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马哈茂德·汉姆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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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哈茂德·汉姆沙里——阿尔及尔大学的经济学博士，人们有时候称他“汉姆沙里博士”。他在“阿拉伯联盟”办公室占有一席之地，出版了一份时事通讯“信息快报”，并与位于法国首都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的各位阿拉伯代表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跟他有过交往的人都认为他有教养，举止得体，其穿着与行为像个外交官。在某种程度上，马哈茂德·汉姆沙里比法国人还法国人，过着保守——真正资产阶级——的生活。他在一套中产阶级的公寓里过着中产阶级的日子，左邻右舍也都是中产阶级。他跟法国妻子玛丽·克劳德和年纪尚小的女儿阿米娜生活在一起。

他是一个软目标。

熟悉马哈茂德·汉姆沙里的人不知道的是——至少在“穆萨德”看来是这样——他是欧洲恐怖主义的主要组织者之一。他是一个外交官。但在这个身份的背后，据说他协调过在哥本哈根袭击本·古里总理的恐怖活动，还协调过在半途炸毁瑞士航空公司一架喷气式飞机的恐怖活动。

在慕尼黑杀戮奥林匹克运动员也是他协调的。

按照突击队获得的情报，汉姆沙里博士还没打算收手。相反，他与名单上的另外两名软目标一起，正在组织一个包括许多法国人和非阿拉伯国家的无政府主义分子在内的恐怖网络。汉姆沙里据说是“黑色九月”组织的领导人之一。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法塔赫”公开的立场是反对在以色列被占领土上开展游击活动。然而，私底下，“黑色九月”组织却成为“法塔赫”的“爪牙”。极端分子的暴行遍布中东和欧洲。这种分工由来已久，这是无政府主义者革命运动的传统，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俄国19世纪的“伊舒廷尼茨”运动。它由一个外圈和一个内圈组成。外圈由高尚正派的理论家、活动家和辩论家组成，称为“组织”。内圈由刺客组成，明确地称为“地狱”。

“从淋浴器里伸出一只手来杀死他怎么样？”阿弗纳问道。他从来没有听说过伊舒廷及其追随者，但他对沐浴却是全神贯注。

其他人耸耸肩，但没有笑。阿弗纳不是开玩笑的。他们一致认为，汉姆沙里跟兹威特不一样，杀死他的方式要引人注目。速度不要像第一次那么快。汉姆沙里回到巴黎也许还有几个星期，到那时他们应该已经做好计划，不会错过杀死他的机会。他的死不应该仅仅是复仇，而应成为一个对其他恐怖分子的警告，这个警告就是“犹太人的手很长”——如伊弗里姆所说——任何掩护，任何表面的高尚都不能确保其人身安全。

同时，不要对汉姆沙里的妻子和女儿造成伤害，也不能给其家里、汽车里或办公室里的任何人带来伤害。即使事实证明这些受伤者是他的同伙或支持者，也无法减轻突击队员犯错误的责任。就更不用说把一个真正无辜的旁观者伤了。除了伊弗里姆名单上的那十一个人之外，不应伤及其他人。

从阿弗纳个人来讲，他经常考虑的一个问题是，有没有可能确保这一点。试一试当然是可以的，但这就意味着，很可能不能再用“爆炸”的方法了。

“我不知道你们这些人为什么老这样说。”罗伯特有些生气地说。“炸弹是可以精确控制的。他们可以像子弹那样集中，影响范围可以像子弹那样有限。如果动脑筋设计的话，他们不会扩散到直接目标以外。”

“好吧。”阿弗纳回答道。“别生气，我们愿闻其详。”

“我还没有想好。”罗伯特说。“我只是不希望你们一开始就把我排除在外。”

“噢，我们绝不会把你排除在外。伙计。”斯蒂夫辩解道。“在他厕所里装个炸弹怎么样？他拉屎的时候大概只有一个人吧。”

“请不要恶心了。”汉斯做个鬼脸。很显然他感到不愉快了。

11月20日左右，路易斯向阿弗纳报告，据他所知，汉姆沙里回巴黎了。而他们的计划却没有任何进展。路易斯接着说，“集团”还有一些情报阿弗纳也许会感兴趣。路易斯了解到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有三个参与巴勒斯坦运动的人会在日内瓦开会。阿弗纳对这些人感兴趣吗？

