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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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这番投石问路，高力士至少可以确认一点——玄宗对王毛仲已经生出了戒备和猜忌之心。

够了，这就够了。

一只老虎站在高峰上，看上去固然威猛骇人，可当它脚底下的石头开始松动时，应该感到害怕的就是老虎自己了。这时候你不用管它，只要等待适当的时机，在石头上轻轻给出一个推力，一切就水到渠成了。

所以，高力士很有耐心，一点也不着急。

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年底，机会终于来了。王毛仲又有了弄璋之喜——他老婆又生了个儿子。孩子出生三天后，玄宗让高力士前去贺喜，不但赏赐了一大堆酒肉、金帛，还授予这个婴儿五品官职。高力士强作欢颜地到王毛仲府上恭贺了一番，回宫复命时，玄宗问他：“毛仲高兴吧？”

时候到了。

给出致命一推的时候终于到了。

高力士不紧不慢地答道：“毛仲抱其襁中儿示臣曰：‘此儿岂不堪作三品邪？！’”（《资治通鉴》卷二一三）王毛仲抱着襁褓中的婴儿对臣说：“这个孩子难道不应该封三品吗？！”

玄宗闻言，顿时勃然大怒：“王毛仲这个狗奴才！当年诛杀韦氏的时候，这小子就首鼠两端，躲得无影无踪，朕都没有怪他，如今竟敢为了一个小孩子埋怨我？！”

高力士在心里无声地笑了。

王毛仲啊王毛仲，你小子也有今天！

“皇上圣明！”高力士凑前一步，压低嗓门说，“北门禁军这帮奴才，势力太大，而且跟王毛仲勾结在一起，若不尽早铲除，必生大患！”

就在高力士这几句轻飘飘的话中，王毛仲等人的末日就降临了。

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正月，玄宗下诏，以“不忠”和“怨望”为由，将王毛仲贬为瀼州（今广西上思县）别驾；同日，葛福顺、李守德、唐地文、王景耀、高广济等禁军高级将领，也全部被贬为边远各州的别驾；王毛仲四个年长的儿子，均被贬为边荒地区的参军；此外，还有数十个朝臣遭到了株连。

不久，王毛仲行至永州（今湖南永州市），被玄宗派出的使者追上，就地缢杀。

这场宠臣与宦官的对决，以宠臣的彻底失败和宦官的全面胜利告终。高力士在这场胜利中，充分展示了舌头的力量。他用铁一般的事实向我们证明——舌头的确是世界上最柔软也最致命的一种武器！

随着宠臣势力的垮台，宦官集团的势力更为强大，作为宦官首领的高力士更是权倾中外。凡四方进奏文表，都要先经他过目，再上呈玄宗；有些事情他认为无须上奏，便可自己“专决”。玄宗对他极度信任，曾公开表示：“力士当上（值班），我寝乃安！”（《新唐书·高力士传》）

由于王毛仲死后，高力士一枝独秀，所以玄宗内廷的权力斗争总算落下了帷幕。但是反观外朝，自从泰山封禅之后，宰相之间的矛盾纷争就几乎一天也没有平息过。在开元中后期的二十余年间，帝国朝堂仿佛成了一个盛况空前的大擂台，宰相们一个个都像打了鸡血一样，一见面就急眼，一急眼就死磕；上一届宰相刚刚两败俱伤同归于尽，继任者袖子一挽又开始干仗，真是让玄宗焦头烂额、大伤脑筋…

【帝国大擂台：宰相们的对决（上）】

自从开元十四年把张说斗倒之后，财政专家宇文融就抖擞起来了。

他相信，凭自己的能力和才干，加上皇帝对他的信任和倚重，用不了多久，自己一定会入阁拜相。

但是与此同时，他还是有一点不大不小的担心。

他担心张说会再度被玄宗起用。

既然张说当年有本事梅开二度，如今又凭什么不能卷土重来？

有鉴于此，宇文融决定拿出痛打落水狗的精神，把张说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随后，宇文融再度和御史大夫崔隐甫联手，开始在朝中大肆交结朋党，一边加紧打造自己的势力，一边频频向玄宗呈上密奏，拼命诋毁张说，一心要把他搞臭搞烂。

