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书农小说网友上传整理王觉仁作品血腥的盛唐全文在线阅读，希望您喜欢，记住本站加入收藏下次阅读。

当武媚以天子的名义让使者前来宣读刑杖诏书时，王皇后就知道自己的末日到了。

面对终于到来的酷刑和死亡，王皇后忽然变得出奇地镇定。

连她自己都感到奇怪——当她对未来还抱有一丝希望的时候，心里反而充满了焦躁和恐惧，可如今与死神直面相对，反倒变得平静和坦然了。

王皇后神色自若地看着武媚派来的使者，说：“祝愿皇上万寿无疆！祝愿武昭仪恩宠永在！死，是我分内的事。”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王皇后用一种视死如归的勇气撑起了最后的高贵与尊严，同时也用一种平静的嘲讽表达了对武媚彻头彻尾的蔑视——到死，我也不认为你是什么皇后！

在我眼中，你永远都是昭仪——一个永远比皇后卑微的昭仪！

跟王皇后比起来，萧淑妃在临死前就没有那么平静和超然了。她在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中对武媚发出了强烈的诅咒：“姓武的女人是妖精，才会作恶如此！愿我来生投生为猫，她投生为鼠，生生世世，都让我掐住她的喉咙！”

也许是萧淑妃在黑牢中与老鼠打仗已经打出了经验，所以才会随口发出这样的诅咒。可她恐怕不会想到，这个脱口而出的诅咒居然在某种程度上应验了。

据说，从萧淑妃发出诅咒的这一天起，皇后武媚就禁止宫中养猫，仿佛萧淑妃真的已投生为猫一样。更有甚者，在武媚整个漫长的后半生中，萧淑妃临死前的诅咒就像一个巨大的梦魇，始终把她紧紧缠绕。在那些可怕的梦境里，萧淑妃化身为鬼魅，披头散发，手足流血，一次次扼住了武媚的咽喉，要向她复仇索命。

据说武媚被这个梦魇搞得寝食难安，命巫师多次作法禳解都没有效果，后来只好迁居大明宫，再后来干脆逃离长安，后半生都居住在东都洛阳，几乎终身不归西京。

事实上，武媚的神经远没有民间传闻和旧史家所形容的那么脆弱。其实她后来自己就养过猫，还曾经把猫和鹦鹉关在同一个笼子里，拿到朝堂上训诫百官。而武媚和高宗后来之所以迁居大明宫，也不是因为什么萧淑妃的诅咒，而是因为地势低洼的太极宫不利于高宗养病。至于武曌登基后为什么要迁都洛阳，也涉及很多政治和经济上的原因，绝不是什么萧淑妃的鬼魂作祟那么简单。

王皇后和萧淑妃被砍去手足浸泡在酒瓮中后，没过几天就死了。她们死后，武媚仍不解恨，先是命人捞出她们的尸体，砍下她们的首级，最后又迫使李治下诏，把王皇后的姓改成蟒，把萧淑妃的姓改成枭。

干掉了王皇后和萧淑妃，武媚总算松了一口气。可她知道，要想确保皇后之位，还有一件事非做不可。

那就是——把现任太子李忠废掉，让自己的长子李弘入主东宫。

在武媚的授意下，曾经在后宫之战中替武媚充当急先锋的许敬宗再次出马。

他是礼部尚书，由他来倡议太子废立，名正而言顺。

许敬宗随即上疏，称：“永徽初年，国本（指武后之子李弘）未生，权且让彗星超越了日月。而今，皇后已经正位，嫡子理应现身，让太阳更加光明，让残余的火星早日熄灭。决不能本末倒置、衣裤倒穿。臣深知父子之间的事，外人不好插嘴，但臣已经作好准备，就算下油锅，把臣煎成肉膏，臣也心甘情愿。”

许敬宗不愧是官场老油条，总能把枯燥的政治语言表述得这么形象生动。李治见到奏疏后，立刻召见了他。许敬宗再次向天子强调，应该早日废立太子，以安国本，否则“恐非宗庙之福”。李治答道：“忠儿自己已经提出辞让了。”许敬宗赶紧说：“太子明智，请陛下早日帮他完成心愿。”

显庆元年（公元656年）正月，太子李忠被废为梁王，任梁州（今陕西汉中市）刺史，年仅四岁的李弘被立为太子。二月，皇后武媚的亡父武士彟又被追赠为司徒，赐爵周国公。日后，女皇武曌选定的国号大周，正是源于武士彟的这个爵号。

做完这些事，武媚知道自己的地位算是暂时稳固了。

接下来，她开始把目光转向外朝。

因为那里还有四匹“狮子骢”——韩瑷、来济、禇遂良、长孙无忌，等着她调教和驯服。

自从禇遂良被贬出朝廷之后，韩瑷就深感唇亡齿寒，可他没有放弃努力，还是不断上疏替禇遂良喊冤。他说：“遂良公忠体国、高风亮节，社稷之旧臣、陛下之贤佐，未闻他有何罪状，却被逐出朝廷，朝野上下无不扼腕茫然。遂良被贬已有一年，就算违逆陛下，也已受到责罚，请求陛下体察无辜，宽宥其罪，怜其赤诚，以顺人心。”

李治见疏，大不以为然，随即召见韩瑷，说：“遂良的情形，朕也知道。可他一贯性情悖戾，喜好犯上，所以才将他贬谪，你在奏疏中说的那些话，是不是有点过了！”