“是的，感兴趣。”阿弗纳回答道。

路易斯小心翼翼地咳了一下。“我可以认为，”他说，“我们是在谈生意吗？”

“当然。”阿弗纳回答道。等着路易斯说出一个数字。然而他没有。很清楚，他对阿弗纳对他的理解感到满意，他准备以后再提出这个数字。这跟律师、医生或其他职业非常相像。“你说过一个叫法科瑞·阿尔一乌玛尔的人吗？”

“嗯。”阿弗纳说，不置可否。事实上，他不认识。

“我认为，他要跟阿里·哈桑·萨拉米和阿布·达乌德见面。”路易斯说。

阿弗纳的心跳突然加快了。他们是硬目标，名单上的头号和二号人物。慕尼黑惨案幕后的人物，尤其是萨拉米，他是伊弗里姆所说的恶人之首。

“在日内瓦吗？”他问路易斯，努力控制住自己的声音。

“我的理解是这样。”路易斯说。

“我们对日内瓦感兴趣。”阿弗纳说。他的大脑飞快地运转着。“我们也对巴黎感兴趣。你能不能两个地方都严密注视。我们当然会给你钱的。明天这个时候我给你打回来。”

“我会的。”路易斯回答道。

第二天，阿弗纳、卡尔以及斯蒂夫飞往日内瓦。汉斯和罗伯特两天后去那里跟他们会合。他们决定住在远离市中心的地方。他们在洛美勒斯路上的一个酒店里订了房，这里离万国宫不远。日内瓦从来都不是一个非常适合秘密活动的地方，对“穆萨德”来说尤其如此。不仅安全屋难租，酒店也特别不适合作特工基地。瑞士的情报部门，说得委婉些，是不合作。只要外国人在谈判、购物、跟银行往来以及滞留期间规规矩矩，而且尽快离开，他们就欢迎。瑞士不反对粗野的商人，只反对粗野的生意。

但是，阿里·哈桑·萨拉米和阿布·达乌德还是值得去冒险的。如果突击队谁也没干掉，就干掉这两个，他们就算成功了。他们五个人从一开始就一致认为，一旦有萨拉米的线索，可以放弃其他所有人去追捕他。在“穆萨德”看来，萨拉米是杀害十一位以色列运动员的罪魁祸首。

但事实证明，萨拉米和阿布·达乌德在日内瓦会面的消息不实。实际上路易斯在两天后跟阿弗纳通电话时用了一句英语。“如果我让你们白费了半天劲的话，”他说。“我感到抱歉。”

另一方面，汉姆沙里一直待在巴黎。11月25日，阿弗纳在日内瓦跟路易斯联系时，他几乎能像托尼报告威尔·兹威特的行踪那样报告汉姆沙里的行踪了。就像在罗马一样，不讨论监视的理由。虽然路易斯从一开始就猜到了阿弗纳的意图，讨论的话就等于严重违反了规则，甚至会让路易斯完全从这次行动中退出。这是假设——但事实也是这么回事。阿弗纳相信，如果他让路易斯给他弄一支枪，挖一个墓穴，在一个小时内准备好，他会照做。但如果要路易斯帮他去杀人，他就会说不。路易斯只提供情报和服务。怎样使用这些情报不再是“集团”的事。

汉斯说，汉姆沙里的所作所为跟本丢彼拉多差不多。

他们在讨论这次或其他暗杀行动时，阿弗纳和他的伙伴们总是使用纯粹的技术术语。这次罗伯特想出了一个精心构思的方案，既满足了炫耀的要求，也满足了安全的要求。这个方案是在讨论汉姆沙里如何招募恐怖分子和如何策划恐怖活动时想出来的。

“他不是一直在使用电话吗？”罗伯特问道。“他家里的电话一定像个总机，打遍了整个欧洲和中东。那好！就让他死在电话上吧。”

