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胡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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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弗纳盯着他同伴的尸体，看了几秒钟，然后把毯子重新盖好。他接下来做的事情完全是机械的。他很快在房间里搜了一遍，没有发现什么东西或什么人。他又看了看百叶窗和窗帘是否都放下来。他把钥匙从梳妆台上取下来，把写着“请勿打扰”的牌子从门把手上取下来。他从房间里出来，把门从外面反锁之后，把小客厅通往走道的双合门关上，把“请勿打扰”的牌子挂在外面。这时才上午九点钟。这块牌子至少可以把清理房间的女服务员挡在外面一两个小时。

他没有从酒店的前门出去，而是从行李室出去的。他在最近的电话亭里拨了两个电话号码。一个是汉斯的安全屋里的。“对不起，汉斯，”他的伙伴一拿起电话他就说。“今晚的电影取消了。我回头再跟你谈。”立即把电话挂掉了。这是预先安排好的表示“非常危险”的暗号。阿弗纳知道，汉斯一接到这个暗号后就会立即离开这个国家回到法兰克福。

第二个电话拨的是巴黎的路易斯的。

幸运的是，那个法国人在家。“我的零钱只够打三分钟了。”阿弗纳说。“所以我想你能不能给我打回来。我的一个同伴死了。”他把这个电话亭的号码给了他，然后就等着。十五分钟后电话铃响了。

是“爸爸”的声音。

“你回去等着，”阿弗纳把所发生的事情告诉他之后，那个老人说。“你把东西打好包。你的包，他的包，都打好。你等着。我的人会来，他会敲三下。你什么也别干，明白吗？”

“明白。”阿弗纳说。“谢谢。”

他回到酒店，又从侧门里溜了进去。他回到房间里，让那块“请勿打扰”的牌子仍然挂在门把手上。他环顾四周，确信他出去的这会没有人进来。然后，一边给卡尔打包，一边慢慢地、有条不紊地把一切杂念从脑海里清除出去。他把打好的包搬到他的房间里，跟他的手提箱放在一起。

他回到卡尔的房间，从里面把门锁好，坐在床边看着他的朋友。冲动之下，他又把毯子拉了下来，强迫自己扫了一眼卡尔的裸体。真是个漂亮的家伙。虽然已经四十，却仍然苗条、匀称，没有一点多余的肉。他以前有点驼背，但现在看不出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他被杀的时候，已经跟她干过了吗（在这种情况下，用“做爱”这个词不合适）？他无法非常仔细地检查卡尔，而且，检查了能不能搞清楚是怎么回事也没有把握。他确实检查过他的手和指甲。虽然卡尔没有带武器，但如果他意识到有人要袭击他，他很可能要挣扎一番。他受过徒手格斗的专门训练，身手敏捷。

如果是乘他不注意或者睡着时动手的，那所有这些就派不上用场了。他的手上没有伤痕。也没有自卫留下的伤口或者抓痕。指甲里也没有毛发或者纤维。

为什么要杀他？是不是那个金发女孩杀的？阿弗纳相信她那时在卡尔的房间里，他仍然能闻到她的麝香味道。但卡尔也有可能是在她走之后被别人杀的。

她去他的房间是为了杀他，还是为别人杀他设置圈套？还是只是想一醉方休？但是卡尔谨慎、敏感——难道他看见了她身上不想别人看见的东西？比如，她在浴室的时候他翻了她的包——而恰好被她看见了？如果卡尔看到了可疑的东西——枪或者以前的护照——他也许会对她只字不提。他也许会装做什么也没看见。她也会同样乖巧地假装没有注意到他看到了——可是后来，当他熄灯后躺在床上的时候，砰的一声！一瞬间就摆平了。

这纯属猜测。谁知道是怎么回事？

如果阿弗纳把那个金发女孩带到了他的房间，会怎么样呢？他会不会像卡尔那样，胸部有一个弹孔，此时正躺在床上？

很有可能。

但是为什么卡尔——如果所有的人都会干这样的事，只有卡尔不会干这样的事——会干这样的事？谨慎的卡尔——斯蒂夫给他取了个绰号叫“雷达”卡尔，他总是把头从书中抬起来，说：“伙计们，有人要按门铃了。”一分钟后肯定就有人按门铃。卡尔有一条绝对原则，执行任务时绝对不带人到安全屋或者酒店的房间里来。有一次，罗伯特在街上碰到一个老朋友，把他带到了法兰克福的公寓里来，卡尔听说这件事后暴跳如雷，一个星期没跟罗伯特说话。当时，阿弗纳替罗伯特辩护，因为他认为在那种情况下，如果罗伯特不叫他从前的好朋友来他公寓的话，会更加让人怀疑。但是卡尔在这个原则上绝不让步。他很可能是对的。

