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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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武媚对此满怀自信，她相信天子李治对她的爱超过了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女人，这一点她完全可以从李治的眼睛中看出来。

可是，有一点武媚却不得不承认，尽管她拥有天子之爱，可如今的她却没有丝毫名分，甚至比十三年前初入宫的时候还不如。当时的她至少是一个五品才人，可眼下的她只是王皇后身边一个小小的侍女。

从这个意义上说，她目前的起点甚至比过去的还低。

所以，武媚知道自己必须把所有的锋芒都深深敛藏。

换言之，她必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谦恭、更加谨慎、更加韬光养晦、更加低调做人。而最重要的是——她必须对王皇后百依百顺，把她伺候得舒舒服服，从而取得她的绝对信任。（《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武氏巧慧，多权数，初入宫，卑辞屈体以事后。”）

有人说，所谓百依百顺，就是在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在未完成前，所表现出的不同寻常的耐心。

此时的武媚正是这么做的。

因为她知道，只有这样，最终才能将王皇后取而代之。

平心而论，王皇后其实是一个不幸的女人。

虽然她出身名门、天生丽质，而且贵为皇后、母仪天下，看上去似乎拥有一个女人所能拥有的一切，可实际上她的幸福指数很低，甚至不如一个普通的民间妇女。

因为她始终得不到丈夫的爱。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不幸的呢？

从成为晋王妃的那一天起，到后来成为太子妃，再到今天贵为皇后，这么多年过去了，她把一个女人生命中最美丽、最宝贵的时光都给了今上李治，可她换来的却是十年如一日的忽视和冷落。

她的身份一天比一天尊贵，可她的失落感也一天比一天更深。

在人前她风光十足，在人后她形同弃妇。

在她的记忆中，天子与她同床共寝的次数简直屈指可数，所以这么多年过去了，她的肚子始终平坦如初、空空如也——连爱情都没有，遑论爱情的结晶？

既没有天子之爱，又没有自己的子嗣，这对于一个皇后来说无疑是一种莫大的讽刺，同时更是一种莫大的危机。

而在王皇后看来，自己的处境之所以如此不堪，罪魁祸首就是那个萧淑妃！

这个姓萧的女人似乎命中注定是她的天敌。

无论出身门第，还是容貌才学，这个萧淑妃都与王皇后旗鼓相当。王皇后出身于北方望族——太原王氏；而萧淑妃则出身于南朝世族——兰陵萧氏，系出梁昭明太子一支，是后梁帝室的后裔，家族中出了前隋的萧皇后，还有大唐的开国功臣萧瑀，因此，其家世背景和才学修养丝毫不比王皇后逊色。

此外，早从东宫时代起，萧氏的地位就总是紧挨着王氏。王氏册封为太子妃时，萧氏的身份是萧良娣（东宫嫔御之职）；王氏晋封为皇后之后，萧氏就紧跟着晋位为淑妃（仅次于皇后的一品妃，员额四人：贵妃、淑妃、德妃、贤妃）。

而最让王皇后妒火中烧的是，萧淑妃似乎从一开始就占据了天子李治全部的爱，所以短短几年间就生下了一子两女——贞观二十年生雍王李素节，稍后生义阳公主，贞观二十三年又生宣城公主。

眼看着这个女人在天子的深耕细作下硕果累累，而自家的田地则是一片荒芜、颗粒无收，王皇后几欲抓狂，同时也感到了强烈的不安。

都说母以子贵，有了这一子二女，萧淑妃不仅后半生的荣华富贵有了保障，而且具备了跟王皇后叫板的资格。换言之，距皇后宝座仅一步之遥的萧淑妃随时有可能一步跨过来，把王皇后取而代之！

幸好打了武媚这张牌，让王皇后颇感自得和欣慰的是，武媚果然没有辜负她的期望。她一入宫就牢牢锁定了天子的欢心，使得萧淑妃所获的宠爱急剧衰减。此外，武媚又聪明乖巧、善解人意，所言所行总是让王皇后感到称心如意。为此，王皇后屡屡在天子面前替武媚说好话，希望进一步帮她提升地位，以便把萧淑妃彻底整垮。

在王皇后这个“贵人”的一再荫庇和帮助下，武媚终于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一次辉煌——大约在永徽三年（公元652年）七月左右，她被立为二品的昭仪，位列九嫔之首，地位仅次于皇后和四妃。

真是双喜临门，在立为昭仪的数月之后，武媚又生下了长子李弘。天子李治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对武媚的宠爱更是有增无减。相形之下，那个曾经垄断了天子之爱的萧淑妃，其命运则是一落千丈，几乎已被天子遗忘。

当初王皇后曾经品尝过的所有痛苦、失落和嫉妒，而今萧淑妃也不得不一一体验。每当看见萧淑妃日渐憔悴的面容和日渐黯淡的目光，王皇后的心里总是一片阳光灿烂。

可王皇后也知道，虽然萧淑妃已经无力对她构成威胁，但她必须防患于未然。天知道，在这美女如云的后宫中，会不会哪一天又冒出一个蛊惑天子的狐狸精，成为萧淑妃第二呢？所以，她必须做一件事情，才能确保自己的皇后之位和整个后半生的荣华富贵。

