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巴希尔·阿尔—库拜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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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3月17日，卡尔和阿弗纳坐在日内瓦米迪酒店阿弗纳的房间里。还有一个人坐在他们对面的扶手椅里，两条长腿搁在床上。

这个人是伊弗里姆。他突然造访是情报机构特有的办公室里权力斗争的结果。

干掉阿尔—契尔之后，五个人再次在法兰克福会合。他们一个一个地取道不同的地方离开塞浦路斯。阿弗纳去了纽约，为肖莎娜作生活上最后的安排。卡尔最后一个离开。

爆炸之后他去了酒店一趟，确认暗杀取得成功，又没有伤及其他人。使他感到非常宽慰的是，他发现，除了目标之外，没有伤到酒店里其他人一根汗毛——包括那对以色列夫妇。而在这堵墙的那一边，阿尔一契尔的尸体和床都炸成了碎片。

回到法兰克福之后，大约有三个星期突击队没有任何线索。但在2月25日，路易斯给阿弗纳留言，说他在法兰克福机场转机，有一个小时的时间，阿弗纳可以去见他。

见面的时候，路易斯又给了他四个目标的准确情报。（干掉兹威特和汉姆沙里之后，阿弗纳觉得继续编造他原来跟托尼的那套巴德尔一迈因霍夫的故事没有什么必要了。他告诉路易斯，即使在暗杀阿尔—契尔之前，他还在希望买到恐怖分子头目的情报。他没有具体说出这些人的名字——他的职责是收集情报，而不是把情报泄露出去——他与“穆萨德”的关系也只字未提。那个法国人一如既往地接受了阿弗纳的请求，没有提任何问题。）

路易斯告诉他，一个恐怖分子头目将于3月初到达巴黎。另外三个现在住在贝鲁特一栋公寓楼里。

巴黎的那个人是个软目标，就是巴希尔·阿尔—库拜斯，在伊弗里姆的名单上位居第九。贝鲁特的那几个是硬目标，都是著名的恐怖分子头目。他们在欧洲活动时，从来不使用自己的真实姓名。他们是卡玛尔·纳塞尔、在“法塔赫”里负责“黑色九月”的马哈茂德·郁苏夫·纳杰尔，也叫“阿布·郁苏夫”，以及负责以色列被占领土上的恐怖活动的科玛尔·阿德宛。在突击队的名单上，他们分别是第六、第七和第八号人物。

这个情报非常重要。阿弗纳无法知道“穆萨德”是不是觉察到了他们住在贝鲁特。他觉得他有责任让伊弗里姆知道——同时请求允许突击队进入黎巴嫩暗杀这些目标。未经批准，他们不许在任何“敌对国家”，即以色列的邻国活动。

使阿弗纳有些吃惊的是，卡尔强烈反对让伊弗里姆知道贝鲁特这条线索。谨慎的卡尔有在“特工组织”工作多年的经历，他觉得“穆萨德”里有些人会立即把这个活抢去。卡尔说，突击队是独立的，无论如何都没有义务给特拉维夫传递情报。按照当时谈好的条件，他们不再为“穆萨德”“干活”。卡尔说，至于“穆萨德”嘛，它绝不会允许他们把行动延伸到贝鲁特，而只会利用突击队得到的这些情报，安排一次“穆萨德”式的常规行动，抢走所有的荣誉。要走在别人前头，情报共享不是办法。

也没必要。突击队干得正好。如果他们在欧洲干掉的一线人员越多，贝鲁特总部的那些人最终就会被迫浮出水面。恐怖活动不会自行组织起来。随着兹威特、汉姆沙里、阿尔一契尔，也许还有一两个人被干掉之后，阿德宛、纳杰尔和纳塞尔迟早会被迫来欧洲。

阿弗纳大吃了一惊。他没有跟卡尔真正谈论过，但他确实跟这位比自己年长的人说过，他怀疑特拉维夫会拿这些情报去玩政治，抢夺荣誉。卡尔现在的所作所为跟他的想法一模一样。谁在乎“荣誉”？谁在乎“走在前面”？他们不是沿着官僚政治的阶梯攀援而上的公务员，而是生死斗争中的战士。他们怎么能对以色列隐瞒这些情报？

