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贝鲁特与雅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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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鲁特的袭击当然称得上是专业的、英明的——至少事后想来是如此。但在8号星期天那天还没这么有把握。

阿弗纳到的时候，卡尔和斯蒂夫已经在贝鲁特待了两天了。卡尔住在亚特兰大酒店，他这次旅行使用的是英国护照，上面的名字叫安德鲁·马希。幸运的是，阿弗纳毫不费力地记住了这个名字。如果记不住的话，他就只好在桑兹酒店的大堂里坐半天，等斯蒂夫来。阿弗纳完全不知道斯蒂夫这次旅行用的是什么名字，尽管汉斯肯定会让他的名字听起来富有节奏：基尔伯特·瑞姆伯特，比利时人。之所以让他这次扮成比利时人，是因为斯蒂夫能够用他的南非荷兰语冒充法兰德斯语，至少在黎巴嫩可以。

阿弗纳也毫不费力地记住了自己的身份，他是一名德国商人，名叫赫尔姆斯·德斯特雷科。他没有住酒店，而是直接去了路易斯安排的安全屋。

罗伯特和汉斯一天后从雅典——经罗马——来了。罗伯特的身份也是个比利时人，名叫查尔斯·布萨特。汉斯旅行时喜欢用德国名字迪特·阿特诺德尔。他们与斯蒂夫在桑德斯酒店会合。

1973年的贝鲁特还没有因为劫掠、焚烧和争斗变成一座废城。两年后，在穆斯林和基督徒之间爆发了黎巴嫩内战。1973年4月的贝鲁特仍然高楼林立，游乐场、夜总会、优雅的购物区应有尽有，还有穿着时髦的漂亮女人。正因为如此，在整个地中海地区，它是惟一一座适合阿弗纳口味的城市。那狭长精美的比基尼海滩，贝鲁特西部的阿顿摇滚俱乐部都成为他愉快的回忆。在这个摇滚俱乐部里，一张“美国运通”卡可让任何人进入一个价格适中的娱乐世界，自得其乐——之所以说价格适中，是因为阿弗纳既不喝酒，也不赌博。他喜欢躺在沙滩的躺椅上，沐浴着阳光，看着女孩，时不时地从装着碎冰和可乐的高杯中啜一口。

阿弗纳和他的同伴们用信用卡租了几辆车子——三辆白色的“别克”，一辆“普利茅斯”小型客车，一辆“勇敢”和一辆“雷诺16”。有“集团”在当地的人给他们当司机，他们用星期天和星期一的部分时间勘察了六个地方。两个在贝鲁特，三个在市郊，一个在贝鲁特以南大约三十英里、靠近海滨小镇西顿的地方。最后这个地方和贝鲁特以外的三个地方是游击队员的营地和补给库，武器、交通工具、船只、资料档案和证件都放在这里。在贝鲁特市区的两个地方，一个是巴解组织总部。

另一个地方是一栋四十层大楼，卡玛尔·纳塞尔、马哈茂德·郁苏夫·纳杰尔和科玛尔·阿德宛都住在这栋楼里。

由于当地的“穆萨德”特工已经做了一些计划、准备和监视工作，阿弗纳的突击队只要做一些当地特工不能做的工作就行了。这次行动之后，他们要继续留在贝鲁特，所以他们的身份不能暴露。阿弗纳的突击队要做的工作有租借交通工具，这些工具在袭击之后要扔掉，还要带领参与突袭的人熟悉突袭地点。“集团”在当地的一些人也要参与。对路易斯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而且是昂贵的——让步，他几乎不会同意。但是，由于阿弗纳向他保证，他的人不会遇到“穆萨德”特工和军队中的突袭队员，他们的任务只是在突击队经过某些地方时用几辆车子跟在他们后面，护送一下。路易斯答应了。在这些条件下，他的组织面临的危险才降到了最低。

午夜刚过，八辆汽车就停在了雷姆勒特—厄尔—贝达附近的海滩上。虽然这个地方一个人都没有，几辆美国汽车也不会引起太多的注意。当地的贝鲁特人跟中东的大多数人一样，早早就睡觉了，对游客们熬得很晚已经习以为常。

