更加艰难。居住在巴勒斯坦的以色列人民，虚弱的翅膀担负起重担，远超出了我们所能承受的范围。很可能，犹太人历史的全部未来就取决于现今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事情。最艰巨的任务，已不请自来地压在我们肩上。”古特曼还想起就在几个月之前，卡茨尼尔森新加的几句话：“虽然在圣殿被毁时，在我们失去土地和自由时，我们的命运都不确定，但是，现在是时候决定以色列的命运了。我们的历史已经在很长一段时间知之不详，直到毁灭之火即将立即包围离散全球的全部犹太人。”
古特曼清楚这些言论并不是空穴来风。自1940年夏天以来，犹太复国主义的主流领导人就已经严肃地考虑了启示录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必须坠落，我们就坠落，带着我们的妻子、孩子以及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在那个夏天，特本金这样说道。自1941年夏天以来，犹太复国主义的主流领导人就一直担心英国将撤出巴勒斯坦，德国人将进攻，而纳粹支持的阿拉伯起义将终结锡安主义。“我不奢望我们能死在这片土地，”特本金说道，“但我希望我们不离开这片土地，至少，活着时不离开这片土地。”1941年11月28日，耶路撒冷的大穆夫提哈吉·阿敏·侯赛因（Haj Aminal-Husseini）与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在柏林会面，侯赛因领导的阿拉伯——巴勒斯坦运动与第三帝国结成正式联盟。于是现在，1942年的早冬，特拉维夫的恐慌升级了，人们担忧可能发生的德国与纳粹阿拉伯——巴勒斯坦的联合攻击。现在看来，遥远的过去正与现在结合，神话正与现实相伴。
午夜，舞会结束了，营地一片寂静。只有古特曼仍然清醒。在他的帐篷里，他在提灯的灯光下准备明天的课程。尽管，他的使命是教化和再教育，古特曼却不是单纯的政治委员。尽管，他的目标定位于意识形态，但是，他并不仅仅着眼于简单的宣传。他要求他的学员认真地研习马萨达。他要求他们熟悉马萨达的地理、历史、考古—— 一切有利于其科学体系架构的知识。为了使他们能做到这一点，他仔细考订了康德绘制的精密地图。他阅读了舒尔腾的考古调查资料——虽然有一些被舒氏误解。他阅读了弗莱维厄斯·约瑟夫斯（Flavius Josephus）的著作，并为弗莱维厄斯对英雄史诗枯燥而精确的描述方式所震撼。最后，他再次阅读了拉姆登冗长、哀伤的诗歌。这位在俄国大屠杀中失去家人的移民诗人对成功并不抱信心。他向读者表示，他并不确信，20世纪的锡安主义马萨达将逃脱公元一世纪那些坚贞信徒的命运。所有拉姆登主张的，就是堡垒即最后的机会。对于犹太人来说，除了巴勒斯坦再没有容身之处，除了马萨达再没有其他道路。
古特曼带着他的年轻学员在马萨达度过了五天五夜。第二天，他向他们展示由平行的两道墙组成的掩蔽墙，并解释了其中的建筑细节。他向他们展示墙体30座岗楼的遗迹。第三天，古特曼带着学员们沿堤考察罗马人围攻马萨达的八个营地。他满怀激情地申明，罗马人集中这样规模的军力包围偏僻、荒凉的马萨达，证明这些反抗的义军确确实实地挑战了那个强大帝国的权威。
第四天，古特曼挑选了最优秀的和最适合的学员来帮助他探索马萨达未知的部分。他们悬空在峡谷上方，冒着生命危险，坚定的小伙子们成功发现了那未被以前的探索者发现的、迷失于历史的蜿蜒小径的部分遗迹，并找到了一条至今未被人所知的高架渠，这条水渠把东方的清水引至山丘要塞。
在第五天，也是最后一天，古特曼带领学员们回到壁垒，拓宽墙体，这样，数千人可以一起攀登。他派遣其他人去附近的山顶堆起干燥的木料，这样，夜晚的告别仪式将再现公元一世纪时叛军们一山接一山的火把信息传递方式。
但是，夜晚暴风雨来袭，所以结束仪式在一个似乎是叛军曾居住过的洞穴里举行。人们大声诵读从古老的弗莱维厄斯和当代的拉姆登的著作中节选出来的篇章。“锁链”被多次谈及，这锁链连接着过去与未来。马萨达之日并没有结束，他们这样说。以色列英雄的声音将永不沉寂。为了我们的自由，我们可以牺牲一切。我们永不做奴隶。