韩瑷仍然力争：“遂良乃社稷忠臣，遭到谗谀之徒迫害，陛下无故弃逐旧臣，恐非国家之福！”

其实形势发展到这个地步，长孙一党在朝政上已经没有什么发言权了。韩瑷的力争除了召来高宗更深的厌恶之外，不会有任何结果。

韩瑷最后死心了，再次要求致仕。

可他的要求再次遭到了高宗的否决。

因为武后不会这么轻易放他走。

武后很清楚，对于一个政治斗争中的失败者来说，“致仕”就是最好的结果，因为他还可以享受高级官员的离休待遇，还能保住名声和晚节，得一个善终。可是，武后是决不会让这些政敌得到善终的，她期待的结果是让他们身败名裂、家破人亡！

无论是对付王皇后、萧淑妃这样的内宫情敌，还是对付长孙无忌等外朝政敌，武后始终坚守这么一个信条——要么就不做，要做就做绝！

【长孙无忌的悲剧：不懂得及时放手】

显庆二年（公元657年）二月，武后的第三子、刚出生三个月的李显被封为周王（武后次子李贤已于永徽六年封为潞王）；稍后，萧淑妃的儿子雍王李素节被降为郇王。三月，潭州都督禇遂良再度被贬至更偏远的桂州（今广西桂林市）担任都督；几天后，中书侍郎、参知政事李义府升为中书令。

这一年春天，有心人不难发现，在这一系列人事变动的背后，都有皇后武媚的一只纤纤玉手在拨弄乾坤。

同年八月，武后意识到时机成熟，开始对长孙一党正式发难。

许敬宗、李义府这一对忠实鹰犬再次冲锋在前。他们联名上奏，称侍中韩瑷、中书令来济与被贬在外的禇遂良暗中勾结，所以故意把禇遂良从潭州调到桂州；而桂州是军事重地，可见韩、来二人是要以禇遂良为外援，“潜谋不轨”。

八月十一日，高宗下诏，将韩瑷贬为振州（今海南三亚市）刺史，来济贬为台州（今浙江临海市）刺史；同时，再度将禇遂良贬为爱州（今越南清化市）刺史，将柳奭贬为象州（今广西象州县）刺史。

至此，长孙一党被斥逐殆尽，只剩下一个光杆司令长孙无忌。

长孙无忌无比悲哀地发现，自己就像是一只被剪除了羽翼的苍鹰，再也不能翱翔于权力之巅了。

他比谁都清楚，贬谪流放的命运很快也会降临到自己身上。

可是他无能为力。

从永徽六年的那场君臣博弈中败下阵来之后，长孙无忌就意识到大势已去了。无论他和他的亲信们曾经建立了一个看上去多么坚固的权力堡垒，可它终究是一座沙堡。

因为，倘若没有君权的支持作为根基，外表再强大的相权，其实质也是脆弱的。除非这种相权具有取代君权的野心，而且确实也凌驾了君权。可长孙无忌显然没有这种野心和倾向，虽然自从高宗即位以来，他就一直表现得很强势，可他充其量只是架空了君权而已，并没有像历史上很多权臣那样完全凌驾于君权之上，或者动不动就擅行废立。

从这个意义上说，长孙无忌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是李治自觉不自觉地让渡出去的。虽说这和李治仁弱的性情有一定关系，但这种让渡在任何政权过渡期间和新君年少的情况下，都属于正常现象，并不能全然归咎于李治的弱势或长孙无忌的强势。

既然长孙无忌的权力归根结底是属于李治的，那么只要哪一天李治意识到这种权力的让渡对自己构成了威胁，而自己也具有了收回权力的能力，各方面的助力和客观条件又已成熟，他就随时有可能把权力收归己有。

因此，长孙无忌的悲剧可以说是注定的。

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这就像一个自以为高明的驯兽师，把一只幼狮放在笼子里饲养，双方也建立了一定的感情。可等到狮子长大了，驯兽师却对此浑然不觉，或者故意视而不见，依然把它当成没有能力又需要保护的幼崽。这时候恰好又有一只母狮子来到了笼子边，不断鼓励笼中狮去勇敢地追求自由，这只狮子就有可能愤然而起，和母狮子联手撕破铁笼，并最终咬死这个自以为高明的驯兽师。

所以，长孙无忌的真正错误并不在于从李治手里拿走了太多权力，而是在于他没有及时把这些权力归还给李治。

他把暂时由他保管的东西，误以为是他自己的了。

人生有两条真谛，一条叫该出手时就出手，另一条叫该放手时就放手。

长孙无忌只明白前者，不明白后者，对权力过度迷恋，不懂得及时放手，最终当然要为此付出代价。

被一贬再贬的禇遂良来到迢迢万里的爱州后，预感到这个边瘴之地很可能是自己生命的终点。追忆往日荣华，禇遂良不禁悲从中来。

他遥望长安，黯然提笔写下了一生中的最后一道奏疏：“从前，魏王泰与太子承乾争夺储位之际，臣不顾死亡，归心陛下。当时，岑文本、刘洎力挺魏王，臣抗旨固争，皆陛下所见。后来，臣与无忌等四人共定大策，及至先帝临终，只有臣与无忌同受遗诏。陛下突遭巨变，不胜哀恸，臣以社稷为由宽慰陛下，陛下手抱臣颈。当时，臣与无忌处理政务，毫无缺失，仅用数日时间就安定了内外局势。臣力量很小，而责任很重，动辄招致罪愆，就像一只卑微的蝼蚁，仅余残生，乞请陛下哀怜！”