王皇后要做的事就是——把皇长子陈王李忠认做义子，再把他扶上太子之位。

其实这个主意不是王皇后自己想的，而是她舅舅柳奭（侍）帮她出的。

柳奭时任朝廷的中书令，位高权重，可他却时常感到忧惧。因为外甥女虽然贵为皇后，但一来得不到天子之宠，二来又没有自己的子嗣，这样的处境使她随时面临被废的危险。而万一她哪一天真的被废了，柳奭的仕途也就到头了。因此，出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考虑，柳奭便一直暗中帮王皇后策划立嗣之事。

而柳奭之所以把立嗣的对象锁定为陈王李忠，原因有二：其一，他是高宗的长子，具有储君的资格。其二，陈王李忠虽是长子，但却是庶出，生母刘氏只是一个卑微的宫女，所以他需要一座坚实的靠山，而王皇后正是这样一座靠山。一旦被皇后收为义子，陈王李忠就不仅是长子，同时是嫡出，自然就是储君的不二人选。

因此，王皇后和李忠都需要对方——一个需要子嗣才能保住皇后之位，一个需要名分才能入主东宫，二者可谓“合则双美，离则两伤”。

为了圆满达成这种双赢之局，柳奭在朝中积极活动，联络了与他交情甚深的宰辅重臣长孙无忌等人，屡屡上表，劝请天子立陈王李忠为储君。高宗李治起初并不同意，可是迫于一帮宰相的压力，最后不得不点头。于是，就在永徽三年（公元652年）七月，差不多与武媚立为昭仪同时，陈王李忠被正式册立为皇太子，王皇后终于如愿以偿。

那些日子，诸事顺遂的王皇后终于有了一种扬眉吐气、否极泰来之感。

情敌萧淑妃失宠了，义子李忠也入主东宫了，她生命中的阴霾已经一扫而光，再也不需要像从前那样担忧和恐惧了。

然而，事情并没有像王皇后想象的这么简单。

因为，老对手萧淑妃虽然倒下了，可更为强势的新对手却以一种异乎寻常的速度崛起了。

这个新对手，就是天子李治的旧爱兼新欢——武昭仪。

王皇后绝对没有料到，这个被她从困境中拯救出来的女尼武媚，这个由她一手扶植起来的侍女武媚，居然在她刚刚取得胜利的一刻掉转枪口，摇身一变就成了她生命中最强大的敌人！

在王皇后完全没有防备的情况下，这个曾经温顺而乖巧的武媚，这个看上去丝毫不构成威胁的武媚，居然带着她的铁鞭、她的铁锤，还有她的匕首，迎面朝皇后的宝座走来，然后微笑着向皇后扔出一纸生死对决的宣战书。

猝不及防的王皇后来不及思考这一切，就被迫与她过去的敌人萧淑妃重新联手，硬着头皮匆匆投入了战斗。

【是谁杀死了小公主？】

永徽年间这场惊心动魄、震撼朝野的后宫之战最初是以情报战的方式打响的。

据说王皇后是一个不善于笼络人心的人，史书称她“性简重，不曲事上下”（《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也许是高贵的出身和显赫的地位造就了她清高倨傲的性格，抑或是人生道路过于顺畅，缺乏必要的历练，导致她的心机、谋略和手腕都相对不足，因此她虽然入宫多年，但从未在后宫中培植起一支真正属于自己的势力，也没有在天子左右安插自己的耳目和亲信。在这方面，她母亲魏国夫人柳氏和舅舅中书令柳奭，好像也和王皇后如出一辙，都让人有一种鼻孔朝天、高高在上的感觉，所以宫中的各色人等只好对这一家子敬而远之。

相形之下，武媚就要比他们高明许多。

从二度入宫的第一天起，武媚就知道，要想在这个地方站稳脚跟并且出人头地，仅仅依靠天子的宠爱是不够的，还必须拥有一个坚实宽广的群众基础。所以武媚再入宫门之后，就一直不遗余力地广结善缘，不管对方身份高低，只要是她认为有用的，就一定会刻意逢迎，与其建立良好的关系。到她被立为昭仪并且与王皇后的矛盾逐渐公开化之后，武媚更是加紧了笼络人心的步伐。尤其是那些被王皇后一家子轻视和冷落的人，武媚更是倾力结交。凡是天子赏赐给她的钱物，她总是一转手就送给了那些人，自己则不留分毫。（《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昭仪伺后所薄，必款结之，得赐予，尽以分遗。”）

武昭仪的平易近人和慷慨大方迅速赢得了宫中各色人等的心，她的人气指数直线飙升。凡是跟她打过交道的人，无不被她的人格魅力所深深吸引，因而都愿意为她效犬马之劳。而在这些人中，无疑有相当一部分是王皇后和萧淑妃身边的宦官和宫女。

