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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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他便暗自庆幸，走对了两步重要的棋。一是四月间匆忙撰写了《劝学篇》，表明了自己在新旧中西之间不偏不倚、平和公允的态度。更重要的是，五月初的晋京之行中止于半途。
张之洞心想，倘若不是桑治平出面来劝阻，到了北京之后。势必取代翁同穌的位置，也势必会成为皇上新政的谋画者、支持者和执行者。那么到了今天，也绝对会落得个失败者的下场。为此，他深深感谢姐夫，更感激目光远大的挚友。
张之洞知道自己十多年来一直在办着与“维新”密不可分的事业，说过许多与“变法”非常接近的言论，在世人的眼光中，他成了新派人物。同时，他与眼下朝廷最为嫉恨的康有为、梁启超都曾有过交往。事实上，他对康、梁都很欣赏，尤其对梁更为偏爱。这些细节，若落在旧派人物的手中，必会成为攻讦的口实。一阵焦灼之后，张之洞开始细心地加以回顾清理。
办洋务局厂、新式军队、新式学堂这些事情，虽是这百日内的新政项目，但实际上在此之前，也就是说在皇上亲政之前，太后听政时期，便已有朝廷明令办理。显然，这些都是太后允准的事，自然不会遭到再度听政的太后的否定。在变法这件事上，他一直小心谨慎地守住纲常名教和祖宗根本这两条底线。关于这个态度，他在《劝学篇》中写得非常明白：“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张之洞想，若有人在变法上为难他的话，这几句话便足以为之辩护开脱。
这时，梁鼎芬走了进来，悄悄地附着张之洞的耳朵说：“香帅，焦山定慧寺飞江亭楹联，您还记得吗?”
梁鼎芬的这句突如其来的问话，将张之洞从沉思中唤回，他想了下说：“记得，这会子你怎么会想起那副楹联来?”
梁鼎芬压低着声音说：“自京师出大事以来，我一直在为香帅回忆着看有没有给人落下什么借口的，刚才我突然想起那年在焦山的楹联，好像有点不妥?”
张之洞的心下意识地紧缩一下：“有哪点不妥?”
“我记得，下联的末句是‘与时维新是正途’。太后现在最恨的是维新，倘若有人据此告密，说香帅您是维新派，那就麻烦了。”
张之洞的心突突地急跳起来：“那怎么办?这楹联已在飞江亭上两三年了，要收也收不回了。”
“把它刮掉！”梁鼎芬早已有了主意。“趁着现在还没有人想起这件事时，赶紧刮掉，重新上漆。到时即便有小人生事，没有了证据，他也硬不起来。”
“行，就这么办！”张之洞立即作决定，“节庵，就麻烦你到焦山去办这件事。你立刻坐小火轮去，明天夜晚把它办好。”
“好，我这就去！”
梁鼎芬说着，正要转身出门，又被张之洞叫住了：“你带一百两银票去，送给定慧寺的僧众们。”
这一百银票显然是为了堵定慧寺和尚的口，梁鼎芬佩服张之洞想得周到，答应一声，赶紧出了门。
张之洞很感激梁鼎芬的这份心意。很快，他又不安起来：楹联可以刮掉，但别的东西刮不掉呀！眼下太后最恨的是康有为，上谕写得很清楚：康“纠约乱党图谋围颐和园劫持”，又说康“只保中国，不保大清”。这样看来，康有为乃叛逆，怪不得太后痛恨他。张之洞很悔恨不该在江宁接待康有为，更不应该资助他银两，让他在上海办《强学报》。还有，前年对梁启超的接待，也是太出格了。这些事尽人皆知，决不像焦山上的楹联那样，可以一刮了之的。正好辜鸿铭进来，他把这件事说了出来。
“香帅，你早已与康梁划清界限了。”辜鸿铭一本正经地说，“一部《劝学篇》，乃绝康、梁而谢天下，天下人岂能不知?”