禇遂良在奏疏中处处提醒天子，不要忘了他和长孙无忌的功劳。然而，在高宗李治看来，如果说他和长孙在贞观末年确有大功的话，这样的功劳也早已被他们在永徽年间的居功自傲、大权独揽彻底毁掉了。尤其是那次血染丹墀的死谏，禇遂良当面揭穿了天子隐私，让李治仿佛在众人面前裸奔了一回，这种羞辱让李治无论何时都不会忘记。

不管禇遂良自认为在奏疏中如何真情流露、如何忠言耿耿，高宗李治都不可能为其所动。

结果可想而知，奏疏呈上如同泥牛入海，一点消息都没有。

一年后，亦即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冬天，禇遂良终于在无尽的失落和忧愤中闭上了眼睛，终年六十三岁。

随着长孙一党的垮台，高宗和武后的亲信迅速跻身帝国的权力中枢。显庆三年十一月，年近七旬的许敬宗终于如愿以偿，继李义府之后晋升为中书令；同日，还有一个叫辛茂将的大理卿也获得晋升，兼任侍中。

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四月，武后终于图穷匕见，授意许敬宗对长孙无忌发动了最后的，也是最致命的一次打击。

许敬宗采取了不择手段的方式，随便找了一起案件，就把谋反的罪名一下子扣到了长孙无忌头上。

当时，许敬宗和辛茂将刚好在会审一个案子，情节很简单，就是一个叫李奉节的洛阳人指控太子洗马韦季方、监察御史李巢交结朋党。韦季方和李巢被捕后，许敬宗在审讯过程中可能动用了一些刑讯逼供的手段，韦季方不堪忍受，企图自杀，结果自杀未遂。

本来这起案件和长孙无忌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可许敬宗却灵机一动，突然上奏说，韦季方之所以畏罪自杀，并不是因为交结朋党的事，而是另有重大的隐情。

什么隐情？

许敬宗称：“季方欲与无忌构陷忠臣近戚，使权归无忌，伺隙谋反，今事觉，故自杀。”（《资治通鉴》卷二百）意思是说，韦季方企图勾结长孙无忌，陷害朝廷忠良和皇亲国戚，使朝政大权重新回到长孙无忌手中，然后伺机发动政变；只因事情败露，韦季方才畏罪自杀。

案情发展到这里，当然已经远远超出了朋党案的范畴，变成了性质严重的谋反案。

而涉嫌谋反的主犯就是当朝太尉、天子舅父长孙无忌。

很显然，许敬宗对长孙无忌的控告并没有任何真凭实据，基本上就是空口白牙的诬陷之词。但是，有了永徽三年的房遗爱案，如今这起案件就丝毫不让人觉得奇怪了。许敬宗的手法，与长孙无忌当年一手炮制的房遗爱案如出一辙。

也就是说，许敬宗是在照着葫芦画瓢，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听到长孙无忌涉嫌谋反的消息时，高宗李治作出大惊失色的表情，说：“怎么会有这种事？舅父遭到小人离间，小小的猜忌可能会有，何至于谋反呢？”

许敬宗答道：“臣推究案情始末，长孙无忌反状已露，陛下却犹然怀疑，这恐怕不是社稷之福。”

李治黯然落泪，说：“我家不幸，亲戚间屡有异志，往年高阳公主与房遗爱谋反，今天元舅还是这样，让朕无颜面对天下之人。此事若属实，该如何处置？”

许敬宗说：“房遗爱乳臭小儿，与一女子谋反，能有什么作为！可长孙无忌就不同了，他追随先帝谋取天下，天下服其智；担任宰相三十年，天下畏其威。他一旦发动，陛下派谁抵挡？如今幸赖宗庙有灵、皇天嫉恶，从一件小事引出一个大奸，实乃天下之庆。臣现在担心的是，长孙无忌知道韦季方自杀未遂，情急之下发动政变，攘臂一呼，同恶云集，必为宗庙之忧。愿陛下速作定夺！”

李治半晌无语，最后让许敬宗再深入调查，以期掌握确凿证据。

许敬宗不负天子所望，连夜突审韦季方，第二天一早就向李治作了禀报。他说：“韦季方昨夜已经对他的罪行供认不讳，承认和长孙无忌一同谋反。臣又问韦季方，无忌是国之至亲，累朝受宠蒙恩，有何仇恨非反不可？韦季方供称，韩瑷私下曾经对长孙无忌说：‘当初柳奭、禇遂良曾劝您一起拥立梁王为太子，如今太子被废，皇上必然对您也起了猜忌之心，太常卿高履行（长孙舅父高士廉之子，显庆元年十二月被贬为益州长史）的遭遇就是最好的证明。’长孙无忌听韩瑷这么说，不免忧愁恐惧，于是极力谋求自安之计。后来他看见长孙祥（长孙无忌的族侄，由工部尚书任上出为荆州长史）又被贬谪，韩瑷等人也接连获罪，便日夜与韦季方一起密谋，准备反叛。”

说完这些，许敬宗最后作出了总结陈辞：“臣依照韦季方的口供深入调查，发现均与事实吻合，请陛下准予收捕，再依法处置。”

李治的眼泪再次夺眶而出，他哽咽着说：“舅父如果真的这样，朕也决不忍心杀他；如果杀了他，天下将把朕当成什么人？后世将把朕当成什么人？”