短短几年间，武媚就成功地缔造了一张无孔不入的后宫情报网。从此，王皇后和萧淑妃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她的眼皮底下和掌握之中。武媚稳稳盘踞在这张网的中央，每天听取并收集着从各种渠道传递到她手中的情报，然后一一甄别，挑出对王皇后和萧淑妃不利的东西，第一时间就告到了天子那里。

与此同时，王皇后和萧淑妃当然也是使尽浑身解数，寻找一切可能的机会对武昭仪进行反击。

但是这种蜚短流长、捕风捉影的情报战，其效果似乎并不理想。因为天子李治对女人们在背后互相使绊子这一套好像不太感冒。他采取了装聋作哑、不闻不问的方式，不管双方说了多少对方的坏话，他一概不表态，让所有谗毁之言自来自去、自生自灭。

武媚很快就意识到这样的手段实在难以奏效，要想把对手彻底打垮，似乎应该另辟蹊径，寻找更为有效的办法。

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年初，武昭仪又给天子生下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公主。天子李治对这个漂亮的小公主钟爱有加，每天政务之余都会抽空过来看上一眼，抱上一抱。

当时王皇后与武昭仪的矛盾已经是人所共知的事实，而且谁都知道，不能生育的皇后对连生二胎的武昭仪恨之入骨，嫉妒得要发狂，就跟她当初嫉妒萧淑妃时一样。可是作为后宫之主，在得知武昭仪又产下一女之后，王皇后却不得不故作姿态，隔三差五总要来看望一下武昭仪和小公主，以表关心和慰问。

每次来“慰问”的时候，出于必要的礼貌，也出于女人的天性，王皇后总不免要抱起女婴逗弄一番，而武昭仪当然也要强作欢颜地陪在一边。

也许就是在这种时候，一个可怕的念头就不期而至地跃入了武媚的脑海。

这个念头是如此大胆和疯狂，以至于它乍一出现的时候，连武媚自己都禁不住倒吸了一口冷气。

可是，这个想法又是如此强烈而又如此可行，以至于它一旦出现，武媚就无力也无意把它从自己的脑海中驱逐出去。

终于有那么一个早晨，当王皇后照例来看望小公主，而且照例抱起来逗弄一番时，武媚便下意识地摒退左右，躲在纱帐后冷冷地看着这一幕。当王皇后放下女婴转身离去后，那个可怕的念头再次浮现，就像一道黑色的闪电一样不可抗拒地击中了武媚，让她不由自主地走向自己的女儿。

摇篮中的女儿正在熟睡，武媚看见襁褓中那张粉红的小脸在睡梦中露出了一丝甜美的笑靥，这无疑是人世间最纯洁、最无瑕的笑容。可武媚知道，片刻之后，这个笑容就将从世界上消失，从此只能凝固在自己的心底，成为生命中最温柔也最残酷的记忆。

武媚看见自己的手慢慢伸了出去，像一条冰冷的白蛇一样缓慢而坚定地游向女儿细嫩的脖颈，然后一下子锁住了她的咽喉。

女儿的四肢在挣扎，身体在抽搐。

武媚的灵魂在崩裂，内心在流血。

那一刻，整个世界仿佛都已经颠倒过来，武媚看见周遭的事物开始围绕着她飞快地旋转，旋转…

不知道过了多久，或许只是一刹那，一切就都恢复了原状。

女儿依然在熟睡，但已永远无法再醒来。

武媚面无表情地转身离开，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然而她分明看见自己灵魂深处的某个角落已经鲜血淋漓。她知道，这也许是她用尽一生都无法抹平的伤口。

这个故事的后半部分毫无悬念，一切都像已经写好的剧本一样，按照时间和逻辑顺序一幕一幕地上演。

天子散朝之后特意来看他的小公主，武昭仪跟往常一样面带笑容迎接天子。可当天子掀开温暖的锦衾，抱起的却是一具冰冷的尸体。极度震惊的天子向周围的人发出了暴怒的质问，而女儿的母亲武昭仪则猛然发出一声凄厉的哭喊，人们看见她身形摇晃、状若晕厥。

是谁杀了小公主？

负责伺候小公主的侍妾和宫女们在第一时间被叫到了天子面前。她们脸色煞白，手脚打战，在天子的厉声质问下，众人异口同声地说——刚刚只有皇后来过。

一切都明白了。

那一刻的天子咆哮如雷：皇后杀了我的女儿，皇后杀了我的女儿！

而武昭仪则在泪流满面的同时不停地对王皇后发出声讨和控诉——以一个善良无助的母亲的身份，对一个阴险冷酷的杀婴凶手，发出最强有力的声讨和控诉！

据说王皇后听到这个可怕的消息时惊讶得目瞪口呆，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会变成一个扼杀女婴的凶手，然而所有不利的证词和怀疑的目光都在同一时刻指向了她，令她百口莫辩、无以自解。满腹冤屈的王皇后很快就清醒过来了，她确信这是心狠手辣的武昭仪对她实施的一个苦肉计，可她却没有任何办法证明这一点。

