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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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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应天乡试，婺源籍学子只有两人中举，无人闯过会试。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应天乡试更惨，无人中举，婺源学子又一次脱科。

这事太丢脸了，以至于《婺源县志》的作者不得不在万历四十六年的科举成绩下方填入一个叫方拱乾的当科进士。其实人家是桐城人，也没从婺源县学应试，只因为桐城方氏是婺源迁移过去的，他才被硬拽过来遮羞，免得开了天窗。

这一下子，县学的士子们可坐不住了。他们没时间去检讨自己读书是否用功，都认为这是龙脉被戕害的缘故。

很明显嘛。赵大人在位时严格约束烧灰行为，龙脉复振，你看万历四十年的考试成绩多好。冯大人接任以后口号喊了一大堆，那帮灰户、囤户却越来越嚣张。龙脉被这么天天凿、日日烧，科举成绩能出来吗？

万历四十六年的十一月初八，婺源县城的廪生、增生、附生们同仇敌忾，集体给冯开时上了一篇呈文。在呈文里，学生们描述龙脉如今的状况是：“起窑数十，聚众百余，每日凿石、断龙、烧灰无忌，若不亟究，龙脉将竭，县治不保。”

在呈文里，学生们提出两条建议，一是请县丞会同县学前往逐一拆毁灰窑；二是请官府督促十七都、十八都两处负责人每月出具甘结。

这两条举措，在赵昌期任内本已执行得很好。现在学生们重新向冯开时提出这些建议，可以反证它们早被废除不用。可见在短短几年时间里，赵昌期在任时的保龙体系已是千疮百孔，而烧灰产业的复兴又有多么迅速。

学生们不指望冯大人拿出新举措，但好歹把赵大人当年的政策严格执行一下啊！

这些联名上书的学生，阵容着实不得了，一共有五十二人，其中后来有资格进县志的足有十人之多。他们要么是学霸，要么有个好爸爸。比如有个叫余自怡的，以八股文著称，后来官至广州知府；再比如有个叫余昌祾的，出身余家大族，他爹是敢面斥张居正的户部侍郎余懋学，他自己则靠恩荫做到了广信府同知。

那么多官二代和学霸一起闹事，冯开时不得不亲自出面安抚。他很快给了一个批复：

“东衙会同学诸生员拆毁究罪。如违，解院、道重处。”

所有人看到这段批语，都觉得新鲜。冯大人从来是妙笔生花、满腹锦绣，什么时候写过这么短的回复？又什么时候写过这么干巴巴的文字？一个典故没有，一个生僻字没用，这，这还是冯大人的风格吗？

反常，太反常了。

学生们又仔细研究了批文内容，更反常了。

“东衙”指的是县丞。县丞的办公室在正堂东侧，因此有这个代称。冯开时的批示，是让县丞夏时跟学生们去把被举报的灰窑拆毁，这本没什么，可难道后面不该接一句“各地方不得徇情容隐，一体究治，断不轻贷”吗？

还有，拿住破坏龙脉的罪犯之后，难道不该接一句“本县惓惓严禁，枷责治罪”吗？

这位冯大人一推六二五，抓犯人的事扔给县丞，审判犯人的事踢给察院、兵备道去重处，知县该做的事，一句没提。

他这是怎么了？

答案在两个月后揭晓。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一过完春节，冯开时迫不及待地宣布离任，高升去了南京户部。县学的学生们这才恍然大悟，原来他早知道自己要走，自然不会去管保龙烧灰这种烂摊子，敷衍敷衍得了。

学生们气坏了，从来没见过这么不负责任的官员。冯在任六年，表面文章做得光鲜亮丽，可保龙战争疏漏百出，这种人也配高升？这些学生到底没社会经验，不明白人家活虽然干得一般，可PPT写得好，一文遮百丑。

冯开时打点行装，高高兴兴去南京赴任了。愤愤不平的学生们决定把呈文重写一份，等新来的知县一到任，就拿给他看，让父母官从一开始就意识到保龙的严重性。

结果他们左等不来，右等不来，一直等到万历四十七年的三月头上，才盼来一位官员。

一亮片子，原来这位官员叫刘焕发，是徽州府的推官。冯开时离职以后，婺源知县这个位置一直空着，徽州府没奈何，只好把刘推官派过来，临时代理县事。

这事在大明很常见。如果一个知县职位出缺，得上报给吏部，吏部再挑选合适人选派遣过去，这一来一去要花很长时间。在旧官已去、新官未到的空窗期，会由县丞或府级官员来临时代掌政事。此前谭昌言离职之后，就由徽州府郑推官代理过一阵。

