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戈尔达·梅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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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尼黑惨案发生时阿弗纳正在巴黎——跟当时的大多数以色列人一样，他也守候在电视机前。他飞回以色列时，正值受害人下葬。虽然这是一次隆重的国葬，但总理戈尔达·梅尔却没有来。她的姐姐刚刚去逝。她为什么没来，官方公布的原因是由于悲痛过度。而有些以色列人却怀疑，她是怕人家在葬礼上向她吐唾沫或者扔石头。把这场悲剧归咎于她几乎没有什么道理，但国人的悲痛和愤怒史无前例。

阿弗纳几乎还没有在以色列待到二十四小时就被派到了纽约，执行一次不太重要的送信任务。通常，他对这样的旅行是心怀期待的，但是这一次他沉浸在巨大的悲痛之中。他在纽约感到很不安，周围全是漠不关心的美国人。星期五那天，也就是恐怖分子袭击奥林匹克运动员两周后，阿弗纳终于可以回家了，他感到很高兴。

跟往常一样，他带回来很多廉价的纪念品——给肖莎娜买的T恤衫、给母亲和肖莎娜的家人买的钥匙扣和盐瓶。就连那只牧羊犬查理，他也给它从纽约带回了一盒供它咀嚼的牛奶制成的骨头。肖莎娜和阿弗纳非常喜欢查理。查理是他们结婚时阿弗纳以前的一个战友送给他们的礼物。这个战友记得他曾经谈起过自己小时候最喜欢的一个宠物波比。波比也是一只德国牧羊犬。

飞机着陆时天色已晚。阿弗纳一直想着带肖莎娜出去吃晚饭。但在以色列，星期五太阳落山之后你是买不到什么热东西吃的。所以当他看见部门的头在机场迎接他时，他不太高兴。

“这趟还行吧？”部门的头问道。

“还行。”阿弗纳说。上司来机场接他并不常见，除非他们正好在那里有其他事要办。“有什么重要事情吗？我想在天黑之前赶回家。”

“当然可以。”这位上司说。“我来只是告诉你，明天别作其他安排。九点钟有人会去你家接你。”

“有什么事吗？”

“我不太清楚。”对方回答道。“九点钟准备好就是了。”

阿弗纳不高兴了。“噢，”他说。“我累得都快散架了。我飞了十二小时，想好好睡一觉。”

“那就去睡一觉。”他的上司说。“谁让你不睡觉了？”就说了这么几句。

第二天早晨，阿弗纳差不多把这场对话忘了，已经把游泳裤放在一个包里了——在特拉维夫，星期六大家都会去海滩——他突然想起来了。“算了吧。”他对肖莎娜说。“我不能去了。他妈的，现在快九点了。再过两分钟有人要来接我。”

跟往常一样，肖莎娜什么也没问，她甚至没有表现出失望的神情。她只是端着杯子站在一旁。阿弗纳既想喝咖啡，又想系鞋带。

九点过一分，楼下的门铃响了。阿弗纳一边扣衬衣扣子，一边咔哒咔哒地走了两段楼梯，从二楼上下来。在门口，他停了一下，认出了门廊里的那个人。他们有过点头之交。那个人跟他一样，是个负责安全的特工。只是，他的任务长期不变，他是“穆萨德”的头头、老板兹弗·扎米尔将军的司机。

阿弗纳首先想到的是，一定是搞错了。

“你按我的门铃了？”他边问边摸索着衬衣的最后一颗扣子。那个司机点点头，替阿弗纳一直把门开着。然后他跟着他走到大街上，打开停在围栏边的汽车的门。坐在后座上的是扎米尔。

阿弗纳迟疑不决。

“进来吧，进来吧。”将军一边说，一边向他不耐烦地挥手。

阿弗纳钻进车里，在“穆萨德”组织的头头旁边坐下来，思绪一片混乱。他以前见过扎米尔两次。一次是训练的时候别人把他和另外一些年轻特工介绍给他。另一次是在飞往罗马的飞机上。当时扎米尔是乘客，阿弗纳是空中警官。这次他们甚至还说了几句话。

