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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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认为已经是大唐帝国实质上的主宰者，所以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表现得这么牛、这么拽、这么得意张狂。

此时此刻的长孙无忌，真可谓人如其名，对一切都无所顾忌。

这样一个权倾朝野而又无所顾忌的人，注定是一个危险人物。

因为总有一天，他会让那些得罪过他的人、那些不依附他的人、那些大大小小或隐或显的政敌，通通从这个世界上消失！

谁也没想到，这一天很快就来了。

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十一月，长安突然爆发了一起惊天大案。长孙无忌利用此案广为株连，大肆铲除异己，在帝国政坛掀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血雨腥风。通过这场政治清洗，长孙无忌的个人权势无限膨胀，达到了一生中的巅峰。

【一场残酷的政治清洗】

这起被长孙无忌利用并扩大化的案件，就是永徽年间著名的房遗爱谋反案。

引发这场大案的人，就是太宗皇帝最宠爱的女儿——高阳公主。

说起这个高阳公主，当时的长安可谓无人不知。因为她除了一贯明目张胆地给老公房遗爱戴绿帽外，婚外情的对象也非常特别，几乎是清一色的世外高人，不是和尚就是道士，基本没有世俗中人。

房玄龄还在世的时候，房家表面上合家欢乐、太平无事，可房玄龄一去世，房家立刻就热闹了。因为高阳公主闹着要分家，不但要和房家长子房遗直争夺财产，而且还要争夺梁国公（房玄龄的封爵，依例由长子继承）的爵位。

面对这个任性刁蛮的公主，房遗直无计可施，最后只好告到了太宗那里。太宗勃然大怒，把公主叫来狠狠训斥了一顿，从此对她的宠爱大不如前。高阳公主恼羞成怒，不但对房遗直恨之入骨，连带着对父皇李世民也怀恨在心。

这件事刚过去不久，高阳公主给老公戴绿帽的事情就彻底曝光了。

事情坏在公主的情人辩机和尚身上。

当时朝廷的御史在调查一起盗窃案时，不知何故牵连到了辩机，从他那里查获了一个镶金饰玉的宝枕，御史们大感蹊跷。倒不是说这个枕头特别值钱，怀疑这个和尚用不起，而是因为这个宝枕是御用物品，为何会跑到一个和尚床上去了呢？

御史随即提审辩机，这个花和尚扛不住，不仅供认宝枕乃高阳公主所赠，而且老老实实交代了他和公主的奸情。御史后来还从辩机的住所查获了价值上亿的各种财物，证实均为高阳公主所赠。

此案一曝光，朝野舆论一片哗然。

公主与和尚通奸！这真是一条爆炸性新闻，要多八卦有多八卦，要多香艳有多香艳。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这条新闻一直是长安坊间的娱乐头条，成了百姓们茶余饭后的笑料谈资。

太宗皇帝得到御史的禀报后，气得差点吐血。如此龌龊的丑闻居然发生在自己最宠爱的女儿身上，这对太宗无疑是一大打击。可太宗皇帝终究舍不得拿这个宝贝女儿怎么样，只好把满腔愤怒发泄到辩机和其他人身上，不但即刻命人腰斩了辩机，而且还把高阳公主身边的十几个仆人和婢女全部砍杀。

出了这么一桩大糗事，高阳公主却丝毫没有愧悔之心，而且当她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情人被砍成两截后，心里更是对太宗充满了怨恨。所以后来太宗皇帝驾崩的时候，公主的脸上没有半点哀容。

高宗李治即位后，高阳公主没了父亲的管束，越发肆无忌惮。一个辩机被砍成了两截，她又找了一堆辩机，其中有善于“占祸福”的和尚智勖，有“能视鬼”的和尚惠弘，还有医术高明的道士李晃等等。这帮世外高人抱定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的勇气和决心，前仆后继地拜倒在公主的石榴裙下。而高阳公主则是摆出一副誓将婚外情进行到底的姿态，义无反顾地奔跑在追求性福的大道上。

与此同时，高阳公主又不断怂恿房遗爱与大哥房遗直争夺爵位。在她看来，既然连太宗皇帝都管不了她，这个仁弱的兄弟李治就更是拿她没辙，于是拼命追着房遗直死缠烂打，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高宗李治被这桩无聊官司纠缠得实在受不了，干脆各打五十大板，把房遗爱贬为房州（今湖北房县）刺史，把房遗直贬为隰州（今山西隰县）刺史，打算把他们全都轰出长安，眼不见为净，耳不听不烦。

高阳公主一见老公被贬，顿时傻眼了，没想到偷鸡不成反倒蚀了一把米。她愤愤不平，整天绞尽脑汁，决定要在老公离京赴任之前，想一个办法整垮房遗直。

后来她终于想出了一个绝招。

她认为这一次出手，房遗直就算不死也要脱层皮，梁国公的爵位就非她老公莫属了。

然而，高阳公主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她准备置房遗直于死地的这个阴谋，竟然变成了一根导火索，莫名其妙地引发了大唐开国以来最残酷的一场政治清洗，最终不但害死了她自己，害死了老公房遗爱，而且还给李唐朝廷的一大帮亲王、驸马、名将、大臣，惹来了一场杀身流放、家破人亡的灭顶之灾。

