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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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中人才极盛，进学极猛，年来风气大开，实为他省所不及。惟人才好奇，似亦间有流弊，《湘学报》中可议处已时有之，至近日新出《湘报》，其偏尤甚。近见刊有易鼐议论一篇，真正十分悖谬，见者人人骇怒。此等文字远近煽播，必致匪人邪士倡为乱阶，且海内哗然，有识之士必将起而指摘弹击，亟宜谕导劝止，设法更正。
写完后，他想此事紧急而寄信慢，于是便交给电报房，作为电报发到长沙。
陈宝箴接到总督衙门发来的电报，不敢怠慢。他一面转告《湘报》的主持人熊希龄，望他以此为戒，今后再不发这等言辞激烈的文章。一面亲自给张之洞回电，承认自己职守有疏，今后要严格督促，两报少发议论，多录古今有关世道名言，效陈诗讽谏之旨。见湖广总督亲自出面严厉指摘，长沙城里的守旧派，莫不弹冠相庆，咸欣欣有喜色。
王先谦指使他的学生大量搜集梁启超等人在时务学堂的出格言论，以及《湘学报》、《湘报》上所发的不轨文章，让他们以岳麓书院“学士辑录”的名义给湖广总督衙门寄去，以求得张之洞更大的支持。
张之洞收到了这份告状式的《辑录》后，发现梁启超等人原来在时务学堂发表了许多与朝廷的旨意相悖、与自己的观念相反的言论，想起他对这位后生辈的逾格接待和多次公开揄扬，背上不禁沁出冷汗，心里颇为后悔。这时京城里各种信息也从不同渠道流向督署。初夏的武昌城，如往年一样的草长莺飞，百花争放，但在张之洞的心头上，却如同暮冬般的密云笼罩，阴霾沉甸。局势的进展如何，他难以预测。
他给在户部供职的仁权发去电报，要儿子迅速找到杨锐，将京中的情况如实告诉他。儿子回电，说会见了杨锐。杨锐说他和杨深秀都认为皇上即将重用康有为，在全国实行维新变法的新政。又说两湖已引起皇上的重视，势必成为今后全国的模范。电文还转述杨的话：有迹象表明皇上将召老师晋京担当大任，望早作准备。
张之洞看到这份密电后，心里矛盾交错，难以拿定主意。若按《湘报》、《湘学报》的办报倾向和梁启超等人在时务学堂的奇谈怪论，以及岳麓书院师生所申述的道理，可以立即通知陈宝箴迅速刹车，悬崖勒马。至少，两报只能登正论，而不得乱发议论，时务学堂只能传道授业而不能再鼓吹民权。
甚至也可能按照书院派的主张，关闭两报，遣送梁启趨离湘。但是，假若杨锐、杨深秀所说的是真的，皇上真要重用康有为在全国立行新政，那么梁启超也便即刻获大用。一旦实行新政，仿照西方，那么民权也好，立宪也好，合教合种也好，也都不是完全不可以谈论的话题。形势严峻，问题尖锐地摆在眼前：假若倒向旧派一边，维新派一旦上台掌权，不但不可能晋京获大用，说不定连湖广总督的位置也保不住；假若倒向维新派，若万一变法失败，守旧派得势，则自己有可能变为倡乱的头领，闯祸的魁首。熟谙历史的张之洞知道，历来革新变法都少有成功的，一旦失败，下场极为悲惨。商鞅车裂，半山放逐，江陵鞭尸，便是典型的例子。
怎么办呢?要么索性保持沉默，置身事外，远离漩涡，明哲保身吧！张之洞细细一想，即使这样，也是办不到的。多年办洋务、抬西学，最近一段时期，又与康有为、梁启超等多有交道，在一些人的眼里，自己可能早已被列为新派的人。维新不能成功，自己决然挡不住旧派的清算。那么干脆明朗地表示，站在新派一边。但是，他们的种种主张和做法又并不为自己所全部认同首肯，从岳麓书院师生激情慷慨甚至带有不共戴天之仇的情绪看来，新派要想取得大多数人的赞同，怕也困难。
怎么办呢，怎么办?张之洞反复思忖着，推敲着，一时陷入进退维谷，左右两难的境地。他想：假若子青老哥、阎丹老他们在就好了。他们都曾在最高层呆过较长的时间，对太后、皇上和满蒙亲贵大臣较为注意，这样一场关系全局的大事，他们会因了解内情而比局外人看得清楚些，高远些。可惜，他们都先后故去，不在人世了。这个时候，他又想起了桑治平。桑治平携带秋菱，离开总督衙门至今将近两年了。近两年来，他曾多次想起这位与他朝夕相处十多年的挚友兼儿女亲家，想起桑治平帮他出谋画策、排忧解难的种种往事。他相信桑治乎的离去，确乎是出于情感的原因，但也有可能出于别的缘故。他很想能在哪天，突然再见到老朋友，大家放开心胸来畅谈一次就好了，但现在一去两年竟然杳无音讯！桑治平他究竟现在将家安在何处，是回故乡了，还是寄寓在另一个地方?此刻，倘若桑治平在身边的话，他一定会有一些很有价值的看法。张之洞顿时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可商大事的人太少了！
张之洞一面密切关注着京师和湖南的动态，一面在苦苦思索着：在这山雨欲来的前夕，怎样才能最好地度过即将到来的暴风骤雨?