《劝学篇》是预为防患而作，但也没有哪句说到“绝康、梁”呀，张之洞一时摸不清这个怪才肚里的小九九：“汤生，你说明白点。”
“香帅，你不记得了?《劝学篇》开篇就说‘邪说暴行，横流天下’，若有人说你是康、梁的后台，你可以明白地表示，你早就把康、梁的那一套称为‘邪说’了。你禁止康有为在《强学报》上以‘孔子卒后，纪年，又斥责《湘报》上的不轨文章，这就是你反邪说的行动。又有言论，又有行动，陈宝箴、徐仁铸他们能跟你比吗?所以我劝香帅你放一百个心，尽管世间风急雨骤，你却处磐石之上，风雨不动安如山。”
辜鸿铭的确给了张之洞一颗定心丸。但这颗定心丸仍不能让他完全安定下来，他想起梁启超在湖南曾办过南学会。是的，可以通过取缔它来以此表明自己坚决拥护太后，坚决反对康、梁的态度。
张之洞立即传令，命电报房火速致电陈宝箴：立即取缔反动团体南学会，禁止一切集会结社，以安定人心而维护社会秩序。
尽管下达了这个命令，张之洞的心还是忐忑不安。还有一桩事与他同样关系密切，那就是这些天被捕的人中，至少有三个人与他关系不一般。
第一个是谭嗣同。他的父亲身为湖北巡抚，与张之洞共事多年，尽管于洋务两人意见多有不合，但私交尚可。若要追究起来，谭继洵自然责无旁贷，他这个湖广总督也负有管教失严的过失。而眼下，谭继洵不知处于何种境况之中。张之洞唤来女婿念扔，让他代表自己去巡抚衙门探视谭抚台。
晚上，念扔回来告诉岳父，谭抚台虽为儿子逮捕入狱而难受，但不担心受牵连。原来出事后浏阳会馆就拍来紧急电报，告知谭嗣同怕老父受牵连，在步军衙门来查抄之前，便模仿父亲的笔迹写了一封断绝父子关系的信，这封信可以保护老父。事实上，这两天湖北抚衙也一片安静，未见有事牵涉到谭抚台的身上。张之洞听了这话后，大为宽慰，心里对谭嗣同充满爱怜。好个深明事理的孝顺儿子，在这种危急关头，还能静下心来想出如此好法保全父亲。这等气壮如牛、心细如发、又忠又孝的人，真堪称天地间的奇伟大丈夫。可惜时运不济，遭此困厄，但愿能平安渡过难关，日后作为当不可限量。身为父亲的谭继洵都没有受到牵连，那他这个同寅自然更可以不负责任了。
第二个是杨深秀。早在山西时，杨深秀便因献鱼鳞册而受到张之洞的赏识，后聘请他出任晋阳书院的教习。他进京做官后，仍与张之洞保持良好的关系，并自称是张的学生。张之洞有不少信件在杨深秀手里。实行新政以来，杨深秀很活跃，张之洞对他的活动大多表示支持。张之洞担心，倘若万一查抄杨深秀的家，查出自己写给杨的信件后，岂不成了麻烦事！张之洞向已任刑部官员的儿子仁权发出急电，要儿子打听杨深秀的事，特别关注是否抄了杨家。第二天儿子回电：杨深秀虽人刑部大狱，但家却没抄。张之洞放心了。
最令张之洞忧愁的是杨锐。作为得意门生和受器重的幕僚，从太原到广州，从广州到武昌，杨锐一路跟着他，从未分离过。那年，又是他推荐杨锐进京任内阁中书，实际上是湖广衙门在京城的耳目。这些年来，要说张之洞对待杨锐，在信任和依靠上甚至超过了自己的儿子。感情上他不愿意看到杨锐被捕坐牢，理智上更觉得杨锐不应该遭此劫难。张之洞深知杨锐和康有为不是一类人。杨锐被皇上超擢，按谕旨办事，何罪之有！即便皇上做的事大违太后之意，责任也在皇上身上，而不应当由一个军机章京来承担。杨锐冤枉！
杨锐在好几封信里，都说起过他与康有为、谭嗣同等人的分歧，他是不赞成诸如民权、议院这些过激主张的。现在，却因康有为的事而被捕入狱。一个正在成熟的国家栋梁转眼间成了囚犯，这不太冤枉了吗?要为杨锐诉这个冤！
张之洞刚一冒出这个想法，心里又不免有几分畏难。眼前的变局是太后一手在操纵的，新旧之争演变为权力之争；从朝廷公布的官方文书上，权力之争又被说成是镇压奸佞集团的正义行为。杨锐已和康梁同被列入奸佞一类，为杨锐诉冤，岂不是为奸佞诉冤?身为国家大臣，此举岂不有和朝廷作对的嫌迹?诉不诉，如何诉?时局危急，又容不得太多的思考。张之洞为此而心如火焚。他多想找一个人来商议商议，然桑治平已不在身旁，谁可与之谈此等腹心话?
下午，念扔过来禀报汉阳铁厂的事，说起铁厂的总办郑观应在幕友房里与众人聊天时，对谭嗣同、杨锐四章京被捕一事深为遗憾。又说督署幕友们也对杨锐遭此不测之祸叹息不已。念扔的这几句话给张之洞以启示：为避嫌疑，自己不能出面，找一个局外人来关说，既可达到诉冤目的，又可以免遭风险。现在有一个最好的人选摆在面前，那就是汉阳铁厂督办兼铁路公司总办的盛宣怀。
此人绝对是新政的拥护者，是杨锐等人的同情者，他门路极广，且以局外人的身分出面更为妥当，但不知道此刻他愿不愿意出面?