这是一个没有月亮的晚上。海洋也是黑色的。凌晨一点，斯蒂夫看见黑暗中有个小小的亮点，他用自己的车灯闪了一两次，那个亮点消失了。几分钟之后，在黑色的波涛之上出现了一片黑色，一群人静悄悄地向岸边涉水而来。他们携带的防水袋里装着武器和便服。

四十个突击队员挤进八辆车里——斯蒂夫后来说，这是整个任务中最为棘手的技术难题——分成两组，向贝鲁特进发。卡尔和罗伯特把突击队员带到目的地。阿弗纳、斯蒂夫和汉斯带领他们去恐怖组织头子们所在的公寓。对其他四个地方的袭击从不同的集结地开始。

车子—到厄尔—科哈特欧姆街上的那栋公寓前，三个全副武装但无任何防备的巴勒斯坦士兵就被干掉了。为了不让公寓里的居民警觉，以色列人使用的是手枪和刀子。突击队员们冲上楼时，阿弗纳、汉斯和斯蒂夫待在汽车旁边，此时用不着他们了。事实上，他们也许还会碍手碍脚。

卡玛尔·纳塞尔，巴勒斯坦人，四十四岁，未婚，信仰基督教，住在三楼，知识分子，从贝鲁特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后，1969年，开始为“法塔赫”负责公共关系事务。当突击队员们冲进去的时候，他正坐在饭桌旁的打字机边。磷弹穿过他的身体时，他身后的沙发立刻升起了火焰。

二楼的科玛尔·阿德宛也坐在桌旁写东西。跟手无寸铁的纳塞尔不同的是，他有一支卡拉什尼可夫自动步枪，随手就可拿到。阿德宛是个工程师，“法塔赫”在科威特分部的奠基人之一。他是1973年以色列被占领土上所有蓄意破坏活动的头子。他对自己的工作很在行，他成功组织的几次活动也许是这次贝鲁特袭击的主要原因。他已结婚，有两个孩子。突击队员在砍倒他之前，他企图用自动步枪向他们开枪。

马哈茂德·郁苏夫·纳杰尔，就是众所周知的“阿布·郁苏夫”，在“法塔赫”中负责“黑色九月”的事务。他跟妻子和儿子住在四楼。事后突击队员告诉阿弗纳，没有伤害纳杰尔的儿子——不过，按照另外一些报道，他在射击中也死了。关于纳杰尔的妻子，没有任何疑问，她企图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丈夫，结果在一阵弹雨中与他同归于尽了。

住在隔壁的一个女人这时不幸把门打开，也被打死了。这个女人好像确实是个无辜的旁观者，无论是当时还是事后，都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以任何形式参与过恐怖活动。

恐怖分子和突击队员进行了短暂的交锋。虽然对方人多，但以色列方面是突然袭击，而且比他们训练有素得多。只要不是在持久战中，一般来说，这两个因素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四个地方的交火，以色列人大获全胜。据报道，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一百多名恐怖分子死了。以色列死一人，伤两三人。伤者最终都由直升机运走。黎巴嫩当局对此次战斗并不是一无所知，但以色列人立即在几个公用电话亭里告诉他们，说好像是恐怖分子自己跟自己在贝鲁特的几个地方打起来了。黎巴嫩警察听到这些，谨慎地避开了。这正是以色列人所希望的。

大约凌晨3点30分，一切都结束了。租来的汽车——根据斯蒂夫的说法，一个凹痕都没有——又整齐地停在沙滩上。突击队员从海上撤走了。阿弗纳和他的同伴们也从海上撤走了。他们没有像他们那样上登陆艇。一条小船把他们和路易斯的两个人送到停泊在二十五英里以外的一条渔船上。由“集团”租下的这条渔船，天未破晓前就抵达了塞浦路斯。

塞浦路斯并不平静。巧的是，恐怖分子计划在同一天，即4月9日袭击以色列大使的住所、在尼科西亚袭击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恐怖分子的突袭完全没有成功。在大使的家里，三名恐怖分子只伤到了一个塞浦路斯警察。而在机场，六名袭击者被一名空中警官杀死了一个——他们都是从阿布·奈达尔的“阿拉伯国家青年”组织中分离出来的——还有两个受伤。这些恐怖分子企图驾驶一辆“陆虎”和一辆日本小型货车，冲到跑道上，向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发动攻击，但是没有对乘客或飞机造成任何伤害。

