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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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提那郊外静悄悄的农舍是一个可以坐下来沉思几天的好地方。10月末的天空几乎没有一丝云彩。走在后院里矮矮的杏树之间，阿弗纳闻到了大海的味道。如果他多走几步的话，还可以看到大海。但为了安全，还是不要离开屋子。拉提那不是罗马。在小地方，陌生人也许会招来令人讨厌的关注。
汉斯在车上提到的那个数字他并不感到吃惊。事实证明，杀人是一桩昂贵的生意。阿弗纳试图记住这些钱去了哪里。这是一种将注意力集中到过去三周以来的活动上的练习。
第一个五万很容易想起来，给了安德雷斯。很大的一笔钱，没有交换到什么实质的东西。
在日内瓦的最初几天里，阿弗纳和他的伙伴们没有想过怎样开始执行这项任务。伊弗里姆说他们完全是独立的，这是非常有道理的。他们都同意他们应该独立，自己给自己确定任务，而不是靠特拉维夫的一些人拍脑袋，让他们白费劲。他们不应该被繁文缛节所累，被互相矛盾的指令所累。理论上，这很不错。
在实践中，在最初的两天里，他们在日内瓦的一家咖啡馆里阴沉地一连坐了好几个小时，一边往有坚硬外壳的瑞士卷饼上涂黄油，一边看着雨水从人字形的屋顶上快速落下来。对阿弗纳来说，最糟糕的事情就是他还不知道从哪里下手，而其他人却在等着他发话，因为他是领导。
最后，他从那份目标名单人手。实际上，伊弗里姆的那十一个恶人头子他们到底了解多少呢？这份名单是“穆萨德”按照从重要到不太重要的次序排列的。所以当阿弗纳和卡尔发现瓦地·哈达德博士在名单上处于最不重要的位置时，阿弗纳和卡尔都感到惊讶。他是最为声名狼藉的。当然，他们也不会按照名单上的顺序去寻找目标。浪费几个月时间去追寻一个恐怖分子而错过鼻子底下的三四个，这样做没有意义。
名单也可以按照另外一种方法来分类。一号、二号、六号、七号、八号、十号和十一号，用阿弗纳和他的同伴们更喜欢使用的准军事化的说法，就是“硬”目标。萨拉米、阿布·达乌德、纳塞尔、阿德宛、纳杰尔、阿尔一契尔和哈达德博士是公开的，承认自己是武装革命的领导人和组织者，他们的所作所为众所周知——只是不知道他们目前的下落。他们即使微服旅行也随身带着武器，受到贴身保镖的保护。他们处处小心，避免被查出来或者落入别人的圈套。他们不仅要提防以色列敌人，而且还要提防“武装斗争”中不同派系的革命者。他们非常警惕，随时改变行程。有些人如果在同一间房里过两夜就绝对睡不看觉。
三号、四号、五号和九号是软目标。像罗马的威尔·兹威特、汉姆沙里、阿尔一库拜斯，甚至布迪亚也许主要或只有依靠自己掩护自己。他们公开地生活在西欧的一些城市里。在别人眼里，他们只参与跟他们的政治信念相符的教育、文化或外交活动。如果他们于过偷偷摸摸的勾当，那也只是前半生的事。在法国、德国或意大利，只有事后才知道，有些警察曾经是恐怖分子、枪支走私者或弹药走私者——要是把他们赶出国门多好——在西方国家，写文章支持一项事业或建立一个支持一项事业的信息中心都不是犯罪。
正如伊弗里姆曾对阿弗纳所说，“你不会因为一个人认为巴勒斯坦人应该有个家，就去袭击他。该死，我也认为巴勒斯坦人应该有个家。你袭击他是因为他炸死了孩子或者奥林匹克运动员。”
因此，软目标的安全警惕性就差一些。事实上，有一个目标现在在巴黎的地址里也包含着他全部的生平资料。这并不是说突击队未经任何准备就能暗杀他们。确实，无论计划干掉的那个人有多“软”，正是准备工作，特别是逃离的时候是最难的。后勤方面的工作也很多。
而且，干掉软目标要容易一些。至少容易找到，一旦找到，也不需要杀出一条血路来才能干掉他。
“软”目标被认错的可能性也小一些。跟“硬”目标不一样，长期掩盖得很好的恐怖分子没有理由自找麻烦地去伪装或换身份。他们让人拍照，甚至让别人把自己的名牌挂在门上，如果别人要问的话，他们还会介绍自己。对于这些人不可能搞错。除非“穆萨德”总部搞错，说他们千真万确是自己描述的那些人。
首先选中软目标还有一个原因。慕尼黑惨案是9月初发生的。硬目标也许藏着几个月不会出来。几个月之后等全世界把对奥林匹克队员的杀戮忘了，他们才会出来。如果那时他们干掉了其中一个恐怖分子，找到另一个也许又要几个月时间。到那时，公众的舆论，甚至恐怖头子们自己在情感上都不能把那次杀戮和自己被杀联系起来了。暗杀别人会让人觉得毫无理由。拜伦勋爵的“复仇是一盘菜，最好等冷却下来再吃”的论断阿弗纳并不知道。如果知道的话，他也不敢苟同。
“真该死。”第二天又是个雨天。那天中午，阿弗纳对他们说：“我们忘掉日内瓦吧，太安静了。这里连联络人都没有。把总部设在法兰克福吧。我们首先散开，去银行开账户，收集新闻，各自去自己最熟悉的地方。”
“斯蒂夫，你去阿姆斯特丹。卡尔，你明天去罗马。汉斯去巴黎，罗伯特去布鲁塞尔。五天后我在法兰克福跟你们会合。”
“让我们两周之内干掉第一个恐怖头子。”
这番话听起来有些冲动，但却有道理。很显然，在欧洲的主要城市里，他们需要有银行账户、联络人、加锁的抽屉和安全屋。目标今天可能在这里，明天可能在那里，万一有行动，他们要有逃跑的路线和藏身之所。理想地说，在欧洲不同的城市应该有不同的护照和不同的身份等着他们。当然还要有钱，让他们能够维持一两个星期。绝对不能在一个国家突袭之后用入境时的同一身份离开这个国家。绝对不能带着自己的武器跨越国境。至少，如果他们作了充分准备的话，他们不必这样做。他们甚至不必同时携带两套不同的身份证件。
卡尔过去常常以罗马为家，汉斯以巴黎为家，斯蒂夫以阿姆斯特丹为家。他们以前的线人——跟普通警察工作一样，五分之四的情报来自心存不满或者贪婪的线人——也许听说过一个目标或其他目标的传闻。至于罗伯特的目的地布鲁塞尔，那里仍然是世界上走私弹药和武器的主要中心之一。阿弗纳对专业术语知之不多——这是罗伯特的专业——但这也是常识，只要你人用得当，钱用得当，你就能从一个比利时商贩那里搞到相当数量的军火，而且可以把它发往西欧各地，甚至更远的地方。
他的伙伴们离开之后，阿弗纳从日内瓦咖啡吧外面的公用电话亭，花了五万块给安德雷斯打了一个电话。
这个电话是他的第六感觉促使他打的。伊弗里姆说的话已经根植于阿弗纳的脑海之中，就是要打人恐怖组织的网络之中。一箭双雕。毕竟，阿弗纳和他的突击队现在只是一个极小的严密的组织，就像许多地下国际恐怖组织一样。他们跟任何政府都没有官方的联系。他们不受任何提供秘密服务的程序与规则上的约束。他们是独立的。他们是在为一个国家工作——但又不是。
伴随着动荡不安的20世纪60年代声势浩大的毒品—文化—反击—越南—战争—环保主义—女权主义一新左翼运动，大批无政府主义武装分子涌现出来。在这方面，他们与那些一伙一伙的自发的无政府主义武装分子并没什么两样。这些恐怖分子也是在为一个国家工作。但是1972年，很少有人作这样的联想。
为什么直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的多数自由评论家和政治家才去这样联想，原因很多。首先，在20世纪60年代，在某些情况下，人们对恐怖分子拥护的许多事业和观念给予了巨大的、并不是不应当的同情。尽管绝大多数西方人并不同情恐怖分子采用的方法或“策略”——蓄意谋杀、抢劫、劫机和绑架——许多人容易把狂热的暴力分子看作是把当代优秀思潮不幸推向极端的一些不太稳定、不太成熟的个体。