念扔说：“郑观应的话说得激昂．估计盛宣怀也是这个态度。再说，他现在跟我们关系密切，也不好意思拒绝。”
张之洞说：“这不是一般的事，不能勉强人家。你不妨先去郑观应那里跟他说明，让他先用电报与盛宣怀联系。若他愿意，我再直接拍个电报。不过，所有这些都得对外严格保密。”
一个多小时后，陈念扔回来说：“一切都办好了，您就拟电报吧！”
张之洞沉吟一会，对念扔说：“你记吧。”
陈念扔从衣袋里掏出一支美国带回的钢笔，将张之洞口授的话一字字地记了下来：
盛京堂：杨叔峤端正谨饬，素恶康学，确非康党。平日论议，痛诋康谬者不一而足，弟所深知，阁下所深知，海内端人名士亦无不深知。此次召见蒙恩，系由陈右铭中丞保，与康无涉。且入值仅十余日，要事概未与闻。此次被逮，实无辜受罪，务祈迅赐切恳夔帅、寿帅设法解救，以别良莠，天下普类同感两帅盛德。叩祷。
王文韶字夔石，故称夔帅。军机大臣裕禄字寿山，故称寿帅。电报亥时发出，第二天未时盛宣怀回了一电：张制台：真电所言杨叔峤事，已转电仁和，力恳保全，圣躬未愈，有旨征医。宋伯鲁革职，余无所闻。
仁和即夔帅王文韶，他是浙江杭州人，杭州古称仁和，以仁和代王文韶，乃是对王的尊敬。宋伯鲁乃一名很活跃的新派御史，革职自是难免。张之洞看到这份电报，心情安定下来了。
王文韶与裕禄两人中，盛宣怀没有找裕禄而找王文韶，看来盛与王交情更深。王文韶眼下是太后的大红人，身兼总署和军机两大任，他答应保全，大概杨锐的处罚不会太重。有旨征医，莫非皇上真的病了，多半是因新政失败被囚而忧郁成病?
北京几乎所有的衙门都卷入了新旧之争，朝政眼下不知乱到何种地步！张之洞电告儿子：遇有大事，随时报告。
不料第二天深夜，仁权从京城发来电报：今日午后，康广仁、谭嗣同、杨锐、杨深秀、刘光第、林旭被斩于菜市口，监斩人刚毅，京师百姓观看者数以万计。未等电报读完，张之洞已软瘫在藤躺椅上。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样重大的案件，当事人又是朝廷的重要官员，为什么不按正常的程序由刑部审讯，由大理寺定罪，就这样匆匆忙忙，甚至可以说是亟不可待地把人杀了?
二百多年来的大清历史上，似乎还没有过这样的先例。
就在接读电报的前一分钟还存在的企盼彻底破灭了，杨锐而今已是身首相分，倒在菜市口的血泊之中。可怜的叔峤呀，你真是冤枉死了！整整的一个晚上，杨锐的音容笑貌一直在张之洞的眼前晃动：一会儿是尊经书院憨态可掬的年轻学子，一会儿是太原城秉烛夜书的勤勉幕僚，一会儿是奔走国是的热肠京官。今年才刚进的四十岁，一个大有作为的干才能员，一个忧国忧民的正直书生，怎么能以这样的形式结束短短的人生，离别他眷恋不已的国家、朝廷、老父妻儿、师友同寅?
张之洞知道，像这样的朝廷钦犯，在菜市口砍头，是有意暴尸示众、三日之内不能让人收敛的。还差两天便是中秋节了，张之洞抬头仰望夜空中那一轮即将圆满的月亮，心里无限的悲凉。今夜，菜市口是一副多么恐怖的场景；今夜，京城杨宅又是如何地哀伤、悲痛！叔峤七十岁的老父、十岁的幼儿、已成未亡人的妻子，既头顶罪犯眷属的恶名，又要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未来的日子，将怎么过呀！
张之洞要念扔速电仁权，派仆人带一张千两银票悄悄地去杨宅探视，并转达他的问候。
接下来，是一连串的相关消息：翰林院学士徐致靖永远监禁，其子湖南学政徐仁铸革职永不叙用，积极行新政的户部侍郎张荫恒革职，充军新疆，将康有为离间帝后图谋不轨的罪行宣示天下。又命广东地方官府抄查康梁原籍财产，逮捕已出逃的礼部主事王照的一兄一弟，保荐康有为的礼部尚书李端棻革职，充军新疆，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湖南巡抚陈宝箴及其子翰林陈三立，以及前湖南学政江标、翰林熊希龄均革职永不叙用，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在惩办新派的同时，以怀塔布、许宝骙等为代表的一批老派人物，或加官晋级，或官复原职。
一百零三天的维新变法仿佛一场春梦似的，一觉醒来，大清帝国没有丝毫变化，依旧是原来的旧模样。
