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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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有一双最不同寻常的眼睛。紫罗兰色的。”崔西仍然握着玛伦的手。
“噢，谢谢。”玛伦神经质地发出咯咯的笑声。
“真的是紫罗兰色的。”
“噢，是吗，我想是的。”
“你给艺术家做过模特儿吗？”
“噢……没有……”玛伦咯咯地笑。
“你应该考虑一下。”崔西说。
她把苹果送到嘴边慢慢咬了一口，她的双眼一直凝视着玛伦的脸。尼尔带着宠溺的微笑望着她们，卡玛拉的目光移向别处。她在乔希身边坐下来，从他的盘子里拿了块小饼干。
猴跳山
小木屋顶上都苫着茅草。这些名叫“狒狒小舍”和“豪猪栏”的住所都有手绘图案，边上是一扇木门，木门通往鹅卵石小径，小木屋的窗子都敞开着，这样客人就能在蓝花楹的飒飒声和海浪拍岸的阵响中醒来。柳枝编织的盘子里盛着精选好茶。中午时分，那些小心谨慎的黑人仆佣已铺好了床，清洗了精致的浴缸，给地毯吸过尘，将野花插进手工精制的花瓶里了。乌祖娃觉得奇怪的是，非洲作家工作坊居然在这里举办，在开普敦城外的猴跳山。这地方的名字本身就很不搭调，因为这儿有一种饱食终日的餍足感，在她想象中，这儿应该涌满了外国游客，跑来跑去给蜥蜴拍照，回到家以后还是基本上不明白为什么在南非，黑人比红头蜥蜴多。过后，她会知道是爱德华·坎贝尔选了这里，因为几年前他在开普敦大学教书时，周末常来这个地方。
但她不知道，这天下午就是爱德华来机场接她的，那个戴夏帽的老人，笑起来露出前面两颗长着霉菌斑的门牙。他吻了她两边脸颊。他问她在拉各斯领取事先付款机票有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他问她是否介意在机场等一下稍后抵达的一个乌干达人的航班，问她是否觉得饿。他告诉她，他妻子伊莎贝拉已经接走了参加这个工作坊的大部分来宾，他的朋友西蒙和赫敏来自伦敦（他们是有薪酬的工作人员），正在住地安排一个欢迎午餐。他和乌祖娃一起坐在机场抵达处的一张长椅上。他正了正扛在肩上的标示牌（上边写着那个乌干达人的姓名），告诉她，这时节开普敦的气候有多潮湿，他对工作坊的活动有多高兴。他说话时拉长每一个单词的音节。他的口音是英国人称之为“高尚体面”的，是尼日利亚富人们想要模仿而不料说出来却变得不伦不类招人笑话的那种。乌祖娃不知道是不是他选中了自己来这工作坊。也许不是，是由英国理事会确立标准和人选的。
爱德华起来走了一小会儿，坐下时离她近了一些。他打听她在尼日利亚的家乡在哪里。乌祖娃打了个大大的呵欠，借此希望他不再聊天。他却又重复了自己的问题，又问她是不是请假前来工作坊的。他专注地看着她的脸。他的年纪很难辨别，六十五岁至九十岁都可以说。她不能以他的脸庞来判断他的年岁，这张脸是令人愉快的，但也是未成形的，好像上帝造人时一巴掌把他拍到了墙上，然后在那张脸上涂抹出五官来。她含糊地笑了一下，说她在离开拉各斯之前刚刚失业——一份银行的工作——所以，不需要请假。她又打了个呵欠。他似乎很有兴趣了解更多，而她不想再多说了，所以，当抬头看见乌干达人正向他们走来时，她松了一口气。
