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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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佛教受到的最高礼遇和尊崇，是在太武帝灭佛的八十一年后。这一年（公元527年），有一位南朝皇帝来到建康的一座寺庙，脱下皇袍，披起袈裟，以普通信众的身份在佛寺里服杂役，诵经文，讲佛学，一如在教堂里素服下跪的狄奥多西（请参见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只不过，那罗马皇帝是要忏悔，这中国皇帝是要舍身。

舍身，就是舍去凡身，供奉佛祖。

自愿舍身的是梁武帝，地点则是同泰寺，它的旧址上现在是明代所建的鸡鸣寺。梁武帝的舍身共有四次，当然每次都被群臣赎回，赎金是一个亿。也就是说，梁武帝四次舍身同泰寺，便为寺庙募得四个亿的国家捐款。[28]

这可真是佛教的最大赞助商。

梁武帝洋洋得意，他甚至以“皇帝菩萨”自居。然而菩提达摩却嗤之以鼻，认为他并无功德（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四卷）。事实上也没有——这些功德钱并非他个人所得，一分一厘都是民脂民膏。[29]

更何况梁武帝对佛教的狂热扶植，已经严重影响到国家财政和国计民生。要知道，按照当时的政策，寺庙的土地是不要钱的，和尚尼姑是不纳税的。结果，正如一位官员所说，天下户口已经丢失一半。而且长此以往，势必处处建庙家家剃发，不会有一寸土地和一个人属于国家。[30]

梁武帝当然明白这一点，他的办法是废除小乘佛教允许吃肉的规定，严禁酒肉并带头吃素。可惜这种假慈悲并不能解决问题，何况梁武帝的素菜也不便宜。[31]

实际上佛教的多次被灭，包括灭佛的同时灭道教，原因之一也在这里。是的，没有哪个政权会愿意自己的劳动力和战斗力，统统变成了在统治者看来毫无用处的出家人。

控制宗教的规模，是统治者不能不考虑的。

除了经济原因，还有政治原因。事实上，宗教如果对政治介入过深，统治者就不能不有所防范和忌惮。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放心的只有儒学。因为按照儒家的教导，居家则为孝子，出门则是忠臣，这样的子民谁不喜欢？

可惜儒学不是宗教，也只适合治世，不适合乱世。乱世无秩序，无权威，无希望，靠得住的只有神。是啊，统治者要借鬼神之威，造反派要假灵异之力，草民们期盼着救世之主，于是佛法大行，道教大兴。

剩下的事情就是选择。

选择也可以有各种标准，包括统治者的个人好恶，但在魏晋南北朝却还有民族问题。石虎就说，佛是戎神，理当供奉。如此，则北方重佛南方重道，才是当然。[32]

然而怪异的是，北魏太武帝是胡人，却灭佛；南朝梁武帝是汉人，却媚佛。这岂非颠倒？太武和梁武，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在颠倒的背后，又有什么玄机呢？

也许，答案在南北朝谢幕的那一刻。

第五章再造新文明

鲜卑化的汉人隋文帝杨坚，跟后来唐帝国的创始人一样，都是民族混血儿中的佼佼者，身上既有华夏文明的遗传基因，也有少数民族的生命活力，当然会创造出更具开放性和兼容性的新文明。

重归一统

陈朝亡国前，有雾霾。

雾霾弥漫在建康城，铺天盖地无孔不入，每个人的鼻子里都是又辣又酸。据正史记载，后主陈叔宝甚至在新年团拜会上昏睡过去，直到黄昏才醒了过来。[1]

这是隋开皇九年（公元589年）的正月初一。雾霾中昏睡不醒的陈叔宝也许不知道，就在这天，隋文帝杨坚派出的大军已兵分两路渡过长江，很快就要兵临城下。[2]

二十天后，这位亡国之君成为俘虏。

俘虏做得很不体面。隋军进入台城时，城中的文武百官跑得一干二净，只有少数几个人留在了宫中。一位忠心耿耿的大臣向陈叔宝建议：着正装御正殿，像当年梁武帝见侯景那样接见隋军将领，这样至少还能保住尊严。

陈叔宝却说：刀锋之下怎么相见？我自有办法。

他的办法是躲进井里。

可惜陈叔宝并没想到隋军会“落井下石”，实际上他也是听见对方扬言要扔石头，才在井底发出声音的。这回轮到敌人大跌眼镜了。他们只放下了一根绳子，却同时拉上来三个人：后主陈叔宝，贵妃张丽华，贵嫔孔某某。[3]