第二天，阿弗纳、卡尔和斯蒂夫离开日内瓦，前往巴黎。汉斯坐火车回到法兰克福的实验室，制作证件。罗伯特飞往布鲁塞尔。

由于某种原因，在19世纪末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蓬勃的军事工业在相对平静的小国比利时发展起来。在列日的东北部地区、黑弗尔高地尤其如此。那段时间，不仅工厂里生产手枪、自动武器和炸药，而且周围的村庄和私人农场的小作坊里也经常生产。手工制造武器和饵雷的技术常常一辈一辈地传承下来，使比利时人——跟西班牙工匠一起（在西班牙，情况与此类似）——成为世界上公认的制造隐蔽杀人工具的大师。说来奇怪的是，结束比利时和西班牙这种作坊式工业的是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希特勒和佛朗哥的胜利之师自然要坚持将所有武器的制造权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到二战结束时，比利时的小型武器工厂消失殆尽。而西班牙的最高统帅佛朗哥只允许三家工厂制造手枪，其中一家生产左轮连发手枪。

在比利时，只有少数人在封闭的农舍里做传统工艺。但是，他们仍然为欧洲非法的武器市场提供了不少的武器。有些还是世界上最精良的武器，罗伯特知道他可以依靠他们。

马哈茂德·汉姆沙里作为巴黎的代表，与新闻单位经常有接触。所以，在1972年12月份的第一个星期里，他在阿雷莎大街的一百七十五号公寓里接到一个要采访他的意大利记者的电话就不足为奇了。使他感到奇怪的也许是第二天他在附近的一家小咖啡馆里见到那个记者的时候。作为一个意大利人，这位记者似乎对巴勒斯坦的事一无所知。他一直对他的烟斗大惊小怪的。最后他向汉姆沙里说，他读一下他带来的资料准备得更充分一些之后再来采访他。他们说好那个意大利人两三天之后再给他打电话。

卡尔觉得他扮演意大利记者的表现即使不是完美无瑕，至少也是相当好了，没有引起目标的怀疑。这也给他提供了一个熟悉汉姆沙里声音的机会。与此同时，阿弗纳和斯蒂夫非常仔细地勘察了巴黎喧嚣拥挤、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体面人士的十四区。汉姆沙里就住在这个区。他们开着路易斯给他们的“雷诺”汽车，花了两天时间练习接近的方法和逃离的路线。从维克多·巴什广场的皮埃尔·蒙鲁日教堂开始，这里大致是阿雷莎大街的中间点，离一百七十五号大约四个街区。他们随着早晨的车流从卢森堡花园一直到圣约瑟医院，再从蒙巴纳斯车站到科山医院踩点，决定袭击之后最好的逃离路线是沿着维钦托利街到勒菲弗尔大道，经过球馆，过加里利亚诺桥，然后沿着埃格泽尔芒大道，到达右岸他们的安全屋。若走这条路线，他们不需要把车丢掉。

与此同时，路易斯的监视人员报告了汉姆沙里的日常安排，相当有规律。他很多时间都跟阿拉伯人待在一起。其中一些很可能就是从事“武装斗争”的人员。跟以前的报告不同的是，他没有保镖。尤其是每天早晨的那段时间，几乎是同一个模式。八点刚过，他的妻子和女儿就离开公寓。汉姆沙里夫人把阿米娜放在幼儿园之后，其余的时间通常去做自己的事情，晚上早些时候接上阿米娜之后，才回到阿雷莎大街一百七十五号。

汉姆沙里会独自在公寓里待到上午九点。这时他会接到一个名叫纳内特的女人的电话，也许是他的情妇。她在右岸更为高尚的十七区有一套公寓，离涅尔大道不远——离一位突击队员在巴黎的安全屋也不远。纳内特会在离一百七十五号几个街区以外的一个邮局给汉姆沙里打一个电话。邮局位于阿雷莎大街和蒲郎茨街拐角处。也许她是想看一看汉姆沙里是否在家或者他的妻子和女儿是否已经离开公寓。得到肯定答复之后，她会回到“雷诺”汽车里，去接汉姆沙里。汉姆沙里这时已经在街上等着她了。在阿雷莎大街附近的消防站和几个被布篷覆盖的摊位旁找一个停车位从来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阿弗纳认为，最好的突袭时间是八点至九点之间。这时，汉姆沙里的妻子和女儿已经离开公寓，而纳内特又还没来。他这时不仅是一个人，而且还由于正在等纳内特的电话，不会让电话一直响着，肯定会拿起来的。突袭的时间取决于罗伯特要多久才能把炸弹设计生产出来，并走私到法国放在汉姆沙里的电话机里。

