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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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国家大事，这样绝密?”吴秋衣下意识地整了整头上的布帽子说，“我答应你，守口如瓶，绝不向任何人说起。”

“你先看看这个。”

张之洞将军机处的密函，递给了吴秋衣。吴秋衣接过一看，心里大吃一惊，但脸上却不露声色，平静地说：“我知道了，你是决定不下，想要听听我这个不仅是局外人，而且是江湖人的看法，替你做个参考。”

张之洞点了点头。

吴秋衣说：“如此大事，你能拿出来和我商议，足见你对我的相信，今晚我们在这里所谈的一切，我自然不会泄露半点出去。江湖人无求无忮，对这等事，或许比你们局中人还要清醒些。不过，我倒要问你一句话，你也要以实相告。”

张之洞坦然说：“有什么你就问吧，对你，我没有不说实话的理由。”

吴秋衣盯着张之洞的眼睛问：“对当今的皇上，你认为是废好，还是不废好?”

张之洞说：“皇上虽有许多缺陷，但他愿行新政，有励精图治的抱负，这就是好皇帝。若有圣祖爷、高宗爷那样的明君英主，也不是不能废除皇上而改立贤者，但遍视当今，有资格继承大统的人，却没有一个像样的。故我的态度很明确，还是不废皇上的好。”

吴秋衣说：“我明白了，这就是你的难处：太后要废，你不同意废，既不想得罪太后，又不愿意违背自心，两难！”

张之洞说：“正是这样。你有什么良法可以帮我摆脱这个两难?”

吴秋衣思考良久，说：“香涛兄，你说说，自古以来，立君立主，是家事还是国事?”

张之洞想了一下说：“按理说，立君立主是国事，但它从来又是当作家事对待的。”

吴秋衣说：“是这么回事。杨修被杀，是因为他插手曹家的立嗣事，曹操恨他。刘琦兄弟相争，请求诸葛亮救他。诸葛亮说，立谁为荆州之主，这是你的家事，外人不得多嘴。依我看，帝王家从来只把立嗣当作家事，当作国事来看的，极少极少。即便有说是国事的，也多半另有目的，是说给别人听的。”

张之洞用心听这位老江湖的分析。

“我想再问问你，太后是个怎样的女人?”

张之洞略为思忖后说：“太后刚强明断，看重权力，与一般女人大不相同。”

吴秋衣说：“依我看太后好比汉之吕后，唐之武则天，是一个喜欢自己揽权弄权的人。她口口声声将自己比之为开国之初的孝庄皇后，其实完全不是。孝庄若像她这样，大清哪会有圣祖爷出现?”

张之洞在心里想，郎中的话虽然尖刻了一点，却是实话。据说百日新政期间，皇上十二次赴颐和园禀报，二品以上的文武大员还得由太后亲自决定，离京前还得去园子里向她叩头谢恩。这哪里是还政颐养，分明仍在控制着朝廷！再有魄力的皇帝，在这样的控扼之下，也难有所作为。

吴秋衣继续说：“你想想，这样的太后，她能把一个外臣的话当一回事吗?无非是利用利用而已。你的话投合她的心思，她就把你的话拿出来作挡箭牌；你的话不合她的心思，她或置之不理，或从此以后整个儿不喜欢你这个人。”

张之洞似乎被这几句话开了点窍，心里一时明亮了许多。

“所以，依我这个不懂权术的郎中看来，你不妨这样回复军机处：废立乃天子家事，当由太后圣心明断，外臣不宜亦不应置喙。”

张之洞望着吴秋衣，默念着他说的这三句话。

吴秋衣说：“你可能以为这几句话好像与没说无多大区别，其实大不相同。第一，你严守君臣之分，不插手太后的家事；第二，你同意太后自己作出的决定，今后是废还是不废，你都是赞同的。”

张之洞突然完全明白了如此回复的妙处，满脸笑容地说：

“你这几句话真是太好了，帮了我的大忙。”

吴秋衣说：“这种回复，你其实也想得到，用不着我来说，我只是解去了你心中的疙瘩。你原先或许以为这样做是耍滑头，其实这才是最恰当的处理方式。本来，既是天子家事，外人便不宜说长道短。你说当今的太后是一个听不进别人意见的人，你又何必去多嘴?”

张之洞起身说：“你这话说得好极了。我就用你的话作为复电。我这几日事多，今夜就说到这里，过些日子。我再到归元寺看你，听你谈谈云游北部河山的心得。”

这天半夜，湖广总督的密电，从武昌传到了北京。

三个总督的答复，两个反对一个不表态。不表态就是不同意，慈禧心里当然明白。这时又有驻外使臣向她报告，英、法等国的报纸上刊登了关于中国欲废除皇帝的报道。正如吴秋衣所说的，慈禧其实并不大看重她手下总督的意见，她最为关注的是洋人的动态，于是她终于打消了废除光绪的想法。但慈禧的改变，使得载漪及荣禄、刚毅、启秀、徐桐等攀龙附凤之辈着急了。他们分头向慈禧奏请换一个法子，即预立大阿哥，为避免醇王府的不满，申明此大阿哥是继承穆宗皇帝的。穆宗做了十三年的天子，无后而终，现在又过去了二十四年，皇上并未诞育皇子，穆宗之庙长期无人祭祀，这事无法向祖宗交代，醇王府不应反对，也无理由反对。

