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安德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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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阿弗纳的姑妈的朋友能在以色列航空公司随便给他找个活干的话，他绝不会按响二楼五号公寓的门铃。五号公寓在波罗晓夫大街上的一栋无任何特征的大楼里。他会对莫舍·约哈南说：“算了吧，我回家了。无论是干什么，听起来跟部队太相像了。”
开门的那个女孩即使没穿制服，看起来也像部队的。她干净利落、本分踏实、不苟言笑的作风太像了。她递给阿弗纳一沓纸，让他在一张木桌上填好。房间里除了一两把木椅之外，没有其他的家具。
她在一扇无任何标记的门后消失了，阿弗纳目不转睛地盯着问卷上打印出来的长长的问题。第三十六个问题是：“你在苏联有活着的亲戚吗？”现在站起来离开当然还不晚。并不是这一长串问题，尽管有些问题太私密了，跟他喜欢自由的本能不一致，让他感到不愉快——有些问题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而是因为麻烦。特别是将来可能存在的麻烦。什么表格，什么勤务簿，什么命令和作息时间表，还有什么指挥部，在未接到进一步通知之前，取消一切假期。还有什么六点之前回来报到。难道过去四年里还没受够吗？
阿弗纳不喜欢军队绝不是因为一些平常的原因。比如说，他并不介意背着五十磅的装备在夜里行军，横跨几乎整个以色列。如果跟他一起角逐突击队员徽章的候选人有一半晕倒了必须叫医院派车来拖的话，那就更好了。因为阿弗纳没有晕倒过，即使他的个头不是最大的，身体也不是最壮的。他能一直站着，而且潜水是第一，虽然他到了部队才开始学游泳。他最终成了突击队员。一百人中选拔十五个，他是其中之一。在以色列军队中，他戴着第二枚最杰出人物徽章，仅次于战斗机飞行员。
他也不讨厌“六日战争”期间在真正的战场上背着磁性水雷悄无声息地潜入水下。他当然害怕。只有傻瓜才不害怕，而傻瓜是不能担任突击队员的。
阿弗纳不喜欢的是凑合着洗澡，这样你永远也洗不干净。不管怎么凑合他都不喜欢。还有吃的东西——每个星期六承蒙犹太传教士惠允的食物，冰冷的，他不喜欢吃。他不喜欢官僚作风。天底下的一切规章制度都与安全或作战效能无关。假期没有任何理由就取消了——取消的理由，至少阿弗纳看不出来。任务的分派并不是基于这个部队最擅长什么，而是基于利益、奖赏或惩罚。
他讨厌搭过路车回家，他想在十二个小时里跑一个来回。浪费宝贵的时间站在高速公路边等别人捎上你，也许这就是士兵的命运，甚至是英雄的命运，世界上哪都一样。阿弗纳不想争论，只想不要成为其中一员，至少不要永远是其中一员。他可以随时为国捐躯，但搭便车，决不。
阿弗纳填表时之所以犹豫不决还有一个原因。尽管他在花园里对父亲说过——“他们也许会对你这样。但我告诉你，他们绝不会对我这样。”——只不过是口头上的东西而已，虚张声势的成分较多，心里并不是真的这么认为。阿弗纳不知道“他们”会对他做什么。实际上他也不知道他们对他父亲做过什么。
他父亲一辈子沉默寡言，他和他后来的妻子回到以色列以后，从来未对阿弗纳做过任何解释。就像他跟阿弗纳开玩笑时说的那样，虽然又娶了一个妻子，但他并没犯重婚罪，因为过去娶他母亲的那个人跟在国外娶威尔玛的那个人并非同一个人。其中一位的存在是不合法的。是的，他是因为给以色列当间谍坐过牢。至少，指控是这样。事实真相？呃，你以为呢？
阿弗纳的父亲和母亲之间的关系，表面上仍然是友好的。他父亲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回到雷霍沃特的那栋旧房子里来，跟母亲在厨房里说好几个小时的话。阿弗纳有一次对他母亲说：“你这些天看见他的时候比你们过去住在一起的时候都多。”她只是耸耸肩。
“你以为你的感觉是最重要的吗？”她回答道。“我告诉你，不是。”
阿弗纳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对于他母亲来说，她之所以认了这桩破裂的婚姻，而且无怨无悔，是因为这也是一种爱国。当其他人都在为以色列牺牲生命的时候，她为什么不能牺牲自己的婚姻？她永远不会说哪怕是一句父亲的坏话，甚至威尔玛的坏话，尽管她总是避免谈及她。偶尔谈及时，威尔玛干脆变成了一个“你可怜的父亲不得不忍受”的东西，就像他被捕和坐牢一样。对于这种态度，阿弗纳表示理解。但在他心里，却控制不住地对她有些轻蔑。在某种程度上，他宁愿她大喊大叫一通。
父亲的态度迥然不同。他不掩饰自己的痛苦，虽然他没明确提及痛苦的原因，“结束的时候就结束了，”他说。“他们需要你的时候，什么都好。你是一个重要人物。当一切结束的时候，他们就唾弃你。”
他接着说：“如果你够幸运的话，你还可’以待在附近，让他们向你吐唾沫。”
阿弗纳也许会问：“你是什么意思，他们？谁？”
但是父亲不答，沉默了一会之后重复道：“他们对待你就像对待一只橘子，把你榨干之后就扔掉。”
虽然父亲没补充任何细节，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再清楚不过了。这位老人——实际上并不老，才五十五岁而已——回到以色列之后就垮掉了。使他垮掉的不仅仅是对他的讯问和监禁。“从一个角度看，坐两三年牢是一件坏事，”一次他对阿弗纳这样说。“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却不值一提。我非常轻松地就过来了。”使他垮掉的也不仅仅是他多病的身体，虽然他总是在看医生。也不是担心没钱，虽然他非常拮据。他没有工作，只有一小笔养老金。回到以色列以后，他也试着做过一两笔生意，但都亏了。
真正的问题是深层次的。
“他们让你把红宝石捡起来，”一天他对阿弗纳说。“让你拿在手里玩一玩。他们说如果你干这个干那个，所有这些红宝石都是你的。于是，你干了这个又干那个。”
“接着门上响起了敲门声，来收缴你的红宝石了。他们说，对不起，什么红宝石？你说说看，你叫什么名字？”
“什么意思？”阿弗纳记得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但他的父亲只是摇头。
阿弗纳相信父亲说的都是实情，但也许只对他来说是实情，对别人不一定是实情。如果对所有的人永远都是实情的话，那留给这位荷兰小男孩的会是什么呢？一个还没有买卖头脑、不知化学和数学为何物的男孩？他必须永远待在这个魔圈之外吗？一辈子剪鸡指甲吗？永远也看不到法兰克福了？每周和肖莎娜搭一次便车去阿什杜德海边？等他姑妈给他在以色列航空公司找个工作？在农场待过那么多年，在部队里有着那么好的记录，难道还要继续做一个“野客”？仅仅因为父亲的问题没有解决，就什么也不干了，不管是为自己还是为国家？也许不是“他们”的错，或不全是他们的错。也许，是父亲自己莫名其妙地搞错了。
阿弗纳在木凳上填完问卷调查表，递给那个女孩。过了几分钟，她带着他穿过那扇没有任何标志的门，走进另一个房间。一个中年男人坐在一张简易木桌后面。房间里有一个装档案的铁柜子，一把为客人准备的椅子，上面垫着海狸皮。那个人看着阿弗纳的眼睛，使劲握了握手之后，示意他坐下。
“你好吗？”
“很好。”阿弗纳有点吃惊地回答道。
“你父亲怎么样？”
“很好，谢谢。”
“好，好。”那个人说。“呃……”他提到了阿弗纳所在部队的那个中校。精锐部队中的军官的名字，比如阿弗纳，并不是公开的。阿弗纳不知道那个人为什么会提到他——也许是想跟他套近乎，也许是想再次确认阿弗纳的身份，也许是想证明自己的身份。不管是什么，他决定实事求是地回答。