而且她知道，就算她说出来也没有人会相信她。

因为人们宁可相信一个受到伤害的可怜的母亲，也不会相信一个被嫉妒之火烧坏了心肠的女人。

永徽五年的这桩女婴猝死案直到千百年后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按照相关正史的记载，人们普遍认为是武昭仪亲手扼死了自己的女儿，以此嫁祸于王皇后。然而后世史家却不断有人提出质疑，理由是“虎毒不食子”。许多人认为，尽管武曌在对付政敌的时候确实非常残忍，可是作为一个母亲，她怎么可能对自己的亲生女儿下此毒手呢？

论者从普遍人性与人之常情的角度提出质疑，应该说是不无道理的，但他们却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武曌从来就不是一个可以按世俗规范去衡量、可以用人之常情去揣度的人物。如果一般的道德规范可以束缚武曌，那她就绝不可能成为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女皇帝；如果世间的常情常理可以界定武曌，那她一生中大多数所作所为就通通变成不可理喻的了，又何止杀婴一事？

暂且不说武曌在后来漫长的一生中还有多少突破常规的作为，单纯从她早年的许多言行和经历来看，我们就不难看出她那非同寻常的人格特征，尤其是在她的人生遭遇瓶颈或者陷入困顿的时候，她的表现就更是迥异于常人。十四岁离家入宫的时候，她母亲杨氏哭得何其悲切，可她居然说出“见天子庸知非福”的话，那份镇定、乐观和自信，又岂是同龄人可以比拟？当年为了博得太宗的赏识和青睐，在驯马场上故作惊人之语，用想象中的铁鞭、铁锤和匕首“残杀”了太宗钟爱的狮子骢，其表现又是何等出格出位？在太宗的病榻之侧，居然敢和太子激情燃烧、共浴爱河，那份渴望改变命运的勇气和冒险精神，又岂是常人可以理解和想象的？

所以，当武曌在通往皇后宝座的道路上遭遇障碍的时候，当她发现女儿的牺牲足以成全她对于权力的野心和梦想的时候，她为什么就不能像从前屡屡做过的那样，再一次逾越人性的藩篱，再一次颠覆世俗的道德规范，毅然决然地扼住女儿的咽喉呢？

其实，对于那一刻的武曌而言，与其说她扼住的是女儿的咽喉，还不如说她扼住的是敌人的咽喉、是命运的咽喉！

当然，不论武曌如何决绝和无情，这件事对她造成的伤痛仍然是巨大而深远的。时隔十二年后，武曌还专门为女儿举办了一场异常隆重的迁葬仪式，葬礼规格用的是“卤簿鼓吹”的“亲王之制”，显然已经逾制。此外，她还把这个夭折的长女追封为“安定公主”，谥号为“思”。这个谥号不仅表达了她对女儿的绵长哀思，而且蕴藏着另一层更深的意味。

依照有唐一代的谥法，“追悔前过曰思”。于是我们就有理由问这样一个问题：在时过境迁的十几年后，还有什么样的“前过”值得母仪天下的武曌追悔不已呢？

答案是不言自明的。

这是武曌对长女的亏欠。

这是她用尽一生也弥补不了的亏欠。

也许日后武曌之所以对幼女太平公主百般溺爱，在此就可以找到某种隐秘而深远的原因——因为太平公主得到了双份的爱。

一份是她自己的，另一份属于那个在襁褓中便已夭亡的姐姐——安定公主。

事后来看，女婴暴卒事件无疑是永徽年间这场后宫之战最重要的转折点。因为高宗李治就是从这个时候起产生了废后之意，他对王皇后由冷淡变成了憎恨，而对武昭仪的宠爱和信任则与日俱增，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候。（《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后无以自解，而帝愈信爱，始有废后意。”）

就这样，王皇后与武昭仪之间原本势均力敌的对峙状态被彻底打破了。在双方力量的此消彼长中，武昭仪看见那张母仪天下的宝座已经在向她遥遥招手，而王皇后和萧淑妃则只能在午夜惊梦中频频看见厄运之神对她们发出一脸狞笑。

永徽五年上半年，也就是在女婴暴卒案发生后不久，朝廷又发生了两件意味深长的事情。有心人不难发现，这两件事的出现，恰足以证明王皇后与武昭仪之间的力量消长。

第一件事是在这一年三月，朝廷忽然以“褒赏功臣”的名义追赠了一批武德功臣的官爵。在这份以屈突通为首的十三人追赠名单中，武昭仪的亡父武士彟赫然在目，他被追赠的官职是并州都督。朝中的大臣们都知道，这件事显然是武昭仪在背后一手策划的，她撺掇天子追赠亡父，其目的无非是想提升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屈突通等另外十二人只不过是十二枚绿叶，为了陪衬武士彟这朵红花罢了。当然，能当一回这样的绿叶也是很荣幸的。