面对不肯干休、咄咄逼人的宇文融，张说当然也没闲着。他虽说已经离开了相位，可这么多年的宰相也不是白混的，朝中还是有不少人得到过他的提拔，受到过他的恩惠，所以张说大手一挥，便有一帮老部下应声而起，向宇文融发起了反击。

你想让我死，我也绝不让你好过！

双方就此展开死拼。

这种官员集体掐架的现象，在历史上的学名叫“朋党之争”，可要说白了，不过就是双方老大为了个人利益，各自招呼一帮喽啰聚众斗殴而已，实在没多大意思。

玄宗天天听他们吵架，最后终于被惹毛了。

领着朕的俸禄，却成天为了私人恩怨打架，朝廷的活谁来干？！

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二月，玄宗下诏，勒令张说致仕，仍在家修史；崔隐甫罢官，回家侍奉老母；宇文融贬出朝廷，担任魏州（今河北大名县）刺史。

都给朕滚蛋！好让朕清静清静。

但是，尽管张说和宇文融都滚蛋了，玄宗却还是清静不了。

因为他不久前刚刚任命的两个宰相，也都不是省油的灯。

这两个人，一个叫李元紘，一个叫杜暹。

如果单纯从个人品质来说，这两位其实都称得上是正直清廉的好官。由于前任宰相张说因贪财好贿而罢相，所以玄宗重新物色宰相时，就刻意挑选了这一对廉政模范，希望他们能像开元初期的宰相一样，同心同德，共创佳绩。

关于李元紘和杜暹公正廉洁的品行，各自都有一段佳话。

中宗神龙年间，李元紘担任雍州（京畿地区）司户，当时他的顶头上司是窦怀贞。有一次，太平公主和当地的寺院争夺一处磨坊，官司打到了李元紘这里。李元紘经过一番调查，发现是太平公主仗势欺人，于是不管什么公主不公主，当即大笔一挥，把磨坊判给了寺院。窦怀贞吓坏了，命他赶紧改判。没想到李元紘竟然拿起笔来，在判决书后面加了一行大字：“南山或可改移，此判终无摇动！”窦怀贞拿他没办法，只好悻悻作罢。

从那时候开始，李元紘的正直耿介之名就传遍了朝野。

当上宰相后，李元紘更是大力推行廉政建设，在相当程度上遏制了请托求官、徇私舞弊之风，让那些走后门、搞腐败的家伙又怕又恨。“抑奔竞之路，务进者颇惮之。”（《旧唐书·李元紘传》）

由于为官清廉，所以李元紘当了好几年宰相，依旧是两袖清风、一贫如洗，不但宅子是从前的旧宅子，仆人是过去的老仆人，就连每天上朝骑的马，也还是多年前那匹瘦骨嶙峋的老马。朝廷所赐的钱物，李元紘也是随手散给了穷亲戚，从来不留分毫，大有当初的清贫宰相卢怀慎之风。

而杜暹也是一样，“常以公清勤俭为己任”，“弱冠便自誓不受亲友赠遗”。（《旧唐书·杜暹传》）从青年时代起，杜暹就立志当一个清廉的好官，发誓绝不接受亲戚、朋友或同僚的任何馈赠。比如他早年在地方上任职，离任时，当地的小吏要送他一件贵重礼品，就遭到了他的婉拒。

什么贵重礼品呢？

纸。一万张纸。

纸算什么贵重礼品？还一万张？既要雇人手来搬，又要找车马来运，这不是活活累死人吗？

如果我们这么理解，那就错了。要知道，那可是唐朝，不是现在。

现在，纸张都是工业流水线上出来的产品，只要机器一开，要多少有多少。可在当时，纸张都是手工业生产，质量高，数量少，属于异常紧俏的消费品。所以，古时候普通人家的孩子练习书法，只能在水缸里或沙地上比比画画，根本用不起纸张。

杜暹一见有人送了这么贵重的东西，一口拒绝显得太不讲人情，要接受又违背自己的意愿，最后只好象征性地从中抽了一百张，算是领受了对方的盛情。当时给他送行的一个同僚见状，大为感叹：“古时候有‘一钱太守’，不曾想今日又见此事啊！”