可若是临时代理的官员，意味着行事一定守成，他们只求在新知县来临之前别出什么事就好，不会做什么大的改变。

这位刘推官人还不错，虽无文采，但愿意干点实事。他一到任，便重新立起一块石碑，把巡抚都院、巡按察院、兵备道、徽州府和婺源县历代领导的批示，都刻了上去，立在县城旁边。

等一等，这不是冯开时此前吹嘘要做的事情吗？原来他连这么一件面子工程都没干成……

紧接着，刘推官着手重建了一支巡察队，包括了县衙三班、县学生员和船槽岭附近里约、排年等成员，每年二、八、十、十二月对龙脉进行重点巡逻。

除了巡察队，当年的一系列政策——比如鼓励都间互监、重赏举报等——都不同程度得到恢复。虽然刘推官只是个看守官员，执行力度不比赵昌期，但比冯开时在任时可强多了。龙脉灰户嚣张了六年的气焰，又被压回去了一截。

七月一过，吏部选派的新知县终于到任。他叫金德义，浙江义乌人。金德义和刘焕发交接了工作，开始着手了解婺源县的民情。

金知县是个什么性格的人，理政是个什么思路，婺源人并不清楚。县学的学生们忽然想起来，之前不是说要修改一篇保龙呈文，拿给新知县看吗？现在正是时候！

县学最不缺的就是读书人，很快呈文改好了。它的开头先回顾了龙脉的风水形胜，然后从朱熹开始说起，追述婺源历代名人，接下来笔锋一转，讲起烧灰凿石者的可恶，以及惊扰龙脉给婺源带来的种种恶果，兼之回顾历任知县的政策，以及建议云云。

是文面面俱到，条理清楚，不失为一篇上等的说明文。

这些学生里有一位神人，可惜名字已不可考。他看了呈文改稿，觉得不够劲爆，无法触及新知县的心灵。你看，呈文里说什么龙脉被毁、文运中断，这跟金知县有关系吗？说什么闾井萧条、十室九空，人家关心吗？还提什么嘉靖四十三年之后，兵燹连连、灾劫绵绵，人家又不是婺源人，会怕这个？

这些刺激太弱了，要更强烈一些。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让金知县发自内心地认为，保龙禁灰这事跟他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他才有动力去推行。

然后他提笔写下了一段话，夹入呈文之中。

这一段话，堪称震撼灵魂的奇文，姑录于下：

“嘉靖丙寅，遂致矿贼攻城焚劫之祸，谭之色变，怀白李侯失守去位。地理之关于人事，岂不响应哉？迄今县治火灾时起，民居靡宁。宾蒙张侯升任外谪；中云吴侯甫拜南垣，未满即世；石梁赵侯，终于右银台；二愚万侯，甫拜侍御，直谏蒙谪；省堂陈侯，半载丁艰；月樵朱侯，亦以艰去，至今迁少冏卿；若谷徐侯，亦以艰去，至今尚居少参；念塘熊侯莅邑仅一岁而殒；凡同谭侯，亦以艰去，至今迁大参；启宸金侯，西台三载未艾而逝；青严赵侯，以曹郎终；开三冯侯，候补户曹——何嘉靖甲子之前邑侯之晋华者踵接，而甲子遂为闲直也？”