第二，某国总是在其政府公告中谴责或者至少是不欢迎多数形式的恐怖主义。该国外交部长在一次大会上说，“某些恐怖行为导致了慕尼黑悲剧的发生，这是不能原谅的。”从事该国政策研究的专家们基于某些理由指出，一直以来，无政府主义者与正统的共产主义者之间存在着一条鸿沟。后者把前者看作是“小资产阶级浪漫主义者”，“客观上”对“无产阶级的胜利”只有阻碍作用。事实上，一些恐怖集团有时候也在公共场合表达他们对“帝国主义”和“西方殖民主义”的反对——尽管在情感上，他们总是非常小心地不让语言付诸行动。
第三，西欧、美洲、第三世界和中东如春笋般崛起的恐怖集团的杂乱无章、支离破碎、混乱不堪、自相矛盾的人生哲学，很难被看作是单个的政策或想法。有的是宗教狂热分子，有的是极端民族主义分子。
当然，世界上的罪恶和紧张不安并不是某一个国家发明的。他们只是认识并且利用了它们。他们不会留下没有拆线的伤疤。如果可以使伤口更加溃烂的话，他们就不会让伤口愈合。如果爆发了一场冲突，他们会把这场冲突演变成一场战争。如果出现了一件事——不管合法与否——他们会等待一个狂热分子出来把它推向极端，然后给他提供武器。如果没有出现这样的事，他们就会挑起这么一件事。他们精确地估计到，如果给恐怖分子提供补给和训练的话，不用它明确指示或指导，恐怖分子都会四处活动。接下来肯定就要惨祸连连了。
然而，在1972年，这一点还不为人普遍知晓。那些掌握情报的人疑虑重重了，并开始收集证据。但有时候他们会因为太快说出来而失去别人的信赖。其他人如阿弗纳，尽管掌握的分类信息很少，但具备一些经验和很多常识，他对此也开始怀疑了。尽管阿弗纳不知道“谁受益”这个拉丁词语的意思，但他很快向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谁从中受益？把周围那些可爱的水搅浑了，一定会有人前来钓鱼。
如果这样，阿弗纳自己也许就要来钓一钓鱼了。就在这潭浑水里。
在法兰克福，安德雷斯的女朋友伊冯接了电话。几年前阿弗纳第一次给安德雷斯打电话时，跟他说话的可能就是她。自那以后很长时间以来，伊冯不再怀疑他了。她甚至为阿弗纳做过一顿晚饭。她是个浅黑肤色的女人，非常引人注目——实际上，因为她阿弗纳有点嫉妒安德雷斯——还有一双大大的蓝眼睛。比他们两个人都高一两英寸。
阿弗纳决定随机应变。
“听着，伊冯，”他说。“我在瑞士。安德雷斯在吗？我……碰到麻烦了。”
电话那头迟疑了一会。
“等一等，”伊冯说。“别走开，我去给你找他。”
一分钟后，安德雷斯来接电话了。听起来有点气喘吁吁。“对不起，”他说，“我正要出去，有事吗？”
“我碰到麻烦了。”阿弗纳说完这句话就等着他开口。他的第六感觉告诉他，自己说得越少越好。
“你想来我这里吗？”
“就是这个意思。”阿弗纳说。“去你那里就是去另一个国家。”他喘了一口气好像还有话要说，正等朋友打断他。
他打断了他。
“好吧。你不要在电话里说了，”安德雷斯说，“你有钱吗？”
“有。”阿弗纳说，“我有的是钱。我有很多钱。”
“你在苏黎世吗？”安德雷斯问道，“不要紧。不管你在哪里，现在去苏黎世吧。去找一个名叫连兹林格的人。”他把这个名字拼了一遍，又给了阿弗纳一个号码。“告诉他是我要你打的电话。他会帮助你的。”安德雷斯停下来，然后问道：“你说你有很多钱，你的意思是你有很多钱？”
“很多。”阿弗纳说。“别担心，谢谢。我会跟你联系的。”安德雷斯还想问更多问题．可阿弗纳已经把电话挂了。
当天下午，阿弗纳按照安德雷斯给他的号码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坐火车去苏黎世。一个穿着制服的司机正等着他。二十分钟后，阿弗纳穿过了一座漂亮别墅的大门。别墅位于一片静谧、奢华的郊外住宅区里。别墅周围是一堵矮矮的石墙，石墙中间是一扇锻铁大门，两棵巨大的垂柳的枝条垂悬在大门的上方。
连兹林格家养了一只美洲豹猫。阿弗纳之所以知道它是一只美洲豹猫是因为他问过他。他问他的时候，他刚刚从惊愕当中恢复过来。刚见它时，它正从书房的地毯上抬起头来，他以为是一只小美洲豹。
“她不伤人。”连兹林格微笑着回答道。他个头矮小。手小，眼睛也小。他的书房由木板镶嵌而成，显得昏暗阴沉。在书房的一面墙上，从地板一直到天花板全是非洲面具和武器。阿弗纳心想，他的美洲豹猫也许不伤人，但连兹林格不会不伤人。阿弗纳想买几支有三个弹夹的22口径的贝雷塔手枪，一千块钱一支，几本两天之内就可送达的护照，两三千块钱一本，价格根据签证国的不同而不同。在1972年，即使在黑市上，这也是很大一笔钱。阿弗纳给了他，没有说一句抱怨的话。
他并不需要这七支枪和五本护照，但把他们锁在日内瓦的抽屉里也没什么害处。关键是他有了第一次接触。他打了第一个电话之后，几个小时之内证件和武器就买好了，跟上超市买几只鸡蛋一样容易。这些东西是从恐怖分子那里买的。
他买这些东西的时候，用现金付了一半的订金。四十八小时以后他交给日内瓦克利柏格广场附近一家专售糕点的商店寄了出去。之所以在四十八小时以后，是因为他希望连兹林格把这一切告诉安德雷斯。真正要进入这个网络，仅仅通过联络人、友谊或者花言巧语的故事是不够的。实实在在地做生意才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步，其他的会随之而来。
阿弗纳决定不提前解释什么。三天后，他在法兰克福机场给安德雷斯打了个电话。他总是行动敏捷。连兹林格这时应该已经把他的朋友需要的东西以及轻而易举地给两万元现金的事告诉安德雷斯了。毫无疑问，这会促使安德雷斯在心里猜想阿弗纳是干什么的。如果他的猜想对他有利，阿弗纳决定顺水推舟。
“连兹林格告诉我，”安德雷斯说，用手指弹着咖啡杯。“你想组建一支小部队。”
阿弗纳笑了。伊冯又给他们做了一顿晚餐——如她所说，没时间准备，只能随便吃一点了——此时正在收拾盘子。她长得像一尊雕像似的，有一双蓝色的眼睛。但她似乎与这套简单朴素、只有一间卧室和几件斯堪的纳维亚家具的公寓格格不入。门边有两只小手提箱，阿弗纳刚进来的时候想用脚把它移开。很显然里面是满的。包已经打好了，准备随时逃走。这个地方不仅与伊冯形成鲜明的对比，伊冯似乎更应该住在连兹林格那样的别墅里，而且也与安德雷斯小时候的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个家阿弗纳记得很清楚。
“不，不是一支部队。”他对安德雷斯说。安德雷斯虽然也在笑，却一直在观察着阿弗纳。后来安德雷斯给了伊冯一个眼神，表示他希望和他的老朋友独处一会。
“你好像给了那个信使一笔可观的小费。”安德雷斯继续说。
阿弗纳点点头。好消息传得快嘛。连兹林格让一个年轻人给他送手提箱，他确实在日内瓦给了那个年轻人五千一百块。他不知道应该给他多少钱，但他知道完成这个差使要冒很大的风险。
“如果你自己有印刷机的话，”安德雷斯说。“我想借几个小时。”
“如果我有的话。”阿弗纳回答道。“我给你借一整天。”
两个人都笑了起来。
“告诉我，老朋友，”安德雷斯说。“警方在追你吗？”
“差不多吧。”阿弗纳回答道。
“你是不是抢银行了？”安德雷斯问道，这次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阿弗纳的回答也一本正经。“没有。”
“你盗用了公款？”安德雷斯显然有自己的想法，阿弗纳要引鱼上钩，看看他到底在想些什么。