“我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他很好。”
“让我想想，那是……二月份，是不是？”那个人漫不经心地问道，把桌上一个薄薄的文件夹朝自己跟前拉了拉。
“三月。”阿弗纳回答道。他声音中既没有恼火的成分，也没有对什么留下印象的意思。事实上这二者他此时都有一点。使他恼火的是这个游戏，而让他印象深刻的是这个人的仔细。在面试他之前他们一定再三查过他，然而他们仍然非常谨慎。
那个人递给他一支烟，他谢绝了。他注意到那个人自己也没抽。不抽烟的人通常是不给别人烟抽的。所以这个举动一定是在看阿弗纳是不是他想象中的那种人。一个抽烟的人也许会不假思索地把烟接过来。噢，真是精明！这种诱惑几乎是无法抗拒的——这就是土匪阿弗纳——他想假装改变主意去要一支烟，看看那个人会如何反应。但是没有。
相反，那个人说话时，他仔细地听着。那个人说如果阿弗纳被接纳的话，这个活还是非常有趣的。在目前这个阶段，他甚至不能说他们欢迎阿弗纳参加录用考试。如果通过的话，还必须经过长时间的训练。大约一半的人会被淘汰，他也许是其中一员。但如果他顺利过关的话，这个活还是极具诱惑力的。
这个活很诱人，而且对国家非常重要。这就意味着他有了安全保障和一笔养老金，也意味着有了保险和医疗福利，甚至还有一套牙齿护理计划。也许还要去海外进行许多次激动人心的旅行。那个人说，他会发现这个组织就像一个金字塔，很多人都在底层，顶上的人非常非常少。他到底能走多远，要看他，也只能看他。
“就拿我来说，”他兴奋地说。“我开始时在底层，吃了很多苦头之后才到今天这个地步。”
噢，你今天到了什么地步？阿弗纳暗自思忖道，一个五十岁的笨蛋，坐在一把木椅上面试新人，房间里闷热难当。很让人激动嘛！
那又怎么样？这套位于波罗晓夫大街上的破旧不堪的公寓很显然是在最底层的。这个组织里最让人激动的也许还是在顶层。这位“约翰·韦恩”向往的顶层也许完全不同。
然而这次面试之后，迷人的牙齿护理计划却没有随之而来。没有电话，没有信件。但阿弗纳也永未下定决心。顺其自然最适合他此时的心情。这是1969年夏天。
“你还没有收到以色列航空公司那个家伙的消息吗？”在一个周末，肖莎娜这样问他。
“没有。”阿弗纳摇摇头。
“他是不是不着急？”
恰恰是肖莎娜自己不着急，这个问题等于白问。这个夏天，她就拿到教师资格证书了。他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大谈特谈婚姻。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们爱着对方。阿弗纳在部队的四年中，肖莎娜没有跟别人幽会过。如果他们结婚的话，她父母会资助他们的。毕竟，他们不可能老是用一辆借来的破车约会。
“不仅仅是以色列航空公司，”阿弗纳对她说，“我还有一个活。”
“是吗？什么活？”
“噢，政府的活。如果得到的话会非常好。我正在等。”
关于这个活，他跟她就说了这些。肖莎娜也没问。她有一头蜜黄色金发，像公主一般窄窄的五官和像瓷器一样深蓝的眼睛。除此之外，阿弗纳喜欢的就是这一点：不多问。但即便如此，这些都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永远无法言表。
一个多月后，他母亲收到了一封电报。
阿弗纳这时差不多把这事都忘了。如果他还惦记着什么的话，他更急切地想收到以色列航空公司的来信。哪怕做一个乘务员，或者事务长，或者任何空勤人员，都行，只要能旅行。波罗晓夫大街上的那些人，谁知道是些什么人？
这一次，电报上让他去的地方不是波罗晓夫大街上的那套公寓，虽然这个地方跟那套公寓一样破旧。不同的是那个让他在外面等着的女孩不同了。她不苟言笑，领着他穿过的那扇门也不同，但也没有任何标记。里面也不同，虽然木桌看起来是一样的，但坐在木桌后面的人却不同。
“我们一直在跟你谈的那个活，”那个人说，“你还有兴趣吗？”
“有兴趣。”
“好。”那个人拿过他面前的日历，在一个日期上画了一个圈，把它递给阿弗纳。然后从桌子对面滑过来一张纸。
“在这天去这个地址报到。记住这个地址后把它还给我好吗？不要别人送，自己搭公共汽车去。你在那里要参加一个短期课程。上课期间会有一些测试，课程结束后会有一个考试。其余的就由我们来定了。”
阿弗纳有些犹豫不决。
“有什么问题吗？”
“嗯——我被雇用了吗？”阿弗纳说。“我有工资吗？”
“你被接受参加训练了，”那个人说：“当然，我们会给付你工资的。你将成为一家公用事业公司的临时雇员，但我还不知道是哪一家。他们每周会寄给你一张支票。还有什么问题吗？”
“好了，没有了。”阿弗纳站起来。“谢谢。”
“祝你好运。”那个人向他伸出手，但并没起身。那个不苟言笑的女孩已经把门打开。没过多久，这位“穆萨德”新特工已经站在了大街上。
那天晚些时候，他和肖莎娜坐在“雪铁龙”汽车里，在一阵莫名其妙的冲动之下，阿弗纳问她愿不愿意考虑移民。这个问题问得太突然了，连他自己也吃了一惊。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促使自己向她提这个问题。
肖莎娜不解地看着他。
“移到哪里？”她问道。
“我不知道。德国，哪里都行。也许美国。”
“你的意思是永远吗？”
“当然是永远。‘移民’这个词的意思就是这样。”
肖莎娜大笑起来，心里也许有点不安。
“说说可以，你不能当真。”她说。“我这个夏天就当老师了。我父母……这是……我们的家。”她看着阿弗纳，补充道：“别担心。你迟早会找到工作的。”
阿弗纳什么也没说。他没有告诉肖莎娜他已经有工作了，也许还是个不错的工作呢。尽管他不知道“超时空效应”这个词的意思，他却有一种曾经经历过这个时刻的感觉，他被这种感觉牢牢地控制着。这种感觉很奇特，根本说不清。那天晚上睡觉之前，那个时刻又漂进他记忆里来。当然，这个时刻就是他父亲问他母亲是否愿意待在法兰克福而她的回答是“你一定是疯了”的时候。
虽然离上课的时间还有两个星期，但阿弗纳还是在第二天忍不住把“雪铁龙”借来，开着出去了——当然是一个人——朝着特拉维夫区的海克亚方向。然后取道海法路北行。
他心里充满了好奇。他很熟悉这个地方，但他记不清哪栋是“穆萨德”培训中心。他沿着那条路开了一两个来回，什么也没看见，只有一些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不是三五成群地在有很多孔的水泥台阶上散步，就是一堆一堆地坐在那里。街道的尽头是一片开阔地，周围是由铁链连接起来的栅栏。在这片开阔地的中央，从地下升起来一个蘑菇形的圆屋顶，看起来就像一个发电厂，也许是一个防空棚。阿弗纳想这本身是不是就是一个测试。很显然，他不能这时候才想起来问问题，他也几乎无法回到坐在木桌后面的那个人面前，告诉他自己找不到那个地方。事实上，也许根本就没人会回去。因为无论是波罗晓夫大街上的那套公寓还是另一套公寓，看起来都像是临时租用的。
他想到了一个主意。他掉转车头，把车开到这条街与一条大道的交叉口，然后把车停进一个空荡荡的停车场等着。此时车不多，但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有几辆车出现了，随后又消失了。阿弗纳看着他们，让他们过去了。他正在等他的第六感觉给他发信号，发出某个让他可以进行推理的信号。
一个小时过去了，他等的车才来。这辆车和其他车没什么区别，车里的两个人可能是大学里年轻的教授或教师。但是阿弗纳知道他们不是。他说不清自己是怎么知道的，正如他后来解释的那样，政府的车就是政府的车，即使在以色列也是这样。
