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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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罗德·弗莱就要来了，我想。我等了二十年，现在他就要来了。
不太可能的计划
“奎妮？奎妮·轩尼斯？”我醒来时，一个新来的义工正靠在窗边。他一度看起来像是由光组成的。
“睡觉的时候，”他说，“你在哭啊。”这时我才好好端详了他，发现他根本不是男的。他是个大骨架的高个子女人，一身修女装扮，戴着一顶头巾，穿深蓝色针织开衫。我赶紧伸出手来掩饰。但这个陌生人既没有盯着我看，也没有像人们通常那样，把眼光瞟到我的手指、脚上，或者任何一块脸以外的地方。她只是在微笑。
“你在为这个叫哈罗德·弗莱的男人烦心吗？”她问。
我记起你的消息。你正走路来看我。但这一次我看不见希望，我看到的只有距离。毕竟，我在英格兰的一端，而你在另一端。南方的风有种柔和，在这里它却狂野到能把你掀起来。这段距离有它的理由，哈罗德。我必须在我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离你越远越好。
修女从窗边挪开身，带倒了窗台上的一小盆仙人掌。她说，她听说了你那让人振奋的消息。她知道你正从金斯布里奇往特威德河畔贝里克走来，而我只需等待。她俯身去解救地板上的仙人掌。“当然啦，我本人不认识弗莱先生，但看起来像是你对着虚空呼喊，然后有了回声。他真是个好人。”她对着仙人掌微笑着说，就好像刚为它赐福一样。“顺便一提，我是玛丽·安贡努修女。”她把音发成“安-贡-努”，像法语。“很高兴遇见你。”
修女拉近椅子，坐在我的床边。她的手放在膝上，又大又红。一双洗洗刷刷的手。眼睛是清澈的亮绿色。
“但是你看看我。”我试图开口。但没什么效果。于是，我伸手拿来我的笔记本和HB铅笔。我写了一句留言给她：我怎么做？我要怎么等他？然后把铅笔扔到一旁。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尽管我已经自我放逐了二十年，背负着一块空缺的生命在生活，我以为你已经忘记我。寄给你第一封信时，我是为了把自己的后事安排妥当。我是为了给自己的过去蒙上一层盖布。我并不期待你回信答复。我当然更不期待你本人走路来亲自回答。要供认的、要赎罪的太多，要修补的太多，而我做不到。你以为我为什么要离开金斯布里奇，永不回头？如果你知道真相，恐怕你会恨我。但你必须知道真相，你看。没有真相，我们之间不存在会面。
我记起我第一次在啤酒厂的院子里发现你。然后我看到你儿子戴着我那副红色羊毛手套的画面，我也看到了莫琳，她在福斯桥路13号，你家花园里一篮洗净的衣物旁，眼神炽烈燃烧。不要走路过来，我心想。那个有滑稽名字的修女是对的：你是个好人。二十年前我有过机会开口，但我失败了。我失败了一次又一次。我有满腹的话语，却没有说出口。现在不要来。
我写道，太迟了。
玛丽·安贡努修女读了我笔记本上的留言，什么也没说。很长时间，她只是把双手夹在膝间待着，坐得那么笃定，我都开始以为她睡着了。然后她卷起袖管，就像一个修女要动真格了那样。她的手臂光滑，有日晒的痕迹。
“太迟？没有太迟这一说。在我看来，你对哈罗德·弗莱还有别的话要说。那难道不是你烦心的原因？”
好吧，确实是。我又哭了。
