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伊弗里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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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十天以后，即1972年9月25日下午，阿弗纳坐在日内瓦一家宾馆的床上，房间内的装饰朴实无华。米迪酒店体面端庄，正面为粉红色与白色。酒店俯瞰位于购物中心的优美的舍弗鲁广场。透过窗户，阿弗纳可以看见罗讷河对岸商业区阴森的楼房。罗讷河细细的河流在这里变宽，汇入壮观的日内瓦湖，一直向东延伸数百码。

瑞士的城市就像一个玻璃屋，居住在里面的人要谨慎小心，决不能扔石头。界外球规则很少有人违反，日内瓦已成为一个国际上各种恐怖势力在这里进行密谋、重组和修整的好地方。这一点已成为人们不成文、心照不宣的协定。

阿弗纳把目光移到房间里，落在四个人身上。那四个人正回过头来看着他，神情轻松，信心十足。他们正等着他说话。

仅仅在一个星期前，阿弗纳还不知道这些人的存在。现在他们成了他的伙伴——他的队员。他是他们的头。他——虽然他难以相信——负责给他们安排任务。

待到这次任务完成以后，这四个陌生人可能就成了他最亲密的人，成了这个世界上比母亲或父亲还亲密的人，比肖莎娜还亲密的人，比他最亲密的朋友还亲密的人，甚至比他部队里的战友还亲密的人。他必须用自己的生命信任他们，他们也必须用自己的生命来信赖他。

在这十天里，发生在阿弗纳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比他有生以来的所有事件都多。他的生活每个瞬间都在发生变化，虽然并非都是自然的。正是从他在部队里当突击队员开始所做的每一次选择，最终使他走上了现在这样一条道路。还有，自戈尔达·梅尔祝他好运那一刻开始，阿弗纳就感到完全失控了。他害怕的并不是这个。他只是注意到，在经过一番客观、冷静的分析之后，他最终接受了这项任务。他已经下水了，浪潮把他带向大海。不管他喜不喜欢，他都无能为力了。逆流而行很显然没用了。

在戈尔达·梅尔公寓里开会之后的第二天中午，他到特拉维夫向扎米尔将军汇报。将军态度冷淡，几乎是漠不关心。“怎么样？”他问阿弗纳，从桌子后面抬起头来。

“我愿意。”阿弗纳说。

将军点了点头。他点头时，态度冷漠、淡然，好像他听到的答案只能是这个。阿弗纳并不吃惊——在以色列，一个人自告奋勇去完成一件非同寻常或者艰巨的任务时，别人是不会高兴得跳起来的——他有些泄气。

“在外面等一下。”将军说。“我想让你见一个人。”

大约半个小时后，阿弗纳见到了那个人。那个人个子高高的，有点学者的派头。虽然才到中年，头发却过早的灰白了，背也驼了。唇边有一抹沮丧的神情，不过，黑色的眼睛却充满了活力。他显得生机勃勃。而且，从他们握手的那一刻开始，他的一种本领就表现出来了。他跟阿弗纳说话时就好像他们已经是多年的朋友。但阿弗纳觉得并不是那种很亲密的关系——很显然，他也是加里西亚人——但是阿弗纳喜欢他。

“就叫我伊弗里姆吧，”他对阿弗纳说。“我以后就是你这次任务的负责人了。听着，我们都还在摸索之中。你一定有很多问题，而我呢，也许不一定都有答案。你要有耐心。嗯……你吃饭了吗？我们为什么不先吃个午饭？”

他们吃完午饭，沿着海滩散了很长时间的步。主要是伊弗里姆在说话。

阿弗纳后来想，即使伊弗里姆在开始谈话后的五分钟之内就告诉他这次任务是什么，他再花两天时间也无法真正理解。他企图用一种感觉来理解它，用一种更深、更基本的感觉来理解它，但还是理解不了。

伊弗里姆说：“我们决定组建一支突击队来摧毁欧洲的恐怖分子。”阿弗纳点头，完全同意。是时候了，他甚至有点安慰。事实证明，他自告奋勇去做的这件事情并不是一件孤军出击的侦察任务，像他父亲那样，有无穷无尽的语言和密码学方面的工作要准备。一支突击队——很好。跟他以前的部队非常像。欧洲——很好。至于“摧毁”这个词——希伯来语是“勒哈希米德”——用起来也很自然。这是部队里一个正儿八经的用词，在简报中无数次使用过。它可以是一个雷达，一支强有力的侦察队，摧毁一座雷达设施、一座军需库、一个通讯中心。它是一个突击队员的词汇，可以是一次突然袭击，抓获几名俘虏。一个曾经在特种部队里待过的人是不会对这个词感到震惊或意外的。