此次失败，正如卡尔所说，并不是因为不努力。

以色列大使拉哈闵·汀默尔和他的家人在恐怖分子袭击他们之前几分钟刚刚离开住所。恐怖分子把那个塞浦路斯警察放倒之后，在房子的一楼放了很多炸药，把尼科西亚市中心弗洛尼斯街半英里以外的窗户都震碎了。如果汀默尔和他的家人在二楼的话，他们完全有可能在爆炸中丧生。巴勒斯坦人对塞浦路斯的袭击，更加坚定了阿弗纳促使队员们计划在雅典暗杀扎伊德·穆扎斯的决心，无论他在不在名单上。

那次行动，他们几乎彻底失败。

事后回忆起来，阿弗纳觉得，第一个错误也许并不是把队员们分开，就像在巴黎一样。他们三个人毫不费力地就把阿尔一库拜斯干掉了，在雅典再重复一次似乎不是草率之举。就像以前一样，阿弗纳、罗伯特和汉斯就可以干这个活了。在这同时，斯蒂夫可以去寻找新线索，特别是与一号目标阿里·哈桑·萨拉米有关的线索，看有无深入的可能。至于卡尔嘛，最适合他的工作是照管各处的安全屋和账目。这样，如果剩下的目标在欧洲露面的话，突击队就可以快速行动。按照目前这种速度，他们也许能把名单上的十一个恐怖分子都干掉。“那不算个什么事！”阿弗纳说，其他人表示同意。

“集团”的人的表现很完美也是一个事实。在罗马、尼科西亚、贝鲁特，两次在巴黎，他们都干得很出色，只有日内瓦的那次例外。路易斯的情报常常证明是非常精确的，这种“穆萨德”通常使用的那些线人都没有这么好的工作经历。他的监视员具有专业水平，就像他的安全屋一样。汉斯倾向于不用路易斯制作的证件，但到目前为止突击队的武器和炸药有两次是靠他的人送来的。袭击之后的手枪有两次也是靠他们处理的，没有一次闪失。有这样一流的支援团队，欧洲各种恐怖组织三四年来干得那么出色就不在话下了。如果要说的话，这些恐怖组织没有干得更出色让人感到吃惊。

在雅典，突击队对路易斯的依赖不得不比过去稍多一点点。罗伯特没有时间去比利时，无法通过平常的渠道准备炸药。在雅典，路易斯的人给什么他们就只好用什么。这是在冒险——正如罗伯特所说，恐怖分子之所以会把自己炸死，是因为他们的方法枯燥，且一成不变——但这个冒险并不是没有理由，恐怖分子也常常用炸弹把他们想炸死的目标炸死。路易斯说，他在雅典的人给巴德尔一迈因霍夫的城市游击队员提供过几枚炸弹。

跟过去一样，阿弗纳、罗伯特和汉斯也打算使用路易斯的安全屋和监视员。

4月11日，他们到达雅典——那是一个星期三——找到安全屋时，屋里全是阿拉伯恐怖分子，他们与恐怖分子度过了第一个晚上。那些阿拉伯人以为阿弗纳和他的同伴们是德国秘密组织“红色军团”的人，所以在他们面前说话毫无顾忌。这不仅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在道德观念上一样，而且还因为他们以为德国人听不懂阿拉伯语。他们的话题是以色列最近在贝鲁特的突袭。阿拉伯人似乎感到害怕了，他们说他们暂时只好躲藏在开罗或巴格达，这使阿弗纳感到很高兴。虽然阿弗纳毫不怀疑反恐活动所起的作用，但这些阿拉伯人的谈话还是增强了他的信心，他的突击队干的是对的。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因为他们的努力，那些恐怖头子不得不躲起来。

第二天，他们搬到了另一间安全屋。这问安全屋的主人是一个只会说几个英语单词的希腊女孩，她给阿弗纳和汉斯准备了一顿非常丰盛的晚餐——罗伯特当时在和别人谈炸药的事，所以不在场——六点刚过，他们还坐在饭桌上呢，路易斯埋伏在位于索科拉特欧斯街的阿瑞斯泰兹酒店的监视员就打来了电话，很显然是扎伊德·穆扎斯刚刚离开酒店。他被那个克格勃用自己的黑色“梅赛德斯”接走了。