她说：“我有个计划。我们要给他写第二封信。别忘了，是你寄出的第一封信，挑起了这一团乱麻。所以现在必须得由你收尾。只不过这一次，别写那种他会从礼物卡上看到的短话。告诉他真相，完整的真相。告诉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看向窗外。黑色游丝般的云片你追我赶，划过沉闷的天空。日光是一枚明晃晃的顶针，树木的黑枝微微颤抖。我想象你在英格兰的一端，沿着乡村小路行走的画面。我想象自己在另一端，坐在一间小房间里的床上。我思考我们之间的距离：铁轨，车道，马路，河段。我想象尖顶与塔楼，石板房顶和铁皮屋顶，车站，城市，小镇，村庄，田野。好多的人。坐在站台上的，坐在车里开过的，从巴士里盯着看的，还有跋涉在路上的。自从我离开金斯布里奇，就一直孤身一人。我在一间破败的海边木屋里安身，我在海边的一座花园里修心。我的生活圈很小，没什么可说。但往事仍在我心里，哈罗德。我从没有放下过。
“你不需要自己一个人写这封信，”玛丽·安贡努修女说，“我会帮忙。办公室里有一台旧手提打印机。”
我记得自己用了好久才讲清楚第一封信，好让她在笔记本电脑上打出来。我猜你注意到了我那一团糟的签名和信封上你的地址。把那封信投递进邮箱费尽周折，派一只信鸽都比那要快。
但玛丽·安贡努修女仍在讲话：“我们每天都做一点。你可以写笔记，我来打。我猜你不懂速记法吧？”
我点点头。
“好吧，就这么办。我们来写信，你和我一道，直到哈罗德·弗莱到达这里为止。我会以第一人称来写，假装自己是你。我会转抄所有的话。一个字都不会漏。你的信会在哈罗德·弗莱抵达的时候等着他。”
那你答应我，他见到我之前会先读到信？
“我向你保证。”
她的想法已经让人有点动心。我已经在编排开场白了。我觉得自己应该是闭上了眼睛，因为等我睁开眼时，玛丽·安贡努修女又换地方了，这次她坐在被单上我脚部微微隆起的旁边。她戴上了一副蓝色的胶框老花镜，让她看起来眼珠凸出，她拎起一个磨损的皮革手提袋，有公文包大小。钥匙用一条绳圈系在提手上。
她笑起来：“你睡着了。所以我溜去办公室，擅自借来了打字机。”她打开我的笔记本，翻到新的一页。她把它放回到我的腿上，旁边搁了支铅笔。
“你明白现在的状况吗？”玛丽·安贡努修女一边说，一边打开皮包的锁，取出打字机。这是一台乳白色的凯旋牌提帕打字机。我以前也有过一台同样型号的。“哈罗德·弗莱在走路。但换个角度看，尽管你人在这里，尽管你已经完成了旅行，你也在开始一段新的旅程。说起来是一回事，又不完全一样。你明白吗？”
我点点头。就算我人不在了，至少我的信会在。
玛丽·安贡努修女坐好，把打字机搁在她的膝上。“好啦，”她说，伸展着红彤彤的手指，“跳格键在哪里？”
接下来的早晨，我们都在工作，一直到午饭后，到黄昏降临。我一旦开始，就停不下来。我指着自己的字迹。你看得懂吗？
“完全看得懂。”她说。
我撕下写完的纸页，给每一页标号，然后玛丽·安贡努修女捡起来打字。我一直告诉自己，写到下一页就停，等到下一页，我又把它写满。我写了你目前读到的一切，玛丽·安贡努修女则噼里啪啦地在按键上敲打。我们仍在忙活。我在写字，她在打字。
“好，”她说，“这样很好。”
今晚，值班护士履行了我们晚间的例行程序。她用漱口水和裹上纱布的小棒给我清理口腔。她在我嘴唇破裂的地方涂上凝胶，还换了敷药。沙阿医生是姑息治疗的会诊医生，他问我有没有痛得更厉害，但我告诉他没有，还是老样子。我没必要让自己不舒服，他说。如果我哪里有病痛，治疗的药物可以调整下。护士刚给我贴上新的止痛贴，露西修女就开始按摩我的手。她光滑圆滚的手指在我僵硬的指头上游走，放松了关节，缓和了疼痛的发作。她取来闪粉指甲油，给我涂指甲。
睡梦中，我看到了你的儿子。“好的，戴维，”我说，“好。”我拿来一条毛毯，怕他冷，给他掖好。
嘘
那晚睡得不好。因为戴维。戴维。他在我的脑子里。我睡不着。
每当我闭上眼，就看到他。他坐在我电暖气旁的扶手椅里。黑大衣。大吵大嚷着要东西。
我按铃喊人。
菲洛米娜修女：怎么回事？
我：我做噩梦了。
菲洛米娜修女：喝下去。是吗啡。
（抿一口，又一口。）
菲洛米娜修女：放下你的铅笔，奎妮。放下你的笔记本。现在睡吧。
最后一站