大清祖制，自雍正朝起就不再立太子即大阿哥，现在破了祖制预立储君，多少有点掣碍，但可以“皇帝病重，事出无奈”作搪词，过两年待大阿哥成年后，便可叫他代行皇帝事。如此，名未废而实已废，外人既无借口干涉，文武百官也不会因废立大事来多口舌。慈禧觉得这个办法好，采纳了。

于是，以光绪的名义诏立溥隽为大阿哥，开弘德殿教读，以徐桐、崇绮为师傅，又命端郡王载漪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兼管虎神营。载漪掌管外交和军队，权势在当年的摄政王大臣奕沂之上，隐然可与人关之初的皇叔多尔衮相比了。

慈禧自以为她玩的这个花招很高明，其实她的真实用心，全国臣民都很清楚，就连外国人也蒙骗不了。光绪二十六年元旦，为溥隽正式行礼的大喜日子，文武百官都遵旨朝贺，但各国公使馆尽管早早接到了邀请书，却一个公使都没到场。公使馆的冷落大大激怒了慈禧，也让未来的太上皇载漪深感尴尬。联系到外国人引渡康梁出逃的前科，慈禧、载漪对洋人的仇恨，已到怒不可遏的分上了。倘若说由鸦片、教案、租借口岸等事而招致的国辱尚可忍受的话，那么这种因个人尊严和地位所结下的私怨，则是决不可宽恕的。大清王朝的最高权力执掌者，对洋人已忍无可忍，他们在竭力寻找一个机会报仇雪恨，发泄心中的这口恶气。

机会终于被他们找到了。

二　蝮蛇螫手，壮士断腕

早在嘉庆末叶，直隶、山东、河南等省接承白莲教之后，又有八卦教在百姓中活跃。八封教以习拳术为主，兼画符治病。他们以组团结伙来互相帮衬，许多穷困愚昧又不甘于受苦受难的乡民则踊跃参加。人们称这种团伙叫义和拳，入伙者为拳民。光绪年间，山东受德国传教士及教民的欺侮颇深，于是乡民在义和拳的组织下，与传教士和教民对抗。历任山东巡抚李秉衡、张汝梅、毓贤，也对传教士及教民的行为不满，袒护拳民，于是义和拳在山东会众日多，影响日大。毓贤更将义和拳更名为义和团，把它当作维持乡间秩序的团练对待，义和团因而取得了合法的地位。义和团声称，习他们的拳术可以神灵附体，刀枪不入。拳民所崇拜的神灵，或来自民间的传说如八仙等，或来自戏台，如齐天大圣、梨山老母等，或为历史上的名人，如关羽等。毓贤对此笃信不疑。但他的继任袁世凯却不信这一套，视之为邪教，大加镇压。义和团在山东安不下身，便大规模地流向直隶。那时直隶正遇灾荒，大批灾民加入义和团，义和团的声势更加旺烈。为了得到朝廷的支持，他们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帜，在天津、河南、冀州、涿州等地设坛练拳，其中以乾字团、坎字团最为著名。乾团又称黄团，所有人员皆黄巾、黄带、黄抹胸、黄布缠足。坎团又称红团，所有人员一律着红色。他们公然编列队伍，制造兵器，以军法相部勒。

直隶总督裕禄对义和团礼遇有加，以黄轿鼓吹恭迎其大师兄张德成、曹福田至总督衙门，直隶官员们屏息侍立两旁。义和团因此声势更壮了。他们拆电线、毁铁路，扬言要与洋人干到底。

载漪看中了这批人。他要利用他们来对付洋人，代他复仇，并借以巩固大阿哥的地位，早日实现他太上皇的理想。他向慈禧奏报了这一情况，称义和团为义民，可用他们卫朝廷、抗洋人。慈禧很盼望有一支人马来为她出气，但又怕他们是乱民，便打发刚毅、赵舒翘两位军机大臣前往涿州亲自查看。

刚毅深知载漪的用心，一心附和。赵舒翘则是刚毅提携进的军机，明知义和团走的是邪路，也昧着良心和刚毅说一样的话。慈禧相信了拳民的神力，遂召义和团进京。徐桐等人亲出京门迎接。载漪更在王府里设一大坛，亲自拜祭。其他王公世爵，也争相延请大师兄住其府第。至于内宫太监则更迷信，几乎全部入团。一时间，京师成了拳民的天下。

五月十五日，日本书记生杉山彬被拳民杀害。此事在各公使馆里引起震动，纷纷向总署提出诘难，总署则含糊其辞不加追究。接下来几天，拳民在北京城里烧教堂，杀教民，京师陷人恐怖之中。这时一个名叫罗嘉杰的江苏道员正在北京，他向朝廷投了一封密信，说各国正集结军队进攻京师灭亡朝廷。慈禧看到这封密信又惊又怒，接连三天召见大学士六部九卿公议，御前会议上明显地出现两种对立的主张。以载漪、刚毅等人为首主张先下手为强，借这个机会攻打使馆，杀尽洋人，永远断绝与洋人的外交往来。慈禧赞赏这种主张。以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吏部侍郎许景澄，以及不久前由苏藩迁太常寺卿的袁昶等为代表的一些人坚决反对攻使馆杀使臣，挑起中外战争的作法，主张用和谈的方式解决目前的纠纷。光绪的态度与主和派相同。

主和派人少势单，又似乎理屈气弱，在主战派激昂的言辞和凌厉的攻势下，毫无招架的力量。终于，慈禧率文武百官誓师太庙，下诏宣战：“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并褒义和团为义民，拨内帑十万以奖励，召董福祥率甘军攻打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各国政府闻讯，急调人马，组成一支一万八千人的八国联军，从天津向北京进发。