这时，有一个人突然来到武昌，他无意间给张之洞廓清迷茫，点明津渡。此人便是他的姐夫鹿传霖。
鹿传霖本是一个官运极亨通的人。他历任河南巡抚、陕西巡抚，光绪二十一年又擢为四川总督。郎舅二人均为督抚，在中国的官场上并不多见，既被人羡慕，也易遭人嫉妒，于是郎舅相约书信往来可多些，礼物馈赠则从略，公务上的事，也尽量少往来。去年，鹿传霖却被革去了四川总督，在原本一帆风顺的仕途上跌了一个大跟斗。这并不是因为他贪污受贿，也不是因为他渎职失责，而是因为与西藏拉萨政府发生冲突的原因。
达赖对鹿传霖不满意，上书朝廷告状。清廷对西藏一向采取笼络安抚的政策，只要不牵涉到国家主权和朝廷尊严，其它事，在朝廷看来都是小事，不妨都依着他们，只求不出乱子，彼此相安无事。面对着达赖的状告，主持军机处的奕沂只能舍弃鹿传霖而安抚达赖。就这样，鹿传霖冤里冤枉地丢掉川督纱帽，回到直隶定兴老家休养。
鹿传霖做了一世的官，骤然间去职为民，这种失落感如何平息得了?何况他一直也不认为自己有错，心里很委屈。过了几个月，待新川督上任，与西藏上层重修旧好后，鹿传霖便开始谋求开复的路子。他自然与京师大员广有交往，不少王府要宅他都去过，也暗中送了重礼，其中一条路上他下的功夫最大，也最有成效，这便是通往荣府之路。
光绪十五年至二十年间，荣禄做西安将军，这期间鹿传霖做陕西巡抚。那时，一个是西北军务的总头领，一个是陕西地方的最高官员，职位的关系，使得他们联系很多。荣禄虽出身满洲贵族之家却并不是平庸的纨绔子弟。他好读书，也颇有才情，对翰林出身的鹿传霖有几分尊敬。而鹿传霖则更是做官的好手，深知结识荣禄这种人，对自己仕途的重要性，遂倾心相交，殷勤款待，故二人交往颇深。光绪二十年，荣禄内召时，还荐举鹿传霖署理暂时空缺的西安将军。
现在荣禄正受太后的宠爱，出任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炙手可热，是一个极好的奥援，故恭王的大丧之仪结束后不久，鹿传霖便又来到京师，这一次他干脆应荣禄之邀住进了荣府。荣禄告诉他一年前革职的事是恭王办的，现在恭王去世，最大的障碍已消去，这是天赐他以起复之机，准备近日就进园子去为此事面奏太后。过几天荣禄兴冲冲地告诉他，太后已准奏，只是眼下尚无一合适职务出缺，叫他回定兴县去耐心等待，少则两三个月，多则半年，就可以走马上任了。
鹿传霖自是欣喜万分，回到定兴，老两口商量，多年来没有与弟弟见面了，不如趁着这个机会，去一趟武昌，姐弟郎舅叙一叙，过些日子起复后，就没有时间了。就这样，鹿传霖夫妇在几个男女仆人的陪伴下来到武昌城。
能在分别许多年后重见姐姐姐夫，真让张之洞和他的全家欢喜了好多天。张之洞与这个姐姐虽不是同母，但都是幼年失恃，彼此心意相通，故姐弟情分还是深的，而今都过花甲，更添一重珍惜晚年的感叹。家宴上，张氏姐弟你一句我一句地背诵着王安石的那首送给姐姐的名诗——《示长安君》：少小离別意非轻，老去相逢亦怆情。革草杯盘供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自怜湖海三年隔，又作沙程万里行。欲问归期何日是，寄书应见雁南征。
在闪烁的烛光下，在弟弟已成国家栋梁的今夕，老姐弟俩背诵着这首儿时喜读的七律，其乐也融融，其情也洽洽。
佩玉母子和念扔夫妇陪着老两口登黄鹤楼，游龟蛇二山，参拜归元寺，凭吊鲁肃墓。几天下来，老两口说再也走不动了，不看名胜古迹了，要坐下来和家人好好说说家常，聊聊天。老姐姐和佩玉、环儿絮絮叨叨地说些琐细事。张之洞则请姐夫在他的书房里共诉宦海况味。当鹿传霖说到他近来在荣府住了半个月，又说荣禄如今圣恩优渥时，张之洞猛然想起，何不借此机会请姐夫谈谈京师的时局！
“滋轩兄，你这次在荣府住了半个月，你看荣禄对维新一事的态度如何?”