一夜不安稳，我睡到正午才醒。醒来时，来了个访客。她头上顶了只西柚。她还带来了她的马。他们俩一直等玛丽·安贡努修女端着打字机进来才离开。
我写给她看，我有奇怪的客人，她们不该来疗养院的，应该待在马戏团里，她笑了。“有人为了弄到你吃的药，愿意付大价钱呢。”她把老花镜后的眼睛斜向一边说道。
你的视力有问题吗？我拼出这些单词。
“才不是，”她说，“我这是在给你使眼色。你今天感觉如何？”
她头上挺括的小白帽泛着乳白色的光，系着腰带的黑色罩裙下的修女袍也是，凉鞋里套着白袜，袜子被魔术贴勒得有点皱。她从包里取出一袋新的A4纸，还有一支提派牌涂改液。“我看你又收到一条消息啊。”她指着床头柜上一张挨着你那封信的明信片说道。我完全不知道她在说什么。
我又失忆了，你看。我一觉睡醒就忘了走路这回事。
“哦，奎妮。你不会又要哭了吧？”玛丽·安贡努修女笑起来。我把头往后靠，表明我可不打算出丑。“我们来看看哈罗德·弗莱要告诉我们什么事吧。”她说。
有一张班森姆海滩的图片。一定是哪个修女在我睡着时放下的。玛丽·安贡努修女给我看背面的字。“守住信仰。哈罗德·弗莱。”你可能不知道，哈罗德，我不是个有信仰的人。我听修女们祈祷，也听她们从小礼堂传来的歌声，但我并不参与。你呢？你又从何时开始知道信仰这回事了？据我回忆，你从来不进教堂。我最后一次见到你时，嗯……你看起来并不像一个找到上帝的人。
据我回忆，你也从来不会走太远的路。我只能想到有一次。但或许现在还不是时候。
“我们还是言归正传，回到你的信上比较好。”玛丽·安贡努修女说。
她打开我的笔记本，递过来铅笔。抽筋了。右臂几乎不能动弹。手整个地戳向手腕。一定是昨天写字造成的。我已经不习惯用手工作了。手指颤颤巍巍，像我在恩布尔顿湾的花园石池里养的海葵。我在海边的崖顶建起花园，所以我把它叫作海上花园。
“帮帮我，”我哼哼着，“我写不了字。”
玛丽·安贡努修女放下打字机，握起我的手。她给我揉捏手指，还把我的指头拉到嘴边。她吹着气，就好像指望它们能充气胀起来。“看看你呀，奎妮，”她说，“你的指甲都亮晶晶的。”她大笑。
有时候，当你看一件事觉得困难重重时，另一个人却可以只用一个微笑，就让问题在你的眼前云开雾散，直接明了。
“我们再试试看。”她说。
她把铅笔嵌进我的手里，依次帮我用一根根手指裹住铅笔。“你想告诉哈罗德·弗莱什么？”
*****
我记得班森姆海滩。我第一次抵达德文郡时去过那里。那差不多是二十四年前了。在你和我遇见之前。也是圣诞节，我当时有很多事要考虑。
我没打算来金斯布里奇的。我只知道自己不能留在科比。在那里，事情开始出问题，所以我采取了自己在事情出错时的一向做法。我逃跑了。
“什么东西一旦坏掉，”以前，我母亲抓起一块开裂的瓷片扔进垃圾桶时，常常这么说，“就永远不会恢复原状。眼不见为净。”那些话仍在我的耳边萦绕，还有她浓重的喉音。碎裂的盘碟和玻璃餐具，开线的丝袜，掉了纽扣的羊毛衫，缺头少脚的石膏摆设——无一幸免。我的父母从不富裕。我们住在肯特村头一个租来的小房子里，靠父亲做木匠的薪水过活，而我母亲是个大块头的奥地利妇女，粗壮的双手上，好像永远涂了鹅油。她一直在扔东西。我们家最后还有东西剩下真是个奇迹。我父亲趁她不注意时检查垃圾桶，把还能修的东西拣回来，转移到他的工作间。不知为何，难得有修好的时候，假使真的修好了，母亲也只会责难地盯着一个被粘回原状的盘子，就好像在说：“你怎么还在？我以为我已经甩掉你了。”
或许我照搬母亲的话了，她本意并非如此，但我把她的规则应用到我的生活中。归根结底，我们都在寻找它们——所谓的规则。我们从最诡异的地方将它们顺手拈来，如果它们似乎起过一次作用，我们就一辈子照章行事，全然不顾它们后来或许会引发的不快与困难。所以当我有一次舞蹈考试没通过时，我就拒绝继续尝试。相比面对老师的失望，干脆一走了之更容易。当有朋友在假期营里严重伤害我的感情时，我的做法也是一样：我坚持要求回家。多年后，申请牛津大学，我猜你也可以说，我是在用这种方法逃离父母。身为他们唯一的子女，情况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以招架。