许敬宗不假思索地说：“薄昭，是汉文帝的舅父，文帝以代王的身份入继大统时，薄昭也立下大功。他后来只不过犯了杀人之罪，文帝就命文武百官身穿丧服，前往哭悼，然后诛杀，至今天下仍把汉文帝视为一代明君。如今，长孙无忌忘却两朝大恩，密谋推翻社稷，其罪与薄昭更是不可同日而语。所幸阴谋自动败露，叛徒供认不讳，陛下还有什么疑虑，竟不能从速决定！古人有言：‘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安危之机，间不容发。长孙无忌是当今奸雄，乃王莽、司马懿之流，陛下若稍许延迟，臣担心变生肘腋，必将悔之不及！”

许敬宗不愧是秦王府十八学士出身，不但口才一流，而且对历史了如指掌，相应史实信手拈来，而且恰如其分。所以，这番话听上去真的是有理有据、无懈可击。

于是，李治顺理成章地收起了眼泪，同意将长孙无忌逮捕治罪。

在这两天的对话中，高宗李治流了好几次眼泪，看上去还是一副“宽仁孝友”的厚道模样，可事实上，这不过是李治刻意表演的一场悲情秀。

在这场悲情秀中，李治和许敬宗君臣二人配合得实在是天衣无缝：李治从头到尾都表现得惨惨戚戚、万般无奈，目的无非是想在天下人面前保持他的仁君形象，逃避“诛杀元舅”的历史骂名；而许敬宗则始终表现得坚定果决，不管天子提出什么疑虑、抛出什么问题，他总能快速应对、圆满解决，从而既维护高宗李治的道德形象，又帮助他达成不便明说的政治目的。

乍一看，这起长孙无忌谋反案好像是许敬宗一手制造的，可实际上他不过是个具体的执行人而已。真正的主导者，其实就是这个看上去一脸无辜的唐高宗李治。

长孙无忌与韦季方朋党案原本是毫无瓜葛的，可就是在高宗李治的逐步暗示和引导之下，就是在这对君臣的一问一答之间，长孙无忌的谋反罪名才被一条一条地罗织起来，从一开始的子虚乌有变成了最后的铁证如山。

在君臣的对话中，有一个关键细节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真正能够将长孙无忌定罪的所谓证据，其实是第二天才编造出来的。

本来第一天许敬宗就迫不及待地要将长孙定罪了，可李治却“命敬宗更加审察”（《资治通鉴》卷二百）。李治下这个命令，与其说是为了证实长孙无忌的清白，不如说是在千方百计地坐实他的罪名。也就是说，李治其实是在暗示许敬宗，要想对长孙无忌这个拥有特殊身份的人治罪，需要拿出更多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许敬宗心领神会，果然连夜鼓捣出了一堆铁证，让长孙无忌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假如说李治确实希望舅父是清白的，那么就算许敬宗搞来了证据，李治也应该慎重地进行核实，亲自了解一下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最起码在定罪之前，或者说在把长孙无忌贬出长安之前，他至少要和舅父见上最后一面。

可是，李治有吗？

没有。

他甚至连舅父的最后一面也不想见。

《旧唐书·长孙无忌传》称：“帝竟不问无忌谋反所由，惟听敬宗诬构之说。”《资治通鉴》也称：“上…竟不引问无忌。”

两种史料在这里都用了同一个表示惊诧的“竟”字，足见李治此举实在出人意料，也足以反证他此前的悲情流露、于心不忍和万般无奈，统统是在作秀！

显庆四年（公元659年）四月二十二日，高宗李治下诏削除了长孙无忌的职务、爵位和封邑，将他贬为扬州都督，但并不让他到任，而是遣送到黔州（今重庆彭水县）安置，同时“准一品供给”，也就是仍可享受相当于一品官员的生活待遇。

两朝元老、一代权相的辉煌仕途就这样彻底终结了。

离开长安的那一天，长孙无忌看见初夏的阳光把这座繁华的帝都照得一片明亮，宽阔的朱雀大街依然是一派车来人往的热闹景象，可他却要被迫离开生活了四十年的这座城市，带着孤独和屈辱，带着忧惧和彷徨，独自踏上这条山长水远的流放之路。

“无忌富贵，何与越公？”

当年的富贵骄态犹在目前，然而一切已经恍如隔世。

【分享帝国的最高权力】

长孙无忌一倒，长孙集团的灭顶之灾就真正降临了。

在武后的授意和高宗的支持下，许敬宗开始乘胜追击，一方面大肆株连，扩大打击面，一方面又穷追猛打，一意要把长孙一党的核心成员赶尽杀绝。

长孙无忌刚刚被逐出长安，许敬宗就上奏说：“长孙无忌之所以谋反，都是因为禇遂良、柳奭、韩瑷等人在背后煽动蛊惑；柳奭还暗中勾结中宫（王皇后），谋行鸩毒；另外，于志宁也一直是长孙无忌的死党。”

奏疏一上，高宗的追贬诏书立刻就下来了。已经病逝的禇遂良被追夺了官职和爵位，柳奭、韩瑷被开除官籍，于志宁被免职；长孙无忌的儿子、时任秘书监的驸马都尉长孙冲（娶太宗之女长乐公主）等人也均被开除官籍，流放岭南；禇遂良的儿子禇彦甫、禇彦冲流放爱州（他们行至中途便被朝廷派出的人诛杀）；益州长史高履行再贬为洪州（今江西南昌市）都督。