他们计划用那个希腊女孩的车去接罗伯特，把炸药也一起捎上。路易斯的另一个联络人这时给他们带来了手枪——是指定的22口径的贝雷塔——阿弗纳和汉斯每人迅速挑选了一支，也给罗伯特选了一支。然后他们挤进女主人的绿色“雪佛莱因帕拉”汽车，向约会地点进发。

他们从伊米特欧的安全屋出发，走了很久，几乎到小镇的另一头了——在特里乌斯·瑟普特恩布里欧和奥米尼亚拐角处——他们接上了罗伯特和他的旅行包。（他们的第二处安全屋靠近一个墓地。汉斯说：“好啊，至少我们不用走很远了。”）在奥米尼亚，那个一直开车的希腊女孩离开他们，坐地铁回家了。阿弗纳开着车，努力应付着奥米尼亚广场上的车流——雅典的皮卡迪利广场——可以和罗马媲美。“集团”里那个开车载着罗伯特的中年希腊人，这时跟汉斯换了一个位子，坐到了阿弗纳旁边。于是希腊人和阿弗纳坐一辆车，汉斯和罗伯特坐在后面的第二辆车上，几分钟后就到了索科拉特欧斯街。

晚上八点刚过，他们就到了穆扎斯所住宾馆的前面。路易斯的那个希腊人陪着罗伯特和汉斯走进大厅。阿弗纳在外面等着。刚才车上只有罗伯特和汉斯时，罗伯特把他旅行包里的东西转移到了小提箱里。他不能当着希腊人的面这样做，决不能事先向援助队的任何人透露行动的性质，这是一条严格的纪律。主要是为了保护自己，也是为了保护援助人员。如果出了什么差错，他们可以免受谋杀指控的牵连。只有一个人除外，就是雅典提供炸药的那个人。其余的人，无论是哪里的——最初——都确实会相信他们只是帮助阿弗纳和他的伙伴们监视一下，或者有时候在酒店的房间里或公寓里装一个窃听器。

在阿瑞斯泰兹酒店，路易斯的希腊人给了一个杂务工一点钱，请他用酒店里的小推车把一个小手提箱送到五楼，然后用万能钥匙让两个外国人——汉斯和罗伯特——进入某个客人的房间。他们在那里干些什么就是他们自己的事了。帮凶们是不会问他们任何问题的。

罗伯特和汉斯要在穆扎斯的房间里放入颗燃烧弹，这些炸弹里面是一种易燃的镁一样的物质，爆炸时没有强烈的爆发力。起爆时有点像鞭炮，它们会“哗哗哗”地快速移动，立即吸干室内的氧气。虽然无疑会杀死室内所有的人，但不会让房间里起火。它们就相当于一道闪光，一两秒钟之后就会自动熄灭。按照原来的设计，这种炸弹是用来投掷的，就像手榴弹，而他们能弄到的炸弹只有这个。

这种炸弹没有安全保证，如果有人碰巧用那个频率发出了一个信号，炸弹就会爆炸，但罗伯特主要关心的还是燃烧材料本身，他觉得太陈旧了，性能不稳定，安全没保障。他担心它会自己爆炸——或者根本就不爆炸。他从那个希腊供应商那里买了十二颗炸弹，但他只用了八颗自认为状态最好的，装上了无线电接收器，还有四颗仍在旅行包里。如果炸弹有用的话，八颗就够了。

罗伯特和汉斯离开酒店时，9点刚过。跟巴黎和塞浦路斯复杂得多的饵雷不一样，这些“自制的”燃烧弹非常难以放置和藏匿。不过，真正的难题不在时间，因为克格勃喜欢工作到很晚。根据监视员的报告，那辆黑色的“梅赛德斯”以前从来没有在午夜之前送穆扎斯回酒店。

所以，时间没有多大关系，突击队的车停在那里，也不会引起任何注意。雅典是一座不夜城，有些餐馆——尤其是普拉卡商业区，可以跟伦敦的“苏活区”媲美——十点以后才开始营业。

然而，几个小时过去了，穆扎斯还没有回来。凌晨三点左右，阿弗纳、罗伯特和汉斯在街上走了一会，商议了一下。再过一两个小时天就亮了，酒店里路易斯的那个人——那个让他们进入穆扎斯房间里的人——肯定已经下班了。他们需要他跟穆扎斯一起乘电梯上楼，然后下来向他们示意，穆扎斯独自进了他的房间（酒店里还住着其他阿拉伯人，这个时候穆扎斯不可能到他们的房间去，也不可能请他们到自己的房间里来，但阿弗纳还是不想冒险）。他们很快就得决定是否让这次行动流产。