所谓的“一钱太守”，说的是东汉刘宠的典故。刘宠是东汉时的会稽太守，由于为官清廉，政绩卓著，被调往京师任职。临行前，当地父老感念他的德政，执意要送给他几百钱，刘宠不忍拂其心意，只取一钱收下。上路之后，他就把钱扔进了会稽附近的一条河里。据说那枚钱扔下去后，河水顿时变得无比清澈。这个故事从此流传开来，被千百年来的老百姓传为美谈，而这个地方，就是现在浙江绍兴市的钱清镇。

既然李元紘和杜暹都有如此令人称颂的嘉言懿行，性格和志向又如此相近，按理说在工作上也应该会互相配合、同心协力才对。

可是，他们偏偏就掐架了。

关于他们掐架的原因，史书的记载非常简略，只有这么一句话：“元紘、暹议事多异同，遂有隙，更相奏列。”（《资治通鉴》卷二一三）而具体有何异同、有何嫌隙、如何在玄宗面前互相参奏，史书则付诸阙如。

虽然史书无载，但我们至少可以作出一个判断，那就是——性情相近的人共事，更容易掐架。观诸开元初期的宰相，无论是姚崇与卢怀慎、宋璟与苏颋，还是张嘉贞与源乾曜，都是典型的一刚一柔、一主一辅，所以他们既能在性格上形成互补，又能在工作上分出主次，矛盾自然也就少了。而李元紘和杜暹，性情都是同样的刚直耿介，遇事当然也就不善于拐弯和妥协，一旦对事物的看法相左，必然要争一个是非对错，因而矛盾纷争也就不可避免了。

对于李、杜的矛盾，玄宗也是无可奈何。

最后，玄宗只好采取了唯一的，也是最有效的解决办法——把两人一起赶下台。

开元十七年（公元727年）六月，李元紘和杜暹双双罢相。

也许是担心继任者又跟他们一样，在性格和处世方式上不能互补，所以玄宗这回特地挑选了三个人，希望通过人数的变化，给宰相班子增加一些弹性、注入一些活力。

新任的三位宰相，一个叫萧嵩，一个叫裴光庭，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理财专家——宇文融。

玄宗之所以会既往不咎，让热衷于搞党争的宇文融回朝拜相，最主要的原因其实就一个字——钱。

是的，钱。

随着太平盛世的来临，此时的玄宗早已不像开元初期那样克勤克俭了，而是在很多方面都流露出了好大喜功、奢侈享乐的倾向，所以，尽管社会经济逐渐繁荣、财政收入日益增长，可玄宗还是感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钱。

而满朝文武，最能搞钱的是谁？

那当然就是宇文融了。

宇文融没有辜负玄宗的殷切期望。

一坐到宰相的位子上，宇文融就使出了浑身解数，设置了各种各样的“特使”，然后把他们派驻朝廷的各个部门，开展争创经济效益的竞赛，全方位、多渠道、深层次地搜刮民脂民膏，看谁刮得多、刮得巧妙，谁就能加官晋爵、青云直上。

如此一来，玄宗自然是开心了——钱这个东西嘛，不就像海绵里的水吗，挤一挤总是有的！

可是，文武百官却叫苦不迭——权力都让特使夺走了，部门职能也都错乱了，规章制度被破坏得一塌糊涂，这工作还怎么干？

而最苦的，莫过于底层的老百姓——今天交这个捐，明天纳那个税，后天又来个巧立名目的摊派，这日子还怎么过？

当然，百姓的痛苦和百官的烦恼宇文融是看不见的，他只看见了皇帝的笑颜。

还有什么能比皇帝的笑颜更能证明一个臣子的能力和才干呢？还有什么能比皇帝的笑颜更能让一个臣子心花怒放、干劲百倍的呢？

没有了。

由于博得了天子的欢心，所以一向矜夸自负的宇文融越发得意忘形。当宰相没多久，他便到处扬言：“只要让我在相位上待几个月，保管天下太平！”（《资治通鉴》卷二一三：“使吾居此数月，则海内无事矣！”）