中国近代史上最为荒唐、中华民族在外人面前蒙受最大耻辱的庚子之役就这样爆发了。

朝廷将对各国宣战的诏令用电文通告各省督抚，要他们理解和支持朝廷的这个决定：各怀忠义之心，共泄神人之愤。

由于直隶全省的电线均被义和团剪断拆除，京师电报局及天津电报总局都无法发报，最近的一处便是济南电报局了。山东巡抚袁世凯用强硬手段将义和团驱逐出境，确保境内的安定。当时的报纸将直隶和山东作了对比，说幽燕云扰，齐鲁风澄，谁是昏官，谁是能吏，乱局到来的时候，世人便一目了然了。而袁

世凯也正是借此小试牛刀，为他日后耀人眼目的政客生涯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当下，袁世凯接到从京师用四百里加快递来的诏书后，心里大大地吃了一惊：太后怎么会作出这等糊涂的决定！他不敢怠慢，马上吩咐将此宣战诏书发往上海电报分局，再由上海转发名省督抚。此时坐镇上海电报分局的正是天津电报总局的督办盛宣怀。盛宣怀看到这份电文，跌足长叹：中国将从此面临亡国之祸！这样的诏书发往各省必然引起天下恐慌，接下来的很有可能便是天下大乱。他将诏书压下来，只先向两地发出：一是广州，发往他的老主子两广总督李鸿章；一是武昌，发往他目前正在经营的中国铁路总公司和汉阳铁厂的创办人，他的半个主子张之洞。在盛宣怀的心目中，眼下中国最有见识、最有威望的大臣便是这两位总督丁。

李鸿章收到这份电报，心情沉重忧郁。朝廷掌权的王公大臣昏聩鄙陋，既不识世界潮流，亦不知强弱对比，狂妄而愚昧，欲废皇上而立大阿哥本是错误之举，现在又利用邪教乱民来与各国为敌，更是错上加错，而太后居然就相信他们，把他们的无知蠢想变为国策。太后呀太后，您怎么会糊涂至此！是什么东西使得您鬼迷心窍，丧失了正常的思考?您当年平发捻、办洋务的英明智慧到哪里去了?这样的诏书我们能奉行吗?能在广州打领事馆、毁教堂洋行，用以响应朝廷的决策，支持朝廷的行动吗?办了半辈子外交，深知中国军事力量薄弱的前北洋大臣，此刻心里明晰得如同一面铜镜似的：中国连一个小日本都打不赢，还能跟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俄国这些联合起来的西洋强国交手吗?战争的结局只能是一种后果：中国大败惨败，很有可能被列国瓜分，甚至立刻亡国。

想到这里，七十七岁的李鸿章一阵晕眩，倒在松软的沙发躺椅上，昏昏沉沉中，他仍在思考着这件大事，面前摆着三种选择：一是奉命，二是置之不理，三是明确表示不执行，并告诉其他督抚也不要执行。

奉命是忠于朝廷，但明摆着的是祸乱国家。在官场混了五十多年、历经道咸同光四朝的这位老政客，也知道给国家带来祸乱的人，到头来终究也会给自己及家人带来大祸，无论是为国着想，还是为家着想，都不能奉这个命。置之不理，固然不失为一种良法，但敢于任事、热中出头的性格及二十多年的疆臣领袖的地位，使得李鸿章不选择这个做法。他想回电盛宣怀，叫盛宣怀把电文压一压，观一观中外形势再说。但是，这是诏书，盛宣怀哪敢扣压不发呢?得有一个说法。李鸿章思索良久，终于从稗官野史中得到灵感：不承认这是两宫发出的诏书，而是别有用心的人盗用两宫的名义制造的乱命。每当时局混乱之时，常有乱命趁机而出，辨别真伪，区别对待，是危乱之际为臣子的本分。何以辨别呢?这只能从朝廷一贯的宗旨与此次诏书的内容相对比来区分。朝廷一贯与各国友善，而诏书与这一宗旨完全背道而驰，一纸诏书与无数道上谕相较，只能怀疑这一次！

当然，李鸿章知道，从变法以来直到各国拒绝出席大阿哥的加封典礼，太后对洋人的恼怒有增无减，诏书恰是这种仇恨心理的总爆发，自然不会是乱命，但现在只能将它以乱命视之，方可免去日后违旨的究诘。李鸿章将这个想法通过电报发给盛宣怀，老练的大官商盛宣怀对此心领神会。

武昌电报分局总办赵茂昌接到这份特急电报后，星夜赶到督署，亲自交给张之洞。其实，张之洞昨天便已经知道了京师所发生的重大变故，他的消息来源于英国驻汉口的领事馆。

昨天上午，英国驻汉口领事馆代理总领事法磊斯，在江汉关税务司英国人何文德的陪同下，紧急拜会张之洞。张之洞在督署接待他们，辜鸿铭在一旁充当翻译。

身材修长、仪表整洁、极具英国绅士派头的法磊斯坐定后。开门见山地说道：“总督先生，我告诉您一个不幸的消息：贵国政府已向西方各国宣战，由甘肃提督董福祥率领的军队和乱民正在向东交民巷各国使馆开火，这是一起极其严重的事件，不知总督先生知不知道?”