卡尔耸耸肩。自己袖中有几张牌总是好的，特别是在对付特拉维夫那些平均分配饺子的人来说，更是这样。

说到这里，阿弗纳似乎有些羞愧，也许是因为卡尔正好说了父亲说过的那句话：袖中总要有一张牌。也许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阿弗纳是谁？给卡尔讲爱国主义？他这个荷兰小男孩怎么能板起脸说他不在乎这些荣誉？

无论如何，事实证明卡尔是对的。百分之九十五是对的。

阿弗纳飞到日内瓦留言，大约十天之后又去保险箱里取伊弗里姆的答复。伊弗里姆的答复是：什么也别干，按兵不动。他3月17日来日内瓦跟阿弗纳和卡尔见面。

现在，他们坐在米迪酒店里，寒暄了几分钟，接着这位负责此次任务的官员向他们表示祝贺。在阿弗纳看来，他并不是真正表扬他们迄今为止所做的工作。伊弗里姆说，都很好，就是时间长了点，不是吗？当然也多花了一点钱。无可否认，它极大地鼓舞了以色列人民的士气。消息都传开了，恐怖分子再也不能满世界地杀戮游客、儿童和运动员而不受惩罚了，他们如今也不得不小心提防了。非常好。但是——它能否减少恐怖活动就很难估计了。从最近的几个案件来看，情况也许恰恰相反。

“无论怎么样，”伊弗里姆继续说。“这不是你们关心的事。我们仍然百分之百地支持这个行动，但是我们遇上了另外一个问题。

“你们也许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你们的存在是一个很大的谜。不仅对敌人是个谜——对他们也许永远是个谜——而且对我们的人也是个谜。那些真正了解你们的人可不多啊。”

“现在开始有许多压力了。你们知道的，来自内部的压力。人们开始说了，情况怎么样了？整个欧洲的恐怖分子都被干掉了，而我们什么也不知道？‘穆萨德’的官员们在星期四的会议上说，我们必须从报纸上得到消息吗？难道他们不再相信我们了！”

“噢，行了，”卡尔尖刻地说。“我相信你能应付的。”

“我们暂时能应付，你们不必担心。”伊弗里姆回答道。“但是我们要想在前头。我说过，有一些压力。在怎样反恐这个问题上，别人有别人的想法，他们的想法也许并不坏。我们不能总是对他们说‘再拖一拖吧’。我们不能说‘我们欧洲神秘的大明星还需要时间’。”

“呃，”阿弗纳说。“你到底想说什么？”

“是这样。”伊弗里姆说。“就是你们关于贝鲁特的情报，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很久以前就知道了，而且已经做好了方案。不仅我们的人做好了方案，而且部队等方面也做好了方案。很可能决定大规模地开进去。不仅仅是‘穆萨德’，而是一个联合行动。你们明白吗？所以你们把这三个名字从名单上划掉吧。不需要你们找他们了。”

阿弗纳看看卡尔，卡尔看看他。他们都耸了耸肩。然后，阿弗纳说：“很好。你们不需要我们了——你们不需要我们了。”

伊弗里姆说：“所以，给我全面汇报一下吧。不光是地址，地址我们已经知道了。还有你们掌握的所有情报，整个计划。”

“噢，行了，行了。”阿弗纳说。他开始烦躁起来。他又看看卡尔，这位比自己年长的人笑着摆了摆手，好像在说，这正是我警告你的，现在你自己处理吧。阿弗纳转向伊弗里姆。“你说整个计划，什么意思？我们利用我们的消息来源，搞清楚了他们的动向，他们的行踪，一切的一切，而不去干这个活了？”

“我们去干这个活，难道你不明白吗？”伊弗里姆说。“难道你们这些家伙不是在给我们干活吗？不记得了吗？”

“说得好。但我们不是给你们干活，”阿弗纳说。“这是你说的。那你们就自己去搞情报吧。”

