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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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镫传入西欧，一般认为是在公元8世纪；马镫的发明者，则一般都认为是Chinese，因此，马镫也被称为“中国靴子”。这种“靴子”在我国多有出土，而且与鲜卑也不无关系。比如最早的双镫实物，以及绘有双马镫的陶俑，便是在鲜卑人或鲜卑化汉人的墓葬中发现的。

这两个墓葬，一个属于北燕，一个属于北魏。[2]

毫无疑问，这并不意味着鲜卑就是马镫的发明人。马镫的发明显然更早，而且起先是单镫。但如果把“中国靴子”的称号送给鲜卑人，也许可谓恰如其分。因为正是这双“靴子”的筚路蓝缕，为中华民族蹚出了一条新路。

那就来看鲜卑人。

鲜卑是东胡系少数民族之一。他们原本居住在大兴安岭的森林中，也就是现在鄂伦春人居住的地方。而且他们叫鲜卑，很可能就因为大兴安岭叫鲜卑山。至于他们使用的语言，则大约是突厥语再加早期蒙古语和通古斯语。

这是一个古老的森林民族。

后来，鲜卑人走出森林来到草原，接管了匈奴人的塞外故地，把自己变成了游牧民族。南迁和西迁以后的鲜卑人与不同民族混血，形成了不同的部别，包括宇文部、慕容部、段部、乞伏部、秃发部、拓跋部等等。他们组成松散的政治军事联合体，占据了北方辽阔的土地。

混血的鲜卑各部是风情万种的。其中最漂亮的是皮肤白皙的慕容部，他们也因此而被称为白虏。慕容部的姑娘则不少成为东晋皇族和士族的女人，比如晋明帝司马绍的母亲就是。因此这位汉族皇帝便有着黄色的须发，甚至坚毅果敢的性格，终于使王敦的谋篡未能得逞。

慕容，是鲜卑的佼佼者。

实际上鲜卑中最先崛起的也是慕容部，他们建立的政权共有四个：前燕（公元337年）、后燕（公元384年）、西燕（公元384年）和南燕（公元398年）。此外，乞伏部和秃发部也各自建国一个，即乞伏国仁的西秦（公元385年）和秃发乌孤的南凉（公元397年）。

最落后的是拓跋部。

拓跋部跟宇文部一样，男人都剃光头，只留顶部一撮头发结成辫子，因此被称为索头或索虏。甚至从大兴安岭迁徙到呼伦贝尔大草原后，这个部族也仍然保持着原始野蛮的习俗，自说自话地拒不接受汉人先进的文化。

后来北魏改革之难，不言而喻。

然而这个最落后的部族，却终于成为新时代和新文化的开创者。这里面无疑有太多的故事，但公元258年肯定是重要的年份。这一年，鲜卑拓跋部在阴山南麓的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举行大会，宣布他们完成了从部落到部落联盟的转换，并开始向国家时代进军。

这时还是三国时期。曹魏以及之后的西晋、东晋和热闹非凡的十六国，都没有注意到这个弱小部族的存在，更想不到他们从这里出发，将来会雄霸北方。只有拓跋人自己牢牢记住了阴山下的那些岁月，以至于在变成北魏又变成东魏的二百八十年后，还能够这样深情地歌唱：敕勒川，

阴山下，

天似穹庐，

笼盖四野。

天苍苍，

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是怎样的历史沧桑，这是怎样的家国情怀！

据说，这首歌的原文是鲜卑语，翻译成汉语后仍然雄浑大气。翻译者斛律金（斛读如胡）是使用敕勒语的斛律部人，他是应汉人高欢的要求译唱的，因此这首汉语的《敕勒川》本身就是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的见证和象征。[3]

大哉敕勒川！

定居阴山南麓的鲜卑拓跋部，缓慢进入了文明史。半个世纪后，部落联盟的大酋长被西晋封为代公，之后又升格为代王。但这只不过体现了晋人的怀柔政策，拓跋各部落的小酋长们却并不欢迎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国王。就连把游牧改为定居，他们都有不同意见。

