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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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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十六日，直隶巡按察院正式发布了公告，除重申了龙脉保护区的范围之外，这一次还强化了惩罚措施：“凿山之家，罄其资产入官，重示枷示。”

原来只是罚钱了事，这次是直接查抄家产，算得上从重治罪了。周士昌转发这道禁令时，还叮嘱说，罚没家产不得拿去做别的，要用来资助那些贫苦的读书士子。

十六个首犯被判刑，没什么，那点罚款不算疼。但这个查抄家产，可就太重了，不说官府有没有这个执行力度，就是被垂涎自家的邻居诬告一下，也受不了啊。

政策一拳紧似一拳，直杀得灰户敛迹，囤户收声。在冯开时任内纵容出的烧灰大潮，再度被官府强力地压制下去。金德义主持的这一次严打，效用昭彰，船槽岭下再没闹过什么烧灰凿山的大事，山林一直沉静安详。

用当时婺源巡谕何俭总结的话说：“保龙之法，在巡视之有方，巡视之方置司官上也，权假候缺之司镇之次也。”意思是，保龙成功的关键，还得靠领导重视啊。只要官府真心想管，就管得了。

这一年的八月，恰好又是秋闱乡试。这一次婺源学子中了三个举人，其中两个人是婺源本籍，分别叫汪全智和余自怡。在次年的春闱和殿试中，还有一位婺源籍举人汪秉忠得中三甲。

这个成绩，跟昔日盛况没法比，但比前几年总算强一点。风水论者纷纷表示，你看，龙脉的影响立竿见影啊。

可是接下来的天启四年（1624年）乡试，婺源只有一人中举；再到了天启七年（1627年）乡试，只有两人中举。风水论者又说了，龙脉譬如人体，久疴必内虚，须徐徐浸补，方有灵妙——再等等看。

没想到，这一等，等来一个晴天霹雳。

天启七年八月十一日，秋闱刚开始考，天启皇帝撒手人寰。

他这一死不要紧，这一科来年的殿试没人主持了。好在天启的弟弟朱由检很快即位，改元崇祯。崇祯皇帝宣布这一科不中断，来年正常举办会试和殿试。

婺源县的人品，在这一次差点中断的科举中突然爆发了一次。别看乡试的婺源新举人只有两名，分别叫胡士昌、张作楫，可闯过崇祯元年会试、杀到金銮殿上的婺源人足足有四人之多。

其中张作楫考了三甲二百六十六名、胡士昌三甲二百一十七名、余自怡三甲一百六十五、汪全智考得二甲五十四名。就数量而言，已与历史最高纪录持平。

消息传回婺源，学子士绅无不兴高采烈。多年的保龙大业，终于结出了硕果啊。

回顾婺源县与灰户之间的一系列斗争，从嘉靖四十三年到崇祯元年（1628年），迩来六十四年，一个多甲子的时光，太不容易了。有人提出一个建议，那一篇篇煌煌如星日的呈文宪词，那一位位或贤或愚的父母官，士绅们的备极辛劳、学子们的勠力尽意，若不能留书后人，岂不是太可惜了？

说干就干！

婺源士绅们将所有相关的保龙文书都搜集起来，合订成了一本书，叫作《保龙全书》，以期让婺源后辈知道，曾经有那么多人为了本县文脉呕心沥血。

不过在做这本书时，编簒者们有意无意地只收录了自家和官府的各类文书，对于灰户、囤户的状书、抗辩、呈文等一概不取。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群奸邪愚民被婺源贤达打败的正义故事。我们只有深抠字里行间的记载，才能听见那些灰户的一丝微弱呐喊——史书编撰权有多重要，可见一斑。

《保龙全书》编纂完成之后，请来县学教谕何俭做跋。何俭在回顾了六十四年来同谎言、愚蠢和胆怯的斗争之后，动情地写下一段话：“星源半残之龙永保无虞，而绝盛之文运再振于今日矣。”

是的，从此以后，士子们终于可以安心读书，继续辅佐圣主于盛世。这一场漫长的保龙运动，总算轰轰烈烈地落下帷幕……

才怪。

如前文所述，婺源地理决定了两者之间的矛盾不可调和，虽可凭强力压制，但只要官府稍有松懈，便会重燃战火。何教谕“永保无虞”的梦想，终究只是一个梦想罢了。

事实上，流传至今的《保龙全书》一共有五册。我们看到的这段经历，仅仅是第一册涵盖的内容。此外还有《续保龙全书》，记述了康熙年间先后两次保龙运动的始末；第三册单独记录了一个叫施大任的人在乾隆年间的保龙诉讼经历；第四册记录了乾隆年间的保龙运动；第五册则讲光绪十六年（1890年）到十七年（1891年）之间的龙脉烧灰大战。