五月，长孙无忌的族弟长孙诠被流放巂州（今四川西昌市），抵达贬所不久，当地县令为了谄媚朝中的当权派，便命人把他乱棍打死。稍后，长孙诠的外甥、时任凉州（今甘肃武威市）刺史的赵持满（他的姨母是韩瑷的妻子）被逮捕，押送京师后遭到严刑拷打；赵持满拒不认罪，旋即被诛杀，抛尸城西，亲戚无人敢替他收尸，最后是一个叫王方翼的友人冒着被株连的危险将其收葬。（这个王方翼后来追随裴行俭驰骋西域，并最终平定了西突厥，成为一代名将。）

七月，朝廷再次下令，命御史分别前往高州（今广东高州市东北）、象州（今广西象州县）、振州（今海南三亚市），把已经被流放的长孙恩（长孙无忌族弟）、柳奭、韩瑷重新逮捕，披枷戴锁押回长安，同时命各州县抄没他们在当地的家产。

七月末，高宗李治再命李勣、许敬宗、辛茂将等人重新审理长孙无忌谋反案。

事情都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了，还有重新审理的必要吗？

明眼人都看得出，天子的这个决定其实是在宣判长孙无忌的死刑。

许敬宗马上猜出了天子的心思，于是命中书舍人袁公瑜前往黔州，“再鞫无忌反状”（《资治通鉴》卷二百）。

袁公瑜当然也知道所谓的“再鞫”只不过是个幌子而已，他很清楚此行的真正任务是什么。所以一到黔州，袁公瑜就迫不及待地向长孙无忌亮出了底牌——事到如今，您老也只有一死以谢天下了！

当鬓发散乱的长孙无忌颤颤巍巍地把一条白绢抛上房梁的时候，不知道他的耳旁会不会响起吴王李恪在六年前发出的那句诅咒。

盖棺论定之际，史书对长孙无忌的终局作出了这样的评价：“无忌、遂良忠而获罪，人皆哀之。殊不知诬陷刘洎、吴王恪于前，枉害道宗于后，天网不漏，不得其死也宜哉！”（《旧唐书·宗室列传》）

“太宗诸子，吴王恪、濮王泰最贤，皆以才高辩悟，为长孙无忌忌嫉，离间父子，遽为豺狼。而无忌破家，非阴祸之报欤？！”（《旧唐书·太宗诸子传》）

解决了长孙无忌后，高宗再也无所顾忌，索性推翻前诏，派出使臣前去处死柳奭和韩瑷。（数日前李治刚刚下诏，命各路御史将柳、韩等人押回京师。）使臣随后便赶赴象州诛杀了柳奭；另一路使臣赶至振州时，韩瑷已死于贬所，使臣当即掘墓开棺，验明正身后才回京复命。

同时，朝廷抄没了长孙无忌、柳奭、韩瑷三家的所有财产，将他们的近亲全部流放岭南，男子为奴，女子为婢。数日后，早先在工部尚书任上被贬至常州的长孙祥（长孙无忌族侄），又因在此期间与长孙无忌通信，被判处绞刑。

八月，又有十三个朝臣受到长孙无忌和柳奭的株连被贬官；此外，洪州都督高履行再贬为永州（今湖南永州市）刺史，于志宁被贬为荣州（今四川荣县）刺史；随后，在朝中任职的于姓亲戚又有九个遭到贬谪。

显庆四年的这场政治清洗，无论是打击范围、打击力度还是残酷性，都比长孙无忌在永徽四年制造的房遗爱案有过之而无不及。

该砍头的砍头，该绞死的绞死，该贬谪的贬谪，该流放的流放…

一个都不饶恕！

长孙一党的垮台宣告了后贞观时代的终结。

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权力斗争和君臣博弈中，李治和武媚这对恩爱夫妻兼政治拍档，终于彻底击败了实力强劲的对手，取得了不折不扣的全面胜利。

这一刻，李治和武媚连续几年高度绷紧的神经终于松弛了下来。

为了庆祝胜利，他们决定离开长安，到东都洛阳去游玩散心，然后再回一趟皇后的老家——并（逼ng）州（今山西太原）。

这一年冬天，高宗李治下诏，命年仅八岁的太子李弘监国，然后携皇后武媚启程前往东都。没想到天子一行刚出潼关，后面就有朝臣追了上来，告诉他们年幼的太子因思念双亲，终日抑郁寡欢、哭泣不止，让朝臣们都不知如何是好。高宗和武后一听，顿时大为不忍，马上命太子前来会合，干脆不监国了，一家人痛痛快快地玩一趟。

在李弘短暂而不幸的一生中，显庆四年冬天的这趟旅行无疑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快乐记忆。他坐在宽敞舒适的车辇内，看着外面被白雪覆盖的广阔无垠的世界，看着道路两侧的松柏上结满的奇形怪状的冰凌，内心充满了难以名状的兴奋和喜悦。而一路上始终面带笑容的父皇和母后又一左一右紧拥着他，更是让他感到了无与伦比的幸福和温暖。

李弘多么希望这驾马车能够永远这么走下去啊。

直到十七年后那个杀机四伏的夜晚，当太子李弘在合璧宫绮云殿的夜宴上颓然仆倒，当大口大口的鲜血不断从他的嘴里涌出，李弘仿佛仍然可以看见，显庆四年那驾满载着快乐和幸福的马车，还在一片晶莹无瑕的世界中缓缓地走着，永远也不会到达终点。