他听见自己这样说深感诧异，伊弗里姆似乎也有些吃惊，但是他却笑了起来。“这算什么？”他说。“幼儿园吗？我简直难以置信！不管你在给谁干活，但你们是后备军人，你们是以色列的公民：我要你们提供一些情报。你们忘了这一切是怎么回事了吗？”

像这样的争执总是会让阿弗纳更加固执。也许正是这种性格才使他不顾身边纷纷倒下去的年轻力壮的战友，背着五十磅的装备横跨整个以色列。“我们没有忘记，”他说。“也许你忘记了，刚才那番关于压力的话，以及别人有别人的想法的话。难道你们那些人无事可干吗？需要把这项工作拆开来做？如果你们需要我们的情报，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干？”

“听着，也许这件事让你们厌烦了，”伊弗里姆故作轻松地说。“也许你们需要休息。为什么你们不能干这个活？因为我们就是这样决定的。你想让我们从现在开始把所有的决定告诉你们，好让你们告诉我们合理不合理吗？”他继续说。“这情报是怎么回事？你们以为这些线人爱上你们了？你们之所以有这些情报，是因为你们有很多钱。也许你们要我告诉你们这些钱是谁的？”

伊弗里姆是有目的的。但这仍然是正面攻击。像这样的攻击只会使阿弗纳更加坚持己见。

“请原谅，我忘了。”他说。“是你的钱。银行里还有很多。你为什么不去拿走？看看你能买到多少情报。”

这时卡尔插话了。很显然阿弗纳和伊弗里姆都希望他这时插话。“喂，你们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在这样的生意当中很多东西都是依赖个人关系。”

“我们的线人不知道我们到底是谁。也许他们不想知道——部分是因为钱，部分是因为其他原因——所以他们没问。如果我们告诉他们，你现在去给‘穆萨德’干活，到黎巴嫩跟伞兵联合起来，他们很可能不会干。多少钱都不会。”

“而且，”阿弗纳补充道。“他们也许会再三考虑，还不一定同意。我不想碰这个运气。”

他还想说：“也许我要建议他们不要跟你们合作，因为他们无法相信你们。”但他一转念，没有说出口。

伊弗里姆无语。过了片刻，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罗讷河对岸昏暗的楼房。良久，他才坐回到扶手椅里。“你们就待在日内瓦，”他说。“我过一两天跟你们联系，我们还要谈一谈。”

卡尔和阿弗纳没有待在日内瓦等伊弗里姆回来。他们坐飞机去了巴黎，罗伯特、汉斯和斯蒂夫在为监视巴希尔·阿尔一库拜斯作准备。在贝鲁特这个问题上，他们五个人很快达成了一致。不管伊弗里姆带来什么样的建议，他们都不会把“集团”交给“穆萨德”。后来阿弗纳自己也承认，做出这样的决定，部分原因是因为幼稚。没意思。因为被排斥在外，所以生气了。但主要还是因为安全，他们自己的安全以及路易斯在贝鲁特的安全。阿弗纳和他的同伴们不能保证不会说漏嘴，不能保证没有别人渗透进来，不能保证他们没有亲自参与的活动中没有双重间谍。这个危险实在是太大了。

3月23日伊弗里姆回到日内瓦。他妥协了。突击队可以进入贝鲁特利用他们自己的联系人和应对策略，做好突袭的准备工作。他们完全独立，不受任何人的指导和监督。待一切准备就绪时，特别突击队将接过去实施暗杀行动。“穆萨德”和以色列军队联合行动。其活动范围将大大超过杀死三个恐怖组织头子。

伊弗里姆在简要介绍这个方案的细节时，就连阿弗纳和卡尔都不得不承认，仅靠他们五个人和法国私掠船船长的支援人员是不行的。这是一次大行动。

它也是一个非常冒险的行动。

伊弗里姆会尽快告诉他们突袭的日期。时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他们不知道那些敢死队的头头们在贝鲁特的大本营里要待多久。行动很可能在4月中旬以前的一段时间内展开，但这又产生了另外一个问题。