做炸弹相对来说简单。安全和选择性都不是问题。炸药是一种相对比较稳定的物质，通常在外面可以买到，比如黄色炸药或可塑炸药。然后在炸药里面放一枚小雷管——就是少量的非常不稳定的炸药，通常是氮或硫酸类物质——雷管可由击发或非常少的弱电流引爆。比如闹钟或沙漏计时器，或者任何无线电信号或干脆就是一个电视遥控器来机械引爆。

机械引爆有一个问题——比如，点火开关或汽车的变速杆——它会对任何人的操作做出反应，而且，如果目标正好和其他人在一起，无法使它不爆炸。如果有定时器的话，问题更大。不管是目标还是其他人，只要一靠近，都会引爆炸弹。炸弹分不清谁是恐怖分子谁不是。阿弗纳的突击队把使用自动引爆器的可能性排除了。

由特工操作引爆器，可以看见炸弹炸死目标，只有目标才会被炸死是惟一的解决办法——但在城市里，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可能从炸弹处牵一根线到埋伏处，这样做也是危险的。无线电信号町以克服这个问题，但是义会引发新的问题，若有人在附近使用同样的频率，可能会随时引爆炸弹。

随着步话机、民用无线电和其他遥控设施的大量运用，意外爆炸的危险性很大，像罗伯特这样细心的爆破专家都无法安装这样一个接收器。为了避免炸弹在他们手里爆炸，除非有一个分开的开关让炸弹不爆炸。实际上，惟一的解决办法就是这样一个分开的开关，它会打开炸弹的保险，通常是由被害人无意识地操作的。这时，也只有这时，使用无线电信号的观察员才能引爆炸弹。

罗伯特解释道，炸弹将装在汉姆沙里电话机的底部。听筒一从机座上拿起来，就打开了雷管的保险，这时就可以发送无线电信号引爆炸弹了。

阿弗纳认为，如果真像所描述的那样，那这套装置几乎就没有什么意外了。是几乎没有什么意外。但是，由于炸弹必须在袭击前至少半天内装好，如果汉姆沙里夫人那天晚上决定坐下来跟她的一个朋友长谈一番怎么办？如果附近的一个无线电业余爱好者决定按同样频率传送，而与此同时，装有炸弹的听筒也拿了起来，会发生什么情况？

罗伯特耸耸肩，很清楚会发生什么情况。没有绝对的零风险。他发明的这套装置会尽量把风险降到零。如果这样阿弗纳还觉得风险太大，他们就只好另想他法了。电话机底部没有地方装两个接受器，每个频率不同，一个打开炸弹的保险，另外一个引爆它。

“好吧。”阿弗纳犹豫片刻之后说。“一定不要做得太大，好像我们要把他妈的整栋楼里的人炸死似的。”

“我担心的是另外一个问题。”罗伯特说。“我得尽量塞满炸药，确保站在电话旁边的恐怖头子被炸死。而电话机里的地方有限。”

12月6日星期三，炸弹从比利时走私到法国。阿弗纳拿在手里又小又轻。要不是阿弗纳记得他曾经见过信封里一盎司半的可塑炸弹造成了多大的损失，他认为几乎伤不了人——信件炸弹是恐怖分子最喜欢的武器。两个多月以前，慕尼黑惨案发生后没几天，“黑色九月”的一封信件炸弹在伦敦炸死了一名以色列外交官。“希望它管用。”阿弗纳把盒子交给罗伯特时说。