乌干达人看上去睡意蒙眬。他三十出头，一张四方脸，深色皮肤，无需打理的头发紧绷绷地缠结成一个个小球。他和爱德华彼此握手时还朝对方鞠了一躬，然后转向乌祖娃含混地嗨了一声。他坐在“雷诺”车的前排。机场到住地路程很远，一路上眼前不断闪现悬崖峭壁，爱德华年纪虽大开车却很快。她提心吊胆了一路，最后总算看见了那些苫着茅草顶的度假屋和修饰得整整齐齐的小路。一个笑眯眯的金发女人领她去住那个名叫“斑马厩”的小木屋，里面有一张四柱大床，亚麻床品散发着熏衣草的香味。乌祖娃在床边坐了一会儿，然后起身打开行李，不时朝窗外张望，搜寻着可能藏身在冠盖如云的大树中的猴子。
扫兴的是，一只猴子都没有，过后他们坐在斜坡那儿的粉红大伞下用午餐时，爱德华会跟与会者说起，餐桌搁在栏杆旁边，他们俯身就能看见青绿色的大海。他指着每一个人给大家作介绍。那个南非白种女人来自德班，那个黑人来自约翰内斯堡。那个坦桑尼亚人来自阿鲁沙，那个乌干达人来自恩德培，那个津巴布韦女人来自布拉瓦约，那个肯尼亚人来自内罗毕，而那个塞内加尔女人，最年轻的一位（只有二十三岁），来自巴黎，她在那儿读大学。
爱德华最后介绍乌祖娃：“乌祖娃·奥干杜是尼日利亚人，她住在拉各斯。”乌祖娃环视了一下餐桌周围，不知道她会和谁结为朋友。那个塞内加尔年轻女人似乎最有可能，她眼睛里闪着与周围不协调的火花，还有她的法语口音，她的粗辫子上缠着的银色条纹发饰。那个津巴布韦女人的辫子更长却更细一些，装饰在发辫上的贝壳随着脑袋摆动也左右摇晃着。她似乎很亢奋，显得过于活跃，乌祖娃觉得自己也许会喜欢她，但也就像喜欢酒精饮料一样——适可而止。肯尼亚人和坦桑尼亚人看上去普普通通，几乎毫无特征——高个子、宽额头，留着未经修饰的胡子，穿着有图案的短袖衬衫。她觉得自己也许在不投入情感的状态下会喜欢这两个人，因为谁都喜欢没有威胁的人。对那两个南非人她不太吃得准：那个白人妇女有一张过于诚恳的脸，完全没有幽默感，一点都没化妆，那个黑人的脸相有一种耐心的虔诚，就像那些挨家挨户上门传道、就算每一扇门都向他关上还报以微笑的“耶和华见证人”。至于那个乌干达人，在机场时她就不喜欢他了，这会儿，由于他回答爱德华的提问时那种谄媚的样子（对爱德华说话时他的身子便倾斜过去，而对其他人则完全不是这样）就更不喜欢他了。他们每个人都轮流对爱德华说了几句话。他们都知道他是去年“利普顿非洲作家奖”的获得者，奖金有一万五千镑。他们有礼貌地叙聊各自的航班时爱德华没有介入。
他们吃完装饰有草叶的奶油鸡，喝过装在光滑的瓶子里的苏打水之后，爱德华站起来发表了欢迎演讲。他讲话时眼睛有些斜视，稀疏的头发在微风中飘拂，带来一股大海的气息。他一开始讲了他们已经知道的一些事情——这个工作坊将持续两周，这是他的倡议，不过，当然啦，钱是由“张伯伦艺术基金会”给予的慷慨资助，就像“利普顿非洲作家奖”也是他的倡议，资金支持也来自基金会的慈善家们，希望他们每人都能有一篇作品发表在《演讲》杂志上，每个房间都配置了手提电脑，他们将利用第一个星期来写作，在第二个星期评议各自的作品，乌干达人将担任这个工作坊的领导。接着他谈起了他自己，谈起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在牛津时非洲文学如何引起他的兴趣，继而成为他毕业追求的事业。他的眼睛频频瞟向乌干达人。那个乌干达人每次都以会心的点头来回应他的眼神。最后，爱德华向大家介绍了他的妻子伊莎贝拉（尽管大家已经见过她了）。他告诉大家，她是一个动物权利保护者，她是老非洲了，因为她在博茨瓦纳度过了自己的青少年时期。当她起身时，他表现出一副骄傲的样子，好像她的高身材和清瘦的优雅弥补了他外表的不足。她的头发是一种哑红色，修剪得当的一绺绺头发恰如其分地衬托出她的脸庞。她轻轻拍了拍头发说：“爱德华，其实，简单点儿就行了。”但乌祖娃觉得，是伊莎贝拉要求作这个介绍的，也许她还为此提醒过爱德华了，她说，亲爱的，别忘了在午餐时恰当地介绍一下我。她当时的声音可能非常微妙。