高阳公主想出的绝招其实并不高明，但却有够阴毒。

有一天，她装出一副花容失色、满腹委屈的样子跑进皇宫，向高宗李治告了御状，说房遗直非礼了她。

所谓非礼，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性骚扰。

李治闻言，不禁大为惊愕。这房家究竟是撞了什么邪了，怎么尽出这等龌龊事呢？

高阳公主毕竟是自己的亲姐妹，天潢贵胄，金枝玉叶，如今居然被人性骚扰了，他这个当皇帝的兄弟当然不能袖手旁观，于是李治准备着令有关部门严加审理。

就在这个时候，太尉长孙无忌站出来了，自告奋勇地接下了这桩案子。

堂堂的当朝一品太尉、首席宰相、天子舅父，居然要亲自主审一桩性骚扰案，这不是杀鸡用牛刀吗？

可是，人们根本没有想到，长孙无忌要杀的并不是一只鸡，甚至也不仅是一头牛。他是要利用这只上蹿下跳、不知死活的鸡，牵出躲藏在暗处的一大群牛。

长孙无忌是要利用这个案子，把朝中的所有政敌一网打尽！

其实，从贞观十七年的那场夺嫡之争后，长孙无忌就一直在等这一天了。

正是因为他拥立晋王，而房遗爱却是众所周知的魏王李泰的心腹，所以长孙无忌自然就对房玄龄也产生了敌意。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房玄龄加入了魏王党，但是在后来长孙无忌拥立晋王的时候，房玄龄显然也没站在他这一边。表面上房玄龄似乎保持中立，可实际上他内心的想法和太宗初期一样，无疑都是倾向于魏王的。所以，从长孙无忌力挺晋王的那一天起，他就已经把房玄龄及其家族视为自己政治上的对立面了。

李治即位后，尽管当年的夺嫡之争已经成为如烟往事，房玄龄也早在贞观二十二年就已作古，可长孙无忌却始终没有忘记，房家的人曾经是魏王党，曾经是他政治上的反对派！因此，在永徽的头三年里，长孙无忌对房家的监控从没有一天间断过。在此期间，以房遗爱为圆心，以李唐宗室和满朝文武为半径，所有和房遗爱走得比较近的人，全都落进了长孙无忌的视线，并且一个不漏地列入了他的黑名单。

第一个被列入黑名单的人，是驸马都尉薛万彻。

薛万彻是初唐的一代名将，骁勇善战，早年追随幽州罗艺，后来成为太子李建成的忠实部下，在玄武门之变中曾率部与秦王将士力战。李世民成功夺嫡后，念在他忠于其主，且作战英勇，遂既往不咎，仍予以重用。薛万彻没有辜负太宗的期望，在贞观年间平定东突厥、平定吐谷浑、北击薛延陀、东征高句丽等一系列重大战役中，都曾经出生入死、屡建战功。

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薛万彻升任左卫将军，并娶了高祖的女儿丹阳公主，拜驸马都尉，此后历任右卫大将军、代州都督、右武卫大将军等军中要职。对于薛万彻的军事才干，太宗李世民曾经作过这样的评价：“于今名将，惟世勣、道宗、万彻三人而已！世勣、道宗不能大胜，亦不大败；万彻非大胜，则大败。”（《资治通鉴》卷一九七）

能被天子誉为当世三大名将之一，诚可谓绝无仅有的殊荣！

然而，到了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薛万彻的辉煌人生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原因是他的副将裴行方控告他在军中“仗气凌物”，并有“怨望”之语。所谓怨望之语，意思就是政治上的牢骚话。当裴行方与薛万彻就此事当廷对质的时候，据说薛万彻理屈词穷，无法辩白，随后便被朝廷“除名徙边”，也就是开除官职，流放边疆。

薛万彻也许真的是说过一些牢骚怪话，否则也不至于在对质的时候哑口无言。可如果以为他纯粹是因为这个被贬黜流放，那就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其实，真正的原因是朝中的政治倾轧和派系斗争。因为薛万彻也是魏王党，而且与房遗爱是好友，所以长孙无忌容不下他。

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六月，高宗即位，大赦天下，薛万彻遇赦回京，并于永徽二年（公元651年）被起用为宁州（今甘肃宁县）刺史。如果薛万彻能因为这次流放的遭遇而深刻认识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从此安分守己，夹着尾巴做人，他也许可以避开最后的这场灾难。

可惜没有。就在被重新起用的这一年，薛万彻因足疾回京疗养，其间便与房遗爱打得火热，并再次“有怨望语”。他愤愤不平地对房遗爱说：“今虽病足，坐置京师，鼠辈犹不敢动。”（《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所谓“鼠辈”，意指朝廷的当权派，实际上就是指长孙无忌。