结果是脆弱的代国被强大的苻坚所灭，时间在公元376年，也就是西哥特人渡过多瑙河那年。代国的灭亡标志着中国北方完全由前秦统一，也意味着鲜卑拓跋人走向文明的重大挫折。此后十年，他们只能痛定思痛，直到更加强有力的领袖带领他们在草莽中勃然崛起。

领袖是拓跋珪（读如归）。

他建立的王朝国号魏，史称北魏。

拓跋珪是在牛川（今呼和浩特）称王建国的，时间是公元386年。十二年后（公元398年），他又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并自称皇帝。此后，直到公元493年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平城一直是北魏的首都。

这是完全不同于五胡十六国的政权。

十六国都是短命的，大多只有二三十年，少数能有四十多年，最短只有两三年。超过六十年的只有一个，还是无人理睬的偏远小国（前凉），根本无足称道。北魏却存在了一个半世纪，还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维持了中国北方的完全统一，这岂是十六国可以同日而语的？

更重要的是，北魏不仅是一个政权、一个国家，更是连汉族都承认其正统性的朝代。朝代跟国家是不同的。三国时期，只有曹魏还可以勉强称为朝（魏朝），孙吴就不能叫吴朝，蜀汉也不能叫做蜀朝或汉朝。只有北魏及其以后的四个政权，可以跟南方四政权并称为北朝和南朝。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十六国与南北朝，也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可以与北魏相比拟的，大约只有后来发展为查理曼帝国的法兰克王国。事实上，正如五胡中只有鲜卑拓跋真正刷新了历史，欧洲日耳曼诸蛮族中也只有法兰克人成就了千古大业。其中奥秘，难道不值得深思吗？[4]

从联盟到帝国

如果说历史真有巧合，那么中华与罗马的命运就堪称神似。西晋灭亡前后，有五个少数民族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以公元纪年，依次是匈奴的汉—前赵（公元304年），羯人的后赵（公元319年），鲜卑的前燕（公元337年），氐人的前秦（公元351年）和羌人的后秦（公元384年）。当然，这里说的鲜卑还是慕容部。

但紧接着就是拓跋部了。

同样，西罗马灭亡前后也有五个日耳曼蛮族建国，依次是西哥特（公元419年），汪达尔（公元439年），勃艮第（公元457年），法兰克（公元486年）和东哥特（公元493年）。这简直就像是把中华史照样演出了一遍，只不过他们那边刚好晚了一个世纪。[5]

日耳曼，就是欧洲的五胡。

法兰克，则是他们的北魏。

实际上这两个民族的道路也确实相似。他们都是先有王国后有帝国，也都在走向帝国时有过挫折。拓跋的代国被灭，法兰克则陷入分裂。但到中国的中唐时期，法兰克查理曼帝国之版图，便已经包括了今天的法国、德国、荷兰、比利时、奥地利、意大利和西班牙的一部分。

这就比北魏还让人震惊。

其他日耳曼国家也无法与之相比，包括先后兴起于西班牙的苏维汇（Suevi，公元409年），意大利的伦巴德（Lombard，公元568年）。事实上，只有法兰克，才是破碎的罗马世界中真正的新生力量。这种力量是历史性的而非民族性的，因此注定还要从中再诞生两大帝国：法兰西和德意志。[6]

法兰克人可以自豪。

更值得他们骄傲的是，法兰克人不像拓跋珪或者之前的刘渊、石勒、苻坚那样自己称帝，而是得到了上帝通过其代理人的授权。教皇利奥三世在公元800年的圣诞节为查理大帝举行了加冕礼，并授予他奥古斯都的称号。