第二天早餐时，伊莎贝拉坐在乌祖娃旁边，就是用这种声音和她说话的，她说乌祖娃的身材骨骼相当精致优美，肯定具有尼日利亚王族血统。乌祖娃第一个反应是，伊莎贝拉是否在伦敦时就用王室血统来解释朋友的标致外表。她没有这样问，而是说——因为她不能反驳——她确实是一个公主，有着古老的血统，十七世纪时她的某个祖先曾俘虏过一个葡萄牙商人，还留下了他，在王室的笼子里骄纵地豢养着。她停下来啜了一口曼越橘汁，冲着杯子笑了起来。伊莎贝拉欢快地说，她总是一眼就能看出王室血统，她希望乌祖娃能支持她的反对非法狩猎运动，因为这种事太可怕了，太可怕了，人们正在杀死那么多濒于灭绝的大猩猩，他们甚至不是为了吃猩猩肉，根本不是为了吃兽肉，只是取用它们的生殖器作为时髦的活动而已。
早餐后，乌祖娃给母亲打了个电话，告诉她关于度假胜地和伊莎贝拉的事儿，母亲听了咯咯直笑，这时她感到很开心。放下电话，她在手提电脑前坐了很长时间，心里想着母亲有多久没有开怀大笑了。她在那儿坐了很长时间，把鼠标从一处移到一处，想着要给她的人物取一个比较常见的什么名字，比如裘玛，或者比较异国风情一些，比如伊巴莱。
裘玛和母亲一起住在拉各斯。她有一个恩苏卡大学的经济学专业学历，最近刚刚结束了国家青年服务期，她每个星期四都会买一份《卫报》，在招聘栏里搜寻工作机会，将自己的简历塞进马尼拉纸棕色信封寄给雇主。好几个星期都没有回音。最后，她终于接到一个电话，请她去面试。那人问了几个问题就说要雇她，然后，他走过来站在她的背后，把手伸过她的肩膀，从身后按挤她的乳房。她轻蔑地制止了他，“蠢货！请自重些！”随即就走人了。接下来几个星期又是毫无音讯。她去帮助母亲料理她的时装店。她寄出更多的求职信。第二个面试官是个女的，她说她需要一个有国外教育背景的人，裘玛离开时几乎失声大笑。又是几个星期毫无音讯。裘玛有几个月没见到父亲了，她决定去他位于维多利亚岛的新办公室看看他能否帮自己找到工作。他们会面的气氛很紧张。“你为什么一开始没来呢，嗯？”他问，装出一副愠恼的样儿，其实她知道生气对他来说更容易些，对于一个你伤害过的人，摆出生气的样儿当然更容易。他打了几个电话。他给她薄薄的一卷两百奈拉的钞票。他没有问她母亲的情况。她注意到他办公桌上有一张黄种女人的照片。她母亲曾相当精确地描述过这女人：“她非常漂亮，看上去是个混血种人，其实她并不算很漂亮，她那张脸像是一只熟透了的番木瓜。”
猴跳山的主餐厅低悬着一盏枝形吊灯，低得乌祖娃伸手就能够到它。爱德华坐在铺着白桌布的长餐桌一头，伊莎贝拉坐在另一头，与会者们分坐两侧。侍者端着菜盘进进出出时，硬木地板被踩得咚咚作响。鸵鸟肉拼盘。烟熏鲑鱼。橘汁鸡肉。爱德华敦促大家赶快吃鸵鸟肉。它真是棒极了。可是乌祖娃不喜欢吃鸵鸟肉，她甚至不知道鸵鸟肉居然可以食用，她这话一说出口，爱德华自然就大笑起来，他说鸵鸟当然是非洲人的一种主餐。每个人都点了鸵鸟肉，当乌祖娃点的鸡肉（柑橘汁放得太多）送来时，她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也该吃点儿鸵鸟肉。不管怎么说，那东西看上去像牛肉。她喝了很多酒，她一辈子都没喝过这么多酒，两杯下肚，她感到有些飘飘然的劲儿，就和那个塞内加尔人聊起了护理自然黑发的门道：不要用含硅产品，要多用乳木果油，只能在湿的时候梳头。她耳边刮到一句爱德华聊酒的话题：夏敦埃酒实在是寡淡无味。
