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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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下，坐下！”张之洞哈哈大笑，“葆大人不要在意。戏里的事发生在明代嘉靖年间，那时我的祖上早已是南皮人了。洪洞县的民风刁滑是那时开始的，与我张氏祖先无关。”
葆庚这才放下心来，一边坐下，一边大笑着，趁机冲淡刚才的窘迫。他实在舍不得眼前这个美丽的苏三，两只小眼睛又重新将她盯得死死的。正在兴味盎然时，葆庚突然听到轻微的鼾声。他转眼一看，原来是张之洞已经睡着了。他不做声，又去看苏三。直到这折戏唱完，苏三下去了，藩司才轻轻地拍了拍张之洞的肩膀。
张之洞睁开眼睛，说：“唱完了?”
“唱完了。”藩司说，“大人再点一曲吧。”
张之洞说：“不听了，我要回去睡觉了。”
“好，不听了，回家去吧。”葆庚传令下去之后，又对张之洞说，大人是喝多了点。我家有上百年的陈醋，我叫厨子为大人调一碗鱼羹汤。今晚就委屈在寒舍里歇息如何?”
张之洞忙说：“那不行，那不行！”
葆庚十分关切地说：“大人，如果宝眷一道来了，我自然不敢请大人这么晚了还去寒舍。只因宝眷未同来，大人今夜伤了点酒，倘若夜里不舒服，我如何担当得起！所以请大人权且到寒舍住一晚，明天一早再回衙门，决不会耽误公事。”
张之洞听了这话，对葆庚的关怀备至颇为感动。他自己在这些方面很粗心，难得为别人想得这样周到，但毕竟这么晚去吵烦人家是不妥当的。
见张之洞尚在犹豫，葆庚轻轻地对他说：“大人，我请你去，还想请你帮我鉴定一样古董。我对这门道不通，幕友说那是商纣王用过的酒器，我不太相信。大人是有名的鉴赏家，去帮我辨识一下如何?”
张之洞有好古的癖好，世间之物，凡沾上一个古字，他便有兴趣。古字、古画自不必说，即使是一块年代久远的破瓦片碎砖头，他也视为珍宝。那年，他和潘祖荫聊天，说起炎炎夏日，以何物消遣为妙的话题。两人你一言、我一语：拓古铭，读古碑，谈古泉，论古印，用古砚，检古书，样样离不开一个古字。听说是商纣王用过的酒器，张之洞眼睛一亮，倦意立消：“好！到府上去看看。”
葆庚欢喜无尽，立刻传令备轿。两顶绿呢大轿被前呼后拥地抬进了藩司衙门。一进大门，张之洞便迫不及待地要葆庚把古董拿出来。
葆庚说：“大人稍坐一会儿，喝点鱼醋羹吧！”
张之洞说：“不必太麻烦，我的酒已消了。”
“尝尝味吧！”葆庚说，“寒舍的鱼醋羹不仅醒酒，而且味道奇佳。”
一会儿，仆人送来两小碗汤。葆庚亲自端了一碗递给张之洞，然后自己也端了一碗。张之洞喝了一口，又鲜又酸，味道真正美极了。他连喝三口，只觉得满肚子酒气全部消去，精神顿时振作起来，犹如睡了一顿安稳觉刚刚醒来似的。他连连夸道：“好汤！好汤！”
葆庚说：“只要大人喜欢，我今后常常给大人送点去。”
张之洞忙说：“那太劳神了。今后我叫厨子到府上来学，只要你的厨子能把这手绝活传给他就行了。”
葆庚说：“要是别人来学，我的厨子是绝不传的，大人的厨子当然例外。”
喝过了汤，葆庚这才把古董拿出来，又特地吩咐多加几根蜡烛，把客厅照得亮如白昼。张之洞接过古董细细地鉴赏。这古董大约有五六寸高，三只脚托起一个鱼肚式的容器，容器的一端
高高翘起，如同雀儿的尾巴。另一端是一个斜斜的槽子，中间的一段肚子较大。在肚子与尾巴之间有两根寸把高的小柱子。熟悉古代器物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古代一种名叫爵的酒器。
“这是爵。”张之洞指着古董对葆庚说，“是商代很流行的一种酒器，酒装在中间的肚腹中，手提着这两根小柱子，手一偏，酒就顺着斜槽流入口中。”
葆庚兴致十足地托起爵，照张之洞说的在嘴边试了一下，说：“这样喝酒真有意思，这爵肚腹大，怕可以装下四两酒。”
张之洞说：“这一种比较小的。大的爵，武将喝的，可以装得下一斤多酒。”
葆庚说：“一爵酒还没喝完，先就醉了。”
“不会醉。”张之洞以一种行家的口气说，“那时候的酒都是果子酿造的，没有现在的酒烈。王侯们一天到晚在酒池肉林中过日子，如果酒像现在的烈，那能喝得多少?”
“还是大人学问大。”葆庚笑着说，“我看戏时，常见台上古人喝酒，从晚上喝到第二日天亮，心里纳闷：怎么有这大的酒量?听大人这么说，我心里明白了，原来那时的酒是果子酿的。果子酒我也可以从早喝到晚，又从晚上喝到天亮的。”
张之洞再次从葆庚手里接过爵，细细地研究起来。
葆庚说：“幕友说，这是商纣王用过的，大人看是不是?”