此事引起了东罗马皇帝的强烈不满，因为在他看来自己才是帝统的唯一继承人，何况法兰克首任国王的王衔还是罗马皇帝授予的。但到公元814年，拜占庭也不得不承认了查理的帝号，正如主张“天无二日，人无二君”的中国汉族士大夫，不得不承认北魏也是王朝。[7]

这真是何其相似乃尔！

法兰克人的拓跋珪叫克洛维（Clovis），原本是撒利克法兰克人的酋长，就像拓跋珪是拓跋鲜卑人的首领。克洛维甚至也曾迁都，把都城从苏瓦松迁到巴黎，就像拓跋珪从牛川迁都平城，尽管他俩并没有彼此商量过。

但他们的历史使命是一样的，那就是将野蛮的部落改造成文明的国家。面对的现实问题也是一样，那就是如何酬劳和安抚那些追随他们打江山的弟兄。毕竟，克洛维也好，拓跋珪也罢，都是靠武力夺取政权和地盘的。

克洛维的办法是把土地分封给亲兵、廷臣和主教，这并没有耗费他太高的成本。因为这些土地原本属于罗马皇室和罗马国库，是他没收来的，用不着自己掏腰包。

如此慷慨大方，当然让军事贵族们感到满意，甚至大得高卢地区主教们的欢心。然而这种完全私有的赐地，却终于让王国囊中羞涩。因此到二百年后，法兰克不得不诞生了自己杰出的改革者，并创造出一种新的制度。

改革者叫查理·马特（Charles Martel）。

查理·马特的办法，是把赏赐变成了交易。封臣可以获得土地，叫采邑。但条件是必须尽义务，服兵役。采邑可以层层分封，但不能世袭。封臣去世后，封主就将其收回。封臣的子孙要想继承，必须重新注册再立新功。

这就叫采邑制。

采邑制的主要受惠者是骑士，由此，便诞生了骑士阶层。靠着骑士们奋勇杀敌，查理·马特打败了阿拉伯人，并使法兰克王国成为抵挡伊斯兰文明渗入欧洲的屏障。他本人也获得了“马特”的称号，意思是铁锤。

与采邑制同时诞生的是封建制。

封建制也是必然要诞生的。因为罗马帝国和文明崩溃以后，失去主心骨的芸芸众生已不能再指望委员会，只能层层依附于比自己强大的人。这就形成了封建关系，而层层分封的采邑制，则成了这种关系的现实支持。

法兰克终于成为封建大帝国。[8]

然而这种方案并不可能成为拓跋珪的选择。因为封建制早在一千五百年前就被周人发明，又在六百年前被秦始皇彻底废除。拓跋珪的道路，只能是一步就从部落联盟跨入帝国时代，迅速完成从野蛮到文明的转换。

可惜这并不容易。

我们知道，以游牧和掠夺为生的鲜卑拓跋部，原本是一个松散的部落联盟。联盟中拥有实权的，是各部落的酋长（部大人）。这些家伙就像黑社会各帮老大，手下有众多马仔和小弟，并不认为国王有什么意义。即便有，那也只是土匪联席会议的主席，可以轮流坐庄的。

拓跋珪要对付的，就是这帮人。

不过首先还得酬劳和安抚。拓跋珪的办法是建立“班赐”制度，由国王按照等级和战功赏赐牲畜和奴隶，实际上是坐地分赃的合法化和制度化。因此，尽管赏赐的额度并不大，秩序却建立起来，这就迈出了第一步。

第二步是利用鲜卑人对政治的无知，大量起用汉族知识分子担任文官，迁都平城后还建立太学祭祀孔子。这就赢得了被统治民族的好感，也让拓跋珪有了底气。他甚至对鲜卑将领表示：有民就有国，在哪儿不能为王？意思也很清楚：不要以为我就离不开你们的支持。

与此同时，农业也越来越替代畜牧业成为了北魏的经济命脉。也许，这才是最关键的一步。事实上，一个民族的生产方式如果从游牧变成了农耕，他们就必须接受或建立文明。走到哪吃到哪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作为负责任的丈夫和父亲，不能不考虑房产证和电冰箱。