后来，与会者们在那个露台上聚集在一起——除了那个乌干达人，他和爱德华、伊莎贝拉坐在另一边。他们一边拍着飞来飞去的昆虫，一边喝着酒，大笑着，互相取笑：你们肯尼亚人太听话！你们尼日利亚人太嚣张！你们坦桑尼亚人一点时尚感都没有！你们塞内加尔人被法国人洗脑了！他们聊着苏丹的战事、非洲作家群体的衰落，聊着书籍和作家。他们都认为达姆布德佐·马里契拉[46]很棒，阿兰·帕顿[47]有点纡尊降贵，而伊萨克·迪内森[48]是不可原谅的。那肯尼亚人说话时带有欧洲人惯常的腔调，他引用伊萨克·迪内森的话，说所有基库尤人[49]的孩子都在九岁时变得智力迟缓了。他们都大笑起来。那个津巴布韦人说阿契贝[50]很乏味，也没什么风格，肯尼亚人说那是亵渎，一把夺过津巴布韦人的酒杯，直到她放弃自己的看法，笑着说阿契贝当然是令人崇敬的。那个塞内加尔人援引索邦大学教授在课堂上的说法，认为康拉德的观点跟她本人的看法一致，她差点要吐出来了，好像她自己不能确定自己的观点似的。乌祖娃开始兴奋起来，咿咿呀呀，胡言乱语地模仿着康拉德笔下的非洲人，感觉甜丝丝的酒香味儿钻进了脑子里。那个津巴布韦人走路都踉踉跄跄的，一跤跌进了喷泉里，一头发辫都打湿了，爬出来时嘴里还胡诌着什么，她说她感觉到那里面有鱼在游来游去。肯尼亚人说他要把这细节写进小说里——度假胜地喷泉里想象中的鱼——因为他还不知道自己要写些什么。塞内加尔人说她的故事确实就是她自己的故事，故事说的是她怎样哀悼自己的女朋友，她的悲哀怎样促使她鼓起勇气对父母讲明真相，虽然他们并没有把她是女同性恋当回事儿，还在熟悉的男青年里给她撮合对象。那个南非黑人听说“女同性恋”似乎一惊，站起来就走了。那个肯尼亚人说南非黑人让他想起他的父亲，他父亲参加了“圣灵复活教会”而不跟邻居们说，因为他们都没有得救。津巴布韦人、坦桑尼亚人、南非白人和塞内加尔人都说起自己父亲的事情。
他们看着乌祖娃，她意识到唯独自己什么都没有说，有一刻，那酒不再让她的脑子晕晕乎乎的了。她耸耸肩膀含糊地说了一句，她父亲没什么可说的。他只是个普通人。“他在你的生活中吗？”那塞内加尔人语音柔和地问，那意思明显是认为没有。这是第一次，乌祖娃有点被她的法语口音给惹恼了。“他在我的生活中。”乌祖娃的声音带着一股平静的力量。“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给我买书，在我小时候，他给我念诗歌和故事。”她停了一下，所有的人都看着她，她又说，“他确实做了一些让我吃惊的事，也给我造成了伤害，但大致上还是让我吃惊吧。”塞内加尔人好像还想问更多的问题，但后来改变了主意，说她还想要点酒。“你会写你父亲吗？”肯尼亚人问，乌祖娃用强调的口气说：“不。”因为她从不相信小说可以医治心疾。坦桑尼亚人告诉她，所有的小说都有疗伤作用，具有某种类型的疗效，不管别人怎么说。
那天晚上，乌祖娃想尝试着写作，但她的眼球有点酸胀，脑袋也很痛，于是她上了床。早餐后，她坐在了电脑前，手里攥着一杯茶。
裘玛接到一个来自招商信托银行的电话，那是她父亲联系的几个地方之一。父亲认识那家银行的董事长。她心里燃起了希望，她知道所有在银行上班的人都开着挺不错的二手捷达车，在哥巴哥达有很好的公寓房子。副经理对她进行了面试。他肤色很深，长得很漂亮，眼镜架上的标志显得十分雅致，他跟她说话时，她竭力希望他多看自己几眼，可他没有。他告诉她，他们想雇她做市场营销，这就意味着要外出，要带进新的客户。她将和英卡一起工作。如果她能在试用期内拉进一千万奈拉存款，就可以得到长期职位。他说话时她连连点头。她已经习惯了被男人注意，而他看她的样子却根本不像是一个男人在看女人，这让她不免有些意气消沉，而她也不太明白他说要出去拉新客户是什么意思，两个星期后，她才搞懂了。她和英卡坐进了一辆配有空调的公务吉普车，开车的司机身着制服，她的手在光滑的皮椅上摩挲着，都不想再出去了，车子驶往位于伊柯伊[51]的阿尔哈吉家，富人阿尔哈吉像叔伯似的向她们露出亲切的笑容，不停地做着手势，大笑着。英卡以前来过几次，所以他拥抱了她，对她说些俏皮话，逗得她哈哈大笑。他看着裘玛。“这一位真不错啊。”他说。管家给她们端上带冰霜的饮料，阿尔哈吉对英卡说着话，却频频瞟向裘玛。接着他让英卡跟他靠近些，并向她解释他的存款账户需要更高的利息，然后又要她坐在自己的膝盖上——难道她不觉得他体格非常强壮，足以承载她的体重？英卡说他当然能够承载啦，然后就坐上了他的膝头，露出平静的微笑。英卡个子娇小，长相漂亮，她让裘玛想起了那个黄种女人。