第二件事发生在六月，中书令柳奭忽然向皇帝提出辞呈，要求辞去宰相职务。皇帝很快就批准了，将他降为吏部尚书。这件事乍一看有些蹊跷，因为柳奭在宰相任内一直尽职尽责，从没听说有什么差错。可人们再一想就明白了，在女婴暴卒事件后，王皇后已经彻底丧失了天子的信任，随时有可能被废黜。出于唇亡齿寒的考虑，作为皇后母舅的柳奭主动离开相位，也算是急流勇退的明智之举吧。

永徽五年的年终岁末，一个瑞雪飘飘的午后，太尉长孙无忌的府邸上迎来了两位无比尊贵的客人。

他们是今上李治，还有他最宠爱的武昭仪。

人们看见天子身边的武昭仪容光焕发、神采飞扬，从步下车辇的那一刻起，她的脸上始终荡漾着一个灿烂而迷人的笑容。

尽管天子和武昭仪的突然造访让太尉府上的许多人都颇感意外，可是长孙无忌却很清楚天子此行的目的——除了皇后废立，不可能有别的事情。

作为太宗皇帝临终托孤的首席顾命大臣，并且作为天子李治的母舅和永徽政局实际上的掌舵者，长孙无忌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和立场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没有他的点头，天子和武昭仪的心愿断难达成。可如今的问题在于，长孙无忌早已打定了主意，无论如何也不会让天子把当年太宗亲自选定的王氏废掉，而另立这个曾经是先帝侍妾的武媚。

所以，自从天子迈进府门的那一刻起，长孙无忌就暗暗告诫自己，不管天子今天采取什么手段，自己绝不在这件事情上妥协半步！

长孙无忌准备了一场丰盛的酒宴款待天子一行，席间一片欢声笑语，气氛显得十分融洽。酒酣耳热之际，兴致甚高的天子当场封官，给长孙无忌宠妾所生的三个儿子都封了朝散大夫之职，此外，还命人把早已准备好的十车金银珠宝和绫罗绸缎赏赐给长孙无忌，搞得太尉府的上上下下都受宠若惊、拜谢不暇。

不出所料，天子今天果然是“行贿”来了！长孙无忌暗自冷笑，可脸上却不动声色。除了正常答礼并保持一个矜持的微笑之外，天子和武昭仪始终无法从他身上找到任何可乘之机。后来天子终于忍耐不住，只好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对长孙无忌表示，王皇后膝下无子，这无论对她本人还是对于朝廷而言，都是一件莫大的憾事，是否可以考虑在其他的妃嫔之中，物色一个德馨才淑者立为皇后？

天子言毕，目光便停留在了武昭仪身上，以此暗示长孙无忌。

然而，让李治和武媚大失所望的是，长孙无忌对这种强烈的暗示却完全不加理会，一直顾左右而言他。李治和武媚的脸上不约而同地罩上了一层浓重的阴霾，而长孙无忌则是一脸若无其事的表情，频频端起酒盅向天子敬酒。

他甚至连看都不看武昭仪一眼。

这顿酒再喝下去实在是毫无意义了。天子和武昭仪最后带着不悦之色拂袖而去，一场貌似其乐融融的酒宴就这么不欢而散。

长孙无忌领着家眷在府门前恭送天子一行。家眷们大多面面相觑，不知道刚才还欢声笑语的天子为何会中途离席、愤然而去。

天子的銮驾很快就走远了，可长孙无忌依然久久地伫立在雪地里。

人们看见簌簌飞落的雪花转眼就染白了他的须眉。

然而，没有人注意到这个帝国大佬的眉宇间隐藏着一丝深重的忧虑，也没有人听见他心里发出的那声叹息。

那是一声不安的叹息。

那是一个权倾朝野的老人对未来深感不安的叹息。

第五章 永徽政局：长孙无忌的网

【影子皇帝与无冕之王】

永徽是唐高宗李治登基之后的第一个年号，徽是标帜、美好之意，也象征着他的政治理想——秉承太宗皇帝的遗训，高举贞观之治的伟大旗帜，让大唐帝国江山永固，永远保持一派政通人和、四海升平的盛世景象。

就是在这种理想的指引下，年轻的李治踌躇满志地开始了他的帝王生涯。而太宗皇帝给他留下的两个顾命大臣——长孙无忌和禇遂良也在他们的岗位上表现得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史称他们“同心辅政，上（李治）亦尊礼二人，恭己以听之，故永徽之政，百姓阜安，有贞观之遗风”（《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永徽时代也可以称为后贞观时代。

永徽之初，一切看上去都很美。君臣同心，上下一致，帝国马车在贞观时代开创的宽衢大道上笔直地向前奔驰，没有人感觉有什么不妥。

唯独有一件事情，让高宗李治的心头始终笼罩着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

那就是晋州（今山西临汾）地震。

从贞观二十三年八月开始，晋州地区就频频发生地震，仅第一次就倒塌了众多民房，压死了五千余人；同年十一月以及永徽元年四月、六月，晋州又接连地震，“有声如雷”，令高宗李治困惑不已。

世人皆知，晋州是大唐王朝的龙兴之地，又是天子李治任晋王时的封邑，如此龙脉所系之地，却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接二连三地发生地震，这对刚刚君临天下的李治而言，实在是一个不祥之兆。