“我们在谈这个之前，”伊弗里姆告诉他，“还是让我们来谈谈程序吧。”

这个程序包括：阿弗纳向肖莎娜解释他会有几天不在家，然后到特拉维夫闹市区的一个地方汇报，在楼下这套公寓里——楼上是一家制衣公司——与伊弗里姆独处四十八小时。有时候伊弗里姆要离开一两个小时，另外一个人会和他待在一起——正如伊弗里姆所说，“陪他”。不过，那个人并不是陪他。他从不说一句话：很显然是来监视他的，看他得到情报后会不会离开或者打电话。

阿弗纳为“穆萨德”执行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退出“穆萨德”。伊弗里姆让他签的第一份“合同”并不是明确合同双方要做的事情，而是列举合同双方不要做的事情。“穆萨德”不会再聘用他，不会给他提供福利、养老金或者法律援助，不会以任何方式承认他在为它工作，不会给他提供领事馆援助，也不会给他提供医疗服务。而阿弗纳，永远不要声称与另一方有关系，不要寻求它的帮助或者让它为他的行为或者行为的后果负责，不要泄露自己是受雇于它——或者泄露自己已与对方签署不能泄露这一点的合同。

“你明白这样说是什么意思吗？”伊弗里姆每次把一张纸从他鼻子底下推给阿弗纳时，总这样问他。“读一读，我不希望你在没有读过的东西上面签字。”

阿弗纳点点头，把字签了。与父亲的建议相反，他袖中没有牌。这个想法一再在他的脑海里掠过。但他应该怎么做，去请个律师？戈尔达·梅尔用手臂揽住他对他说他是犹太历史的一部分之后去请个律师？

还有，无论人们在背后怎么谈论加里西亚人，但加里西亚人是不会在同伴危难时置之不顾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阿弗纳完全相信他的同胞——尽管他不愿意相信他们，因为他们只替自己打算。但他必须相信他们。不管他们分饺子有多忙，如果一个同志身陷困境，他们是会竭尽全力去营救的。他们会采用欺骗、撒谎、奉承、威胁，直至杀人或牺牲自己的手段也不愿让一个同志落在敌人手里。无论是否签合同，看看埃利·科亨就知道，当其他国家跟大多数国家一样，一旦特工的身份暴露以后都不承认他与自己的关系时，以色列是怎样来拯救他的。以色列让几位突击队员冒着生命危险把科亨的尸体从叙利亚运回来。这件事阿弗纳觉得不必担心。

他把这些话跟伊弗里姆说了，伊弗里姆面带嘲讽。

“不。还是让我们暂时先担心你这个活人吧。”他对阿弗纳说。“把这个签了。你就要跟你的牙齿护理计划说再见了。”

“再见。”阿弗纳说，把字签了。

该签的文件签完之后，伊弗里姆递给他一张支票，两千以色列镑不到。这是他受雇三年来对政府养老金计划所作贡献的偿还额。“恭喜，”伊弗里姆说。“你是个自由人了。我说的是真的。”他补充道，“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时候，如果你改变了主意，告诉我你不想干了，可以。你离开这里之前，可以随便改变主意。”

“我离开这里之后呢？”阿弗纳问道。

伊弗里姆看着他，大笑起来。“你有幽默感，我很高兴。”他说。

正如伊弗里姆所解释的那样，这次任务背后的想法，就是要从源头上切断恐怖主义。不像军队，它是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延伸部分，而恐怖主义活动似乎无处不在，但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几个，且都是可以辨别清楚的。他们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参与的人员相对较少，而且完全依靠少数几个人的组织和领导。他们在地下，在后方的流动基地操控。隐秘和难以觉察是他们的优点，也是他们的弱点。不像常规部队，他们没有自己的生活或自己的武器，他们赖以生存的东西：钱、武器、证件、藏匿之所、培训以及招募新兵都必须通过几个秘密渠道供应。只要一条生命线被切断，整个网络就会萎缩。

“恐怖主义是个魔鬼，”伊弗里姆说。“幸运的是，只有十来个头目。我们也许可以干掉他们，一个一个地。”