张之洞将爵上下左右仔细地看了几遍，然后以坚定的口气说：“这不是商代的，这是西周初期的。”
“大人从哪里看得出不是商朝而是周朝的?”葆庚凑过去，一边看爵一边问。
“商周的差别在这里。”张之洞用手指着爵表面上的纹饰说，“你看，这是条双头龙。从现代出土的商代爵上，还没有见过这种纹饰。商代爵上的纹饰多为鱼、龟、鸟、马、夔、饕餮、虯、凤等等。也有龙纹饰，但都是一个头，没有两个头的。只有周朝初期出土的爵，才开始出现双头龙纹饰。所以，这只爵应是西周初期制造的。”
“大人的学问了不起！”葆庚从心底里发出赞叹，稍后一会，他又说，“周在商之后，如此说来，这只爵的价值就要低一些了。”
“不！恰恰相反，这只爵的价值要比商爵高得多。”
“为何?”葆庚又喜又疑地问。
“商朝末期，风气奢靡，从宫廷到各级官衙，都终日沉浸在酒色之中，终于害得商朝灭亡了。周武王鉴于此，在立国之初便大力禁酒，并禁止酒器的制造。故商代的酒器极多，而西周初期的酒器极少。物以稀为贵，故这只爵的价值要比普通的商爵高得多。你这是哪里来的?”
“这是去年阳曲县令徐时霖送的。”葆庚诚恳地对张之洞说，“常言道，宝剑赠壮士。我不懂古董，徐时霖送给我，真是委屈了它，大人真正是个行家，这只爵到大人手里，可算是物归其主了。大人，我送给您吧！”
徐时霖?张之洞听了这个名字后，立即警觉起来。他想，徐时霖那样一个极端渎职的县令，居然没有受到一点处罚，是否就是靠送礼来讨好上司呢?如此看来，这只爵已不是一个普通的古董了，而是一个行贿受贿的物品。葆庚今夜把它送给我，说不定其背后的用心，与当时徐时霖送给他是一样的。想到这里，张之洞不觉心里颤抖了一下。尽管他十分喜欢这只极为罕见的周武王时期的酒爵，也深知这只酒爵的价值，却仍然毫不犹豫地做出决定：“葆方伯，谢谢你的好意，这只爵你自己好好珍藏，我要回衙门去了。”
见张之洞陡然变了态度，葆庚大为惊奇，满脸尴尬地说：“大人，夜深了，明早再回衙门吧！”
“起轿！”张之洞无视葆庚的尴尬，头也不回地向大门走去。
回到衙门，张之洞心里很久不能平静。他由徐时霖想起阳曲县，想起阳曲县市面的萧条，想起衙门前那个白发苍苍、形同乞丐的老太婆。他又想起荫营镇的贫困，想起沿途的罂粟苗。山西的百姓这样贫苦，山西的民生如此凋敝，作为一省之父母官，怎能一天到晚在酒肉歌舞中消磨呢?这能对得起太后、皇上的圣眷，对得起自己平生的抱负吗?
第二天一早，张之洞传下话来：不管是谁，不管他的面子有多大，所有的宴请一概不出席。话刚传出去，臬司方濬益便气喘吁吁地来到巡抚衙门，几乎用哀求的口气请抚台大人赏脸，因为酒席已定好，陪客的帖子已发出，戏园子里的戏也早已点好。张之洞板起面孔，不松半句口。过会儿，山西陆路提督又急急忙忙地赶来。提督还没坐稳，冀宁道道员王定安又来了。紧跟在他后面的是太原首富、泰裕钱庄的孔老板也进来了。几个人七嘴八舌，苦苦相求，无非一个内容：赏光吃饭、看戏。张之洞越听越烦，越听越气。他刷地起身，铁青着脸对着众人说：“我张之洞来山西，是来吃饭看戏的，还是来效力办事的?你们这样喋喋不休，究竟是看得起鄙人，还是看不起鄙人?鄙人为人，从来是说一不二，绝不更改。诸位今后若是愿意跟鄙人合作共事，现在就请打道回府，各自勤于国事；若是再留在这里，鄙人就不客气了。”
说罢，拂袖离开大堂，弄得这些极有脸面的大人物个个脸上无光，心头沮丧，灰溜溜地退出巡抚衙门。
二 卫荣光向后任道出山西的弊端
张之洞每日天未明即起，半夜方睡，中午也不上床休息，实在累得不行了，则闭着眼睛躺在椅背上养一会儿神。他轮流在衙门里召见山西各级官员，从两司到道府，基本上都见到了。有的详谈一天不够，则留在衙门过夜，第二天再谈。有的谈不到半个时辰，他便挥手打发走了。山西有八十多个县，他不能在短时期里召见所有的县令，准备今后在巡视中再一一晤谈。他没日没夜地查阅近几年来的文书档案。钱粮刑名，过去他一直生疏，现在不得不硬着头皮钻研，不放过每一个细节。他抽空到晋阳书院去拜访山长石立人老先生，与他恳谈了一个下午。又看望了在书院里的莘莘学子。他还专程到太原城外去视察军营，在军营里住了两个晚上，看士兵们操练演习，与他们在一个大锅子里吃饭。他常常打扮成一个普通人的模样，带着大根在太原城里的大街小巷蹓跶。饿了则随便找一处小饭铺吃饭，渴了则就近到小户人家讨口水喝。趁着吃饭喝水的机会，他询问百姓的日常生活，听取他们对官府的议论。这期间他又打发桑治平到晋北一带去实地查访。近日，桑治平回到太原，将查访所得一五一十地作了汇报。就这样，二十余天下来，张之洞对山西省的官场士林、民情世风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前任巡抚卫荣光本来在交卸印信之后，便应离开山西赴任，但因感染风寒，暂留太原治疗。张之洞家眷未来，巡抚衙门后院依然让卫荣光一家居住，只在前院东厢房拨出几间来供他和桑治平、大根起居。一有空闲，张之洞便去后院走走，看看卫荣光，问一问病情，也随便聊一聊琐事。