现在扎米尔就坐在汽车里，他的旁边！就像上次一样。

以色列是个平等、不拘礼节的小国。尽管阿弗纳感到吃惊，但他还不至于像一个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低级特工发现自己坐在约翰·埃德加·胡佛局长旁边那样惊讶。在以色列，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距离和职业距离比其他多数国家都小。他们都是犹太人，一起划着同一条船，做着自己必须做的事情。

汽车沿着哈玛斯革街行驶着。驶过德瑞克基布兹后，掉头向东，向高速公路驶去。“我们去耶路撒冷。”扎米尔说。

阿弗纳点点头。此时问什么问题都没用了。他很快就会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了。这时一个念头掠过他的脑际，他也许犯了什么错误，而且这个错误一定很严重，因为扎米尔都亲自出面了。阿弗纳想不出自己什么时候犯过这么严重的错误，所以并不紧张。

那个星期六早晨，通往耶路撒冷的高速公路空旷无人。9月末的阳光仍然灼热难当。他们从特拉维夫出发，半个小时后，汽车驶入耶路撒冷周围的丘陵时，天气明显变冷了。阿弗纳喜欢耶路撒冷丘陵中那条蜿蜒曲折的公路，稀疏的树林，被风雨侵蚀的岩石。柔和、干燥的空气使他想起欧洲那些活泼、轻快的夏日。高速公路上点缀着“三明治”残骸——它们是由国产盔甲保护起来的卡车。在独立战争期间，这些卡车保证着耶路撒冷与全国其他地方之间的供给线的畅通。当年卡车穿过阿拉伯人广阔的疆城时常常受到游击队员的袭击。今天以色列的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遗物。大多数以色列人对此都习以为常，不会多看一眼，然而对阿弗纳的影响却很大。

扎米尔似乎很友好，但心不在焉。在车上，他除了问了问他父亲的情况之外没有说很多话。阿弗纳对此已经习惯了。父亲被捕审判后成了名人，几乎跟埃利·科亨一样出名。有人曾撰文论述他对以色列的功绩，甚至还出过一本书。当然，写这些东西的人对他的私生活知之甚少，也没有提到他的个人感情问题。他众所周知的那个名字并不是他在雷霍沃特生活时用的那个名字。不管怎么说，阿弗纳在部队时也把名字改了。

“他还好。”他回答道。“身体还过得去。”

那位将军点点头。

“告诉他我问起过他，”他对阿弗纳说。“告诉他这几天我要顺道去看看他。”

“他会很高兴的。”阿弗纳礼貌地说。他不知道父亲会不会高兴。他怀疑兹弗·扎米尔也许就是父亲一谈起来就非常不高兴的神秘的“他们”中的一员。

随后他们一言不发地走完了剩下的路程。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之间，也就是以色列最窄部分的距离，紧赶慢赶也要大约一个小时。而那个星期六他们不到一小时就走完了。阿弗纳记得，他们把车停在城市近郊的一栋楼前时，还不到十点。

阿弗纳认为他知道他们到了哪里——不过，他几乎无法相信。首先无法相信的是扎米尔将军，其次无法相信的就是这一点。他疑惑地瞥了一眼老板，但他已经下车，示意他跟着他。大门外面站着一个警察，他们走近时，他把门开得大大的。

他跟在将军后面，有些茫然。那套公寓虽然不算豪华，但古朴，看上去非常不错，阿弗纳看到墙上的照片时已经非常肯定地知道他们在哪里了，但他不愿意承认。那是她的照片，有剪彩的照片，向印度总理尼赫鲁鞠躬的照片，还有站在本·古里安旁边的照片。

戈尔达·梅尔走进客厅。她打开门时，阿弗纳看见她是从厨房来的。她的背有些驼了，身上穿一件便服，走路时发出啪哒啪哒的声响。她向阿弗纳伸出手。

“你好吗？”以色列总理说。“你父亲还好吗？”