“呃，有些人和我，”他回答道。“我们都……离开了我们工作的地方……我不知道是不是要弄假证件……生意做得很大。”
“别跟我说，”安德雷斯说着，眼睛亮了起来，“王八蛋。你是里奇汀斯坦。”
阿弗纳相当率直地叹了一口长气。这就是安德雷斯的想法。当时报纸上长篇累牍地报道里奇汀斯坦公国的一家主要金融机构参与了可疑的交易。整个法国的银行面临倒闭的危险。据说一些以色列人也卷了进去。这件事闹得沸沸扬扬。
阿弗纳立即承认自己有罪。现在事情很明显了，阿弗纳甚至不必借用他的第六感觉就知道，安德雷斯需要钱。
“听着，老朋友。”安德雷斯说，他给自己卷了一支细细的大麻烟。“在过去几年中我们见过几面，但是……我们没有真正地交流过。你做你的事，我呢……呃，伊冯和我也做我们的事。你也许猜到了，也许没有猜到，我不知道……但你给我打电话了。你一定有个理由，对不对？”
“我需要帮助，”阿弗纳说。“别以为我不知好歹。”
“别在意这个，我很乐意帮你。”安德雷斯把他的大麻烟点燃，深吸了一口，“也许你也能帮我……你有我需要的东西。如果我错了请你纠正。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个东西的话，我们还是朋友，我仍然会设法帮助你的……但我想，你很有钱，我需要一些钱。”
阿弗纳假装若有所思。
“要多少？”他问道。
“你的意思是，现在吗？”安德雷斯猛抽了一口大麻烟，“我需要五万到十万。”
“我给你十万。”阿弗纳盯着他朋友的眼睛迅速地回答道，让他后悔没有多要一点，也让他相信他今后还可以要，如果他还有用处的话。“我现在可以给五万。”
他知道阿弗纳除了只喝一两杯啤酒之外，是既不抽烟也不喝酒的。但当安德雷斯拍着他的背，心不在焉地让他抽一口大麻烟时，他被逗乐了。安德雷斯兴奋起来了，这并不奇怪。巴德尔一迈因霍夫的人，跟大多数恐怖集团一样，总是缺钱。如果连兹林格开出的价钱是某种暗示的话，那么他们的开销是巨大的。即使他们以那种方式生活就要花很多钱。保安费用也很贵。还有旅行费用、保留安全屋的费用、线人的酬金、通讯设备的购买以及交通工具的购买或租用——所有这一切都可能需要大量的资金。
这些就是阿弗纳大致知道的恐怖集团在运作时的事项。这也是他作为特工接受训练的一部分。谈到他的朋友安德雷斯，他的第六感觉告诉了他更多的东西。
他是一个敢于冒险、受到溺爱而且相当敏感的孩子，他被拉进了这个不属于他的世界。安德雷斯长相英俊，身材也好。但与此同时有点太认真，太容易激动。他有一个习惯，就是常常用一块白色的上等细麻布手绢擦拭他的金框眼镜。阿弗纳还记得那些手绢。安德雷斯上高中时，他母亲一定给他买过十几条这样的手绢。巴德尔一迈因霍夫的红色军团不会自动接受这样一个年轻人。他进去的代价无疑是钱，或者用钱买的东西。
不久，安德雷斯就满足了他们的要求，也许用的是自己的零用钱，也许是侵吞了留给他的托管基金，或者是从他父母或亲戚那里勒索或借来的钱。然而，安德雷斯的钱快用完时，他开始害怕组织把他拒之门外。
或者，不仅仅是拒绝，还有更糟的事情。
他给安德雷斯钱。作为交换，他请他帮忙、提供联络人，或者提供情报。这背后的原因，如果阿弗纳估计得没错的话，安德雷斯是绝不会问得很细的。即使他怀疑阿弗纳也许不只是一个在逃犯、一个走私者、一个盗用公款者；即使他觉得阿弗纳这个以色列人跟自己干的是同样的勾当，只是立场不同而已，他也会对自己的怀疑熟视无睹的。如果阿弗纳是对的，他就成了救生筏，安德雷斯可以骑着它在革命的激流中走得更远一些。他不会坏了这桩好事的。
“我的几个朋友几天后要来。”他对安德雷斯说。“我需要三套公寓——就像你这样的。你认为伊冯可以找几套让我去看看吗？我不想让她租，给我地址就行了。要非常非常安静——你知道的。”
“当然知道。”安德雷斯说。
“那就明天吧。”阿弗纳站起来说。“我们见面吃完午饭后，把钱给你。”
到第二天晚上，伊冯已经找了七处安全屋供阿弗纳选择。他只需要三套，一套给斯蒂夫和罗伯特，另一套给卡尔和他自己，第三套给汉斯一个人住。把五个人这样分开出于几个原因——有些是工作上的，有些是私人的。
从见到斯蒂夫特别是罗伯特的那个时候起，阿弗纳就知道，他决不能和他们中的任何一位同居一室。否则，他在一天里就会发疯。斯蒂夫的生活中到处都是烟灰缸和袜子，连冰箱里都是。而罗伯特的习惯就更令他惊惶失措。他一拿起那些机械玩意就是几个小时。不过，罗伯特叫“玩”。对他来说，玩具和那些新颖小巧的东西都是正经事。他家在伯明翰开了一家玩具厂，他去以色列之前，那些最复杂、最精巧的产品都是他设计的。玩具仍然是他最大的爱好，他总是收集、研究个没完。
卡尔恰恰相反，他安静、整洁、有序。这些习惯跟阿弗纳一样。虽然他不停地抽烟，但他周围从来没有烟灰，甚至连空气中似乎都没有久久不散的烟味。卡尔总是开着窗户，总是把枕头对称地摆放着。而且，卡尔和阿弗纳同居一室也有道理，他们可以一起制定计划，解决物资方面的问题。
出于安全考虑，汉斯必须一个人住着，他那里是惟一一个可能连累其他人的地方。而且他制作证件时也喜欢一个人待着，安静。
阿弗纳的同伴再过两天就到法兰克福了。他跟伊冯一起去看了几处房子。她的工作显然干得不错，这些房子都非常合适，都在高尚住宅区，靠近交通干道。第二天下午阿弗纳独自去租了三间——不过，他告诉伊冯他只租了一间，给他朋友和他自己租的。其他的朋友改变了主意，不来法兰克福了。他不想把所有房子的地址都泄露出去。他给卡尔和自己选的一套在胡葛尔街的一栋中等大小的公寓楼里，从他小时候跟父母一起住过的那个地方转个弯就到了。要搞清楚阿弗纳选择这样一个地方的理由，并不需要多少心理上的领悟力。
他给汉斯、罗伯特和斯蒂夫挑选的地方靠近一条名叫罗德伯格威格的地方，从胡葛尔街坐汽车大约二十分钟，周边的情况跟阿弗纳和卡尔住的地方差不多，两套公寓都靠近一个具有日尔曼风格、修剪整齐的城市大公园。斯蒂夫特别注意身体锻炼，每天要跑五英里。而汉斯——就跟他自己声明的那样，要他跑步除非有人拿着屠刀追他——他喜欢一个人走路。在目前这个时候，阿弗纳还不知道在执行任务期间他们要在“总部”待多久。也许很短。但还是要选择适合自己口味和习惯的地方。
他的伙伴们到达法兰克福的前一天晚上，阿弗纳让安德雷斯带他去参加一个会议。安德雷斯似乎急于得到阿弗纳承诺给他的那些钱，同时还急于表示他的善意与友好。
那间狭窄的、烟雾缭绕的公寓似乎是巴德尔一迈因霍夫支持者们的密室兼俱乐部。从他和安德雷斯受到的接待情况来看，阿弗纳能感觉到他的朋友在那里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在阿弗纳看来，这使得其他人以及那个晚上本身都十分无趣。虽然房间里那五个男人和两个女人都是他的同龄人，但阿弗纳觉得跟他们比起来，他已经六十岁了。在那些无休无止的关于政治的讨论中，他的眼睛几乎都睁不开了。他们是西欧令人敬畏的恐怖分子——至少还在可以让人接受的阶段。无论是看起来还是听起来，阿弗纳都觉得他们像是讨论书本知识的本科生。阿弗纳觉得这些观点最没意思。那么谁是他们的领袖？弗朗兹·法农和赫伯特·尔库塞，对，他对这两个人略知一二，但到底谁是保罗·古德曼和雷吉斯·德布雷？这些口齿伶俐的男男女女有谁打过一次枪，装过一次炸弹？这时阿弗纳猛然想起安装一颗炸弹是多么容易的事。红色线与红色线相连，蓝色线与蓝色线相接。
那天晚上的讨论与任何恐怖活动无关，无论是过去的恐怖活动还是现在的恐怖活动，无论是现实的问题，还是理论上的问题，都没有涉及。其他人设法拉他参与讨论时，他只是面带微笑地点点头。他设法把每张脸储存在自己的记忆之中。