疾风骤雨般的疯狂报复过去后，张之洞最为担心的是两件事：一是有人会借他曾与强学会和康梁有过联系，以及他与杨锐的师生关系而攻击他。这都是确确实实的历史，他无法抹去，也无法改变，倘若遇到仇家要周纳深文无限加码的话，他张之洞也可以被视为维新变法的积极拥护者，甚至是康梁的后台而遭到严惩。事实上，有人已经在这样做了。
十六七年前因贪污被参劾的前山西布政使，十二三年前借徐致祥弹劾张之洞不成、赋闲家居一百天如今又官复原职的太常寺正卿葆庚，便找到了眼下言宫中的大红人杨崇伊，以用一万贪污银子买来的宋徽宗的一幅花鸟真迹为诱饵，怂恿杨崇伊上了一道对张之洞的参折，但慈禧将这份参折留中未发下。一来张之洞是她一手提拔的而今享有盛誉的三朝老臣，二来一部《劝学篇》也使得慈禧深信张之洞决不是康梁一类的人。辜鸿铭的那句“绝康梁以谢天下”的玩笑之语，终于得到了证实。这桩事，两年后张之洞从姐夫鹿传霖那里得知，使他对慈禧更添一分感激之情。
张之洞的另一个担心，便是他耗费多年心血经办的洋务局厂，会因这场变故而受池鱼之殃。这个担心在几个月后也慢慢消除了。铁厂和铁路都和先前一样在正常的生产和施工中，盛宣怀及其得力助手们依旧在兴趣浓厚地经营着，并对前景十分看好。其它如汉阳枪炮厂、汉阳火药厂、纺纱局、织布局、制麻局、缫丝局也事事照旧。
张之洞的仕途没遇到障碍，他所致力的洋务事业也没多大的影响。湖广总督衙门的运转一切如常，然而中国的政坛却因这次变故而大伤元气，中国社会的进展也因此而中止甚或倒退。西方各国曾因新政而对中国燃起的一点希望之火也遭浇灭，灰蓝色的眼睛里充满着对这个古老之国的政治不可理解的迷惘神色。中国的亿万百姓，也从此失去了以和平方式获得富强的机会，被迫走上血与火的痛苦之路。神州大地，再度陷于压抑、沉闷、暗淡的时空大隧道中。
终于，这种畸形的陈旧统治术导致了一场更为混乱更为可怕的大动荡，大清帝国因此蒙受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摇摇欲坠的爱新觉罗王朝几近覆没！
第四章 互保东南
一 面对废立大事，三个总督三种态度
慈禧再度训政的第二天，光绪便从养心殿搬出，住进紫禁城西边南海中一个名曰瀛台的孤岛上，对外称之为养病，其实已被软禁，身边只有几个太监和宫女服侍。他的正妻那拉氏皇后原本就和他不投缘，现在则干脆投入她的姑妈怀抱，与丈夫断绝了联系。与皇后同日册封的瑾妃平素嫉妒妹妹珍妃的独宠，此时更有幸灾乐祸的快感。她明白表示站在皇后一边。至于珍妃，本就招慈禧的嫌恶，正好以干预朝政的罪名将她打人冷宫。其他几个地位低的妃子更是不敢上瀛台。于是，光绪身边便没有一个妃嫔了。
他一天到晚孤孑一身，形影相吊，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可怜的皇帝，心绪痛苦到了极点。先前只相信康有为所说的“若不变法，求为长安一布衣亦不能”，却没有想到，变法后的遭遇，也同样是“求为长安一布衣而不能”。光绪的性格本脆弱，体质又单薄，遭此打击后，果然大病了一场。从此他便木木讷讷的，形迹近于呆滞。每月朔望之日，他照例被太监引导，乘坐一叶小舟渡过水面，进宫向太后请安，背诵两句固定的台词后便不再开口，一旁垂手侍立。慈禧也觉得难堪，便吩咐跪安，让太监重新将他带回瀛台。有时慈禧会见重要的外国客人，为避免洋人猜疑，也把光绪带在身边。光绪同样如一尊木偶似的，不说话，甚至笑都不笑一下。
于是，有机会见到皇上的大臣们都私下议论起来：皇上莫非真的神志上出了毛病，否则怎么这样目光呆痴，面无表情，精神委靡，言辞木讷?皇上毕竟是皇上，太后毕竟年事已高，反省之后的皇上仍得要回宫处理军国大事，大清国今后还得由皇上来掌管。皇上病得这样，如何能担当起君王的重任呢?在皇族里，则有人在偷偷议论着更大的事情：皇上这个样子，得赶紧另打主意。前代可援引的旧例不外乎两种：一是废，一是让。无论是废是让，都得有个取代者。谁做这个取代者合适呢?有几个王府在遍视近支黄带子之后，对这个天大的好处有可能降落在自己府内抱着希望，于是便对大位怀着觊觎之心，跃跃欲试地在各权贵府第中穿来走去，打听联络，寻求机会，以求一逞。这其中有一家自认为可能性最大，遂最踊跃，最热中，这一家便是位于西城平安里的端郡王府。府主名载漪。