当阿弗纳开着那辆破旧的“雪铁龙”跟着政府的车，沿着蜿蜒曲折的背街而下时，他始终与他们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以示礼貌。他们向那片开阔地尽头的铁链栅栏驶去。快到栅栏时，车头猛地向右一转，径直沿一栋大楼的边缘奔去。车没有撞在水泥墙上，而是沿着大楼和栅栏之间的一条狭窄的车道继续向前驶去。阿弗纳这时才看清这条路。在这条车道的尽头是一扇滑动的电门，它正慢慢打开，让车进入。在门那边，路面陡地沉了下去。政府的车消失得无影无踪。
阿弗纳没有跟进去。两周以后他来这里报到培训。除他之外，还有十二个人，都是男的，大多数人的年龄跟阿弗纳相仿，只有两三个人年纪相当大了，有一个人看上去已经四十多了。阿弗纳一个都不认识，在年纪较小的那些人中，有两三个人以前好像见过，也许是在以前部队里联合演习的时候见过。从自己以前的部队里来的，除他之外，再没其他人。
一周以后，他收到了通过邮局寄来的第一张支付薪金的支票。是特拉维夫自来水厂寄到雷霍沃特他母亲家里的。一百二十以色列镑。钱不多，一个人要是靠这点钱来成家的话，那就得三思而行。但是暂时，没关系。阿弗纳从来不担心钱。即使在那些比现在还缺钱的日子里，他都没有担心过。他所关心的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能让他兴奋、四处旅行、干自己想干的事情，同时还能让他超群出众的生活方式。
大多数教官都很年轻，也许只比他大四五岁。只有一个名叫戴夫的轻武器教官例外。他的脸看上去有六十岁了，而身材却精瘦结实，就像一个二十五岁的运动员。阿弗纳很少见到体形这么好的人。
戴夫是个美国人，以前当过海军，从来没有学过希伯来语。阿弗纳和另外几位都很乐意跟他说英语，但是戴夫却坚持说希伯来语。“你们学他妈的枪法，我学他妈的语言。”他们第一次见面时，他说话的腔调就像美国卡通片中的人物大力水手，缓慢悠长。不知什么原因，他的声音里有一种奇妙的威严。“我们彼此都好好学，好吗？”
“我没问题。”阿弗纳回答道。
“你们部队，呃？”这个有些年纪的人问道，“你们部队教过你射击吗？”
“他们给我们发了一些枪。”阿弗纳谨慎地答道。
“你帮我一个大忙，”戴夫严肃地说，“你也帮你自己一个大忙。把你以前见过枪这回事忘掉吧。你第一次看见枪是在这里。”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事实。虽然他在部队里学过很多关于如何使用随身武器的知识——他所在的部队毕竟是突击队——但阿弗纳从来没见过像这个老大力水手那样射击。首先，他对身体状况的要求很高。不是指体力，而是指协调性。“你觉得举重运动员射得好吗？”戴夫问道。“举重运动员射得他妈的一点都不好。如果你想向敌人扔石头，你就举重吧。如果你想向敌人开枪，你就跳绳，像个小女孩那样。”
全组的人每天至少有一个小时在地下健身房跳绳。十几个未来的秘密特工就像一群十二岁的女孩那样跳着。戴夫似乎相信跳绳和使用好手枪这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其相信程度简直不可思议。他有一句言简意赅的话：“你不会跳绳，你就不会射击。”阿弗纳从来不怀疑他说的话。戴夫可以用任何一只手在二十五英尺开外将墙上的一枚钉子打进去。
但这还没有抓到问题的要害。正如戴夫所说：“如果你想学习目标射击，你就去参加奥运会俱乐部。我教你的是他妈的格斗射击。”
在戴夫看来，学习格斗射击，就意味着要学习一些对手使用的武器的知识。“你以为他像他妈的目标，会在原地等着你吗？”他这样问阿弗纳。“他也许射得比你还好。如果你学会了射击，而且走运，你会活得很长。但如果你学会了迅速缩头躲避，你就会活得更长。”
这句话的意思当然不是说躲避子弹——那是不可能的——而是说在教室里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从彩色图和幻灯片上学习识别武器。识别敌人可能使用的枪支的类型。正如戴夫所解释的那样，每一种枪都有一定的特点，所以知道是什么枪也许可以救你的命。“子弹不是他妈的牛虻，不会绕着你转，子弹走的是直线。”如果你知道别人使用的武器的特性，你通常就能在瞬间决定子弹很可能飞行的方向，并快速地避开它。“你看见他使用的也许是左轮手枪，如果你聪明一点的话，知道所有的左轮手枪都会向右偏一点，即使他妈的世界冠军也是这样。于是你朝你的右边躲。如果你不那么聪明，向左躲，那你就被逮住了。正好打在这里。中了。”
讲到这里，戴夫总是伸出扁扁的食指，戳在阿弗纳的两眼之间。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当然就是了解你自己的武器了。那位曾经当过海军的老人最终允许他们把一支真枪拿在手里的那天，阿弗纳惊奇地发现，戴夫给他们的枪是22口径的半自动贝雷塔。也许这些枪仅仅是用来训练目标射击的。
“不，这就是你们的枪，你们用这种枪干活。一直用这种枪。”
戴夫解释说，在特工这一特殊的工作当中，与精确性、枪声的大小和隐蔽性比较起来，手枪的射程和穿透力就不那么重要了。很显然，这个理念，尤其是引进22口径的贝雷塔，是戴夫对“穆萨德”特工组织的武器装备的独创性的贡献。在这之前，以色列特工用的是部队里和警察用的手枪，口径比它大得多，如32、38，甚至45口径的手枪。“他们问我：这个22口径的枪是什么枪？你需要更大口径的枪！”戴夫说：“我告诉他们：相信我，你不需要大口径的。”
戴夫甚至坚持减负，即减少弹膛里的炸药。炸药一减少，与普通22口径的手枪比起来，子弹的初始速度就更慢，射程就更短。而且，枪声很小，并且是间歇性的。开火的时候——只是噗的一声。这种枪不需要消音器，在密封的机舱内射击时，穿透铝制舱壁和产生爆炸减压反应的危险性很小。这样飞机就不会在空中爆炸。而在现代喷气式飞机上使用其他枪支绝对是非常危险的。
“你担心枪太小了？”戴夫问道。“你想用大一点的枪？你的敌人是大象还是坦克？如果你的敌人是坦克，就没有那么大的枪，要火箭筒才行。但如果你的敌人是人，像这么小的枪就够了。”
戴夫也不同意22口径的枪没有射程的观点。几个受过部队训练的人似乎都有这种担心。但是一线特工干的活与他们截然不同，在戴夫看来，对一个特工来说，受过部队训练比没有受过任何训练更糟。部队训练人成为一个神枪手，坐在一棵树上就能把一里之外的敌人放倒。部队训练士兵每次扣动扳机时射出几发子弹。“嘿，你这个伦敦的大特务，”戴夫不无讽刺地说。“也许你想要一支黑克勒一科赫冲锋枪。真是好枪，一秒一颗子弹。别人只要跟你对视一眼，你就把地铁里的人杀光。”
部队——在这点上警察也是一样——教人把子弹压进后膛，拉上保险销，然后把枪拿在手里向前挺进。戴夫说，忘了那个保险销吧，绝对保险是根本不存在的。它无法防止你的枪走火——比如，不慎掉在地上——但它却会妨碍你需要的那天扣动扳机。相反，不要在后膛里装子弹。枪也不要拿在手上，除非你想开火。要学会用两只手，学会在拔枪的同时把枪管顶部的滑套拉回去。无数次地练习这个动作，直至你睡觉的时候都能轻而易举地、流畅地完成这个动作。一旦拿在手上，就要开火。不开火的时候就不要拿枪，这就是枪的作用。
“你不是他妈的警察。”戴夫说。“你是特工，秘密特工。你拿着枪，对任何人都没好处，而且他妈的把你自己暴露了。永远不要用枪来警告别人。请永远不要，先生们。做个好孩子。不要。你拿枪，就开火。一开火，就命中。”
这是重要的一课，他反复强调。为了开火才拿枪，拿枪就杀人。如果一个强盗要你的钱包，给他钱包；要你的鞋子，给他鞋子；要你的衬衫，给他衬衫。你让他揍你、侮辱你。但如果由于某种原因你不能把他要的东西给他——那就杀了他。千万不要把枪拿出来威胁他，不要打他的腿，你不是警察，你是特工。你要避免被查出来，最最重要的是，这是你的工作。