闻听此言，房遗爱当年被彻底粉碎的“拥立梦”再度被激活了。他带着满脸的兴奋之情对薛万彻说：“若国家有变，当奉司徒、荆王元景为主！”（《旧唐书·薛万彻传》）

房遗爱所说的这个荆王李元景，是高祖的第六子，时任司徒，他的女儿嫁给了房遗爱的弟弟房遗则，和房家是亲家关系，双方之间的走动自然比较频繁。据说他曾经向房遗爱吹嘘，说他在梦中“手把日月”，也就是一手握住了太阳，一手握住了月亮。我们都知道，当年武士彟为了劝李渊起兵，也曾说在梦中看见高祖摆这个姿势。如今李元景居然也敢摆这么一个正宗的天子姿势，而且还向人吹嘘，这无疑成了他日后被定罪的一个铁证。

在房遗爱的小圈子中，除了薛万彻和李元景，还有一个就是驸马都尉柴令武。

柴令武是柴绍之子，娶的是太宗的女儿巴陵公主。当初柴令武和房遗爱都是魏王党的核心成员，魏王被废黜后，柴令武自然也是一肚子失意和怨气。高宗即位后，朝廷给了柴令武一个卫州（今河南卫辉市）刺史的职务，显然有把他排挤出朝廷之意。柴令武更加不爽，以公主身体不适，要留在京师就医为由拒绝赴任。

柴令武就这么赖在京师不走了，据说还长期与房遗爱“谋议相结”。可想而知，他们暗中“谋议”的内容，一方面无非是发泄对当权者的不满，另一方面也是不甘心失败，很可能确实动了拥立荆王李元景的心思。

永徽三年（公元652年）十一月，被贬黜到均州郧乡县（今湖北郧县）的魏王李泰终于在长久的抑郁寡欢中一病而殁。消息传至长安，长孙无忌发出了数声冷笑。

他意识到，收网的时刻到了。

彻底肃清魏王党残余势力、全面铲除各种政治隐患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而恰恰就在这个时候，高阳公主状告房遗直非礼的案件又适时出现，长孙无忌心中暗喜，随即主动请缨，全力以赴地展开了对此案的调查。

从一开始，长孙无忌就根本没打算往性骚扰案的思路上走，而是准备不择手段地朝政治案的方向靠。所以他一入手，就挖出了高阳公主身上的一个政治问题——“主使掖庭令陈玄运伺宫省禨祥，步星次。”（《新唐书·诸帝公主传》）

这句话的大意是说，高阳公主曾经指使掖庭令陈玄运（内侍省的宦官），暗中窥伺宫禁中的情况和动向，并且观察星象变化。

很显然，光凭这一条，就可以给高阳公主直接扣上一个谋反的罪名。因为禁中是天子所居的重地，而天象的解释权也只能归朝廷所有，所以无论是窥伺禁中还是私窥天象，其行为都已经触犯了天子和朝廷的权威，其性质也已经属于严重的政治犯罪。

高阳公主的政治问题一曝光，案件立刻自动升级，长孙无忌顿时信心倍增——既然公主都已经涉嫌谋反了，她老公房遗爱又岂能逃得了干系？

就在长孙无忌准备拿房遗爱开刀时，房遗直又主动站了出来，对房遗爱夫妇进行了检举揭发，把他们夫妇平日里的种种不轨言行一股脑儿全给抖了出来，令长孙无忌大喜过望。

其实也怪不得房遗直会在这种关键时刻落井下石，因为高阳公主诬告他的那个罪名实在是让他没法做人，房遗直为了保住自己的名誉和身家性命，当然要和房遗爱夫妇拼个鱼死网破。

揭发了房遗爱和高阳公主之后，房遗直知道房家被这两个丧门星这么一折腾，必定难以逃脱家破人亡的命运，止不住发出悲凉的长叹：“罪盈恶稔，恐累臣私门！”（《资治通鉴》卷一九九）意思是房遗爱夫妇罪孽深重、恶贯满盈，恐将累及房氏一门。

房遗爱一到案，整个案件就彻底复杂化并扩大化了。长孙无忌精神抖擞，对房遗爱软硬兼施，终于从他嘴里把薛万彻、李元景、柴令武等人一个一个撬了出来。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一切当然都是由长孙无忌说了算。满朝文武当中，长孙无忌想让谁三更死，那个人就绝对活不过五更。

贪生怕死的房遗爱为了自保，不仅把他的“战友”全部出卖，而且还在长孙无忌的威胁利诱之下，张开血盆大口，一个接一个地咬住了一群无辜的人。他们是：司空、梁州都督吴王李恪，侍中兼太子詹事宇文节，特进、太常卿江夏王李道宗，左骁卫大将军、驸马都尉执失思力。

