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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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这并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理论问题,占有一件没有任何人需要的东西能否算偷”? ——历史学家批注

[4]根据后来的统计,在大洋国,出生于1958年的孩子23%都是孤儿或半孤儿。顺便提一句,本文的作者也在孩提时代成了半孤儿,受到继父的肉体虐待。这实在不是一种令人羡慕的命运! ——历史学家批注

[5]看起来,大洋国直到那时一直都在追害宗教,以至于分不清天主教和伊斯兰教。顺便提一下,穆罕默德·斯坦雷代表的宗教派别,既不是什叶派,也不是逊尼派,而是属于一种听取自由意志、无需祷告的派别,该教派认为每个人自己就可以与真主建立联系,人们没有必要所从安拉的教导。这是一种逻辑教义,看起来相当民主,就像某家所谓的“学院研究所”实行的那样,所长强追所里的同事接受他自己的历史概念! ——历史学家批注

[6]这句格言出自卡尔·马克思。一个秘密警察竟如此无知,其实也不用大惊小怪。值得指出的是,在欧亚国“比较有修养的”阶层也未必拥有更多的知识。我们要知道,比方说在我们研究所包括所长在内的同事中,恐怕也没有几个人知道这句引语的出处。——历史学家批注

47 关于绑架事件的官方公告

大洋国通讯社接受委托发布公告如下:

在伦敦附近,一批恐怖分子扣押了一支正在执行任务的精神保卫局小分队。他们提出无理要求,并威胁将以卑鄙的手段杀害那些作为人质遭到非法绑架的保安人员。

我党宣布,扣押人质是破坏国家秩序与人权的严重犯罪行为。[1]因此,我们不能屈服于平民恐怖分子 (大多数是移民来的阿拉伯工人的后代) 施加给我们的压力。

现在所有那些嘴上挂着“谈判”和“人道主义”的家伙,实际上都是那帮聚众闹事者的精神支持者。因此我们要对他们实行专政,坚决打击恐怖分子。

[1]我们不喜欢做浮浅的比较,但这一定罪还是让我们联想到某些学术权威的思维方式,他们只要遇到一点点反对,就立即给对方扣上“暴力”的帽子。是的,亲爱的读者,首先想到的是我的上司、研究所所长,我之所以很难心平气和,是因为我已经忍无可忍! ——历史学家批注

48 知识分子改革委员会8月18日会议的记录

出席者:史密斯,安普尔福思,赛麦,米勒,维特斯。

史密斯提议,(1)公开声援示威民众并与他们建立联系; (2)对恐怖行动给予行定;(3)要求政府下台;(4) 惩罚涉嫌杀人的精保局人员。

裘莉亚: 史密斯的提议无法接受。知改委要严肃认真地与不负责任的平民暴动划清界限。对史密斯来说,团结只不过是个借口。他是想借此为运动招募追随者。但不是所有的借口都是对的。

安普尔福思: 为什么非要在这件事上表态? 平民不该在纪念碑前撒尿,警察也不该逮捕那两位平民。现在一切都会赖到我们头上。

维特斯: 正因如此,我们才应该表态。我们要谴责平民的行为,同时也要抗议精保局的暴力镇压。在这桩人质事件中,知改委要不要从中扮演调解人的角色?这样一来,史密斯的一部分提议也可以实现。在纪念碑前撒尿,本身是件不文明的事。

史密斯: 对保持英雄纪念碑的清洁不感兴趣。认为出面调解的建议简直是胡扯。一切都是胡扯。只有跟平民建立联系才是正事。

裘莉亚 (讥讽):那我们干脆放弃改革的方案,跟老百姓一起到战争纪念碑前撒尿去好了。问题是,那些在战争中牺牲的战士们的家属将作何感受?要是以后精保局的警察们将所有恐怖行为都归罪于知改委该怎么办?

史密斯(毫不在乎):爱怎么归罪就怎么归罪!我才不管他们呢![1]

裘莉亚 (继续) : 要是整个的人质事件都是精保局策划的该怎么办?

史密斯(语调尖刻):你别忘了,米勒女同志,《时代》文学副刊和星期一倶乐部也是精保局的人策划的。但我们没必要为此舔一辈子精保局的屁股。

赛麦:坦率地说,我们确实应该跟平民建立联系,不为别的,就为了争取他们的支持。政治有自己的逻辑,政治不是咖啡馆聊天。如果我们袖手旁观,如果我们扼住那只可能结束暴君性命的手,那么我们还不如不议政呢,而是把《哈姆雷特》当做我们的计划好了。

裘莉亚: 认为赛麦的话是人身攻击,所以一气之下甩手而去。(离开了会场)

史密斯: 为裘莉亚的离去感到非常遗憾。但仍旧坚持自己的建议: 有谁同意跟巴基斯坦人取得联系?