后面的故事便既无趣味也无悬念。红颜祸水张丽华被隋军将领杀掉，据说这很让对她有意的晋王杨广（也就是后来的隋炀帝）感到不快。亡国之君陈叔宝则被带到长安，靠着他的没心没肺和厚颜无耻活够了岁数。[4]

历史却大为改观。之前的中华大地，有四个世纪是分裂和混乱的。三国，两晋，五胡，十六国，南北朝，总体上是四分五裂，南北对峙，动乱不止。但，当陈叔宝从井里被拉上来以后，这一切便都结束了。

一个时代，就这样喜剧性地落下帷幕。

这是一个不能忽略的时代。我们知道，从秦并天下到董卓入京，秦汉“第一帝国”历时四百一十年。从隋文帝灭陈到朱全忠灭唐，隋唐“第二帝国”历时三百一十八年。二者之间这一段，刚好整整四百年。显然，这就不能看作过眼烟云，而应该引起深刻的反省和思考。[5]

是啊，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命运和选择？

不妨来看陈和隋。

被隋文帝灭亡的陈朝是陈霸先建立的，时间则是在侯景之乱以后。这时由于萧衍子孙的争权夺利、骨肉相残和卖身投靠，南梁的国土大面积沦丧。淮南和广陵被东魏所取，益州、汉中、襄阳为西魏所得。南朝原本就只有半壁江山，现在又再丢失一半，简直就不成体统。

也就是说，陈国建立之初，便只是小王朝。

更可怕的是，南方汉族政权得以偏安，原本靠的是从巴陵（今湖南岳阳）到建康的长江防线。但是，由于江陵（今湖北荆州）实际上被西魏控制，长江天险便已不足为凭，陈霸先的国家可谓危如累卵。[6]

因此，尽管陈朝前面几任皇帝都很想振作，却其实已经回天无力。于是就连一度收复的江北诸郡，最后也要再次沦入敌手，陈人也只能再次缩回自己的小窝。[7]

到陈叔宝继位，就只能等着亡国了。

事实上隋文帝的伐陈是有备而来的，出征也是大张旗鼓的。他甚至发表了讨陈宣言，历数陈叔宝二十条罪状，抄写三十万份广而告之。当时，有人认为，兵以诈立，不宜张扬。隋文帝却说：朕替天行道，为什么要保密？如果那小子看了檄文以后就改邪归正，又有什么关系？[8]

隋文帝底气十足。

底气是有依据的。当时，隋军的兵力有五十一万八千人之多，将士们也个个摩拳擦掌斗志昂扬。陈叔宝又有什么呢？按照隋文帝的说法，国土不过“手掌之地”，所凭不过“溪壑之险”，哪里能够抵挡天朝的雄师？[9]

陈叔宝却嘻嘻哈哈。

实际上，隋文帝大军压境时，间谍的情报便源源不断地送到了陈廷。然而朝中一位大臣竟说：这都是那些边防将士想立军功，故意夸大敌情。长江自古是天堑，北虏难道能够飞渡？要是能，臣就该做太尉公了！[10]

陈叔宝哈哈一笑，继续夜夜笙歌。

没错，此人治国虽然无能，写情诗倒是十分在行，而且还有代表作，比如《玉树后庭花》。[11]

难怪隋文帝给了他四个字的评价：全无心肝。[12]

看来，陈叔宝作为亡国之君很是合格，隋文帝能够灭陈则在情理之中。实际上，陈朝甚至南梁都早就该亡。他们能够苟延残喘，仅仅因为北方也不太平。

问题出在北魏。

从开创了南北朝时代的那一年（公元439年）起，北魏就是中国北方的主人。此后，他们又在那里维持了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的统一。这无疑要归功于三个人：建立帝国的拓跋珪，开创北朝的拓跋焘，迁都洛阳的拓跋宏。

可惜迁都洛阳五年后（公元499年），拓跋宏就去世了。他的后继者跟不上他的理想和思路，也把握不了未来的历史走向，更无法掌控改革后的政局。结果，宫廷政变和政治阴谋延绵了三十年。终于，在梁武帝第一次舍身同泰寺的第二年（公元528年），北魏大乱。然后，是分裂。

