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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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眨眼工夫，佩玉过门来便是八个春秋了，准儿已经十六岁，大姑娘了。在她的悉心指导下，准儿的琴早已弹得很出色了。她常常夸准儿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比她强得多。准儿却说，只有形似而神不似，韵味还没有把握住，再说，凤凰还没下来听我的琴哩，还差得远。准儿一直把凤凰听琴当作自己的最高目标，这使张之洞和佩玉听了又好笑又欣慰。张之洞对女儿说，要想凤凰从天上下来听你的琴，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凤凰极少，弹琴的人极多，它只能去听弹得最好的人的琴，继续努力下去，活到老，弹到老，到了成老太婆时，凤凰就会飞来听你的琴了。说得大家都笑起来。佩玉自生了仁侃后，又生了个儿子仁实。张之洞忙，家里的事全然没有精力顾及，佩玉除开料理丈夫的饮食起居外，还要关注着读书的二公子仁梃和待字闺中的准儿，以及自己生的两个稚子，一天到晚也够累了。
前些日子，张之洞对佩玉说，桑治平的夫人柴氏这两年卧病在床，担心自己哪天会先走一步，牵挂着女儿的婚事。佩玉说，桑家的燕儿是个好孩子，也有十七八岁了，有好婆家的话是该找一个的。张之洞说，我心里倒有一个，你看合适不合适?佩玉问是谁。张之洞说，你看仁梃怎么样?佩玉抚掌笑道，平日里没想到，你这一说，倒真是挺合适的一对。由学生转为女婿，桑先生第一个高兴。张之洞也笑道，这是你说的，还不知燕儿母女怎么想的。佩玉说，我打包票，燕儿母女一定喜欢。张之洞说，准儿也有十六七岁了，也到该出阁的年龄了，你为她想过这事吗?佩玉说，我在心里早看好了一个人。张之洞问，谁呀?佩玉说，洋务科的陈念礽。我看是个可成大器的男子汉，你看怎么样?张之洞喜道，你的眼光真不错，论人品才干，念扔自是幕友中最出色的人才，只是年龄要比准儿大十来岁。佩玉说，只要准儿自己愿意，大一点没有关系。佩玉准备找一个机会，好好跟准儿谈谈，不想丈夫突然病了，看来这事得往后推推。
下午，佩玉还是将常来督署看病的汉口名医孙大夫请过江，给张之洞瞧瞧。孙大夫过细诊了半天脉，没发现什么大毛病，便开了三剂舒心顺气的药，先吃吃看。连服两剂药，又沉睡三四个时辰的好觉，第二天早晨，张之洞感觉好多了。他要大根请桑治平、杨锐、梁鼎芬三个人到督署后院来。
五 当王之春亮出盐政账目单时，准备大干一场的李瀚章立刻软了下来
桑治平很快就到了。他走进后院的客厅，一眼看到张之洞满脸病容，惊道：“怎么啦，病了?”
张之洞苦笑道：“我昨天在床上躺了一天，胸口被棉絮堵了似的，手脚无力，昨晚服两剂孙大夫开的药，今天好多了。”
桑治平问：“好好的，怎么病了，什么病?”
张之洞小声说：“其实我没有生病，是让人给气病的。”
桑治平觉得奇怪：“谁还有这个本事，气得总督大人生病?”
“你先看看这封信。”张之洞将袁昶的信递给桑治平，说，“过会儿节庵和叔峤两人来，你就别说我昨天气病的事。他们两人是学生辈，不要让他们笑我太没胆量。”
桑治平接过袁昶的信，笑道：“人无气不立。该气愤的事还是要气，气得病倒也是正常的，不能说没有胆量。”
张之洞说：“年轻人面前还是不要说，给我点面子。”
桑治平不做声了，全神贯注地看起皖南道的密信来。难怪令素日气壮如牛的制台病倒，这是一份多么令人憎恶的参折啊！朝廷中怎么竟有这等容不得别人能干的小人?皇上的这道上谕也荒唐得可以。
桑治平如此在脑子里嘀嘀咕咕的时候，梁鼎芬和杨锐一前一后走进了客厅。待他们坐下后，张之洞说：“大理寺卿徐致祥告了我一状，皇上要两江的刘坤一来密查我。”
梁、杨二人听了这几句话，都惊愕不已。
“你们看完桑先生手里的信，自然就清楚了，请你们过来，是想听听你们的看法。”
桑治平把信递过来，梁鼎芬接过，杨锐凑过脸去，迫不及待地和两湖书院的山长一道看起来。
“岂有此理！”三十五岁的杨锐依然年轻气盛，信还未全部读完便禁不住叫了起来。
三十一岁的梁鼎芬比杨锐性格沉稳些，他扶了扶鼻梁上的黑框近视眼镜，说：“袁昶这个人，我在京师见过一面，那时他在户部做员外郎，却不知道原来是香帅的门生，是及门的还是私淑?”
张之洞淡淡地答：“他是我同治六年典试浙江时中的举。”
“哦。”三个人几乎同时说了一声。
桑治平说：“此人难得！”
杨锐仍是气愤地说：“江宁派人来密查，就让他来好了，我们人正不怕影斜，脚正不怕鞋歪。”
梁鼎芬思索好一会儿说：“香帅一心为国，尽人皆知，徐致祥上这样的参折简直是丧心病狂。王藩台也是一个少有的大才，骂他聚敛，也没有道理。不过，我在广雅时，也曾听人说过，王藩台精明过分了点，难免招人怨谤。赵总文案也有人说闲话，说他与包闱赌的彭老板金钱上有点牵扯。所以，依晚生之见，不能轻视徐致祥这份折子。”
张之洞不喜欢梁鼎芬说的话，沉下脸说：“不要听信谣传，王之春、赵茂昌我了解，没有什么事。”
梁鼎芬一怔，本想再说下去，赶紧打住了。
张之洞转脸问一直没有开口的桑治平：“你说说，这事该如何对付?”
