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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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在守约。”鹿传霖侃侃而淡，“中国学问浩如烟海，若见一本读一本，这一辈子光读书还读不完，岂能做事?所以要守约，择其重要者而读。你的《书目答问》为学子开了二千多种书目，你可在此基础上，再从中遴选出五六十本至一百本最重要的书来。”
“这个主意好！”张之洞连连点头。
“以我的经验，十五岁之前，通《孝经》、‘四书、五经’及唐宋人之晓畅文字。十五岁时开始读经史诸子、舆地小学各门，美质者五年可通，中材者十年也可了。二十或二十五以后，可专力讲求时政，旁及西法，若有好古精研不骛功名、终身为专门之学者，那又自当别论了。”
“行，我再增加两个章节，就用你的题目：循序，守约。”
“还有一点，本不是学问内的事，但我想借你的大作来惊世警俗。我想你会与我持同样看法的。”
张之洞认真地问：“何事?”
“禁烟！”鹿传霖口气坚定地说，“此事，早在道光年间，林文忠公便大举禁绝过，十几年前你在山西又继续了林文忠公的事业，这些年来我在陕西、四川做督抚，依然要花大力气做这事。香涛，这鸦片不禁，中国将有亡国灭种之祸，什么中学西学，体用本通之类的话，一概都不用说了。在今日中国，此为国家第一号大事。”
够不够得上国家第一号大事，张之洞与鹿传霖尚有分歧，但禁烟确是国事中的大事之一桩。对于力禁鸦片的前晋抚来说，这个认识始终是明晰的。虽然不能属于学问之一门，但从国本的角度上也是可说的。
“好，接受你的建议，再添一节：去毒。”
鹿传霖满意地站起身来：“如此，你的《劝学篇》就完满了。”
送走鹿传霖后，张之洞想：古人说集思广益，此话不假，鹿传霖的这些建议就很有益处，不如再让几个人看看，提提意见，修改修改，就更臻完美了。他首先想起的便是引出这篇作品的梁鼎芬来。
梁鼎芬将大根送来的《劝学篇》仔仔细细地看了两三遍，又搜肠刮肚地思考大半天后来到总督衙门，当面向张之洞陈述了自己的看法。
“香帅的《劝学篇》一经刊印，必然警醒当世，嘉惠万代。两湖书院的学子如有幸最早聆听你的这些良言，福莫大焉！”
梁鼎芬一开口，便给张之洞的这篇长文予以高不可攀的总体评价。张之洞听了，却并没有多少喜形于色的表现。他知道梁鼎芬一向爱在他的面前说好听的话，通常他都是乐于听这种颂辞的，有时候也会觉得梁鼎芬有点言过其实，不过转念又想：自己办的事向来都是深思熟虑的，少有别人可指摘之处；再说，一个好汉还须三个帮，一面响锣也应有四处应，未必还要一些专跟你作对的人在身边?当然要听话的，要顺从的人才好。这样，他跟梁鼎芬不觉日趋亲密。梁鼎芬一年到头，在两湖书院的日子少，在总督衙门里的日子反而多些。武昌知府年近七十，致仕养老已迫眉睫，梁鼎芬多次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想接替这个位置的念头，张之洞也有意无意地表示可以考虑，惹得梁鼎芬跟总督屁股后面更紧了。
“你不要说空话，有什么根据?”