通过辜鸿铭的翻译后，张之洞对英国总领事的这番话惊讶不已。他第一个感觉是：政府向各国宣战，这样的事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这段时期拳民涌入京师，局势动荡，很有可能是那些拳民在围攻各国使馆，他们也有可能打着朝廷的旗号在胡作非为。

“总领事先生，您所说的这件事我不知道。我国政府一向与各国友好，不会向各国宣战的，这或许是乱民的破坏，与政府无关。请问总领事先生，您的这个消息从哪儿得来的?”

法磊斯冷笑了一声说：“总督先生，北京附近的电线均已被拆毁，您的信息不灵是可以理解的。我的消息来源于鄙国政府外交部，鄙国政府外交部的消息则是直接来源于驻北京的公使馆。这是千真万确的，您不要有任何怀疑。”

张之洞从法磊斯的神态中已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这样大的事情，英国领事馆没有必要造谣，何况由总领事亲自过江来通知，按照洋人的规矩，这是代表他的国家的行为，看来真有其事了。但作为湖广总督，张之洞只能以朝廷的谕旨为准，是不可能也不应该以外国人的话为根据的。

他也报之以微微一笑，说：“即便京师附近的电线被毁，也有别的办法传递消息，我将等待着朝廷的谕旨。”

法磊斯平静地说：“过不了两天，您一定会得到准确消息的。我今天过江来拜会您，是想跟您商量一件事。”

张之洞缓慢地抚摸着胸前的花白长须，口气和缓地说：“有什么事情，请说吧！”

“我奉敝国政府外交部的命令，特为告诉您，如果长江流域发生类似北京的事情，总督先生有无力量可以制服动乱，保证地方安静，从而使敝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不受损害。”

张之洞立刻回答：“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总领事先生，万一在湖北境内出现动荡，我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保境安民，总领事先生不必担心。”

法磊斯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神态，说：“我很高兴地听到总督先生这句话，但还想告诉总督先生，贵国的乱民一旦肇事，局面就很严重，您的军队不一定够用。为了贵国的百姓，也为了敝国在长江流域的商务，到时我们愿意出动包括军舰在内的军事援助。”

借用洋人的军事力量来平息中国的内乱，这是当年曾国藩、胡林翼等人所不愿为的事，作为一个富有阅历的统兵大员，张之洞深知曾、胡等人的用心良苦：因为它不但将要受到“汉奸”之讥，而且对于获胜之后的外国军队的无穷诛索，也将会穷于应付而烦恼不已。

张之洞委婉而坚决地拒绝：“贵国的好意，鄙人深表感谢。保境安民，是鄙人的第一职守，湖广的军事力量足以应付境内的一切乱子，不管遇到什么情况，绝对不会需要贵国的军事援助。请总领事先生明确告诉贵国政府，军事援助一事，不要再提起。”

张之洞的这种强硬态度，颇出法磊斯的意外。法磊斯来中国已五六年了，与不少中国高级官员打过交道，没有哪个官员在他的面前不是逢迎献媚、卑躬屈膝的，对于他的主动提出的援助，这样明确予以拒绝的还是第一次遇到。法磊斯在一阵失望之后，禁不住从心里冒出几分敬意来。“总督先生，我知道湖北

的军饷已欠三个月了，如果军舰这样明显的军械援助，会引起贵国民众误会的话，我可以改变方式：借款给你们发饷。我手中现有一笔七万五千英镑的现金，可以拿出来，先借给你们发军饷。我们没有别的目的，只是希望湖北军心能够安定，到时能全副心思平乱保境。”

张之洞借过不少洋款，有的利息还很高，但那是为了办洋务。眼下这笔相当于五十万两银子的英镑，对于稳定军心很有作用，因为确乎如法磊斯所说的，湖北绿营的军队有三四个月没有发饷了。兵士得不到饷，就容易滋事，也不愿听调动，一旦有事，就不能得心应手。这五十万银子的确很重要，就算借洋款发饷，也不是不可以的，不过目前的情况非比一般，暂不松口为好。

“总领事先生，贵国政府的诚意，我很高兴地领受。我们的军饷虽有欠缺，但军心还不至于涣散，鄙人作为制军，尚可调遣。以鄙人看来，目前的迹象还看不出有很严重的事态出现。假若发生了意外的事，而我们又需要贵国政府的帮助的话，我们会求援的。比如说银钱，到时我们也可能向贵国政府借。当然，我们会遵照平时借款的旧例，照章付息。”

法磊斯说：“总督先生的态度，我本人能给以充分的体谅。英国在贵国长江流域的商务活动已有三四十年的历史，这些商务活动，不但替敝国的商人谋取了利益，也同时为贵国带来福祉。正常的商务活动是互利的。我国政府切盼，长江流域的商务活动不因北方的混乱而受影响，更不希望南方发生北方一样的混乱，造成贵我双方的不利。”

张之洞说：“我很赞赏总领事先生刚才说的这句话，正常的商务活动是买卖双方互利的。我本人多年来一直主张与世界各国进行正常的、乎等的、互利的商业往来。贵国在长江流域的正常商务活动，鄙人将与两江总督刘坤一制台一道维护。请总领事先生放心，湖广不会发生大规模骚乱。北方的骚乱是因为疏于控扼的缘故。倘若有一两个得力的大臣，在几个月前，拳民刚刚蠢动时就加以镇压，乱子就闹不起来了。”

法磊斯满意地告辞而去。

不料，今天就收到由盛宣怀发来的宣战诏书！张之洞气得将电文狠狠地一甩：“荣禄、刚毅误国！今日世界，能有一个中国向西方七八个大国同时宣战而取胜的道理吗?他们连这点都不懂，真昏聩糊涂到了极点。怂恿两宫犯此大错，罪该万死不赦。”