这些位尊爵显的朝廷大员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个该死的房遗爱居然会咬上他们！

仿佛就是一觉醒来，这些皇亲国戚和帝国大佬就成了房遗爱的造反同谋，成了朝廷的阶下之囚，成了十恶不赦的乱臣贼子，更成了长孙无忌砧板上的鱼肉！

【一个都不饶恕！】

长孙无忌为什么会指使房遗爱咬上这些人呢？

原因很简单——长孙无忌不喜欢他们。

吴王李恪是太宗的第三子，其生母是隋炀帝杨广的女儿。史称李恪文武双全，富有才干，所以太宗李世民十分欣赏这个儿子，在十四个皇子中，李世民总是说只有李恪最像自己。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晋王李治被立为太子后，太宗曾一度后悔，想废掉李治，重新立李恪为太子。长孙无忌得知后，坚决表示反对。太宗颇为不悦地说：“是不是因为李恪不是你的外甥，所以你才反对？”

太宗这句话说得非常尖锐，基本上是把长孙无忌的私心一下子戳穿了。可长孙无忌却面不改色，振振有词地提出了两个理由：一，李治仁厚，最适合当一个守成之君；二，储君是国家根本，不能轻言废立、一换再换。

太宗想想也有道理，只好放弃李恪，继续保持现状。

李恪听说这件事后，不禁在心里把长孙无忌的十八代祖宗都问候了一遍。恨归恨，可李恪一点办法也没有。因为在贞观后期，长孙无忌确实具有很强的政治能量，甚至足以左右天子的意志。

就这样，吴王李恪和长孙无忌结下了梁子。每逢李恪回京朝谒的时候，长孙无忌总能看见李恪像刀子一样的目光，从他的脸上狠狠划过。

毫无疑问，长孙无忌讨厌这种目光。

一旦有机会，他当然要让这种目光从世界上消失。

高宗李治即位后，表面上政治清明、天下太平，可长孙无忌很清楚，朝野上下有一股政治戾气在悄然涌动，这股戾气既来自残余的魏王党，也来自像吴王李恪这种“名望素高，为物情所向”（《资治通鉴》卷一九九）的宗室亲王。像李恪这种人，万一哪天振臂一呼，其结果就有可能是应者云集。

所以，长孙无忌必须防患于未然。无论在公在私，他都必须把吴王李恪除掉！

除了吴王李恪，遭长孙无忌陷害的其他三个当然也都是他不喜欢的人。

不喜欢的原因各有不同。

宇文节虽然身为宰相，和长孙无忌同朝秉政，但却是房遗爱的好友，所以长孙无忌一直想把他搞掉。此外，房遗爱被捕入狱后，宇文节又本着为朋友两肋插刀的精神，为他多方奔走，极力营护，这无疑是主动往长孙无忌的刀口上撞。长孙无忌索性把宇文节一块抓了，扔进大牢给房遗爱作伴，让他们在狱中畅叙友情。

江夏王李道宗是高祖李渊的族侄，从十七岁起就跟随秦王李世民南征北战，灭刘武周、平窦建德、破王世充，在大唐的开国战争中“屡有殊效”，立下了汗马功劳。武德中期，李道宗负责镇守帝国的北部边境，不但屡屡击退东突厥与梁师都联军的入侵，并且“振耀武威，开拓疆界，斥地千余里”，因而“边人悦服”（《旧唐书·江夏王道宗传》），深受高祖赞赏。

贞观年间，李道宗又与李靖等人先后平定了东突厥和吐谷浑，在大唐帝国开疆拓土的过程中建立了赫赫功勋。所以到了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太宗李世民才会把他与李世勣、薛万彻放在一起，并誉为当世的三大名将。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战功卓著的宗室亲王和开国元勋，却同样逃脱不了无所不在的政治迫害。

在这起案件中，李道宗也许算得上是最无辜的一个。

从个人品质来看，由于他早年曾因贪赃受贿而一度下狱，遭到罢职免官和削除封邑的严厉惩罚，所以李道宗深刻汲取了教训，越到后来就越是谦恭自持。史称他“晚年颇好学，敬慕贤士，不以地势凌人”，因而深受时人称誉，“为当代所重”。此外，从政治表现来看，李道宗既不像薛万彻那样隶属于房遗爱的小圈子，也不像吴王李恪那样被视为政治上的不安定因素，而且平日里既无反动言论，更无谋反形迹，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韬光养晦、淡泊自守的人物。但是即便如此，李道宗同样逃不开长孙无忌的陷害。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很不幸，唯一的原因仅仅是——“长孙无忌、禇遂良素与道宗不协”（《旧唐书·江夏王道宗传》）。

所谓不协，也就是双方的关系不太和谐。在当权者长孙无忌的眼中，无论是“当世名将”的金字招牌，还是“为当代所重”的社会名望，都是苍白无物、不值一文的，只要你胆敢和他不和谐，你的末日就到了。

永徽年间，长孙无忌的政治哲学基本可以概括为这么一句话——不是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

除了李道宗，遭长孙无忌陷害的驸马都尉执失思力也是贞观朝的一员勇将。他是东突厥人，本是颉利可汗的心腹重臣，东突厥覆灭后归降唐朝，任左骁卫大将军，娶了高祖的女儿九江公主。贞观年间，执失思力在平定吐谷浑、北伐薛延陀的战争中也曾立下战功。这个人究竟是哪里得罪了长孙无忌，史书没有记载，但估计也是和李道宗一样，与长孙无忌不太和谐，所以被一并清洗了。