“当然有根据，香帅。”梁鼎芬满脸都是笑容。“晚生看这篇《劝学篇》首在持论平正，于中西之学新旧之政不持成见偏见，一秉大公，无论新派旧派都能接受。这是一个方面。最重要的还在于香帅将中学和西学最核心的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主次关系用八个字作了最为简要最为明了的概括，这就是您在《设学》一节中所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八个字，真可谓金科玉律，金声玉振，治学之宝，治国之纲。这个首创之功将不可估量。”
张之洞笑道：“你看中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八个字，这也算是你的眼力吧。不过，这八个字是别人提出的，我不能掠人之美。两年多前，我在江宁时，江苏一个候补道吴之榛跟我写了一封信，他准备在苏州创办一所中西合璧的学校，并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宗旨，我很欣赏这两句话，就套用过来了。”
梁鼎芬虽略有点失望，但他很会说话：“常言说人微言轻，一个候补道的这两句话能有什么影响，一经香帅提出，那就有天地之别了。太后皇上会知道，文武大臣会知道，各级官员和普天下的百姓都会知道，它就可以变为国策，化为全国上下的共同见识。这个功劳有多大！从今往后，大家都是从你的《劝学篇》里得知这两句话，首创之功非你莫属了。”
“哈哈…”
张之洞得意地大笑起来。
“你莫只说好听的，提点不足之处。”笑完后，张之洞认真地说。
“香帅文章天下第一。虑事之精密，也世间少有，这部《劝学篇》更是您的心血之作，本不容卑职置喙。但卑职想香帅这部书，必将成为大清的治国之纲，眼下国家所要办的新政大事，如铁路、矿冶、局厂、练兵等，香帅都亲手办理过，有许多局外人不能得到的体会和见解，若能把它写出来，对太后皇上来说是个很好的参考。”
张之洞说：“你这个建议好是好，只是六天没办事，案牍又堆积盈尺了，抽不出空来。”
梁鼎芬想了一下说：“有个办法，可叫徐建寅、念扔他们先起个草。他们是专门家，熟悉，要他们先写个一两千字出来，由您来删改定稿。如此可为您节省一些精力。”
“好，接受你的建议，就请你代我去办这事。请徐建寅写矿学一节，梁敦彦写铁路一节，念扔写工商一节，练兵一节无人写。可惜仁梃不在了，由他来写是最合适的。”
提起仁梃，张之洞的胸口有点堵闷。儿媳已守寡近两年，不能让她做一辈子孀妇，今后宜寻一个合适的人嫁出去才是。这样方可对得起孝顺的媳妇和自己的老友桑治平。
“练兵一节可请张彪先拟个草稿。”
“张彪！他能写吗?”
当年大根的拜把兄弟张彪从山西投到广东，张之洞将他安置在督标营，后又随着来到武昌，先在亲兵营做个把总。多年来。也还知上进，积年迁升，现已做了亲兵营的都司，武功不错，只是从小失学，文墨不行。
“香帅不知道，这几年张彪自己漂笔，早已识字断文，偶尔写出封信函来，也还通顺。叫他将湖北练兵章法如实写出，我再替他润色，然后送给你，当个材料用也好嘛！”
“也好，他当了多年的亲兵营都司，洋枪洋炮使过，德国兵操也练过，让他先写个草稿，也是对他一个提高。你一并去告诉他。叫他们四个人三天之内每人给我交两千字。”
三天后，陈、徐、梁、张都如期交来自己的文稿，张之洞一一审读增删，比起全由自己从无到有的构思草拟来，这确实省了不少的心思。
正在阅读之际，辜鸿铭闯了进来。
“香帅，大家都为你的《劝学篇》作贡献，就连张彪都提起笔来。你就不叫我也写一写，你是嫌我中国学问没学通，还是嫌我没有专门知识?”
张之洞放下笔，望着辜鸿铭颇有点激动的面容，问：“我的《劝学篇》底稿，你也看到了?”
辜鸿铭不满地说：“阖署上下都在诵读，我能不看到吗?”
张之洞惊道：“怎么阖署上下都在诵读了，这还是草稿哩！”
“这样精彩的文字，怎会不传诵呢?徐建寅、梁敦彦他们很神气，说他们也写了一段，今后可以附骥尾而至千里。香帅，你太小看我了！”
张之洞心里很得意，脸上却有意冷冷的，说：“先不要说小看不小看的怪话。你给我的草稿提提意见，提得好，我自然也会让你附附骥尾。”
辜鸿铭说：“提就提吧。我看你的《劝学篇》分为两个部分，前部分谈的务本的事，有类似《庄子》的内篇，后部分说的是通用，类似于<庄子》的外篇。”
以《庄子》的内外篇来看待《劝学篇》的本、用两个部分，目光犀利，比方得也恰当，看来辜鸿铭的中国学问已到了不可小觑的地步。张之洞的双眼中开始流露出笑意。
“《庄子》内篇七章，出自庄子手笔，外篇和杂篇是庄子和其门人共同的著作。今日《劝学篇》的外篇除你本人外，已加入了徐、梁等人的文章，后世学者，也可将外篇视为香帅及其门人的合著。”
这一点，张之洞倒的确没想到，经辜鸿铭这一提醒，也确乎有几分像。张之洞的笑容从眼中流到了脸上。
“如果香帅同意的话，我可以关起门来，写个十天半个月，弄出七八篇来，为《劝学篇》补个杂篇如何?”