转脸对赵茂昌说：“你赶快回电报局，有什么情况立即向我禀报。”

又对一旁侍候的巡捕说：“你去通知幕友房，下午在鹤舞轩聚会，有重要事情相商。”

吃过中饭后，督署东花园的前后几个门都被卫兵把守着，不准任何闲杂人员进来。盛夏的武昌城已是暑气弥漫，但鹤舞轩四周树木繁茂，并不太热。梁鼎芬、辜鸿铭、徐建寅、陈念扔、梁敦彦、陈衍等人面色凝重地聆听张之洞在宣读电文后的讲话：“朝廷向各国宣战，鄙人以为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但遵旨奉命，又是鄙人的本职，鄙人正面对着进退皆难的境地。各位先生有何良策，可以援我出困境。”

众皆面面相觑，脑子里则都在紧张地思索着良策。这良策也真不容易出来。

一向口无遮挡的辜鸿铭首先开了腔：“洋人不是好东西，打着做生意和传教的名义到我们中国来欺蒙拐骗，还要用暴力强迫官吏和老百姓听他的。依我看，皇太后泣血太庙，慷慨誓师，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是对的。我辜某人赞成。”

总督明白表示不赞成，这位辜汤生偏要唱反调，他意欲何为?众幕友都瞪大眼睛，惊诧地看着他。张之洞的眼神也甚是疑惑。

“义和团也不是东西。我听一个在直隶做官的朋友告诉我，说义和团的人装神弄鬼，弄来的神仙全是戏台上的人物，什么刀枪不入，全是骗人的鬼话。还有什么大师兄、二师兄，全是绿林中的土匪头。最可笑的，还弄来一批女人，叫什么红灯罩、青灯罩，据说都是从窑子里拉出来的婊子。”

这句话引来一片嬉笑声，辜鸿铭很得意。他平日说话，有一半的目的是想唤取听者的惊叹诧异；如果听者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他就会感到失望，觉得很没趣。故而他说话时常走极端，爱夸张，标新立异，与众不同，又很会使用一些极有趣味的比喻和逗人的笑料。这一切手段，无非都是引起听者的格外注意，就像茶馆里说书人似的。然而听者在去掉这些色彩和包装后再去细嚼他的话，也并不是全无道理的，故大家喜欢听他讲话。张之洞尤其喜欢听他讲话，除开这种吊人胃口的艺术外，更重要的是他敢讲真话，这在众幕友中更是少有。

“所以，就我看来，洋人该打，但不能由义和团去打。义和团肯定打不过洋人，结果还是我们中国吃亏。但北京已打起来了，我们没办法劝止，我们守住湖广两省，就算尽职了。对于这个诏书，可以学宫中的办法：淹了。”

将上谕比之于奏折，将督署比之于朝廷，这是何等的荒唐狂谬不伦不类！此话倘若出自别人的口中，必定会大遭斥责，但出自辜鸿铭的口中，仿佛很自然似的。众人又一阵嬉笑，明白了他的意思：我们办我们的事，不去理会这道诏书，也不给朝廷以可或否的回复。

梁鼎芬说：“我完全拥护香帅的话，向各国宣战绝对是一个错误的决定。香帅不能回电表示执行，而是应该致电军机处，请朝廷尽早停止攻打各国使馆的军事活动。但这个电文不能由香帅具衔，而是由我们署名。”

梁敦彦说：“节庵这个主意好，我愿意列名。我们这些人，数节庵官位最高，就请节庵领衔吧！”

梁鼎芬忙说：“领衔不敢，领衔不敢，我忝列其末吧！”

张之洞笑了笑说：“由湖北督署幕府发出的电文，能避得开我张之洞吗?与其躲在幕后，不如站在台前，还可落得个好汉做事好汉当的美名。这个电文我看不必发。”

二梁见张之洞不同意，遂不再坚持。

陈念扔摸着下巴想了半天后说：“这是很重大的事情，我想湖广不必急于表态，眼下要做的事是加强与京师的联系，多多了解这两天来交战的情况。据我所知，各国在中国可使用的军事人员近三万人，但分散各地，一时不便于集中，估计要半个月二十天的时间才能齐聚。倘若这三万人聚在一起开往北京，即便是三十万义和团也不是敌手。但使馆区的军事人员不多，也可能在三五天、七八天内就会把使馆全部毁尽。如果这种局面出现，那中国就与西方列强结下了血海深仇。这场战争如何结局，真令人难以想像，说不定我们在湖北办的一切洋务，我们徐图自强的所有努力，都将付之东流。”

张之洞说：“念扔说得太悲观了。不过真要那样，中国的确是损失太大，仗既然已开，劝止也大概劝不了，现在只是想办法尽量减少损失，就是上策。”

陈衍一直没有开腔，张之洞望着他说：“石遗先生，说说你的看法。”

陈衍摸了摸下巴上的几根稀疏的胡须，慢慢悠悠地说着福建腔的官话：“古人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又说，乱命不可从。这两句话都说，有时来自朝廷的命令，可以不必服从。一是不合时势的君命不服从，一是危乱之际，有挟持君王而下的命令或违背君王一贯意旨的命令，不服从，眼下京师局势危急，义和团控制朝廷，难保这种对洋人宣战的诏书不是他们伪造的乱命。”

“乱命”，陈衍的这两个字引起了在座所有幕友的高度注意，他们都在心里说：为什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

张之洞也被陈衍提醒：太后、皇上一贯主张与洋人友好，怎么突然会宣起战来呢?