古人大都相信天人感应之说。他们认为，大自然一旦发生灾变，或者发生什么奇异现象，一定是人事出了问题，尤其是政治上很可能出了问题。所以当高宗李治针对此事询问他的东宫旧僚、时任侍中的张行成时，老臣张行成就直言不讳地吐露了他的隐忧：“今晋州地动，弥旬不休。虽天道玄邈，窥算不测；而人事较量，昭然作戒。恐女谒用事，大臣阴谋，修德禳灾，在于陛下。且陛下本封晋也，今地震晋州，下有征应，岂徒然耳。伏愿深思远虑，以杜未萌！”（《旧唐书·张行成传》）

此番直言的核心在于八个字：女谒用事，大臣阴谋。

如果放在许多年后来看，张行成所说的这八个字无疑是惊人准确的预言。

因为前四个字说的就是几度浮沉而最终崛起的女人武曌，后四个字说的就是权倾一时而最终垮台的元老重臣长孙无忌。

当然，那个时候谁也不知道帝国的未来会是什么样子，高宗李治更不可能预见未来发生的一切，但这并不等于他会对张行成的一番直言无动于衷。相反地，李治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尤其是“大臣阴谋”四个字，更是有如一声惊雷炸响在他的耳边。

究竟是什么样的大臣，又将制造出什么样的阴谋？

李治对此忧心忡忡，却又百思不得其解。

“深思远虑，以杜未萌！”

张行成说的是对的，李治想，不管朝中隐藏着怎样巨大的隐患，自己都必须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并且想办法把隐患挖出来！

而李治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像太宗皇帝那样，命群臣上疏进谏，直言朝政得失。随后，李治在朝会上对文武百官公开宣布：“朕谬膺大位，政教不明，遂使晋州之地屡有震动。良由赏罚失中，政道乖方。卿等宜各进封事，极言得失，以匡不逮。”（《旧唐书·高宗本纪》）

天子的诏命一下，群臣的上书立刻像雪片般飞来。

然而，令李治大失所望的是，百官们的奏疏虽然洋洋洒洒、文采斐然，可基本上都是一些大而无当的陈词滥调。李治真正关心的问题，没有人提出只言片语。

就在李治大感不满的时候，一桩突如其来的案件，似乎让他找到了问题的症结。

这是一桩弹劾案，被弹劾的对象是时任中书令的禇遂良。

发起弹劾的是御史大夫李乾佑和监察御史韦思谦，他们指控禇遂良“抑买土地”。所谓抑买，就是压低价格强行购买；被强买的是一个胡人，其时在中书省担任翻译，是禇遂良属下的一个小职员。

此案的性质一目了然，只存在两种可能性：要么是禇遂良仗势欺人、以权谋私，要么就是他以“抑买”的方式变相收受下属的贿赂。而无论是哪一种，禇遂良显然都已触犯了法律。根据《唐律》，官员枉法求财者，可处以三年以下徒刑，并追还赃物；情节特别严重者，最高可处以绞刑。此案移交到大理寺后，大理寺丞张山寿经过查实，很快就作出判决：罚禇遂良铜二十斤（按《唐律》，罚铜二十斤相当于徒刑一年）。

这个判决至少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案情属实，禇遂良确实触犯了相关法律；二，量刑结果是以罚代刑，基本上属于一种象征性处罚，明显有从轻发落、大事化小的意味。

可是，这个显然已经属于从轻发落的判决到了大理寺少卿张睿册那里，却仍旧被视为量刑太重。张睿册马上推翻了下属张山寿的判决，改判禇遂良无罪；理由是他购买土地的价格是按照国家的征收价，并不算强买强卖，当然也就不存在什么涉嫌受贿的问题了。

如果说张山寿的判决已经有轻描淡写之嫌，那么张睿册的改判则是赤裸裸的官官相护了。监察御史韦思谦义愤填膺，当即上奏抗辩。他认为：“国家征收土地是一种政府行为，而官员们的私下交易纯属个人行为，岂能按国家征收价执行？张睿册是在任意曲解法律，目的是谄媚高官、欺罔君上，其罪当诛！”

在弄清基本事实并听取双方的意见之后，高宗李治采纳了首席宰相长孙无忌的建议，作出了最终裁决——将禇遂良和张睿册一起贬职。

永徽元年十一月末，禇遂良被外放为同州（今陕西大荔县）刺史，张睿册被外放为循州（今广东惠州市）刺史。

这就是永徽初年的禇遂良抑买土地案。

案件至此似乎已经了结，但是李治的心情却久久不能平静。

首先，禇遂良是当朝宰辅，又是太宗皇帝亲自指定的顾命大臣，如今却触犯法律，不得不被贬出朝廷，李治实在是有些于心不忍；其次，这个案件本身的性质并不严重，可是在审理过程中却暴露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司法官员似乎都在有意袒护身为宰相的禇遂良，而且越大的官越是明目张胆地维护他。