如果他们决定让行动流产，那穆扎斯房间里的那些炸弹怎么办？

留在房间里是不可能的。

回去把炸弹拆下来又非常危险，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正在拆的时候穆扎斯会回来，而且还因为炸弹会自行爆炸。

那就只剩下一种选择，把炸弹在空房间里引爆。

阿弗纳讨厌这样做，这样做就意味着他们失败了——袭击不在名单上的那个目标失败了，袭击这个未经授权的目标成功了是一回事，而失败了则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只有他们的人才干这样的事：因为没计划好，炸了一个空房间。把它当作对穆扎斯的一个警告也有道理，但实际上，恐怖分子——或者克格勃——“警告”是不会让他们善罢甘休的；只有逼迫才能让他们住手。只有迫使他们看到缔造和平比发动战争的结果更好，他们才会去缔造和平。这正是以色列人思想和经验的精髓。在他们弯腰时打几枪警告他们，一点用处都没有。相反，穆扎斯和他的主人们会把这件事看作是自己的胜利，让犹太人受挫只会给他们壮胆。

汉斯和罗伯特同意这个看法。他们愿意再等一个小时，之后就要采取行动了。

凌晨四点——一小时后——他们决定再等半个小时——绝对只能等半个小时了。如果穆扎斯4点30分还不回来，他们就要做点事情了。

4点25分，黑色“梅赛德斯”出现在索科拉特欧斯街。

但没有在大门口停。车速慢下来之后，它停在了大约三十码以外的路边。阿弗纳听不见引擎到底熄火没有，但车灯是关了。

大约一分钟后，“梅赛德斯”车里出现了一个人。由于光线太暗，看不出车里那个人是谁，甚至是两个人还是有更多人都看不出来。车门最终打开时，车内的灯光亮了一两秒钟。千真万确，从车里出来的那个人是扎伊德·穆扎斯。另外一个人仍然坐在后面，第三个人坐在驾驶座上，戴着司机帽。穆扎斯把门关上时，车里的灯熄了，但外面的灯没有打开。穆扎斯通过大门走进酒店大堂时，车灯仍然没有打开。

很显然，那些俄国人在等他。为什么，因为他们希望穆扎斯回来？

有可能。

穆扎斯也许要上楼去取什么东西给他的克格勃联络人。他也许要上楼打点行当，办理退房手续，那些俄国人也许正等着送他到一处安全屋或机场搭乘早班机。

几秒钟之后，路易斯酒店里的那个人出来示意他们，穆扎斯已经独自进了他的房间。那个信号也是要罗伯特引爆炸弹。在这种情况下，阿弗纳知道罗伯特不用再等他另外发信号了。如果阿弗纳希望这次任务流产，他就会在那个希腊人从酒店里出来之前让罗伯特知道。

阿弗纳把手放在门把手上，他要阻止罗伯特吗？俄国人近在咫尺，这是个没有预料到的情况。但这有什么区别吗？如果他现在阻止罗伯特的话，那穆扎斯房间里的那些炸弹怎么办？很显然，不能弄走，但如果留在房间里的话，也许会伤及无辜。如果炸弹没有爆炸，被发现了，当局就很有可能查到它的来源。各种可能性都存在。那个卖炸弹的见过罗伯特，他就有可能被捕……

阿弗纳别无选择。酒店里雇来的那个希腊人走出大门，伸伸懒腰，打着哈欠，脱下帽子，挠了几下脑袋，然后转身走进酒店。

阿弗纳的视线本能地投向五楼墙上那排窗户。穆扎斯跟许多阿拉伯人一样，喜欢住在五楼，因为——吉利。阿弗纳搞不清到底是哪扇窗户。罗伯特这次装炸弹时不像在塞浦路斯装六颗小炸弹那么精确，但立即就能看见火光冲天了。即使他没有正好看着那扇窗户，但他能看见火光。