但是，卡尔掉进了一个温柔陷阱——一个最老套、最低劣的诡计之中。

也许他认识那个金发女孩？卡尔交际很广，比其他人认识的人都多，因为他在外面待的时间最长。难道那个金发女孩是他认识并且信得过的人？

他到底知道卡尔些什么？阿弗纳看着自己伙伴的脸庞，开始纳闷起来。这张脸他曾经是那么熟悉，现在却死气沉沉，两眼紧闭，面容紧绷，嘴唇紧锁。他对他的了解可能比其他人都多，他们住在一个房间，跟他共同承担制订方案和领导的重任。但即便如此，阿弗纳对他的了解也不多。阿弗纳记得，卡尔出生在汉堡，20世纪30年代末他六七岁时被父母送到了以色列，在那海瑞亚跟姑父和姑妈生活。上了个农业学校之后就去了部队。被“穆萨德”选中之前一直担任指导员。会拉小提琴。读了很多书。阿弗纳还记得卡尔告诉过他，他离过一次婚，前妻是个基督徒，德国人。她由于痛恨纳粹党，战后移居以色列，结果因神经衰弱不得不住进医院。后来他娶了个已有一女的捷克女人。阿弗纳知道卡尔非常喜欢这个女儿。只要有时间，他就给她写很长很长的童话故事，还配了又细又长的插图。她和母亲住在罗马，他每个月至少给她寄一个童话故事。

阿弗纳知道的就这些。除此之外，他还知道，现在卡尔死了，躺在伦敦一家酒店房间的床上。

有那么一瞬间，阿弗纳对他非常生气，拳头不由自主地攥了起来。他想使劲摇他，大声对他喊叫，用拳头揍他的脸。这个可怜的该死的诚实的谨慎的勇敢的卡尔。这个“雷达”卡尔。这个轻信的卡尔。这个想知道自己会不会飘浮在空中的卡尔。

突袭兹威特之后，在拉提那的安全屋里，当其他人都在庆贺的时候，卡尔却对他们说：“伙计们，我不会高兴得跳起来。我们还只干掉一个，没什么好庆祝的。”

除了卡尔，没有人会说这样的话。除了卡尔，别人这样说他们也不会听。他有权利说这样的话，卡尔有权利说任何话。

现在，卡尔死了。然而任务还要继续。谁杀了卡尔，谁就要付出代价。

“爸爸”的人——“爸爸”的三个人——半个小时后来了。他们在门上敲了三次，阿弗纳让他们进来。他们跟阿弗纳说的是英语，而自己人之间说的是意大利语。他们带了一辆很大的行李车和一个黑色的装尸体的塑料袋子。

“你现在可以走了。”他们的头对阿弗纳说。“把两个房间的钥匙都给我，你的和他的。不要办理退房手续，不要担心你的行李。”他把伦敦的一个地址给阿弗纳。“在那个地方等我们。我们会帮你退房，今晚会把手提箱送给你的。”

那个年纪最大的意大利人穿着一套黑衣服，说话的语调跟殡仪员一样阴森。也许这就是他的职业。阿弗纳记得他有一次跟“爸爸”见面时“爸爸”说的话：“如果你要挖一个墓穴，我就给你派一个挖墓的人来。费用不高，好不好？”谁知道卡尔的尸体会送到哪里？但也只有这个办法了。不能让英国当局知道：否则的话就意味着这次任务走到了尽头。更糟糕的是，它也许要以一种最为尴尬的方式连累以色列。

“也许哪个地方有个弹壳。”阿弗纳说。“因为床单上有血迹。”

“别担心。”“爸爸”的人回答道。“一切我们都会处理好的。”

