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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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那么做是因为,如果我跟别人做过,那我的皮肤上就不会留着坎贝尔的气息,我的嘴里也不会再尝到他的味道。我会那么做是因为,我觉得我的体内好空虚,我怕我会飘浮,像充了氦气的气球飞得好高,你会连它可能是什么颜色都看不出来。

我感觉到我懒得记住名字的男孩在我身上喘息起伏,而空洞的我飘远了。我突然了解为什么那些气球都迷失了:它们是自我们的拳头中溜走的爱;它们是挂在每个夜空中茫然的眼睛。

“当我刚接下这份工作的时候,”我告诉法官,“我开始观察这个家庭成员间的交流方式,在我看来,他们曾作的医疗决定权似乎符合安娜的最大利益。可是随后我了解到,我和这个家庭的其他人一样,是怀着罪恶感来作判断——仅根据生理上的影响,而不是心理上的。这个决定容易解决的部分是,指出安娜有哪些医疗权利。底线是,捐赠器官和血液不是她最大的利益,安娜本身不会因此受惠,但能延长她姐姐的生命。”

我看到坎贝尔的眼睛发亮,我的支持令他惊讶。“很难提出解决之道,因为,虽然做她姐姐的捐赠者或许不符合安娜的最大利益,但她自己的家庭也没有能力作合情合理的决定。如果凯特的病是一列失控的火车,大家在危机一次又一次发生时的反应,都没能想出最好的方法把火车带入车站。用同样的类比,她爸妈的压力是岔道转辙器——安娜不管是在心理上或生理上,都还不够成熟,得去引导她自己作决定,去了解他们的希望是什么。”

坎贝尔的狗站起来开始发出低鸣。我因此分心,转头去看噪音的来源。坎贝尔把狗的鼻子推开,他的目光一直没离开我。

“依我看,费兹杰罗家里没有一个人能为安娜的健康作不偏不倚的公正决定。”我肯定地说,“她的父母不能,安娜自己也不能。”

狄沙罗法官对我皱眉头。“那么罗曼诺小姐,”他问,“你对本庭有何建议?”

坎贝尔

她要对这桩诉讼案投反对票了。

那是我第一个难以置信的想法——我的案件还没有被烈焰吞噬,即使在茱莉亚作证之后。第二个想法是,茱莉亚对这个案子的了解,和我跟安娜一样深,只不过她把她做过的功课展示出来给大家看。

我的狗选择在这一刻捣蛋。它的牙齿咬进我的外套,开始拖我,可是我如果不听茱莉亚讲完就要求休庭的话,那我就该死。

“罗曼诺小姐,”狄沙罗问,“你对本庭有何建议?”

“我不知道,”她柔声说,“我很抱歉。这是我担任诉讼监护人以来第一次无法提出明确的建议,我知道您无法接受这个答案。可是一方面,我认为布莱恩和莎拉·费兹杰罗从头到尾都没做错什么,他们只不过是以爱为出发点,为他们的两个女儿的生命做选择。这么说,好像他们当然没有作错误的决定——但是这些决定对他们的两个女儿而言,也不见得都是正确的。”

她转向安娜,我可以感觉我旁边的安娜坐得更直了一点,骄傲了一点。“另一方面,我认为安娜有权在顺从了十三年后,挺身为自己讲话,即使那样可能会失去她心爱的姐姐。”茱莉亚摇头,“这是所罗门王的判决,法官大人。只不过您不是要求我将一个婴儿切成两半,而是要求我将一个家庭切开。”

我感觉到我的另一只手被拉动,我正想再次推开我的狗,但随即意识到,这次拉我的人是安娜。“可以。”她耳语。狄沙罗法官让茱莉亚离开证人席。“可以什么?”我回以耳语。

“可以,我要讲话。”

我无法置信地凝视她。法官在低鸣,用它的鼻子拍我的大腿,可是我不能冒险在这个时刻要求休庭。安娜可能在下一秒钟改变心意。“你确定吗?”