宇文融到底有没有致太平的本事不好说，但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他在相位上确实只待了几个月，然后就灰溜溜地下台了。

宇文融之所以下台，是因为发生了两件事。

首先，是裴光庭等人在背后狠狠参了他一本。这一参，玄宗总算听到了朝野的呼声和百姓的怨言。然而，他还是舍不得罢免宇文融。

最后促使玄宗下定决心的，是另一桩弹劾案。

当时有一个宗室亲王名叫李祎，时任朔方节度使，因与吐蕃作战立下赫赫战功，颇为玄宗所器重，宇文融担心他以军功入相，威胁到自己的地位，就一直想找机会堵死他的入相之路。

开元十七年九月，李祎因事入朝，宇文融当即授意心腹御史李寅整理黑材料，准备瞅准机会递上去。不料这个李寅也是个大嘴巴，刚弄完材料就把事情泄露了。李祎得知后，立刻入宫禀报玄宗，说：宇文融打算陷害我，明天就会让御史李寅上章弹劾。

玄宗本来还有些半信半疑，没想到第二天早上，李寅果然就把奏章递了上来。玄宗勃然大怒，当即把宇文融贬为汝州（今河南汝州市）刺史。可是，宇文融刚走了没几天，玄宗就有些后悔了。

因为钱不够花了。

玄宗忍不住对裴光庭大发牢骚：“你们老是挑宇文融的毛病，这下倒好，朕把他轰走了，可朝廷的开销也不够了，你说说，该怎么办？如何帮朕解决国用不足的问题？”

裴光庭无言以对。

就在玄宗琢磨着该不该把这个挣钱高手重新请回来的时候，宇文融的倒霉事又来了。有人写了一封匿名信，指控他在担任宰相期间曾滥用职权，贪赃受贿。有关部门一查，还真有这么回事。玄宗万般无奈，只好再次把宇文融贬为平乐（今广西平乐县）县尉。

宇文融在边瘴之地苦撑苦熬了一年多，天天盼着玄宗能召他回朝，可他万万没有料到，他最终盼来的，却是比贬谪更严厉的惩罚——流放。因为他当初的聚敛手段太过恶劣，得罪了太多朝臣，所以很多人都不想放过他。大臣们利用他被贬谪的这段时间拼命搜集罪证，最后由司农少卿蒋岑出面指控，说宇文融曾在担任汴州刺史期间贪污了数以百万计的公款。

玄宗下令彻底追查，结果发现证据确凿，犯罪事实俱在。玄宗大为震怒，立刻下诏把宇文融流放岩州（今广西来宾市）。

这一回，宇文融知道自己彻底完蛋了。他万念俱灰，最后死在了流放的路上。热衷于搞党争的宇文融死了，剩下的两个宰相是不是就能和衷共济了？很遗憾，没有。

接下来的事实将向我们证明——帝国的朝堂就是一个铁打的擂台，宰相们只是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一个个打擂者。

只要擂台在，对决就不会终止。

【帝国大擂台：宰相们的对决（下）】

就算没有了宇文融，裴光庭和萧嵩也照样死掐。

说起这两个宰相，来头都不小。裴光庭是高宗时代的名将和行政专家裴行俭之子，萧嵩是南朝萧梁皇室后裔、初唐宰相萧瑀的侄孙，两人都有显赫的家世背景。裴光庭文职出身，长于行政，入相后任侍中兼吏部尚书；萧嵩擅长边务，军功显赫，以兵部尚书衔入相，后兼中书令，并遥领河西节度使。

也许是因为两个人的出身门第都不低，而且在各自的领域都有所建树，所以都有些眼高于顶，在处理政务时经常发生抵牾。往往是一个人主张的事情，另一个必定想方设法加以反对，是故“同位数年，情颇不协”。（《旧唐书·萧嵩传》）

裴光庭在任内做的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推行吏部的选官制度改革。在他之前，大唐吏部选拔官员时一律以能力为准，有本事的可以越级提拔，没本事的一辈子也得不到升迁。按理说这么做并没有错，但是难免产生一些副作用，比如很多官员干了大半辈子，经验非常丰富，可就是因为没有突出政绩，所以混到发白齿摇仍然是个小芝麻官；还有的人年纪轻轻就考上进士，取得了任官资格，可要么是因为没门路，要么是因为运气不好，结果整整二十年补不上缺，到老还是个候补官，一辈子就这样被埋没了。