也许在时间上，它与在巴黎袭击阿尔一库拜斯的计划相冲突。

阿弗纳想出了一个解决办法。

“我们一知道突袭的日期，”他说。“卡尔和斯蒂夫就去贝鲁特，罗伯特、汉斯和我在巴黎对付库拜斯。我们一完事，就来贝鲁特。所以，4月份有一两个星期我们会很忙。”

到底有多忙，阿弗纳不清楚。

4月1日，伊弗里姆捎来了消息。贝鲁特的突袭日期是4月9日。卡尔和斯蒂夫立即准备在黎巴嫩首都和“集团”的几个成员见面。

同一天，路易斯给阿弗纳带来了一些新的情报。“黑色九月”中顶替已故的阿尔一契尔、继续跟克格勃联系的那个人，很可能在4月11日左右来雅典开会。这位继任者是巴勒斯坦人，名叫扎伊德·穆扎斯，就是众所周知的“阿布．扎伊德”。突击队除了知道他是个恐怖活动的组织者、直到最近才来利比亚工作之外，其他情况了解很少。卡尔认为“阿布·扎伊德”可能在1972年10月的黎波里信件炸弹事件中受过伤。如果这个穆扎斯跟他是同一个人，很显然他已经康复了。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穆扎斯是敢死队与俄方之间新的联系人。前段时间，“集团”通过监视以前与阿尔—契尔联系的那个克格勃，结果发现了他。

当然，穆扎斯不在伊弗里姆的名单上。

在卡尔看来，事情非常简单。“既然他不在名单上，我们就不去碰他。”他说。“谈论他是谁，是干什么的，都没有实际意义。除了库拜斯和贝鲁特，别的你还想干什么？难道我们还不够忙吗？”

而阿弗纳的看法完全不同。

“他不在名单上，没错。”他对卡尔说。“相信我，即使我们无事可做，我也是最不愿意去惹他的，很愚蠢。”

“而且也是错误的。”汉斯说。

“我同意你的说法。”阿弗纳说。“但是想一想：为什么阿尔—契尔在名单上？难道是因为伊弗里姆不喜欢他眼睛的颜色？

他之所以在名单上，是因为一点。只有这一点。他是俄方中间集结待运区域的联系人，即塞浦路斯的联系人。对不对？现在这个新的联系人是穆扎斯。所以我们说什么？我们说，如果阿尔—契尔组织了一次对海法的大规模袭击活动，我们就阻止他，但如果穆扎斯干了同样的事情，我们不理不睬？阿尔—契尔不能干，难道就欢迎穆扎斯于？

“名单只不过是一张纸。那些名字之所以在上面是有理由的。我们是跟着纸走还是跟着自己的判断走呢？好好想想吧。”

阿弗纳的观点不是抽象的，而是以色列的传统。无论在哪里——在集体农场和部队也好，在“穆萨德”也好——强调的都是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想法，不要循规蹈矩，要发挥创新精神，要思考。但这并不意味着置上级的命令于不顾，或者把规定骂得一钱不值。而是说：规定不是一切。注意规定后面的理由，如果文字与一项规定的精神相抵触——如果你确信有抵触的话——那就跟着精神走。你是人，不是机器。

但在操作中，没有这么简单。

“在作出决定之前，”卡尔说。“你可以这样想一下。如果你把穆扎斯干掉了，行，你是个英雄；如果你不管他，你还是个英雄；如果你动了他，又没有干掉他，你就是笨蛋一个。”

“那就是二比一的几率。”汉斯补充道。“什么也不干，还是英雄。”

这番话足以把斯蒂夫也煽动起来站到阿弗纳的一边。“你们这些人说的话，”他对汉斯和卡尔说。“让我非常恶心。你们都是四十岁的人了，怎么能这样呢？你们所有的想法就是给自己遮羞。”

卡尔和汉斯被说服了。事实上，他们宁愿被说服。但卡尔还是建议先跟伊弗里姆核实一下——即使有充足的理由。毕竟这已超出名单的范围，是一个大的改变——但很显然没时间这样做了。要去日内瓦的保险箱两趟，中间还要等五六天。