“难道不能长出新的来吗？”阿弗纳问道。

伊弗里姆看着自己的手指甲，笑了。“我相信会的。”他说。“但是要这样看，长出来需要时间。恐怖分子一般都很狂热，一个高级别的恐怖分子是有技能、聪明的狂热分子。多数人都不是狂热分子。多数狂热分子既没有技能也不聪明。如果你除掉一个高级别的恐怖分子，也许要过一两年时间才能再冒出一个类似的，而且过去那个网络已经土崩瓦解，这个后起的家伙也许要花一年时间才能重建这个网络。这样他就会露出马脚。我们就可以趁他还没有造成更多的伤害之前，识别并且除掉他。

“同时，你挽救了成千上万无辜的生命。难道不值得吗？而且最好的恐怖分子就像火柴。在他发出一声巨响之前需要一小桶火药。那么，现在这个世界就是一小桶火药，我敢肯定。这要一两年，谁知道呢？”

伊弗里姆停住不说了。他把目光从指甲上抬起来，把手伸给阿弗纳看。

“瞧，”他说。“看看我的指甲。也许该剪了。你是不是要告诉我，为什么自找麻烦，不是还会长出来吗？”

“你说得对。”阿弗纳说。

“无论怎么样，”伊弗里姆说。“这是哲学问题，我们不是为这个来这里的。我们来这里是要行动。我不是说，不要问我任何问题。如果你有问题，问吧。但是现在，我们先谈几分钟行动的事情。”

他们谈了行动的事。“穆萨德”对这件事做过很多考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组建一支小型的、自给自足的突击队。这个突击队能够不依赖以色列的任何支持，而依靠自己的力量在欧洲生活几个月或者几年。突击队由各方面的专家组成——武器专家、爆破专家、后方勤务专家和证件制作专家——因此不必依赖“穆萨德”的资源。它不仅是为了让他们随用随取——虽然伊弗里姆也直率地承认这是一个因素——但也是为了他们的安全。特工通常就是在他们不得不“与基地接触”以获得指令、武器和证件时被侦查出来的。所以，要组建一支突击队，这个突击队能够自己做证件，自己找武器，建立自己的线人网络。突击队的队员不必靠近大使馆，不必靠近常住于此的特工和为完成“穆萨德”的其他任务而在此工作的联络人，甚至不必靠近情报秘密约定存取的地方。这个突击队绝不会通过任何通讯渠通发出信号或急件。这样的突击队几乎是无懈可击的。它就像一支恐怖分子组成的队伍，但其力量却比后者大得多。它甚至能利用恐怖分子的网络以满足自己的需求和供给。理想地说，是能做到这样的。为什么不能？一箭双雕嘛。恐怖组织有很多，互相并不认识，都需要安全屋、护照和炸药。成为他们其中一员是最理想的掩护。

“我们没必要联系，”伊弗里姆说。“那我怎么知道恐怖分子炸飞机了？我第二天从《世界报》或者《晚快报》上得知。如果飞机上有美国人的话，我可以从《纽约时报》上得知。所以，现在，当我打开《世界报》时，我看见一个恐怖分子被干掉了。我还需要知道别的什么？”

伊弗里姆说得越多，阿弗纳兴趣越浓，情绪越高涨。这很重要。确实是这么回事。他可以把一切安排好。通过这样一项任务，他要向他们表明他的大无畏气概。但是在伊弗里姆面前，他小心翼翼地不让自己的热情表现出来。他一脸严肃。别忘了这可能是心理测试。他们可不喜欢一个无忧无虑、逍遥自在的家伙，举止行为像个英雄一样。最好看起来若有所思，甚至郁闷绝望。

这是有道理的。因为直到这时，阿弗纳仍然不明白这项任务到底是什么。他明白——但又不明白。开始明白这件事时是在午饭以后，伊弗里姆告诉他可以提问了。

“这个突击队，”阿弗纳说，“由我来组建吗？”

“不，我们挑选好人选了。”

“我什么时候跟他们见面？”

伊弗里姆笑了。“耐心一点。”他用阿拉伯语说。“耐心一点。任何事情都要等待时机。他们……他们还不在国内。”

由于某种原因，阿弗纳的第六感觉告诉他，伊弗里姆在这件事情上没有说实话，但似乎也没关系。“好吧，他们是哪些方面的专家？其中一位是爆破专家吗？”

“对。”伊弗里姆说。

“另一位是证件制作专家？”

“是。”

“还有一两个干这个活的人。”阿弗纳继续说，注意到伊弗里姆迷惑地皱起了眉头。“嗯——我的意思是，杀人的人。按按钮。”

