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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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新婚丈夫把他沉重的身子压到了我身上，这时我被弄醒了。他的胸部几乎碾平了我的胸脯。
“早上好。”我说着睁开睡意蒙眬的眼睛。他咕噜着，那声音也许是对我问候早安的回答，也许是他行事的习惯招数。他抬起身，使劲拽我卷到腰上的睡袍。
“等等——”我说，自己把睡袍脱了下来，这样或许就显得不那么匆忙。但他把嘴唇贴到了我的嘴上。他们安排我的婚姻时还忘了提起一件事——隔夜的嘴巴冷冰冰潮腻腻的，就像嚼过头的口香糖，那气味闻上去有如奥吉贝特市场的垃圾桶。他身子一动起来，呼吸就变得急促了，好像他的鼻孔太小不够空气流通似的。他最后完事时，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压在了我身上，甚至包括那两条腿。我一动不动，直到他翻身下床，走进浴室。我套上了睡袍，那长度刚好盖过屁股。
“早上好，宝贝儿。”他回到房间时说。他把电话机递给我。“我们得给你的叔叔婶婶打个电话，告诉他们我们平安到达了。只能说几分钟，电话打到尼日利亚差不多是一分钟一美元。拨011，再拨234，然后拨他们家的号码。”
“这就行了？”
“是啊，先拨国际代号，再拨尼日利亚的号码。”
“噢。”我说着拨了十四位号码。我的两腿之间又粘又痒。
电话线里传出静电噼啪作响的声音，那声音穿越大西洋而去。我知道伊柯叔叔和阿巴婶婶会用温和的声音和我说话，他们会问我吃了什么，美国天气如何。可我的任何回答都不会让他们记在心里，他们问你什么只不过是问问你。伊柯叔叔也许会对着电话微笑，当他告诉我给我找到一个完美的丈夫时，当“超级鹰”[80]在亚特兰大奥运会上赢得足球比赛金牌时，他脸上也浮现出那样的微笑。
“美国的医生呢。”他笑容满面地这样说，“还能找到比这更好的吗？奥福迪尔的母亲正在为他物色妻子，她很担心他会找个美国人。他已经离家十一年了。我把你的照片给了他母亲，却一时没有得到回音，我还以为他们找了别的人家了。可是……”伊柯叔叔把自己的嗓音一点点压下去，让脸上的笑容一点点绽放开来。
“好的，叔叔。”
“他会在六月初回家，”阿巴婶婶说，“你们结婚前会有许多时间去了解对方。”
“是的，婶婶。”许多时间是两个星期。
“我们还有什么没为你做到呢？我们把你当自己的孩子一样抚养成人，现在，我们又为你找了个好丈夫！一个美国的医生！这好比我为你中了一个大奖！”阿巴婶婶说。她的下颏上有几根稀疏的毛发，她说话时就扯着其中的一根。
我为所有的事情感谢他们——为我找到一个丈夫，把我带进他们家里，每两年为我买一双新鞋。这是我唯一能够避免被说成是“不知好歹，忘恩负义”的办法。我不能提醒他们的是，我为了上大学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参加联合招生委员会的考试，在我读中学期间，我在阿巴婶婶的面包店里卖出的面包，比恩努古所有其他的面包店都要多，而家里的家具和地板擦得锃亮，也完全是因为我。
“打通了吗？”我的新婚丈夫问。
“占线。”我说。我把目光挪开去，以免他看见我脸上释然的表情。
“是忙音。美国人都叫忙音，不是占线。”他说，“过会儿再打。我们吃早饭吧。”
他从一个浅黄色袋子里拿出薄煎饼来解冻。我留神看他在白色的微波炉上揿了哪个按钮，用心记下这一切。
“烧一些开水泡茶。”他说。
“需要加奶粉吗？”我问，一边把茶壶拿到水槽上。水槽两边积着棕褐色的污垢，好像剥落的棕色油漆。
“美国人喝茶不加奶和糖。”
“是这样吗？那你喝茶也不加奶和糖？”
“不加，我早已经习惯这一套了，你也会习惯的，宝贝儿。”