针对这些弊端，裴光庭提出了他的改革主张——“循资格”。

也就是说，从今往后，各级政府在任用和提拔官员时，一律不管能力大小，只看资历高低。说白了，就是论资排辈。

裴光庭的这项改革，固然可以弥补过去“唯能力论”的一些缺失，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新的问题，那就是：“庸愚沉滞者皆喜”，“才俊之士无不怨叹”。（《资治通鉴》卷二一三）也就是说，这项改革开始实施后，那些庸庸碌碌、长期得不到升迁的老家伙无不拍手称快，可那些富有才干却缺乏资历的年轻官员却一个个牢骚满腹。

人们不禁怀疑，裴光庭的这项改革，是不是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不可否认，过去的“唯能力论”的确有不太公平的地方，因为它会让一些善于搞政绩工程的浮夸之辈钻了空子，同时埋没了那些只会埋头干活、不善于表现的老实人；然而，“唯资历论”就没有毛病吗？它不也是便宜了那些尸位素餐的平庸之辈，压制了真正有才干的人，从而导致了更大的不公平吗？

也许是因为这项改革确实有些矫枉过正，所以萧嵩便与裴光庭产生了极大的分歧。但裴光庭是吏部尚书，这种事情当然由他说了算，于是他便不顾萧嵩反对，仍然强力推行。

可想而知，仅仅在这件事上，两个宰相就足以针尖对麦芒地大干一场了，压根谈不上什么和衷共济。

宰相们老是这么打擂台，玄宗自然是头疼不已。好在裴、萧二人仅仅是单打独斗，没有像宇文融那样拉帮结派、聚众斗殴，所以玄宗也就睁一眼闭一眼，由他们去了。

日子在裴、萧二人的吵吵闹闹中又过了几年，直到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三月，双方的斗争才戛然而止。并不是他们终于和解了，而是因为裴光庭病逝，一个巴掌拍不响了。

裴光庭一死，萧嵩顿时长长地松了一口气。还没等裴光庭入土为安，萧嵩就急不可耐地将其推行数年的改革一朝废除，同时还把裴光庭这几年来提拔的亲信全部外放为地方刺史，一个也没留下。

裴光庭去世后，朝廷必须再物色一个新宰相。玄宗想，既然我挑的宰相最后都要打架，那这回我干脆放权，让你萧嵩自己推荐一个——总不能你自己挑的人还跟你死掐吧？

皇帝如此信任，着实令萧嵩大为感动。他暗暗发誓，这回，一定要挑一个老实厚道的，既要让自己舒心，更要让天子放心！

萧嵩随即在自己的好友圈里扫了一遍，很快就锁定了跟自己关系最铁的、时任右散骑常侍的王丘。在萧嵩看来，王丘过去在地方上颇有善政，很受玄宗赏识，而且为人低调内敛、谦虚谨慎，让他来配合自己工作，保证太平无事，皆大欢喜。

是的，萧嵩看得没错，王丘这个人确实很低调。可问题是，这位仁兄低调得太过头了。一听说萧嵩要推荐他当宰相，居然把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一个劲地说：不行不行，我能力不够，我干不了。

不过王丘也没让萧嵩太失望，马上就给他推荐了另一个人——尚书右丞韩休。

韩休这个人萧嵩还是了解的，跟王丘差不多，也是那种比较谦柔、性情平和的人。萧嵩想来想去，既然没什么更好的人选，那就韩休吧。

为了表明自己看人的眼光很好，萧嵩在向玄宗举荐韩休的时候，还极力称赞韩休为人正直，不慕荣利，品行高洁，足以担当宰相大任。

韩休随即以黄门侍郎衔入相。

然而，让萧嵩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他称赞韩休的话音还没有落下，麻烦事就来了。

因为韩休压根就不是他认为的那种人！

萧嵩本以为韩休“柔和易制”，叫他往东他肯定不敢往西，没想到这位老兄却“为人峭直”、“守正不阿”，凡事讲原则、认死理，一切秉公而断，从来不按萧嵩的意思行事。

由于萧嵩为相多年，非常了解玄宗的好恶，所以奏事时难免会曲意顺旨、阿谀取容。每当这种时候，韩休就会直言不讳地驳斥萧嵩，并且当着玄宗的面跟他争一个是非曲直，从不给他留半点面子。