这段时间里，卫荣光眼见张之洞天天如此辛劳，而几乎丝毫不顾及自身，心里感慨良多。他是个在官场上混了几十年的人，，由知府做到巡抚，官场里的一切，他都烂熟于心。越到晚年，官做得越大，他的行事越谨慎，胆子越小。年初，山西巡抚曾国荃升任陕甘总督，他也由山东藩司升为山西巡抚。巡抚乃封疆大吏，地方官做到这一步，也算到顶了。苦熬三十年，终于熬到今天，也不辜负此生了。初来太原赴任的卫荣光，有一种心满意足的感觉。他自思年纪已近花甲，并无特殊的才干，朝中又没有过硬的靠山，今生的最大愿望便是保住头上这颗珊瑚起花红顶子，再过几年平安致仕，这一生就顺顺利利风风光光了，上可告慰列祖列宗，下可表率后世子孙。就这样，卫荣光在山西十个月，面对着百病丛生的现状，他既不思革故除旧，也不想创建布新，他的治晋方略最高目标是保持平稳，不出乱子。对于以名士身分来到山西的张之洞，卫荣光并不抱信任的态度。三十年来，无论是京师中的名士，还是地方上的名士，卫荣光接触的太多了，其中固然不乏名不虚传者，但大多名不副实，有的甚至徒有虚名，百无一用。
冷眼观察张之洞二十多天后，他发现张之洞与通常的名士还是大有不同。至少，他不赴宴席，不受礼品，天天起早摸黑勤于政事，便难能可贵。翰林出身的卫荣光，从小接受诗书礼义的熏陶，毕竟在内心深处还有一股道义感和责任感。他决定在离太原之前，要把自己所知的山西情况跟张之洞详详细细地谈一谈。近几天来，卫荣光已经基本痊愈，后天就要启程南下了。这天晚上，他来到前院张之洞的房间，向这位比自己年轻十多岁的后任告别。．卫荣光主动来拜访，这还是第一次，张之洞十分欣喜地接待。寒暄客套一番后，卫荣光开始切入正题。
“张大人，二十多天来鄙人因生病未能协助你，眼见你天天一早忙到晚，无片刻休息，内心既佩服又深觉不安。”
张之洞听了这话，心里略觉惊讶。这些天里生病是事实，但刚到太原那几天，他身体好好的，也并没有配合交卸之事。好几次见面，张之洞刚一涉及山西的政务大事，他便含含糊糊的，语焉不详，显然是心存芥蒂。身为前任巡抚，卫荣光的这种态度，颇为难以理解。好在他任晋抚时间不长，插手的事也不多，具体事宜，张之洞尽可从衙门吏目那里获知。有些非要问卫荣光的事，他也不自己去问，而是打发有关人员去请示。两任之间就这样交接，虽有诸多不便，却也没误大事。今夜，卫荣光主动来访，并主动谈起政事，莫非他的态度有些改变?作为前任，即使任期再短，再不管事，他的地位使得他必定比旁人要多掌握一些情况。张之洞是多么迫切地盼望前任跟他坦诚交谈啊！
张之洞双手端起茶杯递给卫荣光：“卫大人，请喝一口茶，权当我敬的一杯酒！”
卫荣光忙双手接过，连说：“不敢当，不敢当。”说罢抿了一口。
“卫大人，您叫我张大人，我的确承受不起，您还是叫我香涛吧！”张之洞诚恳地说，“咸丰癸丑年，您进翰苑时，我张之洞不过是一刚中举的少年，您名副其实是我的老前辈。”
张之洞此话不是客套。翰林是讲究辈分的。这辈分不以年岁分，而以进翰林院的科别为区分。后一科的翰林例称前一科的为前辈，对早两科以上的人，则要称老前辈。张之洞是同治癸亥科的翰林，比起卫荣光来，足足后了五科，叫卫荣光老前辈是理所当然的。
卫荣光听了这话心里高兴，嘴上却说：“你现在正是如日中天，我已成老朽，眼看就要日落西山了。”
“家赖长者，国仗老成，何况卫大人不过五十多岁，朝廷依畀之日还长哩！”探花出身的张之洞不仅奏章诗文做得好，口才也极佳，随随便便的几句话，都可以说得既得体又动听。
“这些天里，我总想请您多多赐教，见您身体违和，又不敢多打扰，每次都抱憾而返。现在您身体已痊愈，后天就要启程离开太原，我真是依恋不舍。卫大人，您是知道的，我一来年轻，二来又初放外任，没有一点从政经验。我深恐有负太后、皇上重托，又怕不能为三晋百姓办好事，对不起近千万父老乡亲。我每天都有临深履薄之感。卫大人，”张之洞说到这儿，双手捧起卫荣光两只冰冷的手，以极为诚恳的态度说，“无论是有关山西的具体情况，还是如何做一个好的方面之员，在您的面前，我都不过是一个学子而已，请千万不吝赐教！”