我在自己那块软塌塌的薄煎饼前边坐下——比家里的那种有嚼头的饼薄多了——寡淡无味的茶也让人难以下咽。门铃响了，他站起来。他走路时两只手会甩到后背上，我之前没注意到过，我根本没时间去注意这些。
“我昨天晚上听到你们回来了。”门口说话的声音是个美国人，语速很快，彼此聊上了。叽里咕噜，叽里咕噜，伊菲姨妈会这样说，快，就是快。“等你回家探亲时，你说话就会叽里咕噜地像个美国人了。”她这么说。
“嗨，谢莉。谢谢你帮我保管邮件。”他说。
“没事儿。你的婚礼怎样？你太太在吗？”
“在，进来打个招呼吧。”
一个铁灰色头发的女人走进了起居室。她身上穿着粉红色长袍，腰间的束带打了一个结。从她脸上的皱纹来看，年龄大概在六十到八十岁之间，可我见过的白人不多，所以猜不准人家的岁数。
“我叫谢莉，住在3A室。很高兴见到你。”她说着和我握了握手。她鼻子里发出像是伤风感冒的声音。
“欢迎你来。”我说。
谢莉停顿了一下，好像有点诧异。“噢，我得让你们继续用早餐，”她说，“等你们安顿好以后，我再下来看你们。”
谢莉很快就出去了。我的新婚丈夫去关上门。餐桌的一条腿有点短，桌子搁不平，像跷跷板，他靠在桌上说：“你应该说‘嗨’，而不是‘欢迎你来。’”
“她好像不是我同辈的人。”
“这儿不讲究这个。所有的人打招呼都是‘嗨’。”
“知道了。”
“顺便说一声，我在这里不叫奥福迪尔。我叫戴夫。”他说，一边低下目光看着谢莉交给他的一叠信。好几封信的信封地址栏上都写了几行字，好像寄信人封好信后才想起要加几句什么话。
“戴夫？”我知道他没有英语名字。我们的婚礼请柬上标明的是：奥福迪尔·埃美卡·乌丹瓦和奇娜查·阿加莎·奥卡福。
“我在这儿的姓氏也和尼日利亚的不一样。美国人要记住乌丹瓦很难，所以我改了。”
“叫什么？”几个星期前，我还在努力适应乌丹瓦这个姓氏。
“叫贝尔。”
“贝尔！”我曾听说叫华图卢查的到美国后改成了华图卢，叫奇克卢果的改成了对美国人来说更具亲和力的奇克尔，可是怎么把乌丹瓦改成了贝尔？“这个姓氏跟乌丹瓦根本就沾不上边啊。”我说。
他站起来。“你不理解在这个国家里是怎么做事的。如果你想尽可能跻身主流社会，你就得这么做。如果你不想，你就会被边缘化。你在这里必须用一个英文名字。”
“我从来没有用过英文名字，我的英文名字只是写在出生证明上的几个单词。我有生以来只叫奇娜查·奥卡福。”
“你会慢慢习惯的，宝贝儿，”他说着伸手抚摸着我的脸颊，“你会明白的。”
第二天，他为我填写了社会保险申请表，在姓名一栏里，他填上了阿加莎·贝尔。
我们这个社区叫弗莱布斯，这是我新婚丈夫带着我汗渍渍地走在闷热嘈杂的街上时告诉我的，那条街上的气息闻着有一股冻鱼味儿，像是在冰箱里搁得太久的冻鱼。他要教会我如何采购日用品，如何乘坐公交车。
“朝着四周看，不要总是低垂着眼睛。朝四周看。你很快就会习惯这样。”他说。
我让脑袋左一下右一下地转动着，以向他表明我是遵照他的指示在做了。餐馆阴暗的窗子上用印刷体歪歪扭扭地写着地中海与美国绝佳美味，街对面有一家洗车店，“三块五洗一次”的广告用粉笔写在靠在一堆可乐罐和纸屑的黑板上。人行道边上到处是豁口，活像被老鼠啃过似的。
在装有空调的公交车里，他告诉我往哪儿投币，怎样按车壁上的按钮表明自己到站了。
“这里不像尼日利亚，你可以冲着售票员大喊大叫。”他用嘲讽的口吻说，好像他生来就是优越的美国人。
在“关键食品”超市里，我们从一条通道慢慢走到另一条通道。我留意着他把一块包装牛排放进购物车。我真想摸一下那块肉，看看肉的颜色，就像我以前常在奥格贝特市场做的那样，在那儿，屠夫甩给你一块新宰切的肉，嗡嗡叫的苍蝇便围了上来。
“我们能不能买这种饼干？”我问。那种蓝色包装的伯顿多料茶饼干看上去有些眼熟，我不是想吃饼干，只是想往购物车里搁进一些熟悉的东西。
“这叫寇克饼，美国人把饼干叫做寇克饼。”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