也就是说，灰户们并没有在明末彻底销声匿迹，反有愈演愈烈之势。此后的保龙战争几乎贯穿了整个清代，诉讼交加，其中诡诈离奇之处，一点也不逊色于明代保龙。

不过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附：本文得益于佘伟先生点校的婺源《保龙全书》、廖华生老师的《士绅阶层地方霸权的建构和维护——以明清婺源的保龙诉讼为考察中心》，以及特别感谢社科院阿风老师提供的《婺源县志》电子版，免去了我去图书馆抄书之苦。【电子书nks0526朋友圈每日免费分享】

第三卷

谁动了我的祖庙

杨干院律政风云

一说起黄山的美景，有句人人必引的名言：“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

大明嘉靖年间，在这座绝景黄山的脚下，曾发生过一起民间官司。这起官司不算大，案情也不复杂，却被诉讼双方硬生生打出了美国律政剧的风采。这起官司的奇崛跌宕之势，比起天都、莲花、玉屏等奇峰亦不遑多让。

故事的主角，是一座古寺，和一座孤坟。

明代南直隶地区有一个徽州府，徽州府一共下辖六县：休宁、歙县、黟县、婺源、绩溪、祁门——其中歙县最大，黄山正好位于歙县的最北端。

从黄山南麓的汤口镇一路南下，大约走上三十公里，地形会陡然一变。在连云叠嶂的山区之间，多出一段狭长如纺锤的盆地。盆地的中央地带，坐落着一座叫呈坎的古朴小镇。

小镇很美，唯独呈坎这个名字有点怪。如果你现在去旅游，千万别相信导游说的什么“游呈坎一生无坎”，那只是附会的吉祥话。

那么这个名字，到底怎么来的呢？

其实在汉代，这个地方本来是叫龙溪。到了晚唐，有两个不速之客忽然来到此间，再也不走了。这是一对堂兄弟：堂兄叫罗天秩，号秋隐；堂弟叫罗天真，号文昌。

这哥俩本是豫章的柏林罗氏。唐懿宗在位期间，天下局势一天比一天糟糕。哥俩一合计，得早做准备，找一处能躲避战乱的安稳地方。罗秋隐是个精通天文地理的奇才，他跑到黄山考察了一圈，最终选定了黄山以南六十里处的龙溪落脚，并将其改名叫作呈坎。

这是用的汉武典故。当年汉武帝为了求长生，在建章宫里建了一座神明台。台上立有一尊铜仙人，双手举起铜盘，用来承接早晚露水，饮之可获长生。龙溪周围这片盆地，恰好有一条潨川河流经，俯瞰全景，岂不正像是仙人露水落在承露盘里吗？

对此《罗氏族谱序》里的解释是“盖地仰露曰呈，洼下曰坎”，故名呈坎；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坎”在八卦中属水，“呈”者平地，“呈坎”即水旁平地之意。

罗氏兄弟很快把族人都迁到了呈坎。罗文昌选择在盆地东南的上溪东、下溪东居住，成为呈坎前罗氏的始祖；罗秋隐则选择了盆地西部的后岗居住，成为呈坎后罗氏的始祖。

罗秋隐对呈坎很满意，他特意写了《定居》《定志》二赋，告诫子孙，不要轻信别人言辞迁徙他处，然后溘然去世。他的墓地，选在了其生前居屋以南三里的一处河岸。这里背靠黄龙山，面对潨川河，乃是一处绝佳的风水宝地。

这个地方，现在还有。从呈坎镇向南走，快接近盆地南口有一个依山傍水的村子，叫作杨干，即罗秋隐埋骨之地。严格来说，杨干是一个大地名，它包括了位于佛子岭附近的下杨干、潨川河畔的中杨干，以及更北方向的上杨干。罗墓所在的位置，正在中杨干旁边。

杨干的这个“干”字，作“水边”讲，正如《诗经·伐檀》里说：“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至于“杨”字，便无从考据了，也许从前在这里住着杨姓什么人。

