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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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武帝叹了一口气说：那好吧！你赶快出城，告诉你父亲，不要为我和太子担忧。大梁的江山由我得来，又由我自己失去，没什么可遗憾的。[37]

也许这是真心话。也许吧，也许。毕竟，之前的南齐只存在了二十四年，梁武帝却在位四十八年，执政的年头是整个南齐王朝的两倍，确实可以死而无憾。

但，果真如此吗？

只有更糟

梁武帝肯定死不瞑目。

不能说梁武帝是无道昏君。是的，他勤政，十冬腊月都是天不亮就起床办公。他朴素，不饮酒，不食肉，每天只吃一餐饭，还是素菜。他节俭，一顶帽子戴三年，一条被子盖两年。他谦恭，对待宦官都彬彬有礼。他克制，五十岁以后就不过性生活，简直就是苦行僧。[38]

历史上，有这样苦哈哈的好皇帝吗？

没有。

梁武帝甚至也是仁君。普通民众犯了死罪，他总要痛哭一场才下令行刑；王公贵族横行不法，更只是叫来哭骂一顿就算了事。比如萧正德，是曾经叛逃到北魏的。但当他又逃回来时，等待他的仍然是西丰侯的爵位。

这哪里是皇帝，简直就是菩萨。

然而萧正德对梁武帝的回报，却是既要他的官位也要他的命。台城被攻破后，萧正德最想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亲自拿刀去杀了梁武帝和皇太子。如果不是侯景提前派兵守住宫门，这两个人早就没命了。[39]

问题在于，萧正德固然禽兽不如，其他人也好不到哪里去。侯景攻入台城后，号称前来救驾的联军立即就地自动解散，总司令柳仲礼还投降了侯景。进入台城后，他甚至先拜侯景后见皇帝，气得他父亲失声痛哭说：你不是我的儿子！你不是我的儿子！何必劳驾来见我！[40]

这一切，梁武帝可曾想到？

当然想不到。

梁武帝其实是很希望长治久安的。而且，由于亲历了宋与齐、齐与梁两次改朝换代，他的治国格外用心。就连姑息纵容萧正德这样的败类，也是为了避免重蹈前朝祸起萧墙的覆辙。至少，他本不想把事情弄得一团糟。

结果却是更糟。

更糟是肯定的。实际上台城被围时，各路诸侯之所以按兵不动作壁上观，就是想借刀杀人，听任侯景与梁武帝和皇太子龙争虎斗，两败俱伤后再来坐收渔翁之利。很清楚，他们心里根本就没有皇上和父亲。

所以，台城刚刚沦陷，他们就一哄而散；武帝尸骨未寒，他们就手足相残。这其实是重演宋和齐的悲剧，但等而下之的是还要引狼入室里通外国。萧正德投靠侯景，武帝的孙子萧詧（同察）投靠西魏，萧纶投靠取代了东魏的北齐，萧绎则既投靠西魏又投靠北齐。

于是，就在南梁封侯景为汉王的同时（公元550年），北齐和西魏分别封萧纶和萧詧为梁王。第二年，北齐又封萧绎为梁相国。也就是说，为了消灭竞争对手，武帝的子孙纷纷向北方“夷狄”俯首称臣，把自己变成了卖国贼。

南梁也终于灭亡。

实际上武帝一死，南梁就亡了。后来的简文帝其实是侯景的傀儡，梁元帝其实是割据的诸侯，梁敬帝则不过建立陈朝的跳板。时机一到，陈霸先就逼他禅让了。换句话说，南梁其实只有一个皇帝，寿命只有四十八年，跟宋和齐一样并没跳出改朝换代和治乱循环的怪圈。

这当然值得反思。

反思从刘裕就开始了。刘裕是以寒门和军人的身份推翻士族阶级之东晋的，因此他为自己的新政权确定了三条原则：皇权必须加强，天下不可共治，士族应该下课。也因此，宋、齐两朝都大量起用寒门庶族担任中央要职，地方军事重镇和军政大权则交给封为藩王的皇族。

也就是说，寒门掌机要，军权托宗室。[41]

结果怎么样呢？

同室操戈，内乱频起，一朝倾覆。

吸取了前朝教训的梁武帝开始调整政策。一方面，他恢复了士族的社会地位，吏部甚至按照《百家谱》记载的郡望门第给高级士族授予高级官位。另一方面，具有工作能力的寒门庶族仍被任用，以便处理实际政务。宗室诸侯更是地方实权派，不像在宋、齐那样受人监视。[42]