从科比离开后，我连续奔波了很多天。这里住一晚。那里待一夜。有时只待几个小时。没有一处久到让我结识任何人。没有一处久到让别人认得我。我几乎不打开行李箱。我一直在换地方，直到小巴停下，我看到了大海。到终点站了，司机说。他关掉车灯。关掉发动机。
终点站会发生什么？我心想。
我摸索着翻过沙丘，穿过滨草的高芒。一股劲风从英吉利海峡刮来，我不得不缩起脖子往前推进，一边用一只手使领口裹紧脖子，一边用另一只手拖着我的格呢行李箱。箱子里装着我拥有的一切。书。衣物。舞鞋。我来到水边，一种可怕的绝望感陡然而生，就像一个人习惯了奔跑，因为奔跑是她一直以来做的事情，而现在她面对着一堵砖墙。
我仍记得那个冬日的夜空。每当我在海上花园工作，看见那样一轮落日时，思绪都会回到班森姆海滩。那种景象，就好像太阳被撕开了。一切都是猩红色的。云烧成了烈焰，那么肆意，那么震慑，以至于蓝色都不再像是一种颜色。海与陆地都沦为镜面。棱纹的沙滩烧了起来。石块与栗色的岩池也是。粉色的浪峰。伯格岛燃烧的圆丘。那种红甚至在我的手中照耀。
为什么不继续往前走？我没剩多少钱了。没有工作。没有地方待。水轻拍我的脚趾。不消一会儿，它就能高及脚踝。一旦东西破碎——
然后我感觉到肚子里一阵躁动。
我转身背朝大海，拖着行李箱往沙丘走。等我走到路上，风已经减弱，太阳也已落下。天空是一片白蒙蒙的淡紫，几近银白，大地也是。夜晚的第一颗星穿透薄暮。
我又要出发了，我想。因为人到达终点站时，只能这么做。你重新开始。
玛丽·安贡努修女在头顶把手指相扣，做了一套简短的颈部伸展运动。我的纸页都四散在她的脚边。窗外已经没有光，月亮回来了，是一片白色的膜。
“看看你的成果，奎妮。这还只是你开始写作的第二天，你看你写满了多少张纸。要说的太多了。你记得好多事。”
我当然记得。我满脑子都装着过去的歌曲。我会坦白一切，不会害怕。
“手怎么样？”玛丽·安贡努修女问，“不会太酸吗？”
我本打算微笑，出来时却成了别的东西，我需要一张纸巾。
我翻到新的一页。
我们把这一点做完就结束，好不好？
“圣伯纳丁疗养院是一家慈善性质的私人疗养院，为患有晚期疾病的病人提供娴熟关爱的护理，”小册子上写道，“在这里生活工作的修女都是训练有素的护工及义工。一支医院的医疗小组也随时待命，提供进一步支持。”
“但我不想去那里。”我试图告诉我的全科医生。这是在最后一次手术之后，当时我仍能勉强发出一些声音，让人听出单词。我把小册子放回到他的办公桌。
我知道圣伯纳丁。就是小镇边上一栋黑色的燧石矮楼。在我不得已要跑一趟特威德河畔贝里克，去大型五金店修理花园工具时，我坐公车会路过疗养院。我一向对我的工具感觉亲切，把它们当作朋友对待。但经过疗养院时，我会扭过身去，背朝那栋楼，转而看向大海。我掏出笔记本。我想待在自己家里，我写道。
医生点点头。他拿起一支钢笔来，在指间转动。
“当然啦，如果你不想去圣伯纳丁，也不是非去不可，奎妮。”他的眼睛一直盯着那支笔，嘴里不时叹一口气，就好像胸腔深处有什么地方正在爆炸。“癌症已经晚期了。我们现在不能再做手术。你知道预后并不——”他低声说，“你是知道的吧？”
“我知道。”我说。我伸手去抓拐杖，尽管我并没打算离开。我不想让他再说下去，紧紧握住拐杖是我能想到的最好办法。
“我不是逼你去圣伯纳丁。我当然不会逼你，但在那里她们能保证你会过得很舒适。你住在那栋海滩小屋里让我很担心。已经没有别人在恩布尔顿湾过冬了。我知道你家有电，但你没有像样的暖气。而且在这种天气里，沿海小路几乎不能走人。如果情况需要的话，救护车没法开进去救你。”
我有西蒙。那个医院的义工。他会过来。
“但他一周只来三次。你需要全天护理。”