罗秋隐下葬之后，这里便成为后罗氏一族祭拜祖坟之地，立有墓祠，四时香火，罗氏还拨出专门的田地用来支应日常开销——叫作膳茔。

不得不说，这座坟的风水确实好。从那以后，呈坎后罗氏人才辈出，在宋代比较著名的有罗秋隐八世孙、官至吏部尚书龙图阁学士的罗汝楫——不过这位亲附秦桧，参与迫害岳飞，所以后人不太愿意提，倒是他有两个儿子，都是大才。

四子罗颂精通法律，判决迅捷准确，经手的案子从无冤滞，在民间得了一个外号，叫作“罗佛子”。至今呈坎附近有佛子岭，即从其得名。

五子罗愿，是方志典范《新安志》的作者。他精通博物，文笔精醇，而且道德感很强，一直以父亲为耻，从来不敢进岳飞庙。《宋史》里有记载，说罗愿一生兢兢业业，致力于民生，到老觉得善政攒得差不多了，才有脸去拜祭岳飞。结果他刚拜完，还没出庙就猝死了。虽说这个结局荒诞不经，但也能从侧面看出罗愿的性格。

一代名儒朱熹对罗颂、罗愿两兄弟十分欣赏，曾给过一句批语：“呈坎双贤里，江南第一村。”“双贤”即指罗颂、罗愿兄弟，一句话把呈坎提到了一个极高的地位，罗氏一族亦成为当地显贵世家。

到了南宋理宗年间，呈坎后罗氏的当任家主，是罗秋隐直系十三世孙罗鼐。他在主持祭礼时发现一个弊端，呈坎罗氏自唐以来繁衍兴盛，四处开枝散叶，每年祭礼“老者远莫来，来者幼莫时”，长此以往，未免怠慢了祖先。

于是罗鼐召集族中众人，提出了一个办法：在祖坟的外围建起一座禅院，割出部分田地作为寺产，请来僧人住持。一来祖坟时刻有人看守修葺，不致毁坏；二来寺内诵经不断，香火缭绕，也等于为祖先烘托阴德。

这种性质的寺院，被称为坟寺。宋代崇佛之风兴盛，很多大族都选择为祖坟修建一座坟寺，这在当时是很流行的做法。

听了罗鼐的建议，族人纷纷表示赞同。罗氏一族家风亲厚，成员素来团结。他们有钱的捐钱，有田的捐田，实在没钱没田的，也会表示我家出两个壮丁，参与营造，很快就解决了禅院基建和资金的问题。

接下来，就是找和尚了。

罗氏历代与徽州当地大族联姻，罗鼐娶的是歙县程家的女人，老丈人程元凤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罗鼐请程元凤推荐一位靠谱的僧人，老泰山想了一下，想到在宁泰乡仁佑里也有一座杨干禅院，遂推荐其中一个叫觉晓的僧人。罗鼐过去聊了一下，觉晓同意过来，索性把杨干院整个迁了过来。

罗氏在墓右边的开阔地修起了六间大屋，正中间供奉如来，右边供奉后土，左边供奉罗秋隐的牌位，再左边则又是三间屋子，一直修到溪水旁边的河坡，成为杨干禅院的基本格局。

这是个挺有意思的组合，如来是释家的，后土是传统民间神祇，后来被道家吸纳，再加上祖先牌位，可以说是集佛道儒三家信仰于一身，应了王重阳那句话：“红莲白藕青荷叶，三教原来是一家。”

南宋宝祐六年（1258年），杨干院正式建成。罗鼐又请来程元凤，专门撰写了《罗氏新建杨干院碑记》，把建院的前因后果写清楚，请祁门人方岳负责篆盖、歙县人方回进行书丹——这两位都是进士出身，方回后来在元代做到建德路总管。可见罗鼐为了建这个禅院，真是动用了不少人脉。

从此以后，罗氏祖墓旁边多了一座禅院。僧人们日日诵祈，罗氏年年拜祭坟冢，兴寺护坟。时光流转，世势推移。转眼二百七十年过去，历书从大宋宝祐六年一下子翻到了大明嘉靖七年（1528年）。

在这期间，很多事情不曾改变。罗氏一如既往地在呈坎生活着，发展成为歙县大族之一。而杨干禅院的香火也从未中断，始终缭绕在古坟四周。

但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很多事情还是发生了变化。比如罗氏对祖坟疏于祭扫，来的人越来越少。到杨干院上香的人却越来越多，它慢慢从一座罗氏的守墓禅院变成面向公众的名刹。

本该相敬相安的罗氏一族和杨干禅院，在嘉靖七年突然起了龃龉，彼此攻讦，爆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斗。