桑治平思忖片刻后说：“我倒是赞同节庵的说法，不要太轻看了徐致祥的这道参折。徐致祥诚然是个嫉贤妒能的小人，但他住京师，说的却是广东和湖北的事，我想一定是有人在中间挑唆，怂恿徐致祥出面。这是一。其次，徐致祥的这份参折能得到皇上如此重视，一定是有人在背后支持，支持他的人非同小可。”
张之洞眼睛盯着桑治平，脸绷得紧紧的，没有吱声。杨锐、梁鼎芬也都全神贯注地听桑治平的分析。
“这挑唆的人和支持的人，我们今后慢慢地去查访，眼下最主要的事是寻求对策。我倒以为，刘坤一那边会好说话。他既然找袁昶商议，而袁昶又冒险给我们通风报信，估计袁昶在刘坤一面前会尽力将此事冲淡。刘岘帅为人不拘细节，不是那种阴险害人的人，料定他不会太过不去。倒是有另一个人要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
“另一个人?”张之洞轻轻地重复这句话。脑子里在迅速地寻找这个人。杨锐也在努力地思索着。梁鼎芬脑子里突然浮出一个人来，莫非是指他?但事关重大，刚才又受了训斥，他不敢贸然讲出口。
“徐致祥的折子说的大多是广东的事情，上谕既然叫刘坤一来武昌密访，依我看，必定会叫两广总督李瀚章在广州就地查访。李瀚章这个人倒是要认真对待的。”
梁鼎芬心中一喜：果然让我猜中了！
张之洞点点头说：“仲子兄分析得很有道理，徐致祥的抄件也同样会往广州寄一份。李瀚章虽与我无直接嫌隙，但李鸿章与我多年政见不合，做哥哥的定然向着弟弟，倘若无端生出些是非来，也是件麻烦的事。”
桑治平忙接下这个话头：“正是这个话。苏东坡的名言：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同是一座庐山，从左边看或是从右边看，从上面看或是从下面看，就不相同。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事都是这样的，从不同的角度就会看出不同的结果来。比如说广东开禁闱赌那件事，理解的会说是为筹军饷而迫不得已，不理解的会说是拿国家抡才大典来赌博不体面，倘若遇到要存心为难你的，他便会说，这是亵渎圣贤，有辱斯文。所以，对一件事情的叙述，叙述者本人的心思如何关系大着哩！”
张之洞体会出桑治平话中的含义。看来广东那边是一定收到类似江宁的寄谕。粤省更不容忽视，如何对付清流党的箭靶子的老兄呢?见桑治平看着自己，嘴角边动了两下却没有发出声来。他明白，这位当年古北口的隐士可能有什么秘密话要说，碍于杨锐、梁鼎芬二人在场，不便开口。正在这时，赵茂昌推门进来，对张之洞说：“大人，铁政局会办徐建寅先生来信说，马鞍山煤矿有不少老百姓挖小煤窑，对煤矿干扰很大。他请大人将此事与谭抚台商议，叫巡抚衙门向江夏县打招呼，要江夏县颁发一道禁令，禁止附近百姓擅自挖煤。”
张之洞借这个机会对杨锐说：“叔峤，你回文案室去，先给徐会办代我回一封函，说这事马上就和谭抚台商议，一定要制止乱挖小煤窑。”
杨锐答应着即刻起身。张之洞又对梁鼎芬说：“节庵就也先回书院去吧，你好好想想，明后天再到我这里来谈一谈。”
待众人都离开后院小客厅后，张之洞问桑治平：“他们都走了，你要说什么就说吧！”
桑治平笑道：“你怎么知道，我有话要背着他们说?”
张之洞笑道：“我察言观色，知道你有只能对我一人说的好主意。”
“刚才节庵说的，有关王之春和赵茂昌的闲话，不瞒你说，在广东时，我也听说过。当然，王之春是个能干人，大的方面还是可信赖的，不过，若是广东有人跟他过不去，不检点的事两三件堆在一起，也就很碍眼了。”
“你是说，王之春和赵茂昌都经不起访查?”张之洞刚刚放松的脸又绷了起来。
“是的。”桑治平面色严峻地点点头。
“怎么办呢?若有谕旨下来，李瀚章肯定会去办的，他和刘岘帅不同。”张之洞心里忧虑起来。
“有办法。”一个想法在桑治平的脑子里形成了。“我们来它个针锋相对。”
“怎么个对法?”
“这件事交给王之春去办。”桑治平指着袁昶的密信说，“这里也提到他王爵堂，不妨让他看看。他看后保证坐不安了，心里急得很。”
“让王爵堂去上疏为自己辩护吗?”张之洞的脑子里充满了怀疑。
“不是的，本人辩有什么用！”桑治平压低了声音，“这件事，你完全不出面，由我来跟王爵堂说，叫他背地里查一下子李瀚章督鄂时的老账。同治七年到光绪八年，李瀚章在武昌做了十五年的鄂督，难道他十五年间就一清如水，没有一点事?那年我在子青中堂那里，亲耳听他说过湖北的盐政弊端大，官方走私是公开的秘密。湖北官方走私食盐，若没有李瀚章的同意是绝对行不通的。我看就叫王爵堂专门细查那十五年的盐政，就会查出大的问题。那时叫他悄悄地到广东去一次，当面去见李瀚章，把这事告诉他。说是你派他来的，问他此事如何了结。”
张之洞高兴地一拍大腿，霍地站起来：“仲子兄，这是个好主意！世人说李家积累的财产，可与乾隆朝的和坤相比。李瀚章
任鄂督十五年，还真不知道他括去了多少民脂民膏。再说这事让王爵堂去办也合适。只是，要他保密，不能让谭敬甫知道了。”
“这我知道。谭敬甫那人是担当不了一点事情的。”桑治平稍停一会又说，“你想过没有，此事若是太后当政的话，会不会出现?”