“我想还有一些人也许要出现了。”在回家的路上，安德雷斯歉意地说。“这些偏激的家伙说得多，你知道的。”他补充道。“你别管他们的胡说八道，他们只会把公文包从这里拿到那里，租个车，给别人借个屋。但这并不重要。等胜利之后，还有大量的时间除掉那些喋喋不休的人。”
阿弗纳点点头。没必要对谁胜利后谁除掉谁发表意见。
第二天他们见面后，无论是卡尔、罗伯特、斯蒂夫还是汉斯都没报告什么鼓舞人心的消息。他们都像阿弗纳一样，做好了准备工作——包括保险箱、钱、证件以及在巴黎、阿姆斯特丹和罗马等地的安全屋。罗伯特只要打个电话，无论什么样的武器装备，都能在四十八小时以内送给他们，不管他们在欧洲的什么地方。“但大炮不行。”正如罗伯特对阿弗纳所说，“你不需要大炮，是不是？”
“我觉得这个时候，”阿弗纳回答道。“弹弓都不需要。你们没什么消息吗？”
他们都摇头。他们平常用的那些线人不仅不知道“硬”目标的下落，甚至连那些组织者——列在电话本上的“软”目标——是不是还住在城里都不知道。阿弗纳的同伴们连名单上那些人的作息时间或习惯都没有搞清楚。“现在看来，伙计们。”斯蒂夫说。“我们都整装待发，却无处可去。”
这句话正是对他们1972年10月2日下午的处境的总结。
第二天阿弗纳和安德雷斯一块散步。
“我告诉过你我会给你十万。”他说。“过几天，我再给你另一半。但我也需要一些东西。”
“什么东西都行。”安德雷斯回答道。“你想找一个像连兹林格那样的人吗？我可以……”
阿弗纳摇摇头。这个时刻极其危险——是对他是否“读懂”了安德雷斯的考验。
“不是，”他轻轻地说，“我想找一个跟他们有联系的人，一个认识并了解他们的人。你明白吗？”
安德雷斯在阿弗纳旁边默默地走着。“我不知道我是否那么需要另外五万。”他终于说道。
“不止是这些。”阿弗纳说。“你让我跟这个人联系上之后，无论他是谁，我不把钱给他，而把钱给你。无论他要什么，你给他。”
安德雷斯轻轻地笑了，阿弗纳注意到，他明白了原来自己发挥的是一个中间人的作用，这样他就有机会从其他线人索要的费用中刮去一些。同时他的隐秘性也增强了。他就成了一个掌握资金来源的人——跟其他领域的情形一样，在恐怖世界中，让它运转起来的也是资金。
“你的看法是对的。”阿弗纳接着说，语速更快了一些。“你正好可以把自己的钱拿回来一些了。他们不是收了你一些培训费和武器费吗？你付了很多钱，而你为之奋斗的和他们是一样的，他们却收你的钱。现在他们要还给你一些了。你留着这些钱并不是为你自己。伊冯并不需要什么毛皮外套。”
提到伊冯是很绝的一招。她跟安德雷斯在一起当然不是为了物质原因。任何男人都不能用珠宝或毛皮制品打动她。但必须用一个男人的什么东西才能打动她——在阿弗纳看来，所有的女人都要被打动才行——伊冯也许被革命理想和浪漫的城市游击队员打动了。不过，她知不知道像安德雷斯这样的人必须给多少钱才能得到这样一个位置？一旦没钱了，他的前途在哪里？
安德雷斯知道。他不再笑了。
“你不是个自由职业者，老朋友。”他说。“你不是做里奇汀斯坦皮革生意的。”
“我是个自由职业者。”阿弗纳回答道。“有时候，我做情报生意。情报就是金钱。你因情报而得到酬金。我呢，转售之后得到更高的价钱，就这么回事。”
听起来似乎是合情合理的。“听着，”阿弗纳接着说，“记住，我们是老朋友，就像你一直说的那样，我绝不会做伤害你的事情。但我已经搞到一些情报了。”
这也是合情合理的。是威胁。
“相信我，即使我想干，”安德雷斯说。“在法兰克福也没有人……我什么人都不认识。”他开始擦自己的金框眼镜。“你需要一个像托尼那样的人，可他在罗马。”
“你说他在罗马？”阿弗纳问道。十拿九稳了。从安德雷斯擦眼镜的那一刻开始他就十拿九稳了。“帮我找找他。”
10月3日早上，他们两个人搭乘德国汉莎的航班去了罗马。飞机落地之后他们租了一辆车，但安德雷斯只开到了距机场几英里的费米齐诺村。他们坐在离莫洛·莱万特不远的一家饮食店里，透过窗户，阿弗纳看见一群叽叽喳喳的海鸥在空中打着转，然后猛地向海里的垃圾俯冲下去。
一个矮小的年轻人来到他们的桌旁时，他们刚刚喝完第一杯啤酒。他穿着一件皱巴巴的浅色套装，系着领带，肩膀上搭拉着一件雨衣。他的头发和眼睛都是黑色的，但皮肤却非常白，跟苍白差不多。据猜测，他可能是鞋厂办公室的经理，三十岁左右，但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
“你好，托尼。”安德雷斯用英语说。
托尼面带微笑，点点头，拉过一把椅子。坐了下来。他飞快地瞟了阿弗纳一眼，非常中性的一眼，既没有敌意也没有友好。但即使他没开口，阿弗纳也能感觉得到托尼是他登梯的第一步。无论他有用与否，托尼毕竟是另一个同盟。“你们点菜了吗？”他问道。他的英语带着很重的意大利口音，但很流利。“我饿死了。”他扫了一遍菜谱，把要的菜告诉了服务员，要酒的时候非常谨慎。阿弗纳看见他已经有了一点肚子。他的眼里充满了智慧与嘲讽。托尼没有扮演什么角色或任何伪装的成分。
“阿弗纳是我在电话里跟你谈过的那个朋友。”等服务员把他们的午餐端上来之后，安德雷斯说。“我们，当然……就是他有问题要问你。”“好。”托尼说。他不慌不忙地吃起来，显然很满意他的午餐。“现在在阿拉伯人的圈子里有很多活动，有很多招募之类的活动。特别是有一个人的活动。”
阿弗纳感到毛发直竖。托尼抬起头来看了他一下，又轻轻地向上抬了抬，好像在问：“难道这就是你想了解的吗？”
是的。没必要转弯抹角。“那个人叫什么名字？”阿弗纳问道。
托尼揩了揩嘴巴，又拭了拭嘴角，然后把餐巾放下。“你这就谈生意了。”他说。
一时间他们都不说话了。安德雷斯看着阿弗纳，然后转向托尼。“喂，我保证给钱。”他说。“你不必担心这个。但你知道的，阿弗纳必须知道你提供的东西他是不是感兴趣。这公平吗？”
安德雷斯说这番话的时候托尼一直看着阿弗纳。然后他点了点头。“兹威特。”他毫不迟疑地对阿弗纳说道。“那个人的名字是兹威特。”他说得很快，不知道这个名字的人很难听清楚。
“威尔·兹威特。”阿弗纳立即说。他说得很快，就像说一个密码一样，为的是不让安德雷斯听清楚。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个密码。他是个软目标，就在这里，罗马。在伊弗里姆的名单上是四号。毫无疑问，托尼指的就是那个人。
托尼也一定在这样想，因为他啜了一口酒之后，问道：“好了——你还有什么需要我做？”
阿弗纳想了想。“五天之内，”他说。“你能搞清楚他的作息时间和日常安排吗？他住在哪里？他去哪里，什么时候去？去见谁？我们对这些感兴趣。”
询问这些信息并没有泄露什么。出于很多原因都可以这样问。安德雷斯介绍阿弗纳时说“我们中的一员”，就是说，巴德尔一迈因霍夫集团中的一员。不同集团的人会经常互相留意彼此的活动。恐怖分子也许希望清楚地知道在一次联合行动之前另一个组织不会渗透进来，或者怀疑像兹威特这样的主要组织者也许会靠近他们，做一个双重身份的特工。在地下活动中，监视别人的活动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好。”托尼回答道。“五天可以。你出的价是五万。”
阿弗纳站起来。“五天后，”他说，“安德雷斯会在这里把钱给你。”
在飞回法兰克福的途中，安德雷斯热情有加。“你认为托尼怎么样？”他不停地这样问。“我认识他很长时间了，非常激进的一个人，来自米兰。但他从不谈政治。他已经过了那个阶段很多年了。”