这个现象顿时引起了天子李治的警觉——莫非朝中隐然已有朋党迹象？莫非张行成所说的“大臣阴谋”，已经在此露出了端倪？

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或者说为了打消自己的疑虑，李治于永徽二年（公元651年）的闰九月，与首席宰相长孙无忌进行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谈话。

这番君臣对话表面上波澜不惊，双方都显得和颜悦色，可实际上却暗藏机锋，充满了弦外之音。

话题是高宗首先提出的。他说：“朕广开言路，命群臣上疏，希望得到一些对朝政有益的意见，以备择用采纳，可为何一直以来上疏虽多，但却一无可用呢？”

长孙无忌从容自若地说：“自从陛下即位以来，政治清明，法律齐备，既无遗漏，更无缺失，所以，那些企图通过进言获得超擢任用的侥幸之徒，自然是无从置喙。正因如此，陛下才会看不到对政教有所裨益的言论。当然了，无论如何，广开言路还是有必要的，或许偶尔能听到一些真知灼见，倘若杜绝言路，恐怕下情就不能上达了。”

长孙无忌一番话说得滴水不漏，可高宗李治却听得很不是滋味。

谁都知道，如今的朝政大权全部掌握在长孙无忌手里，所以，与其说他这番话是在夸高宗治国有方，还不如说他是在夸自己辅政有术。说什么政治清明，说什么法律齐备，把朝政夸得完美无瑕，到头来还不都是在夸你自己吗？

况且，李治的政治经验虽然还不太丰富，但他也不是一个一无所知的笨蛋，最起码他知道当下的政治存在问题。可让他满腹疑惑的是，长孙无忌为何要极力否认并掩盖这个事实呢？早日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不是对大家都有好处吗？除非问题就出在这个企图掩盖问题的人身上！

李治不禁想起了禇遂良的案件。在此案中，大臣们公然袒护禇遂良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禇遂良与长孙无忌的关系更是众所周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大臣们真正忌惮的也许并不是禇遂良，而是站在他背后的长孙无忌。进而言之，如果说大臣们已经在朝中结成了一个朋党，那么这个朋党的领袖也必然是当今朝廷的首席宰相——长孙无忌！

思虑及此，李治决定继续往下追问。

他现在关心的已经不是长孙无忌能否给他答案了，而是长孙无忌会以一种怎样的方式回答他的问题。

李治若无其事地瞥了长孙无忌一眼，淡淡地说：“朕最近听说，朝廷有关部门在办事的时候，大多讲究人情面子，以致因私害公，不知太尉可有耳闻？”

长孙无忌坦然一笑，不假思索地说：“讲面子，讲私交，乃人之常情，自古难免，但是在圣贤教化之下，人的私欲就会逐渐朝公心转化。至于说朝中有人胆敢徇私枉法，臣敢断言必无此事。不过嘛…”长孙无忌顿了一顿，接着说：“小小地收取人情，恐怕连陛下也在所难免，何况朝臣们只是偶尔照顾一下亲戚，臣岂敢保证绝无此事？”（《旧唐书·长孙无忌传》：“无忌曰：‘颜面阿私，自古不免，然圣化所渐，人皆向公，至于肆情枉法，实谓必无此事。小小收取人情，恐陛下尚亦不免，况臣下私其亲戚，岂敢顿言绝无？！’”）

高宗李治断然没有想到，长孙无忌居然会面无愧色地承认“收取人情”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而且还以嘲弄的口吻揶揄了他一把。这像是一个当朝宰相应该说的话吗？如果在政风清廉、人人克己奉公的太宗时代，这根本是不可想象的。长孙无忌既不敢在太宗面前说这样的话，也绝不敢用这样的口气说话！

李治现在终于明白了，在这个舅父兼顾命大臣兼帝国元老兼首席宰相长孙无忌面前，自己永远是一个长不大的小外甥，永远是一个没有资格独立秉政的少主！

那一刻，李治的心头涌起了一股强烈的悲凉和义愤。

可他同时也感到了深深的无奈。

李治没有再说什么。

因为他已经有了答案。

他知道，如今的朝廷并不是存在什么朋党，而是存在一支空前强大的政治势力；如果说真有什么“大臣阴谋”的话，那么这个大臣无疑就是长孙无忌，而他的阴谋就是架空并窃取本该属于皇帝的权力。

李治悲哀地发现——如今的自己充其量只是一个虚有其表的影子皇帝，只有长孙无忌才是当今天下的无冕之王！

【长孙无忌，无所顾忌！】

三个月后，一次出人意料的人事调动完全证实了高宗李治的想法。

禇遂良回来了。

永徽三年（公元652年）正月，禇遂良在同州刺史任上被征调回朝，摇身一变就成了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不管李治作何感想，反正禇遂良就这样堂而皇之地回长安来了。这个刚刚在两年前因“枉法求财”而被贬的大臣，如今居然一回朝就恢复了宰相之职，并且一手掌握了朝廷的人事大权。