梁武帝认为，这样就能摆平皇族、士族和庶族三方面关系，从而实现政治势力的均衡和制衡。如果更理想一点，这三股力量还能作为三根支柱支撑起帝国的大厦。

可惜他落空了。

首先，士族在东晋末年已经变成腐朽的阶级，此后又遭受了宋、齐两朝八十多年的遏制，怎么可能重振魏晋时期的雄风？他们像出土文物一样被挖出来，恐怕只能腐朽得更快。五谷不分如建康令王复，甚至连马都不认识，一口咬定那是老虎。靠他们保家卫国，岂非天方夜谭？[43]

皇族也不争气，一个个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穷奢极欲贪得无厌，为非作歹不知廉耻。梁武帝的六弟、萧正德的父亲萧宏，甚至与武帝的女儿也就是自己的侄女通奸，还密谋篡夺皇位。这样的人，哪里靠得住？[44]

能依靠的，只有庶族。

但，且不说庶族本身良莠不齐，就算清一色都是君子也很难获得社会认可。毕竟，门阀制度在魏晋已经实行了一百多年，这个百足之虫可是死而不僵。现在，梁武帝又老调重弹，庶族怎么可能成为中坚力量？

更重要的是，从汉末开始，华人社会就没有了核心价值，只剩下门第观念（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一卷《魏晋风度》）。如果连这也被废除，请问拿什么填补空白？[45]

梁武帝想到了这一点。

他的办法是九个字：兴国学，行德治，崇佛教。

国学在南梁其实就是儒学，或太学，武帝的创新则是为儒家五经设立五馆。五馆是五经博士讲课的地方，也是候补官员考试的地方。任何人只要通过考试，就有可能获得官职，而无论出身如何。事实上，由于五馆生员以寒门子弟为主，因此它其实就是隋唐科举制度的前身。[46]

这大约是萧衍政治中最可圈可点的。

然而他的以德治国却是一败涂地。比如萧宏，曾经被人举报家有库房百间，疑为私藏兵器。梁武帝闻讯亲自前往查看，却发现里面全是金银财宝，仅仅钱币就藏了三十间房子，每间一千万，共计三亿。梁武帝看了大为放心，兴致勃勃地对萧宏说：阿六，你的生活不成问题呀！[47]

请问，这是什么德育和德治？

事实上，堆满萧宏库房的全是民脂民膏，这一点应该谁都清楚。侯景围台城时，就曾经向城中士民散发谋士代笔的传单。传单上说：请大家看看梁朝王公贵族过的都是什么日子吧！这些家伙不耕不织，却锦衣玉食。如果不从老百姓那里巧取豪夺，他们的钱财又能从哪里来？[48]

侯景虽然混蛋，这话说得却并不错。

如此看来，梁武帝的艰苦朴素便该视为虚伪。这种虚伪虽未必是他本人的，却可以肯定是体制的。而且，正因为他的以德治国其实是体制性的虚伪，才会死到临头都没人救援，哪怕他把自己打造成了道德楷模。

国学和德治能够救梁？白日做梦。

现在，救命稻草只剩下了一根，那就是宗教。宗教是南北朝的大问题，梁武帝则是重要的代表人物。所谓“南朝四百八十寺”，便与他息息相关。更何况，正是宗教而非其他，最鲜明地体现出第一帝国与第二帝国，秦汉文明与隋唐文明的分野，是中华史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

那就来看宗教。

第四章宗教问题

被后赵皇帝尊为“伟大导师”的佛图澄，第一次将佛教置于国家公权力的保护之下。但他能够利用皇权取得教权，靠的却并不是佛学造诣，而是道教喜欢的方术。

道教兴起

佛教在中国，一开始是被看作道教的。

这并不奇怪。中国原本没有宗教，也没有信仰。夏和夏以前大约只有巫术。商代有上帝，却是祖宗崇拜，不是宗教信仰。商的上帝也不是God，不是造物主，而是去世的帝王。与之对应的是“下帝”，即在任的商王。

下帝和上帝，都是人。

或者说，下帝是人，上帝是鬼，是死人。

之后的周人既拜祖宗也信天命。天的主要功能是授权天子管理天下，并对不合格的统治者进行革命。这样一种既是Heaven（上苍）又是Nature（自然）的存在其实是人，因此在以后的漫长时代也被形象地称为老天爷。