如果你扣动了扳机，那就扣两次。戴夫对这点坚信不疑，它跟跳绳用的绳子一样重要。它是用任何枪，特别是22口径的枪进行格斗射击的基础。这位前海军解释道，如果开了一枪就停下来，你的手不可能保持在同一个位置上。不管你练习过多少次，也不管你是谁，都会不由自主地甚至是下意识地移动一点点。你第一次对准了目标，但如果停了一下，那么再次射击的时候，你就会打偏。
但如果你扣动扳机两次，无论发生什么，只要你的目标是对的，都会有两颗子弹同时命中目标。如果没有打中也没关系，两颗子弹没打中跟一颗子弹没打中是一回事。如果你没打中又还来得及，你可以再瞄一次，把两颗子弹打出去。但两颗就够了，只打两颗。你每次扣动扳机时，扣两次。
“记住这一点，”戴夫说。“睡觉的时候也要记住，总是噗—噗。绝对不要他妈的噗—次就完了，这样不好，而是噗—噗，即使在你睡觉的时候也这样。”
阿弗纳完成基础训练多年后的一天，他在特拉维夫市的加伯汀斯基大街碰到了戴夫。“是你啊？”那个美国老人高兴地说。“你怎么样？还记得噗—噗吗？注意别忘了！”
阿弗纳从来没忘记过。
他不是一个天生的射手，但是凭着“野客”良好、谨慎的作风，他一遍一遍地练习，直到最终达到要求。他不是这个组里最好的——成为最好的还需要判断力和节奏感。而阿弗纳不具备这些——但他下决心凭借自己的毅力尽可能地学好。他做到了。在格斗实践中，他尝试拔枪的时候不要离目标太远——“你以为你在发射洲际导弹吗？也许。”戴夫会这样说——但他也努力克服自己觉得距离太远会打偏的担心。“当然，你用枪管顶着他就不会打偏，但是那样的话，敌人就会狠狠地揍你，这样你就失败了。”这就是戴夫关于那个错误要对阿弗纳说的话，除非他没有机会说。至少，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
其他的课程也是一样，摄影课、通信课、爆破课——阿弗纳以前在部队里学过这些课程，不需要其他人那么多训练。突击队员必须了解一些爆破的基本知识，这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不过阿弗纳不是装炸弹或拆炸弹的专家——也许装拆一个简单的还可以。在战场上，一个普通人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放置、打开炸弹的保险，启动爆炸装置。在这个层面上，事情就简单了。一切都是事先预备好的——雷管、发射机，以及可塑炸药。这样的炸药只需要一小撮就可以把一个保险箱的门炸开。但你不必那么小心。你可以把它扔在地上，用锤子锤它，甚至用它来捻熄香烟。它的性能十分稳定，你要学习的就是把它做成什么形状——可以做成任何你想要的形状，甚至还可以给它上色——然后把它放在起爆管里，把导线连上。红色线与红色线相连，蓝色线与蓝色线相接，很简单。
证件课程就更有趣了。这是阿弗纳最擅长的课程，也许是因为它与第六感觉有关。不是伪造假证件——因为这是专家的事，别指望一线特工会了解那么多——而是使用和侦查。这是一门微妙的科学，需要一个人具有推理能力。教官是一个名叫奥特加的阿根廷犹太人。正如他所说，与其说它是一门别的学问，还不如说它是心理学。你必须对身份证件有一些了解、对人有深入的了解才行。
奥特加认为，一线特工应该首先学会怎样识别假证件，然后再学习怎样搞到和使用假证件。在以色列，“穆萨德”这个组织的实际工作不是从事反间谍活动——另有一个名叫“辛贝特”的国内安全机构负责这个——但在以色列以外的国家，反间谍也是特工的工作内容。更为重要的是，了解别人在使用假证件时所犯的错误可以避免他们重蹈覆辙。
比如，奥特加给他们每人发一个护照，让他们随便在哪一页做些改变，比如用刀片刮掉一个符号，写上另一个符号。“你们每个人，在不同的页码上这样做。”他对他们说。“你们把护照还给我的时候，不要告诉我是哪一页。”
他们这样做了，奥特加让他们把护照打开，放在他摊开的手掌里。他能立即说出他们窜改过的地方。护照在这些所谓的伪造者们绞尽脑汁地干了一个小时的那一页打开了。护照的装订之处总是会弯曲一点都不奇怪。
“但是，我让护照打开的时候，”奥特加说，“我不看护照，我看你。”
任何一本护照，即使没有窜改过，都会在某一页打开。这本身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持护照的人的目光没有闪烁不定的话。闪烁不定的目光是你最希望看到的东西，特工是不可能当场崩溃甚至哭起来的。但闪烁的目光也可能没有任何意义，或者跟你关心的事情没有关系。也许那个家伙在走私香烟呢。这时你的第六感觉就要介入了。如果你没有第六感觉，你就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特工，无论你是查假证还是用假证都是这样。
就阿弗纳来说，这是他作为一个特工的优势所在。他才华横溢，特工所需要的那些本领他都有。确实，在诸如数学和科学这些令人惧怕的课程上的能力，有时候也是需要的。有些设备特别是那些通讯设备，复杂得难以置信，有扰频器，还有反扰频器。发射机发射一次就能发出一个小时的信息。阿弗纳觉得加密和解密的原理非常难学。一次性缓冲器对他来说总像个谜一样，还有计算机。他最缺乏的是记忆技巧，身体的协调能力也只是中等。他的驾驶技术也是技巧不足，勇气有余，就像他说英语和德语一样，敢说，但说得不好。他虽然能很快抓住一个事件的全局，但在细节上却没有耐心。
然而——关键就在这里——在“穆萨德”特工组织里，没有专业才能的人也有施展本领的机会。有许多无线电信号天才或化学奇才只能待在实验室里生产隐形墨水。他们也需要掌握全局的人。像阿弗纳这样的人，也许没有任何专长，却善于推理。
阿弗纳擅长根据事实推理。在他心里好像时常有一个声音在低声对他说：不要在乎那个，注意这个就行了。不管是证件还是人，他总能几乎是下意识地记住那些最小的标记。就拿他们练习时用的比利时护照来说，他虽然不能立即说出毛病出在哪里：签证好像是真的；揉搓的时候，颜色也没有粘在手指上——对着光看纸张也不是那么薄——但他头脑中有一个警钟，他必须在三十秒内作出决定，就像真的在机场一样，要么把乘客扣留下来，要么向他挥手告别。他又看看护照，当然——是看护照上的照片，夹照片的金属回形针完全生锈了。锈迹斑斑的回形针应该在证件上夹了两年了，而且好像一直是装在满是汗渍的口袋里的，但是反面却与之不符，锈迹很少。后来换上去的照片上没有什么锈迹：锈迹是无法放回到跟原来的照片一模一样的位置上的。
阿弗纳也擅长“扫描”艺术，即密切留意周围不寻常的事情。“扫描”艺术不是一门独立的课程，永远保持警惕被看作是对每个特工的要求。“扫描”，简单地说，就是用你的眼球频繁地扫视你周围的环境，就像雷达的信标一样。决不要让全部注意力在一件物体上停留几秒钟以上。为了使“扫描”成为一个绝对的、二十四小时都具备的习惯，教官们常常在出乎受训人员意料的时间和地点为他们设置一些意想不到的陷阱，他们下班后在特拉维夫的大街上散步的时候也不例外。教官们教他们如何把一切反射面——橱窗、车门——当作镜子，随时了解周围的一切，同时又让别人对他们的行为没有觉察。
“扫描”确实成了大多数特工一辈子的习惯。但阿弗纳很快注意到了另外一点：“扫描器”的身份也会暴露。比如，特工们很少笑。事实上，大多数特工面无表情，一方面要不停地用眼睛扫描，另一方面又要让面部的表情丰富多变是很难的。这是另一种知识，阿弗纳把它储存在下意识里，以备将来之需。
作为一名侦察员，不仅仅是事情会立刻影响你，还有信息也会影响你，这是特工培训中主要的一点。在阿弗纳待在蘑菇形的圆屋顶下的六个月中，这一点比其他什么都重要，一再强调。他们经常出去侦察。搭汽车去海法，在酒店的大堂里坐到下午四点，然后回来一点不漏地告诉教官他们看到了什么。不要剪辑，不要判断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把你记得的东西全部说出来——每件事都要记得。