就餐时，就像过逾越节一样，他们屠宰了一只贝都因羔羊，同样在逾越节的晚上，马萨达的城墙被攻破，义军们舍生取义。他们大声念诵着约瑟夫的诗篇中关于爱力阿沙尔最后行为的描述：
在那最后的时刻，他们紧紧拥抱深爱的妻子和心爱的孩子，他们亲吻她们，泪流满面……他们杀死了自己的兄弟，自己的同胞。每一个人都躺在地上，环拥着死去的妻子和孩子……最后留下来的那个人，检视所有的尸体……确认所有人死亡之后，他放火焚烧宫殿里的每一个角落，用尽所有的力气把剑刺入自己的身体，倒在死去的亲人身边。
古特曼沉迷于这些词句。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他体会到其中的恐怖，但是，作为一个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他同样意识到1942年即将来临的恐怖。他并不热衷培养自杀的风气，但是，他觉得有责任培育勇于反抗的精神。他知道，1942年即将迎来终极审判。尽管爱力阿沙尔的马萨达与古特曼的马萨达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古特曼却要求他的马萨达传奇以完全不同的结局告终。这就是为什么他现在的训辞是“马萨达将永不沦陷”；这就是为什么他告诫他的年轻学员不要做马萨达失败的狂热分子，而要做成功的坚贞信徒。他想看到的是继承这座古老要塞的果敢，换一个角度，将这种毁灭的精神转变为胜利。
夜深，风在洞口呼啸，这场史诗般的马萨达仪式即将抵达终点。学员们在青年工会的马萨达书卷上签下自己的名字，装进一个玻璃瓶，埋在他们立起的墓碑下。他们大声喊着“锁链未卸”，大声叫喊着马萨达召唤以色列为这片土地而战。他们唱起社会主义之歌：“我们的兄弟用强壮有力的双手建设这片土地。”他们唱起国歌：“希望还没有沦丧。”随后年轻人收起帐篷，收拾好帆布包，准备下山——现在这座山已经镌刻在他们的意识中。
是否真如爱力阿沙尔所写，上帝封杀了他曾钟爱的犹太民族的命运？1月下旬，就在古特曼的马萨达学员回到耶路撒冷的当天，陆军元帅隆美尔（Rommel）结束了他在利比亚班加西的突围。四个月之后，德意志国防军的战略天才在比尔哈希姆击溃了英军，抵达埃及。1942年6月，隆美尔距亚离历山大港西部仅有100公里。特拉维夫的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猜测，一旦亚历山大失陷，大英帝国将撤出中东，在印度完成军队重组。一些报道宣称，在开罗的办公室，英国军官们正在焚毁秘密档案。还有一些报道宣称，英国的精英军队正在撤出埃及。在巴勒斯坦，很多人谈论着，犹太人正在把财产卖给阿拉伯人，在修道院准备藏身之所，向基督教和穆斯林的朋友寻求帮助。有些人在申办外国护照，另一些人购买了毒药。
但是，欧洲的情况更加糟糕。1941年1月30日，希特勒在柏林体育馆宣布，战争的结果就是消灭犹太人。1942年3月，奥斯维辛集中营开始积极执行灭绝计划。几天后，贝尔泽克和索比堡的灭绝集中营开始咆哮着将特殊的烟喷吐到欧洲春天的天空。1942年3月17日，卢布林的犹太人开始被驱逐到贝尔泽克。3月24日，斯洛伐克的犹太人开始被驱逐到奥斯维辛。3月27日，法国的犹太人开始被驱逐到奥斯维辛。3月30日，第一辆从巴黎来的、满载犹太人的火车抵达奥斯维辛集中营。
在巴勒斯坦，很少有关于死亡集中营和希特勒大规模灭绝计划的信息，但是，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欧洲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屠杀。越来越多的人也意识到，一旦英国失守埃及，同样一场大屠杀将发生在巴勒斯坦。因此，1942年3月，犹太人开始考虑，在迦密山建立现代马萨达的想法。他们没有在迦密山自杀的意图。一项绝密的计划是：在沿海的迦密山区，集中巴勒斯坦的犹太人，这样就能发动一场战争拖慢德国人进军的步伐，说服英国不要抛弃犹太人。然而，1942年夏，在特拉维夫市的夜间讨论中，犹太复国主义领导集团并没有预料到最糟糕的情况。