张之洞思索片刻说：“至少太后不会叫人来武昌密查，会直接问我本人。”
“皇上对你并无成见，看来是有人在影响着皇上。”
“你说的是翁同龢?”
“很有可能。”桑治平凝神说，“那年开禁闱赌的事，他就从中作梗。自从他执掌户部来，处处为难，铁厂的银子他有意压下大半年才批，这些年他对你的作为干扰不少。我估计这事极有可能又是他在作怪。”
“若是翁同稣存心跟我作对，我也真拿他没办法。”张之洞面色忧郁地叹了一口气，“自古权臣在内，无立功于外者。这种事不幸让我碰上了。”
“也不必这样悲观。”桑治平劝慰道，“从前曾涤生在外带兵，皇上、太后身边掣肘他的人还少吗?他虽然也常有这种叹息，毕竟还是立功于外了。”
张之洞说：“曾涤生的家书家训，我读过多遍，他那种履薄临深、战战兢兢的悲苦心绪跃然纸上。只求不得罪东家好来好散，一个中兴第一名臣居然抱这种心态，令人怜悯。曾涤生晚年习黄老之术，一味委曲求全，这点我做不到。我修身不到家，性子又急躁，怕难得像他那样。”
“曾涤生那样压抑自己，我看也不可取。尽人事而听天命，不要管那么多，能做到哪一步就是哪一步，问心无愧就行了。”
张之洞说：“我正是你说的这种态度。我努力去做，他权臣要干扰就让他干扰，我也不去巴结他，祈求他。大不了做不成事，我就去读书作文吟诗词。赤条条来，赤条条去，随心任性地在人世间走一遭，这才是大丈夫！”
“壮哉！”桑治平不由得由衷赞叹，“不过话又说回来，巴结祈求大可不必，但如果能遏制权臣，不让他得逞，那就更好了。我看此事还得想办法让太后知道，由太后来制止，才确保无事。否则，尽管刘岘庄和李筱荃都不说坏话，翁同龢若存心要整的话，还是会想出别的主意来的。”
“怎么让太后知道呢?醇王爷也不在了。”说到醇王，张之洞心里好一阵难受。几多难事，都是靠的他才办成了，真正是恩重如山啊！可惜，他去世时连祭灵的机会都没有。“也不能去找子青老哥。他年迈体弱，不好让他为此事跑园子去见太后。”
“是呀，怎么样才能把这个事情传到太后的耳朵里，让她出面说两句话就好。”桑治平自言自语地，他一时也想不出一个好办法来。
两个人都托着腮帮子想着。忽然，桑治平的脑子闪过一道光亮：“上个月，曾有一道为太后治病向各省求良医妙方的上谕，当时你跟我商量过，我劝你不要去理它。为太后献医本是一件冒风险的事，治好了，赐你几百两银子，这几百两银子对你无用；治不好，或者万一出差错，那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张之洞说：“是的，我和你的看法一样。你现在重提此事，是不是想利用荐医的机会给太后送口信。”
“对，我是这样想的。”桑治平望着张之洞说，“你有合适的好郎中吗?”
“好郎中是有。”张之洞想起了一个人。“不过，即使是我极力推荐的好郎中，要能得到太医院的通过面见太后也是很难的事。再说，他就是见到了太后，又怎么能跟太后说起这事呢?退一万步，他能说，太后愿听，他拿什么做凭证呢?总不能把袁昶的信拿给太后看吧！”
是的，张之洞说得有道理，面见太后不易，见面时也只能瞧病不能言及国事。看来，这条路不通！桑治平在心里思索着，还有别的路可走吗?
让徐致祥的参折见邸报！桑治平突然间想起了这个办法。太后一定会看邸报的，看了邸报就会知道这件事，但这也有不相宜处。因为一旦上邸报，也就通报全国各省了，张香涛会同意丢这个脸吗?况且引起大家议论，影响之辞就会变为真事，反为不美！
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可想，别的路子可走呢?一向主意较多的桑治平陷于思路困顿之中。张之洞也在努力搜寻着旧日京师的僚属友朋们，希望能找到一个可递口信的人。一个个的人名出来，又一个个地被否定。蓦然间，桑治平想起一个人来。
“如果能让李莲英把这个消息转告给太后，那也是一个很好的途径。”
张之洞摇摇头说：“这条途径也不好。莫说我不愿意通过他传达此事，即使愿意，李莲英这个人，你又如何能去接近他?我在京师十多年，从来没有这条道上的朋友。”
张之洞的断然拒绝，使得桑治平在失望之中又不乏对张之洞的敬意：毕竟不愧是清流出身，不愿降格去阿附太监总管，比起别的督抚来，人品上还是要高一等。但这事该怎么办呢?