争斗的起因，还得从杨干禅院的一位“高僧”说起。

这位“高僧”的法号叫法椿，也是徽州人，出生于弘治八年（1495年），籍贯是歙县邻近的休宁县。此人的来历十分可疑，据说是绝户家的独子。

大明对于户籍管理特别重视，每一百一十户人家编为一里，一里造黄册一本，写明各户的丁壮、事产，凭此科税。一户人家如果壮丁断绝，会被归类为绝户，自然也不用缴税了。

因此民间有一种作弊手段，就是让家里的丁壮逃离原籍，再向官府报备绝户，从此家人可安享免税之福。法椿很有可能就是这么一种情况。

正德元年（1506年），年仅十一岁的法椿逃离了家乡休宁。虽然他距离法律规定的成丁年龄还有五年，但此时地方户籍方面腐败严重，经常有明明不成丁的孩童，被恶吏强行登记为壮丁，借此要百姓多承担税徭。

能逃，还是早点逃的好。

法椿离家之后，只有两个选择。第一个选择是成为没有户口的流民，四处迁徙，除非买通一地官吏假造户籍，才能合法落脚；第二个选择，就是出家为僧、道，只要有寺观肯接收他，并取得度牒，便有了合法身份。

【注释】

度牒：亦称“祠部牒”。唐朝设立试经度僧制度，经过考试合格的僧尼、道士，由国家管理机构祠部发给其度牒，作为合法出家者的证书，可凭此免承徭役。明王朝十分注意限制僧尼的数量，规定每三年发放一次度牒。并且，男子不到四十岁、女子不到五十岁，不得出家。《大明律》中对没有度牒、“私自剃度者”亦有十分严厉的处罚。

图三·1 明代的道士度牒

徽州崇佛之风十分浓烈，境内大小寺院有几十座。法椿理所当然选了出家这条路。不过他不敢留在原籍休宁，跑到临近的歙县，投拜到杨干院门前。

寺庙对于这种投拜来的逃户，一般持欢迎态度。毕竟逃户没户籍，寺院将其收留，形同大户人家多了几个隐户奴仆。至于这种行为是不是违法，出家人慈悲为怀，人家求上门来，怎么能忍心赶走呢？

事实上，徽州一带的诸多寺庙，一直在偷偷招纳逃流军民，这已是行业内的潜规则。仅杨干院在正德年间，就先后招纳了四十多人，法椿不过是其中一个罢了。

当时杨干院的住持叫佛海，他大概是看对了眼，欣然收这个十一岁的少年为徒，还给他起了一个法号叫“法椿”，使他成为杨干院中的一个小沙弥。

“椿”本意是大椿，乃是一种传说中的长生古树，引申为寿高不衰之意。法椿这个名字，自然也寄寓了师父希望法统延续绵长的祝福。

现在法椿与真正的和尚之间，只差一张度牒了。

明代对于度牒管理，颇有一套办法。从洪武十七年（1384年）开始，朝廷规定，天下持有度牒的僧道，每三年要考核一次，没过的要收回度牒，比如今考驾照还严格。

不过就像其他政策一样，官僚们很快就发现其中的利益所在。从景泰年间起，只要僧、道捐纳五石粮食，便直接颁发度牒。再后来，朝廷干脆把这个制度当成开源之术，一遇灾害，干脆签发几万张空白度牒给当地官府，拿去换粮食赈灾。

也不知道是法椿天资聪颖能顺利通过佛典考试，还是他师父格外疼爱他，替他出了一笔费用，总之在两年之后，法椿顺利获得了度牒，正式成为一名落籍的僧人。

此时休宁县已经觉察法椿逃户的事。法椿是家里的独子，依大明律，单丁不得出俗。县衙屡次下发文书，要求他立刻还俗应差，否则严惩不贷。可惜在大明体制里，这却是一件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工作。

为什么呢？

前面说了，大明在宗教管理上颇有创新，讲究两个字——意识形态上要“敬”，行政管理上要“汰”，换句话说，朝廷充分尊重你的信仰自由，但宗教不能凌驾于国法之上，也得接受朝廷部门的管辖。

洪武年间，朱元璋在礼部设立了僧录司，总管大明佛教事务。这个机构在各地每一级都有分部：府一级有僧纲司，州一级有僧正司，县一级有僧会司，逐级向上汇报。这些部门的官员都有僧人身份，谓之僧官。