义和团挟持朝廷，以朝廷名义来于他们想做的事，这不是不可能的呀！他带着鼓励的口气说：“石遗先生，你说下去！”

“我们可以不执行这道未经核实的诏书，我们还是按过去朝廷一贯的宗旨去办，即在湖广地区维持与洋人的友善关系。昨天英国驻汉口总领事亲自过江来拜会张大人，表明英国政府急于保证他们在湖北的利益。英国是这样，美国、德国、法国也一定是这样，而我们也需要湖北地方的安宁，不愿看到湖北尤其是武汉三镇出现类似直隶和京师的混乱。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和各国利益一致的。我建议，由张大人向各国明确表示，湖北只有会匪，无义民，本总督负有保障湖广安宁的职责，倘若有人效法义和团的行动，在湖广一带闹乱子的话，本总督将严惩不贷。如此，既安洋人之心，又安百姓之心。至于这个宣战诏书，要严密封锁，不能向下面泄露半点，以免给湖广一带的会党流氓、江湖浪民、市井无赖以骚乱的借口。”

“湖北只有会匪无义民”，这句话说得好极了，它斩钉截铁般断绝湖北一切乱民与北京拳民的联系。凡闹乱子的都是会匪，就将按惩办会匪之例严惩不贷；至于将朝廷诏书严加封锁以免被人利用，则更是当务之急。

张之洞想：看来这陈衍不只诗做得好，还真有能吏之才。他望着这位瘦瘦精精的矮个子福建人，露出了满意的微笑，说：“石遗先生的这几句话说到了点子上。湖广应有湖广的做法，不能盲从…”

“大人，上海电报局又来了紧急电报。”

张之洞正说着，赵茂昌急急忙忙地闯了进来，递上一封刚收到的特急电报。张之洞忙拆开看，鹤舞轩里的所有幕友也都紧张地望着总督那张瘦削而严峻的长马脸。

“盛宣怀来电说，他建议东南诸省与当地洋人各自订立互相保护的条约，即中国境内的安宁，中国自保，洋人在当地的一切设施，洋人自保，双方各不干涉，也不允许其他人侵犯。盛京堂说，此建议已得到两广李少荃、两江刘岘庄、上海道余联沅的同意，问湖广同不同意。若同意，则派人赴上海与各国驻沪领事馆会商。”

张之洞的话刚说完，梁敦彦就说：“我看盛宣怀这个电文的意思与刚才石遗先生说的主旨很接近，即不接受宣战诏书，各省自行自己的一套，只是讲得更明白了些，华洋双方各管各的。”

梁鼎芬说：“这个主意好是好，就是让人听起来像是各省与朝廷分开，有点闹独立的味道，怕授人以把柄。”

陈念扔说：“这事若在美国，完全不算一回事。美国本就是联邦制，各州有自己的独立性，但在我们中国，的确有点犯忌。”

辜鸿铭说：“朝廷把事情办砸了，不能保护地方，各省自保有什么不对?”

陈衍说：“盛宣怀的建议与我的想法很接近，但东南各省互保，也确有独立之嫌。我想，为避此嫌，必须在互保时得先声明，我们是忠于朝廷，是完全拥戴太后、皇上的，这是危急时候不得已的做法。”

张之洞握着长须，仔细地听着各位幕友的发言。蓦地，他甩开长须，铁青着脸说：“蝮蛇螫手，壮士断腕，断腕是为了保护整个躯体。眼下直隶已乱，京师开仗，后果已不堪预料，倘若保得东南数省的安宁，直隶和京师即便陷入洋人之手，中国仍还有希望；若是东南跟着北方一齐乱，一齐陷于洋人之手，那中国就将再无光复之日。我身为国家大臣，自应为整个国家着想，是非曲直，自有公论，一时的指责，也顾它不得了。李少荃、刘岘庄都同意，我张某人的见识难道还不如他们！我现在即委派辜汤生、陈石遗两位代表我前去上海，与盛宣怀、余联沅一起去和洋人商谈，共同订下互保条约。”

陈衍很不喜欢辜鸿铭的性格，怕他坏事，希望张之洞行前管束一下，便说：“香帅信任我，我自然会竭尽全力，不辱使命。汤生去当然必要，他懂洋话，可作翻译。但汤生嘴无遮拦，又爱骂人，洋人也好，中国人也好，逮住谁骂谁，我有点担心。”

大家都笑了起来。辜鸿铭生怕张之洞听了陈衍的话，不派他去，让他失去一个大出风头的绝好机会，便说：“我这次去上海注意一下，不骂人好了。”

“不，”张之洞正色道，“你此番去上海，该骂的，还是照骂不误，尤其对洋人不要讲客气，就像你刚才那样，先骂洋人不是东西，再骂义和团不是东西。我看就这样骂，最好。”

众皆愕然，辜鸿铭也觉得有点意外。

张之洞继续说：“骂洋人，是叫他们不要翘尾巴，他们所作所为是有许多该骂的地方，骂骂有什么不对?你就放肆骂，见英国人用英语骂，见法国人用法语骂，骂他们一个狗血淋头，表示我们一不怕他，二不依附他，骂完后再和和气气地与他们签条约。义和团更要骂。他们是邪教，是乱民，给国家和百姓带来灾难。骂他们，表明我们和朝廷那些昏聩大员不是一流人，我们有自己的头脑。陈石遗，你放心好啦，辜汤生和你一起去，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这一番话，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辜鸿铭更是喜得搔首弄姿，得意洋洋。