张之洞笑出声来，说：“汤生，你的想法倒是好，只是这《劝学篇>是决不能跟《庄子》相比拟的。且不说见解上的差别，光是文风，那一派汪洋恣肆、恢诡瑰丽，哪里是后世人可以学得到的！庄子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我可不敢方驾攀比。”
辜鸿铭说：“你不去比《庄子》三十三篇也可以，但我为你补个杂篇总是可以的吧！”
张之洞拿这个怪才也无法。他还真怕辜鸿铭去弄个杂篇出来，那才叫人哭笑不得，只好说：“你看还有哪些不足，把外篇再补充一下是可以的，杂篇就不必了。”
“我看至少有两个章节可以补上。”辜鸿铭激动地说，“一个是变法，一个是废科举。不过，这都不是我的主张，都是你自己多次与我们闲聊天时说过。你常说中国要自强，有两个拦路石不可不搬掉，一是不合时宜的律令法规，一是误人子弟的科举考试。为何这两个非常好的想法不在《劝学篇》里写出来呢?是因为怕被人误解，遭人反对吗?”
辜鸿铭两只灰蓝色的眼睛，犹如半夜时猫头鹰的双目一样，直勾勾地盯着张之洞，真把这位强悍的湖广总督盯得心里微微发起慌来。
辜鸿铭的这两句问话，一针见血击中要害。张之洞在写通用篇章的时候，确实想到过变法与废科举两件事，但最终还是没有写。现在有人在变法的名义下要否定祖宗传下来的家法，要设议院行民权，如果自己也大谈变法，很可能会授人以柄。至于科举考试，更是国内数十万读书人的进身之阶。废除科举，不等于撤了他们的登天梯?
“香帅，丈夫行事，当以大义为重。苟利国家，虽千百人反对，必趋之；苟害社稷，虽千百人拥护，必避之。弊法不去，科举不废，中国决五指望。香帅，这两章，就由我来替你起草吧，倘若遭人指责，我挺身而出承担。”
张之洞为辜鸿铭的这种气概所感动，但又为他的天真而好笑，既算作我张之洞的《劝学篇》外篇，出了事自然由我张某人承担，怎会轮到你的头上?他笑了笑说：“好吧，我嘉奖你的志气，这两个章节就交给你了。也限你三天时间，不要过多发议论，也不超过两千字。”
辜鸿铭欣喜万分：“谨受命。”
正要转身出门，张之洞又叫住了他：“你要注意，写变法一章时，要特别强调伦理、圣道、心术不可变，要变的只是法制、器械、工艺；废科举一章，要把朱子和欧阳修两位先贤关于更改科举的言论找出来作为附件，如此才更增加说服力。”
在张之洞和他的幕僚们共同参与下，一篇长达四万余字的大文章《劝学篇》，终于几经增删而成文了。张之洞将它寄给陈宝箴，要陈在长沙的《湘报》上连日刊登出来。陈宝箴正担心《湘报》遭王先谦、叶德辉等人的反对办不下去的时候，得到了这篇大文，好比即将干涸的小溪来了一股源源不断的山泉，立时又生
机恢复。他指令《湘报》每天腾出第一版的重要位置来，刊登《劝学篇》。一连十天，《劝学篇》登载完毕。果然不出所料，此篇长文在海内引起巨大的反响，除极个别执拗偏激的人认为张之洞是在有意做和事佬外，绝大多数人都认为此文立论公允，态度平和，就连最担心招士人反感的废科举一节，也没有见人公开发表反驳的文章。五月初，张之洞收到己任江宁藩司的袁昶的来信。袁昶除和许多人一样地称赞该文外，还特别高瞻远瞩地指出：在今后很长一段的年月里，中国都会面临着西学与中学、西艺与中艺、西政与中政等一系列的冲突，这种冲突可概括为中西碰撞。老师所提出的“中体西用”的设想，不仅解决了中学西学之间关系如何处理的难题，而且为调和中西碰撞揭示了一条万世不易的经则，那就是中国本土所产生的经过千百代所验证的好的传统永远是体，外来的被彼国所证实有用的东西，永远只能是为我所用。其目标，则是卫我邦本，固我国体。又表示，要用自己的积蓄出版《劝学篇》，刷印三百部，上呈朝廷，并分赠各级官府和学堂，既报师恩又效力国家。
张之洞欣然同意，并寄出二千两银子，请袁昶代为张罗。
很快，三百部《劝学篇》便装订成册了。张之洞指示袁昶寄五十部到北京儿子张仁权处，再存五十部于袁处，以便分送两江同寅，然后再送二百部到武昌，由他本人亲自赠人。
仁权收到书后，与杨锐、杨深秀等人商量如何才能到达太后、皇上处。杨锐说：“黄绍箕在南书房当差，可请他带上两部，当面呈给皇上，并请皇上转呈一部给太后。”