分裂后的北魏变成了东魏（公元534年）和西魏（公元535年）。两魏表面上都由拓跋后裔继承，实际上东魏的掌权者为鲜卑化的汉人高欢，西魏则由汉化的鲜卑人宇文泰控制。正因为大权其实旁落，所以禅让形式的政变还会发生。最后，东魏变成了北齐（公元550年），西魏变成了北周（公元557年）。

也就在这一年，南梁变成了陈。

齐、周、陈，三国鼎立。

三国当中，北周地盘最大，能量最小——武装力量比北齐弱，政治地位不如陈，文化更是相对落后。然而最后胜出的却是北周。公元577年，北齐首都邺城（今河北临漳）被攻陷，北周重新统一了中国北方。就连陈宣帝从北齐手里夺回的江北诸郡，也被他们夺走。

天下，眼看就是北周的了。

可惜灭亡北齐才一年半，壮志未酬的周武帝就一病不起，享年三十六岁。失去了灵魂的北周立即陷入黑暗和混乱之中，直到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收拾局面。[13]

我们知道，他就是隋文帝。

隋文帝杨坚是鲜卑化的汉人，鲜卑姓普六茹，鲜卑名那罗延（意为金刚不坏），爵位隋国公。不过，当这位普六茹·那罗延由隋公晋升为隋王，并改回到他的汉族名字杨坚时，又一出禅让的好戏就上演了，北周也变成了隋。完全统一中国的使命当然也由隋来承担。

于是，四百年的历史就可以这样来概括：统一的大帝国一分为三，这就是三国。短暂统一之后再次大分裂，这就是魏晋十六国。然后是四分五裂变成南北对峙，这就是南北朝。最后是西方战胜东方，北方统一南方，诞生新的中华大帝国，其路线跟当年的秦并天下几乎一样。[14]

奇怪！四百年分裂动荡之后，为什么会重归一统？

统一的进程，为什么是从北到南？

在此之前，北方为什么还要再分裂一次？

从未分裂过的南方，为什么不能完成统一大业？

最后实现统一的，为什么只能是鲜卑化的汉人？

这正是我们想知道的。

淮河南北

北纬33度对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或许有着特殊的意义。在这个纬度上下，中西部海拔2000米的秦岭阻隔了南北的冷暖气流，其势延伸到东部即是淮河。淮河与秦岭共同构成了中国800毫米降水线的分野：以北，年降水量在800毫米以下；以南，在800毫米以上。

以此为界，中华大地被分为南方和北方。

属于暖温带半湿润地区的北方是辽阔的旱作平原，肥沃的黄土地上生长着小麦和大豆，以及落叶的阔叶林，比如苻坚在前秦的国道旁种植的槐树。每到秋冬之际，漫山遍野便是一片金黄，然后又在转眼之间变成枯黑。当河流和空气都被冻结时，天地间更是充满了肃杀之气。

这是出产血性男儿的地方。

南方却是亚热带湿润地区，即便一月份的平均气温也在摄氏零度以上。树木多为常绿的阔叶林，农作物主要是水稻和油菜。并无结冰期的湖泊里还有菱角和莲藕，当然也有鱼虾和螃蟹。在那风吹稻花香两岸的季节，多情的女子便会为自己的男人献上轻歌曼舞和美味佳肴。

难怪北方建立的政权一旦撤到了南方，便会变得文恬武嬉起来，直把杭州作汴州。也难怪从古到今，一统天下的总是来自北方靠小米和棍棒养大的武装力量。

呵呵，劲草朔风冀北，杏花春雨江南。

淮河南北，是两样的风景。

十六国与南北朝，也是不同的时代。

区别是显著的。从政治的立场看，十六国大分裂，南北朝半统一。从文明的角度讲，五胡不如东晋，北朝胜过南朝。也就是说，分裂的十六国变成统一的北魏后，历史进程就发生了逆转：胡人的北方不断进步，汉族的南方每下愈况。北进南退，统一大业便只能由北方来完成。[15]

这一切，又都与那条南北分界线有关。

事实上从东晋开始，淮河就既是地理分界线，也是军事分界线。后赵与东晋、前燕与东晋、前秦与东晋，都是隔淮而治。淮河南岸从东到西今之淮阴、蚌埠、淮南、信阳一线，也几乎一直是东晋的边防前哨和国境线。

可以说，没有淮河就没有东晋。

同样，没有隔淮而治，也就没有南方和北方。

是的，在华夏文明的思想体系中，原本没有南北两方的概念。南北和东西一样，都是“中国”的外围，而非对峙的两半。从商周到秦汉再到魏晋，华夏民族从来就认为自己住在天下的正当中，全世界也只有这一个中心。这个中心在魏晋之前就叫中国，魏晋之后则叫中原。[16]