裘玛对黄种女人的了解来自她的母亲。一个懒洋洋的下午，那黄种女人走进她母亲位于阿登尼朗·奥干桑亚街的店里。她母亲知道这黄种女人，知道这女人在跟自己的丈夫交往，这件事都有一年了，知道她丈夫为这黄种女人买了本田雅阁轿车和伊鲁皮尤的公寓。但真正让她抓狂的是这种羞辱：那黄种女人走进她的店里，看看鞋子，打算用那些其实属于她丈夫的钱来买鞋。所以她母亲抓住那黄种女人针织衣的后背，尖声大叫：“偷人丈夫的破鞋！”那几个女店员也一起过来扇打那黄种女人，打得她蹿回车上。裘玛的父亲得知此事，冲着她母亲大喊，说她的行为像是一个街上的野女人，让他丢脸，也羞辱了她自己，却让一个无辜女人遭受了一场无妄之灾。然后，他就离家而去。裘玛在国家青年服务期满回家后注意到父亲的衣橱空了。埃罗姨妈、罗丝姨妈和乌其姨妈都来了，对她母亲说：“我们和你一起去求他回家来，或者，我们以你的名义去求他回家。”裘玛的母亲说：“决不，绝对不行，我不会去求他。够了。”芬咪姨妈来了，说那个黄种女人用迷药把他拴在了身边，她认识一个很好的巴巴拉我[52]，可以用解药解除这种魔力。裘玛的母亲说：“不，我不会去找那人的。”她的生意也开始走下坡路了，因为以前裘玛的父亲一直在帮她从德班进货。她现在只好低价出货，在《快乐与城市人民》上打广告，开始在阿巴[53]的鞋厂备货。裘玛这天上午坐在阿哈尔吉家的客厅里穿的就是这种鞋子，她看着英卡坐在那富人的膝盖上，聊着招商信托银行的存款账户利息。
一开始，乌祖娃试图不去注意爱德华经常凝视她身体的眼神，他的目光从不瞟向她的脸，总是落在低一些的部位上。工作坊的例行日程每天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八点早餐，一点午餐，六点在大餐厅吃晚餐。第六天，天气异常酷热，爱德华拿出第一个故事让大家进行评论，是那个津巴布韦人写的。与会者们坐在平台上，爱德华分发完材料后，乌祖娃看见阳伞底下的座位都坐满了。
“我坐太阳底下没关系。”她说着就站起身来，“我站在你旁边可以吗，爱德华？”
“我更喜欢你躺在我旁边。”他说。这是潮湿而燠闷的时刻，远处鸟语聒噪。爱德华咧嘴一笑。只有乌干达人和坦桑尼亚人听见了他的话。乌干达人笑了起来，乌祖娃也笑了，因为这话挺逗也挺机智，她告诉自己，你真得这么想。午餐后，她和津巴布韦人一起去散步，她们在海边驻足捡贝壳时，乌祖娃把爱德华说的话告诉了她。但津巴布韦人似乎心不在焉，说话比平时要少，也许还挂虑着自己写的那个故事。乌祖娃这天晚上看了。她想着这故事未免太虚夸了，但她喜欢这种故事，让人赏心悦目，而又小心翼翼地给联想留出空白。听上去很熟悉，又很逗，这是一个关于哈拉雷[54]中学教师的故事，一个五旬节派牧师告诉他，他和他妻子如果不去向一个女巫忏悔，就永远不会有孩子，因为是她锁住了他妻子的子宫。他们相信女巫就是隔壁邻居，每天早上，他们都大声祷告，用圣灵的语言炸弹去轰炸邻居的篱笆。