“我们这样，”阿弗纳作出了决定。“卡尔和斯蒂夫明天出发前往贝鲁特。汉斯、罗伯特和我确保六号之前干掉库拜斯。然后我立即和卡尔、斯蒂夫会合，罗伯特和汉斯去雅典为突袭穆扎斯做准备。这件事不需要很长时间，也许一天就行了，然后来贝鲁特跟我们会合。

“贝鲁特结束时是9号，然后我们去雅典，全力以赴做这件事。”

后来，阿弗纳回忆1973年发生的这些事件时，承认之所以在几天之内同时在几个城市推动三次大行动，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伊弗里姆在日内瓦对突击队此前所做事情的反应让他非常担心。虽然伊弗里姆没有说：你们怎么搞了这么久？虽然他没有说：你们以为自己在豪华旅游呢？但他们的行动似乎没有给伊弗里姆留下很深的印象，他的热情也不够。倒不是因为他们的主管领导应该像对待英雄一样地对待阿弗纳和卡尔——以色列人不会希望仅仅因为完成了一项危险的任务而受到英雄一样的对待。在这个国家，一半的人都在做危险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身为以色列人，本身就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但是伊弗里姆的态度那么模糊，那么低调，阿弗纳担心这是特拉维夫即将改变这次任务的信号。在家里的那些官僚机构中，在“穆萨德”，在内阁中，谁知道在哪里，有人会说，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这样做，让五个人满世界地跑了六个月，花去几百万？难道就为了除掉三个恐怖分子？愚蠢之极！

如果是这样的话，阿弗纳就永远不能变成那个荷兰小男孩了。相反他的名字就永远会和一项被取消的任务联系在一起，因为那是愚蠢的。“噢，”人们也许会说，“你说的就是那个白费了半天劲的人吗？我们让他半途而废的那个家伙吗？别的突击队员在贝鲁特比他们干得更好，只花了五个小时，开销只有他们的一半，而且也没有那么小题大做！”

也许伊弗里姆在日内瓦没有明确说出来，但他想表达的意思是：赶快，干得更漂亮一点。如果你们不能干得更漂亮一些，我们也许就只好忘记这件事了。

卡尔一定猜到阿弗纳的想法了。因为决定三次行动同时进行以后，他私下里对他说：“喂，你是对的，也许应该干，但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记住，如果你闯了祸，他们绝不会承认给你施加了压力。他们会说：‘什么，我们？我们从来没跟他说一个字。”’

路易斯指定的监视阿尔一库拜斯的支援队的协调人是一个年轻女人，年纪跟阿弗纳差不多。这是阿弗纳第一次见到一个女人不做监视员，不做家庭主妇，不做诱骗者，而干比这些更重要的协调人这个活。他当然知道，在每个收集情报的指挥层都有许多女人参与。而恐怖分子有时候也把女人当作卒子来使用。像雷拉·科哈尔德、瑞玛·埃萨·塔鲁斯或者特瑞斯·哈尔希这些人，都成了恶名昭著的人物。但是事有凑巧，阿弗纳以前从来没有跟一个职位较高的女人合作过。

凯瑟对她的工作很在行。她身材苗条，黑眼睛，黑短发。如果凯瑟不是刻意让自己看起来那么邋遢的话，她实际上是很漂亮的。很显然她受过良好的教育，法语和英语说得跟本国人无异——阿弗纳觉得她出生在魁北克，而对于一个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魁北克人来说，会说法语和英语并不是一件不寻常的事。跟许多法裔加拿大学生一样，凯瑟很可能参加过20世纪60年代的魁解阵线——魁北克解放阵线——刚开始也许仅仅是个同情者。她从那里一毕业，就跟托尼或路易斯一样，“过了”空谈政治的“阶段”。让阿弗纳好奇的是，他不知道凯瑟的政治观点是什么，或者她还有没有政治观点，还有没有别的女人想做凯瑟正在做的事情？对于男人阿弗纳就想不到这样的问题。因为男人有谋生的义务，有干一番事业的义务，所以最奇怪的职业都有人去干（阿弗纳总觉得自己“掉进”特工这一行也是这样的）。但如果一个女人所从事的工作非同寻常，那很可能是她自己特意选择的。但无论是哪种情况，为什么凯瑟选择这一行呢？