拓跋珪决定迁都。

迁都是在公元398年，也就是罗马帝国分裂的三年后。此前，拓跋珪已夺取并州，攻陷中山（后燕首都），拥有了黄河以北的大片土地。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继续实行游牧时代的部落联盟制度，显然是不合时宜的。[9]

建立农业大帝国的时机到了。

拓跋珪大刀阔斧。他将被征服的后燕吏民工匠五十万人迁入平城京畿内外，按照户口分配土地。拓跋各部落也迁徙到这里，然后就地解散，分土定居。管理这些地区和臣民的将不再是部落的酋长，而是朝廷的命官。原来占山为王的各部大人，则成为北魏的编户齐民。

换句话说，酋长都变成了老百姓。

至于帮主们手下的马仔，当然也跟酋长对部民的统率权一样被收归国有。他们成为北魏君主的直属部队，被组建成一支既骁勇善战又服从中央的国军。

这就是拓跋珪的“部落解散政策”。这个政策，是之前五胡十六国中从来没有的。[10]

也就在这一年年底，拓跋珪称帝。

称帝是实至名归的。事实上当拓跋珪迁都平城时，从联盟到帝国的走向便已经不可逆转。之后的北魏，将跌跌撞撞地向前迈进。只不过，那是一条铺满荆棘的道路，途中将有一个又一个人倒下，包括汉人和胡人、改革派和保守派，也包括他们的皇帝，甚至包括拓跋珪自己。

喋血萧墙

拓跋珪是三十九岁那年被谋杀的。[11]

凶手是他的儿子拓跋绍，十六岁。

此案的直接原因，是拓跋绍的生母受到威胁。为了救母亲，拓跋绍只好杀了父亲。这当然未尝没有可能。事实上拓跋珪死前已经精神失常，许多人仅仅因为一言不合甚至呼吸不畅，便被疑神疑鬼的他亲手杀死在天安殿。因此即便拓跋绍不去行刺，恐怕也会有别人动手。[12]

那么，拓跋珪何以如此？

史家的说法是嗑药，也就是吃了五石散（五石散详见本中华史第十一卷《魏晋风度》），但更大的可能是心理负担过重。他发病时数日不食，彻夜不眠，对着空中自言自语讨论建国以来的成败得失，就是证明。[13]

看来，做一个开国之君也不容易。

拓跋珪就更不容易。因为他的族群不但是戎狄，就连在鲜卑人中也是最落后的。保守势力顽固坚持陈规陋习，完全不能理解他的良苦用心。汉族士大夫则离心离德，以至于请他们出来做官还得动粗。比如一位名叫崔宏的高级士族，就是在逃跑后被抓回来强行戴上官帽的。[14]

这实在让他崩溃。

拓跋珪的悲剧既是民族性的也是历史性的，因此注定还要重演，以后也还有皇帝不断被杀。实际上北魏皇帝十四个，倒有九个死于非命。他们有的是儿子杀的，有的是太后杀的，有的是宦官杀的，有的是权臣杀的。其中，就包括第三任皇帝世祖拓跋焘。

不过，人们更习惯于叫他太武帝。

太武帝拓跋焘是太祖拓跋珪的长孙，太宗拓跋嗣的长子。他十六岁登基，在位三十年，享年四十五岁。后两项纪录在北魏都是最高的，既空前，也绝后。[15]

何况还有业绩。继位后九年，拓跋焘便在胡夏灭亡西秦之后又灭胡夏（公元431年），继而一鼓作气灭北燕（公元436年），亡北凉（公元439年），破柔然（公元449年），伐刘宋（公元450年）。至此，北魏真正成为北朝，十六国结束，南北朝开始。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