他什么也没看见。

那个希腊人回到酒店里一定有一分钟了，可什么也没发生。

还是什么也没发生。

阿弗纳想看看罗伯特和汉斯在车里干什么，但不可能了。难道罗伯特误解他的意思了？难道他在等待阿弗纳的信号，也不可能。

俄国人的那辆“梅赛德斯”一动不动。那个不吉利的黑色物静静地停在五十码以外的路边。

突然，罗伯特的车门开了，罗伯特——不，是汉斯！提着罗伯特装炸药的旅行包从车子里出来。使阿弗纳感到震惊的是，汉斯向大门走去了，手里提着那个袋子，径直走进酒店，他到底为什么这样做？汉斯看起来好像疯了，从他走路的样子就能看出来。通常，他走路的姿态有点僵硬、谨慎，很像一个老人。而现在他却迈着大步，步伐坚定、流畅，下巴翘得高高的。阿弗纳感到如此震惊，以至于迟疑了好几秒钟。汉斯走进酒店时，连朝他这个方向看都没看。很清楚，他的意思并不是要阿弗纳采取行动，而是在这种情况下，阿弗纳不能只是待在车里。

“把车子发动起来，”他对希腊人说。希腊人一直局促不安地看着他。“明白吗？什么也别干，把车子发动起来就行了。”

接着，他从“因帕拉”里跳出来，大步流星地穿过大街。

酒店大堂里静悄悄的。前台没有人，也不见汉斯和他的那个希腊联络人。阿弗纳看看电梯，指示灯正指向五楼。他环顾空无一人的大堂，努力回想酒店的布局。有一扇门，是员工通道，还有一扇门，通向楼梯井，是安全出口。如果电梯停在五楼，汉斯一定上了五楼。如果他上了五楼，这个时候让电梯下到一楼就危险了。阿弗纳向楼梯井走去。

就在这时，他听见了爆炸声。虽然声音不大，但确实是爆炸的声音。声音低沉而模糊，没有一点回音。是一种低频率的震动，他感觉是从脚底下发出来的。阿弗纳看见电梯门上的指示灯不停地变化。他泄气地靠在墙上，手向臀部摸去。

电梯门打开了。汉斯出来了，脸色苍白。那个希腊人跟在后面，精神错乱一般，向汉斯挥舞着拳头，嘴里说着含糊不清的希腊语，手里提着那个旅行包。

“他妈的罗伯特，他妈的遥控器，”汉斯一看见阿弗纳就说。“我只好自己动手了。”

“快点，”阿弗纳指着员工通道门回答道。“走这里。”

他抓住希腊人的肩膀，把他推到汉斯后面。

他们穿过一间半地下室，再下半段楼梯，走过一段昏暗的楼道就到了大街上。汉斯大步流星地走在前面，希腊人跟在后面，手舞足蹈，唠叨不停。阿弗纳走在最后。还有几个台阶就到出口了。汉斯打开门，阿弗纳位置较低，但也能看见外面的人行道。他还看见了别的东西。

那辆黑色的“梅赛德斯”正好停在他们前面。他们恰好从俄国人等的地方出来了。阿弗纳不可能想到这一点。他们完全可以跟进来的时候一样，从大门出去，但是他们没有。他必须聪明行事，绝对不要原路返回，要把敌人弄糊涂。这样才是聪明人的做法。

这一次却弄巧成拙了。

汉斯看见俄国人的车，停了下来。后座上的那个克格勃已经把车门打开一半，正准备从车里出来。他一定听到了爆炸声，也一定看见了那道火光。他很可能是要出来看看是怎么回事。而就在这时，爆炸声刚过，几个人就从他面前的侧门里冲出来。俄国人肯定以为是他们干的。

确实是这样的。虽然他仍然站在半开的车门后面，但他的右手开始向左腋下伸去。克格勃准备拔枪了。

阿弗纳后来想，他也许误解了他的意思。也许那个俄国人——毕竟也是个特工，要考虑掩护自己——并不是去拔枪。他们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为什么要干涉？无论那个俄国人如何精明，他都不可能肯定酒店里发生的一切会跟自己有关。他没有理由阻止这三个陌生人从他面前经过。拔枪完全是一种条件反射，未经任何思索。那个俄国人跟汉斯和阿弗纳一样，训练有素，能够作出一触即发的反应。跟没有任何疑虑的目击者和无辜的路人不一样，他在车里等的时候精神是紧张的。这也许是职业训练的一个缺陷，让人警惕得过头了，使人条件反射似的迅速作出反应。他的反应时间太短了，一触即发。一个正常的人会感到吃惊、冷漠、犹豫不决或不知所措，而这些能力他们都失去了。也许正是那片刻的延误和稍稍的迟缓——说来非常奇怪——给每天的生活增添了一丝安全感。