中心首先是文化的。也就是说，文化先进的夏族和华族为中，东西南北是蛮夷和戎狄。统一大帝国诞生后，中心又有了政治意义，即帝都所在为中，东西南北是帝国的郡县。换句话说，秦汉以前只有中国和四方，秦汉两代则只有中央和地方，没有以淮河为界的南方和北方。

汉的中央就是长安和洛阳，魏晋则只有洛阳。洛阳的地理位置，正好在秦岭至淮河南北分界线的中间偏北。看来周公他们把洛阳称为“中国”（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并非没有道理，甚至堪称慧眼独具。何况从东汉到西晋，洛阳还做了近三百年帝都，当然是中心。[17]

然而公元311年洛阳的失守，以及五年后长安的沦陷把这一切都改变了。一方面，这两座文明古城像日耳曼蛮族刀锋下的罗马和米兰一样惨遭蹂躏；另方面，大批中原士族纷纷南下，试图把建康变成中国的拜占庭。

这时，我们就有了多种选择。

第一种是放弃长安和洛阳，华夏文明全面南移，以建康为中心重振旗鼓，并向更南边的福建、广东、广西和海南发展，实现这些地区的彻底华夏化，就像亚历山大之后北非的希腊化。中原地区则让给胡人，让他们发展壮大建立自己的文明，就像希腊北边的罗马。

可惜这并不可能。入主中原的并非只有一个民族，而是五个。他们当中也没有谁堪比罗马。偏安江左的汉族人民和士大夫也不愿意拱手相让，甚至直到陈朝时期仍然希望收复中原。事实上他们也未必没有这个能力，只是由于后面将要讲到的原因，这一愿望总也未能实现。

因此其他的选择同样没有可能。比方说，由北方胡人统一中国，实现全中国的全盘胡化。或者反过来，入华的五胡尊奉建康政府为宗主，组成以晋皇帝为天子的中华联邦，然后融入华夏文明，实现他们的全盘汉化。

显然，这都无异于痴人说梦。

不可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秦岭、淮河的阻隔以及双方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的势均力敌。更重要的是，无论胡汉都认同华夏文明，争执仅仅在于谁更有代表权。建康方面和汉民族当然不会自动弃权，北方胡人如前秦苻坚或拓跋北魏，则宣称只有他们才代表华夏正宗。

胡与汉，都认为自己是中华，是老大。

于是，一个中心变成了两个，只不过一南一北。

结果是有了南北朝。

有了南北朝，这才有了南方和北方。

地分南北并无不妥，两个中心却有问题。因为从商周到汉魏，华夏文明从来就是先聚焦于一处，然后再向文化气息稀薄的外围扩散。更何况多中心即无中心，除非它们能像长安和洛阳那样，相互依存又各有分工：长安融合东西，洛阳沟通南北；长安代表进取，洛阳代表稳定。[18]

建康与北方的“胡都”却不是这样。

何况胡人们的首都星罗棋布，还飘移不定。[19]

这样看，拓跋宏的迁都洛阳就意义重大。事实上，正是在这里，他为后来的隋文帝和唐太宗理顺了思路，进行了试点，积累了经验，聚集了人气，也留下了希望。尽管后来的东魏和西魏都放弃了洛阳，也尽管隋文帝创立新帝国，唐太宗建设新文明，都不在洛阳而在长安。

其实长安也地位尊贵。毕竟，关中是周、秦和西汉的龙兴之地。五胡中的四大天王——匈奴的前赵，羯人的后赵，氐人的前秦，羌人的后秦，竟有三个以长安为都（前赵刘曜，前秦苻健，后秦姚苌），恐怕并非没有原因。

只有隋炀帝和武则天，更喜欢洛阳。[20]

相比较而言，建康就差得远了。

现在叫做南京的建康，原本也是气象非凡的。诸葛亮就曾这样赞叹：钟山龙盘，石沉虎踞，此帝王之宅！然而怎么样呢？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从西晋灭吴起，此间建立的政权便都是短命的小王朝。[21]

北魏将建康政府称为“僭晋”，也并非没有道理。

然而即便不算孙吴，建康作为帝都也有连续二百七十年的历史，时间并不比洛阳短多少，北魏反倒在迁都洛阳之后不久就陷入内乱。更何况南方的潜力早在三国时期就已经显示出来。曹操荡平北方群雄一如秋风扫落叶，却始终不能跨过长江一步，便是证明。