当然，要做到这点需要记性和耐心——这不是阿弗纳的强项——这项训练让他对人性有了深入的了解。通常，在第一个受训人员不知情的情况下，会有另外一个组的一个受训人员坐在海法一家酒店的大堂里。如果他们的汇报大相径庭，教官就会对他们说：“听着，伙计，为什么不到隔壁给我把这个问题搞搞清楚。”
通常，答案很简单。一个受训人员在观察时感到无聊了，或者饿了，就会去找咖啡或者三明治。特工也是人——烟抽完了，要洗澡了——这个因素常常在另一个特工的分析中被省略掉，有些受训人员想像力非常丰富，喜欢夸大甚至虚构。这些训练不仅仅是训练或测试他们的观察力，而且还可以搞清楚他们的某些品性。他们会不会捏造，或者会不会添油加醋？他们能不能把观察和想象分开？碰上自相矛盾之处，他们是据实承认还是顽抗到底？
这对于另一个领域的培训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个领域中，阿弗纳是最好的。这就是策划。设计一个模拟的军事行动，选人，把需要的辅助工具列出来。在一组学员中选谁担任什么任务——根据他们各自的强项、特长和个性——可能是成功的关键。
教官很快注意到，阿弗纳能根据这些同伴各自不同的特点和性格，让他们扮演不同的角色。他能大大地超越这些表象。比如：假定一次虚构的任务是秘密进入设在罗马的阿拉伯人的大使馆，摧毁它的通讯室。阿弗纳就会要住在当地的罗马特工向他详细汇报在整整一个星期内大使馆每天二十四小时的日程安排。在行动前的三天时间里，他会指派最不活泼但最可靠的特工画一张周围街道的交通图。假定这个虚拟的大使馆里有一个套间，阿弗纳就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想租住这个套间的西德商人，从而搞到所有楼层的布局。他会用尽可能少的人完成每个阶段的任务。他决不亲自向自己的特工通报情况，而是让各个部门最聪明、最细心的人来做这件事。
最后，他会在这份方案上签上他的大名，笔迹粗大醒目。他为这份计划感到自豪，也知道为自己的计划感到自豪的重要性。有一次，教官来回看着那几份计划，举起那些潦草难读的字迹，讽刺地说：“瞧，这是一个大英雄的签名。”
在阿弗纳看来，教官说得没错，一个人的签名越不清楚，他对自己的计划越是缺乏自信。在实战中，阿弗纳总是要看送给他的方案上的签名。如果他能毫不费力地读出这些名字，这个人很可能就能活着回来。
这属于心理学的范畴。在各个领域的训练当中，那些阿弗纳认为的信息背后的心理活动给他的印象最深。那些信息他也许不会记得太久，但他总是记得当时的心理活动。至于那些技术上的细节嘛，他可以问别人或者查阅资料。重要的是心理活动，它可以帮助他获得新的信息。
比如，阿弗纳永远不会忘记教官谈到证件时说的一番话——虽然只是随便说说而已，但他却一直记得。
从证件的性质来说，有各种各样的假证件。从特工也许会使用的永久居留证到一小时证件——比如，从机场厕所偷来的游客的护照——在紧急情况下，特工也许可以用它来过境。但是奥特加说，与证件的性质比起来，你对证件的信心更为重要。证件永远不会独自发挥作用，只有跟你联系在一起时才发挥作用。如果你不相信你的证件，或者不相信给你证件的人，你会把一个永久性的身份证件降级为一个一小时护照。反过来，即使你拿着偷来的驾驶证，只要你相信它，你也能走得很远。
在一线特工执行的每项任务中都有某些心理活动的成分。如果在巴黎或阿姆斯特丹设置监控点，一对年轻夫妇引起的注意要比，比如说，一个穿着雨衣、孤零零地坐在一家咖啡馆的露台上看报的人少。但是在西西里岛或者科西嘉岛，把任务交给一个孤身一人的男人可能是一个更好的考虑。在世界上大部分地方，安全屋最理想的主人是年纪稍大的夫妇。而在索尔邦大学，一对男女学生最不显眼。阿弗纳第一次跟踪开车的教官时，他以为教官会玩各种飞车技巧，完全没想到他跟踪的这个人在特拉维夫慢得像一个老太太，每次转弯的时候都要打信号灯。最后在黄灯的时候，教官甚至停了下来，就在信号灯变成红色的一瞬间，他倏地穿过了繁忙的路口。阿弗纳跟不上他了，要是跟下去的话，就要出交通事故了。这次经历虽然简单，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许多受训人员希望学到固定的规则，确切的程序。固定的规则虽然有，但对特工来说，一成不变地照搬书本是最致命的错误。它不是一个按部就班的活——这也是为什么阿弗纳觉得这个活儿那么适合他的原因。秘密就在于掌握规则但又不受规则的束缚，能够即兴发挥且总能应付突发事件的人将会脱颖而出。不像部队，说到底，它属于官僚机构。而这项工作，却是为那些不驯服的人量身定做的。至少阿弗纳是这么认为的。
六个月之后，训练移师野外。对有些人来说，进入这个阶段之前没有什么正儿八经的考试。但实际上，每天的训练任务都是一次考试。通过这些考试，教官对这些未来特工们的表现进行评估。阿弗纳不知道在他们这组人中哪些人“考过了”或“没考过”。这方面的信息他们从来不告诉其他人。一个受训人员再也见不着了，也许就意味着他有了别的任务或者分流到某个特殊领域去了。但也可能意味着中途辍学了。关于这些，受训人员总是在私下议论，从来没有问过，也没得到过任何正式答复。
在移师野外训练之前，阿弗纳接到指令，让他参加几个特别情况介绍会，是关于工作程序和汇报程序的，还包含一些有趣的技术信息，但无甚令人惊异的东西。有一个通报会比较特别。阿弗纳不知道是应该把它看作一件没有价值的东西呢——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很滑稽——还是应该把它看作一个不祥的征兆。他的第六感觉告诉他，它像父亲提及的那类阴暗的问题。阿弗纳虽然感到有些不安，但还是决定一笑了之。
介绍情况的那个人，容貌并没有什么超凡的魅力，但头发边缘有一些像本·古里安总理那样的白发。他那张侏儒一样的脸上透露出恶毒与奸诈。他的身材也像个侏儒，也许不到五英尺。他坐在一把木头椅子上，双脚几乎够不着地面，面前的桌子上乱七八糟。
他的手指被烟草熏得黄黄的，那双贼亮的眼睛从不安分的眉毛下面嘲弄地凝视着阿弗纳。一边的眉毛高高耸立于额头之上，仿佛一个永恒的问号。原本白色的衬衣上污渍斑斑。
阿弗纳断定，他不仅仅是一个加里西亚人，而是所有加里西亚人的祖宗。
“你们要出去看世界了。”这个加里西亚人开口说道。“很好。现在坐下听我说，我有几件事要告诉你。
首先，不要因为我的话而感到不愉快。这不是私事。我从来没见过你。我现在跟你说的这些，我跟其他人也说过。
你想知道我桌上的这些书是干什么用的吗？是会计书。你知道我用这些会计书干什么吗？我想知道你们花了多少钱，为什么花这些钱，所以我坐在这里看会计书。
我告诉你这些，是因为你们有些人觉得这一趟应该要花很多钱，这些钱是由以色列国家派发给你们为个人谋福利的。现在我在这里提醒你，不是。我只提醒你一次，每个人我都只提醒一次，我不会再告诉你这些。我要发票。
我要你执行公务时花的每一分钱的发票。如果你要搭出租车，可以，你给我发票。如果你要租船，可以，你给我发票。如果没有，就要从你工资中扣除。
如果你搭出租车，最好是出于工作需要。我会问你为什么要搭出租车。能坐地铁就坐地铁，能坐公共汽车就跟其他人一样，坐公共汽车，走路也行。你花了不该花的钱，我就从你的工资中扣。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如果工作需要，那就花吧。你的工作特殊，而不是你特殊。在我这里不管你做什么，你不是英雄。你把希特勒绑到这里来，我要说，发票在哪里？长途电话是不是打给私人的，是不是打给你女朋友的？如果是，自己掏钱。
“我之所以说这些，是因为你们有些人觉得你们在为富有的银行家巴隆·罗斯柴尔德干活。你们别指望会得到很多钱。我怎么跟你说呢？你不是在为银行家巴隆·罗斯柴尔德干活，你是在为以色列干活。谈到钱的话，你是为我干活。”