“荣禄反对变法。”鹿传霖不假思索地回答，“正月里，在总署召见康有为时，他的态度最为明朗。我们在一起闲谈时，他不止一次地说过，皇上年轻不懂事，受翁同穌的影响，听信了康有为的煽动。康有为并不是真正为了大清的强大，他是因为仇恨咱们满人，想自己上台掌权，变法只是幌子，可惜皇上阅历浅，看不透这点。荣禄说，他很为皇上担忧。”
张之洞颇为吃惊地问：“荣禄怎么敢这样说皇上?”
鹿传霖不以为然地说：。荣禄背后有太后呀，太后支持他，他还怕什么！”
张之洞早就从来自京师方面的消息中听到一种说法，他想从这位熟知朝廷上层的至亲处得到验证。“不少人都说朝廷分后党、帝党两派，依你看，有这个事吗?”
鹿传霖思索了一下说：“后党、帝党的说法，我在陕西、四川时也听说过。依我看，无论太后和皇上，都不可能有意组一个自己的党派。皇上虽不是太后亲生，论血脉来说，是太后最亲的亲人，何况四岁即入宫教养，与亲生并无多大区别。太后既已归政，何必再事事牵制着皇上?这是从太后的一边来说。从皇上一边来说，满朝文武都是他的臣工，他有必要再树一个帮派吗?那岂不自己挖自己的墙脚?”
张之洞也觉得此话有道理，从常情来说，确应是这样，但许多人都这样说，难道都是无中生有?
“依你这样说来，朝廷文武都应该听皇上的了，但为什么又说太后支持荣禄，荣禄就有胆敢说皇上的不是了?”
鹿传霖笑了笑说：“香涛，你是个聪明人，过去在京里也住过将近二十年，你应该知道太后的性格。我们这位太后可不是一般的太后。”
张之洞点点头表示赞同。
“皇上亲政十年来，尤其是甲午年来，太后和皇上之间有了些隔阂。这隔阂本源于皇上的夫妻不和。皇上不喜欢皇后，而喜欢珍妃姊妹。皇后常向老姑母诉苦，惹起了太后对皇上的不满。再一点是二人性格的不同。太后刚强决断，敢作敢为，皇上柔弱些，遇事拿不定主意，听翁同穌的多。太后对皇上这种性格看不惯，有汉高祖‘盈儿不类我’的感叹。”
张之洞笑了：“父母太强悍了，儿女反而强不起来，自古以来，这样的情形也多。”
“太后与皇上的分歧终于在甲午那一年的战争中明朗了。皇上听了翁同稣的意见，对日宣战，结果辛苦经营十年的北洋水师毁于一旦，在外人面前暴露了我们大清国的虚弱，太后很是恼火。她是力主和谈的。一开始就和谈，日本不知底细，还不至于太猖狂，结果仗打败了，再来和谈，那就只有听凭人家漫天要价了。太后从此对皇上不太相信。太后听政三十来年，朝中文武多是她选拔的，自然对她感恩戴德，尤其是甲午战事中主和的一些大臣，更觉太后英明，于是常去园子里看望太后，向太后请安禀事，这样无形中间便形成了一个派别。十年来，皇上也选拔了一些人，其中主战的那些人自然觉得跟皇上脾性相投，奏事也多些，于是也似乎形成了一个派别。”
张之洞笑了笑说：“说了半天，你又回到我的问话来了，其实朝中确实是有后党和帝党两派的。”
鹿传霖摆了摆头说：“依我看，还是不能用后党帝党这个说法，因为他们并没真正形成一个党派：有头领，有宗旨，常在一起集会议事，就像当年你们的清流党一样。”
张之洞忙说：“我们也没有什么党，只是大家合得来，共同的话题多些，相同的看法多些罢了。”
鹿传霖大笑起来：“你看，连清流党你都不承认是一个党，现在京师两派的内部关系比起你们当年来差得远了，还能叫党吗?”