同一天，突击队分成两组住进了路易斯提供的新的安全屋。他们以前一直住的安全屋也是路易斯安排的。

12月7日星期四，出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按照计划，他们要等汉姆沙里夫人和阿米娜离开，纳内特驾驶“雷诺”接上汉姆沙里。这时九点刚过，罗伯特和汉斯要打扮成电话维修人员，身穿路易斯提供的制服，进入公寓，安装炸弹。罗伯特估计，这项工作也许要花二三十分钟，只会比这少不会多。阿弗纳、斯蒂夫和卡尔在大楼外等着——至于扮过意大利记者的卡尔，他不出现——提醒罗伯特和汉斯有没有汉姆沙里的家人回来。为了以防万一，路易斯安排了一对法国年轻夫妇。他们的任务就是缠着汉姆沙里谈话，直到阿弗纳或斯蒂夫向他们示意，另外两个人已从公寓里出来。

但是，纳内特那个星期四没有出现，连汉姆沙里夫人不久以后也回到了公寓。汉姆沙里本人根本就没有离开。

阿弗纳、卡尔、汉斯和罗伯特很快就离开了。他们已经知道，汉姆沙里的日程安排由于某种原因改变了，再在阿雷莎大街一百七十五号前等几个小时也没有用。这样做甚至可能有危险。只有斯蒂夫和路易斯安排的那对夫妇仍然逗留在附近。晚上六点刚过，斯蒂夫就打电话说，汉姆沙里步行出门了，他准备跟踪他。

同伴们立即驾车回到十四区。汉姆沙里离开了，汉姆沙里夫人很可能也会离开去幼儿园接孩子——如果汉姆沙里不是去接孩子的话。罗伯特和汉斯仍然穿着制服，开着货车，到了一百七十五号对面最近的停车场。阿弗纳在阿雷莎大街和蒲郎茨街拐角处的邮局——纳内特总是在这里等汉姆沙里——等着。卡尔不出现。

阿弗纳几乎一到位斯蒂夫就打来了电话。汉姆沙里好像是去了奥斯曼大道上的“一个阿拉伯联盟之类的大楼”（斯蒂夫的法语比阿弗纳好不了多少，说不清是哪栋楼）。如果汉姆沙里夫人不久也离开的话，那么在他们两个人回来之前，突击队至少有四十五分钟的时间。

阿弗纳从邮局走了三个街区，来到阿雷莎大街一百七十五号对面罗伯特的货车前时，看见汉姆沙里的妻子从公寓楼灯火通明的大门里出来。几乎可以肯定，她是去幼儿园接阿米娜。机会来了。这个时间修电话有点晚了，但是邮电部门总是会对紧急电话做出反应。而且，阿弗纳相信，在大城市里，人们在具备优雅举止的同时也具有惊人的冷漠。即使在巴黎，门警也不再有警觉性，邻居也几乎连问都不问。不管怎么样，突击队别无选择了。炸弹不会自己跑到电话机里去。

罗伯特和汉斯带着工具箱，消失在入口处的拱门之下。

阿弗纳一个人在阿雷莎大街的货车旁站了大约十五分钟。他希望有些口香糖。他以为自己看见卡尔在一个街区外过马路，但黑暗之中他又不能确定。阿弗纳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及时看见汉姆沙里或他妻子，从而给罗伯特和汉斯发出警告，如果同伴们在结束之前，他们就回来的话。

然而，几乎连撬锁的时间都还不够，罗伯特和汉斯就从街道那边溜达回来了。

“你们在开玩笑吧。”阿弗纳说。“都搞好了？”

“呃，我不知道。”罗伯特回答道。“我想明天早上就清楚了。”

12月8日星期五，八点还不到，他们就在汉姆沙里公寓大楼街道对面各就各位了。罗伯特、阿弗纳和卡尔待在大约两百码以外的货车里。斯蒂夫和汉斯待在离入口处较近的小车里。后者起着卫兵的作用，同时保证汉姆沙里夫人或者孩子在不该回来的时候回来。那天上午，路易斯的人不在场。