她没有回答我的话。她站起来,吸引了法庭内所有人的注意。“狄沙罗法官,”安娜做个深呼吸,“我有话要说。”

安娜

让我告诉你,关于我第一次必须在班上做口头报告的事:那是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负责讲袋鼠。你知道的,它们是很有趣的动物。我的意思是,不光因为它们是只在澳大利亚才有的动物,像某种进化突变的物种——它们有鹿的眼睛和无用的暴龙的爪子。它们最迷人的地方当然是它们的肚袋。小袋鼠刚出生时小得像细菌,就会设法爬进妈妈的育儿袋,把自己安置在那里,即使它们愚蠢的妈妈在澳大利亚内地跳个不停。袋鼠妈妈的肚袋不像礼拜六早上的卡通片演得那样——是粉红色的,皱得像嘴巴里面充满了妈妈重要的管子。我敢打赌你不知道,袋鼠妈妈的肚袋一次不止装一只小袋鼠。不时会有一只犹如兄姐缩影的小袋鼠,当它的姐姐不安分地在袋里游走、到处弄出声音时,它小小的身子会凝成胶状般,舒适地窝在袋子的底部。

诚如你所看到的,我作了充分的准备。可是当快要轮到我时,史提芬·史卡皮诺拿着一只纸糊的狐猴模型出现,我知道我快吐了。我去找老师库伯特太太,告诉她如果我继续做这项功课,恐怕会出糗。

“安娜,”她说,“你如果告诉自己你觉得很好,你就会很好。”

所以当史提芬讲完,我站起来,做了个深呼吸。“袋鼠,”我说,“是只生活在澳大利亚的有袋动物。”

然后我狂吐起来,呕吐物波及坐在前排的四个倒霉的小朋友。

那一年剩下的上学的日子里,我被称为“呕吐的袋鼠”。不时会有小朋友搭飞机去度假,而我会去我的藏身处,找一个呕吐袋,别在我的套头羊毛衫的前面,权充有袋动物的肚袋。我是全校最大的笑柄,直到洪达伦在体育馆里抢旗子,不小心拉下了欧莉雅娜·伯塞姆的裙子。

我告诉你这些是要说明,我有多讨厌在众人面前讲话。可是现在,在证人席上,我有更多事情要烦恼。我不像坎贝尔想的会很紧张。我也不怕我开不了口。我是怕我会说太多。

我看向法庭,看到我妈妈坐在她的律师席上,看到我爸爸对我微微一笑。突然间,我不相信我曾以为可以这样渡过这个难关。我摸着椅子边缘,准备为浪费大家的时间道歉,然后逃走——可是我看到坎贝尔的脸色很难看。他在冒汗,瞳孔变得好大,像二十五美分的硬币嵌进他的脸。“安娜,”坎贝尔说,“你要一杯水吗?”

我看着他想,你要吗?

我要的是回家。我要跑到一个没人知道我名字的地方,假装我是百万富翁领养的小孩,牙膏制造王国的继承人,日本流行音乐巨星。

坎贝尔转向法官说:“我可以和我的当事人商量一下吗?”

“请便。”狄沙罗法官说。

坎贝尔走近证人席,靠得好近,用只有我听得到的声音说:“当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我有个朋友叫约翰·巴兹[27],”他轻声说,“想象诺医生嫁给他。”

我还在笑时,他已经退离证人席,我想他的笑话可能,只是可能,让我能在证人席上多待两三分钟。

坎贝尔的狗发狂了似的——看起来它才真的需要喝杯水或什么的。而我不是唯一注意到它的异状的人。“亚历山大先生,”狄沙罗法官说,“请你控制你的动物。”

“别这样,法官。”

“你说什么?”

坎贝尔涨红了脸。“我如您所要求的在跟狗说话,法官大人。”然后他转向我,“安娜,你为什么要提起这桩诉讼?”

你可能已经知道,谎言有它自己的味道。容易裂成一块块的会发苦的东西,味道一定不对。就像当你把一块精美的巧克力放进嘴巴,期望里头包着太妃糖浆,然而你却吃到柠檬味的。“因为她要求我。”这句话会像雪崩。

“谁要求你做什么?”

“我妈,”我看着坎贝尔的鞋子说,“要求我捐一颗肾脏。”我往下看我的裙子,用手指抓起一根线。我很可能把整件事情都揭穿。

大约两个月前,凯特被诊断出肾出了毛病。她很容易累,体重减轻,水肿,经常呕吐。她的病症有几个可能:基因异常、粒细胞-巨噬细胞集落刺激因子——以前凯特为了骨髓增生而打了不少生长激素的针,其他治疗产生的压力。她通过透析来除去血液里的毒物。然后,透析无效。

一天晚上,我妈在我和凯特都在房间时进来。她带着爸爸,那代表我们要聚在一起,讨论比较重大的事情,而不是“谁不小心没把水龙头关好”那种琐事。“我上网去看过一些数据,”我妈说,“典型的器官移植并不如自骨髓移植恢复过来那么难。”

凯特看看我,放进一张新CD。我们两个都知道妈妈的话会导向何处。“你又不能去凯马特大卖场采购一枚肾脏。”

“我知道。你的肾脏捐赠者只需要两三种人类白细胞抗原的蛋白质相配就行了,不必六种蛋白质都符合。我打电话问钱斯医生我的是否能跟你相配,他说在正常的情形下,我可能可以。”

凯特听出玄机。“在正常的情况下?”