黄绍箕是黄体芳的儿子。黄体芳当年与张之洞同列京师清流党，关系甚为亲密。黄绍箕在未进翰林院时，曾在张之洞幕府里做过事。通过这条路上达天听，自然是最好的。没有几天，《劝学篇》便到了光绪皇帝的手中。光绪爱不释手，一天便通读
完毕，然后亲自拟了一道谕旨：
《劝学篇》内外各篇，朕详细披览，持论平正，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着将所备副本四十部，由军机处颁发各省督抚学政各一部，俾得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危言。就在光绪亲颁《劝学篇》后第四天，中国近代史上最为热闹壮烈的大剧，正式拉开它的帷幕。
第三章 血溅变法
一 六十九岁寿诞这天，《诏定国是》的起草者翁同穌被削去一切职务，驱逐出朝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根据御史杨深秀、侍读学士徐致靖的奏章，光绪召集全体军机大臣，下诏定国是，向全国官吏百姓宣布变法维新。
由翁同穌拟稿的这份诏书，是古往今来中国帝王文告中少见的开明之作。诏书以清晰明白的语言，表达光绪愿与天下臣民共图新政以挽时局的决心：
朕维国是不定，则号令不行，及其流弊，必致门户纷争，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积习，于时政毫无裨益。即以中国大经大法而论。五帝三王，不相沿袭，譬以冬裘夏葛，势不两存。因特明白宣示，嗣后中外大小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以救空疏迂谬之弊。这份诏书经在京提塘官的星夜加急传递及京报上的登载，很快便传遍全国，引起朝野巨大的震动。一向沉闷闭塞、安于现状的九州大地，突然间如同烧起一堆冲天大火，顿时噼噼啪啪、红红火火地闹腾起来。
诏书下达的第二天，徐致靖奏保康有为、张元济、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五人。认为这五个人均为忠肝义胆、硕学远识，是维新救时之大才，宜破格委任，以辅佐皇上行新政而图自强。
光绪立即批准这道奏章，命康有为、张元济预备召见，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火速进京，或交部引见，或由总理衙门察看具奏。
光绪将已批好的徐致靖奏章放在一旁，正要随侍小太监下发给军机处的时候，翁同穌进来了。
“皇上，刚才园子里来了人，太后请皇上明日上午去一趟园子，她有事要跟皇上说。”
听了这话，光绪不由自主地颤栗了一下。光绪从小在慈禧威严的目光和呵斥声中长大，对慈禧已有了一种习惯性的畏惧和疏离。他之所以不喜欢皇后，并非因为皇后本人的不好，实在是由于对皇后姑母的反感而引起。每当夏秋两季，慈禧住颐和园时，光绪就仿佛有种摘掉枷锁似的自由感，办起事来格外有胆量，有信心。一到冬春两季，慈禧回到宫里，光绪就如同被一个浓重的阴影所罩住，整天怯怯的，办事说话都提不起神来。变法维新已酝酿好长时间了，为什么选择这时诏定国是，多半的原因，也是慈禧已离宫住园子的缘故。慈禧住园子时，光绪照例每月初一、十五两天进园请安。明天既非初一，也不是十五，为什么要我进园子?一种不祥之兆浮上心头，光绪脸上难得一见的兴奋之色立时散失，恢复了素日的憔悴苍白。
翁同穌将这一瞬间的变化看在眼里，怜恤之情油然而生，心里忍不住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试着问：“太后是不是冲着诏定国是这件事来的?”
“不会吧。”光绪终于回过神来。“十五日请安时，我已禀报过太后。太后说她不反对维新变法，只要能使国家富强，要我自己看着办。”
翁同穌进一步问：“太后说这话时，神态如何?”