永徽四年（公元653年）二月，审理了三个多月的房遗爱谋反案终于尘埃落定。

在长孙无忌的压力下，高宗李治无奈地颁下一道诏书：将房遗爱、薛万彻、柴令武斩首；赐李元景、李恪、高阳公主、巴陵公主自尽；将宇文节、李道宗、执失思力流放岭南；废李恪的同母弟蜀王李愔为庶人，流放巴州（今四川巴中市）；贬房遗直为春州铜陵（今广东阳春市）县尉；将薛万彻的弟弟薛万备流放交州（今越南河内市）；罢停房玄龄在宗庙中的配飨（以功臣身份配享于太宗别庙中的祭祀牌位）。

这个结果不仅令朝野极度震惊，而且大大出乎高宗李治的意料。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性骚扰案居然牵出了一个这么严重的政治案件，还把一帮元勋重臣和皇亲国戚一举打入了万劫不复之地。

李治深感困惑，他不相信这些人全都参与了房遗爱的谋反，可是在长孙无忌威严的目光下，李治也只能怀着无比沉重的心情，在长孙无忌早已拟定的诏书上缓缓地盖下天子玉玺。

诏书颁布之前，李治决定以他微弱的力量进行最后的努力，恳求长孙无忌留下其中两个人的性命：荆王李元景和吴王李恪。

面对以长孙无忌为首的一帮宰执重臣，年轻的天子流下了无声的泪水，他用一种哀伤而无力的声音说：“荆王，朕之叔父，吴王，朕兄，欲匄其死，可乎？”（《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匄”（gài），同“丐”，乞求的意思。此时此刻，早已大权旁落的李治唯一能做的事情，也只有低声下气地乞求了。

然而，天子的乞求却遭遇了死一般的沉默。

长孙无忌面无表情、一言不发。他不开口，其他大臣更不敢吱声。

大臣们都不说话，天子则泪流满面，现场气氛极为尴尬。许久，长孙无忌向兵部尚书崔敦礼使了一个眼色，崔敦礼随即出列，用一种中气十足的声音回应了天子的乞求。

两个字——不可。

那一刻，李治感觉自己的天子颜面荡然无存。

一切都已无可挽回。

长孙无忌要做的事情，整个大唐天下无人可以阻拦。

该砍头的砍头，该赐死的赐死，该贬谪的贬谪，该流放的流放…

一个都不饶恕！

行刑的那一天，薛万彻面无惧色地站在刑场上，对着那些奉旨监斩的昔日同僚大叫：“薛万彻大健儿，留为国家效死力固好，岂得坐房遗爱杀之乎？”

临刑前，薛万彻从容脱下上衣，光着膀子叫监斩官快点动手。据说刽子手慑于薛万彻的气势，手脚不停打战，以至于连砍两次都砍不断薛万彻的脖子，薛万彻厉声叱骂：“干吗不用力？”刽子手鼓足勇气砍下第三刀，薛万彻的头颅才应声落地。（《旧唐书·薛万彻传》：“遂解衣谓监刑者疾斫，执刀者斩之不殊，万彻叱之曰：‘何不加力！’三斫乃绝。”）

而吴王李恪在接到赐死的诏书后，则面朝苍天，发出一句可怕的诅咒：“长孙无忌窃弄威权，构害良善，宗社有灵，当族灭不久！”（《资治通鉴》卷一九九）

许多年以后，当长孙无忌也同样遭遇了家破人亡的命运，在偏僻荒凉的流放地黔州（今重庆彭水县）被逼自缢的时候，不知道他的耳旁会不会响起李恪的这句诅咒。

至此，这起震惊朝野的房遗爱谋反案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

一个血淋淋的句号。

永徽四年（公元653年）的春天，高宗李治看见自己像一只羸弱不堪的飞蛾，被缠在一张铺天盖地的黑网中无望地挣扎。而长孙无忌则牢牢盘踞在这张由权力、野心和阴谋编织而成的巨网中央，看上去就像一只硕大无朋的黑色蜘蛛。

李治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挣脱这张网。

第六章 武则天的皇后之路

【李勣的仕途沉浮】

永徽四年（公元653年），紧继房遗爱谋反案之后，大唐朝廷的最高决策层也发生了重大的人事变动。在此案之前，宰相班子的成员是：〖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长孙无忌；

开府仪同三司、同中书门下三品李勣（因避太宗讳，去掉“世”字）；中书令柳奭；

侍中高季辅、宇文节；

左仆射于志宁；

右仆射张行成；

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禇遂良；

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韩瑷；

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来济。〗

而截至永徽四年十二月，其人员构成和相应职位已经变成：〖太尉、同中书门下三品长孙无忌；

司空、同中书门下三品李勣；

中书令柳奭；

侍中崔敦礼；

左仆射于志宁；

右仆射、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禇遂良；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韩瑷；