第二天晚上，津巴布韦人朗读了一个片断之后，餐桌上出现了短暂的沉默。这时，乌干达人开口说，这篇文章很有力量。那南非白人也热心地点头。肯尼亚人不同意。他说，某些句子很难听出意思来，不明白说的是什么，他读到过这样的句子。坦桑尼亚人说最好是完整地看一个故事，而不是只言片语。是的，肯尼亚人说，这才能看出名堂来。接着，爱德华说话了。这个故事在写作上当然很有野心，但故事本身却带出一个问题：“那又怎样？”当你考虑到在穆加贝可怕统治下的津巴布韦发生的其他所有事情，那种事儿就太“passe”（过时）了。乌祖娃瞪着爱德华。他说“passe”是什么意思？一个故事怎么会“passe”呢？但她没有问爱德华是什么意思，肯尼亚人没有问，乌干达人没有问，而那津巴布韦人只是把发辫从脸庞边梳理开去，装饰的贝壳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大家都没有做声。稍后，他们都打起呵欠，互道晚安后就回自己房里去了。
翌日，他们谁也不提昨晚的话题，只是聊起炒鸡蛋怎样炒得蓬松，晚上风儿刮着蓝花楹枝叶在窗上弄出的飒飒声音显得那么诡异。晚餐后，塞内加尔人开始朗读自己的故事。那是一个有风的夜晚，他们关上了门，把风吹树叶的飒飒声关在了门外。爱德华的烟斗吞云吐雾，整个房间烟气氤氲。塞内加尔人写的是葬礼的场面，她读了两页纸，时常停下来啜一口水，读到动情处，她的声音会变得厚重起来，所有的“t”听上去都像是“z”。读完后，大家都转向爱德华，包括乌干达人，他好像忘记自己是工作坊的领导了。爱德华沉思着嚼着烟斗，然后说，像这类同性恋故事恐怕不能真实地反映非洲。
“哪一个非洲？”乌祖娃冲口而出。
南非黑人在座位上挪了挪身子。爱德华继续嚼着烟斗。接着他用那种像是大人看教堂里不安分的孩子的眼光看着乌祖娃，说他谈论非洲，并不是以一个牛津出身的非洲学者的口吻，而是作为一个关心真实非洲的人，拒绝将西方的观点强加给非洲。津巴布韦人、坦桑尼亚人和南非白人在爱德华开始说话时都摇起头来。
“也许现在确实已是二年了，但一个非洲人怎么去跟家人说自己是同性恋？”爱德华问。
塞内加尔人突然冒出一串让人费解的法语，流畅地说了一分钟之后，又说：“我是塞内加尔人！我是塞内加尔人！”爱德华也用同样流利的法语回答她，接着又用英语，脸上挂着温和的笑容，“我想她喝了太多优质的波尔多葡萄酒了。”一些与会者咯咯地笑了起来。
乌祖娃第一个离开。她走近自己房间时，听见有人在喊她，她停下脚步。是肯尼亚人。那津巴布韦人和南非白人也在一起。“我们去酒吧坐坐吧。”肯尼亚人说。她不知道塞内加尔人去什么地方了。在酒吧里，她喝了一杯酒，听他们聊起猴跳山的其他宾客——所有来这儿的人都是白人，他们都用疑惑的眼光看着这批参加工作坊的人。肯尼亚人说，有一次，他在游泳池旁边的小路上碰到一对年轻伴侣，他走近他们时，他们停下来后退了几步。那南非白人说她也遭受过疑惑的眼光，也许因为她只穿了一件肯特图案的系带衬衫。坐在那里，凝视着外面的黑夜，聆听着周围柔和的饮酒谈话声，乌祖娃感到自己心底爆发出一股自我厌憎。当爱德华说“我更喜欢你躺在我旁边”时，她不该笑的。这一点都不好笑，一点都不好笑。她恨这个，恨他脸上咧嘴而笑的样子，恨他露出牙齿上的绿霉斑，恨他总是盯着她的胸部而不是她的脸看，恨他的目光总是在她身上爬动，而她却还像只发狂的鬣狗似的大笑。她放下喝了一半的酒说：“爱德华总是盯着我的身子看。”肯尼亚人、南非白人和津巴布韦人都瞪着她。乌祖娃又重复了一遍：“爱德华总是盯着我的身子看。”肯尼亚人说，从第一天起就很清楚了，这人很可能在上那个骨瘦如柴的老婆时，心里希望那是乌祖娃；津巴布韦人说，爱德华总是不怀好意地盯着乌祖娃看；南非白人说，爱德华从来没有这个样子看过白种女人，因为他觉得乌祖娃是一个毋需加以尊重的幻觉。