这段话里有许多别称，即使直接翻译也不好理解。我把内容分成段，解释一下，大家就明白了：

嘉靖四十五年，矿贼攻破了县城，当时的知县李志学被贬谪到漳浦做典史。从此以后，因为龙脉被破坏的缘故，在婺源做知县的人，没一个仕途平顺的。不信我给您数一数啊。

接任李志学的知县，叫张东旸，升官没多久就被贬了。

次一任知县叫吴琯，病死于任上。

次一任叫赵崇善，最高只混到右银台——银台是通政司的别称，右银台即右通政，正四品。

再下一任知县叫万国钦，做到侍御，也就是监察御史，可惜因为直谏丢了官。

下一任叫陈宗愈，上任半年赶上亲人亡故，只能丁忧去职。

下一任叫朱一桂，也是家里死人，丁忧去职，至今也只混到少冏卿——冏卿是太仆寺卿的别称，少冏卿即太仆寺少卿，正四品。

下一任叫徐良彦，同样丁忧去职，只混成了个少参。布政使下属有参政、参议，前者别称大参，后者少参，正四品。

下一任叫熊寅，到任一年病逝。

再下一任就是谭昌言，丁忧去职，如今只做到大参——从三品。

下一任金汝谐，去了西台当御史，三年就病逝了。西台是都察院的别称。

下一任赵昌期更惨，以曹郎终。曹郎是指六部之下的各司主官，赵曾担任南京兵部主事。

下一任冯开时，只在户曹混了一个候补主事。

这位不知名高人的思路着实刁钻，他一口气列出了婺源县前后十三任知县的履历，提炼出一条规律：“地理之关于人事，岂不响应。”历任婺源知县因为龙脉受损的事倒霉连连，官路坎坷，没一个过得好。新来的知县大人，您自个儿掂量掂量吧。

这个角度可以说是高屋建瓴，深悉人性。你跟官员们陈说民间疾苦，未必能让他们感同身受，但一说这事有碍于仕途，保证会引起高度重视。

其实仔细分析的话，这份倒霉名单根本名不副实。比如赵崇善、朱一桂、徐良彦三人官至正四品，谭昌言更做到从三品。虽说是闲职，但也不至于被说成仕途蹉跎。这若是蹉跎，那什么才算仕途顺利？当到皇帝吗？

那位高人为了论证十三位知县都倒霉的论调，只好硬说这几位还爬得不够高，职位不够重。这种先立论点，再扭曲论据的做法，值得后人学习。

真正要说时运不济，只有赵昌期一个。这位勤恳实干的官员，在万历四十六年去世，以南京兵部主事终。以他的才干和背景，只做到这个级别的官位，确实挺可惜的。可他对婺源的贡献最大，高人感念恩德，笔下留情，只说他“以曹郎终”，并没去刻意渲染。

这份呈文的震撼效果，真是立竿见影。金德义读完以后，对保龙的态度一下子变得积极起来。

金知县初来乍到，情形不熟，并没有采取赵昌期那一套有节奏的“内斗”之计，而是直接调集人手前往龙脉，谁凿岩烧灰抓谁。一时间鸡飞狗跳，不少灰户和囤户来不及躲避，纷纷被捕下狱。

县学的学生们一片欢欣鼓舞，觉得金知县真是赵侯再世。没想到，金德义的这个做法太过简单粗暴，反而引起了强烈的反弹，逼得十七、十八、二十三、四十三的居民们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冯开时在任那几年，四都居民已经不像从前那么彼此敌视了，养出了一套抱团的策略。这次金德义一下狠手，他们立刻分散开来，把灰窑往深山里挪，不再互相举报。官府的人过来问话，谁都不会开口。

在婺源山区那种地方，如果得不到当地人的配合，官府想实行什么政策当真是寸步难行。船槽岭烧灰游击队深谙十六字方针：“敌进我退，敌退我凿。敌驻我睡，敌疲我烧。”跟官府周旋起来。金德义的高压政策声势很大，可实际效果并没那么明显。

这一场官民之间的对抗，一直持续到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年初。所有人都以为春节之后官府会有所进展，却没料到最先来到的，是四都灰户们的一次反击。

大明律有规定，如果对县级主官的政策不满，民众可以一级一级向上申诉。四都灰户抓住这个机会，每一户发起一桩诉讼，直接把知县金德义告到了上级徽州府。

此时的徽州知府叫周士昌，四川内江人。他开年一开衙，还没跟同僚道贺，便被铺天盖地的状书给淹没了。

四都居民的诉状并没有保留下来，但是从其他文献对“刁民”的痛斥中，大概能猜出他们说的是什么内容：现在税赋太重，田地太少，如果禁止烧灰的话，百姓将无从活命，请求取消金知县的严打政策。

要知道，这会儿已是万历末年，大明基层乱象已然萌生。尤其是从前年开始，朝廷面向全国开征辽饷，每亩土地加征九厘。这笔加税，加不到士绅们头上，到头来还是由自耕农承担，全国农民的处境变得更加恶劣。