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三品来济。〗

从这两张名单的变化上，我们可以发现长孙无忌的权势已经达至巅峰，基本上完全掌控了朝政。因为在前一张名单中，九个宰相中起码还有四个（李勣、高季辅、宇文节、张行成）不是他的亲信；可在第二张名单中，形势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除了李勣之外，其他六个宰相都是唯长孙无忌马首是瞻的人。

变化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在新名单上，高季辅、宇文节、张行成这三个人消失了。其中，宇文节因房遗爱案被流放，张行成于这一年九月病逝，高季辅十二月病逝。在此，上天似乎也在刻意成全长孙无忌，凡是他看不顺眼的人，要么被迫出局，要么自己病死，真是令他满心欢畅。

其次，有一个新人赫然出现在了新名单上，他就是崔敦礼。我们都还记得，此人曾代表长孙无忌出面，强硬地拒绝了高宗赦免二王的请求。鉴于他有如此“优异”的表现，其光荣升迁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了。

最后，在整个宰相团的人事变动中，基本上所有变化都是由长孙无忌的意志所决定的，可还是有一个小小的变化，显然并不符合长孙无忌的利益。那就是李勣的职位变动——从原本的开府仪同三司，擢升为三公之一的司空。

促成这一变化的人当然就是高宗李治。这点小小的变化虽然看上去毫不起眼，但是对高宗李治而言实属意义重大。

要看清这层意义，还得从李勣在贞观末年的仕途沉浮说起。

众所周知，早在高宗李治还是晋王的时候，李勣就是他的旧部。当时李治遥领并州大都督，李勣任都督府长史，由于李治并不到任，所以实际政务都是由李勣负责，可见李勣与李治的关系本来就非同一般。

就是因为这层关系，所以在贞观十七年的夺嫡之争中，李勣才会成为力挺李治的三大干将之一。也是因为这层关系，所以李治被册立为太子后，太宗李世民就马上任命李勣为太子詹事兼左卫率，并且对他说：“我儿新登储贰，卿旧长史，今以宫事相委，故有此授。虽屈阶资，可勿怪也。”其对李勣的信任之情溢于言表。不久以后，在一次宴会上，太宗又以一种郑重其事的口吻告诉李勣：“朕将属以幼孤，思之无越卿者。公往不遗于李密，今岂负于朕哉！”（《旧唐书·李勣传》）

这显然就是在托孤了。面对天子的信任和器重，李勣感激涕零，当场表示绝不辜负天子重托，并咬指出血，以示坚贞不渝之意。稍后李勣因醉酒睡去，太宗还脱下龙袍亲自披在李勣身上。

贞观二十三年，太宗临终之前，特意作出了一个重大的政治安排——先将李勣贬为叠州都督，然后让李治在即位之后将他擢为宰相，以示新君之恩，借此强化李勣的忠心。李治依照太宗的吩咐，在登基当月就擢升李勣为洛州（今河南洛阳市）刺史，旋即又加同中书门下三品，让他进入了宰相班子；几个月后，又正式拜李勣为尚书左仆射。

回顾李勣在贞观末年的政治际遇，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从李勣自身的资历和能力而论，还是从太宗对他的信任和器重来看，李勣都是后贞观时代当之无愧的第二号重臣。也就是说，在永徽一朝的满朝文武中，李勣既是屈指可数的托孤重臣之一，也是唯一一个可以和长孙无忌相提并论并且相互制衡的人物。

考察太宗生前的政治安排，虽然不一定有让李勣与长孙无忌相互制衡之意，但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以太宗之英明睿智，他或许也会料到，他身后的政局不可能永远是铁板一块。所以，物色一个像李勣这种绝对忠于李治，又能在一定程度上制衡长孙无忌的托孤大臣，就是他所能作的最妥善的安排。

然而，出乎太宗意料的是，他在临终之前苦心孤诣布置好的这枚棋子，却在高宗即位不久就忽然选择主动出局，自行淡出了永徽朝廷的权力核心。

永徽元年十月，也就是禇遂良抑买土地案爆发的几天前，李勣就频频向高宗提交辞呈。在李勣“固求解职”的情况下，李治不得不解除了他的左仆射之职，仍保留同中书门下三品的职务，并另行授予“开府仪同三司”的荣誉衔。

对于李勣的主动隐退，李治实在是百思不得其解，可是为了尊重他本人的意愿，李治也只好这么做。

虽然李勣还挂着一个“同中书门下三品”的宰相衔，名义上仍然可以参与朝廷的最高决策，但实际上已经成为所有宰相里面最没有发言权的一个。因为一旦没有在三省六部里担任实职，参与决策时就不可能拿出切合实际的有分量的意见，充其量也就是列席而已。另外，就那个“开府仪同三司”的头衔来说，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这纯粹是一个虚衔，基本上是给那些过了气的功臣元勋养老用的。谁要是挂上这个头衔，谁在政治上就彻底靠边站了。而以李勣的年龄和能力而论，他实在不应该这么早就靠边站。