如果说阿弗纳误以为俄国人拔枪的话，那么汉斯也是这么想的。他看见克格勃的手移动时也是这么想的。

汉斯首先开枪了，就像以前训练时那样，连开了两枪。

那个俄国人左手抓着车门框，右手还在摸索手枪皮套时，阿弗纳也开了两枪。阿弗纳是站在台阶的最底端开的枪，有一个角度，他想通过打开的车窗击中目标，他知道低速子弹打不穿“梅赛德斯”钢制的车门。实际上，他看见汉斯的子弹打中了，但他不知道自己的子弹打中没有。他希望自己没有打中。不管打没打中，那个俄国人已经朝后倒在座位上。坐在驾驶座上的同伴伸出手抓住他的肩膀，把他朝里面拖了拖。那个司机一定非常有力，他用一只手就把那个受伤的人拖进了车里，然后砰地把门关上。克格勃的“梅赛德斯”摇摆着车尾疾驰而去时，车轮发出尖锐、刺耳的声音。

阿弗纳一边把枪收起来，一边用空着的那只手抓着那个希腊人的衣领。此举是多余的，酒店里那个希腊服务员已经吓昏过去了。远处的大街上，罗伯特的汽车咆哮着发动起来。车子转过一个“U”形弯道，眨眼之间来到他们面前。阿弗纳把希腊人紧紧抓在手上的旅行包夺过来，推着他在汉斯后面上了罗伯特的车。然后他向停在马路对面的那辆绿色“因帕拉”跑去。车里的那个希腊人把车门打开。“开车，”他边上车边对他说。“不要太快，明白吗？”

那个希腊人点点头。他跟他那位同胞不一样，非常镇定。阿弗纳这时想，即使他看见了刚才的枪战，一定没看见就在他眼前爆炸的燃烧弹。

他们回到安全屋，想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大家好不容易才镇定下来。首先，他们得安慰酒店里那个只会说希腊语的服务员。他彻底吓傻了，不是坐在那里发呆，嘴里“嘣嘣嘣”地咕哝着，就是站起来，对汉斯晃动着手指头，用希腊语大骂他。阿弗纳把他带到一边，让他和那个年长的希腊人待在一起，而且给他手里塞了一张一百元的钞票。就像水能浇灭火一样，这张钞票发挥了作用。给了他五六张钞票之后，火终于熄灭了。后来，阿弗纳也给了那个年纪较大的希腊人五六张钞票。希腊人走后，罗伯特说：“喂，我知道你们这些人的感受。你们知道我是什么感受吗？我检查过发射器，是好的。我没有别的办法了。他们卖给我们的这个破玩意一点都不好。”

罗伯特应该保持沉默的。这个话题使他们激烈地争吵起来。这是他们一起执行任务以来第一次争吵。汉斯坚持认为，如果罗伯特真的怀疑炸药有问题的话，就应该建议推迟行动。如果他们不听他的，那就不能怪罪于他。而实际上，该怪罪的就是他。他只是自言自语似的咕哝“我觉得这个玩意不好”——汉斯说，罗伯特每次都是这样——不明确建议取消。

尽管汉斯有汉斯的想法，但阿弗纳还是跟他大吵了一架。毕竟有一套指挥系统——按常识，汉斯应该在采取一套新方案之前与其他人商量的。他抓起装有四颗炸弹的旅行包，连炸弹的保险都没有拆掉，就向穆扎斯的房间冲去。很显然，是汉斯让那个毫无防备的希腊人跟他进的电梯，并让他叫穆扎斯开的门。然后——那个阿拉伯人摸索着开门时，他示意那个希腊人站到一边——他从旅行包里拿出一颗炸弹。穆扎斯打开门时，汉斯朝门上踢了一脚，像扔手榴弹一样，把燃烧弹扔了进去。但他没有把他的想法告诉罗伯特，也没有告诉阿弗纳。