张之洞的态度令卫荣光颇为感动，他用自己的手将张之洞的双手握了一下，表示领了这个后任的情。然后松开手，端起茶杯，慢慢地喝了一口。放下茶杯后，他缓缓地说：“你的这种心情我是能理解的，我也有这个责任将山西的有关情况对你说说，只是这段时期贱体一直不适，未能如愿，今夜我们好好聊聊吧！”
“我洗耳恭听。”张之洞把座椅向卫荣光的身边移动了一下，以示自己的诚意。
“山西这个地方，十多年前，在长毛、捻子作乱的时候，号称完富之地，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我先后在湖北、山东做过司道，对这些省比较了解，山西比起湖北等省来，真是糟糕得很。”卫荣光操着带有豫中口音的官腔叙述着。
张之洞点点头说：“我来到此地尽管时间很短，也已感到压力甚大，正如面对一团乱丝，不知从何理起才好。”
“香涛贤弟，”张之洞说得那样诚恳，卫荣光不再以“张大人”相称，称呼的改变使张之洞觉得彼此的关系拉近了许多。“你来的时间不久，才看到一团乱丝。时间一久，你就会知道，此地不是一团乱丝，而是一摊烂泥，易于陷进而难于拔出，至于整治，则几乎无望。”
“几乎无望”这四个字，令张之洞心头一颤。
“卫大人，您说说山西的问题主要有哪些?”
“山西的弊病第一在穷困。”卫荣光慢慢地说，“历史上，山西原本是富强之地。战国七雄，有三个国家是从晋国分出去的。直到隋末，太原仍是全国重镇，故有李渊父子起兵反隋，造就了大唐王国。唐朝诗文繁荣，山西文人独领风骚，便是明证。到宋代之后，国家重心南移，明代以后都城定在北京，三晋便逐渐冷落下来。除开外部原因之外，山西的被冷落是因为自己的贫困，而贫困首先又是因为山多地少、土地瘠薄的缘故。百姓贫苦，各级衙门税收则少，税收一少，则捐摊就多。这捐摊便成了山西的第二个问题。”
阳曲县那个老太婆所诉的就是捐摊苦水，桑治平从晋北回来，也说老百姓最恨的就是官府的捐摊。张之洞皱着双眉说：“第一是贫困，第二是捐摊。贫困多半是老天爷造成的，这捐摊则完全是官府所定。我们为何不可以免去捐摊，以苏黎民?”
“贤弟啊，你有所不知。有的捐摊可免，有的捐摊则是难以免去的呀！”卫荣光叹了一口气，端起茶杯。张之洞忙从火炉上提起瓦壶，亲手给卫荣光斟满。卫荣光喝了一口，接着说下去。
“山西有几个大的捐摊，就没有办法免去，因为这是朝廷造成的。比如说，朝廷每年要山西解平铁八万余斤、好铁二十万斤，这二十八万斤铁，包括脚费在内，朝廷只给一万一千余两银子，短缺费用三万九千余两。这一万一千余两银子是乾隆初期定的价，到现在已百年出头了。百年里，哪样东西不是几倍的涨价，可朝廷给山西的铁银却一文未增。山西是穷省，藩库拿不出这么多银子，不摊到各州县又怎么办呢?”
张之洞在心里沉吟着：看来这的确是一件大事。每年三万九千两银子，对于山西来说，实在是一笔不小的数目。这些年来都是转嫁到老百姓身上去了，让老百姓来承受这笔沉重的负担。户部怎么这样不明事理呢?
体质仍然虚弱的卫荣光觉得身上有点冷，他将椅子向炉边靠拢。张之洞猛然想起，随身带来的简单行囊中有吴秋衣所送的四株灵芝，便从行囊里拿出来送给卫荣光。
卫荣光仔细欣赏这四株碗口大闪着黑红色光泽的灵芝，知道的确不是凡品。张之洞执意要把四株都送给他，他再三推托不成，最后只得接受两株。
“卫大人，您刚才说的铁捐，确实是一项大的捐摊。听说还有一项绢捐，也是民愤极大的。”有这两株灵芝草的效用，张之洞和卫荣光之间的谈话气氛变得更为融洽。
“是的。嘉庆时期开始，朝廷便每年向山西索贡绸绢一千二百匹。近十多年来，因为百姓生活苦，绸绢卖不起价，织造绸绢的作坊基本上都改了行，山西交不出这多绸绢，户部则规定少交一匹绢，用十两银子来抵，于是每年又多出这项费用。这一万多两银子，也只得向各州县摊去，这便是绢摊。”
卫荣光的精神比刚进门时强多了，他喝了一口茶后又说了起来：“还有一笔大费用，即每隔三年一次的文武乡试，乡试照例由阳曲县承办。办一届乡试至少要三万两银子，阳曲县如何负担得起，只得由巡抚衙门出面，向全省各州县摊派，平均每年要一万两以上。这是几项大的无法豁免的捐摊，还有其他形形色色、各州县自定的捐摊，加起来有二三十项之多，这些银钱往往都加在百姓头上，百姓怎能负担不重?又怎会不怨声载道呢?”