大约8点30分，汉姆沙里的妻子和女儿从大楼里出来。他们朝不远处的公共汽车站走去。由于纳内特随时都可能打电话，所以必须迅速行动。

卡尔从货车里出来，走到五十码以外的一家小酒馆旁的公用电话亭。他转了几圈，看看透过窗户他和阿弗纳能否清楚地看见对方。然后他拿起话筒开始拨号。

货车上，阿弗纳扫了一眼坐在身旁的罗伯特。罗伯特此时也望着卡尔的方向。他手里拿着一个小盒子，一根手指轻轻地放在索环开关上。

卡尔站在电话旁，把听筒凑到耳边。他的嘴唇似乎在动，但是距离太远，无法听见他说的话，甚至无法确知他是否在说话。即使现在他把烟斗衔在嘴里都无济于事。然而，阿弗纳看的不是卡尔的嘴巴，而是他的右手。卡尔慢慢地、从容地、有点造作地把右手举了起来，举到了头顶。他的手指稍稍动了一下。这是一个信号。

阿弗纳感到他身旁的罗伯特紧张了。他也一定看见了卡尔发出的信号——但是只有阿弗纳下令之后他才能动作。“开始！”阿弗纳猛喝一声。眼睛本能地向一百七十五号外面望去。

他没有听见身旁索环开关的咔嗒声，也没有听见任何爆炸声。但他看见了空中沿着前面的墙边突然出现了一道微光，整个大楼仿佛颤抖了一下。他看见由于强大的冲击力，一扇窗户的玻璃呈十字形裂开了。

几个过路人驻足观望。

有人打开二楼阳台上的落地窗，朝楼下的街上看了看，然后伸长脖子想朝上面的窗户看。

卡尔果断地向货车走来。

他们成功了。

他们又成功了。

晚上，他们搞不清情况如何。他们坐在安全屋里看电视，查阅最新的报纸。汉姆沙里还活着。毫无疑问，伤得很重。但从报道来看，无法知道他能不能活下去。他被送到了法布圣雅克街的科山医院——虽然另一家医院圣约瑟医院近一点，但当时救护车的车头也许正朝着相反的方向——他也许已经告诉了警察，在爆炸前有个意大利记者给他打过电话。

电话里卡尔告诉其他人，汉姆沙里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奇怪，有些沙哑，好像刚刚醒米。卡尔搞不清是不是他的声音，他告诉他，他是那个意大利记者，给他打电话是想采访他，然后问他是不是汉姆沙里博士。听到电话那头回答——是，我就是——时，卡尔挠了挠头顶。

罗伯特似乎特别不安，甚至替自己辩护。他说他应该使炸药的威力更大一些。但是，他们都说不能伤及其他人，所以他得设法确保炸弹的影响只限于这间屋子。按照早些时候的新闻报道，当局仍然不知道爆炸的原因，认为“蓄意破坏”的可能性极小。阿弗纳不太担心。即使汉姆沙里能活下去，他在很长时间里也失去了活动能力，也许永远失去了活动能力。至于他会告诉警察关于“意大利记者”的事，这似乎也无所谓。他们也许最终会把记者和爆炸联系起来——他们最后也许会发现是一颗电话炸弹，尽管炸弹的威力很大——但是到那个时候，卡尔已经走了很久，突击队再也不会用这种办法了。

他们在巴黎的安全屋里又住了两个晚上，把货车、小汽车和一些手枪还给了路易斯。他们把欠的钱付了——总共二十万，在以前几周他们已付给路易斯十五万——然后，他们各自乘坐飞机，用跟入境时不同的护照，于12月10日飞回了法兰克福。这天是星期天，警察蜂拥至巴黎各机场，但没有人怀疑他们。从这一点他们就知道，汉姆沙里还活着。

阿弗纳没有飞往法兰克福，而是去了纽约。

他这一趟的公开理由是因为一个传闻——这次不是路易斯告诉他的，而是汉斯以前在巴黎的一个线人——阿里·哈桑·萨拉米或一些高层恐怖分子要到那里去，协调有关在肯尼迪机场跟黑豹党人一起袭击一架以色列航空公司飞机的事宜。虽然是个传闻，但也值得核实一下，尽管他并不真的相信。萨拉米是一个具有相当贵族气质的恐怖分子，个性鲜明，与黑豹党人不可能有很多共同利益。