当天晚上，在跟同伴们见面的时候，阿弗纳提出了一个渐进的行动计划。无论是在那份名单上还是在时间上，他们都把兹威特提到了第一的位置上。10月8日，除斯蒂夫外，全体队员移师罗马。他要飞往西柏林核实与主要目标阿里·哈桑·萨拉米有关的一条线索。（这条线索来自卡尔以前的一个阿拉伯线人，他是“穆萨德”雇用的几个固定的联络人之一。）如果线索证明可靠，他们就会暂时放弃兹威特。如果不可靠，斯蒂夫就来罗马跟他们会合。
阿弗纳与托尼的第二次见面是第二步。他要带着安德雷斯一同前往。但没理由让安德雷斯见其他的人。如果托尼的情报带来了第三步，阿弗纳就甩掉安德雷斯，只告诉他，自己需要的东西暂时都搞清楚了，以后会和他联系。
第三步就是让托尼的负责监视的人带着他们进行模拟突袭，至少两次，但不能让他们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就是说，托尼的人开车带着阿弗纳的人（卡尔除外）去突袭现场，再从现场回来，全程使用预先安排好的一套暗号，好像监视是这个演习的全部目的。（在监视一个经验丰富的可疑对象时，参与的人多达十几个是正常的，把被监视对象从一个监视人手里转到另一个人手里，就像接力赛一样。）在行动开始前，把托尼安排的袭击前的监视人员撤走，只留下袭击后帮助逃离的人。即使如此，他们离现场最近的人也在几个街区以外。在实际突袭时不能有外人在场，他们要等看到或者听到新闻之后才知道是这么回事。他们知道有这么回事之后，因为自己与这件事有牵连，所以不会跟别人讲。即使讲，也讲不出什么东西。
第一辆帮助他们逃离的车子必须由阿弗纳的人安排。这辆车子要把突袭的人，无论是谁，带到等着的第二辆车上。然后，卡尔独自来“清扫”现场，以后再和其余人员会合。
如果他们能走到第四步，那第四步就是突袭。
正如实际所发生的那样，他们的计划制定得非常周密，根本不必做任何改动。托尼的汇报非常仔细，阿弗纳指示安德雷斯把五万五千块的一半用崭新的百元美钞付给他。然后让安德雷斯飞回法兰克福，再安排他跟托尼单独见面一次。
这个意大利人没有提什么问题，同意继续监视兹威特。这时阿弗纳的人也参加进来。他也同意在罗马附近给他们安排一套安全屋。托尼提出做这件事要增加十万。这似乎合情合理。这样，在斯蒂夫跟他们会合之前他们就“彩排”了一次。
斯蒂夫关于萨拉米的消息证明没有任何实质内容——汉斯称它是一个“谣言”。这个词汇是阿弗纳满怀热情地从法国报纸上学来的，意思是虚假的流言——于是突击队又进行了一次暗杀兹威特的演习。这一次，斯蒂夫也参加了。每次彩排，托尼安排的司机都不同，但监视员不变。兹威特是个非常合作的目标。他的日常安排，即使在每个细节方面，都从来没有改变。这是被害人对害他的人给予的最大的帮助。
在突袭之前的这段时间，他们的食宿由他们自己安排。卡尔坚持这样做，因为这样安全。托尼不知道去哪里找他们。他的人只是到预先安排好的大街上的某个地方去接阿弗纳和他的同伴，彩排完之后把他们放在另一个地方。（后来阿弗纳渐渐相信，尽管他们采取了这些预防措施，托尼还是能够在几个小时之内在罗马找到他们。整个城市似乎都在他的监视之下。）
托尼和他的人暂时见不到的惟一一个人就是卡尔。他总是躲在隐蔽的地方，看有谁跟在托尼的监视员后面监视他的监视员。他还要准备备用逃离路线、安全屋和证件。他是突袭队的安全网。如果哪里出错了，只有他才有机会看出来，并向其他的人发出警告。
突袭之后，在警察到达现场之前，卡尔第一个到达现场。他要处理任何跟他们有牵连的东西，甚至提供假线索。他要把第一辆帮助逃离的车子停到另一个停车场。他要搞清楚官方在现场的所思所想，或者初步调查和追击的方向。
所有这一切都使卡尔成了一个大忙人，也成了最容易暴露的人。
到10月13日，只剩下那辆帮助逃离现场的车子悬而未决了。他们其中一人，也许是斯蒂夫，开一小段路之后，要把车丢在现场附近。很显然，这样的一辆车不能是托尼的人登记的。可以是偷来的，但似乎不用冒这样的危险。而租车又会浪费一套证件，而且在租赁处还要把托尼的一个人或者阿弗纳的一个人的资料登记下来。
“我们还需要一辆车。”阿弗纳对托尼说。“一辆也许要扔掉的车。”
就像他以前接受他们所有的要求一样。他们坐在那佛纳广场附近的一家路边咖啡馆里，继续用勺子舀着冰淇淋。“可以安排，”他回答道，然后说了一家美国汽车租赁公司的名字及其一个分部的地址。“他们会给你租一辆外地车牌的车子，不必担心证件的事。如果警察去租赁公司调查，他或者她会告诉他们是一个个子高高的得克萨斯人拿着一张‘晚餐俱乐部’的信用卡在米兰租的。不过，你要出一万块。”
他感到吃惊。
“但你不是欠我的。”托尼继续说。“我给你一个巴黎的号码，你下次到那之后，打这个号码，找路易斯。告诉他，我告诉过你你欠他的东西，付给他就行了。不用着急，一个月之内就行。”
这很有趣。难道托尼也有老板？或者有个合作伙伴向他收取在罗马活动的特许费？或者仅仅因为他欠“路易斯”一万块而让阿弗纳给他带去，省去了自己亲自飞往巴黎的麻烦？
或者，就像卡尔听说过这件事之后若有所思地说的那样，难道是个陷阱？但阿弗纳排除了这种可能性。他的第六感觉没有向他发出警告。
在国际间谍、国际走私、国际犯罪和国际恐怖活动中，总是存在着武器交易商、线人和其他私掠者。有时候，他们形成比较松散的组织——一个互相联络的网络，而不是一个严格的等级体系——如果他们提供不了顾客需要的服务，就把顾客转给其他人。只有少数人有政治动机，其余的则完全不关心政治。但无论哪种情况，他们首先感兴趣的是钱。只为一方服务——尤其是那些地下恐怖分子和犯罪分子总是在快速地变换同盟者——一般来说是不符合他们的利益的。不过，交易商们会在某项活动或某件商品上划一个界限——有些人也许从来不碰毒品或弹药，有些人也许专门从事工业间谍活动，有些人并不是为一个特定的国家工作——他们通常会给所有愿意出好价钱的顾客提供信息和服务。然而，至少从短期来看，私人侦探或其他合法商人不会把顾客卖给另一个人，他们也不会。“无论托尼怎么想，或无论他怀疑什么，”阿弗纳对卡尔说。“他都知道我们付给他的钱是干净的。”
还剩下一个问题，用行话来说就是“谁和什么”的问题。这只与四个人有关，因为卡尔的工作总是一样的。斯蒂夫无疑是最好的司机，所以那辆逃离现场的车子由他来开。按照以色列军队的传统，作为领导，阿弗纳不让自己当枪手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第一次行动中。事实上，其他队员都认为这理所当然。但另一个枪手是罗伯特还是汉斯呢？
“我不是推销自己。”他们一开始讨论如何分工时罗伯特就说道。尽管他说的是希伯来语，听起来却像英语。“但我熟悉武器，我……”
汉斯笑了。没有人怀疑他在弹药方面的卓越才能，但他们都熟悉小手枪。“别客气，”那个年长的人一边说，一边拿起杂志，戴上眼镜。“如果你愿意，任何时候都可以替我。只是结束后安慰安慰我就行了。”
这是从反面胜人一筹的本事，跟阿弗纳以前所在的部队非常相似：声明你一直以来都不想上火线，但你说话的语调让别人觉得你说的并不是真心话。不过，在这次任务中，谁说得清？也许汉斯是真的乐意不去干这个活呢。也许他们都乐意。
尽管如此，两天之后，活干完了。兹威特死了。
现在，在拉提那郊外一座农舍的后院里，阿弗纳漫步在矮小的杏树之间。他闻着海水的味道，沐浴着10月末的阳光，感觉——呃，并不快乐，但很显然，也并不悲伤。感觉——几乎没感觉，什么感觉都没有。关于这点，没必要撒谎。事实证明，尽管他们是从零开始的，但他们能干好，到今天为止也就三个星期。就靠五个“野客”自己的力量。另一方面，阿弗纳搞不清罗伯特在想些什么，或者其他同伴在想些什么。他当然不喜欢在门廊里向一个手里提着装有面包卷纸袋的人开枪。如果他不用于的话，他就不会再干了。但是——这件事没有他以前想象的那么糟。他的食欲没有减退，也没有失眠，也没有做噩梦。那天早餐时他吃得饱饱的。但是吃得香吗？如果是个正常人，没有谁吃得香。