“地里收成这样差，老百姓的银钱从哪里来呢?”张之洞面色忧郁地发问。
“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呢?他们只好不种庄稼而种罂粟。废掉粮食而种毒卉，他们不是不知道如此不好，但种罂粟获利是种庄稼的十倍，这叫做逼良为娼。”卫荣光气愤地把手中的茶杯往茶几上狠狠地一放。
张之洞似乎突然明白了许多事理。那一天，踏进娘子关后所见到的罂粟苗，曾引起他极大的愤恨。他恨山西的农人，怎么如此昧良心，不道德；他恨山西的州县官吏，怎能如此公然容许小民犯禁违法！原来，“嗜利忘义”的背后有它一言难尽的苦衷！
接印还没有几天，他就准备下一道命令给各州县：限令三天内全部铲除罂粟苗。桑治平建议他暂缓下令，待把全省的情况摸清楚后再说。他接受了这个建议。现在看来，要铲除罂粟，不是一纸命令就可以办得到的事，若官府的捐摊不大加削减的话，强行铲除罂粟也并非就是一件很好的事。
张之洞非常感激卫荣光的剖析：“卫大人，看来这废庄稼而种毒卉，就是山西的第三大弊病了。”
“可以这样说。”卫荣光点点头，继续他的话题，“此弊病所造成的后果极为严重。一是种罂粟虽可赚较大的利益，但毕竟不能果腹充饥，平常年景可以用银钱去买粮食，到了饥荒年，都没有了粮食，拿着钱也是空的，这就是前两年山西干旱而饿殍遍野的原因。二是山西大量种罂粟，造成土药价大大低于洋药价，遂使得吸食鸦片在山西泛滥成灾。”
“我到太原这些日子以来，所接触的人大都脸色青黑，身体于瘦，可能都是吸多了鸦片烟的缘故。”
“香涛老弟啊，你还不知道，山西吸鸦片已到了令人惊恐的地步。我的一个幕友这样估计过：乡间十人约有四人吸，城市十人约有七人吸，至于吏、役、兵三种人，几乎十人有十人吸。这个估计虽然有点夸大，但大致也差不多。鸦片烟一定要根除，不然的话，整个山西，从城市到乡村，从官场到民间，很快都会烂掉。老弟，这个事要靠你来办了。”
瞬时间，张之洞真有点颓然气沮之感：早知道山西是这样一个污浊之地，真不该来，在京师做个侍郎，不仅事情少多了，而且还可以免去与这多鸦片鬼打交道，眼不见心不烦呀！但很快，他便从沮丧中挣脱出来。他是个禀赋刚烈、好强好胜的人，转念又想：当我张之洞把山西这个烂摊子整顿好后，太后、皇上、京师的友朋、天下官员们就可以看到我的本事了。想到这里，他斩钉截铁地说：“卫大人，您放心南下，我非要把鸦片在山西彻底根除不可！”
“好。到底是年轻有为，我已近老朽，这种话就说不出来。”
“卫大人，据说山西的藩库有三十年没有清查了。许多人都说那是一笔糊涂账。我想在我手里办一下这件事，您给我指教指教吧！”
听了张之洞这句话，卫荣光晦涩的目光一下子明亮起来。他不是一个糊涂人，当了十个月的晋抚，已看出山西一切弊病中的最大弊病，就出在这个财政混乱上。一个省的藩库居然三十年不清，岂非咄咄怪事！账目糊涂，岂不人为地造成给管理账目人以贪污挪用的机会?刚上任时，卫荣光也想有所作为，也曾动过清理藩库的念头。但此念一出，便招致不少人的劝阻，第一个出来劝阻的人便是藩司葆庚。卫荣光心里明白，葆庚做了多年藩司，亲管藩库。一旦清理起来，第一个便要碰着他，也会牵连到许多现任的官吏。说不定，还会牵涉到曾国荃的身上。那个功勋盖世而又刚愎自用的曾老九，可不是一个好惹的人。以明哲保身为最高原则的卫荣光只在想过几天后，便脑子冷静下来，迅速打消了这个念头。但卫荣光自身不是一个贪墨的人，眼见得一批国库蠢虫不得惩罚，他心里也不甘，只要不伤害自己，他还是希望这些蠹虫被抓出来。无论从律法道义上来说，还是从个人心志上来说，清除侵吞公款的贪官污吏，他总觉得快慰。那么，就鼓励眼前这位素以名节自律，不怕担风险，敢于任事的后任者来干吧！
“老弟，清理藩库这件事，你是不是真的做?”卫荣光两眼盯着张之洞。
“我真的要做！”张之洞的口气坚决，没有丝毫的犹豫。
卫荣光颇为满意地点点头：“若真的要做，就要一做到底。我比你痴长十多岁，在地方上混的时间也比你久，阅历教给我一个书上没有的知识。”
卫荣光说到这儿稍停了一下。张之洞趁机又把椅子向前移了一步，他知道这种阅历得到的知识远比书斋里读来的学问要可贵得多，一个字都不能漏掉！
“对于一个从政的官员来说，面对一件大事，在动手做之前，先要将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都考虑到。能做的话，则一做到底，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不能做的话，则干脆不做。半途而废，比起不做来，后果要更严重得多！”