光绪想了想：“跟往常请安时说话的神态差不多，没见她高兴，也没见她不高兴。讲了这两句话后，就说，没别的事吧，没别的事赶紧回宫去。今天谭鑫培进园子来唱《定军山》，得去准备准备。我说没别的事，就退出来了。”
翁同穌说：“皇上放宽心好了，也可能是太后想见见皇上，随便聊聊，我陪皇上去。”
“翁师傅，明天是您的六十九岁寿辰，家人和亲友都要来为您祝寿，您就不要陪我了。”
翁同龢每年过生日这一天，光绪不仅记得，还会打发身边的太监去翁家代他祝寿，并送上一份礼物。国家正处新政的开端，皇上日理万机，昼夜不息，居然还记得他的生日，翁同龢心里滚过一阵热浪，语声哽咽地说：“皇上万几之中尚记得老臣的贱辰，老臣感激莫名。老臣的贱辰可过可不过，陪皇上进园子觐见太后，却是万不可缺的。”
光绪说：“也好，有翁师傅在身边，我心里就安定许多。我们今下午就动身，明天一早见过太后后就回城，不会误了晚上的寿筵！”
翁同穌激动地说：“皇上太为老臣着想了，老臣心里真过意不去。”
黄昏时候，翁同龢一行陪同光绪来到颐和园，住进了仁寿殿。晚饭后散步时，翁同穌发现庆王奕劻、兵部尚书荣禄、军机大臣刚毅都在园子里住着，他觉得情况有点不大对头。晚上，仁寿殿的小太监告诉他，八十岁的大学士徐桐已在园子里住下四五天了。翁同穌听到这个消息后，更觉意外。四十年前，徐桐和他同为同治皇帝的师傅，此人迂执拘泥，与他性格上合不来。后来翁同穌出任光绪师傅，他没有出任，于是与翁嫌隙更深。两年前，他拜体仁阁大学士后，因年事太高，对朝廷上的事便一概不管了，平日里闭门著书。徐桐恪守理学和祖宗家法，仇视西学，反对任何形式的变革，与倭仁一道被朝臣称为前后两个有名的守旧大学士。
徐桐、奕劻、荣禄、刚毅，他们同时来到园子里，究竟要做什么?这个问题，在翁同穌的脑子里盘旋大半个夜晚，他已隐隐感受到一股厚重的力量在压着他，压着他和皇上正在做的事业。
第二天一清早，光绪书房太监王鉴斋，按常规带上一张五百两银票，来到乐寿堂向大总管李莲英献上，然后坐在小廊房里，静候李莲英的安排。
有资格见到太后的文武官员，都必须向太后身边的太监总管递上红包，按红包里的分量来安排召见的先后。慈禧还政住颐和园后，连皇上每次觐见也要递红包。这话听起来有点类似海外奇谈，却又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晚清朝廷的腐败到了这种程度，岂是维新变法便可以解决得了的?可惜，当年热中于新政的光绪皇帝，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待慈禧吃了早饭，遛了半个小时的圈子后，光绪奉命进殿拜见。
“坐吧。”光绪行完跪拜常礼后，慈禧面无表情地指了指炕床的另一边。光绪挨着炕沿坐下，神情贯注地等待着皇额娘的慈谕。好长一会儿，不见慈禧开口，他偷眼望了望，只见六十四岁的皇额娘，正专心致志地自个儿欣赏她近日刚打好的两只三寸长的金护指，不过眼睛和脸上却并不见一丝欣喜之色。
“皇额娘叫儿子来，有何赐教?”光绪终于忍不住了。
“定国是的诏书是谁拟的?”慈禧的眼睛依旧没有离开金护指。
“是翁同穌。”光绪忐忑不安地回答。
“这样的大事，为何不事先跟我说说?”慈禧转过脸来拖长着声调，问话中分明有着很大的不满。
“十五日请安时，儿子已请示过皇额娘。皇额娘说过，让儿子自己作主。”光绪壮起胆子解释。
“这话我是说过。”慈禧慢慢地说，声调开始缓和些。“祖宗的江山我早已交给你了，又怎么会来事事管着你呢?为国家办好事，我自然支持。你是一国之主，当然由你作主。但诏告天下，明定国是，这是何等大事，你却不事先跟我打声招呼，你的眼中已没有我这个皇额娘了！”
光绪刚刚放松片刻的心绪又紧张起来，忙说：“皇额娘言重了。这事是儿子疏忽了，儿子向皇额娘请罪。”