但，此人也一身是谜。

最大的疑团是他的死。我们只知道，拓跋焘是在北魏正平二年（公元452年）二月初九被害的，凶手是宦官宗爱，具体细节却一概不知。更可疑的是，这个逆贼不但事后当了宰相，还在八个月后又杀了自己新立的皇帝。直到这时，新的政变集团才把他送上断头台。[16]

这就奇怪！北魏不是东汉，也不是后来的晚唐，宦官哪来这么大的权势？事实上宗爱能够得逞，就因为当时执政的朝臣没把他放在眼里。拓跋焘死后，这伙人原本是要立另一个人做皇帝的，却被宗爱骗入宫中杀掉。就连他们藏在秘室中的那位储君，也被宦官搜出来处死。[17]

由此可见，朝臣们原本大权在握，实际上决定秘不发丧另立新君的也是他们。既然如此，血案发生后他们为什么不立即抓捕凶手，反倒进宫与宗爱相见？就算鲜卑不像汉人那样视弑君为滔天大罪，也不至于对太武帝之死无动于衷，让那个杀人犯逍遥法外吧？

凡此种种，岂不可疑？

然而官史却讳莫如深。

吞吞吐吐，当然是有太多的不可告人。实际上此案的背景相当复杂，甚至可以追溯到另外两个人的死亡。这两个人，就是皇太子拓跋晃和司徒崔浩。

拓跋晃是在太武帝被害前八个月神秘去世的，死因据说是得了抑郁症。官方史书称，当时太武帝听信宦官宗爱的谗言，震怒之下诛杀了太子身边的诸多属官。拓跋晃惊恐万状，竟在惶惶不安和有苦难言之中忧愤而死。

太武帝则很快就发现拓跋晃受了委屈，追悔莫及的他开始怀念儿子。现在轮到宗爱心惊胆战了。为了保命，这个小人便铤而走险谋杀了皇帝。[18]

这就是所谓正史的说法。

可惜这并不能自圆其说。以拓跋焘之英武果敢，如果发现太子是被宗爱诬陷，岂能让这家伙活到变成凶手那天？因此南朝方面对北魏公布的说法表示存疑，民间的小道消息更是不胫而走，吵得沸沸扬扬。

怀疑是有道理的。事实上太子死前半年，拓跋焘正在南征。志在必得的他势如破竹，军进瓜步（在今江苏六合），饮马长江，还在那里建起了行宫。然而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拓跋焘却突然撤军。这就让严阵以待的刘宋大惑不解，并认为拓跋焘一定是后院失火。

于是南方传言：魏太子拓跋晃谋反。

谋反的说法细节丰富言之凿凿。据说，当时拓跋焘得到情报，留守平城的太子图谋不轨。因此，他便在大宴群臣后立即撤兵，并在回国途中派人送信到平城，谎称皇帝已经驾崩。太子不知是计，匆匆赶来迎丧，结果在空空如也的灵柩前被捕，并被关进铁笼秘密处决。[19]

这个说法由于缺乏证据而不被《资治通鉴》采信，事实上它也疑点甚多。我们知道，皇太子拓跋晃到鲁口（今河北饶阳）迎驾是在二月二十日，官方宣布的死亡时间则是六月五日。当中这么长的时间都干什么去了？皇太子三四个月不露面，难道竟然无人置疑？

拓跋焘的态度也很怪异。如果太子谋反属实，他就应该庆幸，宗爱也不必紧张。就算谋反是冤案，也没有宗爱什么事，除非假情报是他发出的。但同样，他也早就该因为欺君之罪而被怒不可遏的太武帝碎尸万段。

然而这样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北魏宫廷只是匆忙埋葬了那位死得不明不白的太子，后来还追认他为皇帝。太武帝拓跋焘则既没有追究谎报军情的责任，也没有追查可能存在的谋反集团，只是想起儿子就泪流满面。

这哪里像是发生了谋反案？

看来事实可能是：皇帝和太子之间没有个人恩怨，也没有权力斗争，却存在政见分歧。这种分歧决定着帝国未来的走向，当然不能含糊。太武帝在东宫大开杀戒，就是为了剪除太子羽翼。区区宗爱，其实不足为道。