具体到婺源县里，本来田地就很贫瘠，辽饷一加，老百姓更没办法种田维生了。他们选择做灰户凿山，实在是因为活不下去。

灰户的这些状纸，还把辽饷的事拿出来当挡箭牌：为了更好地支持辽东战局，我们多赚银子多交税，可一旦禁灰没收入了，辽饷也会受影响，难道你们为了婺源龙脉一己私利，要置国家大局于不顾吗？

明代打官司有一个特点，无论上下，都喜欢往大道德、大政策上靠。一靠上，便立于不败之地，谁反对我，就是不道德，就是反对朝廷。婺源灰户的状书挟辽饷以制府县，一点也不奇怪。

徽州知府周士昌拿到这些状子，可犯愁了。婺源保龙这事争了许多年，前因后果他很了解，但这次告状的人上升到了辽饷的高度，着实不好处理。

尤其是他这个级别的官员，应该已经听说明军万历四十七年三月间在萨尔浒的一场战争中空前惨败，接下来肯定又得临时征派。这种大环境下，婺源保龙一事已然变得复杂化。倘若他一个错判，灰户们再去巡按或巡抚那里上诉，可能这事就通天了。

拖吧！

这一拖，就拖到了万历四十八年的夏天。

对于灰户们的上诉，徽州府迟迟没有回应的动静。灰户们没着急，婺源县那边的金德义先慌了神。因为县学士子和乡宦告诉他，徽州府百分百支持保龙，肯定会立即驳回上诉。可如今上头一直没有动静，这本身便代表了一种态度。

他找到婺源士绅们，抱怨说听信你们一面之词，现在我要吃挂落了。士绅们一合计，不能坐等，得主动出击。

不过诉讼这条路就算了，一打起官司来可拖不起。婺源的重量级人物很多，他们推举出身份最高的汪应蛟，以私人身份给周士昌写了一封信。

汪应蛟是万历二年（1574年）的进士，历任济南参政、山西按察使、天津与保定巡抚、工部右侍郎、兵部左侍郎，可以说是一步一个脚印，全靠地方实绩升上来。

严格来说，汪应蛟还没有致仕，仍是官场中人。他的兵部左侍郎，稳稳压徽州知府一头。只不过这时候他因为要养奉父母，留在婺源没去上任。

跟他相比，无论年纪、资历还是官职，周士昌都只是个小字辈。

汪应蛟客客气气地给周士昌写了封信，简单寒暄了两句，然后指责“豪民犹挟其故智，尝试扞罔，且以乞生胧告台下”，直接给定了性是闹事。关于灰户提出的“乞活”诉求，汪应蛟驳斥说：嘉靖四十三年之前没烧过灰，人家是怎么活的？除了那四都，其他几都也没有烧灰，又是怎么活的？

在信笺的末尾，汪应蛟动情地请周知府“为敝邑造千百世之福，士人千百世之感也”。

汪这种大人物，越是客气，压力越大。周士昌接信之后，顿觉棘手。他忽然想起来，还有一个辽饷的问题没解决，反复读了几遍汪信，里面却只字未提。周士昌再仔细想了想，才体会到其中门道。

辽饷这事，换了别人，不提是因为不敢提。唯独对汪应蛟来说，不提是不屑提。

汪应蛟在官场上是有名的抗税高手。万历搞矿税时，他屡次上书公开反对，还差点干掉两个天子的亲信矿使王虎、王朝，名满天下。他在天津带兵时，兵饷不够，一般官员会上书请求拨款或加税，只有汪应蛟一分钱不要，带人引水改造，生生把葛沽、白塘一带的5000亩盐碱地溉成了水田，从此屯田足可济军。

天子的矿税、自家的兵饷，他都顶得住，何况区区辽饷？

汪应蛟只字不提，是在暗示周士昌：你不用怕别人扯辽饷的事，朝廷有什么问题，尽管往我这儿推。

周士昌领悟到这一层，顾虑尽去，当即修书一封，客客气气地表示：“日前奸民胧告乞生一词，类有数纸，初亦准其一。行县查勘，不谓次日又来苦诉，若扼其吭而夺之食者。然此种十词九谎，有何成心。”