张之洞说：“你先去和王爵堂谈对付李筱荃的事。太后那里，眼下看来没有合适的人，只有等待机会了。”
真是天助张之洞。过两天，一个绝好的机会降临他的头上。这天上午，他接到来自西安的信：他的姐夫陕西巡抚鹿传霖定于下月初七日启程前往京师陛见皇上。
张之洞看了这封信后，欣喜异常。将事情的原委告诉姐夫，请他在陛见皇上后再去颐和园向太后请安，就这个机会面奏太后，这比别的任何一条路子都来得可靠而便捷。苦苦思索几天后的一个难题，终于由一个偶然的机遇给妥善解决了。这个事情给张之洞一个很大的启发：外放十年了，京师官场日渐隔膜。长此下去，外官是做不好的，必须有一个非常信任的人处在朝廷要害部门，才能探知朝廷中一些不为外人所知的内幕。由谁来做这个事呢?仁权久居北京，对朝廷内外情势有些了解，但他不宜做这种事。一则因为他是自己的儿子，易于招人注意，二来他为人拘束，这种事也办不好。正思忖问，杨锐推门进来，悄声地对张之洞说：“我这几天帮助王藩台清查李筱荃鄂署任上的盐政，查出了不少事，至少有三百万两银子去向不明，估计都流人他的腰包了。过两天再核实清楚后，我将陪王藩台去一趟广州，向李筱荃摊牌。有这一招，谅他不敢在徐致祥这件事上与我们为难。”
张之洞微笑着点了点头，猛然想，就让杨锐去充当这个角色，他一定可以胜任。
“叔峤，你不要陪王藩台去广州了，我交给一个新的任务，你去京师，并且今后就长住在那里，不回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杨锐瞪大眼睛望着张之洞。他觉得老师的这个决定太突兀也太费解了：长住京师做什么?
“坐下吧，我慢慢地对你说。”望着杨锐那虽早已而立却仍充满青春朝气的神态，张之洞将请鹿传霖面见太后的想法告诉了自己的得意弟子，然后神情严肃地对杨锐说：“我有一个很重要的计划，即安置一两个完全可靠的人在京城做事，以便更多地得到一些朝廷内部的消息，随时与我保持着联系。你是最合适的人，我请你去担当这个角色。”
见杨锐依然满脸惊疑，张之洞怡然笑道：“叔峤，你不要紧张，也不要有什么不安。我蒙同治、光绪两朝圣恩，又是太后特别超擢的总督，我对朝廷，对太后皇上忠心耿耿，别无二志。我让你去京师呆着，决不是要你做什么间谍之类的勾当，也不会叫你做违背朝廷律令的事，只是希望有一个我十分放心的人在京师多了解一些情况。这次若不是刘岘庄恰巧叫袁昶去商议，我们至今还蒙在鼓里。若有一个手眼宽阔的人在朝廷，也就不至于这般被动了。”
杨锐明白了老师的意思，他为难地说：“大前年，我听恩师之劝，回四川乡试，好容易中了个举人，却又没有考上进士。我眼下无官无职，在京师冠盖中简直微不足道，我能为您做什么呢?”
张之洞说：“这些我都想到了。你去京师后在仁权那里住下来，然后去拜访子青老相国。我有一封书信交你带给他，他会安排你进内阁，做一个中书舍人。中书舍人官位虽不高，但位置重要，你在那里可以接触上至大学士、各省督抚将军，下至京师各衙门的小官吏，可以获得许多别人轻易得不到的东西。你把中书舍人做好，到时，我会想办法通过别人的手来提拔你。”
听了这话，杨锐心里很激动。杨锐一边在湖广督署幕府里做文案，一边也在努力准备会试。前年他没考上，杨深秀却以晋阳书院山长的身分中了进士，分发吏部。这使杨锐既羡慕又自责，并暗地发誓，下科一定要考上。一旦进内阁做中书舍人，身在京师官场，参加会试有许多有利条件。若没中式，以一举人而有此地位，也是极好的待遇。中书舍人既有进士出身，也不乏举人出身的，并不妨碍迁升。这实在是求之不得的好去处。只是杨锐对自己肩负的重担仍有顾虑：“恩师，进内阁做中书舍人，这是学生梦寐以求的位置，只是学生资质鲁钝，能力有限，深恐有误恩师的重托。”
张之洞安慰说：“我一生教过许多学生，也阅历不少官场士林中人，一个我所熟悉的人，他有多大的才干，能做多大的事，我心里是有数的。你若实在不是这块料子，我也不会让你去。你不相信自己，你要相信我，放心去吧。鹿抚台初七从西安出发，他的随从多，走得慢，你一个人，单骑匹马无牵无挂走得快，估计他到彰德府时，会在二十八九。今天初十，你用半个月的时间，争取在二十七八日左右赶到彰德府，与他会合。若万一在彰德府错过了，你就继续往前赶在顺德府、正定府一带与他会合也行。退一万步，就是在保定府与他见面也行，只要赶在进京城前见到他就行了。”
杨锐说：“这点请恩师放心，我明天收拾下，后天出发，二十五六日我一定会赶到彰德府，在那里等鹿抚台的车骑。”
十二日，杨锐带着张之洞的信离开武昌北上。十五日，王之春也带着两个随从，离开武昌南下。李瀚章到广州任两广总督时，王之春还在广东做藩司，彼此很熟悉。王之春到广州的第二天，便轻易走进督署大门，得到李瀚章的接见。