张之洞只能笑而不答了。
“除开这一点外，还有一个原因，便是与太后比起来，皇上的力量太弱了，不足以形成一个与太后相对峙的集团，尤其在长麟、汪鸣鸾、文廷式等人革职去京后，除开一个翁同穌外，几乎再难找几个大臣是一个心眼跟着皇上走的。这原因还是我刚才说的那些：朝廷大臣都是太后选拔的，皇上办事不力，甲午一仗的失败罪责虽然都算在翁同穌身上去了，但许多人心里都认为皇上是该负责任的。这些原因加起来，使得朝廷中文武大多认为皇上治国远不如太后。皇上哪能有个什么党呀派呀的，与太后分庭抗礼呢?”
鹿传霖这番话引起了张之洞的深思。照这样说来，即便维新变法得到皇上的支持，倘若太后不赞成的话，也是办不成的了。“滋轩兄，你说荣禄是反对变法的，且得到太后的支持，如此看来，太后是反对变法的了。有消息说皇上准备在全国行新政。这样大的事情，皇上若不得到太后的允准，应是不会单独做的。从这点看，太后又是支持皇上的了。这些事情，真叫人摸不清底细。你说呢?”
鹿传霖手握茶杯，凝神良久，缓缓地说：“真正如你所说的，这些事情是叫人摸不清底细。我在京师也听到皇上要重用康有
为，在全国变法行新政的传言，又的确亲耳听到荣禄反对的话。照理说，这样大的事，皇上是会先禀报太后的。我想，事情有多种可能：也可能皇上已禀报过太后，也可能根本未禀告，也可能太后同意局部变一变，也可能太后现在同意变，今后遇到麻烦事又不同意变，也可能太后这次打定主意先在一旁看皇上的行事，若不行了，再出面干预。总之，情况很复杂。但不管如何，有一点我是看得清楚的。”
张之洞目光炯炯地望着姐夫，听这位极具做官才能的前川督谈他的官场见识。
“香涛，这话我只是对你说，这是我们郎舅之间的私房话，你听听就完了，也不要对别人说。我刚才说的荣禄的一句话很重要。他说康有为要变法是因为仇恨满洲人，这句话很能代表满洲官员的心态。变法若不伤及他们的利益则罢，若一旦伤及，他们就会在这一点上，消除他们内部的一切恩怨而联合起来，皇上的压力就大了。倘若到那时，他们推出太后来做首领，皇上便只有退让一路可走。但是，香涛，你是知道的，历朝历代，哪次变法又不伤及一些人的利益呢?咱们大清朝哪些人的利益大?还不是满洲人！今后一旦涉及这个份上，那便不是什么变不变法的事了，而是要不要祖宗江山的事了，保不定人头滚滚血流成河的事都有可能出现。”
张之洞听了这话，想起自己与康、梁等人的接触，浑身不舒服起来。“滋轩兄，你不久就要起复了。我请教你，面．临这种局面，你将怎样办?”
鹿传霖摸摸圆滚滚的下巴，说：“我一向有个老成法，吃不准的事，稳着办。我起复后，多半还是到哪个省去做督抚。若皇上要行新政了，我当然只能奉命，因为是皇上的圣旨，我不能违抗；但我也不急着办，看看别人怎么做的再说。大局未定的时候，我也不说变法好，也不说变法不好，随大流，不做出头鸟，最保险。”
此即从孔夫子那个时候便有、一直绵延不绝的“乡愿”。张之洞过去一向厌恶，但又不得不承认，这的确是一个保乌纱帽的稳当办法。“你看看我这个湖广总督，面临这样的局面，要怎么办，学你的稳办法吗?”
“你大概不行吧！”
“为什么?”