阿弗纳去纽约也有私人原因，他想给肖莎娜找一套公寓。

他在心里列举了以下几个原因：第一，他想她了。实际上比他想象的更想她。在执行任务期间，有的任务可能要持续好几年，他也许无法回以色列看她，他也根本不应该回去。某些特别紧急的情况下除外——这之后，还让不让他出来继续执行任务还值得怀疑。其他人——除没有结婚的斯蒂夫之外——都把家人弄出了以色列，而且已经去看过他们一两次了。

第二，他有一种模糊的感觉，一种来自第六感觉的警告，即使在任务完成以后，他也不能回到以色列生活了。他不能回去——也许有一个理由——也许是这次行动上的，也许不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去纽约？毕竟，阿弗纳一直想在美国生活（想做个美国人，用他母亲的话来说），他去过纽约几次，他的想法仍然没有改变。至于肖莎娜，如果她到了纽约——作为执行任务期间的一种临时安排，他们偶尔可以见见面——也许会喜欢上纽约的，也许她不会坚持回以色列生活的。

还有第三个原因，阿弗纳需要肖莎娜。他才二十五岁。自9月以来他没跟女人上过床，他当然会盯着女人看，但他从不做任何事情。也许他想忠于妻子，也许仅仅因为压力太大了。据阿弗纳所知，除斯蒂夫之外，其他人也完全没有性爱。当然，他们有时可以见到妻子，或者他们并不需要——他们从来没谈过这个话题。但是阿弗纳需要，非常需要。他在纽约西南部的布鲁克林租了一套只有一间卧室的公寓。这栋楼里允许养宠物，所以肖莎娜也可以把查理带来。4月份的首期款已经付了，到那时他们的孩子应该有3个月大了。

12月20日——阿弗纳永远都不会忘记这个日子——当时他已回到法兰克福，他给肖莎娜打了一个电话。简直难以置信。她在电话里给他说了一件事情，他从来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会从她嘴里说出来，没有想到会从一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口中说出来，也没想到会从一个丈夫正在执行任务的以色列妻子的口中说出来。“预产期是25号，”肖莎娜说。“我希望你在身边。”

一时间，阿弗纳都不知道如何回答，后来他说：“我会过来的。”

“不，你不能。”肖莎娜说。很显然，跟阿弗纳的回答比起来，她刚才提出的要求更让她感到震惊。“别愚蠢了。我不是当真的。我这里都安排好了，25号就去医院，一切都安排好了……我是开玩笑的，你不必担心。”

“我会来的。”阿弗纳重复道。接着他补充道：“别对任何人说。”

两天后，阿弗纳携带一本德国护照，跟同伴们一句话都没说，在完全违反行动指令的情况下，潜回了特拉维夫。他知道他的做法是不能原谅的。如果他被自己人看到了，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他想结局就是彻底变成一个令人厌恶的人。如果被对方的人看见了，他就会使这项任务、自己的性命以及同伴们的性命面临危险。他在非法过境时从来没有这样害怕过。因为它事关重大，同时还因为阿弗纳跟大多数同胞一样，以色列的安全观念有点太强烈了。这个想法并不是毫无根据——以色列的反情报水平世界一流——但跟许多人一样，阿弗纳相信其反情报水平比这还要好。事实上并非如此。由于阿弗纳相信以色列的反情报部门绝对不会出错，所以他只好冒险拼命一搏了。他成功了。

阿弗纳在特拉维夫待了四天，除了他母亲和肖莎娜之外，谁也没见。他甚至不敢去见他父亲——或者跟肖莎娜一起去医院。但是，在婴儿出生之后的一天深夜，他假装孩子的叔叔，让值夜班的护士让他看了一眼。护士告诉他，是个女孩，她是阿弗纳见过的最丑陋的东西。

肖莎娜让阿弗纳吃了一惊。他以为有一场争执的，但她似乎也想去美国。“我不在意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待着。”她说。“我不在意一年是否只能见你两次，我不希望女儿是由爷爷、奶奶帮我们带大的。”

他们决定4月去纽约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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