“按按钮，什么意思？”

现在轮到阿弗纳感到迷惑了。“我的意思是指一个专家——你知道，一个扣动扳机的专家。一个受过训练的——杀人的人。”

伊弗里姆看着阿弗纳，看起来吃惊不已。

“一个扣动扳机的专家？”他慢条斯理的问道，“你的意思是……你不知道怎样扣动扳机？在部队里待了四年，你从来没学会怎么扣动扳机？”

阿弗纳沉默不语。

“训练杀人？”伊弗里姆继续说道。“谁训练那个？你知道以色列有训练这种人的地方吗？我是头一次听说。你到底怎么训练他们杀人？难道首先在狗身上练习，对他们说，看见那个横穿迪森果夫街的老家伙了吗？现在你动手吧，用枪打死他？”

阿弗纳无言以对。

“我们训练人们如何使用枪。”伊弗里姆停了一下，说道。“我们训练士兵如何完成一次突袭，如何埋炸弹，如何使用刀等等。跟训练你们的方法一样。但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训练杀人的。我们没有这方面的专家。”

阿弗纳清了清嗓子。“我明白了。”说完停了下来。“我这样问是因为……”他欲言又止。伊弗里姆向后靠在椅背上，看着他。无论他是不是假装的，他似乎跟阿弗纳一样迷惑不解。

阿弗纳终于鼓足了勇气。他不管自己是不是很天真，也不管这是不是他所期望的。事实是，他没想到这个人会说出这样的话来。难道这就是他们选择他的原因？他要坚决搞个水落石出。

“让我直说吧。”他冷冷地说。“为什么是我？”

“为什么是你什么？”伊弗里姆有点不耐烦地说。

“为什么你们选择我？”

“嘿，你怎么了？”

“我没什么，”阿弗纳说，“我了解欧洲。我有很强的组织能力，我……我认为我一旦开始就能圆满完成。但为什么是我？我以前从来没做过这样的事。”

“谁做过？”伊弗里姆身体前倾。他的声音柔和了一些。“别误解我的意思。如果你不想干，说出来。没人逼你……但我们应该选择谁呢？我们挑选的都是你这样的人，年轻、训练有素、身体好、有不错的记录，语言……如果你想知道，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也许没有人选择你。也许是电脑选择了你。我们输入一些问题，它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名字。

“所以，你希望我们问电脑什么问题？难道让它给我们提供的全是抢银行的人、疯子、骗子，或者有精神病的杀人犯？难道我们要犯罪分子来拯救以色列，因为我们所有的棒小伙先生们都太容易受惊吓了？”

用电脑选人，可能真有其事。也有道理。你要是细想一下，还真有道理。但……

“听着，”伊弗里姆说，“我知道不容易。一点也不要以为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就好好谈谈吧，免得日后再谈。

“你知道他们在慕尼黑杀害的那个摔跤裁判约瑟夫·古特弗洛德吗？我认识他，他的两个女儿在耶路撒冷开了一家小商店。他在西奈半岛上挽救了十多个行将渴死的埃及士兵的生命……不说这个了。他们就像捆一只鸡那样把他捆起来，从头到脚，绳子几乎勒进了他的肉里，最后他们朝他连开四枪。知道吧？”

“现在，你看见了这个命令他们杀害约瑟夫的人，给他们枪的这个人，给他们指令的这个人。你看见了他，我不知道在哪，也许是在阿姆斯特丹的咖啡馆。是他杀了约瑟夫。在特拉维夫，有一个女孩，一个漂亮的女孩，她拄着拐杖，一跳一跳的。他们在洛德机场几乎把她的腿炸飞了。……就是这个家伙让他们干的。他正坐在那里喝咖啡，盘算着下一步炸死谁。”

“你站在那里，手里有枪。你可以告诉我你不管，你不能扣动扳机。我理解，我不责怪你。我说话算数，我真的不会责怪你。我们握手，再见。我不会因此而看轻你。向一个人开枪非常难。”

别跟我说训练的事，别跟我说专家的事。如果你不能干，就别干。我不能花一百年的时间来训练你。我不愿意。我不愿意想方设法来说服你做这件事，为什么？因为没用。

“但如果你能干，那就相信我——你能干好。你接受过各种各样的训练。凡是需要的你都训练过。”

“我不知道，”阿弗纳说，“也许我可以干好。”他似乎沉默了很久之后才开口说话。“你说得对。”他说，“我能干好。”