然而，她无法让阿弗纳洞见这一切。她反应敏捷，值得信赖，彬彬有礼，笑声从容，对从事秘密工作的人经常表现出老式的同志般的热情。握手的时候，她有一个站直身体略欠身子的习惯，就像过去学校里的普鲁士军官。凯瑟对英国人的态度也很悲观，跟“爸爸”一样。她的这种态度表现在窃窃私语和偶尔的谈话之中。比如，当话题转到英国驻乌拉圭大使曾在杜派马鲁分子的“人民监狱”里待了八个月时，她的脸上会清清楚楚地浮现出笑容。

凯瑟对普遍意义上的“爱国”有某种偏爱。对她来说，为了国家进行肉搏战的人，即使碰巧互相打起来了，就像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那样，也是爱国的。阿弗纳能够了解到的她的感情方面的东西就这些。对于其他的人，她似乎只有轻蔑。她习惯叫他们“傻瓜”。

“他不难跟踪，”说到巴希尔·阿尔一库拜斯时她对阿弗纳说。“因为十点左右他总在那条洛亚尔街上走，那时候周围没有多少傻瓜。”

确实，巴希尔·阿尔—库拜斯博士是个生活有规律的人，并不难跟踪。他是伊拉克法学教授，曾经在贝鲁特的美国大学里做过讲师。（按照“穆萨德”获得的情报）到1973年春天，他一直负责为解放阵线提供物资和武器，是个高效的组织者。“集团”轻而易举地就搞清楚了这些。3月9日，他第一次抵达巴黎时，在机场跟一个漂亮的地面女服务员有过一次谈话。“你知道，我不是个富有的阿拉伯人。”阿尔一库拜斯明确无误地告诉那个女孩。“我只是个旅游者，一个简简单单的旅游者。我要的是一家便宜的旅馆。”那个地面女服务员因为也在“爸爸”支付工资的名单上，因而每月不多的收入有所增加。她给他推荐了市中心的几家便宜的旅馆，然后（因为她不知道库拜斯是谁）例行公事地把这个插曲报告给了“集团”中的联系人。从这里人手，凯瑟的监视员只查了她提到的三四家旅馆就发现了阿尔—库拜斯。

阿尔—库拜斯的旅馆位于八区的一条狭窄的拉卡德街上。拉卡德街位于玛勒舍伯斯大道和奥斯曼大道之间。从巴黎最壮观的玛德莱娜教堂所在的洛亚尔街的顶头走过去不用一分钟。这里正好是一个“Y”字形的中心。洛亚尔街是“Y”的颈部，通向协和广场，“Y”左边的这个分支是玛勒舍伯斯，通向差不多同样壮观的圣奥古斯丁教堂。右边的这个分支是玛德莱娜大街，通向巴黎剧院。

阿尔—库拜斯白天要么在小饭馆度过，要么在左右岸的路边小咖啡馆里度过，二者各占一半时间。早上他经常在圣杰曼大道附近与联系人见面，而在晚上喜欢把约会地点定在蒙马特郊区街或者香榭丽舍大街上。如果晚上在蒙马特约会之后，他会沿着意大利大道和卡皮欣大道，经过巴黎剧院溜达回来。（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走的这段路，几乎经过汉斯、罗伯特和阿弗纳的安全屋的前门。）如果约会地点在香榭丽舍大街上，阿尔—库拜斯要么从玛丽尼大道，经爱丽舍宫，在圣宝莱郊区街右转，或者沿着加百利大道，经过美国大使馆和优美的气隆酒店，到达协和广场。两条路最终都会让他走到洛亚尔街——到达洛亚尔街时，要么在世界知名的马克西姆饭店的下面，要么正好在它的上面——从那里再走五分钟，经过玛德莱娜大教堂，就平安到家了。