这同样不是宗教，不是信仰。

事实上，中国并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宗教（原因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二卷《国家》、第三卷《奠基者》、第九卷《两汉两罗马》），正如我们不可能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一样。也就是说，宗教之于中华，只能是外来的异族文化。因此初入中华的佛教，也只能被理解为中国已有的东西。[1]

那么，这东西是什么？

广义和初始的道教。

实际上，就像文化本是“用文明来教化”之意，宗教在汉语中也是“宗奉某种教化”的简称。于是，但凡“以道来教化”的理论和实践，便都是广义的道教。先秦的诸子百家，后来的佛教道教，都曾被这样理解。[2]

这当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宗教（religion）。

初始的道教也不是。它一半是思想，即黄老道；一半是法术，即方仙道。道教，是黄老和方仙的杂糅。

先说黄老道。

黄老道又叫黄老之术，简单地说就是打着黄帝和老子旗号的思想和方法。把黄帝和老子联系起来是在战国，大行其道则在两汉。这时的黄老道内容庞杂，包括世界大同的社会理想，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再加上周易哲学、神仙思想和阴阳五行，是这些思想观念的大杂烩。

这是一种思潮。

作为思潮，黄老之术在汉初受到推崇，因为当时的统治者主张清静无为与民休息。但即便如此，他们对黄老的态度也只是信奉，不是信仰。而且就连这种信奉，在独尊儒术以后也逐渐淡出。黄老道中的周易哲学和阴阳五行被儒家吸纳，剩下的就只有神仙思想。

神仙思想是中国独有的，其他民族只有神没有仙。神与仙的区别在于：神是神，仙是人；或者神是死人，仙是活人。一个人，如果生前对国家和民族有大贡献，死后便可封神，就像罗马的恺撒。如果通过修炼或服药而长生不老肉体飞升，那就是仙，比如韩湘子或吕洞宾。

很清楚，封神是国家民族的事，个人只能成仙。

成仙是道教的核心。

实现成仙愿望的方式和技术就是方术，掌握方术的则是方士。方士起源于战国燕齐一带沿海地区，共同特点是能为一般人所不能为，比如，秦皇时徐福能求仙药，汉武时栾大能通鬼神，曹操时左慈神出鬼没，总之是或有奇方或有异术，因此能行走江湖并且结交王侯。

很难说这些人当中谁是骗子谁是奇人，但可以肯定方术并不简单地等于巫术，比如神医华佗就是方士。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巫术与医术往往密不可分，所谓方术则更有可能是被巫术化和神秘化的科学技术。

比如房中术。

房中术其实就是性科学和性技术。道教认为，性生活是必需的，但应该讲究方法。因为性交的意义既不是生育也不是纵欲，而是养生。换句话说，做爱就是合气，也就是把男人的阳气和女人的阴气进行调和，以达到“采阴补阳”和“采阳补阴”的双重目的。

这就只能通过肌肤之亲和交换体液来实现，因此性生活必不可少。只不过如果不合时宜，不知节制，不得要领，则会适得其反。因此要有禁忌，也要有技术。插入的深浅，抽动的快慢，性高潮的时机都有讲究。总之掌握了房中术，就能益寿延年返老还童，甚至成仙。

如此方术，恐怕不少人都乐意奉行。是啊，即便不能成仙，也能飘飘欲仙，或欲仙欲死，何乐不为？

方术与成仙的关系，大体如此。

这就是方仙道。

方仙道的内容当然远远不止于房中，至少还有服食和行气。行气其实是中医倡导的一种呼吸方式，目的是吐出浊气，吸取清气，即吐故纳新，简称吐纳。吐纳的同时还要配合体操，叫导引。再加上按摩，就是行气。

服食也包括两种，即服药和服丹。药就是灵芝一类的草木，所以叫药。丹则是以丹砂为主的矿石，所以叫丹。药能强身健体，丹能让人成仙，所以叫仙丹。最好的仙丹吃下去以后，成仙只需三日，叫九转金丹。

九转就是反复烧炼，炼丹的则是炉鼎。用丹砂等原材料炼出来的叫外丹，化学成分主要是铅和汞，结果不但不能成仙，反而会中毒。因此道教又主张以人体为炉鼎，用自己的精气神为药石和炉火来烧炼，这就是内丹。后来南宋的全真教南北二宗，便都排斥外丹，主张内丹。

服食、行气、房中，是秦汉方术的三大派。此外，方术还包括天文（含占星术）、历算、占卜、命相、堪舆（看风水）、黄白（炼金术）等等。这些五花八门大多被道教照单全收，而且不少被附会为黄帝的发明和老庄的主张。