阿弗纳不怀疑他们会处理好这一切。要么通过收买的方式，要么通过行窃的方式，要么结合这两种方式。伦敦也是一样，金钱是万能的。酒店里的一些服务人员肯定会被说服，不会声张。到明天，那个小客厅就会污渍全无，准备迎接下一批客人。

三天后，阿弗纳和他的伙伴们在法兰克福见面了。他觉得他们肯定会把卡尔的死归咎于他。他当然应该受到责备。毕竟，他注意到了卡尔那几天很脆弱。他已经怀疑那个女孩了。否则的话，他会带她去自己的房间的。难道他没有义务警告卡尔吗？管卡尔怎么想呢，这不是人气指数竞赛。作为这项任务的领导，就意味着要有勇气做出也许别人不喜欢的决定。虽然这种勇气与面对炮火时的勇气不同，但都需要勇气。阿弗纳没有这种勇气，所以卡尔的死就是他的错。

但他的伙伴们似乎不这样想。

尽管每个人的表现方式不一样，但他们都感到震惊、悲哀和气愤。汉斯咕哝了一句“拿剑的人死于剑下”，但是遭到了斯蒂夫愤怒的驳斥：

“我就不想听这种假装神圣的废话。”他大叫起来。“奇亚特的孩子们拿了什么剑啊？被恐怖组织头子们杀害的人中，多数人手里从来就没有过枪。这一点你跟我一样清楚。”他语气平静了一些，接着说，“可怜的卡尔干女人的机会应该多一些的，那样他就不会栽在他妈的第一个勾引他的荡妇手里了。”

“你肯定，”罗伯特问阿弗纳，“是她亲手杀的，还是她只设了圈套？”

“我想是她亲手杀的。”阿弗纳回答道。“不，我不能肯定。但我一搞清楚她是谁，以什么为生，我就能肯定了。”

“任务怎么办？”汉斯问道。“暂停吗？”

这是最重要的问题。阿弗纳认真地考虑着。

“我觉得，”最后他说。“我们当然要汇报。如果他们想让我们停下来，他们会告诉我们的。这个问题我们问都不要问。除非我们接到他们的指令，否则，我们是不会继续干的。但与此同时，我要搞清楚那个女孩是谁。大家同意吗？”

尽管阿弗纳没有把“‘搞清楚那个女孩是谁’这件事不向特拉维夫汇报”这句话说出来，但他们都点了点头，表示明白了。

第二天，他们四个人飞到日内瓦。阿弗纳在保险箱里给伊弗里姆留了一条信息，第一次使用了个人的账户，取了一万元现金。其他人也从自己的账户上取了一万元。尽管他们不会去碰卡尔的账户，但伊弗里姆会保证他的遗孀收到账户上应有的钱的。同时他们想把自己的四万块和卡尔的遗物交给她。当天晚上，汉斯和斯蒂夫飞到罗马去见她。阿弗纳也想过，作为领导，他应该亲自把这个消息告诉她，但他还是决定算了。处理这些问题，汉斯比他更在行。

阿弗纳飞到了巴黎。

他见到路易斯，把伦敦的费用结了，之后向他描述了那个金发女人的情况。不到一个星期，路易斯就跟他联系了，说有四张照片让他看一看。都是黑白的，有一张是在被拍人知道的情况下拍的，其余三张像是监视员用长镜头拍的。阿弗纳立即把监视员拍的一张照片放在一边：很显然不是这个女人。他仔细地看着其余三张照片。

照片中的三个女人都大致符合他给路易斯的描述。照片是黑白的没有关系，因为对许多人来说，头发的颜色，甚至因为隐形眼镜的使用，眼睛的颜色是最容易改变的。阿弗纳希望能闻到照片上的味道：他知道他可以闻出那种香水的味道。事实上，他只花了几分钟就挑出了一张照片。照片上，一个年轻女人从巴黎的一家药店走出来。

“这张，”他对路易斯说。“这个女孩是谁？”

“你把她挑出来了，我感到很高兴。”这个法国人没有直接回答阿弗纳的问题。

“为什么？”

“其中一个人过去六个月来一直在瑞士监狱里。”路易斯说。“第三张中的那个人死了。药店里的这个人叫珍妮特，荷兰人。”

“她是谁？干什么的？”