不要问为什么，因为一切都是长孙无忌策划的。

现在李治终于明白，原来长孙无忌当时极力建议把禇遂良外放，不过是为了让他逃脱刑事处分、出外暂避风头罢了。

更夸张的是，禇遂良复相不久，竟公然打击报复，把当初弹劾他的御史大夫李乾佑和监察御史韦思谦双双贬黜，一个贬为刺史，一个贬为县令。

面对这一切，李治感到愤怒，也感到无语。

短短四个月后，另一件更让他愤怒，也更让他无语的事就接踵而至了。

这件事就是立储。

永徽三年，高宗李治才二十五岁，他压根就没想过要这么早给自己确立一个皇位继承人。

然而，很多人都在帮他想。

王皇后在想，她舅舅中书令柳奭在想，就连长孙无忌、禇遂良、韩瑷、于志宁这帮人也都在想。

皇帝不急，可这帮人都急。

他们急什么呢？

急他们后半生的荣华富贵。

储君就是未来的皇帝，谁拥立了皇帝，谁当然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起初王皇后一直在李治耳边唧唧歪歪的时候，李治始终装聋作哑，没有理她。后来中书令柳奭就跳出来了，再后来长孙无忌也跳出来了，请立储君的奏疏频频递到李治面前。而长孙无忌一出面，其他宰相无不同声附和，李治感到了巨大的压力，最后不得不点头同意。

皇帝当到这个份儿上，李治实在是有些沮丧。

自从他当上太子的那天起，他的命运就一直是被别人安排好的，过去和现在他都做不了主，如今连储君都是别人立的，连未来都被别人早早规划好了，李治的内心真是充满了无力感和挫折感。

陈王李忠被立为太子后，李治知道，最为得意的人不是王皇后，也不是柳奭。他们充其量就是感到庆幸而已，谈不上得意。

最得意的人应该是长孙无忌。

道理很简单，他曾经拥立过秦王李世民，也曾经拥立过晋王李治，如今又拥立陈王李忠，一个连续拥立三任太子的人，难道不应该得意吗？一个几乎已经成为“储君生产专业户”的人，难道不应该为自己那无以伦比的智慧、能力和运气而得意非凡吗？

长孙无忌当然可以感到得意。

只不过，他不应该一得意就忘形。

长孙无忌忘形了吗？

是的，他忘形了，而且忘得一塌糊涂！

有一次长孙无忌邀请了一帮当朝权贵，在自己家中举办宴会。酒过三巡、笙歌曼舞之后，长孙无忌环顾众人，情不自禁地发出了一番感慨：“无忌不才，幸遇休明之运，因缘宠私，致位上公，人臣之贵，可谓极矣！”（《旧唐书·长孙无忌传》）

假如他只把话说到这里，那顶多就算是吹吹牛皮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可他偏偏没忍住，硬是让下面的话脱口而出：“公视无忌富贵，何与越公（隋朝尚书令、越国公杨素）？”

你们看我今日的富贵，和越公比起来怎样？

在场众人有的比较谨慎，说略有不及；有的则把马屁拍得山响，说超过越公。

长孙无忌笑着看了看他们，最后说了一句：“自揣诚不羡越公，所不及越公一而已：越公之贵也老，而无忌之贵也少！”（刘餗《隋唐嘉话》）

我自认为实在没必要羡慕越公，因为只有一件事比不上他：越公富贵的时候已经老了，而我富贵的时候比他年轻多了！

在此，长孙无忌的得意之情溢于言表，其傲慢与骄狂之态亦可谓跃然纸上！

不过他其实没有夸张，因为事实就是他说的那样。他的年龄与太宗相仿，太宗即位后，年未而立的长孙无忌就成了宰相；他妹妹又是太宗的皇后，而他的长子长孙冲又娶了太宗五女长乐公主，几个堂兄弟也分别娶了三个公主，一门出了一宰相一皇后四驸马；迄于永徽，他本人官居宰相已近三十年，如今的天子又是他一手拥立的，一贯对他毕恭毕敬、言听计从，长孙无忌当然有理由为这一切感到骄傲。

然而，感到骄傲是一回事，把骄傲赤裸裸地挂在脸上又是另外一回事。

古往今来，官场上有许多深谙进退之道的人，往往权势越隆、富贵越甚，就越是低调而内敛，因为他们深知水满则溢、月盈则亏的道理。远的不说，与长孙无忌同朝为官的房玄龄、李靖、李世勣等人，都是深惧盈满、韬光养晦的典型；越到晚年，地位越高，他们就越是表现出一副诚惶诚恐、临深履薄之态。

曾几何时，长孙无忌也和他们一样，时时谦恭，处处谨慎，唯恐“权宠过盛”，“深以盈满为诫”，而他那个智慧过人的皇后妹妹也是成天给他敲警钟，所以太宗皇帝一直对长孙无忌非常信任，甚至当面称赞他“善避嫌疑”，“求之古人，亦当无比”（《旧唐书·长孙无忌传》）。

可如今，长孙无忌早把这一切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他自认为已经位极人臣、权倾朝野，连皇帝都已被他牢牢掌控，连储君都已被他早早拥立，他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又有什么可忌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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