说起载漪的身世来，可非比一般。他是道光帝的第五子惇王奕谅的次子，奕琮是咸丰帝的弟弟，恭王、醇王的哥哥，当今皇上的亲伯父。载漪则是皇上的嫡堂兄弟。载漪的长兄载濂在父亲去世后承袭王位。按祖制，载漪不可能再封王。载漪的封王是因为过继给瑞王府的原因。
嘉庆帝的第四子绵忻封瑞亲王，绵忻去世后其子奕志承袭王爵，奕志无子，为使国不除，咸丰帝让侄儿载漪出为奕志的嗣子，承袭王爵。内阁述旨时，因笔误将瑞写成端，圣旨不可改，遂将错就错，瑞王便变成了端王，载漪就这样成了端郡王。载漪的长子溥隽年方十六岁。从血统来说，若为光绪嗣子，他不如出身醇王府的光绪诸侄，若为同治嗣子，那他就是最为亲近的侄辈了。这是从父辈一脉来看，若从母系一脉看，溥隽则有着别人不能攀比的优势，这是因为他的母亲乃慈禧的内侄女。
慈禧的弟弟桂祥有三个女儿，长女乃光绪之后，次女即溥隽之母，三女则为辅国公载泽的福晋。当年光绪即位，除开为咸丰的亲侄外，更仗着母亲是慈禧的亲妹的缘故。满朝文武都知道老佛爷的私心，若要立嗣，最佳人选必为溥隽。因为醇王府现今的溥字辈，并非老佛爷之妹的血脉，乃是老醇王的侧福晋刘佳氏的后代。
载漪自然深知端王府目前所处的形势，故对慈禧百般逢迎，务必要讨得这位大清神器授予者的欢心。
对于四岁进宫的光绪，慈禧经历了一个从期望到失望的过程。当她得知光绪竟然听从康有为的奸谋，居然有围攻颐和园的想法时，这个一生强悍，只能制人不能制于人的女人终于狂怒了，失望升格为仇恨。她决定要将亲手立的皇帝，再亲手废掉。心存这个念头后，她遍视近支各王府，目光最后也停留在溥隽的身上。她叫载漪把溥隽带进宫来瞧瞧，又特为邀请蒙古老状元、同治皇后的父亲、她的亲家翁崇绮一旁观察。
经过三天的强化训练，溥隽在父亲的带领下，走进养心殿东暖阁。慈禧见他健康清秀，跪拜如仪，应答也还流畅得体，心中颇为满意，随口问道：“平时在家除读圣贤书外，还做些什么?”
溥隽答：“奴才除读书外，还喜弓马骑射。”
这话让慈禧中意，说：“骑射乃咱们满人的本色，万不可丢掉。”
又问：“喜欢读什么书?”
溥隽答：“史书及祖宗典册。”
慈禧点点头：也做诗吗?”
溥隽答：“间或也做些诗。”
慈禧问：“近日做了什么诗，念一首给我听听。”
溥隽答：“奴才昨日作了一首《秋雁》，请老佛爷赐教。”
停了一下，溥隽念道：“西风乍起时，群雁飞江南。聊将天作纸，挥洒二三行。”
慈禧笑着说：“诗做得不错，赏你一套文宗爷用过的笔墨，下去吧！”
载漪带着儿子，高高兴兴地出了养心殿。
载漪父子刚出宫，崇绮便对慈禧说：“老佛爷，恭喜恭喜，端王府有这样聪明的小主子，老佛爷您有这样颖秀的内侄孙，这真是大清之福。溥隽知书达理，尤其诗做得好。聊将天作纸，挥洒二三行。这诗真有王者气概。老佛爷，您若将溥隽赐给老朽做门生，老朽这一世就算没白活了。”
慈禧听了这话，很欢喜，说：“好哇，就叫溥隽拜你为师吧！”
崇绮乐得白胡子翘了起来：“老朽谢老佛爷了。”
见过溥隽这一面后，慈禧已在心里定下了这桩大事。
溥隽进宫面试并得到老佛爷的赞许之事，很快便传遍朝廷上下，端王府立即车水马龙，热闹如市。在许多人的心里，端王府就要成潜邸了，其中荣禄、刚毅、启秀、裕禄、徐桐等人更为积极。
荣禄、刚毅在这次变局中，坚定地站在太后一边反对皇上，启秀、裕禄是新政期间进的军机，他们本是皇上提拔的，却反了水投靠太后。他们都害怕一旦山陵崩皇上重新掌权后会报复，遂一致主张废除皇上，另立新主。徐桐一向反对西学，他不满光绪，主要在信仰上而不是利害关系上。荣、刚、启、裕执掌军机大权，是眼下大清国的实力派人物。徐桐身为大学士，又曾做过同治帝师，年高德劭，在朝廷中有极高的声望。他们与慈禧结成联盟，废光绪立溥隽，看来已是势在必行的事了。但这时却有两位王爷主张持稳重的态度，一是军机处领班礼王世铎，另一个是总署大臣庆王奕劻。
世铎做了十四年名不副实的军机处大臣，奕劻则是近几年来走红的王室重要人物。
世铎和奕劻与光绪无怨隙，他们站在较为超脱的立场上，认为废除皇上一事太重大，且光绪因行新政而废，亦颇冤枉。二人意见一致，遂共同奏请慈禧，但他们不便直说，而是采取纡回的方式。
世铎奏：“近日王公中密传，谓皇上病重，不能理政，老佛爷有另立之意。奴才和庆王以为此事可否听取京外督抚意见，请老佛爷圣裁。”
慈禧看了看奕劻：“你也是这个看法?”