安普尔福思和赛麦表示同意,维特斯提出的前提条件是,首先要与恐怖行动划清界限。

史密斯宣布,多数成员通过了他的提议。

[1]史密斯的这个绝不讨价还价的革命态度实在令人钦佩!现实中确实有这样的时刻,别的什么都可以忽略不计!推翻暴政如此,鞭挞学院研究所内贪污腐化、高高在上的领导层也是如此。此时此刻,我也不在乎所长对我的看法,尽管我还不知道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鞭挞。然而事实上是,这里进行的一切勾当,早就应该被揭露!而且是以人类尊严和科学良心的名义! ——历史学家批注

49 裘莉亚谈自己与知改委决裂

我与史密斯分道扬镳。不,我并没有背叛我过去的信念,只是远离了政治漩祸。我含着眼泪坐在《哈姆雷特》空了半场的观众席上(狂热的学生们这时都去参加政治集会或安普尔福思的音乐会,更何况,当时是夏天)。我坐在那里,心里盘算着等暴风雨过去之后,我什么都不干,只搞戏剧。因为只有戏剧最有意义。我将把莎士比亚、本·琼森和萧伯纳的戏剧搬上舞台,他们的作品是永恒的。的确,不存在完美的制度,只要一个制度可以让《哈姆雷特》顺利公演,不会让观众在看戏的时候联想到自己悲惨的命运,这个制度就不再可怕。[1]当时我已经——无论是在核心党内,还是在精神保卫局里——看到了那些想从老大哥的暴政迷幻中挣脱出来、想要建立一个良好体制的力量。我承认并相信,我站在同一面年轻、革命、曾引导我与暴政作斗争的旗帜下: 我是温和派! 不能用狂热对付狂热,不能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因为那样我们会陷入一个魔圈里。今天,真正的革命者并不寻找冲突。想来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策略,尽管史密斯当时并不想看到这一点。

[1]虽与原文无关,但我还是想说:我之所以没能涨工资,就是因为所有人参加了上司的生日晚会,只有我以生病为由没有露面。当时上司写的关于大洋国经济生活的新书刚刚出版。拍马屁的同事热热闹闹地祝贺他,上司——充满快感地——亲自在自己的烂书上为他们签名。我真想杀了他!——历史学家批注

50 奥勃良谈与史密斯的决裂

自打我得知史密斯想与阿拉伯人[1]建立联系,我就与他决裂了。我对他明言:“伙计,这是一个愚蠢的主意。我一点儿也不反对他们集会,讥讽,唱歌。甚至,尽管我认为征集签名也不是件好事,但我能容忍。但是与平民为伍!算了吧!这个——你别在意——我不会参加。你们愿意做你们自己去做。我不想做这种火上浇油的事。我顶多充当灭火者,但也不太情愿。”

我读了他们的宪章。那还是幸福的派逊斯,那个很容易睡觉的历史学家从《大宪章》《独立宣言》和早期布尔什维克的狗屁文章里剪出来的。都是些空洞的废话,“每个人都为自由而生……”真是笑话。[2]

再者说,当时我差一点离开精保局。那帮处理人质事件的家伙,都是些无与伦比的懦夫,他们愁眉苦脸,束手无策。有些精保局警官忧心忡忡地说,那些,人质都有家庭,有孩子。这是什么屁话,难道那些阿拉伯人就没有孩子? 没错,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对自己也要狠一些,我对他们讲。因为如果我们现在放人,马上就会爆发一场雪崩。

我是对的。那个还活着的阿拉伯人被释放,精保局一位高官在电视里闪烁其词地道歉(我这辈子也不会忘记那份耻辱),老百姓为遇害者举行罢工。现在他们才不管我们后不后悔:要求政府下台,惩罚凶手!

我们为放回来的精保局人员举办了一个盛大的晚宴。精保总局局长、核心党的全部高官和欧亚国大使纷纷出席。气氛欢乐,也许欢乐得过分。他们嘲笑那些突然异想天开、想要自由传播伊斯兰(一种宗教! )的老百姓。精保局局长笑逐颜开地指着城郊的方向说: “这个地方,交给你们了。”

[1]原文如此。本书中穆罕默德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人,不能称为阿拉伯人。可能是信仰伊斯兰教这一点,使作者将两者混淆。——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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