显庆五年（公元660年）春天，天子一行从东都启程前往并州。

这显然是高宗李治特意替皇后武媚安排的一场衣锦还乡。

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武后于并州州衙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宴会，邀请所有的亲戚、故旧、邻里参加；宴会结束后，武后又让所有妇人进入内殿，给予了数量不等的赏赐。随后，高宗李治又颁下一道诏书，向并州境内所有八十岁以上的妇人授予了“郡君”的爵位。

这一天，皇后武媚用行动向世人再一次证明，“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显庆五年十月，也就是高宗李治从长孙无忌手中夺回大权才一年多，还没等他仔细品尝一下独揽朝纲的滋味，生命中最大的不幸就不由分说地降临他的身上。

他病了。

让李治感到痛苦的是，这不是普通的感冒发烧，而是非常严重的风疾。所谓风疾，就是通常所说的中风，属于心脑血管疾病，也是李唐皇族的家族遗传病，当年导致高祖李渊和太宗李世民死亡的主要病因，就是这个风疾。在此后两百多年的唐朝历史上，这个可怕的遗传病还会像一只无法驱散的恶灵一样，接二连三地附着在一个又一个李唐皇帝的身上。

风疾是一种慢性病，基本上无法根治，只能靠药物长期调理，而且病人不能过度劳累，必须长年静心调养。这对于刚刚夺回大权、一心想要重振朝纲的高宗李治而言，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而更让李治郁闷的是，他一发病，症状似乎就显得比较严重。史称其“风眩头重，目不能视”，也就是眩晕、头痛，并且由于脑部的气血淤塞压迫到了视觉神经，因而引发严重的视力衰退，甚至导致间歇性失明。

发病的这一年，李治才三十三岁，本来正是精力旺盛的年龄，可这个该死的遗传病却让他好像一下子老了三十岁。李治为此大为苦恼，可是又万般无奈。每当百官奏事的时候，力不从心的李治不得不经常让武后一同临朝听政，协助他裁决政务。

就这样，刚刚正位中宫的武媚再次得到了上天的眷顾。在她本人都始料不及的情况下，命运之手就把她一下子推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心。

不过武媚很快就进入了角色。

她天性聪颖，反应敏捷，加上深厚的文史素养以及对政治的天然热衷和高度悟性，这一切都使她在处理政务的时候显得从容不迫、游刃有余。高宗李治对皇后的表现非常满意，“由是始委以政事，权与人主侔矣”（《资治通鉴》卷二百）。

从此，武后开始顺理成章地与她的夫皇分享帝国的最高权力。

这一年，武后三十七岁。

权力是最容易让人上瘾的精神鸦片，对于武媚这种女人来说尤其如此。

她似乎与生俱来就怀有一种极度的权力饥渴。一旦那种生杀予夺的豪情快意稍稍掠过她的心头，对于权力的进一步渴望就会瞬间布满她的每一根神经末梢。

龙朔二年（公元662年）春天，李唐朝廷发生了一件让满朝文武都颇感意外的事情。

这就是更改官署名称和百官名号。

高宗下诏宣布，从即日起：以门下省为东台，中书省为西台，尚书省为中台；侍中为左相，中书令为右相，仆射为匡政，左、右丞为肃机，尚书为太常伯，侍郎为少常伯；其余二十四司、御史台、九寺、七监、十六卫，都有相应的新名称，只是职能如故。

随着皇后武媚开始正式干预朝政，高宗李治在颇感欣慰的同时也生出了一种若有若无的隐忧。他发现——这个工于权谋、精力充沛、行事果断的皇后，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走上了长孙无忌曾经走过的老路，颇有些欲望膨胀、架空天子的苗头了！

这样的发现让高宗李治大为不悦，也让他与武后之间原本如胶似漆的夫妻关系开始出现了裂痕。

此外，自从长孙无忌垮台以来，李治感到自己的天子权威得到了巨大的恢复和提升，满朝文武和宰相们基本上都对他俯首帖耳、唯命是从。然而，唯独有一个人是个例外。

这个人就是李义府。

众所周知，在李治夫妇与长孙一党斗法的时候，这个李义府一直充当急先锋的角色，可以说是天子阵营的忠实打手。可这几年来，李治却不无遗憾地发现，与其说李义府是他的亲信，还不如说这家伙只是皇后一个人的鹰犬。

这家伙自以为有皇后罩着，几乎不把天子放在眼里。而他之所以敢如此嚣张，就是因为他信心满满地认为——天子也在皇后的手心里攥着。

龙朔三年（公元663年）春天，忍无可忍的高宗李治终于决定拿李义府开刀。他要让这小子尝一尝雷霆之怒的滋味，同时也用这种敲山震虎的方式警告皇后——天子权威是绝对不容侵犯的！

当然，高宗要拿李义府开刀，肯定也需要一些正当的理由。

好在这样的理由并不难找，因为李义府自从当上宰相以来，几乎就没干过一件好事。

他做过的那些事情只能用两个成语来形容。

一个叫劣迹斑斑。

一个叫天怒人怨。

永徽六年末，李义府以中书侍郎衔“参知政事”，进入了帝国的权力中枢。仕途多年，李义府总算是如愿以偿地攀上了帝国政坛的最高枝，终于可以纵览“全树”风光、俯瞰芸芸众生了。也许是压抑多年的欲望亟须宣泄，所以李义府一朝得势，便开始“恃宠用事”、恣意妄为。