阿弗纳不知道自己咕哝了一句什么。

“很好，很好。”戈尔达·梅尔说。“听见你这样说我很高兴。你认识这个人吗？”

阿弗纳这时才注意到房间里除了贴身保镖和扎米尔将军之外，还有一个人。这个人穿着制服，肩上戴着以色列徽章——一条细细的麦梗穿过一个工程师的量杆。阿弗纳从在部队里时就知道这个人，他是阿里埃勒·沙龙大将军。他是他崇拜的英雄。他们握了握手。

“你是喝茶？”戈尔达·梅尔问道。“还是喝咖啡？还是来点水果？”

沙龙将军和老板各自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阿弗纳犹豫了一下，也在一把椅子上坐下来。他一点也不知道自己来戈尔达·梅尔的客厅里干什么，即使他的第六感觉也无法告诉他。他惊诧不已地看着她走进厨房，又看见她出来，手里拿着一个托盘，然后在桌上摆放茶碟和茶杯。贴身保镖这时消失不见了。扎米尔将军和沙龙将军没有帮她，在轻声交谈。阿弗纳站起来，随后又坐下，因为梅尔夫人朝他摆了摆手。他入迷地看着她无拘无束的灰发，她短粗有力的手指以及手腕上那只男式旧表——虽然他以前见过她一次，她乘机去巴黎时他做过她的安全特工，但他从没真正地端详过她。她让他想起自己的奶奶——阿弗纳想，戈尔达·梅尔让每个人都会想起自己的奶奶。她开始削苹果，并从扎米尔将军开始，把苹果一片一片地递给他们，好像他们是孩子一样。

接着，总理开始说话了。

起初，阿弗纳弄不清她在跟谁说话。有那么一瞬间他以为她在跟他说话，但她又没有看着他。不过，他发现她也没有看着阿里埃勒·沙龙将军和扎米尔将军。她的目光仿佛越过他们的头顶，固定在墙上的某一点上，好像她在跟房间外面某个看不见的听众说话。也许她在跟整个耶路撒冷的人说话，在跟整个国家的人说话，虽然她从没提高过嗓门。也许她只是在自言自语。

阿弗纳听着戈尔达·梅尔的话语，心里渐生疑窦。并不是因为她正在讲的内容，她讲得简洁、动情、有力，每一个字阿弗纳都赞同。她讲起了历史，讲起了犹太人仅仅因为想要一个家怎样在世界各地受到袭击和杀戮。她讲起了无辜的乘客和机组人员怎样在雅典、苏黎世和洛德被杀。就像在三十年前一样，犹太人被德国人绑起来蒙上眼睛杀掉。而其他人却忙着打排球，用黄铜乐器奏着乐曲，举着奥运火炬，而犹太人却扛着棺材回家。犹太人总是孤立无援，过去以来一直是这样。而其他人最多发出一些伪善的噪音。没有人保护他们，只有靠犹太人自己保护自己。

以色列国的存在就是为了保护犹太人，戈尔达·梅尔说，从敌人中把他们拯救出来，给他们在这个世界上提供一个避难之所，让他们能够平静地生活。即使打仗，以色列也总是有区分的。她不会把自己降低到敌人那个层次。即使在保卫自己的孩子时她也极力奉行克制原则，去设法拯救他们时总是让两只手保持干净，遵从每条文明行为准则，避免不必要的野蛮行为，避免伤及哪怕是一个旁观者的生命。以色列是一个没有死刑的国家，即使对恐怖分子、从事破坏活动的人和间谍也是如此。戈尔达·梅尔说，在她看来，谁要让以色列偏离这条道路，她就反对谁。任何违反道德准则的计划，哪怕其中只有一条违反了，她都会否决。

总理第一次正视阿弗纳。

“我想让你知道，”她说。“我作出了一个决定，责任全部由我承担。”

她从桌旁站起来。

“这是我的决定。”她重复道。“你们可以聊一聊。”