可问题在于，这是李勣自己的选择，并非高宗的意愿。

那么，李勣为什么会作出这样的选择呢？

答案很简单——迫于长孙无忌的压力。

永徽元年，长孙无忌的个人权势虽然还没有发展到后期那种一手遮天的地步，但是由于他的多重身份——天子舅父、开国元勋、顾命大臣、首席宰相，从而决定了他在高宗朝廷中独一无二的权威和影响力。要与长孙无忌同朝为相，你要么主动向他靠拢，要么迟早被他搞掉，二者必居其一。

这一切，李勣看得比谁都清楚。

所以他宁愿选择隐忍和退让。

但是，隐忍不等于怯懦，退让也不代表无能。

这是策略，是战术，是避敌锋芒、保存实力！

事后来看，李勣的做法无疑是高明的。假如他不是在永徽元年急流勇退，远离权力斗争的漩涡，那么很难保证他不会在随后的房遗爱谋反案中受到陷害和株连。

或许也只有到了永徽四年，当高宗李治意识到长孙无忌的权势正在极速膨胀，而自己却日渐陷入大权旁落、任人摆布的困境中时，他才会突然间明白李勣当初主动隐退的苦衷，也才能深刻领悟李勣保存实力的政治智慧。与此同时，李治当然也会回想起太宗当年给他安排这个辅弼大臣的深意。

就是在这样的情境之下，李治毅然决定让李勣复出，把他擢升为三公之一的司空，显然是希望他对长孙无忌形成制衡。诚然，司空也仍旧是个没有实际职权的荣誉衔，但是鉴于其阶位仅次于身为太尉的长孙无忌，并且李勣本人也是定策功臣和托孤重臣，所以此次任命就相当于恢复了李勣朝廷二号重臣的身份。

同时，李勣的这个职位变动也未尝不是一个政治信号，它意味着——在长孙无忌高歌猛进、节节胜利的权力扩张中，高宗李治终于借助李勣的复出，对长孙无忌实施了一次反击。

虽然此次反击是李治有生以来的第一次，而且力量极其微弱（甚至微弱到引不起长孙无忌的警觉），但是，假如李治连这一点微弱的反击都做不到的话，那么帝国的整个最高决策层就会变成清一色的长孙班底了。

因此，李勣的复出对于高宗李治而言，实在是具有生死攸关的重大意义。

有了李勣这样一个可以信任和依托的力量（尽管是整个宰相班子中唯一可以借助的力量），天子李治就可以慢慢酝酿自己的突围行动——从大权旁落、任人摆布的困境中，从长孙无忌编织的那张黑色巨网中一步一步地突围！

后来的事实证明，在天子的突围行动中，尤其是在李治准备册立武媚为皇后的关键时刻，李勣果然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中，长孙无忌名列第一，李勣位列倒数第二。这个差别显然是巨大的，因为它并不是学校班级的座位号，而是政治交椅的座次，象征着一个从政者的资历、威望和地位。

似乎是为了弥补这个差距，同时也为了提高李勣的政治威望，高宗李治特意在永徽四年的上半年，也就是擢升李勣为司空的不久以后，命人重新绘制了李勣的画像，并且亲自提笔作序。

在画像的序赞中，李治说：“朕以绮纨之岁，先朝特以委公，故知则哲之明，所寄斯重！自平台肇建…茂德旧臣，惟公而已，用旌厥美，永饰丹青！”（《李勣墓志铭》）

李治这段话显然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政治信号。因为长孙无忌、禇遂良与李勣同为顾命大臣，可高宗却独独对李勣说“所寄斯重”“惟公而已”，这样的表述当然是意味深长的。

对此，李勣自然也是心领神会。

那么，面对天子如此“偏心”的态度和话语，长孙无忌又作何感想呢？

很遗憾，他没有任何感想。

因为他毫无警觉。

此时此刻，长孙无忌正扬扬自得地品尝着独揽朝纲、权倾天下的美妙滋味。他不相信李治敢突围。就算他相信，他也不认为李治有能力突围！

陶醉在成功中的长孙无忌没有意识到，李治的身后不但已经出现了一个李勣，而且还出现了一个女人——一个即将在不久的将来爆发出无穷能量的女人。

有了这两股力量的强势加盟，高宗李治就注定要突破长孙无忌精心构筑的政治包围圈。

【天子的政治突围】

永徽五年（公元654年），天子李治的突围行动逐渐展开。

这一年发生了几件事情，乍一看似乎无关大局，可事实上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李治正在尝试着独立行使天子职权。

这一年六月，中书令柳奭意识到王皇后已经彻底丧失了天子恩宠，迟早会被废掉，所以“内不自安”，主动提出辞去宰相职务。高宗二话不说，当即把他降职为吏部尚书。就在两年前，柳奭才刚刚与长孙无忌等一帮宰相联手，迫使天子将陈王李忠立为太子，企图借此巩固权位、长保富贵，而今却灰溜溜地主动离开相位，这对于天子李治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鼓舞人心的胜利。

紧接着在这一年九月，高宗李治召集朝廷五品以上官员进行了一次训话，他说：“朕从前陪侍在先帝左右，发现五品以上官员都忠直敢言，要么当廷评论朝政，要么过后呈上密奏，可谓终日不绝；可如今却一片沉默，难道天下已经太平无事了吗？诸位为何都不说话？”