慈禧脸上露出一丝霁色，说：“也不要请罪了。要维新，要变法，这一点我和你的想法是一样的，你没有做错。只不过这是件祖宗没有做过的大事，我们娘儿俩都得稳当点才好。你凡事多跟我商议商议，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光绪赶紧说：“皇额娘教训得是，除开初一、十五外，凡有大事，儿子都一定亲来颐和园禀请皇额娘。”
“好，这我就放心了。”慈禧端起炕几上的温茶，抿了一口，说：“你昨儿个拟的徐致靖荐举人才的折子，就急了点。康有为那个人，许多人不大放心，都说不能重用。”
光绪暗暗吃了一惊：徐致靖的折子还没发下，太后怎么就知道了?折子尚未出宫时，只有军机处的大臣和章京才看得到，莫非是刚毅抢先禀告了太后?对于那些心中只有太后，而没有他的老大臣们，光绪又气又恼。他恨不得一夜之间全撤掉，换上一批年轻而原先职位低微的官员。
“禀告皇额娘，康有为这个人虽有许多欠缺之处，但对外面的情况熟悉，对新政新法很有研究。皇额娘教导过儿子，用人如用器，儿子用康有为只是用其器长而已。”
慈禧找不出别的理由来反驳光绪的话，停了一会儿说：“你用康有为、梁启超这些人，我也不阻挡你，只是有一点要注意，今后任命文武二品以上的大员，拟旨前要跟我说说。他们上任前，到园子来跟我见见面。这不是皇额娘在干预你，这是帮你慎选大臣，为的是祖宗的江山。你要明白这点。”
光绪明知这是太后在干预他的天子之权，但几十年来形成的恐惧心理，使他不能对她有任何的违抗，只能违心地说：“儿子知道，皇额娘一切都是为了儿子，为了祖宗江山。今后凡有二品以上的文武大员的任命，儿子都按皇额娘刚才说的办。”
慈禧又说：“荣禄这人，文宗爷当年就称赞他能干。十多年过去了，我看他不但能干而且忠实，是咱们满员中的佼佼者。他做过多年的西安将军，懂军务，我想叫他做直隶总督，领北洋大臣。京畿重地，是要一个能干而忠实的自家人才放得心。你看怎样?”
慈禧用的虽是商量的口气，但光绪知道，这就是她的决定，是绝不能反驳的。何况荣禄做直督兼北洋大臣，无论从资历、地位来说，也是合适的。光绪找不出反对的理由，遂说：“皇额娘看准的人自然没错，只是现任直督王文韶如何安排?”
慈禧说：“先调他进京来陛见，在贤良寺住着，再慢慢来安置，或军机，或六部都可以。”
光绪想：临时叫自己来园子，大概就是为着荣禄的直督事吧。翁师傅还得赶紧回城，家里还在等他这个寿星爷哩。
“皇额娘，这些天起居都还如常吗?”
“都还好，我是个无事一身轻的人。你如今在做着大事，比往日更忙，倒是要多多保重。”
“保重”这样的话，每次觐见时，慈禧都要说上一句，已成没有感情色彩的套话，不过今天，慈禧在“保重”前面又加了几句，使光绪觉得这两个字上多少带有了一点温情，便说：“儿子年轻，多点事不要紧，皇额娘春秋已高，更须珍摄。”
说完这句话，光绪起身：“若皇额娘无别的吩咐，儿子这就告辞了。”
“慢点。”慈禧并没叫光绪再坐下，随手从炕几上抽出几份奏折，在光绪的眼前摇了两下。“这是徐桐、刚毅和安徽藩司于荫霖、御史文悌等人参劾翁同穌的折子。”
光绪吃了一惊，见慈禧并没有叫他看折子的意思，不敢主动从她手里去拿。慈禧将折子晃了两下后又搁到炕几上，继续说：“他们参劾翁同穌近来办事多有悖谬，不能胜任枢机要职，宜回籍养老。我看他们说得有道理。”
见光绪呆呆地站立着，不言不语，慈禧轻轻地叹息一声，口气变得少有的温婉起来：“翁同稣这人，我观察多年了，发现他近几年来有专权仗势、不安本分的迹象。就拿甲午年的事来说吧，咱们底子本薄，他不是不知道，却硬要与东洋人拼命，结果辛辛苦苦办了十多年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到头来他把责任都推到李鸿章身上去了。李鸿章也可怜，只得背下这黑锅。谁该打多少板子，咱们娘儿俩心里要有数。去年胶州湾闹事，是你派他去跟德国人谈判的。他不好好谈，跟人家闹崩了。你四五次命他继续谈，他居然可以抗旨不去。这事儿，满朝文武都看不过意去。都说，咱们大清朝还没有与皇上硬顶的大臣哩！当年肃顺那样跋扈，在文宗爷面前还是服服帖帖的。翁同穌这样下去，不会比肃顺走得还远吗?”