戈尔达·梅尔离开了房间。

阿弗纳呆住了。对他而言，梅尔夫人所说的关于以色列及其历史的每个事件绝对都是真的。但是她为什么要跟他说这些呢？或者为什么要跟阿里埃勒·沙龙将军和兹弗·扎米尔将军说这些呢？为什么“穆萨德”组织的头头要在安息日这天把阿弗纳带到耶路撒冷，难道只是为了听总理亲口讲这些事情？他和以色列的大多数人都对此确信不疑啊。说到决定，什么决定？他们对她说的话有什么好聊的？

沙龙将军打破了沉默。

“你也许已经猜到这里发生的事情非常重要，”他看看阿弗纳冷冰冰地说。“我不必告诉你。你知道吗，如果不重要的话，你不会坐在这里。”

阿弗纳点点头，很显然这是预料之中的。

“问题是，”沙龙继续说。“你愿意承担一项任务吗？一项重要的任务。我不必告诉你，但我可以告诉你这是一项危险的任务，会完全扰乱你的生活。你必须离开祖国，不能回来——谁知道呢？也许好些年不能回来。”

阿弗纳一言不发。

沙龙瞟了一眼扎米尔，继续说。“当然，你跟任何人都不能说这件事。”他说。“我们会安排你偶尔跟你妻子在国外见面的。但你不能告诉她你在干什么。”

阿弗纳沉默了，沉默了好几分钟。其他两个人也沉默着。后来沙龙将军又说话了。

“我希望，”他平静地说。“他们让我去做这件事情。”

阿弗纳不再头晕目眩。虽然他的大脑里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但思绪开始连贯成形了。一项任务——当然，必须是一项任务。他应该早就猜到的。除此之外，他们还有什么别的理由把一个处于底层的特工带到戈尔达·梅尔的房子里来？重要嘛——当然必须重要。但为什么是他？怎么可能是他？

他必须说点什么，这时他想起一个问题，就问道：“是我一个人干吗？”老板第一次开口说话了。“不是，”他说。“但这个问题与现在无关，你的答案呢？愿意吗？”

“我要……”阿弗纳说。“……我要想一想。我一周后告诉你们怎么样？”

他不知道是什么使他这样犹豫不决。也许是他的第六感觉，当然，不是危险。阿弗纳不在乎危险，二十五岁时就不在乎，在部队里待了四年，参加过“六日战争”，在国外执行过任务之后就更不在乎了。那他为什么犹豫呢？因为肖莎娜——事实上，肖莎娜已有身孕，阿弗纳几个月前就知道了。她是那样纤弱，五个月了几乎还看不出来。但不是因为肖莎娜。在戈尔达·梅尔的房子里，“穆萨德”的头目让他去执行一项任务——他犹豫了！

扎米尔将军摇了摇头。

“给你一天时间考虑。”他说。“谁要是无法在一天之内做出决定的话，那他就永远做不成这件事情。”

沙龙将军伸出手来。

“你也许再也见不到我了。”他对阿弗纳说。

“那……就让我祝你好运。”他盯着阿弗纳的眼睛。“无论你做出什么决定都祝你好运。”

要是他能问他们一些问题就好了！但他知道不能。是不是像埃利·科亨的那项任务呢？像他父亲的吗？是不是要变成一个“鼹鼠”那样的长期潜伏的间谍？

戈尔达·梅尔回到房间。阿弗纳的脑袋里又变成了空白。

“怎么样？”她问道。“都定下来了吗？”

“定下来了。”扎米尔简短地回答道。接着又补充道：“明天才知道，但……已经定下来了。”

尽管阿弗纳脑子里一片混乱，但他还是注意到了老板和总理两个人匆匆的一瞥，他还注意到总理轻轻摇了摇头，好像在说：“我告诉过你们，没有那么容易。”将军的那一瞥好像在说：“不要担心，这个不成就换一个，我们会安排好的！”但这只是他的想象而已。

戈尔达·梅尔——这不是他的想象——走近他并用手臂揽住他，和他并肩走出房间。他们一边沿着走廊走着一边说着话。“代我向你父亲问好。”戈尔达说。“也向你妻子问好一她叫什么来着？——向肖莎娜问好……我真的祝你好运。”她在门口跟他握手时又补充道：“记住这一天。我们所做的事情正在改变犹太人的历史。记住，因为你是其中一员。”