无论如何，在队员之间这件事不是一个谈论的话题。在突袭前后不是，在任务完成后也不是。确实，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谈论得越来越多的是“人生哲学”，绝对不谈这种感觉。他们必须无时无刻地谈突袭，很少谈别的，但不用这样的字眼。那种没有说出口的感觉是，干这样的事情已经很难了，谈论只会使它变得更难。
也许，他们对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感到内疚了，表现在，他们对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人特别有礼貌，特别肯帮助他们。他们对酒店餐馆的服务员、出租车司机和银行的出纳员使用的语言全是“请”和“谢谢”。老太太无法过马路，斯蒂夫停下车，跳下车去帮她。一个陌生人拿不下东西，汉斯弯下腰，把它提了起来，像个常备的童子军。阿弗纳和卡尔跟那些出差在外充满爱心的丈夫一样，只要有机会就会去买纪念品寄回家。在罗马，在突袭的前几天，阿弗纳看见罗伯特把一个崭新的机械玩具送给大街上的一个流浪儿。这个流浪儿当时来到他们的桌旁，呆呆地看着他们。当然，罗伯特温厚、和蔼，但阿弗纳觉得他有点画蛇添足。
10月7日下午早些时候，卡尔乘坐托尼的汽车到达拉提那。这是事先商量好的，只有突袭之后卡尔才跟托尼接触。然后托尼亲自驾车送卡尔到安全屋。当时的安排是，如果一切顺利，卡尔就交付最后一笔费用。托尼似乎也满意这种安排。
在拉提那，托尼从汽车里出来时，一定不仅知道了他的人一直在监视的那个人怎么样了，而且还一定知道了阿弗纳和他的朋友与此有关。然而，托尼什么也没说，根本没有讨论这个话题。那个意大利人报了数目之后，把钱收下，是现金。离开之前，他提醒阿弗纳，把那一万块租车费尽早给巴黎的路易斯。
阿弗纳就是这样与路易斯认识的。路易斯是“爸爸”的长子，是“集团”中的二号或三号人物——不过，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阿弗纳对“爸爸”和他的孩子们的情况一无所知。对他们的了解是个渐进的过程。
又过了一个月，他们才见面。突击队又在拉提那待了几天，卡尔把所有的武器、证件，甚至他们的衣服都收起来处理了，同时把新的证件和衣服发给他们。他报告说，在突袭后的几分钟之内意大利警察就到现场了，也许这时突击队刚刚从绿色的“菲亚特”中转到几个街区以外的货车里。卡尔说，他在警察发现“菲亚特”之前朝里面看了一眼，没发现有什么会牵连到他们的东西要捡起来（罗伯特认为他在换手枪弹夹时掉了一个东西）。卡尔偷听到几个证人在跟警察谈话——意大利的调查，至少在最初阶段，是不难偷听到的——但在卡尔看来未能提供出什么让突击队面临危险的情况来。
他们离开拉提那的时候，卡尔还要去罗马把他们留在各个藏匿之处的武器、钱和证件收起来。但是，只有在得知其余队员在法兰克福平安无事时，他才能着手办这件事。
罗伯特和斯蒂夫飞往苏黎世，然后从那里坐火车去法兰克福。阿弗纳和汉斯晚一天离开，直接从罗马飞往法兰克福。过境的时候海关人员连他们的证件都没有看。第一次报复行动——包括最困难的部分，撤离——结束了。
在接下来的一两个星期里，他们没有等到名单上的任何恐怖分子的消息。其中一些人可能一直在欧洲，但一直躲在中东也同样有可能——阿弗纳的突击队不能在中东采取行动——几个月甚至几年都不会出来。还有一些也许躲在东欧或古巴，也在他们能采取行动的区域以外。
那么，只剩下软目标了——伊弗里姆名单上的三号、五号和九号。实际上只剩下三号马哈茂德·汉姆沙里了，五号法学教授阿尔一库拜斯和九号戏剧导演布迪亚仍然下落不明。
马哈茂德·汉姆沙里在巴黎。
他们讨论一番之后，一致同意，最聪明的一招就是让阿弗纳去巴黎。虽然汉斯对法国首都和语言是最为熟悉的——而阿弗纳几乎不会说法语——但汉斯最好在法兰克福的安全屋里他自己搭起来的小小“实验室”里制作证件。阿弗纳确实也比较熟悉巴黎。不管路易斯是谁，是给他付钱的时候了。不完成托尼交给他们的任务是下下策。在一桩债务不能通过法律来执行的生意中，他们就倾向于通过法律之外的一种强硬的方式来解决。不管怎样，就像罗马的托尼一样，巴黎的路易斯也许对他们有用。
虽然他并不认为和路易斯的见面就是一个陷阱，但阿弗纳还是决定跟安德雷斯和伊冯一起去。他同意卡尔——他们称他为“谨慎的卡尔”——的观点，即让安德雷斯先跟他接触会安全一些。在与巴德尔一迈因霍夫的生意往来中，安德雷斯似乎跟路易斯打过一两次交道。他向阿弗纳描述道：“有点像托尼。”也就是说，也是一个激进的年轻人，“过了”谈论政治的“阶段”。就安德雷斯来说，他不介意再帮一次老朋友——他已经带着欠托尼的钱去过罗马了——因为去法兰克福“红色军团”巢穴的佣金很多。事实上，正如汉斯抱怨的那样，“我们正在让欧洲半数恐怖分子泡在牛奶和蜂蜜里面。他们不久就会放弃俄罗斯，来给我们干活了。”
阿弗纳当然明白汉斯的意思。这是一句反语：以色列给巴德尔一迈因霍夫匪帮提供了资金，而他们经常帮助敢死队来恐吓以色列。这是一个愚蠢的恶性循环。但除此之外他们还能做什么呢？他们的工作就是找到恐怖组织头子。“打入恐怖分子网络。”伊弗里姆曾经说。他一定知道，给恐怖分子钱是惟一的途径。
其他人也同意阿弗纳的观点。“我们的任务不是搞清楚为什么会这样，伙计们。”斯蒂夫说。“我们把这个留给那些重要人物。而且，”他补充道。“这种事情两边都说得通。看看安德雷斯那个家伙。他现在一定知道了他在帮我们消灭他的朋友。”
阿弗纳对此没有太大的把握。安德雷斯在突袭开始之前很久就离开了罗马。他从来不知道阿弗纳要托尼监视的那个人的名字。在意大利，兹威特的死没有刊登在头版。在德国，几乎没有报道这件事。安德雷斯也许连听都没有听说过这件事，即使听说过，也没有这样去联想。各种各样的恐怖组织经常互相残杀。
即使安德雷斯这样去联想了，他还有可能会接受阿弗纳的解释，他只是一个佣工，收集恐怖分子的信息是为了再卖出去。他会以为阿弗纳把它卖给了竞争对手，而不会想到他儿时的朋友会去突袭谁——托尼也不可能告诉他。他不是傻瓜。
但汉斯是对的。这件事情有时候确实很荒谬。也许聪明一点的做法就是不要想得太多。他们只是特工。如果他们得知老板甚至伊弗里姆秘密参与其中的话，那这一切就会非常明显了。也许在一个更高层次上，这一切更有意义了。
在巴黎，阿弗纳让安德雷斯拨了路易斯的电话。电话号码是托尼给他的。很明显，这是左岸一个小酒馆的电话。安德雷斯以自己的名义给路易斯留了言，告诉他在哪几个时间可以给他宾馆回电话。
第二天晚上六点刚过，路易斯回电话了。当时阿弗纳和安德雷斯正在安德雷斯的房间里，他拿起分机。
“你好，路易斯。”安德雷斯用法语问道。考虑到阿弗纳，他立即改成了英语。“我有一个朋友，现在在巴黎，他给你捎来了托尼的一个口信。”
“我正等着呢。”路易斯回答道。他的声音很轻，但充满了阳刚之气，跟电视主播的差不多。他的英语有一点口音。“如果他方便的话，告诉他今晚九点在这里见我。”
安德雷斯瞥了一眼阿弗纳。“我想九点没问题。”他说。“但我想他更喜欢在皇家蒙梭饭店前面见你。你肯定知道，在欧奇大道。”