那个加里西亚人停下来抬起头，望着阿弗纳的脸。“请明确告诉我，”他说，“我有没有没说清楚的地方。”
阿弗纳站起来。
“你说清楚了。”他回答道。他心里想的是：你想怎么样？人总是按自己的标准来判断一切。你这个加里西亚老贼也许是个顺手牵羊的高手，自然会以为别人也是这样。
就阿弗纳来说，他被冤枉了。不仅阿弗纳被冤枉了，其他很多人也被冤枉了。那些热衷于偷窃的人——别说偷窃了，就是赚钱的人——也不会加入到这些每天工作二十四小时、月薪只有六百五十以色列镑的人的行列里来。简直是胡说八道。
他们被送往野外训练之前惟一正规的考试是心理考试。很显然，上层人物们对他们为什么选择这个而不选择那个感到好奇，尽管大家总是开玩笑——你这样做一定是发疯了，诸如此类——但很显然大多数受训人员都认为自己是非常正常的人。阿弗纳当然也认为自己是正常人。其他人——嗯，也许有点古怪。但是心理考试的结果似乎不同。阿弗纳总是有一种直觉，要证明自己是合适人选，有些测试必须做点调整。
压力并不是来自考试，考试很简单。在阿弗纳看来，这些考试很有意义，而且搞清楚他二十四小时不吃不睡之后还能不能解决一个数学难题也非常有意思——虽然他的数学从来没有好过。答案很迷人，也让人满足。他不仅能够，而且愿意回答得更快一点，更准确一点。
其他几门考试都是通过耳朵来完成的。阿弗纳必须了解他们想从他那里得到什么答案，然后设法给他什么答案。不管这些答案是不是他的真实想法。在他看来，重要的是，“穆萨德”似乎对特工的某些品质并不满意。但没有这些品质他就不可能、也不会被招来做特工。听起来就让人发疯。
比如，他的第六感觉告诉他，“穆萨德”根本不喜欢约翰·韦恩这个角色，甚至那个荷兰男孩的角色。说得更准确一点，他们只希望约翰·韦恩独自跟全城的烂仔较量，而不希望他首先动手。他们痛恨英雄。如果“痛恨”这个词太重的话，至少是他们不喜欢或不相信英雄。阿弗纳觉得他们不希望特工在工作中获得的享受超过一定的程度，他们甚至不希望他们对敌人怀有非常强烈的感情。比如，一个受训人员，他是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人，对阿拉伯人相当痛恨——这不奇怪，因为他们在1949年杀死了他们全家。阿弗纳从教官的眼神中看得出来，这位亚历山大人在组织里的前景并不光明。
按照“穆萨德”的观点，一个理想的特工应该精确、可靠、镇定，犹如一台精心制造的机器。在一个层面上，他对于工作的热情应跟电脑芯片或磁极罗盘差不多。虽然他不应该愚蠢无知，或者麻木迟钝，但他的表现也不应该依靠他对任务的“感觉”。还有，他也不能创新，也不能忠于职守。他应该是充满激情的爱国者——但不应有丝毫的盲目。他应该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但应脑袋空空，没有任何想法。他应该是一个蛮勇之夫和一个执业会计师的混合体。总之，他应该集那些很难在同一个人身上找到的品质于一身。
就阿弗纳来说，这是一个白日梦。他不具备这样的品质。在他看来，他认识的其他受训人员也不具备这样的品质。他们——嗯，坦白地说，都各不相同，就像特拉维夫大街上那些普通人一样。他们都爱国。但在以色列，特别是1969年，谁不爱国？如果那样的人是“穆萨德”心理学家想要的，那他就是那样的人。他感觉到正确答案应该是什么样的。任何心理测试都不会同时考虑到他，也考虑到生活向他提出的挑战。
另外，阿弗纳也知道，不管他们喜不喜欢约翰·韦恩，他们绝不会后悔选择了他。他将成为他妈的自他们招募特工以来最好的特工。他将拯救以色列一千次却无人知晓。当他工作多年成为他人的榜样以后，以色列总理写来了感谢信时，他也许会把这封信拿给他的母亲。“你做了些什么？”她这样惊叫起来。他只是说：“喔，我不能告诉你。什么也没干。”
当然，阿弗纳无法最终知晓他是不是愚弄了“穆萨德”心理学家。也许他们从他身上没有看出来那个荷兰小男孩。也许看出来了，但适合他们。不管是哪种情况，他们让他飞起来了。确实是这样。他的第一次野外培训任务去的是以色列航空公司。如果他姑妈的朋友及时给他找到一个工作的话，他也许早就在这家航空公司工作了。他当了一名空中警官，负责保护飞机上乘客的安全。
其他人也许认为这是最底层。但对阿弗纳来说，他的梦想终于成为现实。虽然不是飞机驾驶员，但总算能飞了。即使飞机起飞只在机场上空转一圈，他都觉得很棒了。但飞机不只是在机场上空转圈，它飞到了世界各地。仅仅几个月之内，阿弗纳就飞过了欧洲许多大城市，全部是公费。
虽然他训练时是情报特工，但起初分配给他的工作并不是收集情报。当然人们也不把这种秘密情报跟间谍联系起来。在他看来，那个时候，真正从事情报工作的间谍相对来说比较少。毫无疑问，也有几个特殊的特工混进政府担任要职，也有几个特工去拍摄军事机密。像埃利·科亨这样具有传奇经历的间谍很少。大多数特工干的跟阿弗纳训练的内容一模一样。
阿弗纳要做的事——除了在以色列航空公司保护乘客和机组人员的人身安全之外——就是暗中监视公共场所。他自然要把观察到的东西作详细汇报。比如他就在巴黎奥利机场待了整整一天，对机场进行研究，记下出口和入口、能够进入飞机跑道的各类交通工具，还有监控器的位置。无论这些监控器是真的还是假的，他都记下来了。他假装给几个空姐摄像，摄下了几个海关和护照检查处换岗的情形。
在罗马、伦敦和雅典，他在指定的阿拉伯和俄罗斯大使馆外要么待一个上午，要么待一个下午，不能太显眼。至于怎样做到不显眼，这是他自己的事。在旅游城市就是坐在咖啡馆里也有意义——阿弗纳的第六感觉总在提醒他，要避免刻意的伪装——在伦敦，在大使馆对面的公园里遛狗也是很自然的。有一次在罗马，他租了一辆卡车，在上面放一个“绕行”的标志，在利比亚大使馆外辅道的下水道里忙了开来。
有时候他只需要汇报进出大使馆的车辆，把来这里或停在附近的车子的车牌号记下来。然而更多的时候，他要把照片上的一个人的面部特征记下来，然后报告他是否看到过这个人进出大使馆。阿弗纳不用跟踪他，只需尽量靠近他，并予以确认。
有时候，他跟一个办事员差不多，干的活跟训练的内容不相干，跑差、给递送情报的人酬劳，或者——正如他后来所说——与一个女孩在伦敦租安全屋。安全屋必须靠近至少两条主要高速公路，还要储存一些食品。他们扮成夫妇去租房。房子的周围全部住着中产阶级。那个女孩是伦敦的永久居民，她住在另一个地方。按照事先设计好的步骤，安全屋的钥匙就保存在那里。
阿弗纳以极大的热情和极为认真的态度来执行各项任务。坦白地讲，他从工作中找到了乐趣。当他听说——他总是不时地听说——另一个受训人员在进修通讯、摄影或语言方面的高级课程，明显在为向高层渗透、获得长期居留权或者收集更多复杂的情报做准备时，他甚至一点都不嫉妒。当一个人每周都能去一个不同的大城市时，谁会想去学习伪造证件或制造炸弹的高级课程呢？如果他们命令他去学习高级课程的话，他也会尽力去学的。但他最喜欢的还是一个人待着，坐在罗马的一家咖啡馆里，或者在巴黎递送包裹。阿弗纳估算了一下，要是用他的工资的话，至少要积攒一年才够他旅行一次的费用。而这样的旅行他每周都有好几次。
到现在，发票的事简直可以说让他发疯了。他会发疯的——他毕竟是个“野客”，“野客”都非常细心——他在“穆萨德”老巢遭遇这位加里西亚人的祖宗，使他在花政府的每一分钱时都要再三核实。并不是因为那个老加里西亚人吓唬了他，而是因为他不想让那个老家伙得逞，抓住他的把柄或者对他的花销提出疑问。阿弗纳宁愿花自己的钱办公事。有时候他也是这样做的。有一次在巴黎，他在买一杯菠萝汁时，意外地把现金收支票据搞掉了，只好回到阿拉伯大使馆对面的咖啡馆，在拥挤的游客的脚下寻找，“像个十足的笨蛋，”他心想，“如果敌人知道加里西亚人怎样管理‘穆萨德’的话，他们只需要找到那些趴在地上寻找五法郎发票的人，就找到了以色列特工。”