显庆元年秋天，一个叫淳于氏的洛州妇人因为犯案被拘押在大理寺狱，李义府听说这个妇人颇有姿色，顿时垂涎三尺、色心大动，当即决定把她搞到手。

为了得到淳于氏，李义府就向主管此案的大理丞毕正义施压，让他制造伪证帮淳于氏洗脱罪名，准备等淳于氏出狱后纳她为妾。不料大理卿段宝玄在调阅卷宗的时候，发现了毕正义做的手脚，立刻将毕正义逮捕，并将此案上奏天子。高宗李治随即命给事中刘仁轨提审毕正义，李义府唯恐毕正义把他抖出去，便逼迫他在狱中自杀。

毕正义被逼自杀后，高宗命人暗中调查，得知此案的幕后操纵者就是李义府。可由于当时长孙集团尚未垮台，这个李义府还有很大的利用价值，所以高宗也就睁一眼闭一眼，命大理寺草草结案了。

不久，御史王义方又对李义府发起弹劾，高宗却公然袒护，不但不追究李义府的罪状，反而以“毁辱大臣，言辞不逊”为由，把王义方贬为莱州司户。

显庆二年春，李义府又被擢升为中书令，正式跨入了宰相的行列。李义府仗着自己位高权重，又有天子和皇后撑腰，于是越发有恃无恐，不但大肆贪污受贿、卖官鬻爵，而且连他的母亲、妻子、儿子、女婿，都公然充当权钱交易的经纪人，一时间“其门如市，多树朋党，倾动朝野”（《资治通鉴》卷二百）。

当时，同为中书令的杜正伦自认为资格比李义府老，加之看不惯他的所作所为，所以始终没给他好脸色看；而李义府依恃帝后宠信，自然也不把杜正伦放在眼里。双方由此结怨，此后无论大事小事多有抵牾。到了显庆三年十月，双方已成水火不容之势，杜正伦派人监视李义府，暗中搜罗他的罪证；而李义府索性恶人先告状，指使手下呈上密奏，说杜正伦用卑鄙手段暗算他。随后，双方当着高宗的面公开对质，拼命揭对方疮疤。高宗听来听去，好像两个人的屁股都不太干净，最后干脆以“大臣不和”为由，将二人各打五十大板——贬杜正伦为横州（今广西横县）刺史，贬李义府为普州（今四川安岳县）刺史。

仅仅因为一次争吵，高宗就贬掉了两个宰相，乍一看似乎有些处罚过重，但是有心人不难发现，李义府被贬的真正原因并不是什么“大臣不和”，而是下面这两条：一，他得宠用事之后玩得太过火了，不要说他本人如何贪赃枉法，就说他家人干过的那些事，随便抓一件就足以把他贬谪流放了。

二，李义府之所以能够飞黄腾达，无非是因为天子要利用他来对付长孙无忌；而时至显庆三年末，长孙一党早已被驱逐殆尽，只剩下一个光杆司令长孙无忌，高宗基本上已经胜券在握，当然没必要再留着这个贪财好色、败坏朝纲的李义府。至于说那个杜正伦，纯粹是因为运气不好——高宗正想拿李义府开刀，他恰好自个儿撞了上去，高宗也就顺手拿他当“刀”使了。

对于高宗兔死狗烹的真实动机，李义府当然比谁都清楚。

所以他从此对高宗恨之入骨。

不过，让他感到庆幸的是——皇后武媚并没有抛弃他。

李义府被贬普州后，皇后仍然隔三差五地派人前来慰问，并且向他暗示：很快就会让他回到京师重掌大权。（《资治通鉴》卷二百：“是时义府虽在外，皇后常保护之。”）

显庆四年八月，也就是长孙无忌在黔州自缢的几天后，李义府果然堂而皇之地回来了，而且一回朝就担任了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

李义府不禁对皇后感激涕零，从此愈发忠心耿耿，发誓愿为皇后效死。

当然，他只为皇后一个人效死。

因为高宗李治已经不在他的效忠之列了。

在他看来，从今往后只要死命抱住皇后的大腿，就能权力永固、富贵长保。而此番回朝，更让他喜出望外的是——皇后居然让他执掌了吏部人事大权。

对于一向以卖官鬻爵为敛财之道的李义府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让他感到兴奋的呢？

所以，李义府一回到长安，他的“李氏专卖店”就重新开张了，专营朝廷的官印和乌纱，明码标价，童叟无欺。一时间，上上下下的钻营之徒纷纷趋附，李义府的生意顿时比以前更为红火。朝野的正直之士纷纷在背后戳他的脊梁骨，可他却毫无愧色、我行我素。

这一切，自然都被高宗李治看在了眼里。

本来，李义府在皇后的庇佑之下大摇大摆地回朝复相，就已经让天子李治老大不痛快了；如今这该死的李义府又恶习不改、重操旧业，把吏部当成了自家的铺面，在那里公然兜售官印乌纱，怎能不让李治义愤填膺？

可愤怒归愤怒，李义府毕竟是皇后的人，李治一开始也没想要收拾他，只是希望他能收敛一点。龙朔三年春的某一天，高宗李治特意把李义府找来谈话，和颜悦色地说：“你儿子、女婿行为都很不检点，干了不少非法的事，我还为你遮掩，没有把这些事情公开，你最好是警告一下他们，别再这么干了。”

高宗这话其实已经说得非常客气，给李义府留足面子了，可他断然没有想到，这个胆大包天的李义府居然丝毫不买他的账。

李义府当场勃然变色，脸红脖子粗地说：“这是谁告诉陛下的？”