“我知道你能。”伊弗里姆说。“你要心里有数，我不担心这个。如果你干不好，你不会来这里。”

阿弗纳心想，很好，伊弗里姆不担心这个，但他自己担心。非常担心。在他一生中还从来没有这样担心过。在整个谈话过程中，他的心一直怦怦直跳，伊弗里姆居然听不见，真是奇迹。他似乎没听见。他将话题转到后方勤务上。思想上的问题解决了。

第二天，9月20日，阿弗纳第一次去日内瓦。他在米迪酒店订了一个房间，然后开着租来的车，驶过勃朗峰桥，沿着“吉桑将军”河堤驶去。他在城市商业区的商业街附近找到一个车库，把车停进去之后，步行至瑞士联合银行。银行的大楼有些古旧。他开了两个账户，租了一个保险箱。他在一个账户里面放了一点钱，在另一个账户里存了一张二十五万元的信用证，并立即取了五万元现金，放进保险箱里。

第一个账户里放的是他的工资和生活补贴，会时不时地存进去的。每个月加起来有差不多三千元——也许不多，但却是他以前工资的三倍多。而且，不会想着去碰它。但每次去日内瓦的时候可以去看一看——正如伊弗里姆所说，看着它不断增多——因为他的餐费、酒店的账单以及平时的生活费都是从业务费中支出的。这是他在外一周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执行公务所期望得到的一种额外的补贴。“这就意味着每一笔开销，”伊弗里姆告诉他，“都应该是合情合理的。我们不会给妓女或者钻石项链付钱。但若你需要一件衬衣、一双鞋子、一件雨衣——买吧。只是一定要把发票保留好。”

业务费是没有限制的。必须这样才行，没有人能够预见一个线人、一趟旅行、一个证件、一辆交通工具或者炸药要花多少钱。业务费是不能指望进行严格计算的——这也是符合逻辑的，因为没有人去找线人或者黑市上从事武器交易的人索要发票。这根本不奇怪。阿弗纳感到更为好奇的是，一个值得依赖、没有任何怀疑、有几十万元业务费用的特工会在点一碗意大利肉酱面时，要一张两块钱的发票。

业务费的账户上总是有二十五万元。钱快用完时会定期从其他银行转过来。阿弗纳不用操心这个，会有特工定期来处理的。这些特工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要让这个账号上总是要有那么多钱。

租保险箱有几个目的：首先，突击队可以保存一部分现金形式的业务费。在必须用现金支付或一经通知就须支付的场合，从保险箱里取钱总比从账户里取钱要简单一些。在某些情况下，要把钱转到其他城市的银行时，现金也要比银行汇票好一些。而且这样会使资金的来源难查得多。

最后，租保险箱是为了沟通的需要。这个保险箱一共有两把钥匙，伊弗里姆手里拿着一把，他可以在箱子里给他们留言，他们也可以给他留言。尽管在执行任务期间这种情况不可能经常发生，但这是与总部保持联系的惟一的方法。

阿弗纳在银行办完事后，把车停在车库里，然后穿过玛希那桥回到酒店里。这不是严格规定的程序，他只是不想被别人跟踪。银行很显然是一个容易被人监视的地方。以前执行任务时他就经常光顾银行，这里是认出其他特工的最好的地方。阿弗纳经常步行一段再开一段路程的车，来回变换。如果时间充裕，他会从一栋大楼的这扇门里进去，从那扇门里出来。这样做是为了让别人无法预测。只要有可能，就要出其不意，直到让它成为一个习惯。比如说，对在车里等他的人来说就困难了。玛希那桥是一座步行桥。对阿弗纳的目的地感兴趣的人，无论是谁，都不可能把车从桥上开过去，也不可能把车扔在繁忙拥挤的大街上步行跟踪他。

伊弗里姆一点一点地把信息“施舍”给他。只要他还没准备好回答一个问题，他就说：耐心一点。突击队里还有谁呀？耐心一点，你从日内瓦回来以后就会见到他们的。如果我们搭配不当，无法共事怎么办？放松，我们怎么挑选你，也怎么挑选他们，你们会配合得很好的。如果我们无法做证件，无法买到武器怎么办？我以前从来没买过武器。别担心，跟你一起的那些人知道怎么买。他们接受的训练就是这方面的。好的，那他们要我干什么？“他们要你，”伊弗里姆说，“他们需要你领导这支突击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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