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另一个集体农场。他这个“野客”又置身于加里西亚人之中了。但他并不烦恼。事实上，在“穆萨德”这个组织中，一个“野客”也许还是一笔财产呢。在集体农场，那些加里西亚人并不真正需要他：他们靠自己就能把每件事办得好上加好。但是在这里，特别是在欧洲工作的一线特工中，有个古怪的“野客”并没什么害处。像加里西亚人这样聪明、勇敢的人，他们是不会消失在幕后的。由于他们特有的举止言行和生活态度，同化不是他们的强项。这样，语言的问题就来了。从总体上来说，以色列是个使用多种语言的国家。父母或祖父母为东欧人的年轻以色列人很少有外语说得好的人。也许是因为“野客”身上有比较多的德国人或法国人的血统，所以他们常常被误认为这些国家的人。他们不喜欢身上穿着西服，脚下穿着跑鞋。
阿弗纳总是在欧洲才有家的感觉——比在以色列更觉得像在家里一样。欧洲人购物、过马路、订餐、叫的士的方式更适合他。人们的穿着或打招呼的方式，女士们回望男人的眼神，都与他心目中人们应有的举止行为一致。虽然他几乎没有学过巴黎或罗马的艺术、建筑和历史，但他确实知道哪里旅馆干净、便宜，什么东西在哪里卖以及哪条路去机场最便捷。他也知道哪里有咖啡馆和夜总会。他是火车时刻表、邮局作息时间表和便宦纪念品方面的专家。他喜欢的很多东西都在喧闹、高度发达的欧洲城市里。他喜欢这里的氛围。
除此之外——跟大多数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不一样的是——阿弗纳在欧洲有私人关系。他在法兰克福上学时最亲密的朋友安德雷斯就在那里。
坦白地说，他第一次去法兰克福时，还没有想起安德雷斯。这不奇怪：在这之间的十一年间发生了那么多事——集体农场、“六日战争”和“穆萨德”组织——但他记得外公。阿弗纳一直想着法兰克福那些著名的建筑物。但在飞回特拉维夫的途中，他想起了安德雷斯。第二次去的时候，他在电话簿中找他的电话号码。
他没有找到安德雷斯的号码，但找到了他父母的。他们好像不知道——或者说不想告诉阿弗纳——他在哪里。他们让他去找另外一个朋友，那个朋友是个年轻女人。她在电话里非常冷淡，声称不知道安德雷斯的任何消息。
阿弗纳凭他的第六感觉回答道：“噢，也许我搞错了。我住在假日酒店411号房间。我还要在法兰克福待一天。”
安德雷斯给他打电话时大约是在午夜。真是令人吃惊：他们谈起话来好像没有分开过几天。他们约好第二天在歌德广场的户外咖啡馆见面。阿弗纳提前十分钟到了。提前赴约已成为他的一个习惯，他得以防万一，即使跟一个儿时的朋友见面也是这样。早点到，以防意外。但他遇见了一件让他非常意外的事。
阿弗纳坐在那里，安德雷斯从拐角一出现他就认出来了，也许只有三十码的距离。不过，他已不像他儿时的朋友了。他认出他是照片上的一个人，要他牢牢记住的一个人。一个不太重要的德国恐怖分子。他以前是个学生，现在是巴德尔一迈因霍夫集团的一个成员。不是一个大人物，只是一个走卒而已。
阿弗纳看着安德雷斯停下来，犹豫了一下，然后开始朝咖啡馆露台上的那些人望去。他又让他看了几秒钟，好让自己收回思绪。
这时安德雷斯的视线停在他身上。他离他越来越近。
“你是阿弗纳吗？”他轻轻地问道。
阿弗纳打定了主意。他站起来，大笑起来，然后像以前一样，用拳头在他朋友的背上捶着。真是运气好啊，只有傻瓜才不觉得他们的重逢不是因为运气好。
安德雷斯只知道他儿时的名字，这个名字阿弗纳在部队里改了，他部队里的人都把名字改了。他没有把自己的职业告诉安德雷斯，甚至连在以色列航空公司当空中警官都没有告诉他。什么也不说最简单。让安德雷斯说。谁说得清他有朝一日会通过他跟什么人联系？
这种考虑具有预见性，阿弗纳没法知道自己的预见有多准。没法知道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自己的一生会彻底改变。
但是那天下午在歌德广场路边的咖啡馆里，他们一边喝着啤酒，一边回忆往事。除了追忆往事之外，别的什么也不提。安德雷斯几乎没有透露自己的任何消息——他说他从大学里辍学之后一直想当作家——阿弗纳对自己的工作同样说得含糊不清。他说他在为以色列一家皮革公司干活，经常跑欧洲。他们的谈话没有涉及政治。分手之前，安德雷斯给了他一个电话号码，阿弗纳可以随时打这个电话跟他联系，或者留言。
从那时开始，阿弗纳只要一去欧洲，就去找安德雷斯。有时候他们见面喝一杯啤酒就完了。有时候他们只在电话里说说话。谈话的内容主要是回忆过去的时光，好像他们已人到中年，而不是二十三岁的年轻人。阿弗纳觉得安德雷斯在重续他们往日的情谊时显得非常谨慎。阿弗纳也不逼他，顺其自然。有一次，他告诉安德雷斯他要去苏黎世，安德雷斯请他从瑞士寄一封信。
“是给一个女孩的。”他向阿弗纳解释道。“我告诉她我要出去一趟。”
阿弗纳替他寄了这封信，没有问他信里的内容或者调查这封信的地址。这是他帮他的一个忙，也是安德雷斯的一份信用证，他有朝一日会收回来的。他们第一次见面之后他就打定主意——虽然他也犹豫过——不把他们接触的情况告诉“穆萨德”。这不是一个忠诚不忠诚的问题，而是一个他父亲说起过的问题。
阿弗纳刚刚开始训练时，他的父亲就知道了他的新职业。他没有问他是怎么知道的——也许是他父亲在“穆萨德”组织里的老关系告诉他的，也许是他自己推理出来的。“自来水厂怎么样？”有一天他问阿弗纳。还没有等他来得及回答，他又接着说：“你真蠢。但生活是你自己的。”
“这是你最好的建议吗？”阿弗纳问道。他父亲摇了摇头。
“你不愿意接受我最好的建议，”他回答道。“所以再给你也没有用。但我要给你第二个好的建议。一旦进去，就要努力工作。按程序办事。做个人人喜欢的人。但别把自己的底牌都亮出来，袖中总要有一张牌。”
于是，阿弗纳决定只字不提安德雷斯。这样会更加安全。如果有人看见他们在一起——认出了安德雷斯——他只不过是一个儿时的伙伴而已，阿弗纳没有把“穆萨德”给他的那张模糊不清的照片跟他联系起来，没想到他是巴德尔一迈因霍夫集团的恐怖分子。疏忽了，仅此而已。他是他口袋里一张可以降低风险的王牌。
接下来的两年，时光飞逝，平静无事。阿弗纳继续享受着工作带给他的乐趣。上司似乎对他的表现也很满意。作为一名特工，他的级别仍然很低，没有从事过真正的情报收集工作，但分配给他的任务在逐渐升级。偶尔还会让他持公务护照飞往欧洲的首府城市——雅典或伦敦——到那里之后，当地“穆萨德”的头头会给他提供另外一个护照，让他换一种身份，比如说，一位西德商人。他拿着这个护照飞往另一个城市，比如苏黎世或者法兰克福。到了那里他就去见一个在阿拉伯国家工作的以色列特工——一般是一个东方犹太人——向他通报或汇报情况。按惯例，扮成阿拉伯人、在阿拉伯国家工作的特工是不带回以色列做例行汇报的。这样做的目的是减少登机时被阿拉伯特工发现的风险。无论是在以色列还是在欧洲，都是这样。大多数国家也都是这样操作的，他们的四分之三的秘密情报都是在游客众多的首府城市交换的。
关于这个，阿弗纳发展了一套有些挖苦意味的理论。简单地说，就是：要论秘密接头的话，伯明翰跟伦敦一样好，法国东北部城市南锡跟巴黎一样棒。但是——间谍也是人，如果可以在巴黎待一个星期的话谁愿意在南锡待着？阿弗纳当然不反对这种做法。这是对工作的一种额外补贴。
那个时期，阿弗纳的很多任务就是直接或间接地防止恐怖活动的发生。1969年夏天，阿弗纳加入“穆萨德”组织。在这之前不久，国际恐怖主义，尤其是针对以色列的恐怖主义浪潮迅速蔓延到很多国家。