“如果你给她的钱够多的话，”路易斯回答道。“她替你杀人。”

他对这个消息并不感到吃惊。虽然在国际恐怖活动中用枪来杀人的是男性，但其中也有几十个女性。而且，很多参与恐怖活动——或者一般暴力犯罪——的女性都只起一个辅助作用。有些女性恐怖分子臭名昭著，像雷拉·科哈尔德、瑞玛·埃萨·塔鲁斯、特瑞斯·哈尔希、德国的乌尔里克·迈因霍夫和葛布雷尔·克罗舍·提德蔓，或者美国的伯拉丁·多恩和凯瑟·布鼎。她们不仅仅负责管理安全屋，做监视员，或者开车把一个人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有几个女人还装炸弹，持枪械，劫持飞机，或者在国际恐怖活动中担任指挥者。有些人顺其自然地走上了这条道路，而有些人企图证明女人跟男人一样“棒”——恰恰就忘了她们的行为只能证明她们的行为跟男人一样轻率和残酷。

当然，阿弗纳在接受训练时就知道，不能低估女性恐怖分子，并不是因为这样的事发生在卡尔身上了。“穆萨德”一直认为，女人在组织能力、设置圈套和对事业的投入方面不仅跟男人一样强，而且比男人更强。她们比男人稍微逊色的地方，也许就是在使用机械的效率和受到攻击时的预见性方面更容易出错，用自己的手榴弹把自己炸死，或者陷入绝境时投降——不过，最后这点表明，跟男人比起来，女人的自我保护意识更强。在某些情况下，女人的这个特点只能使她们更加危险。

“谁雇的她？”阿弗纳问道。

路易斯耸耸肩。

“我想只要谁能满足她的要价，”他说。“我知道南美有很多人雇她。”

“她现在在哪里？你能找到她吗？”

“失业了，还没有新工作。她住在荷兰的一个海滨小镇上。”路易斯说。“这个地方叫胡恩，离阿姆斯特丹大约三十公里。”

阿弗纳点点头。他知道胡恩在哪。“她是住在一座房子里，还是住在一套公寓里？”他问道。

“信不信由你，她住在游艇上，”路易斯大笑起来。“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同性恋，还是既是异性恋也是同性恋。她跟一个女孩住在那里。至少，在那里的时候是这样。但现在不在那里。”

“你能搞清楚她什么时候在那里吗？”阿弗纳说。“当然，这是一笔交易。”

“我试一试吧。”路易斯回答道。“如果我搞清楚了，我就告诉你。除了业务费用之外，其他免费。”

“非常感谢。”阿弗纳说。“你听到什么就跟我联系。”

随后，他飞到了法兰克福，其他人已经到那里了。把卡尔的消息告诉他的遗孀对汉斯和斯蒂夫两个人来说，都是一次让人受伤的经历。阿弗纳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只是耸耸肩。“她怎么说？”汉斯重复了一遍阿弗纳的问题。“她是不是难以接受？你希望她怎么接受？”

“更重要的是，”斯蒂夫说。“我们还要多久才能找到那个杀死他的王八蛋？”

“很容易，”阿弗纳说。“我们刚才还在谈这件事，别着急。”

他把路易斯告诉他的情况重复了一遍，说：“让我们首先假定我没有认错照片上的那个人……”

“你认错了吗？”汉斯打断他的话。

“没有，我没有认错。”阿弗纳毫不犹豫地回答道。“但你们谁都无法肯定这一点。好了，让我们假定她就是进入卡尔房间的那个人，路易斯的情报是准确的，她是契约杀手，我们在伦敦格罗夫纳酒店闲逛的时候他们就盯上我们了，然后派她来干掉我们当中的一个。她做到了。好了，我们发现她在胡恩。我们怎么办？”

“杀了她。”斯蒂夫迅速地说。“还怀疑什么？”

“我明白阿弗纳的意思，”罗伯特说。“我们有两件无法预测的事情。第一，如果阿弗纳错了怎么办？第二，如果路易斯错了怎么办？她跟恐怖组织头子不一样。关于她，我们没有别的资料来核实。如果……哦，我不知道，如果她是个妓女，卡尔不愿意给她钱才杀死他怎么办？”