第二天，辜鸿铭、陈衍奉命坐小火轮离开武昌去上海。到了上海后，他们和刘坤一的幕友及上海道道员余联沅等，在盛宣怀的周旋下，和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西方主要大国驻沪领事一道签署了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东南互保条约。后来，李鸿章、袁世凯及闽浙总督许宝骙也在这个条约上签了字。东南互保从两江、湖广扩大到两广、山东、浙江、福建，联成一个广阔的区域。东南互保条约，保障了东南半壁河山在北方骚乱时的安堵，却也给晚清政局的分裂埋下了一根伏线。十一年后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纷纷宣布独立，便是步它的后尘，终于导致大清帝国转眼间即土崩瓦解。

就在东南互保条约签订的日子里，一个重大的武装暴动计划也正在长江流域一带酝酿着，湖广总督面临着一场空前未有的生死较量。

三　两湖书院毕业的自立军首领唐才常劝张之洞宣布湖广独立

戊戌年春天，在湖南长沙大办时务学堂的，除谭嗣同、梁启超、熊希龄等人外，还有一个重要人物，他的名字叫唐才常。唐才常比谭嗣同小两岁，不但是同乡，更是志趣、性格相投的刎颈之交。唐才常出身书香门第，本人亦是秀才。光绪二十年至二十二年，他在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读书两年，是书院有名的高材生。他同时又兼习武术，并与长江流域的会党广有交往，和谭嗣同一样是一个文武双全的热血青年。

说起长江流域的会党，要追溯到四十余年前的老湘军头上。当年老湘军的霆字营统领为鲍超，鲍超是四川奉节人，他的霆字营中有许多四川人。四川有个影响很大的会党名叫哥老会，四川籍的湘军把哥老会带进霆字营。入哥老会的人互相之间特别亲密，平时有福共享，打仗时有难共当，最受丘八所喜欢。很快，哥老会便发展到湘军各营各哨。江宁打下后，湘军十成裁了九成，这些被裁撤的湘军一部分回到老家，也有一部分不愿回家，流落在沿长江两岸的江苏、安徽、江西、湖北等省内，他们靠着哥老会的组织形式存活下来，并不断发展会众，最多时曾达十多万人。因为哥老会势力强大，地方官绅无不畏惧退让三分，因而使得其他会党，如三合会、天地会、大刀会、红教会、白莲教及拜上帝会余党也跟着在长江流域活动起来，加上这些人在内，光绪年间长江两岸共有二十余万会党在山林江湖中活跃，成为当时中国黑社会势力最强大的一个区域。湖南的平江、浏阳、醴陵一带自古尚武之风盛行，谭家是浏阳显宦，唐家则是浏阳名儒，各种势力都愿意与他们接近，谭、唐二位本是傥倜不羁的脱俗之才，便凭借这些关系与湖南乃至长江中下游诸省的会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

谭嗣同在法华寺会见袁世凯的第二天，鉴于时局的危急和对袁世凯的不太放心，便向居住长沙的唐才常发出一封密电，叫他迅速与两湖会党取得联系，并立即北上赶到京师，共襄大业。唐才常接到电报后，火速与湖南的几位会党首领取得了联系，又星夜赶赴汉口，欲与湖北首领商议。就在这时，噩耗传来，谭嗣同等六君子为中国的维新变法英勇献身。同时，他在狱中的题壁诗也传了出来：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世人纷纷猜测，“两昆仑”指的是谁?只有唐才常心里清楚，这肝胆相照的两昆仑正是谭嗣同和他两人。眼下好友去了，自己留存，留存者只有秉承遗志，继续奋斗，才能不负去者的最高托付和期待。唐才常含着巨大的悲愤，为好友写下了一副传诵极广的挽联：

与我公别几时许，忽警电飞来，忍不携二十年刎颈交同赴泉台，漫嬴将去楚孤臣，箫声呜咽；

近至尊刚十余日，被群阴构死，甘永抛四百兆为奴种长埋地狱，只留得扶桑三杰，剑气摩空。

他本欲赴京为谭嗣同收尸，后听得浏阳会馆的长班刘凤池已负主人遗骸，正在南归途中，便回家稍作料理后急赴上海，筹商新的行动。

唐才常在上海停留几天后，辗转香港、新加坡、日本等地，联络海内志士，共同匡救时局。在日本期间，他拜会了亡命此地的康有为、梁启超，又结识了主张以革命手段推翻满清建立共和的兴中会领袖孙中山。两派都主张武装起事，康有为的目的是勤王，推翻慈禧复辟光绪，孙中山的目的是革命，驱逐鞑虏，恢复中华。

去年十一月，唐才常带着康有为所筹集的三万银元及与保皇、革命两派都关系甚深的热血志士傅慈祥、林奎、沈荩、毕永年、秦力山等先后回国。不久，慈禧立溥隽为大阿哥，上海电报分局总办经元善联络一千二百多人联名上书，反对废立，要求光绪帝力疾临御，勿存退位之思，唐才常、沈荩等人都列名其中。

唐才常从这一行动中看出了光绪在全国的声望，“勤王”的决心更加坚定。他在上海发起成立正气会，用以联络同志，共图大举。为更好地联系江湖会党，两个月后，唐才常又在上海成立自立会。