从高宗即位以来，如此严肃地批评五品以上高官，似乎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遭。大臣们都分明感受到了天子强烈的不满情绪，而且他们也知道天子所言确是实情。与进谏成风的贞观政治比起来，永徽朝廷实在是太不正常了，简直可以说是万马齐喑。

可大臣们是有苦衷的。在贞观时代直言朝政得失，通常都能得到太宗皇帝的嘉奖；可在如今的永徽朝廷上，谁要敢议论朝政，谁就等于是对首席宰相长孙无忌指手画脚，也就等于是在与他为敌！试问，谁愿意当这根出头的椽子呢？

况且房遗爱案刚刚过去，与长孙无忌为敌的下场赫然摆在所有人面前。因此，在这场杀一儆百的政治清洗之后，就算满朝文武不会全都去抱长孙无忌的大腿，至少也没人胆敢和他公然作对。

所以，面对天子李治的批评和不满，所有大臣都保持沉默，朝堂上仍旧是鸦雀无声。

李治感觉自己使出了浑身力气，却一拳打在了棉花上。不，是一拳打在了虚空中，连声回响都没有！

高宗大为失望。

可让他感到欣慰的是，一个月后，终于有人勇敢地发出了声音。

这个人叫薛景宣，时任雍州参军，是一个区区的七品小吏。大臣们都不出声，只好轮到小吏来发言了。

这个小吏都说了些什么？

他呈上了一道封事，也就是密封的奏疏，在奏疏中对朝廷刚刚竣工的一项工程进行了尖锐的指责。当时，朝廷动用了雍州（京畿地区）的四万一千名民工，历时三十天修建了长安的外郭城，薛景宣可能是觉得天子在滥用民力，于是在奏疏中说：“从前，西汉的惠帝修筑长安城，没多久就晏驾了；现在也来搞这一套，必定没什么好下场。”

李治看到这道密奏的时候，顿时哭笑不得。

这哪是什么进谏，这分明是诅咒嘛！

不过，在满朝文武人人三缄其口的情况下，这个七品小吏的诅咒在李治听来却十分悦耳，毕竟天子的要求总算有人正式回应了。不管薛景宣多么人微言轻，也不管他说得有没有道理，至少敢说话就是好同志。

可是，就在李治大感欣慰的时候，宰相于志宁等人却跳出来替天子打抱不平。他们异口同声地说：“薛景宣出言不逊，应该诛杀！”

李治看着宰相们义愤填膺的表情，淡淡地说了一句：“景宣虽狂妄，若因上封事得罪，恐绝言路。”（《资治通鉴》卷一九九）当即宣布赦免薛景宣出言不逊之罪。

谁都知道，杀薛景宣是长孙无忌的主意。他不仅要钳制文武百官的言论，而且还想堵住下级官员的嘴，让朝野上下都不敢发出和他不一样的声音，让天下人都不敢越过他与天子李治直接对话。

可这一次，李治毅然反抗了长孙无忌的意志。

通过永徽五年发生的这几件事，李治的信心和勇气正在逐步增强，他的姿态也正在变得强硬。接下来，只需要一个适当的时机和突破口，李治就能够拨开阴霾，重见天日！

时机很快就来了。

这就是发生在永徽六年的皇后废立事件。

永徽六年（公元655年）是一个极不寻常的年份。

这一年，长安的后宫掀起了一场可怕的风暴，这场风暴不仅令高宗的后宫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对帝国政坛也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导致长孙无忌强力构建的单边政治格局开始瓦解，使得永徽朝廷首次出现了君权与相权势均力敌的博弈局面。

继“女婴猝死案”，武昭仪又对王皇后发动了一次致命的打击——控告王皇后和她母亲柳氏在暗中施行巫术。

事后来看，风暴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刮起来的。

武昭仪所控告的这种巫术称为“厌胜”，方法是因厌憎某人而制作其形象——或泥塑木雕，或画在纸上——然后刺心钉眼，系手缚足，以此诅咒对方早日死于非命。

这是一种很歹毒的巫术，论罪也相当严重。按照《唐律》，敢玩这种“厌胜”之术的人可以按谋杀罪减二等论处，倘若诅咒的对象是至亲长辈，则不可减罪，依律当斩。

没有人知道武昭仪的控告是否属实，总之天子未经调查就迫不及待地颁下了诏书，将皇后的母亲柳氏驱逐出宫，并严禁她再踏进皇宫一步。次月，天子又将皇后的母舅吏部尚书柳奭逐出朝廷，贬为遂州（今四川遂宁市）刺史。柳奭刚刚走到扶风（今陕西扶风县），天子又暗中授意地方官员指控他“漏泄禁中语”，于是再度把他贬到更为偏远的荣州（今四川荣县）。

至此，王皇后彻底陷入了势单力孤的境地。紧接着，天子李治为了让武昭仪能够向皇后之位再靠近一步，又挖空心思地发明了一个宸妃的名号，准备以此册封武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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