高宗一听，立刻也火了：“你只要告诉我有没有这回事，何必管是谁告诉我的？”

李义府一脸阴沉，半晌无语。

可他接下来的这个举动却再次令天子火冒三丈，同时也彻底葬送了他的权力和富贵。

李义府瞥了一眼天子，唇边掠过一抹冷笑，突然转过身，连声屁都没放就扬长而去了。

面对天子的责备和警告，李义府非但一点都不认错，反而还跟天子翻脸，甚至干脆拍屁股走人，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这是忤逆犯上、大逆不道啊！

看着李义府傲然而去的背影，李治顿觉血往上涌。

李义府之所以这么嚣张，就是因为他背后有皇后撑腰！

就在这一刻，李治下定了收拾李义府的决心。

不仅是因为他忤逆犯上，更因为他是武后的一颗棋子。不拿掉这颗棋子，李治就无法震慑皇后；不震慑皇后，李治就有重新沦为影子皇帝的危险！

所以，李义府的末日到了。

龙朔三年暮春，就在高宗准备对李义府动手的时候，一个叫杜元纪的阴阳术士忽然告诉李义府：贵宅被不祥之气笼罩，您恐怕会有牢狱之灾。

应该说，这个姓杜的术士还是有两把刷子的，因为他对李义府的预测确实很准。可充满讽刺意味的是，他随后提出来的这个禳解之法，非但于事无补，反而加速了李义府的灭亡。

杜元纪对李义府说：应该在宅中积财二千万（二十万缗），才能化解这场灾难。李义府对此深信不疑，开始变本加厉地聚敛。为了赶紧凑齐二千万，他只能拼命卖官。短时间没那么多客户，他就让儿子女婿们到处撒网。很快，儿子李津就抓来了一堆新客户，其中一个居然是长孙无忌的孙子长孙延。

李津以七十万（七百缗）的价格，把一个司津监的官职（从六品）卖给了长孙延。

本来李家父子的行动就已经被高宗监控了，如今李津竟然还敢把乌纱卖给罪臣长孙无忌的后人，这简直就是自己往刀口上撞，于是马上就有人向高宗作了禀报。

在大肆卖官的同时，李义府还经常身着微服，和杜元纪一起跑到长安城东，“登古冢，候望气色”，可能是想观察他宅邸上空的不祥之气是否已经化解。有关部门密切监视了几次之后，随即指控他暗中窥测天象变异，“阴有异图”（《资治通鉴》卷二百）。

李义府原本就已劣迹斑斑，现在又让天子抓住了好几个现成的把柄，当然是死有余辜了。龙朔三年四月，李治下令将李义府逮捕下狱，命司刑太常伯（刑部尚书）刘祥道与御史进行会审，同时由司空李勣监审。

审理结果，证据确凿，李义府罪无可恕。李治随即下诏，将李义府父子一起开除官籍，流放李义府于巂州（今四川西昌市），流放李津于振州（今海南三亚市），其他的儿子和女婿也全都除名，流放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县）。

恶贯满盈的李义府一垮台，朝野上下无不拍手称快。有个极具娱乐精神的民间写手马上用匿名的方式写了一篇文章，并且把它贴满了长安的大街小巷。

文章的标题是——《河间道行军元帅刘祥道破铜山大贼李义府露布》。

之所以把主审官刘祥道称为“河间道行军元帅”，是因为李义府的爵位是“河间郡公”，刘祥道奉天子之命讨伐他，当然要荣膺此项称号；而所谓“铜山大贼”，意指李义府是躺在铜钱堆积的山上专事聚敛的大盗。

自大唐开国以来，被朝廷贬谪的官员可谓不计其数，可似乎只有李义府被人写过这种搞笑挖苦的布告，足见其罪孽之深、民愤之大。

然而，谁都知道，李义府是武后的死党，几年前被天子踢到普州，就是武后把他弄回来的，而且复相之后比以前更为嚣张。确实，皇后武媚确实想过要力保李义府，可毕竟他官声太坏、民愤太大，武媚不免担心自己会被他所累，最后也就无可奈何地把他放弃了。

三年后，天子李治封禅泰山，下诏大赦天下，但是流放远地的人却不在赦免之列。而李义府恰恰就属于流放远地的人，他因此忧愤成疾，在贬所一病而亡。

听到李义府终于死去的消息后，人们悬着的一颗心才落了地。（《资治通鉴》卷二○一：“自义府流窜，朝士日忧其复入，及闻其卒，众心乃安。”）

【这个皇后，不是天子说废就废的】

高宗虽然轻而易举地拿掉了李义府这颗棋子，但是大权旁落的危险却丝毫没有解除。

自从患上风疾之后，高宗的健康状况始终不见改善，所以武后干政的机会越来越多，而她的政治野心也随之不断膨胀。高宗李治不无悲哀地发现——当年那个“屈身忍辱，奉顺上意”的武媚已经不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从头到脚都生长着权力欲望的女人。这个女人非但不再顺从他、尊敬他，反而一步一步架空了他，甚至已然凌驾了他！

悲哀之余，李治感到了一种强烈的愤怒。（《资治通鉴》卷二○一：“及得志，专作威福，上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上不胜其忿。”）

一切都和当年的长孙无忌如出一辙。

　　如果觉得血腥的盛唐小说不错，请推荐给朋友欣赏。更多阅读推荐：王觉仁小说全集：血腥的盛唐， 兰亭序杀局3， 兰亭序杀局2， 兰亭序杀局， 点击左边的书名直接进入全文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