他准确地把握住了分寸，一口咬定灰户们是胧告——胧即含糊不清，类似于莫须有，是十词九谎。既然他们说的都是谎话，烧灰助辽饷什么的自然也是瞎说八道了。

给汪应蛟私人交代完以后，徽州府从程序上，正式驳回了所有灰民的诉状，并且指示金德义知县，要全力配合烧灰专项治理工作的开展。

金知县那边，紧锣密鼓自不必说。县学这边，更是战意腾腾，士绅们推举了一位叫余懋衡的官员前来督战。

余懋衡也是个朝野知名的人物，万历二十年的进士。他在陕西巡按任上时，公开举报税监梁永贪渎，差点被后者毒死。两人大斗一场，结果是梁永撤回御马监，余懋衡也丁忧回家。后来他被启用为大理寺右寺丞，可惜身体不好，正在归乡养病。

有这么一位额头生角的狠角色压阵，自然让莘莘学子士气大振。

余懋衡为婺源县学写了一封公开信，算是战前动员书。这封信可称得上杀气腾腾，劈头就说：“顽民违禁凿龙，椎锐之声，火焰之气，十余里内若裂若开，意欲何为？”

余到底是进士出身，几句论述，灰户嚣张气焰，跃然纸上。他紧接着笔锋一转：“闻虽拘拿数人，照旧锄石烧灰，视衙门若儿戏，此乱象也。将为兵火城郭之忧，岂止科第财富之凋残已耶！”

这句就更狠辣了。这些人私自烧灰，连官府都不放在眼里，如果不管，恐怕是要化身流贼谋反啊。到时候，倒霉的又岂止是教育部门。

一下子，立意就高了，性质从保龙上升到平叛。

尤其是一说起灰户乞活的事，余懋衡的排比句汹涌而来：“嘉靖甲子以前未烧灰，未卖灰，顽民依旧吃饭，依然种田。别都之民无县龙可凿，无灰可烧可卖，依旧吃饭，依然种田。茫茫四海，为商，为贾，为匠，为工，何技不可度活？”

其实余懋衡有点揣着明白装糊涂，他写过一篇《北乡富敬堂记》，里面分析婺源务农之艰辛，头头是道——说明他很明白灰户为何铤而走险。只不过为了龙脉安危，余大人也顾不上许多了。

最后余懋衡呼吁广大学子：“残县龙以射利，不仁甚矣！自残其龙，自伤其脉，不智甚矣！吾辈若不亟为力禁，坐视凌夷，亦不得谓之仁，不得谓之智矣！剥肤之灾，坚冰之祸，勿谓吾言不验！”

连“勿谓吾言不验”都说出来了，说明真的要开打了。

正式开战的日期，定在了万历四十八年的八月。

先是汪应蛟、余懋衡等人领衔，会同几十名乡宦联名上书，请求金知县保龙严查。然后金知县掷下令牌，委派县丞黄世臣亲自带队，会同县学的生员督查队，气势汹汹朝着船槽岭扑过来。

这一次联合执法，力度空前，真正细到一窑一户一地，逐一查实。事后黄世臣写了一份工作报告，简单引用一段，感受一下其细致程度：

“里长施时高，引至十七都小严前，有窑一所，查出窑户吕乞、吕正、吕爱、吕芝、吕奇、吕呈等；楼下有窑一所，查出窑户洪泽、洪星、洪新寿、洪三保、洪福忠、洪互等；外施村有窑一所，查出窑户何兴、何德桂、洪象、洪善、汪虎、方子等；戴贰拾坞有窑一所，查出窑户程法互、程新明、程高、程文辛、詹华，以上司窑俱在十七都地方……藏在穷源幽坞。”

从这段记载可以看出，灰窑几乎都是家族式作业，一窑一户，或两家联合，最多掺杂一两个外姓人。窑归家族共有，每个族人都有细股可分。所谓囤户，实际上是家族中带头之人，和一般矿主还有区别。

这次清查，可谓是摧枯拉朽，犁庭扫闾。龙脉岭上的灰窑又一次被一扫而空，光是拘押的就有几十人，连坐者更多。金德义甚至公开表示，这一次绝要严惩：“若稍从末减，则虽欲禁之不过隔靴搔痒耳。”

这场轰轰烈烈的专项治理运动，持续了足足一个月，然后在八月底戛然而止。

皇上驾崩了。

七月二十一日，万历皇帝在弘德殿去世，终年五十八岁，漫长的万历时代落下帷幕。他的长子朱常洛即位，改元泰昌。

这个消息从京城传到婺源县，差不多是八月底的光景。金知县紧急叫停了巡察工作，把所有人都召回来。天子驾崩，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可多了。