奕劻叩头说：“奴才的看法与礼王爷一样。”
慈禧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问世铎：“依你看，此事如何与地方督抚商议?”
世铎说：“此事太重大，又属绝等机密，不可扩散，只宜与极少数人商议。奴才与庆王私下认为，当今天下只有三个总督可议此事。一为大学士、前直督李鸿章，二为两江总督刘坤一。二人为湘淮两军硕果仅存者，且久为总督，老成稳重，此二人非得事先征询不可。第三位便是湖广总督张之洞。此人非湘非淮、非台非阁而受天下督抚推重，眼界开阔，谋国忠贞。此人亦宜与之商议。三人之外的督抚，似不宜让他们知道。”
慈禧又沉默多时后才说：“好吧，就按你们说的，军机处办个绝密信函，分寄李、刘、张三人，叫他们直抒己见，尽快答复。”
第二天，三封绝密信函由军机处发出。一封直送贤良寺李鸿章寓所，另两封以四百里加急分发江宁和武昌。
李鸿章从欧美五国回来后，满以为可再获重用，却不料依旧只是一个文华殿大学士。自雍正建军机处后，内阁的权力便大为降低，到咸同之后，内阁大学士完全成了一个虚衔：位虽高，秩虽隆，而实权几乎一无所有。“大学士”往往成为对立有大功之人的荣誉褒奖。李鸿章很少去内阁办事，当然也无事可办。他一直住贤良寺，读书散步，门前冷冷清清。他是一个十分看重权势和事功的人，处于这种境遇，自然心境抑郁。对于前一段的新政，李鸿章的态度比较复杂。
应该说，李鸿章是最早认识中国已落后世界很远，必须向别人学习的先知先觉者之一。他的这个认识是在战争中得来的，是在与洋人打交道的过程中感受到的。正因为此，早在同治初年，他便办起了金陵制造局、江南制造局等一批洋务军工厂，是曾国藩“徐图自强”国策的重要制订人和继承者。早在同治九年，在处理天津教案中，他便和曾国藩会衔上书，提出派幼童出国留学的建议。后来在长达二十多年的直督兼北洋大臣的岁月中，他更是倾尽全力办北洋水师，办军火工业。光绪的百日维新变法，不过是以朝廷的名义将他三十年来所做的事业推行于全国罢了。作为第一代的试办新政者，李鸿章怎能不拥护不支持?
但是，对刚刚夭折的新政的实际谋划人康有为及其一班子人员，李鸿章却与他们有着很大的隔阂；造成隔阂的原因，不在学理上和策略上，而在感情上。
甲午海战失败，李鸿章被康有为及康的同志们骂为汉奸、卖国贼，已够伤他的心了。后来强学会成立，他打发家人持两千两银子要求人会，而遭到严拒。这对他来说，更是脸面扫尽。于是李鸿章不再与康党发生任何联系。对康党这次的惨败，李鸿章多多少少有点幸灾乐祸。不过，作为一个淮军统帅出身的国家重臣，他的胸怀尚不至于褊狭到不能容骂他的人。在心灵深处。
他还是欣赏康有为、梁启超的。百日新政期间，李鸿章一直安居在贤良寺里，静观时局变化，可与否，他都不置一言。
这天，他接到由军机处送来的火漆密封的信函，心里想：两三年了，还没有收到一封如此函件，老夫早已是一个闲云野鹤了，还有什么重大的国事要问我?待到拆开看时，李鸿章怔了半晌。废立皇上，这是何等重大的事！做过多年翰林的李鸿章熟稔史册，知道历史上凡有废立的时候，均是局势动乱的时候，废也好，立也好，往往都没有达到期望的目标，反而加重动荡。典型的例子如东汉末期，废立之事经常发生，导致的结果是权臣执政，朝廷威望下降，政局进一步恶化。大清立国二百多年来，除康熙朝外，从未有过废立之事。当初康熙爷对于太子的废立慎而又慎，即便太子作恶多端也还是想方设法尽量不废。最后，实在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才下狠心废黜，从而实行传之后世的藏名于金匣的建储制。然而，就是这样的慎重，也引发了诸子争位、骨肉相斗的朝局。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废立之事，不是万不得已，决不可轻率行之。
李鸿章对历史感叹一番后，又回到眼前来。他并不认为光绪是一个非废不可的昏暴之君，即使如密函所说的“身患重病”，也不能成为理由。皇上今年才三十八岁，正当英年，病得再重也是可以治愈的，不必因此而废黜。再说，皇上并无儿子，若是废了，又由谁来继位，岂不又要引起一场近支王府之间的争斗?但李鸿章知道太后很恨皇上，以他如今伴食之身来规谏此事，力量不够，而真正有力量的，是太后所惧怕的洋人；如果洋人反对，那太后就不敢了。但自己如今的地位也不宜到各国公使馆去探听此事呀！
苦苦思索良久后，富有权谋的李鸿章突然有了极好的主意！
李鸿章悄悄来到定阜大街庆王府。老于世故的奕劻在王府客厅契兰斋，热情地接待了这位已无往日威风的落魄大学士。
坐定，寒暄之后，李鸿章说：“废立大事，老朽不敢与闻，承蒙王爷和军机处看得起，告知这等机密大事。老朽认为，处眼下局势，这等大事，一是太后圣心裁夺，二是要探一探各国的态度。”
奕劻是一个极为看重洋人的王爷，忙点头说：“中堂说的是。西洋各列强都与我们大清建有外交往来，他们自然会很重视这件事，探听一下他们的态度很重要。中堂与外人打了几十年的交道，又刚从欧美回来不久，与各国公使馆交往颇深，可否就请中堂到公使馆去探听探听?”