鹿传霖放下茶杯似笑非笑地说：“普天下的人都说，湖广总督是个新派人物，办洋务局厂、引进西洋技艺、学洋人的劲头大得很。还有人说你张香涛与康有为、梁启超称兄道弟，甚至有人说康有为的靠山，在朝内是翁同穌，在朝外就是你张香涛。你看，你处在这样的位置上，如何还能稳得住！”
一丝恐惧感突然涌上张之洞的心头。他仿佛发现一向阳光普照的宽广仕途上突然罩上阴云黑雾，变得逼仄迷蒙了。素来好强的湖广总督不由得求助于姐夫来：“滋轩兄，看来一场大风大雨的到来是避免不了的事。你要帮我出出主意，让我平平安安地度过去才好。”
鹿传霖莞尔一笑：“香涛，实话告诉你吧，这就是我和你老姐姐这次专程来武昌的目的。我从京师回定兴后，对你老姐姐说，香涛眼下处在风口浪尖上，不知他自己意识到没有?你老姐姐说，你是他姐夫，又长他几岁，你不能袖手旁观呀，要去和他谈谈．我说，香涛为人固执，怕听不进别人的话。你老姐姐说，即便听不进，也得说。”
张之洞知道这是姐夫在敲自己，忙笑着说：“我虽然有点固执，但在你的面前没有固执过，你不要以此作为借口。”
“我若以此为借口，就不来武昌了。”鹿传霖也笑了起来。。我为此一直反反复复地在想，想来想去，只有一个办法，你必须得向太后、皇上表明一个态度。”
张之洞有点犯难：“这个态度怎么表?是赞成维新，还是反对维新?”
“要表一个这样的态度。”鹿传霖慢悠悠地说，“你既拥护新，又不反对旧；既愿大清强盛，又要守祖宗基业。一路上我琢磨此事可归纳为十六个字，叫做：启沃君心，恪守臣节，力行新政，不背旧章。”
“启沃君心，恪守臣节，力行新政，不背旧章”。张之洞在心里喃喃复述着姐夫的这十六字真诀。这篇文章怎么做呢?他苦苦地思索着。
六 集湖广幕府之才智，做维新护旧之文章
这一天在签押房，他刚放下手中的笔，又想起鹿传霖的那一番话来。这篇文章如何写呢?他捻着下巴下的灰白长须，凝神思考起来。正在这时，梁鼎芬走了进来。
“什么事呀！”
“香帅，”梁鼎芬走到张之洞的身边说，“这些天两湖书院的学生们，因湖南《湘报》上的一篇文章引发了大辩论。”
“是不是易鼐的那篇文章?”
“正是。平时向往新学的拍手叫好，崇尚旧学的则深恶痛绝，双方各执一端，争得面红耳赤，有的甚至课都没有心思上了。”
张之洞盯着梁鼎芬说：“你的看法呢?”
梁鼎芬略作思考后说：“易鼐的那些说法，我不能完全接受，但我说服不了那批新学迷。”
“什么不能完全接受。。张之洞站了起来。“应该是完全不能接受，我去和他们辩论。”
“太好了。”梁鼎芬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搬总督这个救兵的。“什么时候能去?”
“两湖书院非一般地方，我得要先准备下才行。第一得有的放矢，第二还得言之有据。节庵，学生们争辩的要点在哪几个方面，你给我说说。”
梁鼎芬想了想说：“依我看，学生们争执最烈的有这么几个主要问题：一是中学和西学哪个更重要，二是西学不要三纲五常，丢掉老祖宗传下来的根本，这在中国能行得通吗?三是大家都去学声光电化这些学问，今后科举如何考，考什么?光声光电化就能治国强兵吗?四是君权与民权。百姓应不应该有权，是君权大还是民权大。等等，当然，还有不少问题，这几个是主要的。”
“行，你回书院去吧，待我思考思考。”
梁鼎芬走后，张之洞重新拿起笔，批起公文来。
中午吃饭时，张之洞又想起了写文章的事。突然，一个灵感在脑子里闪动：何不将去书院讲学与写文章表明态度两件事当一件事来办?两件事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即面对当前的局势，我张某人该说些什么。给太后皇上看的文章不用奏折形式更好，它可以在报上公开发表，让天下人都知我张某人的态度，免得众口悠悠说三道四。这些报纸还可以通过别人之手转呈太后皇上，如此，太，后皇上也看到了。它所起的作用远比上一道奏折大得多。
放下碗筷后，此事便这样决定了。随即通知衙门总巡捕，说下午要在书房里写一篇重要文章，除朝廷来圣旨外，任何人不接待，任何事不办。