李瀚章今年六十九岁，但并不太见老，他的五官脸型都与二弟颇为相像，个头却矮了两三寸。李瀚章书读得并不好，功名只是一个拔贡。他的父亲李文安是曾国藩的同年，二弟又是曾国藩的惟一人室弟子，因为有这些背景，他获得了曾国藩的信任。曾国藩创办湘军伊始，正是用人之际。曾氏用人，最看重血缘、师生、同乡这些关系。曾国藩亲自向朝廷请求，将他分发湖南。咸丰四年李瀚章来到湖南署理永州县令，曾国藩要他在东征局办粮饷。李瀚章办事勤勉，为湘军东征部队供应粮饷出力甚大，得到曾国藩的器重，很快便升为江西赣南道，再迁广东督粮道。李瀚章官运极好，一路亨通，由道员升按察使，再升布政使。同治四年，入仕十一年的李瀚章便擢升为湖南巡抚，到了同治七年
便升为湖广总督。从那以后直到光绪八年，李瀚章在湖督任上前后呆了十五年。其间有四次暂时离开武昌任职别地，而代替他总督两湖的则是他的二弟李鸿章。那时，二李的母亲还健在。十五年之间，她稳居武昌督署不必离开，因为无论是前任还是继任，都是她的儿子。李老太太享受的这种殊荣，普天下父母找不出第二个。在那种母以子贵的时代，一个女人做到这种份上，也可谓风光至极，无以复加了。
论功名，李瀚章连个乙科都未中，论军功，他连战场都没上过，但他则在短短的十三四年里，完成了从七品小县令到正二品大总督的仕途。在承平年代，这是很多进士翰林一辈子都做不到的事，在那个战争年代，也是没有军功的文人所终生望尘莫及的。但李瀚章做到了。曾国藩的提携，李鸿章的赫赫功勋，固然都是他飞黄腾达的重要原因，而李瀚章本人的能耐也是决不可忽视的。
李瀚章的能耐，只是四个字：精心做官。他一辈子的心思都不在如何做事上，而是用在如何做官上。官场的那一套已被他琢磨得精熟烂透，运作得炉火纯青。他的一生几乎无任何骄人的德政可言，然而一生却顺利亨通，节节高升，差不多没有遇到任何挫折坎坷。说他是官场中的福人也可，说他是官场中的庸人也可，他的的确确是中国封建官场中的出色代表。
十天前，李瀚章就接到了与刘坤一几乎完全一样的内阁来函：一道上谕、一份徐致祥参折的抄件。上谕中的话略微不同的是“就地查访”，而不是“去武昌密查”。
出于对清流的厌恶和对张之洞的嫉妒，李瀚章接到这份内阁来函后暗自欢喜。他立刻派人去奉旨查办。有几个受过张之洞训斥的道府官员闻讯后，主动来督署控诉张之洞对他们的无礼，更有不少多次乡试未中的老秀才提起开禁闱赌来便义愤填膺，痛骂张之洞是此事的罪魁祸首。查访的结果对王之春也不利。他在彭玉麟手下做湘军营务总管时期，以及做雷琼道时期，都有人怀疑他在账目上不清白。还有人揭发他在清泉老家置良田五百亩，在衡州府里有店铺七八家，他的这些家财来路都经不得过细盘查。至于赵茂昌，则有住澳门的王姓闱赌老板揭发他私受二万两银子，又有新会商人梁某揭发他敲诈其家祖传的琥珀念珠一串，价值八千两银子。李瀚章准备将这些写成扎扎实实的奏折，将张之洞狠狠地治一下，出出他们兄弟多年来压在胸口的一腔闷气。、当王之春在他的面前，出示一份同治七年至光绪八年湖北盐务往来账目细表时，他的那一股与不法之徒抗争的凛然正气立即消失殆尽。在湖广总督张之洞的眼中，他自己正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不法之徒。擦干额头上的虚汗，定定心后，李瀚章也将上谕、徐致祥的参折以及他奉旨查办的实录，全部拿出来交给王之春。王之春不能不从心里佩服张之洞、桑治平的高明。他面不改色地对李瀚章说，这都是小人的诬陷。并感叹，替朝廷办事太不容易，宽则玩忽职守，重则招致怨恨，张大人和他本人都深知这一苦处，故在查盐务账目发现这些疑点时，并不急着上报户部，而是特为来广州咨询李大人。李瀚章表示，深谢张大人的好意，天下官场一个道理，小人也是处处都有。于是，两人心照不宣，彼此的裂缝都相互弥补了。最后，李瀚章说，奉旨查办，没有查出一点事来也不好交代，且赵茂昌的劣绩证据确凿，不便推卸。王之春也同意抛出赵茂昌，接受这个丢卒保车的决定。
一个月后，两江总督刘坤一、两广总督李瀚章先后给朝廷作了禀报，两个折子几乎由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张之洞为官勤谨，王之春办事有方，徐致祥所说皆影响不实之辞，经访查均无实据。督署总文案赵茂昌不洽舆情，物议颇多，受贿情事严重，应予革职查办。
与此同时，鹿传霖也到了北京。陛见之后，受慈禧太后召见于颐和园。慈禧知道鹿传霖与张之洞的郎舅关系，谈话之间不免问到张之洞。趁着这个时候，鹿传霖将徐致祥奏参之事向慈禧作了禀报。慈禧笑了笑对鹿传霖说，言官多喜风闻奏事，张之洞做过多年言官，应该懂得，不必放在心里。过些日子，光绪进园子请安，慈禧随意对他说了一句听说徐致祥参劾张之洞，此事不要看得太重。光绪听了一怔，他没有想到深居颐和园的太后居然已知道此事，而且态度很明确地偏在张之洞一方。他回宫后告诉翁同龢。翁同龢本想借这个机会狠狠地杀一杀张之洞锋芒毕露的骄矜自得之气，看到刘坤一、李瀚章的奏报，特别是探知太后的意思后，便只得打消这个念头，吩咐内阁拟一道上谕下发：武昌湖广总督衙门总文案赵茂昌，违法渎职，现已查明敲诈受贿，即行革职永不叙用。