“你们都注意到了？”乌祖娃问他们。她有一种奇怪的被背叛的感觉。她站起身向自己房里走去。她给母亲打了电话，但那个机器声总是说：“您所拨打的电话现在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她只好挂了电话。她不能写信。她躺在床上，醒了很长时间，终于蒙眬睡去时，已是黎明了。
这天晚上，坦桑尼亚人朗读自己的谋杀案故事，事情发生在刚果，是从一个民兵的视角来写的，那民兵是个极度好色的家伙。爱德华说这篇小说搞不好会变成《演讲》杂志的事件报道，故事显得丝丝入扣，又很切题，很容易变成一则新闻。乌祖娃觉得这故事听上去像是《经济学人》杂志里的一篇文章，旁边可配上卡通人物漫画。但她没有说出来。她回到自己房间，虽然感到胃痛，却还是打开了电脑。
裘玛坐在那儿看着英卡，她坐在阿尔哈吉的膝盖上搞定银行账户，觉得自己好像在演戏。她在中学时写过几个剧本。她们班在校庆时曾演出过其中的一出剧，剧终时，大家站在舞台上接受观众的热烈鼓掌，校长说：“裘玛是我们的未来之星！”她父亲也在场，坐在她母亲旁边，鼓着掌，微笑着。可是当她说起想把文学作为大学专业时，父亲却对她说文学不能养活人。他说的就是“养活人”。他说她必须攻读文学以外的专业，但可以把写作当成业余爱好。阿尔哈吉的手指正轻轻地抚过英卡的胳膊，他说：“不过，你知道萨维那联合银行上星期来找过我的。”英卡仍然面带微笑，裘玛不知道她的腮帮子有没有感到酸痛。她想起自己床底下一个金属盒子里藏的故事书。父亲在书上写了一些旁注：很棒！陈词滥调！非常好！不清楚！这是他为她买来的小说，母亲觉得读小说是浪费时间，裘玛最需要读的是课本。
英卡叫了一声，“裘玛！”她抬起头来。阿尔哈吉正在对她说话。他看上去近乎有些羞涩的样子，眼睛都没有对着她看。他对裘玛的态度和对英卡有点儿不一样。“我在说你太漂亮了。为什么没有一个大人物来把你娶走呢？”裘玛笑了笑没说话。阿尔哈吉说：“我同意把我的账户开在招商信托银行，但你得做我的联系人。”裘玛不知道该如何回答。“当然可以，”英卡说，“她来做你的联系人好了。我们会照顾好你的账户的。啊，谢谢你哦，先生！”
阿尔哈吉站起身来说：“过来，过来，我上次去伦敦时买了一些好香水。我给你们拿些回去吧。”他朝里面走去，然后转过身来说：“来呀，来呀，你们两个。”英卡跟了上去。裘玛站起来。阿尔哈吉又转过身来，等着她跟上来。但她没有跟上去。她转身向门口走去，打开门，走到明亮的阳光下，走过吉普车（司机坐在里面，车门打开着，他正在听收音机）。“阿姨，阿姨，出什么事了？”他喊道。她没有回答。她向前走去，走去，走过高高的大门，走到了街上，她在街上打了一辆出租车直奔办公室，清理了自己几乎是空荡荡的办公桌。
在海浪拍岸声中，在腹部一阵阵抽搐之中，乌祖娃醒了。她今晚不想朗读自己的作品。此刻也不想吃早餐，不过她还是去了，泛泛地跟大家道了早安，露出泛泛的微笑。她坐在肯尼亚人旁边，他向她俯身过来，悄声说，爱德华告诉塞内加尔人说他梦见你赤裸的肚脐了。乌祖娃看着塞内加尔人，她脸色红润，眼睛望向窗外的大海，正专注地把茶匙送到自己唇边。乌祖娃很羡慕她那种自信的平静。她听到爱德华对别人说起这种暗示性的言语，感到很烦躁，她不知道自己生的是哪门子气。她看见他朝她抛媚眼了？她想到这儿就不舒服，想到晚上要朗读小说。
想到下午，再联想到午餐，心里就觉得不舒服，她问塞内加尔人，爱德华说到她赤裸的肚脐时，她是怎么说的。
塞内加尔人耸耸肩膀说，不管那老男人有多少个梦，她只是一个快乐的女同性恋，所以，没有必要对他说什么。
“可是我们为什么总是沉默呢？”乌祖娃问。她抬高了声音，看着其他人。“我们为什么总是什么都不说？”