“如果我告诉你们的话，”汉斯阴沉地说。“你们会不同意。但我相信你们会同意，这是惟一的解决办法。但那样的话，我们就会浪费更多宝贵的时间。所以我走了捷径。”

“为什么是惟一的解决办法？”罗伯特说。“你让那个希腊人把他叫出来，用枪打死他。”

“用枪打死他？”汉斯愤怒地说，然后转向阿弗纳。“你看，他简直不动脑子！”

阿弗纳只得同意汉斯的说法。用枪打死穆扎斯不能解决房间里的炸弹问题。一旦罗伯特的遥控器失灵了怎么办，惟一的办法就是汉斯那个办法——但他不能擅自行动，他至少应该告知他们。

“如果你在爆炸中受了伤怎么办？”阿弗纳问他。“如果我们扔下你，或者因为留在那里想搞清楚是怎么回事而被抓住怎么办？你的行为是不负责任的。还有，你为什么要向那个俄国人开枪？”

“因为他准备拔枪。”汉斯义愤填膺地说。“难道我要等他先向我开枪吗？你为什么向他开枪？你向他开枪的理由跟我是一样的。”

“我向他开枪是因为我看见你向他开枪了。”阿弗纳回答道。但没有说服力。这场争吵变得有些孩子气了。“不管怎么说，”阿弗纳补充道，“也许我误解他的意思了。”他当然希望自己是误解了他的意思。他最不喜欢因为杀了一个特工而跟克格勃纠缠——或者与伊弗里姆以及其他的加里西亚人纠缠。然而，如果那个俄国人真的拔枪的话，他们还能干什么呢？

他对汉斯的行为感到吃惊。这个戴着老花镜的汉斯，这个看起来像一支铅笔的汉斯，这个镇定、有办法、与世无争的汉斯。如果斯蒂夫，或者罗伯特，甚至阿弗纳，突然扛起一包炸药冲出去，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是汉斯？冲动之下冲了出去，踢开房门，而且后来向俄国人开枪？你真的永远也搞不懂人是怎么回事。

对于汉斯看似疯狂的行为，爱抚仍然让他感到不安。这也许是由当时的环境决定的。汉斯有勇气去面对。如果那些炸弹没有爆炸，或者没有拆除，除了等那个恐怖分子在房间里时向他扔去一颗炸弹之外，还能做什么？汉斯没有错，如果他们停下来讨论的话，那可能就太迟了。

“好吧，”阿弗纳最后说。“我们别说这个了。这个活是我们大家共同承担的，我们回到法兰克福以后，让卡尔来评判吧。”

其他人都同意这样做。虽然阿弗纳是领导，但卡尔从一开始就是——部分是因为他的年龄和经历，但主要是因为他的个性——一个有智慧的人、一个犹太学者和突击队中裁定是非的人。尽管卡尔没有参与，他也会非常公正和客观。如果还有别的办法他们可以采用，卡尔也会告诉他们的。

他们又在雅典待了一个星期以后，一个接一个地飞走了。根据报纸上的报道，酒店的爆炸一定像7月4日那天一样。它确实引发了一场大火，但只烧死了穆扎斯。有些报道提到一个德国游客受了点轻伤。媒体上只字未提枪击俄国人的事情。

在法兰克福，他们把这件事跟卡尔讲了。他只是抽着烟斗，抬起眉毛，对着天花板翻白眼。他沉默了很长时间。斯蒂夫的反应恰恰相反。他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们，他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似乎非常不安。“怎么样，”斯蒂夫对阿弗纳说。“我们把他干掉了。他妈的俄国佬，我们也把他干掉了。怎么了，伙计们，你们害怕了？”

“喂，安静，斯蒂夫，”卡尔终于说话了。“我不在那里，没法评判。关键是，你们都回到了这里，好好的。我们还是向前看吧。”

很显然，只能这样。但阿弗纳仍然忧心忡忡，说不清什么原因。到目前为止，一切进展顺利。为了给十一个以色列运动员报仇，他们已经干掉了兹威特、汉姆沙里、阿尔一契尔、阿尔一库拜斯以及贝鲁特的纳杰尔、纳塞尔和阿德宛。还干掉了穆扎斯和那个克格勃。关键是，没有费什么力气。

也许正是因为没有费什么力气，阿弗纳胸口才有一种痛苦的压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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