这的确是经验之言。张之洞虽然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教训，但冷眼旁观政坛，他也见过有人就栽倒在这点上。今夜，由这个浮沉官场三十年的老前辈口中说出，其分量自然更重。
张之洞十分诚恳地说：“卫大人，您这话真正是金玉良言，我将终生铭记于心。”
“山西藩库的账目，三十年未清，我刚来太原时也很觉奇怪，也有过清一清的想法，但后来终于未动手，就是鉴于刚才讲的这个原因。不怕老弟见笑，我身体不强健，耐不了繁剧，年岁大了，胆气也越来越薄弱，深恐引起更大的麻烦，故敷敷衍衍地这样过来了。老弟愿意来做这件事，我是非常赞同的，只是我再次提醒你，此事一旦动手，就一定要硬着头皮顶下去，今后会有很多预料不到的哕嗦事出来，你都先要有个准备。”
“卫大人，你放心。”张之洞离开椅子站起来，挺直在卫荣光的面前。“我张之洞才干或许不大，但从来胆量大，骨头硬，不怕妖风鬼火。为朝廷办事，为百姓办事，哪怕革职丢官也不在乎，即便把命垫在这里，我也在所不惜。”
这番话，使得禀赋懦弱的卫荣光大为激动，过去他多次读过张之洞那些风骨凛凛的奏疏，总想那不过是些豪言壮语而已，离实实在在的行动还差得远哩！现在他仿佛看到了一个表里如一、言行一致的真名士，一个一身正气、大义凛然的国家干臣。他不由得从心里生发出敬佩之情来，也跟着站起，拍着张之洞的肩膀说：“贤弟，你有这样的准备，那就什么都不用害怕了。站在你的面前，我自觉惭愧，我没有为山西做点有益的事，我后天就要离开这里了，今夜我愿意为贤弟竭诚帮一点忙。”
张之洞忙握着卫荣光的手说：“卫大人，请坐下，坐下说。”
两人一同坐下后，卫荣光颇为动情地说：“贤弟被擢升为晋抚，真正是太后、皇上的英明。自古说一道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贤弟欲干此大事业，没有人帮衬是不行的。山西官场尽管庸员多，能员少，但以我的十个月经历，也发现几个可以信赖的人。我以至诚公心给你推荐几个，算是我这个前任对你所作的惟一帮助。”
张之洞听了这句话，心里太高兴了。山西弊病如此多，固然是他忧愁的事，而更忧愁的是初来乍到，他对山西官吏的贤庸智愚不清楚，县令以下的人几乎还没有见过面，且不去说，就是见过面的府道两司，也还谈不上有个什么评价。有的人面善心却不一定善，有的人能言并不一定能干，有的人又恰好相反。从来识人辨人是最棘手的事，也是最高深的学问。常言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说的是识人辨人要有一段长时间，但各种事情都需要立即着手办，不允许有一个长时间让你去从容做一番识辨功夫。这时若有人将自己长时间所积累的人才袋抖给你，这是一个多么及时的馈赠！张之洞这段时间来，已从多处知道卫荣光大体上还算一个正派人，没有结党营私等方面的传闻。今夜的长谈，也使张之洞对他有一个较好的印象。应该说，他推荐的人是可以信任的。
张之洞满脸笑容地说：“卫大人，你给我的这个帮助真正是雪中之炭。你慢慢说，我记一下。”
张之洞说罢，坐到案桌边，握笔铺纸，准备记录。
卫荣光沉思良久，然后慢慢地说：“臬司方濬益，才能平平，但品行尚可。学政王可庄，人正直，学问好，山西士子多有赞誉者，但他从不愿过问地方事情。关于山西兴文办学等事，可以放心让他去做。地方上的事情，王可庄也可备咨询。大同府同知马丕瑶，此人廉惠刚明，办事能干。去年在永济县令任上，革除差钱数万缗，早两年在临晋县任上，办理灾情最为妥善。汾阳县令方龙光，仁厚爱民，为政有方。朔州知州姚宽澄操守廉洁，政事勤明。交城县知县锡良，为官廉洁。万泉县知县朱光绶廉沽慈祥。太原县知县薛元钊廉朴诚实。这六位都是可以相信的人。”
张之洞手不停笔地把卫荣光的话全部记录下来。心里想：过段时间亲自到这几个县去走走看看。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应尽早奏明朝廷，将他们破格提拔上来，委以重任。眼下清理藩库，正需要人手，也可以从中调两三个到太原来经办此事。张之洞正在默想时，只见卫荣光重重拍了一下脑门，大声地说：“我真是糊涂了，有一个极重要的人物忘记说了！”
“哪一个?”张之洞放下手中的笔，起身朝卫荣光走过来。
“阎丹初阎敬铭老先生！”卫荣光不自觉地提高了嗓门。
“是的，阎丹老！”张之洞兴奋地说，“我们山西还真的隐居着一位国之瑰宝哩！”
“阎老先生寓居山西十多年，光绪三年又奉旨视察山西赈务，对山西情况十分明了。过段时间有空了，你可以去晋南拜访拜访他。”
“他还在解州书院主讲吗?”
“还在那里。”
“身体怎么样?”