古特曼最好的朋友伊斯雷尔·加利利曾说：“没有后退的余地……我们必须保证，我们坚守在这里直到最后时刻，保卫我们自己直到最后时刻，哪怕付出遭到灭绝的代价也要坚守。”
古特曼的导师伊扎克·特本金说：“这里50万的犹太人不应退却，哪怕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幸存。我们必须站在这里直到最后时刻，为了未来，为了自尊，为了犹太民族的历史忠诚。这就是马萨达教给我们的道理，甚至在马萨达之前，我们也是被这样教导。这就是第二圣殿毁灭所教给我们的道理。”
波兰犹太复国主义早期的领导人，伊扎克·格伦鲍姆（Yitzhak Gruenbaum）这样说：“大离散中的犹太人，他们的问题是：比起带着荣耀死去，他们更愿意像挨打的狗一样苟且偷生。一旦德国人发动进攻，将没有任何生存的希望。上帝保佑别发生这样的事，如果德国人真的发动进攻，我们必须做到抛弃马萨达的传奇。”
特本金又说：“我们，犹太人，没有退却和撤离的选择。有的人说，必须救助女人和孩子。这里没有救助他们的余地。这里不存在需要救助妇女和儿童的公义……我们必须不再抱有任何幻想：我们面临灭绝。德国人难道会放过雅格基布兹，艾因哈罗德基布兹，或者德加尼亚公社吗？”
当天气渐热，犹太复国主义政策发生了深刻变化。1942年5月11日，在纽约的比尔特摩酒店，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们放弃了长期自然增长的旧有观念，转而支持在巴勒斯坦尽快建立一个犹太共和国的要求。在比特摩尔大会召开的前后几周里，帕马奇武装突击队实施了第一次爆炸袭击行动，并训练了第一支五人分队。
1942年6月，哈加纳的指挥官们被召集出席在特拉维夫举行的一个紧急会议，在会上他们听取了几分钟关于“迦密山上的马萨达”计划（Masada-on-the-Carmel plan）。7月，在伊兹拉山谷举行的一个特殊集会上，这个计划得到全面而详细的讨论。最初的准备包括设立武器、水、食物的藏匿处，以及在海法和山谷之间的地带建立可供十万人藏身的避难所。现在，人们已经明确地讨论着，要将迦密山变成马萨达。
也难怪，从1942年2月到7月，古特曼提倡的马萨达精神扎下了根。青年运动周刊对马萨达之行及其学习班做了大量报道，并将爱力阿沙尔的最后演讲刊登在3月31日周刊的封面上。其他劳工出版社也赞美和颂扬马萨达。古特曼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宣扬马萨达，在公众间唤起了强烈共鸣。46名年轻的领袖对他们的青年运动学员分享并传递着马萨达的信息，所以，包含200多名青年的第二次马萨达之旅仅仅在三个月之后就成行。全国各地的逾越节青年营和青年团体都致力于为马萨达奉献一切。当隆美尔逼近国门，当欧洲犹太人身处犹太区，当国家领导人正在考虑极端的主意，古特曼的马萨达信仰如星火燎原之势广泛传播。越来越多的青年团体向马萨达进发，帕马奇的队伍也向马萨达进发。马萨达成为公众话题。短短几个月之内，马萨达精神就在青年一代中蔚然成风。现在，马萨达俨然成为犹太复国主义的核心，成为新一代的巴勒斯坦人的标志。
秋天，历史翻过了新的一页。恐惧平息了。盟军指挥官陆军元帅伯纳德·蒙哥马利（Bernard Montgomery）对隆美尔展开了反攻，隆美尔自11月4日的伊利阿拉曼开始败退。在以色列的土地上，已经没有纳粹进一步进攻的危险。