方仙道与黄老道，由此合二为一。

但这并不是宗教。事实上，方仙也好，黄老也罢，重中之重都是养生和成仙。这就只与个人有关，宗教却是社会有组织的行为。黄老道和方仙道如果不能与社会大众和国家事务发生关系，那就永远不过方术而已。

于是，斋醮（读如叫）和符箓（读如录）被发明了出来。

斋醮是一种祭祷仪式，程序有设坛、摆供、焚香、化符和念咒等等，目的则是求福消灾。这就至少在理论上是利国利民的事，因为斋醮的受惠者上至九五至尊，中至各级官员，下至平民百姓，完全一视同仁。

道教能有群众基础，斋醮的作用不可小看。

符箓则是用朱笔写在纸上的似字非字的图形，据说烧掉以后就能通神、驱鬼、求雨、治病。这就比成仙更能满足社会的需求。实际上最早的道教组织天师道和太平道（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就是靠符箓的神秘作用吸引广大信众，并发展壮大起来的。

更重要的是，符箓在后来还成了一种制度。天师道规定，一个人如果在一定仪式上接受了正式授予的符箓并随身佩戴，便意味着他加入了组织，成为这个教团的一员。我们知道，宗教的标志之一是教团组织，作用之一是身份认同（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二卷《国家》）。因此有了符箓制度，方仙道距离宗教也就只有一步之遥。

然而这一步也可能是十万八千里。毕竟，宗教不可能在中国自发地产生，黄老道和方仙道也并不必然地要变成宗教。如果没有外力的推动和他人的示范，那么，天师道也好，太平道也罢，就算能够产生，也只能是靠巫术来维系的民间组织，弄不好还可能成为邪教。

幸好，佛教来了。

佛法西来

佛教传入中国的具体日子历来有不同说法。学术界普遍认可的，是西汉哀帝的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这一年，有一位博士弟子听大月氏使者口授了《浮屠经》。浮屠其实就是佛陀（Buddha），大月氏使者讲述的则是释迦牟尼的生平故事，与后来所知的传说并无出入。[3]

这是比较可靠的最早时间。

那么，最晚是在什么时候？

东汉明帝时期。尽管明帝派遣使者到印度寻求佛法只是传说，但他弟弟楚王刘英崇尚浮屠，在王宫中斋戒礼拜应是事实，可见当时佛教的影响已经不小。而道教第一部经典《太平经》的诞生，却至少要在半个世纪之后。[4]

天师道和太平道成为宗教组织，就更晚。

因此，道教创始人从佛教那里受到启发获得灵感，甚至见贤思齐，是完全可能的。没错，从现存资料看，道教的创立似乎没有受到佛教的影响。问题是，说佛教对这件事毫无影响，就有证据吗？对不起，也没有。[5]

事实上，只有佛教的影响才能解释，天师道和太平道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被凭空创造出来。也许，他们并不知道宗教为何物，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是在创教，只不过认为别人有这么个东西，我们也应该有，可以有。

也因此，道教在发展过程中还会继续向佛教学习。佛有寺，道就有观；佛有僧尼，道就有道士；佛有袈裟，道就有道袍；佛有释迦牟尼，道教便只好把老子抬出来。其实老子是否确有其人都是问题，跟宗教更是风马牛不相及。但只有这样，道教才会看起来更像模像样一些。[6]

毫无疑问，这并不奇怪，也不丢人，因为文化原本就是需要学习甚至模仿的。吊诡的是，尽管道教对佛教亦步亦趋，后者却在东汉被看作类似于前者的东西。当然，是被看作初始的道教，即道教前的道教——前道教。

这样的佛教，叫浮屠道。

浮屠道就是外国的黄老道，这是东汉时期上流社会的普遍看法。因此楚王刘英和后来的汉桓帝，都是黄老与浮屠并尊。他们的宫中，则既有黄老祠，又有浮屠庙。[7]

不能说这样做没有道理。事实上，从未见过宗教的中国人只能按照已有的知识去理解那舶来品，比如把僧尼称为道人（道教的神职人员则叫道士）等等。更何况佛教主张的四大皆空，与道家哲学的无中生有；佛教主张的常乐我净，与道家哲学的清静无为，又何其相似乃尔！[8]

然而差别，也不能以道里计。

区别之一在目的。

道教的目的是成仙，佛教的目的是成佛。仙和佛都不是神，而是人。所以，这两个汉字也都是单人旁。这是道教与佛教的共同之处，也是他们与其他宗教不同的紧要之处。也就是说，佛教和道教都是人本的，这很符合中华文明的精神（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