用现在的话说，寺庙属于条管机构，地方县府是块管机构，两条线。当法椿获得度牒之后，进入条管单位，休宁县明知他是逃户出身，却再也无可奈何。

法椿彻底摆脱了俗世纠纷，开始在杨干院里大显身手。他运气特别好，跟对了人。他的师父佛海在当地颇有影响力，在正德年间一度做到了徽州府的都纲。

【注释】

都纲：为梵语“大经堂”之音译，自唐代始有此称谓。明初，在礼部之下设立僧录司，管理全国佛教事务；在外府，则设僧纲司，掌管该府佛教事务，包括颁发度牒、决断僧尼词讼等。僧纲司主官为都纲，从九品，由政府选择精通佛教经典、严格遵行戒律的有德之僧人出任。

都纲是僧纲司的主官，司掌整个徽州府的宗教事务，从九品。它看似是个最低级的芝麻官，实际权柄可不低。当地僧人违法犯戒、寺庙的争端诉讼，都交由都纲来裁决调解。

不过这个职位虽有官身，却无俸禄，手下办事的皂吏仆役一应费用，还得僧官自己掏钱。所以这个职位的选拔方式，是诚德者任之。什么是“诚”？捐纳一大笔银钱就是诚，证明自家有财力胜任。什么是“德”？你必须得到本地诸寺住持的认可，有大德联名作保，才有资格担当。

说白了，这个官位得买。

买官之制看似荒唐，其实也有它的道理。乡绅乡宦为什么能在基层一言九鼎？一是有钱可以左右经济，二是有声望可以上达天听。这两个条件，是基层权力的来源所在。释门虽然清净脱俗，可也一样要遵循这个规律。一个寂寂无闻的穷和尚，就算佛法造诣再高，坐上都纲的位子，也没法开展工作。

法椿的师傅佛海能当上都纲，可见身家和声望都不低。佛海退下来以后，稍微运作了一下，在嘉靖二年（1523年）把法椿也推上了这个位置。

法椿入寺不过十七年，剃度不过十五年，竟然能做到徽州府都纲，着实是个人物。

此时的杨干院，风气已大不如前，庙里几乎没有认真修佛的。僧人们除了敛财诓骗之外，没事还勾搭民间妇女，几成淫窟。与杨干院僧人有染的女子，光名字留下来的就有满真、七音、保弟、叶毛、佘窗、仙真等人。更有甚者，堂堂释教弟子居然信了白莲教，时常在寺里起香聚会，借机奸淫妇女，搞得乌烟瘴气。

罗氏一族跟杨干院关系密切，看到和尚们这么乱搞，自然心生不满。有一次杨干院又搞起白莲秘法，这次居然公然立坛诅咒。罗家人吓得够呛，生怕自己家被邪法影响，找到里老抗议。

按照大明律，每一百一十户人家合为一里。一里之内，管理者除了里长和甲首之外，还有里老。这个职位一般由年高德劭者担任，负责调解里内争端。只有当里老调解不果，百姓才能去县衙提起诉讼，不得擅自越级上告。

立坛诅咒这事，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罗家人不好直接去县衙上告，便先请来里老吕社英调停。

吕社英去杨干院转了一圈，回来劝罗家息事宁人。罗家问那诅咒的事咋办，吕社英真能和稀泥，请来一个叫胡禛的术士，烧了几张纸，做了一番法事，就算是解咒了。

这件小事并没闹得多大，可罗家人对杨干院的不满溢于言表，积怨日深。尤其是罗家这一代的家主罗显，知道朝廷对白莲教的态度，惧怕万一哪日杨干院事发，把罗氏一族也牵连进去。

嘉靖六年（1527年）十二月，杨干院的佛殿发生了损坏，重修工程由佛海的师弟、法椿的师叔佛熙和尚负责。这个和尚指挥工匠修理时，把一大堆瓦砾废料盖到了罗秋隐的坟头之上。等到工程结束之后，他没收拾，把垃圾扔在那里再也没管。

嘉靖七年三月，罗显偶然进入杨干院，看到祖坟被一堆瓦砾死死压在下面，登时气得够呛。再一打听，发现主使者是佛熙，罗显更是怒不可遏。

他和佛熙之间，那是早有积怨。

从前杨干院的位置靠近河道，屡次为洪水所侵。杨干院的和尚们遂把佛殿移到了罗秋隐的坟前，把供奉牌位的祠堂改到坟后的坡顶。经过这么一改，格局和宋代时大为不同，罗秋隐的坟本来在寺旁，这回被包纳进了院墙之内，与佛殿咫尺之隔。