“我当然知道。”路易斯回答道，听起来有点挖苦的味道。皇家蒙梭饭店是巴黎有名的酒店之一，决不便宜。“他住在那里吗？”
阿弗纳对安德雷斯摇摇头。
“不，我想不是。”安德雷斯回答道。“但他想在那里见你。”
“好吧，”路易斯简短地回答道。“告诉他我九点到那里。我会停在……前面，哦，是一辆黑色‘雪铁龙’。菲菲跟我一起。”
“菲菲是一只狗。”路易斯挂断电话后，安德雷斯解释道。“会客时他经常带着它。呃，至少你去找他时不会那么麻烦。”
阿弗纳对这样的习惯表示理解。他也不介意随身带着查理，甚至在执行任务的整个过程中都不介意。他实际上就住在皇家蒙梭饭店，但暂时还不必让路易斯知道。甚至安德雷斯都不知道。阿弗纳告诉他，他会住在朋友们的家里。这个时候，知道的人越少越安全，虽然“安全”这个词只是一个玩笑而已。零风险！他们航行在未知的水域，但没必要让那些扛着卡拉什尼可夫步枪的人轻易地抓住他们。
九点钟，那个人敏捷地打开一辆黑色“雪铁龙”的乘客位旁边的车门。他三十出头，穿得很体面，是那种漫不经心的体面。他长得很好看，有点胖，像托尼。但五官轮廓要分明得多。“住嘴，菲菲。”他对后座上汪汪直叫的阿尔萨斯牧羊犬说。“这位先生不会从我们这里拿走什么东西。相反会给我们东西。”他补充道。然后转向站在人行道旁的阿弗纳。
“我希望你的狗懂英语。”阿弗纳一边从衣袋里掏出一只厚厚的信封，一边回答道。
路易斯大笑着伸手去取信封。他朝信封里看了看，那一叠一叠的百元大钞连点都没有点一下就放进了公文包里。“谢谢！”他说。“你是只想把这个给我，还是想一起去喝一杯？”
“如果只是随便吃点什么，”阿弗纳说。“那就这么定了。”
“好。”这个法国人答道。“在巴黎有非常喜欢的去处吗？”
听起来还不错。如果路易斯想设埋伏的话，他就会提议去一个地方——他很显然知道阿弗纳知道这一点。“这条街上有一家小餐馆。”他对路易斯说。“我觉得不错。”
路易斯顺着阿弗纳手指的方向看过去，点点头。“我二十分钟后到那里找你。”他说着，猛地关上车门，开走了。阿弗纳希望他不要走——但他能理解路易斯，他无非是不希望坐在餐桌旁，手里抓着一个装有一万元现金的公文包。
这家小餐厅叫欧奇烟店，离戴高乐广场只有一两个街区。坐在人行道上的桌子旁，可以看见凯旋门，这与阿弗纳通过名信片了解的大城市相符。然而，在这个11月份的夜晚，他选择了餐馆里面的一张桌子。二十分钟后，路易斯来了，没带公文包，也没带那只阿尔萨斯牧羊犬。他很高，当然不瘦，看起来比在车里高多了。他的脸跟法国老牌影星伊夫·蒙当很像——非常精致，有点厌世，但非常惹人喜爱。阿弗纳立刻喜欢上了他。出于某种原因，他感觉路易斯跟他是同一类人——比托尼更像同一路人，比安德雷斯更更像同一路人。
路易斯似乎也喜欢阿弗纳。他们第一次谈话虽然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但谈了几个小时。吃完晚饭，他们闲逛到凯旋门，然后一直沿着香榭丽舍大街走到协和广场，又走回来。大多数时候都是路易斯在讲。
很久以后，阿弗纳想起这次谈话时才明白那个法国人讲的是什么。他当时有些走神，没听懂多少东西。路易斯好像受过良好的教育，有时候提到的一些事件、作家或观点阿弗纳从来没有听说过。他说的主要意思似乎是，这个世界是个相当可怕的地方，充满了战争、痛苦和苦难。许多人似乎认为，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这个世界变得很糟了。只有人们成为宗教信仰者或共产主义者，或民主主义者，这个世界才会变得更好。还有些人认为这只是一个解放阿尔及利亚、妇女跟男人平等，或者加拿大人停止屠杀小海豹的问题。但所有这些都是胡说八道。
按照路易斯的观点，这个世界不可能治理好，除非所有现存的机构被抹去——如他所说，变成“一张白板”——人们又可以白手起家。因此，他说，对明白这个的一群人来说，其他人是否在为这个事业或那个事业奋斗并不重要，是否在为未来的什么主义还是在为教堂的荣誉而摧毁一个地方并不重要。路易斯解释道，只要人们把它摧毁了，他们就帮了人类社会的忙。理解这一点的一个小组织——一个名为“集团”的非常小的组织，它更像一个家庭——会帮助这样的人，无论他们是否赞同他的事业。路易斯说，更确切地说，这个“集团”赞同每个事业。如果你停下来考虑考虑这一点，那么这个世界上真的就没有不正义的事业。
当然，“集团”并不是为被摧残的地方和人而欢欣——只有疯子才会感到高兴——但是他们明白，人们把一切摧毁得越迅速、越彻底，摧毁掉这些事物的速度就越快。就这么简单。
阿弗纳并没有因为路易斯说的任何话而有丝毫动摇。如果他越夸大其词，或者说得越热烈，阿弗纳就越会把它看成是胡说八道，比法兰克福安德雷斯的那些巴德尔一迈因霍夫的本科生的空谈还要荒谬得多。但路易斯的说话风格是冷漠、自我贬低和幽默，或者是一种要么接受要么拉倒的斩钉截铁的风格。他就像一个非常沉着地站着表演的喜剧演员，总是让阿弗纳开怀大笑。即使他严肃的时候，也不是认真的。“看看那些所谓的强国，”他说。“看看中央情报局，常常被自己的尾巴绊倒，或者看看穿着邋遢裤子的克格勃，他们都是野蛮之徒。再看看巴黎，看看周围：一千年的历史，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交到他们手上？
“如果你原谅我这样说的话，我们永远比他们要聪明。我们甚至在女人的体验方面都要比他们稍强一些。”
又过了一年之后，阿弗纳才完全明白路易斯在他们第一次在巴黎散步时说的话——或者他为什么说那样的话。阿弗纳的第六感觉亮起了绿灯，但是真正明白他的话是在又进行了两次突袭、花了几千块钱，直到他见到了“爸爸”本人——路易斯的父亲——之后。“爸爸”曾是法国反纳粹游击队员。他头发灰白，脸色红润，看起来有点像阿弗纳的父亲。不同的是，他穿着老式的黑色衣服，怀表上粗粗的金链子从他的胸前垂下来。“爸爸”这位爱国的法国人，曾经在法国被占时期炸毁过许多德国卡车和火车——他眨着眼睛解释说他曾经爱上过这一行。“爸爸”这个精明理智的法国人——正如他自己所说，是个愚蠢的农民——在战后意识到，可以从世人无可救药的激情中赚到很多钱。“爸爸”曾经把路易斯和他的两个弟弟送到索尔邦大学，并不是让他们在这座著名学府吸收必学的书本知识——书本知识，狗屎！——而是让他们留意其他热情大胆的青年男女，这些人也许将来对“集团”有这样或那样的帮助。
阿弗纳也许永远理解不了“爸爸”和他的家人——包括路易斯在内的三个儿子，一个年纪稍大的叔叔和两三个堂兄弟——他们在欧洲经营着这样一家了不起的支持恐怖分子的组织。比如，他一点也不理解“爸爸”的政治策略。实际上，它们似乎与他们第一次沿着香榭丽舍大街散步时路易斯模模糊糊解释的无政府主义的观点没有多大关系。表面上，“爸爸”藐视所有政府，包括法国政府，还说，他决不给政府干活，也决不允许“集团”中的任何人给他们干活。一谈到美国、苏联或者英国情报部门，他总是耸肩做鬼脸，甚至朝地上啐唾沫。哦，狗屎！“穆萨德”，狗屎！