“胡说，”斯蒂夫说。“你说的是卡尔吗？你以为他会跟一个妓女吵架而让这次任务面临危险？为了赶走她，他愿意付三倍的钱，甚至不惜一切。你的话站不住脚。”

在这点上，斯蒂夫非常正确。但是，“没有吵架怎么办？”汉斯问道。“她是个妓女，仅仅为了把他的钱包搞到手，开枪把他杀了。”

“对，但是什么都没有丢失，”阿弗纳说。“他的钱包恰恰还在他的夹克口袋里。钱包里有一百多镑现金。”

“你明白吗？”斯蒂夫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如果她是因为要搞到他的钱包才杀的他，我们就把她放掉吗？”

“有区别，”罗伯特说。“我们在执行任务。我们不要去追像‘开膛手杰克’那样的妓女而停止手头的工作。关键是，她不是妓女。如果她杀卡尔是因为钱，那么阿弗纳说得对，她应该抢才对。”

“但如果她是个设陷阱的女人怎么办？她设下陷阱之后就走了，另外一个人来把卡尔打死了。如果是这样怎么办？”

“卡尔是被另外一个人杀死的？”阿弗纳问道。“当他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的时候？卡尔睡觉时从来不裸体。我跟他在一起住过。我知道。

而且，难道不是太巧合了吗？卡尔把一个路易斯认为是雇来的枪手干了之后被另外一个人杀了？那个首先盯上我的枪手？当我在伦敦的大街上被跟踪之后？对不起，我不敢苟同。

“如果不是她杀的，也至少是她设好陷阱让别人来杀的。”

“对，”罗伯特说，“我们又回到了起点上。如果路易斯是对的，我认为就没有多少怀疑了。是她杀了卡尔——是一个人，还是跟其他人一起，关系不大，如果他是对的话。当然，如果阿弗纳也是对的话，即照片上的那个女人跟那个女孩是同一个人。”

汉斯转向阿弗纳。“呃，”他说，“你敢肯定照片上的那个人就是她吗？”

“敢。”阿弗纳说。

“你相信路易斯的话吗？”

“我正准备相信，”阿弗纳回答道。“你呢？”

他们面面相觑。到目前为止，路易斯从来没有给他们提供过错误的情报。即使在格拉如斯，无论萨拉米还是阿布·达乌德参加那个会议没有，教堂里确实有三个阿拉伯武装分子。

跟伊弗里姆核实也毫无意义。“穆萨德”绝不会允许他们在荷兰杀人，不管这个人是否杀了他们的同伴。跟他核实只能使他们陷入一种违抗命令的境地。斯蒂夫站起来。“伙计们，伙计们，”他说。“我们在等什么呢？”

事实证明，他们在等路易斯告诉他们那个金发女人回荷兰了。这个情报到得很慢——但他们在等待的同时并没有放弃执行任务。那个夏天有几个假警报——既有关于那个女孩和萨拉米的，也有关于阿布·达乌德的——直到8月中旬左右，路易斯才传来肯定的情报。那个女孩珍妮特七八天之内会到胡恩。

当天晚上，罗伯特又动身去了比利时。

这一次他不是去设计新型炸弹，在胡恩使用炸弹有几个不利因素，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把炸弹放在金发女人的游艇上不足以让他们产生满足感。他们想亲眼看见她死。

事实是，他们都特别恨她。但跟恨其他目标，包括阿里·哈桑·萨拉米还有点不一样，后者与个人无关。虽然直到很久以后阿弗纳才把这种区别说出来，但这种感觉可以毫不费力地感觉出来。杀恐怖组织头子是为了复仇——纯粹是复仇，为慕尼黑的十一个以色列人复仇——完全不存在个人之间的仇恨。他们了解名单上那些恐怖分子的所作所为，甚至尊敬他们，就像猎人尊敬一个狡猾、坚决的猎物一样。但对那个金发女人不一样。

她杀了他们的一个朋友——一个兄弟，一个并肩战斗的同志——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屠杀自己同胞的“敌人”。但还不止这一点。阿弗纳想，如果卡尔是在街上被一个普通的恐怖分子开枪打死的，他们不会那样恨他。问题是，那个金发女人是通过欺骗的手段杀死他的，剥夺了卡尔死在一个劲敌手里的尊严。一个女人把自己的性别当作武器，利用男人一时的脆弱——孤独——剥夺了他的生命。她把庇护所变成了陷阱。在他们心里，一切习惯性的男人伤害女人后感到愧疚的心理彻底逆转了。相反，因为她的所作所为，杀死她比杀死一个男人的压力更小。他们做好了撕碎她的准备。