知县得组织全县军民服国丧；得筹备祭礼祭品；婺源县是木材大县，搞不好还会被临时征派上等梓木——这是老皇上的事。还有新皇上的事：改元泰昌，那么县里的一应文牍案卷都得准备用新年号；登基还有大赦，县狱里的犯人哪个能赦哪个不能，也得提前议处；知县还得打点行装，进京朝觐新君。总之接下来的事情多得不得了，保龙的事，可以暂缓一下。

没想到，计划没有变化快。婺源县准备得差不多了，京里又传来消息，泰昌帝即位不过一个月，突然病逝。现在是由泰昌帝的长子朱由校即位，改元天启。

得，所有准备工作，从头再来一遍吧！

泰昌皇帝的去世十分蹊跷，引发了震动朝野的“红丸案”。此时保龙运动的推动者汪应蛟已经回归朝廷，担任南京户部尚书。泰昌帝死后，他和礼部尚书孙慎行、左都御史邹元标一起上书，指责首辅方从哲引发朝中大臣们彼此攻讦。

朝里怎么打的，那是另外一个话题。总之，汪应蛟也顾不上管婺源的事了。

连续两帝即位，别的不说，光是改年号这事，就够基层忙一阵了。在这段时间里，婺源县留下来的文献资料特别混乱，尤其是落款日期，一会儿是“万历四十八年十月”，一会儿是“泰昌元年九月”，简直无所适从。

好在朝廷体恤基层窘境，宣布这一年八月之前，算万历四十八年；八月之后，算泰昌元年（1620年）；从次年正月开始，再按天启纪年算。有些铸钱的工坊，索性把两个年号合在一起，铸成合号钱。

这场混乱一直持续到十一月份才算消停。婺源知县金德义停下来喘了口气，这才想起来，牢里还关着一大堆灰户待审呢。

糟糕，得抓紧时间了！

再有一个月，就是天启元年（1621年）。按规矩天子是要大赦天下的，牢里这些犯人都是轻罪，肯定会被释放，这一释放，我们岂不是白干了吗？

于是婺源县衙上下齐动员，从知县到县丞、典史、主簿，再到诸房官吏，全冲到牢里进行突击审讯。

天启元年正月十一日，知县金德义、县丞黄世臣、主簿黄师正、典史李芳四人，具名写了一封长长的审结申详，提交给徽州府。

这么大规模的审判，按流程应该向徽州府报备。可周知府怎么也没想到，连元宵节还没出呢，他们便心急火燎地把名单提交上来了。算算时间，恐怕婺源县的官吏们，这个春节都是在牢里审着犯人过的。

审结申详称：婺源县一共查获十七都灰窑四座、十八都灰窑两座，一共拘捕了百余人，正式定罪的有十六人，其中包括了此前曾出场的两个囤户俞辛宇和程济，不过两人已经病故，于是又从俞、程两家各抽出一人顶罪。

这十六名罪犯，一共罚银十五两七钱，已收入县库。是否还需要进一步惩戒，还请周知府酌定。

其实以金德义的权限，足够给这十六人判罪了。不过这一次行动，毕竟名义上是周士昌敦促而起，请知府来亲自定罪，显得这件事办得有头有尾，把功劳归于徽州府的高瞻远瞩。

周士昌拿到报告，对金知县的这个分寸拿捏很满意。如果真把那一百多人都判了罪，搞不好会引发地方震荡，绝非官员所愿见，揪住首恶十六人，不多不少，恰到好处。于是周士昌提起笔来，拟了一个“杖三十”。

这个惩戒是可以刑赎的，其实相当轻，周士昌写了八个字的理由：“乡愚罔利，如蚊扑灯。”意思是，这些人太蠢，总干这种自取灭亡的事，吓唬吓唬得了。

这个判决，再一次显示出地方官员的治政原则。像这种波及几个乡数百人的大事，官员很少会赶尽杀绝，真把老百姓逼上梁山，谁也没好处。

官员的办事原则是：拿住首犯，略施薄惩，以吓阻压制为主，不求根治问题，只要别在我任内出事就好。仔细回想一下，历任知县——除了赵昌期之外——对待保龙的态度，实际上都未曾偏离过这条主线。

不过周士昌觉得光自己批准，还是有点不踏实，又去找应天巡按易应昌，请他背个书。应天巡按相当于省高级法院院长，他们发布的禁令，最具威慑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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