他对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似乎特别厌恶，他认为他们有一个反对欧洲大陆人民的巨大的阴谋。虽然他也不喜欢俄国人，但似乎俄国人还没那么招他烦，他对德国人的憎恨甚至都没对盎格鲁一撒克逊人那样强烈。实际上，他之所以谴责英国人，似乎是因为德国人、俄国人、两次世界大战，动荡不安的非洲和中东的关系。是因为英国人建立了一个帝国，从法国人那里夺走了一个帝国，还是因为战后又这么急匆匆地将它拆散，“爸爸”才这么谴责他们不得而知。作为一个热爱欧洲大陆的人，一个天主教徒，甚至一个农民，一个普通人，一个把自己看作光荣的法国革命的继承人，“爸爸”似乎在进行着一场战争，这场战争比目前世界上的任何一场冲突的历史都悠久得多。这场战争的起源消失在欧洲历史的迷雾中，也消失在他自己的脑海里。这场战争是反对傲慢的英国女王和奸诈的英国贵族。这些贵族在海伦娜岛把砒霜放在波那巴·拿破仑的汤里。
但是如果“爸爸”看见森林有困难——至少对阿弗纳而言——那他看见树木却没任何困难。相反，在20世纪70年代他和他的儿子们熟悉地下活动这个稠密森林中的每一棵树木。在法国当然是这样，在欧洲也许也是这样，或许在全世界都是这样。说“集团”了解每个参与无政府主义革命这个巨大的极其复杂的网络的恐怖分子、招募员、组织者或间谍的信息，那是夸张，但说他们了解相当一部分人的信息，并且会把这些信息卖给愿意而且能够出资购买的人，则一点都不夸张。正如路易斯和“爸爸”在他们对阿弗纳有了足够的信任之后，自豪地向阿弗纳指出的那样，他们决不——至少决不有意识地——卖给任何政府。与政府打交道有违他们的原则，这是第一。第二，他们觉得太危险。政府和情报机构太不可靠，太不讲道德，而且效率低下，充满谜一样的办公室政治。他们甚至不知道“荣誉法典”的含义，那是盗贼们的法典。
除了出售信息之外，“爸爸”也出售服务。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法国抗德的那些年里，首先学到的东西就是需要给游击队员提供安全屋、交通、食品、衣服、武器和证件，还需要人在任务完成后对所有事务，有时候也包括尸体，进行处置。这样的工作——还有监视工作——秘密行动在哪个国家进行，就由哪个国家的普通男女来承担，这样会更好、更容易一些——这些人在他们从事合法职业的过程中也许就能成为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专家。只是一个钱的问题而已。“你对锁了解多少？”他们稍微熟悉一些之后“爸爸”这样问阿弗纳。“我——我给你派个锁匠来。你要挖墓穴？那我就给你派个挖墓穴的人来。费用不高，不是吗？”
作为农民的“爸爸”，他最伟大的发现是，有些人为了一点小钱什么事都愿意干。许多人愿意做很多事情，几乎每个人都愿意做一些事情。比如，任何人都不会只满足于一点糊口的钱。一个司机开车，一个制造枪炮的人制造武器，或修理武器。为了让他们得到这些“小”费，要他们额外做的事情不要告诉他们的管理部门。这个——在不可靠的盎格鲁一撒克逊国家以外——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干。这确实意味着要在许多国家支付许多人的工资，但“集团”的经费充足，可以支付这些费用。
“爸爸”的另一个伟大的发现是：跟所有其他的外国人一样，特工进入或离开一个国家时常常是乘坐预定的航班、火车或轮船，有时候也乘坐私家车。很少有特工会在和平时期自找麻烦地翻山越岭，从无人防守的边境过境，或者乘坐私人飞机从隐蔽的飞机场起飞。他们一旦进入一个国家之后，就特别喜欢某些城市，喜欢这些城市的某些酒店、银行、租赁机构和餐馆。因此在那些地方和关键路口安排一些人，这些人惟一的工作就是当一个已知的——或者不知但可疑的——外国人一到便立即报告。这样就能将相当一部分恐怖分子和特工纳入“爸爸”的监控范围之内。虽然不是全部，但是是相当一部分，足以把生意继续做下去。
然而，所有这些细节都是以后才发现的。凌晨一点阿弗纳在凯旋门对路易斯说“再见”、“保持联系”时还根本没有提到“爸爸”。“我的车从这里走，”路易斯指着维克多雨果大道说。“如果你不需要我陪你走回酒店的话。”
阿弗纳笑了。“我不住在我们见面的那个酒店，”他说。“我搭的士就行。”
路易斯也笑了。“我多愚蠢啊，”他说。“你当然不住在皇家蒙梭饭店317号房间。我忘了。”
阿弗纳扬了扬眉毛，点点头。好。路易斯非常善良，暂时也非常安全。如果他打算伤害他的话，就不会让阿弗纳知道他知道他的房间了。
“很高兴见到你。”路易斯继续说。“托尼告诉我跟你做生意很愉快。记住，如果你需要什么，请让我知道——无论什么。我不能向你保证无论你需要什么我都有——但可能有。记住。”
“我会记住的。”阿弗纳回答道。他们握了握手。然后，路易斯开始离开时，阿弗纳说：“噢，路易斯，还有一件事。”
路易斯转过身来。
“你知不知道，”阿弗纳问道，“一个叫汉姆沙里的人？”
路易斯朝阿弗纳走了一步。
“我知道马哈茂德·汉姆沙里。”他说。“他住在巴黎，但我觉得他现在不在城里。”
“我过几天打你给我的那个电话。”阿弗纳说。“如果汉姆沙里回来了，你愿意让我知道吗？”
路易斯点点头。“我给你一个更好的号码，”他对阿弗纳说。“我可能不在那里，但如果你在巴黎时间下午六点十五分打过来，你不用留下你的姓名，我就知道是你。给我留个号码就行了，我好给你打回来。”
阿弗纳记住了那个号码，希望在把这个号码给汉斯之前不要忘了。记数字不是他的强项，虽然跟记名字比起来他更擅长记数字。用新身份登记入住酒店时简直是一场噩梦——他记不住自己应该是谁。据传，这样的事情确实在一个年轻的“穆萨德”受训人员身上发生过。阿弗纳常常嫉妒汉斯或卡尔那样的人，无论什么，他们都能记住。
但是，他与路易斯的见面让他很兴奋。事实上，他是那样的兴奋，以至于当他走过皇家蒙梭饭店空无一人的门厅时，他被一种恶作剧心理控制着。他想做些事情，做些恶作剧，完全是由于精力过剩。阿弗纳一直喜欢恶作剧。这一点一定是从他母亲那里遗传下来的。但最后他恢复了镇定，什么也没做。为了一个恶作剧而让整个任务面临危险是绝顶的精神错乱。
一件关于突击队的奇妙的事情是，他们实际上都是顽皮的人，对恶作剧有瘾。他们常常不得不有意识地抵制它。比如，斯蒂夫做了一个硬币，两面都是“正面”——因为知道罗伯特常常选择“反面”——他就用抛这枚硬币来决定谁去购物或做饭。爱好机械的罗伯特几个月后才识破诡计，而且还是因为其他人突然笑起来才发现的。阿弗纳最惨，他在毫无防备的时候告诉其他人，他小时候别人常常叫他“顽童”，很快斯蒂夫就给他起了个绰号“顽童妈妈”——把他喜欢恶作剧和总是喜欢操心队里其他人的整洁和吃相问题结合起来了。
第二天早晨，阿弗纳办了退房手续，给安德雷斯和伊冯打了一个电话。安德雷斯和伊冯在巴黎有他们的安排。然后他就飞回了法兰克福。同一天晚上，阿弗纳向他的同伴们汇报了跟路易斯见面的情况。
“怎么样？”汉斯看着卡尔问道。
卡尔点燃烟斗。“听起来跟托尼一样好。”他说。罗伯特和斯蒂夫点点头。
阿弗纳喜欢突击队这一点。也许他们跟他不同，或者彼此不同，但他们有一个重要的共同特点：不小题大做。没有没完没了的“如果”和“但是”，没有没完没了的喋喋不休。精心策划是对的，但也不要患得患失，那是没用的，人的大脑多丰富啊，能想到多少东西啊。太谨慎就与胆小无异了。他们不是这样的人，都不是。他们一眼就能看出悬殊，如果他们觉得正确——就立即行动！也许那些在外散居和被纳粹屠杀的犹太人对“犹太人”这个词的态度不是这样，但是没有这种态度，以色列永远不会出现。至少对阿弗纳来说是如此。
下一个是马哈茂德·汉姆沙里。伊弗里姆名单上的第三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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