被史家称为“徐致祥大参案”的这一事件，就这样虎头蛇尾地收了场。这是张之洞仕宦生涯中一场有惊无险的风波，更是近代中国官场史上一个极具典型意味的案例。
第五章 外宾访鄂
一 马鞍山乡民把洋矿师打得伤筋断骨
受贿勒索这种事，张之洞一向十分痛恨，赵茂昌的这些不法行为，倘若在平时由他来办理，撤职固然不可免，很可能还要籍没家产，投人监狱。但想到赵茂昌此次被劾，是因为他张之洞的缘故，且这些事也没有一一去查实，故对赵茂昌心存悯恻。虽遵旨革了赵茂昌的职务，但又专门为赵置了一桌饯行酒，叮嘱赵回原籍后务必息影乡居，等两三年后再来。赵茂昌感激总督的这番好意，表示今生将死心塌地为张之洞奔走效力。
张之洞是个情绪易受波动的人。徐致祥大参案，弄得他几乎半年不得安神，最为委屈愤慨的时候，他甚至想挂冠而去。张之洞的这种心绪，大大影响了龟山脚下铁厂的兴建速度。只是因为有蔡锡勇、陈念扔这些铁政局的督办、会办们在顶着，包括煤矿、铁矿在内的整个铁厂兴建工程才没有停工。但有不少必须尽快办的事因此而拖延，造成工程近五十万两银子的损失。这笔巨大的损失该由谁来负责呢?能由徐致祥负吗?维护朝纲，纠弹渎职，是大理寺卿的本职，徐致祥没有责任。是光绪皇帝和翁同龢的责任吗?查访实情，整肃吏风，是在上者的治国正务。光绪和翁同龢也没有责任。是张之洞的责任吗?墨守成规者最不易出差错，勇闯新路者总难免要遭挫折，几成人世定规。一心为国的人反遭攻讦，庸碌无为者仕途顺畅，这叫人如何想得通！他张之洞不是圣人，情绪波动似难深责，他又能承担多少责任呢?
半年后，张之洞才从阴影中慢慢走出来，重又投身于以铁厂为主的洋务事业中去。
不料，没有多久，马鞍山煤矿一场矿局与乡民的斗殴案，又将张之洞推入了是非漩涡。
马鞍山北距武昌城八十里，属于江夏县地面。江夏县没有县城，县衙门就设在武昌府城里。马鞍山乃秃岭，树木不多，野兽也不多，自古以来便是一座无主的荒山。二十多年前，李鸿章做湖广总督时，曾聘请三位英国矿师在湖北境内踏勘矿务。英国矿师在马鞍山的仙女岭脚下发现了煤矿，并组织人员开采。半年后，李鸿章离开武昌，他的哥哥李瀚章入主湖广衙门。李瀚章对洋务不感兴趣，英国矿师因此离开马鞍山，刚刚开始的湖北采煤业半途而废。英国矿师临走前，指着井边剩下的几座煤堆，对前来看热闹的乡民说，你们把这东西拿回家去，它可以当木柴用。
这堆东西，散状的像黑黑的泥砂，块状的又像烧焦的锅巴，它能当木柴用?能煮饭炒菜、烧水取暖吗?乡民们半信半疑地挑回家去，按照洋人教的办法去做，果然炉子里生出熊熊的火焰来。这黑家伙真好，它既有木柴的功能，又比木柴经烧，且没有烟，也好搬运贮藏。在事实面前，乡民们信了洋人的话，都来搬取，井边的煤堆很快便被挑尽烧光。于是有聪明胆大的，便自己下到煤井里去挖，居然也拉到了煤。煤拉多了，除自己用外，还可以卖给别人，住在仙女岭附近的十几家农户便这样最早地发了一点洋财。消息传出去，引来不少前来淘黑金的人。马鞍山的山前山后，岭脚坡腰，便布满了用锄头铁锹打井挖煤的庄稼汉。原本被视为一无可取的寂寞荒山，顿时变成可以发家致富的热闹宝库。到后来，那些本钱大能力强的人便将煤井越开越大，越开越多。本钱少能力弱的，便来投靠他们。前几年，马鞍山一带便形成周、张、沈三大集团。三家分割地盘，各自发展，俨然成了马鞍山的主人似的。江夏县衙门见马鞍山挖煤有利可图，便在此地设了一个税卡，一百斤煤炭收十文钱。三个老板本不情愿，但一想到既向官府纳了税，也便取得了官府的认可，今后则可以名正言顺地占据这块地盘，子子孙孙传下去，于是接受了官府的征收。江夏是个穷县，有了煤税这笔收入后，这几年从县令到衙吏，个个都从中得到厚薄不等的好处，故而都希望马鞍山这个现状能长久维持下去。不料张之洞要办汉阳铁厂，城门失火殃及池鱼，马鞍山的好梦被搅了。
徐建寅带领的包括两个洋匠在内的一批人马来到马鞍山，映人他眼帘的是一大群忙碌而杂乱的挖煤运煤的乡民，从小在严格的科学技术氛围中长大的徐会办，不由得双眉紧皱。他内心为这个场面而痛苦：这哪是在采煤，这是在掠夺大自然，是犯罪的行为！必须立即制止这种纷乱的状态。这不仅是为了日后的矿务局，作为一个科学家，徐建寅更本能的反应是：要保护大自然赐给人类的充裕财富，让它更好地为人类服务，更长久地为人类造福。
徐建寅代表煤矿局，与周、张、沈三家商量，要他们立即停止一切采煤行为，以便对马鞍山作全面的探测、评估和机器采挖井点的选定。周、张、沈三家的代表不作丝毫考虑便断然拒绝。徐建寅见直接找挖煤者行不通，便去找江夏县衙门。县令吕文魁明知道理上说不过煤矿局，但马鞍山煤窑是县衙门的一个金库，他实在不愿意就这样被夺去。吕县令采取了中国官场上一个惯用而有效的措施：拖延不办。他嘴上应付着答应调解，实际上没有任何行动。马鞍山无序采煤照常进行，县衙门的税卡也照常收税。两三个月过去了，一点动静都没有。这段时间里，煤矿局只得在仙女岭以外山岭上勘查，但勘查的结果是蕴藏量不大，从煤层的走向分析，大量的煤埋在仙女岭地下。徐建寅无法，只得具函禀报张之洞，请总督出面。因为牵涉到江夏县的民事纠纷，按理当由省巡抚衙门出面敦促武昌府衙门去处理，于是张之洞叫文案所拟文咨湖北省巡抚衙门。