慈禧一个劲地数落着翁同龢的不是，光绪手心里的汗水越来越多。他寻思着要为师傅辩护几句，却又在太后的气势下失去了勇气。光绪在心里痛恨自己的懦弱和无能。
“你六伯病危时特为跟我说过，翁同龢不可当重任，又郑重荐举荣禄。你六伯父当国三十多年，到底是老成谋国，阅人有识呀！”
原来那天伯父单独跟太后谈的就是这个事呀，光绪顿觉有一股泰山般的重力向他压来。伯父已死，他讲没讲过这话已无法对证，但太后要将翁师傅开缺回籍的决心，看来已是铁定而不可易移了。他鼓起极大的勇气，缓缓地说：“翁师傅年岁大了，是有不如人意之处，请太后看他在上书房多年的情分上，宽恕他一次。”
“唉！”慈禧叹口气后，以更为柔和的语调说：“你从小软弱，比起你的哥哥来差远了，我担心的也是这点。翁同龢敢于抗旨，也就是看到了你的这个毛病。你还年轻，只知情分而不知利害，像翁同解这样的人是不能留在身边的。你要忍痛把他去掉，额娘这是为你好！”
慈禧从炕几上又拿出一张折起的纸来说：“这是我叫刚毅，以你名义拟的一道谕旨，你派人读给翁同穌听吧！”
说罢，递到光绪的手里。光绪将纸打开，赫然见上面写着：
协办大学士翁同龢近来办事多不允协，以致众论不服，屡经有人参奏，且每于召对时谘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形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任枢机之任。本应察明究办，予以重惩，姑念其毓庆宫行走有年，不忍遽加严谴，翁同铄着即开缺回籍，以示保全。
光绪晕头晕脑地看完这道用他的口气写的谕旨，一股悲怆之情充塞他的胸臆。这完全不是自己的意思，却要用自己的名义来表叙，而且还要当着翁师傅的面宣读。这种委屈连一个普通的血性男子都不能忍受，何况自己堂堂九五之尊，当今的万岁爷！一股浓重的羞辱感布满他的全身。就是从这一刻开始，年轻的光绪皇帝，下定死决心要用史无前例的手段和速度，加快进行维新变法，夺回被太后侵占的权力，给那些敢于和他作对的昏迈老朽们一点颜色看看；即便是最终办不成功，甚至是鱼死网破，也付之于天了！
回到仁寿殿，荣禄、刚毅早已在此等侯见驾。光绪心绪悲愤，一百个不想见他们，但想起他们眼下正是太后的红人。又不敢得罪，只得宣他们进来。荣禄、刚毅并没有事情要禀报，只是应付式地问候圣安，片刻光景便出来了。这时翁同龢知皇上已回，便在偏房等候，见荣禄、刚毅从他身边走过时，连头都不点一下，一副趾高气扬的神态，心里又气恨又疑虑：难道朝中出了什么大事?