“上个月，解州知府来太原，闲聊中说起过他。据知府说虽有点小毛病，但不碍事，身体还算健朗。”卫荣光说到这里，起身说，“天不早了，我要回去睡觉了，你也早早安歇！”
张之洞紧握卫荣光的手说：“卫大人，谢谢您今夜的来访。后天，我亲自送您出城。”
送走卫荣光后，张之洞独自面对着灯火，长久地思索着。
三 张之洞决定做出一两件醒目的大事来
接连几天，张之洞在处理完日常政务后，就和桑治平一起商谈如何治理山西的问题。有时半夜醒来，他也会为此而再也不能安眠。他深深地体会到，比起当年做洗马、学政来，巡抚身上的担子要重十倍百倍以上。
经过近一个月的查访、询问，尤其在与卫荣光的恳谈后，山西的情况，张之洞已是胸中有数了。卫荣光那夜归纳的贫困、捐摊、罂粟、藩库的几大弊病确实很严重。还有一个大问题，卫荣光没有说到，张之洞是强烈感受到了，那就是山西官场的腐败：贪污普遍、受贿成风、公事懈怠、惟务钻营。好的官吏，除开卫荣光所开列的外，张之洞也听说还有几个，但在整个官场中，这些人只占少数。正如卫荣光所说的，山西已是一个烂泥坑。究竟怎么办呢?张之洞苦恼着，焦虑着。
他想，首先应该把这些情况如实向太后、皇上禀报，要取得朝廷的谅解和支持。
罂粟要铲除，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几十年来，对鸦片的禁弛，朝廷反反复复的，一会儿禁，一会儿弛，现在又居然公开征税。既已征税，岂不意味着合法！若是有人据此抗拒铲除罂粟呢?这是一场牵涉着许多人利益的大事，必须要请得圣旨，才能名正言顺、大张旗鼓地在全省各地全面铺开。
捐摊这件事更应该详细奏明。因为这实际上是户部的失职而强加给山西的额外负担。岂有百年前核的价，一直沿用，不做丝毫调整的?山西几乎不产绢绸了，为什么还要山西出这份贡品?山西是贫省，岂能以十两银子的高价来代替一匹绢绸，这不是勒索吗?张之洞真不明白，这是户部的那些老爷糊涂、不负责任，还是朝廷无钱，有意将负担转嫁各省?十两银子代一匹绢绸，究竟是户部作出的决定，还是负责绢贡的官员想出的主意，以贪污中饱?三十多年前，曾国藩曾说过京官颟顸、外官贪劣的话。张之洞想，现在的情形应该合起来概括：京官颟顸又贪劣，外官贪劣又颟顸。今后无论是加补铁捐的报销，还是免去绢绸的进贡，都必须得到户部的同意。此折必须尽快拟。
清理库款，此事尤其要上报。张之洞曾多次从久任地方大员的堂兄和姐夫那儿得到过做官的真传：为官一任，必须要做一两件醒目的大事。琐琐碎碎的小事，做得再多，付出的辛劳再大，到头来似乎都值不得一提，年终朝廷考绩时，那些鸡毛蒜皮的事，自己都不好意思上报，而值得报的事又没有，结果朝廷的考核只能是平平而已，擢升无望。只有集中力量做它一两件大事出来，把它做得有声有色，做得熠熠生辉，什么时候说起来都脸上有光，甚至在你离任多少年后，当地的百姓还记得起、数得出。这种政绩最为重要，是擢升的最好凭据。张之洞将这种为官真传牢记于心，深信这是十分有用的秘诀。张之万和鹿传霖仕途顺遂、官运亨通，无疑得力于这个真传的巧妙运用。年过不惑有着十多年仕途经历的新巡抚知道，在禁罂粟和罢捐摊这两件大事上，要做出满意的成效来，将是十分不容易的。当年以道光爷那样的英明和威势，以林则徐那样的刚强和睿智，鸦片都没有禁得下来，到后来引起了土药的全国泛滥，可见这种东西对世俗人的吸引之大。现在山西少说也有数十万人在种，有上百万人在吸，要想根除，谈何容易，只不过尽其力而为之罢了。至于罢捐摊，朝廷支不支持还不知道。惟一可办的大事，看来便只有这个清理库款了。一个省的藩库，三十年未清查，说起来骇人听闻，查之于典册，怕可能也无先例。自己动手来做这件事，已是引人瞩目了，清理到最后，总会有一个结果出来，这个结果到底与实际情况吻合多少，谁会来核查呢?只要出以公心，不挟私欲，督促属下认真去办，就上可告慰朝廷，下可安抚百姓了。
真是山西历届前任留给我的一笔最好的仕宦资产，就看我来如何接收了！张之洞不觉兴奋起来，多少日子来的焦虑不安为之一扫。
他安排原在卫荣光手下办文案的三个幕僚，一人草拟一个题目。至于阎敬铭，他决定由自己来给太后亲拟一道密折。张之洞有一种预感，他觉得阎敬铭很快便会在中国政坛上飞黄腾达起来。离开京师那天上午陛辞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
慈禧以清脆好听的声音跟张之洞像聊天似的说话，张之洞则以诚惶诚恐的心情、紧张却又得体的语言回答着。慈禧说了一堆诸如“时事艰难，留心政务，若有所见，随时奏明”等套话后，突然问：“阎敬铭这个人，你去年在折子里荐举过他，你平时跟他有联系吗?”