“你不是在正常的情况下。钱斯医生认为你会排斥来自捐赠库里普通捐赠者的肾脏,因为你的身体已经经历过太多折磨。”我妈往下看地毯,“他不建议做肾脏移植手术,除非那颗肾脏来自安娜。”

我爸爸摇头:“那对她们两个来说都是侵入性手术。”

我开始想这件事。我必须住院吗?会痛吗?人只剩一颗肾脏也能活吗?

要是我到七十岁的时候,我剩下的那颗肾坏掉了呢?我要去哪里找备用的肾?

在我发问之前,凯特先开口:“我不要再做了,好吗?我烦死了。住院、化疗、放疗,和所有这些那些奇奇怪怪的治疗。不要再烦我了,行不行?”

我妈脸色泛白:“好,凯特。那你就任性地自杀吧!”

凯特戴回她的耳机,把音乐开得好大声,连我都听得到。“如果你已经快死了,”她说,“那就不是自杀。”

“你有没有告诉过任何人,你不想再做捐赠者了?”坎贝尔问我。他的狗在法庭里原地团团转。

“亚历山大先生,”狄沙罗法官说,“我要叫一个法警来带走你的……宠物。”

那只狗真的已经完全失控。它吠叫着跳起来,前爪扑到坎贝尔身上。它被坎贝尔推开,又狂乱地兜圈子。坎贝尔两个法官都不理会。“安娜,你是自己一个人决定要提出这桩诉讼案的吗?”

我知道他为什么这样问。他要大家知道我有能力作像这么困难的决定。而我甚至想说谎,紧张得牙齿打颤。可是我想说的和我说出来的话并不完全相同:“我可以算是被别人说服的。”

这个信息我爸妈当然是第一次听到,他们目光如锤地砸到我身上。茱莉亚听到这个新闻,不自觉地发出一个小小的声音。坎贝尔一只手抹过他的脸,显然被这则新闻打败了。这正是为什么还是保持沉默的好,那比较不会毁了你的人生和别人的人生。

“安娜,”坎贝尔说,“是谁说服你的?”

我在这个孤单的星球、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座位里是如此渺小。我双手抱胸,想抱住我设法不让它溜走的唯一情绪:后悔。

“凯特。”

整个法庭变得死寂。在我能再开口之前,期待中的闪电打来了。我缩成一团,但是发现,我听到的声音不是地球裂开来要把我整个人吞进去。那是坎贝尔发出的声音,他倒在地上,他的狗站在旁边,用一种很人性的眼光在说:我早就警告过你了。

布莱恩

如果到太空旅行三年回来,地球上已经经过四百年。我想象自己是个航天员,并没有实际经验,可是我有个奇怪的感觉,我似乎刚刚旅行回来,回到了一个没有一件事合乎逻辑的世界。我以为我一直都在听杰西讲话,可是结果我根本没把他的话听进耳朵里。我小心地听安娜讲话,可是好像缺了一个片段。我试着回想她说的话,追踪它们,试着将它们合理化,就像古希腊人不知怎的发现天空的五个点,觉得它们看起来像女人的身体。

然后我醒悟了——我看错了地方。举例来说,澳大利亚的土著望着涂黑了的天空中希腊和罗马之间的星座,发现一只鸸鹋藏在南十字星下面没有星星的地方。黑暗的天空也有许多故事可说,和明亮的地方一样。

总之,当我女儿的律师倒在地上,癫痫症痛苦地发作时,我就是在想这些。

急救三步骤:维持呼吸道畅通、维持呼吸、维持心跳。维持呼吸道畅通对僵直性阵挛发作非常重要。我跳过围栏的矮门,必须把狗推开才能接近坎贝尔。它像个警卫,站在坎贝尔面前,看守他正在抽搐的身体。律师进入强直期,因为呼吸器官肌肉挛缩,发出用力呼吸的声音。他僵硬地躺在地上,四肢伸直。然后阵挛期开始了,他的肌肉呈现不规则的、连续性的抽搐。我将他的身体翻成侧卧,以防呕吐,然后我开始找能防止他在无意识时咬掉自己舌头的东西。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那只狗把坎贝尔的公文包撞倒,拖出某样看起来像是橡胶骨头的东西,但那其实是个咬合垫,狗把它放进我手里。我隐约察觉到法官在封锁法庭。我喊弗恩打电话叫救护车。

茱莉亚立即来到我身边:“他还好吗?”