自立会的形式与哥老会、天地会等差不多。开山堂，发票布，山名富有山，票号富有票，上设正副龙头，下有内外八堂，拜香堂、喝鸡血酒。康有为、唐才常列名副龙头大爷，梁启超、林奎、毕永年、秦力山列名总堂大爷。就这样，他们将长江流域一带的二十余万会党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自立会既受康、梁领导，又遥戴孙中山。

北京义和团攻打使馆的事件出现，全国人心浮动，唐才常和在海外的康、梁、孙都认为是个可以利用的大好时机。唐才常遂以挽救时局、保种保国为辞，在上海张园召开国会，选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又设总部于上海，分部于汉口。

与此同时，林奎、傅慈祥在汉口筹建起义的军队。将军队定名为自立军，集兵二万，分七军四十营，另以会党十万作为后备和应援力量。这七军即中、前、后、左、右、新军、先锋营各军。中军的主力为湖北新军驻汉标营的士兵及中下级军官。前军设在安徽大通，后军设在安徽安庆，左军设在湖南常德，右军设在湖北新堤，新军及先锋营设在武汉。中军统领为林奎、傅慈祥，新军及先锋营的统领为唐才常。自立军定于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十五日中元节起事。

这时，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与西洋各国及日本签订《中外互保条约》的消息传了出来，海外的康、梁、孙与国内的唐才常等人都于此看出了一个微妙的动向：李、刘、张三督与朝廷的态度有所不同，倘若能说动他们独立于朝廷的话，则既可以免去兵戈之灾，又可利用他们的威望影响全国，无论是对眼下的勤王，还是对今后的变专制为共和都大有好处。这些熟谙日本历史的志士，都知道当年明治天皇就是靠着强有力的萨摩藩镇和长州藩镇的策划，才实现王政复古和倒幕维新的。光绪就好比明治，李、刘、张就好比萨摩和长州。由李、刘、张来策划实施，一切就会顺利得多。年轻的救国志士们都认为此种设想值得一试。

恰好此时李鸿章在香港，孙中山请英国驻香港总督卜力代为进行。卜力通过翻译和李鸿章谈了一个上午的话，李听的多，说的少，对于“两广独立”这个重大的问题，他不表态。直到会谈结束，卜力也没弄清楚这个资格最老名望最高的总督，对此究竟是同意还是不同意。卜力耸了耸肩膀，对与中国大员的谈话之艰难深感无奈。卜力做过多年的香港总督，时常与中国官员打交道。这种交道给他的愉快感极少。他似乎看到在他与中国官员之间隔着一道看不见摸不着、但又分明存在着的厚墙深沟，彼此之间很难沟通。后来他才悟到，这是两种文化的差异，他本人无法越过。他将与李鸿章的会晤告诉孙中山。孙中山高兴地说：“晤谈是成功的，请你过几天再去见见他。”

谁知两天后李鸿章便接到恢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任命，当卜力再次与他会面旧事重提时，李一口拒绝了。“两广独立”的努力算是白费了。

游说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是后来做了新军第六镇统制的年轻留日士官生吴禄贞。吴禄贞通过一个在自强军中做中级军官的朋友引导，在总督衙门里拜会了刘坤一。

吴禄贞是个直炮筒，不喜欢转弯抹角，话没说几句就提到了。两江独立”的话来。刘坤一听到这话，脸色陡然一变：“你是想走当年王闽运劝曾国藩的路吗?这条路在我刘某人这里一样的走不通！”

在湘军战功鼎盛的时候，年轻的书生王闿运曾劝曾国藩蓄势自立，遭到曾国藩的拒绝。作为一个性情刚烈的军人，吴禄贞受不了刘坤一的这种奚落，一气之下二话没说，就走出总督衙门，心里狠狠骂道：“真是个老废物，还摆谱哩，等我们起义成功后，你向我投诚，我都不收留！”

自立军的分部设在汉口，张之洞自然是自立军首领密切关注的重要人物。中军统领林奎采取江湖通常手段，选派四名武功高强的侠客在湖广总督衙门旁边游弋，试图寻找一个机会下手，劫持张之洞。因为北方局势紧张，武昌各衙门已接到不少湖北地方乱民蠢蠢欲动的报讯，督署及省垣三大宪等衙门都大大加强了戒备，亲兵营为督署增加两个哨的兵力，日夜值班，不敢有丝毫懈怠。四名侠客在衙门四周游弋半个月，有几次甚至登上张之洞居住的后院上房屋顶，但始终没有找到一个可以下手的机会。康有为得知这一情况后来电制止。这时唐才常也从上海赶到汉口，在紧靠英租界的宝顺里住下。宝顺里的房主李宝田在英国人办的宝顺洋行当买办，以他的名义在宝顺里购的六栋房屋，其实是宝顺洋行的产业，受英国租界的保护。中国官府未经英国领事馆同意，不能进入宝顺里。因为有这层保护，唐才常住在这里，并将自立军总部机关也设于此。

否定劫持方案后，唐才常和傅慈祥决定光明正大地进督署游说张之洞。这是因为唐才常和傅慈祥都有一个很好利用的身分一一两湖书院的肄业学生，而张之洞则是以总督、创办者的身分一直兼任两湖书院的名誉山长的。

正是武汉三镇又成火炉的日子里，午后，唐才常和傅慈祥两人各穿一件薄竹布长衫，来到位于汉阳门码头附近的湖广总督大门口，对门房说：“我们两个是两湖书院的肄业学生，得官费派往日本留学，现学成回来，特为拜谒恩师张大人，请代为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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