那么，他们的分歧又在哪里？

在宗教。

宗教是南北朝的大问题，牵涉到文化，也牵涉到政治，只能从长计议（详见本书第四章）。至于此刻的分歧，简单地说就是皇太子崇佛，太武帝灭佛。但这与信仰无关。实际上太子拓跋晃他们信佛，很大程度上在于释迦牟尼也是“胡人”，因此对佛教天然地抱有亲切感。

太武帝拓跋焘却并不认为自己是胡人。相反，他要做的是“中华皇帝”。或者说，是道教鼓吹的救世主“太平真君”。因此，他不能接受佛教，只能尊崇道教，因为道教才是中华本土的。拓跋焘甚至用“太平真君”四个字做了自己的年号，而且正是在他统一北方之后的第二年。[20]

拓跋焘之心昭然若揭。

然而奇怪的是，崇佛的拓跋太子受到打击，反佛的汉人崔浩也不得好死。崔浩是北魏的三朝元老，辅佐过拓跋珪、拓跋嗣和拓跋焘三代皇帝，拓跋氏的江山差不多有半个是他帮着打下来的。可惜他的结局却是满门抄斩，还连累三个姻亲一并灭族，这究竟又是为什么呢？

转折关头

崔浩是由于撰写国史而死的。

此案发生在皇太子拓跋晃死前一年，但似乎与太子并无关系，尽管恃宠而骄的崔浩从来不把这个未来的皇帝放在眼里，两人的矛盾也是连南朝都知道的公开秘密。不过崔浩也好，太子也罢，都无法决定对方的命运。掌握着他们命运前途的仍然是太武帝，也只能是太武帝。[21]

那么，太武帝为什么要杀崔浩？

因为愤怒，因为失望，而拓跋焘对崔浩原本是寄予厚望的。在荡平了北方诸国之后，太武帝觉得伟大的北魏已经不能再没有一部国史。于是他给崔浩下达诏书，让他领衔完成这个任务。给出的指令是：务从实录。[22]

崔浩欣然命笔。

学富五车又历仕三朝的崔浩信心满满，然而这种自信心却让他身首异处。国史完成后，头脑发热的崔浩在他人怂恿下，竟将这部得意之作刻于石碑，耗资三百万做成方圆百步的碑林，任何人都可以前往观看阅读，等于是自作主张地公开发表了未经审阅的北魏国家史。

可惜崔浩并非生活在网络时代，动用国库经费建成的碑林也不该是他的自媒体。更何况崔浩为了彰显自己的职业道德和学术良心，对某些必须“为尊者讳”的故事一概秉笔直书。这就触动了鲜卑敏感的神经。要知道，作为曾经的野蛮人，他们的祖上可是并不怎么文雅的。

投诉信雪片般地飞到了御前。

太武帝勃然大怒。他万万没有想到，崔浩竟会如此辜负圣恩。修史诏书从“我太祖道武皇帝”说起，一直说到“岂朕一人获济于此”，意思难道还不清楚吗？务从实录是不要漏掉丰功伟绩，谁让你“肆意诽谤”来着？

是可忍孰不可忍，此人不杀又该杀谁？

崔浩血溅刑场。[23]

此案常常被看作胡汉矛盾冲突的典型，其实不然。崔浩之死应该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国史案不过是导火索。事实上太武帝对“诽谤”一事并未深究，参与撰写此书的汉人也并非全都被杀，比如高允就幸免于难。[24]

汉人高允是这部《国书》的主笔，也是皇太子拓跋晃的老师。因此案发之后，太子便把并不知情的老师请进东宫住下。第二天带他去见皇帝时，又特地交代高允：一会儿皇上问起来，我怎么说，老师就跟着怎么说。

高允问：什么事呀？

太子说：进去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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