4月6日晚上，巴希尔·阿尔—库拜斯博士选择了后面那条路线。

阿尔—库拜斯是个小心谨慎的人——也许他已感到了危险——时不时地转身，看看是否有人跟踪。然而，他走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时，是不可能注意到巴黎的车流中两辆截然不同的车子在他身边来回经过的。在加百利大道上，凯瑟的监视员不再跟踪他。没必要惊动一个行踪业已掌握的目标。

阿弗纳、罗伯特和汉斯正在他们的安全屋里等电话——安全屋离卡皮欣大道不远，靠近“Y”字形右分支的顶端——告诉他们目标已靠近洛亚尔街。他们要在“Y”字形的中心靠近玛德莱娜的地方，盯上阿尔—库拜斯，然后跟着他，沿着“Y”字形左分支朝他的旅店走。

十点刚过，电话来了。

这时阿尔一库拜斯正走在安静的加百利街，除了保卫美国大使馆的巴黎警察之外，没有人监视他。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库拜斯才选择了这条空无一人的街道：在装备精良的警察总队队员的注视之下，没有人会袭击他。在这之前或之后，他觉得路上有那么密集的行人，足以对他起到保护作用。只是在从洛亚尔街的顶端到他旅馆的一小段路，他才是一个人。

凯瑟的第一辆监视车绕过协和广场上方尖形的纪念碑之后，发现阿尔一库拜斯已经上了洛亚尔街。车子没有停，甚至没有减速，开到宽阔优美的商业街之后，转右上了玛德莱娜大道。这时车灯闪了一下，是给正朝相反方向快速行驶的阿弗纳和他的伙伴们发出的警报。

第二辆车——凯瑟坐在司机旁边——以较慢的速度跟在阿尔一库拜斯后面。当他差不多走到洛亚尔街的顶端时，车子超过了他，但没有转右，而是绕过教堂，停在远处玛德莱娜街与一条很小的名叫沙佛拉加尔德街的拐角处。车子靠路边停在一家大型室内“巴黎停车与维修厂”前面。把车灯关掉，让引擎空转着。

当阿尔一库拜斯穿过玛勒舍伯斯大道时，阿弗纳和汉斯也横过洛亚尔街的顶端——从“Y”字形的右分支到左分支——大约在他后面一百码的位置，而罗伯特又在他们后面五十步的位置。由于那个阿拉伯人步履轻快，要在一两个街区赶上他而又不暴露想追上他的意图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要是离得远就会太迟，因为他们在第三和第四个街区之间时，阿尔一库拜斯就已经到旅馆了。

宽阔的大街上几乎没有人，连车子都很少。从阿尔一库拜斯到达对面后朝回看的情形来看，他好像是个容易受惊吓的人。阿弗纳想，如果他决定突然跑起来，他们也许就根本追不上他了。再走短短的一个街区，他就到了拉卡德街。他在那里转右之后，走过一个更短的街区就到了玛德莱娜街，从那里只有一个街区多一点了。一旦阿尔—库拜斯在沙佛·拉加尔德街过了红绿灯路口，他们很可能就追不上他了。

阿弗纳和汉斯企图加快步伐而表面上看起来步伐又没有加快，这不容易做到。如果他们把距离缩短了一半，而他又还没有开始跑，那他就来得及了，解放阵线的这位军需官显然没有忘记被跟踪的事情。他这时也加快了步伐，开始回头看阿弗纳和汉斯，但他还没有跑。阿弗纳这时希望他的目标是个勇敢、镇定的人。

不幸的是，阿尔—库拜斯确实很勇敢。他上了拉卡德街还没开始跑，经过花店、优雅的“莲花”香烟店和玛德莱娜街转角处的“佩福尔”小旅店时，他还没有跑。他只是越走越快，又吲头看了一眼，阿弗纳和汉斯彻底放弃了闲逛的伪装，这时离他只有不到三十码了。罗伯特在这条狭窄街道的另一边，以更慢的速度跟在他们后面。阿弗纳和汉斯知道罗伯特会确保他们身后的安全，因此只是全神贯注地盯着目标。