到了弘治年间，位于坟后坡顶的墓祠发生坍塌，当时负责修理的正是佛熙。这和尚自作主张，非但没修好墓祠堂，反而趁机在原地起了五间大屋，修了个观音堂，还造起了钟、鼓二楼以及厂厅、廊房等设施，杨干院俨然成了一座大寺的规模。

当时罗氏虽然对佛熙不满，但格局已成，只好退让一步。没想到这个和尚得寸进尺，如今居然用垃圾来羞辱罗家祖坟。

罗显带着无比的愤怒，叫来几个族人，把祖坟上的瓦砾清理干净，等佛熙回来理论。佛熙没露面，只派了个小沙弥回话，提出一个要求：让罗显把祖坟迁出杨干院。

相信罗显听到这个要求时，内心是崩溃的。整个杨干院是为了给我家祖先守坟才建的，你们搞清楚自己的立场好不好？！罗显把来人骂走，准备好好跟和尚们算算账。

不料佛熙却率先出手。

佛熙早看这座殿后孤坟不顺眼，这次既然挑起了冲突，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事情做绝，老衲可不是吃素的！

他手里一翻，准备了一份状书，直接送到了歙县知县高琦的案头。

在这份状书里，佛熙声称罗氏一族看中了本寺的好风水，设了一个假坟在此，妄称年代久远，伪造方志文书，其实护坟是假，谋夺寺产是真。

猛一看，这状书简直就是胡言乱语，全无凭据。可佛熙一点也不担心，因为他背后站着一位高人——正是他的师侄、时任徽州府都纲的法椿禅师。

都纲是宗教仲裁官，法椿自然熟知大明律。整个诉状，恐怕都是出自他的手笔。

可不要小看佛熙这次提告的动作，里面的门道可是很深的。

百姓要告状，得先请里老进行调解，调解不成再行告官。杨干院属于寺庙体系，因此不受这个流程的限制，可以径直去找知县。换言之，罗显要告杨干院，将会是场旷日持久的官司；杨干院告罗显，却可以立刻进入审理阶段。

这样一来，罗显将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与杨干院对簿公堂。

知县高琦接到诉状之后，立刻派人把罗显提来。罗显一头雾水赶到县衙，看到佛熙旁边居然还站着法椿。

原来，佛熙主动提诉，还有这么一层用意。

在《金陵梵刹志》里，关于都纲的权限是这样说的：“若犯奸盗非为，但与军民相涉，在京申礼部酌审……在外即听有司断理。”翻译过来就是：如果诉讼是寺庙之间的，交由都纲仲裁；若诉讼发生在寺庙和普通民众之间，则须通过当地官府来审理。

杨干院起诉罗显，属于宗教人士与民间的冲突，自然应该交给歙县知县审理。但因为杨干院是原告，身为徽州都纲的法椿，也有权参与进来。

种种迹象表明，这一次起诉是杨干院精心策划的，目的就是让法椿站在公堂之上，与罗显对质。

罗显本来信心满满，法椿是都纲又怎么样？我家祖坟先于杨干院而起，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实，有实物、有人证，还有府志、县志、碑文等文献为证，怎么可能把白的说成黑的？

没想到，双方一对质，情况却大大出乎罗显的预料。

法椿上来就扔了三枚大炸弹。

第一，他宣称罗秋隐坟墓的所在早已湮灭无闻，现在的坟头是罗显伪造的。理由是：这尊坟墓的形制狭小，坟边又没有石灰勾勒，只有八层砖围，分明是临时草草堆成。

第二，府志、县志记录简略，里面所说的罗氏坟冢位置含糊，未必就是目前在杨干院里的这座，因此不足为凭。

第三，杨干院的建立，与罗氏无关。目前这所禅院始建于唐咸通二年（861年），位置是在歙县孝女乡，先后经历三次迁移，方才落于杨干。而那篇所谓程元凤撰写的碑记里，说杨干院自宁泰乡迁来，显然指的不是这一所杨干院。院内的坟头，自然也就不是罗秋隐的——罗家人拜错坟头了。

罗显被这三枚炸弹给炸蒙了。这三条虽是强词夺理，可一时之间不易辩驳。

没等罗显辩解什么，法椿又扔出了第四枚炸弹。

这是一份洪武二十四年的流水保簿，编号“宾一千九百九十九号”。那一年，徽州正好清丈土地，不光要清理民田、官田，所有寺庙道观的土地也要登记造册。杨干院名下的所有寺产，就登记在这份文书里，并写明所属人是杨干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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