然而，就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民放松心情，重拾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带来的快乐之时，从欧洲传来的消息变得严峻。1942年12月17日，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伊登（Anthony Eden）在威斯敏斯特宣称，纳粹德国正在灭绝犹太人。到目前为止，显而易见，希特勒心里想的不是大屠杀，而是大灭绝。每一天，数千犹太人被杀害。1942年，就有超过100万的犹太人被屠戮。战争结束后，也许欧洲犹太人已经完全消失。
1943年，马萨达精神被赋予了新的意义。现在，它不仅仅是以色列土地上召唤犹太人为一场绝望战争做准备的历史传奇，而是代表犹太民族的寂寞孤独的神话般的、几乎是超自然的隐喻。就像以往一样，伊扎克·特本金以最残酷的方式来阐释新的见解：“我们感觉到终极的孤独……我们无法知道会幸存多少犹太人……我们也不能保证犹太人能幸存下来。我们苦痛，因为意识到，我们孤立无援，意识到，整个世界都是我们的敌人。”
对于像特本金、卡茨尼尔森和古特曼这样的精神领袖而言，大灭绝有三重意义：自中世纪以来，从未有过这样规模的人类的大灾难；自第二圣殿毁灭以来，犹太人从未经历过这样规模的大灾难；这是不同于其他任何犹太复国主义的大灾难。对于犹太复国事业来说，大灭绝的影响是毁灭性的。锡安主义计划拯救的那些伟大的犹太民众已一去不返，能拯救锡安主义的伟大的人类宿主一去不返，锡安主义存在的理由也一去不返。即便希特勒被打败，留下的也许依然是被击败的犹太民族。没有东欧的人口支柱，锡安主义变成了一座没有援军穿行、保护或坚守的桥头堡。
但是，特本金、卡茨尼尔森和古特曼将灾难变成了使命。他们三人，以及其他人，开始宣讲希伯来青年们在这灾难性的境遇下所承担的责任。“现在，我们已经失去十倍于巴勒斯坦犹太人口总数的同胞，以色列土地上的每一个希伯来小伙子都要以一当十，”被特本金所激励，古特曼这样写道，“在这个现实的黑色阴影下，你们，以色列行动的年青一代，必须继承创始者的基业，手举光明的火炬，引领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走向复兴。”
事实证明，1942年远比任何人想象的更悲惨。就在这一年，270万犹太人被纳粹屠戮。在这一年里，全世界每六个犹太人就有一个被杀害，每四个欧洲犹太人就有一个死于疾病、饥饿、枪杀或者毒气。犹太民族将永远不能从这记重击中恢复。锡安主义将永远无法挽回损失。
但是，马萨达的精神将得到继承。当1942年的恐怖暴露后，在古特曼1942年1月学习班中锻造的马萨达精神将成长得越发强大。所以，那些询问这种精神是否仅仅基于虚构事实的人真是问了个愚蠢的问题。定义马萨达精神的不是爱力阿沙尔，而是古特曼。公元73年，事件是否确实发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在公元1942年历史轨迹上，它的确发生了。古特曼提出的马萨达精神将标志着20世纪40年代的犹太复国主义，将决定1948年的命运，将塑造以色列国家的未来。
19世纪中期，法国心理学家克劳德·伯纳德（Claude Bernard）首次推翻“生命适应于环境”的传统观念。伯纳德认为，适应周遭环境的是死亡，生命现象就是保持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相悖。从1936年夏天到1942年夏天，犹太复国主义者得出了类似的结论。经历一系列的打击，他们中的一些人几乎丧命，这样的现实教导这场卓越的运动。它周遭的环境极其严酷。相关的历史环境都是致命的。在这样的条件下，适应就等同于死亡，而延续生命的唯一方式就是抗争。从那以后，决定犹太复国主义事业的不再是排干的沼泽或者孕育果实的柑橘园，而是一座孑然矗立的沙漠要塞，它在荒芜的土地上投射下令人敬畏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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