罗伯特计划用一截自行车架上的管子，做一个可发射一颗22口径子弹的单发手枪。此时正值夏天——事实上是一个相当炎热的夏天——在这座荷兰沿海小镇上，到处都是骑自行车的男女。他们用自行车来制造武器，就不用越境走私枪支了。罗伯特的比利时朋友制造一批简单的玩具小手枪，只需花从“爸爸”的荷兰联络人那里买四支贝雷塔手枪的一小部分钱。他们穿着短裤和T恤衫，骑自行车到游艇上不会引起丝毫怀疑。袭击之后，他们可以把管子迅速放回原来的位置，骑车到停在大约半英里以外的货车旁。谁身上都没有武器。也绝不会有人来检查他们的自行车架。这个计划十分安全。

“这些玩意精确吗？”阿弗纳问道。

“从四五英尺的地方吗？”罗伯特说。“我保证精确。”

“谁在乎呢？”斯蒂夫补充道。“让我到离她四英尺以内的地方，我要扭断她的脖子。我们只管动手得了。”

8月21号星期三，天气炎热。木板铺成的步行道上，全是骑着自行车和悠闲溜达的度假的学生。珍妮特到达之前，突击队已经对游艇监视了两天。当她乘坐的出租车在离游艇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停下来时，阿弗纳立即认出来了。“就是这个人，”他对斯蒂夫说。“她要上船，让我们等一等，看看再说。”

她穿一件浅色的裙子和宽松的上衣，提一个短途旅行用的小箱子上船了。看起来非常迷人。

问题是她的女朋友——大约二十岁，白皙的皮肤，棕色的短发，两天来他们看见她一直进进出出的，总是穿着蓝色的牛仔裤，肩上挎着一个红色的背包——也在船上。她也许只有到城里去办事时才会离开。否则的话，她也许会一直待在船上。因为现在才下午三点，所以他们决定等一等。

将近晚上九点，那个背着红背包的女孩才离开。虽然天还没黑，但太阳正在落山。阿弗纳决定最好立即采取行动。他们不知道那个女孩是在外面待二十分钟，还是待一晚上。虽然两天来他们没有发现她的生活规律，但她骑自行车走了，所以很可能至少会给他们二十分钟。他们也只需要二十分钟。

罗伯特在货车上等着，货车停在离游艇不到半英里的地方。“集团”的两个荷兰联络人在另一辆货车上，这辆货车停在离游艇大约五十码的地方。他们的工作是善后。如果能够避免的话，阿弗纳还是希望那个女人的尸体不要被别人发现。如果她消失了，但由于她生活没有规律，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后，才有人觉察。到那个时候，如果幸运的话，他们的任务已经结束了。因为“穆萨德”的关系，伙伴们都赞成这个办法。如果伊弗里姆听到他们在没有结束任务之前就私下在胡恩复仇的风声的话，他的反应可能有好几种，但没有一种是让他们感到愉快的。他甚至会觉得突击队失去了控制，进而把一切取消。

阿弗纳已经做好了应对的准备，万一伊弗里姆知道了这次行动的话。“为了安全，我们不得不这样做。”他会说，“她在伦敦看见我和卡尔在一起。她也许还看见了汉斯。她能认出我们。”最多只有一半是事实。

现在，阿弗纳手持一截短小的装有一个粗糙扳机的金属管，踏上了通往游艇的木板。这时是九点过几分。斯蒂夫手里拿着同样的武器，紧跟其后。汉斯仍然留在桥上，靠在栏杆上。他们说好了，除非阿弗纳和斯蒂夫需要帮助，否则他不要上船。

那个女人在船上养了一只小小的宠物猫。它一看见阿弗纳靠近船舱就开始抗议了，声音大得惊人。尽管斯蒂夫竭力让它安静下来，但它仍然坐在游艇的栏杆上，嗖嗖地摇着尾巴，喵喵地叫着。空气仍然非常热，非常潮湿。船舱的门半开着，那个金发女人背对着门，坐在一张小写字桌前，身穿一件蓝色的便服。阿弗纳相信猫的哀号声会很快让那个金发女人警觉起来。但她一定是习以为常了。直到阿弗纳把门推开，她才把头抬起来。