即使阿尔—库拜斯不跑，如果他决定在沙佛·拉加尔德街拐角处红灯亮的时候不停的话，阿弗纳和汉斯还是无法及时追上他。然而，对一个知道自己被跟踪的人来说，这个行为太奇怪了。在街上没有一辆车的情况下，阿尔—库拜斯却在路边停了下来，他看着自动交通信号，在“玛德莱娜药店”前面犹豫不决。

阿弗纳和汉斯分别从他两边走过去，跨过路边的镶边石站在街道上。他们这样做，是希望能够面对他，确保没有跟错人，而且他们两个人都讨厌从后面开枪。

几秒钟之前，阿弗纳向上看了一眼，看看是否有人在从窗户里看。让他感到满意的是，他们头顶上有几个凉篷，正好挡住了视线。只剩下拉卡德街对面的窗户。但他们被看见的可能性一半已经不存在了。零风险无论如何是不存在的，但也好过什么遮挡都没有。在大街上向一个人开枪，任何风险都不存在的办法没有。

“准备。”汉斯用希伯来语说。刹那间他们两个人同时转身，面对阿尔一库拜斯，左手抬起来画了一道弧线，准备拉回贝雷塔枪上的滑套。阿尔—库拜斯盯着他们，双眼圆睁，说：“不！不！不！”接着又用英语重复这个阿拉伯词语：“不！不！”阿弗纳和汉斯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阿尔—库拜斯也一定离开了路边。这时他设法向后退却，他的脚后跟踩在人行道边缘，开始向后倒去，手臂在空中使劲挥舞着。由于某种原因，一个念头闪过阿弗纳脑际，如果他们没有打中他，子弹就会打碎“玛德莱娜药店”又大又厚的玻璃窗。他不想损坏窗户，于是微微调整了一下手枪的角度，乘阿尔一库拜斯倒下而又没有倒在人行道上之前，压出了两发子弹。他又扣了两次扳机，接着又是两次。他几乎没有意识到身旁汉斯的手枪以同样的节奏发出的“砰砰”声，但他从眼角的余光里瞥了一眼街道另一边的罗伯特。他在一辆车后面等着。

阿尔—库拜斯的身体躺在人行道上，头部几乎碰到了交通灯的柱子，双脚垂悬在镶边石上。除了肩膀在扭动之外，没有任何声响。接着，他就像一个挣扎着要站起来的人那样，抬起膝盖，侧起身。阿弗纳正要开枪，阿尔—库拜斯发出了一连串短促、尖锐、刺耳的声音，好像在清嗓子一样，紧接着，阿弗纳看见他的身体放松下来。第二天，巴黎新闻界称乔治·哈巴希博士的流浪大使死了。

阿弗纳抬起头来，首先看见的是黑暗之中一个闪着火光的烟头。在街道对面的一个门廊处，好像站着一个人，也许是两个，还有一个女孩，他们也许目睹了刚才发生的一切。

阿弗纳没有说一句话，开始沿着沙佛拉加尔德街朝玛德莱娜广场方向走。这时罗伯特也转身，阿弗纳知道他要沿着他们来时的路去玛德莱娜广场，这条路不经过阿尔一库拜斯尸体躺着的地方。汉斯跟在阿弗纳后面，他们都希望那几个人没有看见刚才发生的一切。

凯瑟在出售熏制品和腌制品的商店前的玛德莱娜广场上把他们三个人接到了车上。他们回到了安全屋之后直接去了机场。第二天，汉斯和罗伯特就到了雅典。

阿弗纳去了贝鲁特。

当时这些事件发展的速度容不得阿弗纳思考，后来回过头来想时他觉得，如果他有一点点考虑的时间的话，1973年4月1日至15日他所干的很多事情他都不会干，或者，至少会用不同的方式干，也会小心得多。首先，他不会把袭击安排在巴黎市中心的一条街道的中间，而且只有三个人，外加一两部停在一个街区以外的逃跑用的车子。他当然也不会让他的队员当晚就乘飞机离开巴黎，在挤满警察的机场里铤而走险。

也许，如果他不更小心一点的话，他们就全被抓住了。

也许，奥妙就是：只管干吧，不要想得太多。如果那样干有效，那它就是专业的、英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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