兴许是常吃赵茂昌送的特制人参的缘故，张之洞虽然已六十有二岁了，外表看起来很苍老，精力却依旧旺盛过人，上个月环儿又为他生了一个儿子。老翁得子，不仅有添丁之乐，更有高寿之兆，张之洞因此更增自信之心。尤其是当一桩富有挑战性的事来临时，更能激发他年轻人似的兴致和热情。他放弃惯常的午休，离开餐桌后便赴西院书房。
他提起笔来，匆匆在纸上写了几行字：
今日之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亦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海内志士发愤扼腕，于是图救时者言新学，虑害道者守旧学，莫衷于一。旧者因噎而食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菲薄名教之心。夫如是，则旧者愈病新，新者愈厌旧，交相为愈，而恢诡倾危乱名改作之流，遂杂出其说，以荡众心。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敌既至无与战，敌未至无与安。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
一口气写下这段文字后，张之洞自己都有点惊讶：怎么会写得如此畅快通顺，而且一下笔便为新、旧两学定下了基调：新可救时，旧能守教，新之弊在不知本，旧之弊在不知通。同时也明确指出，在新学旧学的争辩中，邪说暴行便乘隙而人，这将是中国的祸乱之根。
再将这段话复读一遍后张之洞也释然了，这也并非是什么福至心灵的缘故，而是自己多年来的认识。尤其在看到《湘报》上易鼐的文章和岳麓书院的《辑录》后，时常思索的结果。其实，没有提笔写文章的时候，脑子里的思索如同乱麻似的，没有条理，也不得要领，用心来做文章，条理自然也就清晰，要领也便出来了。张之洞既感欣慰又觉惋惜。欣慰当年写作《辅轩语》《书目答问》时的能力还在，惋惜的是近二十年来杂事纷扰，案牍劳形，使得自己几乎没有一种安宁的心境来握管作文，不能为后人多留下一些诗文书册。唉，有文则无权，有权则无文，前人说“闭户著书真岁月”，又说“封侯拜相男儿事”，人生事业，究竟应以哪种为最佳?
这样一番感叹后，张之洞忽然想，我何不借此机会多写点，为自己再添一部类似《书目答问》一样的书岂不更好！想到这里，前词臣学政兴奋起来。他慢慢地边磨墨边思考，先来为这本书想个题目。新学旧学辩。这个题目一目了然，但论辩气息太重，不大合自己的身分。求通与守本。这个题目直逼要害，但限制思路，只能作一篇文章，不宜写一本书。
以总督身分去书院讲课，面对着的是儿孙辈的莘莘学子，宜以劝戒的方式为妥。张之洞想起了荀子的名言：学不可以已。是的，过去只有中学而无西学，只有旧学而无新学，尚且是学不可以已，现在面临更多更复杂的学问，更应该不可以已，好了，就用这句名言的出处《劝学篇》作为书名吧！
定下书名后，张之洞开始构思这部书的主要内容了。
他想着：这部书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论旧学。旧学既为本，则从本字上做文章。什么是本呢?对修身而言，心为本；对处世面言，忠为本；对为学而言，经为本；对圣学而言，三纲为本。要把这些属于“本源”的东西论说清楚。一部分论新学。新学既为通，则应从“通”字上做文章。通者，变通也；变通的目的在于实用，新学的确是很具有实用价值的学问。若从全国范围来讲，新学远未普及，应用大力气去推广新学，比如设学堂、设翻译局、鼓励出国留学等，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修铁路开矿藏练军队，而这些方面自己都有亲身历练，是可以好好总结总结的。
到衙门下午散班关门的时候，张之洞脑中《劝学篇》的大纲便基本上有个框架了，必须趁热打铁，抓紧时间做好这件事。
“大根，我要写一篇大文章，想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去住几天。你看去哪里为好?”吃完晚饭后，张之洞问大根。
大根说：“四叔打算住几天?”