但，仙与佛又大不相同。

仙的特点是不死，佛的特点是觉悟。一个人，只要悟得无上正等正觉（最高智慧），就可以立地成佛。当然，严格地说，只有做到自觉、觉他、觉行圆满，才是佛。只能做到自觉和觉他的，是菩萨（菩提萨埵Bodhisattva）。唯独自己一个人觉悟的，是罗汉（阿罗汉Arhat）。

罗汉、菩萨、佛，都会死。释迦牟尼就是八十岁时去世的，但他生前却已经成佛。他的去世，也被称为涅槃（Nirvana）或圆寂（Parinirvana）。

这是一种委婉的说法。

实际上，死亡是死亡，圆寂是圆寂，涅槃是涅槃。圆寂的本义是“圆满的寂灭”，涅槃则是佛教修行的最高境界。它在梵文中的原意是风的吹散，火的熄灭，却绝不是死亡。相反，是一种超越了生死也超越了时空、苦乐以及一切经验的状态。这种状态是不可言说的，只能称之为涅槃。

涅槃有四种德性，叫常乐我净。简单地说，不生不死就是常，永无痛苦就是乐，本性不变就是我，一尘不染就是净。显然，佛教的目的不是把人变成仙，而是改变人的精神状态。精神状态变了，至少也是罗汉。

罗汉与神仙，是两码事。

佛教与道教，也是两码事。

目的不同，方法和途径也不同。比如道教讲守一，佛教讲禅定，都要求精神的专一和专注，看起来很像，其实不同。简单地说，守一是为了防止精气神扩散和泄漏，从而保证长生不老。禅定却是要集中精力观想某个特定对象（比如莲花或诸佛），这样才能获得最高智慧。

显然，守一是养生，禅定是修心。

所以，佛教讲定慧双运，道教讲性命双修。性命就是性和命，神和形，心灵和身体。换句话说，性命双修就是既要身体健康，更要心理健康，是身心都健康。

这当然是很可贵的思想。

禅定则是禅和定的合称。禅（Dhyana）就是禅那，也就是静虑。定（Samadhi）就是等持，也就是专注。慧（Mati）则是明察，也是决断。这三个词连起来，就是安安静静地想（禅），专心致志地求（定），然后斩断迷惑，做出明察，获得佛教之所追求——般若（读如波惹）。

般若（Prajna）就是智慧，或通过智慧到达涅槃的彼岸，所以也叫般若波罗蜜多。佛教认为，生死是迷界，是此岸；涅槃是解脱，是彼岸。从此岸到彼岸，就叫波罗蜜多（Paramita）。而能够如此，是因为有智慧。智可以认识世间事，慧能够证悟出世法，合起来就是般若。

当然，这不是凡夫俗子能有的。

实际上，般若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智慧，而是成佛所需的特殊认识。拥有最高智慧“无上正等正觉”的，甚至只有佛陀一人。但不能成佛，还可以做罗汉。关键在于有没有觉悟，能不能从无边苦海中解脱出来。[9]

这就只能从长计议了（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四卷），但佛教与道教的区别却一目了然。不妨这样说：佛教是心灵的宗教，道教是生命的宗教。道教希望人活着就能过上神仙般的日子，佛教却更关注灵魂的安顿和寄托。因此，服食和行气等等，佛教也是不讲的。

没错，智慧与方术无关。

宗教需要的，也不是装神弄鬼点石成金。

所以释迦牟尼本人是反对巫术的。他甚至规定，弟子如果实施咒术就算违反了佛戒。不过这项规定并未在他的后继者那里得到严格的遵守。小乘佛教也好，大乘佛教也罢，都以附属的方式保留了咒术。至于与婆罗门相结合的密教，更是以高度组织化了的巫术为特征。[10]

然而宗教在本质上却不是巫术。如果它依然与巫术勾勾搭搭难解难分，那就没有必要变成宗教。因此，一种宗教越是纯粹，就越是远离巫术。中国的禅宗就是如此，尽管禅宗也不是真正和纯粹的宗教，而是哲学。

事实上禅宗之所以诞生，是因为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必须中国化。儒学化的禅宗是中国化的第三步，玄学化的般若学是第二步，巫术化的浮屠道则是第一步。第一步虽然看似荒唐，但没有它，佛教就不可能在中国落地生根。

当然，也不可能成为中华史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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