他们面面相觑。肯尼亚人对侍者说水变温了，他要再加点冰。坦桑尼亚人问侍者来自马拉维的什么地方。肯尼亚人问厨师是不是也来自马拉维，好像所有的侍者都来自马拉维。津巴布韦人说她不在乎厨师来自哪里，可这猴跳山的食物实在太恶心了，所有的肉食都跟奶油似的。其他人也七嘴八舌地说了起来，乌祖娃都听不清谁在说什么。想象一下，一个非洲人的聚会却没有米饭，凭什么餐桌上禁止啤酒，就因为爱德华说喝酒才够劲吗，爱德华觉得酒才够劲，可他还说早餐八点开始太早了，别在乎爱德华那个“正点”时间的说法，他那烟斗里的气味可真够让人作呕的，不管怎么说，他还是先拿定主意自己到底要抽什么烟，别再用烟斗来抽半截子卷烟了。
只有那个南非黑人一声不吭。他看上去很失落的样子，两手紧攥住膝盖，他说爱德华是个老人了，他对别人没有恶意。乌祖娃冲着他大吼：“就因为你这种态度，所以他们才会来杀你，把你赶到镇上去，还问你要通行证，然后叫你用自己的手爬着走！”她停下来，向对方道了歉。她本不该说这话的。她本来不想扯高自己的嗓门。那南非黑人耸耸肩，好像明白魔鬼总是要钻空子似的。肯尼亚人看着乌祖娃。他低声告诉她，她其实并不仅仅是生爱德华的气。她的目光挪了开去，心想“生气”是一个恰当的字眼吗？
过后，她和肯尼亚人、塞内加尔人一起去了纪念品商店，坦桑尼亚人想买人造象牙做的首饰。她们嘲笑坦桑尼亚人对首饰的兴趣——他也是个“基佬”吗？他大笑着说他的可能性是无穷的。接着他又郑重地说，爱德华是个很有门路的人，他能为他们在伦敦找到版权代理，没必要得罪这个人，没必要对机会关上大门。比如他，可不想在阿鲁沙[55]那个教师职位上终老一生。他好像在对着每个人说话，但眼睛只看着乌祖娃。
乌祖娃买了一条项链戴上，她很喜欢那个贴着喉咙的白牙坠子。那天晚上，伊莎贝拉看见她的项链微笑起来，“我希望人们像喜欢真象牙一样喜欢人造象牙，这样就可以放过动物。”她说。乌祖娃微笑着说这确实是真象牙，但心里有些吃不准是否应该再加上一句，说她是在王室狩猎中亲手杀过大象的。伊莎贝拉大吃一惊，一副很受伤的样子。乌祖娃抚弄着那个塑料坠子。她需要放松一下，在开始念诵自己的作品时，她一遍又一遍地这样对自己说。念完后，乌干达人第一个发言，他说这是一个很有力的故事，非常令人信服，他那颇有把握的语调让乌祖娃很吃惊，甚至比他说的话更令她吃惊。坦桑尼亚人说她把拉各斯的味道和声音捕捉得很准，第三世界的城市都难以置信地相似。南非白人说她讨厌第三世界这种说法，但很喜欢对尼日利亚妇女真实经历的描绘。爱德华身子往后倾去，说：“这根本不像是真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对不对？女人根本不可能成为这种粗陋方式的受害者，这种事情当然不会发生在尼日利亚。尼日利亚妇女有很高的地位。如今最有权势的内阁部长就是女性。”
肯尼亚人插进来说他喜欢这个故事，但不相信裘玛会放弃这份工作，她毕竟是一个没有其他选择的女人，所以，他认为结局不怎么靠谱。
“整个故事都不靠谱。”爱德华说，“这是一种老套的写作，却不是发生在真人身上的真实故事。”
乌祖娃内心开始退缩了。爱德华还在发言。当然，你不得不佩服叙述本身，那倒还是相当不错的。他看着她，他眼中胜利者的神色惹得她起身哈哈大笑。与会者都瞪着她看。她笑了又笑，他们都看着她，她抓起自己的稿子。“不是发生在真人身上的真实故事？”她质问他，眼睛盯着爱德华的脸，“我唯一没有搁进去的情节是我离开了同事，走出阿尔哈吉家后，我钻进了吉普车，让司机带我回家，因为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坐他的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