赵茂昌被撤后，总文案便由梁鼎芬兼任。他将书院事委托给总教习，自己长住衙门。湖北巡抚谭继洵接到由梁鼎芬起草的咨文，匆匆看了一眼后，便将它置于往来函件柜里。咨文在柜子里冷冷地躺了半个月后，谭抚台才将它重新拿出来，又看了一遍。
之所以一搁便是半个月，主要还不是抚台公事多的缘故，而是因为他对张之洞的这一套主张和作为不感兴趣，内心深处抱着一股抵触情绪。他一不相信洋人的那一套能在中国扎根结果，二不相信张之洞这种劳民伤财的事能办得长久，但张之洞是总督，又得到朝廷的支持，谭抚台奈何他不得。藩司王之春、臬司陈宝箴也都附和着张之洞，于是谭继洵在三大宪台中便显得较为孤立。不过，府县中却不乏支持他的人，他因此相信自己的看法不是错误的。
谭继洵虽不公开反对张之洞，也不得罪王之春和陈宝箴，但他一再叮嘱他的两个助手：张制台所办的事，并不是职分内应办的事，也不是我们湖北应办的事，他要办，我们不阻挡，但我们要守定一个原则，即湖北不能为他的事拿银子。当然，湖北应当上交的银子若户部公文明言转给他，我们还是照给，只是湖北不能再为他筹银。张之洞也不苛求谭继洵，只要他不阻挡王之春将户部明文规定的银子转过来就行了。两三年来，因为有王之春、陈宝箴从中斡旋，张之洞与谭继洵虽然主张不合，却也相安无事。
毕竟是总督衙门来的公函，毕竟是他巡抚应办的公事，谭继洵打发巡捕将武昌知府召进衙门里来商议。武昌府的衙门也设在武昌城里，位于巡抚衙门三里远的西南角，与三里外东南角的江夏衙门一起，和巡抚衙门组成了一个等边三角形。
尽管把江夏县令召来谈话更为直接，但不是特殊情况，巡抚不直接找知县谈。江夏归武昌府管，巡抚跟武昌知府谈，武昌知府再去和江夏知县谈，这是官场的规矩，不能乱了套。
举人出身的知府涂炳昌也是个六十出头的老头子，此人三次会试不中，以大挑身分放的知县，做了二十多年的知县、同知，终于在须发皆白的时候熬到一个四品衔的知府。他十分珍惜这顶闪着宝蓝色光泽顶子的大盖帽，生怕它哪一天无意间被风吹了下来。涂炳昌没有才干，也不想做出什么政绩，如果不是做官，不管在哪一个行当里混饭吃，他都绝对是一个平庸得毫不起眼的小角色。他做官只有一个诀窍，那就是毕恭毕敬地听上司的话，不折不扣地奉行上司的旨意，至于上司的话是对还是不对，他从不去考虑。
涂知府坐着蓝呢大轿来到巡抚衙门，巡捕马上引导他进了会客厅，一会儿谭继洵就过来了。谭继洵是个和气的人，一向不对下属摆架子。两个老头子彼此客气一番后，涂知府挺直腰板问：“大人唤卑职过来有何事吩咐?”
谭继洵将总督衙门的公函递给涂炳昌说：“你先看看这个。”
马鞍山煤窑的事，涂炳昌听江夏知县说起过，那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他听过也就过去了。现在竟然与总督办的铁厂联系起来，那就成大事了，得格外慎重。对于牵涉上司的事情，不管事情本身如何，在涂知府看来都是大事要事，都得认真对待。他的“认真”，就是遵循上司的意旨去办。
“大人，这桩事如何处理，您下个命令，卑职照办就是了。”涂炳昌边说边双手将公函递回给谭继洵。
谭继洵接过公函，随手将它放到书案上，右手指在瘦瘦的下巴上摸了好长一会，才慢慢说道：“这是件棘手的事情，吕县令也有禀帖给我，说煤窑已由乡民开采二十多年，养活了近三百户人家，不让开采，断了他们的生计，情理上说不过去。张大人要办铁厂，铁厂要烧煤，煤得由马鞍山出。张大人的这个计划，朝廷同意了，户部还专门为此拨了银子。如果不让煤矿局来包揽，张大人那里也不好交代。这事难着哩！”
“是的。大人说得对，这是件难事。”涂炳昌满脸同情地望着瘦弱的上司。这情景，酷似两个老妇人在聊家常：一个诉说家里的烦恼事，另一个无力帮忙，只能时不时地说些同情话来安慰。
“涂太守呀，我们两个都是过花甲的人了，说几句老头子的心里话吧！”谭继洵将摸下巴的手放下来，搁在大腿上，两眼昏昏花花地望着武昌府的当家人。“其实呀，这世上有许多事或者不需做，或者不必做，或者不急着做，辛辛苦苦、忙忙碌碌地苦干着，到头来成者少，不成者多。即使成了怎么样?时过境迁，转眼就变了味。还有呀许多事，也谈不上什么成不成的，做和不做是一回事，多做和少做也是一回事。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了，过后一想，都是瞎忙一通。年轻人血气盛，总以为拼命去做就一定好，殊不知世事大多不是这样的。回过头来看看走过的路，你说说是不是这个话?”