“他会好起来的。只是癫痫发作。”

她看起来好像快掉眼泪了:“你不能帮他做什么吗?”

“只能等待。”我说。

她想碰触坎贝尔,我挡掉她的手:“我不明白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我不知道坎贝尔自己明不明白。我明白有些事情,没有先兆,便直接发生。

两千年前,夜晚的天空看起来和现在完全不一样,所以当你到那个时空,你会发现古希腊人认为星座和出生的日期有关,可是对照现今的星座和生日显然不一致。那叫作岁差:那时候人们认为太阳不是在金牛座,而是在双子座。一个人9月24日出生并不表示他是天秤座,而该是处女座。而且应该有十三个黄道星座,在射手座与天蝎座之间,有四天属于蛇夫星座。

这个说法可靠吗?地球的轴不稳定。生命也不像我们希望的那么稳定。

坎贝尔·亚历山大吐在法庭的地毯上,然后咳到清醒,进法官的办公室休息。“放轻松,”我说着扶他坐起来,“你刚才发作得很严重。”

他用手扶着头。“出了什么事?”

在发作前后出现失忆症是相当平常的事。“你失去了知觉。看起来像是癫痫发作。”

他瞄向我和恺撒帮他插上的点滴管:“我不需要那个。”

“你不需要才怪,”我说,“你不摄入抗癫痫药物的话,随时都会再倒到地上。”

他放松下来,背靠回沙发上,眼睛望着天花板:“我刚才有多糟?”

“很糟。”我说。

他轻拍法官的头——他的狗一直形影不离地跟着他。“好家伙。抱歉,我没听你的话。”然后他看向自己的裤子——湿了,发出尿骚味,那是癫痫症发作时的常见现象。“糟糕。”

“差不多。”我递给他一条我的制服裤子,那是我请恺撒顺便带过来的,“你需要帮忙吗?”

他摇头,试着用他没打点滴的那只手脱裤子。我一声不吭地帮他拉下拉链,帮他换裤子。我不假思索地这么做,就像我掀开需要救助的女人的衣服帮她们做心肺复苏。不过,我知道他尴尬得要命。

“谢谢。”他费劲地自己拉上拉链。我们安静地坐了一会儿。“法官知道吗?”他问。我默认,坎贝尔把脸埋进手掌里。“上帝!我就在众人面前出丑了?”

“你隐瞒多久了?”

“从一开始。我十八岁车祸后就开始这样了。”

“头部创伤的后遗症?”

他点头:“医生是这么说的。”

我双手在膝盖之间交握:“安娜很害怕。”

坎贝尔揉揉额头:“她……在作证?”

“嗯。”我说。

他抬头看我:“我必须回法庭。”

“还不行。”听到茱莉亚的声音,我们两个都转头看。她站在门口,两眼直盯着坎贝尔,好似以前从来没有见过他,我相信她一定没见过他这么狼狈的模样。

“我去看看我的队员报告填好了没有。”我呢喃地说道,留下他们俩。

事情并不总是像表面上呈现的那样。以一些星星为例,它们看起来像明亮的针孔,可是当你拿天文望远镜看它,你会看到球状星团,光是那一团就有几百万颗星星。比较不那么戏剧化的有三合星,像半人马座α就是这种聚星系统,但它看起来只是一对星星与一颗接近它们的红矮星。

非洲有一个土著部落,他们说生命是来自半人马座的第二颗星星,那颗星不用高倍数天文望远镜是看不到的。想到这里,古希腊人、澳大利亚土著、平原印地安人,他们都分别住在陆地上,彼此没有关联,他们同样看着昴宿星团的七姐妹星群,相信她们是七个年轻的女孩,要逃离威胁要伤害她们的人。

随你想象杜撰这个故事吧。

坎贝尔

唯一能和癫痫症发作后相比的感觉,是在参加完最好的兄弟会派对后,宿醉在人行道上醒来,然后马上被一辆卡车碾过。重新考虑后,我认为癫痫发作胜出。当茱莉亚走向我时,我一身的臭味,吊着点滴,快崩溃了。“它是一只癫痫狗。”我说。

“不是开玩笑吗?”茱莉亚伸出一只手让法官闻。她指向我旁边的沙发,“我可以坐下来吗?”

“癫痫不会传染,如果你是想问这个。”

“不是。”茱莉亚坐下来,只离我几英寸,近得我可以感觉她肩膀的热度,“坎贝尔,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上帝,茱莉亚,我连我爸妈都没说。”我试着越过她的肩膀看向走廊,“安娜在哪里?”

“这样已经有多久了?”

我想站起来,但只设法起身半英寸就没了力气:“我必须回法庭去。”

“坎贝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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