她身上带着同样的香味。船舱里的味道也绝对是一样的。如果说阿弗纳对她的身份还有一点怀疑的话，那么在那一瞬间全都消失无踪了。她就是卡尔房间里的那个女人。

她转过身来，看着阿弗纳，眼里毫无惧色。他站在门口，身后正好是一轮红色落日。她也许无法看清他，但阿弗纳却能看见她的右手向桌子的抽屉伸去。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不会。”他走近了一点，用英语对她说。

斯蒂夫走进船舱，后面跟着那只猫。猫跳到桌子上，仍然声嘶力竭地喵喵叫着。叫声很可怕，让他们感到非常紧张，尽管他们竭力不去注意它。

“你们是谁？”那个女人的目光从阿弗纳身上移到斯蒂夫身上，说。阿弗纳看见她的右手继续向抽屉伸去，越来越近。左手放到胸前，把蓝色的罩衣掀开了一点，露出了乳沟。这个动作是有意的，还是不由自主的，很难说。但不管怎么样，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种防卫是错误的。阿弗纳和斯蒂夫注意到这个动作之后，更加漠然和愤怒。

“小心，她有武器。”斯蒂夫用希伯来语说。阿弗纳点点头，眼睛始终没有离开她的右手。

“我知道，”他回答道。接着用英语对她说：“你记得伦敦吗？”

阿弗纳看见她的眼睛转向了他手里的自行车管子。她显然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以为他们会用这个东西给她当头一棒呢。她的嘴唇卷起来，挑衅地、轻蔑地笑了一下。随即，她抛开所有的伪装，猛地拉开了抽屉。

阿弗纳扣动了扳机。几乎与此同时，斯蒂夫也扣动了扳机。

那只猫跳到了空中。

那个金发女人还坐在椅子上，身体慢慢向前弯下。她有些呼吸困难了。她再次把头抬起来，鲜血从嘴角流了出来。

玩具枪是单发武器。阿弗纳把手伸进衣袋，去取子弹。

他还没有装好子弹，那个女人就瘫软在地板上了。在他们身后，门被猛地推开了，汉斯大步走了进来。阿弗纳看见他此时的神态就像他在雅典朝穆扎斯房间里扔燃烧弹一样。“让我来结果这个婊子。”汉斯把他们两个人推到一边说。他弯下腰，用玩具枪向她的后脑勺开了一枪。这之前，她可能已经死了。

“来吧，汉斯。”阿弗纳示意斯蒂夫帮他把这个伙伴从那个女人的尸体边拖走。汉斯好像准备用手把尸体撕开。他跟着阿弗纳和斯蒂夫回到岸上，还在咬牙切齿地诅咒她。

外面，天几乎完全黑了。阿弗纳示意“爸爸”的人把货车开过来，把尸体从船上运走。还有足够的时间。阿弗纳看了一眼手表，发现他们只在里面待了三分三十秒。那个背着红背包的女孩再过十五分钟才可能回来。

他们把金属管子插回原处，骑上自行车，回到罗伯特等的地方。“我们把那个婊子干掉了。”他们把自行车朝货车上放的时候，汉斯告诉他。

阿弗纳理解汉斯的行为。这不仅仅是一件为卡尔报仇的事。截止到那时，阿弗纳只近距离打死过两个人，就是威尔·兹威特、巴希尔·阿尔一库拜斯。他发现向他们开枪要比向这个女人开枪难得多。两个恐怖组织头子在看见阿弗纳和被打死这之间很短的时间内，他们都恳求他饶他们一命。他们不停地用阿拉伯语和英语说：“不，不。”阿弗纳还是向他们开枪了，不过，在那一刻，他们无法让他把他们看作敌人。他们的表现属于一个处于生命尽头、脆弱时刻的正常人的表现。

这个女人不一样。她没有哀求。她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眼里充满了冷漠与仇恨，脸上充满了挑衅与轻蔑。如果她故意这样，不思悔改，那阿弗纳就更要杀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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