谭继洵的这段感慨，道出了人生的部分真谛。除开那些过去成就辉煌现在仍然雄心勃勃的个别人外，大多数的老头子都会程度不等地有此同感。涂炳昌本就是一个不干事的平庸人，对这番话的认同更为深切更为真挚。他几乎认为巡抚的话就是为他平庸的过去在作脚注，或者说更加证明了他其实就是一个有着大聪明的先知先觉。涂炳昌发自内心地说：“大人，您这是真正的参悟大道之言。人生百年，许多烦恼、许多痛苦其实都是自己找来的。古人早就说过，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之。明明是无事生事的庸人，还硬要说自己是大有作为的英雄。”
谭继洵又找到了一个知己，兴致立时高涨：“涂太守，你说得好，如果是一个老百姓，倒还罢了，无事生事，累的苦的还只是自己一人，至多是连累妻儿亲友；若是做了官，尤其是做了大官，乃至一国之主，跟着他受苦受累的就多了。比如说秦始皇吧，他好大喜功，好端端的日子不让大家过，他要修什么长城，从东到西一万多里，死的人不知几十万，后人说长城不是砖砌的，那是老百姓的白骨砌的。涂太守，你是个读书明理的人，你想想，那长城真的能挡住什么入侵的敌人吗?千军万马要过来，几块砖头能挡得住吗，无非是要为他秦始皇留下一个政绩罢了。”
“大人说得对，要说挡住关外敌人，长城那是一点用都没有的。秦始皇之后，不是朝朝代代都有夷狄入侵华夏吗?”涂炳昌赶紧顺着抚台竖起的竿子往上爬。
“再说王安石吧，本是一个极幸运的人，天分高，仕途顺利，操守也好，文章诗词更是出色，好端端的做个太平宰相，岂不是让天下后世景仰不已！却偏无事生事，想出什么青苗均输等等新法，最后弄得自己罢相谪居，被人视为奸蠹不说，还害得老百姓受尽折腾。回过头来看看，王安石的什么新法，什么改制，又何必要去做?”
“是的，大人说得对极了。王安石若安分守己做官的话，凭他的聪明才干，一定是历史上少有的名宦。”涂知府又顺竿爬着。
“哎，”谭继洵叹了一口气，“还是张养浩说得好：‘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说到底，还是老百姓在受苦哇！”
“是，是。”涂炳昌连连点头。抚台大人这一番谈古的话，已让为官多年的知府老爷摸到了头绪：原来谈古的目的在于论今，他很可能是说张之洞办铁厂办煤矿局是无事生事，其结果是苦了老百姓。
“不扯远了。涂太守，今天把你请来，就是为的马鞍山煤窑的事。我对你说句心里话，张大人要在湖北办洋务，我是不大赞成的。我说句不中听的话：劳民伤财，最终无济于事。这话虽不中听，日后必会证明的。老百姓生活苦，寻点活路不容易，何必要和他们作对哩。但这话现在不能对张大人说，他正在兴头上，朝廷中又有人撑腰，这话他哪里听得进?我请你来，是要请你这知府来出个两全之策，既不拂张大人的意，又不伤着江夏老百姓利益，你有什么好主意吗?”
果然给猜中了，涂知府心里暗喜，但是抚台出的显然是个难题：有什么好的两全之策，能两边都不得罪呢?出点子、想主意，对于这个年迈的武昌知府来说可不容易，做了二十多年官老爷的他，从来是很少自己出主意的。他搔了搔大盖帽下稀疏的白发．想了好长一会儿，也拿不出一个自个儿满意的主意来，不能老这样干瞪眼瞧着，总得开口呀！‘
“大人，卑职想最好的办法是让煤矿局到另一个地方去采煤，马鞍山这个地方维持老样子不变，如此两方都不得罪了。”
“这算什么主意！”谭继洵不觉干笑了一声。“你以为两方都不得罪，这不明摆着得罪了张大人吗?”
“哦，不错，得罪了张大人。这个主意不好。”涂炳昌的眼珠子转了几圈后说：“要么这样，把乡民已挖的煤全由煤矿局买下，然后乡民撤除，马鞍山交给煤矿局来经营。”
“这可能也不行，煤窑老板们会不同意；再说，拿钱的是老板，几百名乡民从此以后丢了饭碗！”
抚台又一次否决后，涂知府的肚子里便再也没有点子了。“大人，卑职一时想不出好办法，容卑职回去后再细细想想。”
“慢点。”涂炳昌的两个点子都不理想，但给了谭继洵以启发，何不将他们捏合起来，一道来做这桩事呢?“涂太守，我倒有个想法。”
“大人，还是您的办法多，您说出来，卑职照办就是了。”他多么希望抚台再不要兜圈子了，早点发话，他再把这话传给江夏县，让吕县令办不就得了！
“我看是这样，马鞍山煤窑还是交给煤矿局，不过，现在的这个摊子得全由煤矿局管起来，沈、周、张三个老板给煤矿局当小头目，所有在煤窑上做事的乡民通通都留下给煤矿局做事。至于具体事宜，由他们两家去深谈，我这个巡抚不管，你这个知府也不要管，就连江夏县衙门也可不管，让他们自己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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