空气似乎非常浓稠，我不得不集中精力才能呼吸。我几乎什么话也听不到，就算听到，也只是几个单词，比如“复杂”，等等。
尽管如此，我仍可以固执己见。我仍可以继续留在自己的木屋里，但我整个脸都垮下来，走形了。嘴巴张不开，眼睛也睁不了。进食很困难。说话也困难。我停止了每日的散步，也不再去商店。我不想让人们看到我。我太羞耻。如果有人来访，我就闭门不见。我甚至避免在我的海上花园里工作，生怕他们发现我。我心想，我要睡了，睡吧，睡吧，但那从来就没发生过，没有一觉呜呼。我不想麻烦任何人，只想撒手人寰。但每当我想到撒手，却又想抓得更紧。我承认自己哭过。雨一直下，风也一直在刮。我从门口看着我的海上花园，狂风掀倒浮木的人像，雨淹没了岩池。冬天似乎永无止境。
义工西蒙听说我选择了圣伯纳丁时，他说，哦，他的阿姨去了那里。“那是个很特别的地方，”他信誓旦旦地说，“你不需要信教。他们有各种活动。音乐啊、艺术啊之类的。还有个不错的花园。你会喜欢那个花园的。我阿姨就很开心，直到——”
然后他微微一笑，就好像他彻底忘了该怎么说话。
西蒙就是一只大熊，他穿一件连帽粗呢外套，牛角扣都扣不上。他给我打包家居服、拖鞋和毛巾时，我一动不动地坐着。我们走到哪里都在一起，那个行李箱和我。西蒙问我，还有没有别的想带上的东西，我却无从思考，因为我要离开的这个想法实在太奇怪。我在那栋海滩小屋里住了二十年，从我离开你和金斯布里奇后就住在那里了。那个地方是我的一部分，就好像过去是我的一部分，你是我的一部分，我的骨头也是我的一部分。我看着灰漆墙面、裸木地板、从旧货商店里淘来的二手佩斯利印花沙发罩，还有我在一个冬天做的碎布多彩地毯。老炉灶，黄铜锅，蓝色百叶木窗，窗台上的玻璃瓶和书。镶金边的豆绿色瓷杯瓷碟是我多年前在金斯布里奇买的，想着万一你哪天来做客，留下来喝杯茶时能用得上。要不是木头火炉的供热，屋里已经很冷了，西蒙的呼吸化成头顶的一大团烟云。我的呼吸只是一涓细流。
西蒙背着我从沙路走向他的车。其他所有的海滩小屋仍因冬天而大门紧闭。我就像只小鸟，西蒙大笑着说。我知道如果我真是一只鸟，早就死了。我努力不再去琢磨那个念头，因为它让我恐慌，哈罗德，那些想法涌出来时就是这样。他背着我走过公立高尔夫球场和俱乐部会所。没人站在窗边，我很高兴。西蒙回去拿我的行李箱前，打开了车里的收音机给我做伴，但独处与寂静正是我习以为常的。
我们开车离开时，我回头又看了一眼我的海上花园。我看到燧石墙壁，彩色旗子，种穗的尖头，还有人像。在海雾的掩映下，它们只是高崖上的黑影幢幢。在村里，我们经过成排刷白的黑燧石村舍，大地像一本冬季之书般打开。灌木树篱只剩光杆。去年的树叶像小蝙蝠一样吊在树上，一道挪威云杉绿化带在风中摇摆。没有切维厄特绵羊的踪影。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我一直在寻找这些地标，却没有道别。但有时你不说这个字是因为，你以为有些什么仍在继续，而实际上它已结束。
这里的十间卧室都在疗养院小楼的正面，可以远眺碉堡城垛、特威德河口和大海。娱乐室、小教堂和餐厅在小楼的背面，有着大扇的法式落地窗，打开来就是颐乐花园。像西蒙那样的义工每天过来陪我们坐坐，打理庭院，剪枝，扫地，翻土。我在窗口观察。我也观察修女们，她们的长袍随风飘扬，就像绿色海面上的白帆。
等到我们该道别时，西蒙说：“我要离开几个月，但等我回来就来看你。好吗？”
我点点头，因为他是个善良的年轻人，我也不希望让场面难看。他俯下身来拥抱我，我能感觉到他强劲的心跳声。“你要保重。”他说。他的脸都湿了，但我们俩都假装他没哭，我们都在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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