看来，建康和洛阳都不必对历史负责，需要负责的只能是人。实际上中原的混乱和南北的对峙会持续二百七八十年之久，恐怕就因为南方和北方都有问题。只不过在十六国那会，北方麻烦更多，所以五胡不如东晋；到南北朝时代，则南方问题更大，因此北朝胜过南朝。

那么，他们的问题是什么？

长城内外

先看北方。

北方的边界是长城，正如南北的分野在淮河。淮河是天然的，长城却是人为的。早在南北朝之前，长城就已经成为一条分界线，把内地与外族区分开来。那个时候，长城以外的地老天荒才是北，长城以内淮河以北则是中，是文化先进文明璀璨的中国和中华，也叫中土和中夏。[22]

与夏相对应的是夷，是蛮夷戎狄，也叫胡。

毫无疑问，在这种并不礼貌的称谓背后，有着文化的优越感，也有着民族的自信心。只不过谁都没有想到，有一天事情竟会变成这样：长城之外的戎狄成了内地的主人，原来的主人则被撵到东南一隅，并被称为岛夷。

长城内外，天翻地覆。

这样的变化谁都无法适应，包括那些胜利者。面对突然出现的权力真空和历史舞台，他们只能各自占山为王或者次第登场，淋漓尽致地表现出自己的血性和蛮野，并把好端端的中原大地变成破碎的山河。

五胡十六国之乱，原因就在这里。

然而即便在这空前的动荡之中，文明的力量也仍在顽强地生长，从混乱走向有序则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于是前有后赵石勒的小统一，后有前秦苻坚的大统一。尽管两次统一都很短暂，未来的走向却毋庸置疑。而且无论羯人的后赵，氐人的前秦、鲜卑的北魏，都自称中华。

这就跟罗马不同。

曾经的世界领袖西罗马帝国，是在北魏冯太后开始体制改革那年（公元476年）灭亡的。命丧黄泉的西罗马分裂为诸多的碎片，只有东边的拜占庭帝国活到了中国明朝的景泰年间，最后在1453年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也就是在这一年，英国和法国打完了他们的百年战争。

不过，拜占庭虽然号称东罗马，却其实是另一个国家，也是另一种文明。至少，它的初期更像是亚历山大帝国的起死回生，希腊传统的借尸还魂，再加上基督教会的社会革命，而不是罗马文明的伟大复兴。真正的罗马文明，从迁都君士坦丁堡那天起就已经死了。

事实上罗马也是先分裂后灭亡，而且这种分裂跟三国和南北朝也不可同日而语。三国都是汉族政权，北朝则实行双语制，东西罗马却分别是希腊语和拉丁语文化区。于是东罗马渐行渐远，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则在西罗马破碎的土地上由日耳曼人创造出来。

中华与罗马，是不同的裂变。

也许，只有一样东西是大家都喜欢的，那就是皇帝的称号，只不过罗马叫恺撒。德意志和奥地利的Kaiser其实就是恺撒，俄罗斯的沙皇也是。但，他们似乎并没像拓跋焘自命为中华皇帝那样，说自己是罗马皇帝。[23]

不是罗马皇帝，就没有义务复兴罗马文明，也不必重新统一帝国的天下。何况罗马文明原本就是次生的，之前早就有西亚文明、埃及文明、波斯文明和希腊文明。因此，罗马境内的日耳曼人即便已经罗马化，也不一定要对罗马文明从一而终，完全可以分家自己过日子。

中华文明却是原生的。由于喜马拉雅山脉和帕米尔高原的阻隔，西亚和印度文明对中国其实影响甚微，至少在魏晋之前是这样。而且在当时的东亚地区，中华也是唯一的文明。因此，长城之外的游牧民族就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继续停留在部落时代，要么越过长城与中华认同。

五胡选择了后者。

而且，他们也早就越过长城了。

罗马却没有长城，只有大道。条条大路通罗马与长城内外分夷夏，是两种不同的模式和取向。前者意味着文明可以是多元的，也可以新建，哪怕付出代价。后者却认为世界只有一个中心，文明只有一种形态，我们也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守住自己的根基，哪怕重新整合。

否则，就只有毁灭。

四百年动荡分裂之后还得重归一统，重新统一后建设的也只能是中华文明，原因大约在此。

问题仅仅在于谁来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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