书房太监王鉴斋走过来说：“皇上请翁相国进去说话。”，翁同龢三步并作两步走进正房，只见皇上面色苍白地呆坐在炕上，正望着头顶上的藻井出神。
“皇上，出了什么事?”翁同龢已预感到不祥，顾不得磕头行礼，便径直走到炕前。
“翁师傅，你自己看吧！”光绪将谕旨递了过来，翁同龢接着，迅疾扫一眼，便觉眼前一片黑暗，几乎要跌倒。他赶紧扶着炕沿，趁势跪了下去，将头紧贴在冰冷的青砖地面上。
仁寿殿里死一般的沉寂。
好长一会，翁同龢抬起头来，只见皇上正看着他，脸上挂着两串泪珠。翁同龢一阵辛酸，号啕大哭起来，一颗白头死劲地在青砖上磕着，发出令人心悸的“卟卟”响声，嘴里含含糊糊地絮叨着：“老臣罪该万死，老臣有负皇上重望，老臣感激皇上不杀之恩，老臣遵旨，即刻离京回原籍。”
光绪心里难受极了，喑哑着嗓子说：“翁师傅，您回城吧，家里还等着为您祝寿哩！”
翁同龢哭着说：“老臣死有余辜，老臣不过生日了。老臣明天一早还要向皇上叩头谢恩哩！”
清制，大臣无论迁升还是革职，接旨后的第二天必须要向皇上叩头谢恩。皇上可召见可不召见。不召见时，则面对皇宫，三跪九拜，这叫做望阙谢恩。
经翁同龢提醒，光绪想起，今天自己也不能回城。若回城，明天师傅要走很远的路，从家里赶到宫门口，师傅这种时候受不了这个折腾。
“我今天不回城了，明天一早，您在东宫门边等我就是了。”
这天夜里，翁同龢在颐和园的一个小偏殿里，度过他一生最后一次也是最冷清最凄凉的一次住园。他整宿都没有合过眼。除开他身边的老仆外，园子里没有任何一个人前来看望他、关照他。从前那些太监们“翁相国”前“翁相国”后的甜蜜叫声，斩草除根似的一声也听不见了。人臣之极的翁同龢从荣耀的顶峰突然跌到深谷之中，他深深地感受到人间的势利和冷漠。
翁同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很意外很痛苦很不能理解：昨天君臣之间亲近如骨肉，今天的这一纸贬书显然不是皇上的意思而是出自太后的谕旨，但太后为何要如此残酷无情呢?太后对翁氏家族，对我翁同龢本人的恩德不谓不重，翁氏家族及我本人对太后也不谓不忠，究竟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早两天的诏定国是吗?是一时疏忽没有叫皇上去特为禀请吗?翁同龢心里有数，诏书的宗旨，太后其实是支持的，太后在多次与皇上的闲谈中表达过她不反对变动一些陈规旧习。正因为此，翁同龢才敢于促成皇上早行维新。贬书的笔迹他熟悉，是刚毅写的。刚毅的汉文不好，常写错念错字，翁同穌有几次在公众场合下奚落他。直到今天翁同龢才知道，书生意气已深深地害了自己：刚毅与他结怨甚深，起草谕旨时才使用这等苛严的辞句。他又想起徐桐与荣禄的同在园中。徐桐与自己有宿怨，荣禄有野心。细细推究起来，太后与自己也有私隙。修颐和园时，作为户部尚书，对于内务府报上来的银钱，因为熟知内情，他从来没有爽快批准过，总要经过好几个回合后才给三四成，或五六成，内务府甚为不满，多次在太后面前说他的坏话。现在，太后、徐桐、荣禄、刚毅等人出于各种公隙私怨而达成一致，要扳倒他这位恭王去世后的军机处实际领班，既冲他本人，也冲着正在兴起的维新热潮。
经过这样的仔细思考，下半夜后，翁同龢才开始慢慢平静下来。
凌晨时，天下起小雨来，翁同龢昏昏沉沉地起床盥洗，然后由仆人搀扶着，孤零零地来到东宫门。他明知皇上一时半刻还出不了园子，还是不听仆人的劝告，冒着细雨跪在门外等侯。他知道，这一别，很有可能再也见不到皇上了。从光绪元年起直到今天，二十四年来，他与皇上朝夕相处，除离开北京的日子外，几乎无一天不见面。是他手把手地将皇上由什么都不懂的幼童，培养成执掌大清江山的天子。
皇上的每一个脚印，都是他看着走过；皇上的每一处长进，都凝聚着他的心血。从今往后，他就要带着巨大的耻辱南下常熟，与皇上天各一方。无论是个人的情感，还是共同的事业，翁同龢都感受到深巨的哀痛创伤。他生怕错过了这个惟一的再见机会，因此他要大清早地冒着雨在此等候。他不是借此表达自己的忠心，更不奢想以此来挽回慈禧的铁石心肠，而是纯粹出于一种对皇上的不舍之情。
直到辰正时分，光绪的车马队才出园子。皇帝昨夜也是一夜未睡得安稳，快到东宫门时，他就急切地四处张望。他终于看到了，东宫门左边楹柱边，一个满头白发、未戴帽子未着油衣的老头子，正低着头，跪在那里。风吹着细雨，飘飘洒洒地落在他的身上。虽然已是四月下旬，但清晨的风雨依然是凉的，一个望七老人怎么受得了?
听到马蹄车轮声，翁同龢抬起头来，两只昏花的老眼死死地盯着队伍中间那驾为安全起见有意围上青布的宽大轿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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