阿弗纳没想作答。他感到迷惑、恐惧，同时也深深地感动。他想知道她说的是什么。他希望自己脸上那种一成不变的笑嘻嘻的表情不会显得太愚蠢。他在一旁看看戈尔达·梅尔和老板、沙龙将军一一握手之后，消失在门背后。

扎米尔将军冷漠的声音让他回到现实中来。“你当然知道，”他说。“不要跟你父亲提这次会见的事情，也不要跟你妻子提，不要跟任何人提。无论你做出什么样的决定，这里发生的一切只与总理和我们三个人有关。”他停下来。“好了，到车里去等我。”他说。“我还有一两件事要谈。”

阿弗纳在车里等着。他仍然不太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在现代社会，特工们可不希望直接得到国家元首的邀请，无论是在以色列还是在其他地方都是这样。在过去，如果事关重大，统治者们也许会直接下达任务。而在今天这样复杂、不受个人感情左右的有组织的社会当中，这样的直接接触几乎是不可思议的。

很可能——虽然这也是猜测，阿弗纳当时无法知晓这一点——戈尔达·梅尔选择，或者接受别人的建议选择这样一种不同寻常的方式，是为了强调这个要求是多么不寻常。她自己也许已经感到——当然也成功地使阿弗纳感到——以前从来没有让以色列士兵做过要他做的这件事情。

原因之一也许就是，以色列人对于暗地里的暴力行为总是有一种矛盾心理。确实，在洛德和慕尼黑惨案发生之前很久，以色列在反恐、反欺诈和反颠覆方面一直是孤军奋战。比如1956年，埃及授意敢死队首次入侵以色列之后，他们用包裹炸弹炸死了陆军上校哈费和穆斯塔法，以及埃及两个负责敢死队恐怖活动的情报官员。在以色列，这样的行为比在其他大国更具争议。那些大国——不仅是苏联、美国和英国——为了国家的利益总能接受使用某种武力：这是以色列从来不敢苟同的。持证杀人的特工还没有被以色列人（或犹太人）接受。

戈尔达·梅尔在场的第二个原因——阿弗纳当时也不知道这一点——也许是由于“穆萨德”的内部政治斗争。1972年夏天，扎米尔将军因为不能阻止像洛德和慕尼黑那样的恐怖袭击，心理上蒙上了一层阴影。军事情报专家阿哈龙·亚瑞弗将军被任命为“恐怖主义事务特别助理”，据说拿走了老板对“穆萨德”的部分控制权。亚瑞弗是戈尔达·梅尔最喜欢的人，她这次出面也许就是他建议的——或者扎米尔将军自己坚持要他出面的，以此来向总理表明，作为“穆萨德”的头头他在反恐方面所作的努力。1972年夏天，恐怖主义已成为一个最大的威胁，正在逐渐侵蚀民心。

透过车窗，阿弗纳仍然可以看见沙龙和扎米尔站在大门外，尽管听不见他们的说话声，却能看见他们的手势姿态。他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放松下来。数数似乎是最好的放松办法。慢慢地，他什么也不想了。

数到八十七时，扎米尔将军上车了，沙龙将军不见了。“我要在耶路撒冷待一天。”老板说。“司机把我放下之后，送你回特拉维夫。明天，”他看了一眼手表——“明天中午，到我办公室汇报。”

阿弗纳看看手表。正好是中午十二点。扎米尔将军给他的时间刚好二十四小时。

他真的不需要更多的时间了。他已经知道要说什么了。

他们在特拉维夫的路边停下来，阿弗纳情不自禁地想，不知道那些过路人是否注意到是他打开的这辆车的车门。如果他们注意到了，那他们认出了从兹弗·扎米尔将军的公务车上下来的是他吗？这个想法对一个即将参与改变犹太人历史这一重大事件的人来说，也许不值一提。但他确实有这个想法。在那一瞬间，阿弗纳脑袋里只有这个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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