1972年秋天以前，恐怖分子袭击的主要是以色列以及西方国家的空中运输及设施。1970年2月21日，他们炸毁了一架从苏黎世起飞的喷气式客机，导致四十七人死亡。同一天，一架运送邮件的奥地利飞机在前往特拉维夫途中被炸毁。在这一系列恐怖袭击发生的前几天，另外一个恐怖组织在慕尼黑机场把手榴弹扔进一辆以色列航空公司的汽车里，造成一死十一伤，包括不得不做截肢手术的以色列著名演员汉纳·玛隆。同年9月6日至9日，五架飞机被恐怖分子劫持。只有一架飞机——一架飞往阿姆斯特丹的以色列航空公司的波音707——侥幸逃脱——空中警官开枪打死一名劫机者，活捉其同伙、女恐怖分子雷拉·卡尔德。另一架飞机被劫持到开罗，并将其摧毁。另外三架飞机被劫持在约旦的道森军用简易机场，扣押了三百名人质。这三百名人质最终被释放。条件是交换先前在瑞士、英国等地被抓的恐怖分子。
尽管这次袭击大获成功，但恐怖分子很快就后悔了。数周之内，约旦国王侯赛因把所有的恐怖组织驱逐出境，在驱逐的过程中还杀了很多人。这反过来又导致了“黑色九月”组织的形成。
几十年来人们忽视了政治恐怖这个武器。新的一代只不过重新发现了这个武器，许多值得尊敬的国家或运动都曾一度使用过这个武器。
1971年，“法塔赫”首次进行恐怖袭击，目标是鹿特丹的油库，然后——为报复侯赛因国王杀害自己的同胞——袭击约旦的航空公司和位于开罗、巴黎和罗马的政府机构。“法塔赫”首次袭击的成功使他们的胆子更大了。那年年底，袭击行动开始升级。11月，几名持枪歹徒在开罗喜来登酒店前的台阶上暗杀了约旦首相。两个多星期以后，他们在伦敦向约旦大使扎伊德·雷法伊开枪，使其受伤。
而“黑色九月”恐怖分子在以色列的首轮袭击却没有那么成功。1972年5月，他们劫持了一架飞往特拉维夫的比利时喷气式客机，想以此交换关押在以色列监狱中的三百一十七名巴勒斯坦游击队员。可是，以色列伞兵突然冲进飞机，逮捕了两名“黑色九月”劫机者，从而使关押在以色列监狱中的巴勒斯坦人上升到三百一十九人。
阿弗纳的部分任务就是在欧洲的机场里闲逛，在恐怖分子登上飞往以色列的飞机之前把他们识别出来。这项工作虽然靠推测，但也不全靠推测。有时候有人会向“穆萨德”报告，近期有一次恐怖袭击。可是他们对诸如恐怖分子在哪里登机，登上哪一架飞机，有多少人，他们的身份又是什么等细节却不甚清楚。恐怖分子通常是年轻的阿拉伯人，但从理论上讲，恐怖分子可能是任何年龄的人，也可能是任何国家的人，或者可能是男人，也可能是女人，也可能男女都有。有些同伙还可能不知情。
并不是所有的恐怖活动都是蓄意破坏或劫持飞机，有些恐怖分子带着各种各样的任务在以色列境内活动。还有一些则在被占领土上招募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从事间谍活动或破坏活动。
“穆萨德”曾对可疑分子作过某种描述。他们确实存在某些共同特征，但每个细节都符合的人很少。比如说，通过审问被捕的恐怖分子，“穆萨德”对一名年轻的巴勒斯坦游击队员在恐怖袭击前四十八小时的活动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倾向，就是纵情作乐。住在最好的酒店里，身上的钱通常只够买一张去以色列的机票。大多数人都不会想到要在他们声称要去的这个国家订房，也说不出要去拜访的朋友或亲戚的名字。绕道去以色列也是他们通常的做法。因此，一个自称学生的年轻人却住在日内瓦最昂贵的酒店里，身上揣着一张从巴黎、罗马或者雅典到特拉维夫的单程票，却没有打算待在以色列任何地方的人，被看作是可疑人员。
跟处于压力下的人们的行为一样，恐怖分子的行为还可通过其他方式来断定。他们旅行时，行李通常很少，要么是一个粗呢包，要么是一个小手提箱，而且喜欢紧紧抓在手上，或放在自己的膝盖上，而不是放在空座上或候机大厅的地上。他们会抽很多烟，而且频繁上洗手间。他们不能专心致志地看一本书或一本杂志，通常会哗哗哗地翻着。对他们来说，全神贯注似乎很难。如果准备劫机的话，他们会有三四个人在一起。候机的时候，他们从不坐在一起，但是会频频地交换眼神。（一名“穆萨德”特工曾在阿姆斯特丹斯希波尔机场，通过与照片对照认出了一名恐怖分子，并通过这名恐怖分子紧张的眼神轻而易举地找到了另外两名恐怖分子。）从行动的位置来看，靠走廊的位置应该更方便一些，但恐怖分子们似乎更喜欢靠窗的位置。
“穆萨德”心理学家把以上这些叫做“投影描述”，但并不一定很准。事实上，它不具备什么科学性，有些是常识。但如果没有那种特别的感觉，或者没有特别的推理能力的话，仅仅依靠这些描述是很难的。阿弗纳执行过几十次这样的任务，可警钟只敲响过两次。有一次，所有的特征都具备——可在审问那对年轻夫妇时，除了发现了大量的麻醉品之外，其他什么致命的东西都没有发现。而另一次被他抓了个正着：他的怀疑得到了证实，那个人是在西岸招募恐怖分子的重要成员。他身上揣着一张双程票，但他不抽烟，不上洗手间，在候机厅没有跟任何人交流眼神。阿弗纳搞不清是什么促使他给特拉维夫打电话，并建议等那个人一到就扣下来审问的。他的确是个阿拉伯人——但其他许多乘客也是。
不过，也不能说阿弗纳已成为反恐专家。这期间他承担的都是一些较为低级的任务。这适合他。因为，首先，他不认为这些任务低级。其次，这些工作一般都在国外。在国外就意味着旅行。到1971年末他甚至连纽约都去了：这是最远的一次旅行。梦想最终成为现实。
尽管阿弗纳不再是空中警官，但他仍然不时地承担一些安全任务。有一次他参加了一个行动，就是把一个叛逃者——从来没人告诉他这人是谁——从西柏林偷偷弄回来。这个任务很复杂。后来阿弗纳开着一辆以色列航空公司运送食品的卡车穿过机场周围栅栏上的一个缺口，径直向停在那里的一架波音707开去。他以前从来没见过那个人。另外一次是作为戈尔达·梅尔的贴身保镖去巴黎。这次旅行平安无事。
阿弗纳和肖莎娜再也没有理由不结婚了。他们终于在1971年结婚了。当时阿弗纳在野外训练。肖莎娜大学毕业还没有结婚，很可能会被拉去服兵役。但这不是他们决定结婚的主要理由，虽然确实有这方面的因素。跟其他男人一样，阿弗纳觉得两个人没有正式绑在一块很舒服。
阿弗纳在旅行时没有做过对不起肖莎娜的事，并不是因为他没有看到漂亮女人，也不是因为这种事有违“穆萨德”的规定，而是因为他很多时候都太忙，手头上事情太多。而且，还有一点说不清道不明的抗拒。也许与父亲有关。我不要重蹈父亲的覆辙，我要过正常的家庭生活。然而，阿弗纳能抵抗住诱惑的主要原因，也许是他觉得自己没有什么让女人感动的地方。她们需要被感动，是不是？如果他们知道阿弗纳是靠什么来谋生的话，她们会被感动的。但是他不可能告诉她们这些。有些男孩也许会用其他话题来感动女人，但阿弗纳从来不会。如果他碰到一个美女，只会像个傻子一样地站在那里。这确实让人失望——手里捏着王牌，却不能打出去。
为了替自己辩驳，阿弗纳对女人产生了某种酸葡萄心理，只要机组里其他小伙子迷上了某个令人倾倒的金发女郎，阿弗纳——虽然他的眼睛都要瞪出来了——却只耸耸肩。“哦，”他说。“在外面时，也可以将就将就。”
肖莎娜不同。她也美——那种恬静的美，也许不能让人倾倒。她是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不需要被感动。阿弗纳什么都不用说，她理解他。虽然她从没向他提过问题，但毫无疑问她心里大致清楚他频繁旅行是为什么。只要有人问她，她总是很满足地回答：“噢，阿弗纳在为政府干活。”在以色列，这样就够好的了。
结婚是一件十分幸福的事情。照片上，阿弗纳嘴巴咧得大大的，笑得很开心。他的脸庞呈深棕色，身穿耀眼的白色上衣。肖莎娜身着白色长裙，看起来严肃端庄、神秘莫测。当时前来参加婚礼的有邻居、朋友，甚至还有三四个阿弗纳从前的战友。长长的桌子上摆放着制作精巧的蛋糕和以色列蜜黄色甜酒。母亲当然来了，父亲也来了。周围有人时，父亲总是那样神采奕奕。他是和他后来的妻子威尔玛一起来的。每个人都很兴奋。母亲、父亲和威尔玛甚至一起照过一些照片——肖莎娜的父母亲也在上面——不过，母亲和威尔玛总是望着不同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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