“唉！”李鸿章长叹一声后说，“洋人都是势利的人，我如今无权无势，不过一闲人而已，怎么能去公使馆探听这等重大的事?即便去，他们也不会对我讲真话。”
奕劻说：“中堂说的也有道理，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可以探知公使馆的态度吗?”
李鸿章想了想说：“办法也不是没有，老朽有一个主意，也不知可行不可行?”
奕劻忙说：“中堂有什么好主意，尽管说。”
李鸿章说：“我离开直督已经有三年了，各国公使都以为我现在是一个拿薪俸养老的人，不过问朝政，他们自然也就不会和我谈朝政。如果太后能让我暂时到哪个省代理一下总督的话，各国公使知道朝廷又要用我了，必定会来祝贺，那时我就会顺便跟他们谈起这件事，探一探他们的口气。”
奕劻是个精于权术的老政客，李鸿章这番话背后的真正目的，他一听就明白了：无非是不安于赋闲，欲借此机会向朝廷要个总督的实职．他在心里冷笑了一声后，转个念头又想：李鸿章的这个主意也是可行的，若不找个由头，又如何能与公使馆接触?太后对两广总督谭钟麟不太满意，不如建议他去广州取代谭钟麟，两广洋务多，李比谭更合适。
想到这里，奕劻笑道：“中堂这个主意很好，我明天和礼王爷商议后，就奏请太后。”
世铎也认为此法可行，一同面见慈禧，请放李鸿章两广总督，替代不善于与洋人打交道的谭钟麟。慈禧答应了。
果然，各国公使馆听说李鸿章外放两广总督，纷纷前来祝贺。英国公使心直口快，不等李鸿章转弯抹角探听，先自问了起来：“听说贵国要废掉大皇帝，有这事吗?”
李鸿章就势说：“废立的事，我没有听说过。不过，即便真有这事，也是中国的内政，贵国是不能干预的。”
英国公使气傲地说：“这当然是贵国的内政，我们大英帝国是不会干涉的。只是，我们只认得‘光绪，二字，若是换别的人做大皇帝，我们承认不承认，还得请示敝国政府。”
显然，英国公使不赞成废除光绪。其他一些主要国家的公使除俄国外，李鸿章通过旁敲侧击，也探出了他们的心思：反对废除光绪。李鸿章把他的探听告诉奕劻，奕劻又禀报给慈禧。慈禧得知后，心里甚为不高兴：这些洋鬼子真是可恼，中国换皇帝与你们何干！
这时，江宁发给军机处的密电也到了慈禧的手中。七十二岁的前湘军首领两江总督刘坤一，是个不拘细末却大事明白的人．，他不认为光绪行新政有什么错，不能因此而遭废黜。想到自己年过古稀，近年来又疾病缠身，有生之年也不多了，在这桩大事上，不妨说句真话，大不了开缺我的江督。我已做了三十多年的督抚，也做烦了，开缺后正好回籍养病，安度天年。刘坤一这样想过后，给军机处发了一封密电，电文简洁，关键话只有两句：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慈禧看到这两句话后．心里不悦，难道已定的就不能变动了?君在我的手里，我立谁，谁就是君。新立的君与臣之间，不也是君臣之名分吗?心里虽这样想，但到底外国公使和两个元戎重臣都明确表示不同意废立，慈禧不能不慎重对待。她现在期待着来自武昌的回复。
武昌的湖督衙门里，张之洞接到军机处的密函后，已经反反复复地思考三四天了。摆在他面前的真是个大难题。张之洞的内心里毫无疑问是支持新政、拥护光绪的，是不主张废除这个“身患重病”的年轻皇帝的。皇上有不足之处。在张之洞看来，这不足之处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太过于相信和依靠康有为，二是太急于求成。康有为学理怪诞，使人不能对他完全放心，且地位卑微，又不足以服众，用他作新政的主要赞襄者，是皇上的一大失误。旧法实行二百多年了，有的则从前明继承，为时更久，怎么可能在短期内便全部除旧布新?百日维新期间大大小小的变革达三百余项，有时一天之内下达十余个变法谕旨，使人目不暇给，叫各省各府县如何办理?纸上的东西不落到实处，是一点用处都没有的。皇上太轻率，太躁进，太缺乏实际办事能力了，有的甚至近于儿戏。