“四五天吧！”
“四五天时间不长，不宜走得太远，只能在武汉三镇找。”
“就在武汉三镇吧，近一点，万一有个紧急事，可很快赶回衙门。”
大根摸着头顶想了半天说：“我看就到归元寺去吧！”
“不行，归元寺进香拜佛的人多，吵闹。”
大根大大咧咧说：“跟方丈说一声，这几天不让人来进香就行了。”
“那怎么行！”张之洞不悦地说，“进香拜佛是善男信女的心愿，也是归元寺的财源。因我住那里而折了世人的心愿，断了和尚的财源，那我不遭人唾骂?归元寺决不能去。”
“那就去晴川阁好了。”大根终于想起了一个好地方。“那里风景好，安静，游人又少，不会影响别人。。
“晴川阁倒是不错。明天一早你先去看看，跟管阁子的人说好，租一间干净的小房子，先租五天。这五天的茶饭也请他们做，走时照付。后天一早，我们就去。”
第二天，张之洞料理了一些必办的公事后，告诉总巡捕，要去晴川阁住几天，有要事可去那里找他。
翌日上午，张之洞仅带着大根一人，悄悄地来到晴川阁，住进一间打扫得干干净净的小房间。
自从那年宴请俄皇太子后，张之洞再也没来过此地了。
晴川阁果然不亏待文人学士。张之洞一坐下来，在江风涛声、山气鸟语的感染下，文思倏然间便如泉水般地涌冒出来，仿佛当年在翰林院做学士似的，有一种奔放欲出不可遏制的冲动。世受国恩、身为疆吏获得过皇家格外恩宠的张之洞，不论是出自内心的情感还是为了今后政治的需要，他都情不自已地要歌颂大清朝的德政，希望天下臣工百姓如葵花向阳般地仰望太后皇上，拥戴朝廷，巴望大清王朝能固若金汤，万古千秋传下去。作为一个生于世代书香家庭，从小浸泡于儒家典籍之中，做过多年学政，写过不少代圣人立言文章的士人，张之洞对周公之礼、孔孟之学发自内心的顶礼膜拜、五体投地。无论是表明自己的名教皈依，还是公开与康有为等人划清学术分野，以免珠目相混、鱼龙相杂，他都要借此机会向世人说个清楚。
于是，在江山如画的龟山禹功矶上，在安谧祥和的晴川阁净室里，张之洞日以继夜地挥笔疾书：
一曰保国家，一曰保圣教，一曰保华种，保种必须保教，保教必须保国。今日时局，惟以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为第一义。自汉唐以来，国家爱民之厚未有过于我圣清者也。王化之要，百行之原，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故知君权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知父子之纲，则父子同罪、免丧、废祀之说不可行也；知夫妇之纲，则男女平权之说不可行也。汉兴之初，曲学阿世，以冀立学，哀平之际，造谶益纬，以媚巨奸，于是非常可怪之论盖多，如文王受命，孔子称王之类。此非七十子之说，乃秦汉经生之说也，而说《公羊春秋》者为尤甚。
张之洞认为，这些都是属于务本的范围，而“本”之悟，全靠的中国学问的熏陶，西洋学问是不可能教授的，甚至有大相抵触之处。无论是两湖书院的学子，还是天底下求学求知的年轻人，都应该深知此本不可动摇，不可移易。
倘若丢掉了这个本，何以为中国之人?无论是朝廷内外的官吏，还是准备进入仕途的士人，都应该加深对“本”的认识，绝不能在西学东渐的时候，迷乱心性，失却方向，忘祖而背本。苟不若此，则中国将何以为中国?
他对自己的这些议论很满意，于是开始写西学部分。外放晋抚，尤其是擢升粤督以来，他也保境安民，也兴利除弊，这些其实与其他督抚都无异处。这些年来与众不同的，或许说他张之洞之所以成为天下瞩目的原因，就在于他重西学办洋务。可以说，他后半生的心血和事业就在于此。毫无疑问，张之洞对洋务、对西学是深有感情的，认定洋务和西学是致中国于自强的惟一法宝。中国只有坚持这个定见，才有可能跻身世界强国。他多么希望太后皇上也能有这个定见，坚定不移地在中国大办洋务，倡导西学。他多么希望十八省督抚和各级官员都能像他这样，在自己管辖的省府州内办洋务局厂，办新式学堂，同心合力地走在这条使国家早日富强的康庄大道上。可惜，许多人囿于陈见，没有这个认识；也有不少人认识到这点，但鉴于在中国办新事的千难万难，遂失去了实干的豪气。还有一些人，因为洋务和西学要影响到他们的既得利益，于是千方百计地干扰阻挡。这些都已是障碍和困难了，但更令人担忧的是，现在竟有一批人，在这个时候提出类似于易鼐那样骇人听闻的言论来，还有康有为、梁启超之辈，本是难得的新式人才，却偏要鼓吹公羊，倡论民权。他们难道真的不明白，这是在向六经挑战，与朝廷争权吗?好好的一个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局面，将有可能被这些邪说给毁了，自己有这个责任将中国办洋务行西学之举导向正确的途径。
滚滚东逝的长江水，习习暖人的杨柳风，伴随着张之洞为《劝学篇》续写了一系列篇章：
《益智》：夫政刑兵食，国势邦交，士之智也；种宜土化，农具粪料，农之智也；机器之用，物化之学，工之智也；访新地，创新货，察人情之好恶，较各国之息耗，商之智也；船械营垒，测绘工程，兵之智也。此教养自强之实政也，非所谓奇技淫巧也。
《游学》：出洋一年胜于读西书五年，此赵营平。百闻不如一见”之说也。入外国学堂一年胜于中国学堂三年，此孟子。置之庄岳”之说也。
《设学》：天下非广设学堂不可，京师省会为大学堂，道府为中学堂，州县为小学堂。学堂宜中西兼学，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且宜政艺兼学。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西政也。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也。大抵救时之计，谋国之方，政尤急于艺。
《广译》：译书之法有三：一，各省多设译书局；一，出使大臣访其国之要书而选择之；一，上海有力书贾、好事文人，广译西书出售，主人得其名，天下得其用。第五天下午，《劝学篇》已写成二万多字的大文章了，虽尚有不少言未尽意者，但大体上已将自己心目中的中学西学先后次序本体通用的关系理了一个头绪。想说的话也大致说了，不能离开督署太久，许多公务还在等着办哩。张之洞吩咐大根去结账付钱，待衙门的马车到后即离开晴川阁。
一会儿，大根带着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走了进来。那老头见了张之洞便拜，一边说：“小人不知您是总督大人，这些天来多有怠慢，请大人多多宽恕。”
张之洞说：“起来，不要磕头。”
待老头站起来后，又问：“你怎么知道我是总督?”