张之洞答：“臣没有见过阎敬铭，也跟他从未有过联系，只是听许多人说阎敬铭善于理财。”
慈禧又说：“阎敬铭这些年据说一直在山西解州书院，你去山西后，要仔细打听一下此人。朝廷连下过几次诏书，命他进京办事，他都以年老多病为由推辞了。你细细去问问，看他究竟身体如何。”
“是。”张之洞答道，“臣到山西后一定去查访此人。”
“阎敬铭能干，先帝在日就称赞过。同治初期那几年，他在山东巡抚和工部侍郎任上也做得很好，为何突然就辞官不做了呢?你见到阎敬铭，问问他，若过去有些什么不痛快的事，十多年了，丢掉算了，朝廷还等他共度艰难哩！”
“是。”张之洞恭恭敬敬地说，“我一定将太后这番心意转告给他。”
“张之洞，你现在是山西巡抚，阎敬铭在山西，能不能劝说他回到朝廷来，就看你的本事了。”
张之洞忙叩头：“臣一定尽力劝说阎敬铭回朝廷为国家办事。”
回到家里，张之洞仔细琢磨着慈禧太后的话，深感慈禧对阎敬铭的眷顾之深、期望之切，这些年来似乎没有人能比得上。阎敬铭过去以侍郎致仕，今年已六十五岁了，若复出，官衔应在侍郎之上。官宦世家出身的张之洞深知结纳朝中大员的重要性。这次若由自己出面来说服阎敬铭复出，自然就与阎敬铭结下一层非一般的关系。何况张之洞和阎敬铭之间还有一层渊源，那就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恩人胡林翼。
张之洞隐隐记得，胡林翼在去世前曾有一封信给他，要他到武昌抚署来历练一下，信中盛赞阎敬铭。张之洞忙把过去的旧信札找来，果然寻到了这封信，遂有意将这封信带来山西。于是他亲笔写了一封信，连同这封信一起交给桑治平，请桑到解州去一趟，代他先去看望一下阎敬铭，转达殷勤问候之意。
桑治平离开太原后，三个幕僚将奏稿送上来。张之洞一一细看，越看眉头皱得越紧：三份奏稿都没有将他的意图说清楚，其中一份连文句都不通顺。他气得掷回去，命他们重新拟稿。第二天，三份稿子又送上来了。张之洞看后，还是没有一份满意的。他声色俱厉地将三个自以为是的幕僚教训了一顿，叫他们统统卷起铺盖走路。他叹了一口气，心里说道：这卫荣光怎么用的这样一批草包！必须聘几个心地明白又文笔流畅的人来办文案。张之洞第一个想起杨锐。他提起笔来，给杨锐写了一封信。眼下这三个重要的折子，只好自己动手了。
就在张之洞亲自草拟这几份关系山西千家万户利益的奏折的日子里，太原城藩司衙门后院，有几个人也在心神不安地忙碌着。
四 王定安贡献三条锦囊妙计
卫荣光离太原前一天，特为到藩司衙门与葆庚话别。谈话之间，卫荣光说起张之洞有清理藩库的念头。葆庚听了心里暗吃一惊，送走卫荣光后，他将自己关在书房里，呆呆地坐了一个多时辰。
正白旗出身的葆庚，是清初八大铁帽子王之一豫亲王多铎的后裔。显赫的家世，使得他在朝中有广泛的奥援。正是凭着这种奥援，这些年来，才具平平的葆庚在官场上左右逢源。他不屑于从七品县令做起，拿着一大堆白花花的银子，一出手便捐了个候补道员。分发到省后，又是银子帮他很快得实缺。葆庚毫无从政的经验，也不耐烦案牍簿书，但他却迁升顺利。待到曾国荃到山西做巡抚的第二年，葆庚便从陕西按察使调升山西做布政使，成为一省方伯。葆庚凭的什么升官?他的本事就在于京师活动的能力。省里有大事办不了，需要朝廷出面解决的，派葆庚进京便十拿九稳。比如要户部增拨银子啦，减免税收啦，要吏部在对本省道府一级官员的考绩上客气点啦，走王府的门子为某大员谋求调升啦等等，这些事葆庚都可以办得顺溜。葆庚抱着七分敬畏三分谄媚的心态，来到太原给曾国荃当藩司。他知道这个从战火中打出来的曾老九脾气暴躁，性格乖戾，且仗着战功，什么人也不放在眼里。葆庚像侍候老爷子一样地伺候着曾国荃。曾国荃对满人官员有一种偏见。在他看来，几乎所有的满人都是酒囊饭袋。带兵做官，不是他们有本事，而是命好。对葆庚，他自然也是瞧不起的，但葆庚对他事事恭顺殷勤，曾国荃找不出他的岔子，倒也相处得太平。
那时山西正是大旱，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景况惨不忍睹，赈灾之事繁重艰难。曾国荃面对这个局面，甚是焦虑。这时葆庚的能力发挥了作用。他到京师四处游说，居然给山西带来六十万两银子的赈灾款。此举，令曾国荃对他刮目相看，从那以后便对葆庚十分信任。十多年的征战，让曾国荃落下一身的病痛。来山西之前，他在湘乡老家足足养了六年的病。六年乡居，使他变得疏懒。病痛加上疏懒，又使得他对政事产生厌倦，于是干脆把山西的事都交给了葆庚，另派一个心腹代表他和葆庚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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