“欲速则不达”这条古训，百日维新的失败给了它又一个最好的证明。但即便这样，他也不同意废除皇上。因为皇上所要办的这件大事，归根结底是为了强国富民，是符合世界潮流的，与张之洞本人的心是相通的。然而，张之洞又不便明确表示这个态度。他有两个大的顾虑：一是在百日维新中，他本人尽管没有应诏人京襄助，但他的学生杨锐，他的山西时期的幕友杨深秀都卷入得很深，此外，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都和他有说不清的牵连，在知晓内情的人看来，湖广总督实际上已卷入了这场变局。鉴于此，张之洞想尽可能地把自己与百日维新划得清楚些，隔得开些。此时，若再站在皇上一边上，他怕别人指责他为康党，为维新派第二。张之洞知道太后很想废掉皇上，若明确表态不同意废的话，无异于直接反对太后。张之洞怕得罪这位厉害的老佛爷。
他将此事与梁鼎芬、徐建寅、辜鸿铭、陈念扔等人商议。梁鼎芬主张跟随重新训政的太后，辜鸿铭主张支持失败的皇上，徐建寅、陈念扔则依违两可，张之洞仍拿不定主意。这时，大根进来对他说：“四叔，吴郎中远游归来，想看看您，您有空吗?”
自从那年送武当山焦桐到武昌以后，吴秋衣与张之洞便没再见面。眼下遇到这等大事，张之洞本没有心思与一个江湖朋友闲聊天，但转念一想，江湖人乃权利场的旁观者，俗话说旁观者清，何况他多年来漫游四海，见多识广，更可以清醒地看待这样的政坛大事。只是这事决不能传扬出去，否则，总督向游方郎中咨询朝廷废立，将会被世人当成笑料看待。
“吴郎中现在哪里?”
“他已在督署门房外。”
“你问过他吗，他住在哪里，是不是还在归元寺挂单?”
“是的，他说他还是借住在归元寺。”
张之洞想了想说：“你去告诉他，说我这时正有急件要办，请他晚上再来，我有重要事和他商议。”
晚上，吴秋衣如约来到督署，张之洞高兴地在小书房里接待这位不一般的郎中。吴秋衣将他上下打量了一番后，感叹地说：“香涛老弟，你这些年老多了。案牍劳形，此话不假！”
张之洞看老友虽黧黑瘦削，却神完气足，也感慨地说：“你跟上次见面时差不了多少。风雨滋露松柏人，此话也不假！”
说罢，二人都快乐地笑起来。
张之洞问：“秋衣兄，这些年你都去过哪些地方?”
吴秋衣爽朗地答道：“这些年主要在北方停留。在泰山附近滞留了两三年，后又去了嵩山、华山和五台山，不知不觉间，人世就过了十年光阴。这次再返归元寺，原住持虚舟法师居然圆寂三四年了，现在的住持，当年不过一斋头而已。岁月过得真快！”
“是呀，是呀！”张之洞连连点头，“岁月过得真快，就连当年接待你的门房都变老头子了。”
“香涛老弟，那年从武当山带来的桐木料你做了几张琴?。
张之洞答：“九截桐木料，我已做了五张琴，还留下四截，预备着给将来的儿媳和出嫁的女儿做。”
吴秋衣问：“做出的五张琴，音色还中听?”
“好，每一张都好。”张之洞说，“尤其以那截最长的格外好，我将它做了一张大琴，取名天下和平，留在府里，佩玉常常弹弹，那音色真有绕梁三日不绝的妙处。”
吴秋衣的脸上露出了欣慰的喜色。
“秋衣，我之所以约你今晚来此，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听听你的意见。”张之洞面色凝重地将谈话转到主题上。
吴秋衣颇觉意外地问：“你的重要事情都是国事，而我是一个不问国事的人，我能给你提供有价值的意见吗?”
。不错，是国事。而且我也知道你不问国事，我要的正是不问国事人的意见。”
吴秋衣敛容说：“那你就说吧，我尽我的所知所识回答你。”
张之洞神色肃穆地说：“这是一件绝密的国家大事。你必须答应我，只在这里说，出了书房外，不向任何人提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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