老头指着大根说：“刚才这位大哥来结账时说的。晴川阁真正有幸，让总督大人在这里一住就是五天，只怪我这个糟老头子老眼昏花，没有认出大人来，招待不好，多有得罪。”
张之洞笑问：“你在这里做些什么事?”
老头答：“看管晴川阁的房子，做些打扫、擦洗的事。”
“就你一个人?”
“加上老伴，两个人。”
“听你的口音，不大像此地人。你老家在哪儿?”
张之洞因文章写完了，心情较为宽松，遂跟他多聊了几句。
“小人是江西九江人。”
“怎么到汉阳来了?”
“小人三十年前教的一个学生，如今在汉阳县做训导。他怜小人年老无儿女，便介绍到晴川阁来，混口饭吃。”
“你这个学生倒还不错，如今出息了，还记得三十年前的先生。”张之洞习惯性地摸着胡须。“一个月有多少收入?”’老头伸出三个指头来：“三吊半。”
“三吊半的薪水，能过日子吗?”
“省吃俭用，勉强还可对付。只是不能有个三病两痛，生起病来，那就没钱请郎中了。”
张之洞看这老头是个本分的人，便说：“本督给你指个生财之道，你在晴川阁里卖点茶水瓜果如何?”
老头脸上有了一丝笑意说：“好是好，只是游客太少，卖不了几个钱。”
张之洞一时兴起，不觉抖出当年的名士气派来：“老人家，本督成全你，你去拿两张大纸和笔墨来，我为晴川阁写副对子，再要汉阳府派人将这对子刻在柱子上。这样一来，你的客人就多了，茶馆可以开起来了！”
老头子喜出望外，忙从自己住的房子里将笔墨纸砚搬了进来。
张之洞站在禹功矶上，眺望三楚大地这一派莽莽苍苍山河，看着身边这位年老无依靠的本分读书人，顿时生出一份镇守江夏的自豪感、为民父母的责任心来。一副楹联在笔底出现：东去大江，那堪淘尽英雄，彩笔尚留鹦鹉赋；西望夏口，此水永消争战，霸图休即犬豚儿。
老头捧过墨汁未干的对联，口里激动地说：“总督大人，您真是湖广百姓的活菩萨呀！”
张之洞为这句话高兴得哈哈大笑起来：出自于普通百姓之口的话，才是真正的民心呀！
第二天，他将已成初稿的《劝学篇》送给鹿传霖看。鹿传霖看后说：。写得不错，尤其是尊朝廷卫社稷和称颂大清深仁厚泽这几段写得最好，太后皇上都会爱听。这应是大家共同遵守的基点，无论中学西学，无论新政旧政，都要尊朝廷卫社稷，这话从你的口中说出来就作用更大。今后无论是新派掌权。还是旧派执政，你都万无一失。”
张之洞说：“这是我一贯的主张，我不想别人因我办洋务，就说我是崇洋媚外，想用外国的一切来替代中国。那其实也是做不到的。你看还有哪些不足或忽略的地方吗?”
“西学我不懂，旧学多少知道一点。谈旧学这一节，我提几点建议吧！”
张之洞笑道：“你是宿儒，你多多指正。”
“讲旧学，还是你在行。我只是点一点而已。”鹿传霖翻了翻手中的《劝学篇》初稿。“其实，你过去写的《輶轩语》和《书目答问》里都提到了。但你既然把旧学当根本之务提出来，不能不再扼要地为年轻学子们说几句人中国学问之门的途径，其要在两点，一日循序，先经次史后子集，待中国学问初通之后，再择西学以补阙。”
“很好。”张之洞轻轻击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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