萧嵩肺都气炸了。

不感念我的举荐之恩倒也罢了，你总不能恩将仇报吧？！

很遗憾，韩休并不这么认为。

在他看来，你萧大人举荐我韩某人，是为国举才，不是为你个人树立私恩，所以，我没有义务服从你，更没有必要奉承你！身为宰相，凡事只能以社稷为重，一切必须以纲纪为凭，即便各执一词，争的也是公益，不是私利；倘若意见相同，也是出于公心，并非交情。

既然如此，也就谈不上什么知恩图报，更谈不上什么恩将仇报！

萧嵩晕死。

碰上这么个一根筋的，他除了骂自己瞎了眼之外，还能怎么办？难不成昨天刚跟皇帝说，这是个人才，让他上去！今天又跟皇帝讲，这家伙不行，让他下来！

这不是自打耳光吗？

不能这么干。

所以，只能忍。

韩休入相，不仅把萧嵩搞得郁闷透顶，也让玄宗觉得很不舒服。

因为他总是动不动就犯言直谏，甚至还敢和玄宗面折廷争。

有一次，一个叫李美玉的万年县尉不知何事触怒了玄宗，玄宗大发雷霆，下令将其流放岭南。韩休闻讯，立刻入宫进谏，说：“李美玉官职卑微，所犯的也不过是芝麻绿豆大的事，可朝廷有一个大奸，却长期为非作歹，逍遥法外，臣斗胆请问陛下，为何执法不一？”

玄宗大为不悦：“你说谁是大奸？”

“金吾大将军程伯献！”韩休大声说，“此人依恃陛下恩宠，不仅贪赃枉法，而且所居宅邸，所乘车马，所用服饰，皆超越礼制，臣请陛下先治程伯献，再惩李美玉。”

韩休所说的这个程伯献，是大宦官高力士的拜把子兄弟，几年前高力士的母亲麦氏出殡，这家伙披麻戴孝，呼天抢地，哭得比亲儿子还惨。由于玄宗极度宠幸高力士，所以爱屋及乌，连带着对这个程伯献也是恩宠有加。程伯献仗着老大和天子撑腰，有恃无恐，屡屡触犯国法，韩休老早就想收拾他了，这次总算逮着了一个借题发挥的机会。

玄宗闻言，半晌不语。许久，才瓮声瓮气地说：“程伯献的事，朕自有分寸，你不要把什么事都扯在一块。今日只谈李美玉，不谈程伯献。”

可韩休却不依不饶：“李美玉只犯了细微过失，陛下就不能容他；程伯献大奸巨滑，陛下岂能不闻不问？！今日陛下若不惩治程伯献，臣必不敢奉诏流放李美玉。”

玄宗一下子给呛住了。

这一刻，玄宗真想让人把韩休拖出大殿，可后来想一想还是忍了。为了一个小小的李美玉就跟宰相撕破脸皮，实在不值，而且显得自己太没雅量。

最后，玄宗勉强挤出一丝笑容，夸奖了韩休几句，内容不外乎是“爱卿公忠切直，朕心甚慰”之类，然后就撤销了流放李美玉的诏令。

经过这件事后，玄宗真是有点怕了韩休，一如他当初对硬骨头宋璟也是又敬又怕一样。

的确，韩休确实颇有宋璟当年的风范。自从开元十三年封禅泰山以来，帝国似乎很久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宰相了。所以，当宋璟听说这件事后，忍不住对韩休大加赞叹，说：“不谓韩休乃能如是，仁者之勇也！”（《旧唐书·韩休传》）

宰相既仁且勇，天子就注定难以逍遥。

自韩休上台后，玄宗的业余文化生活就受到了诸多限制。比如有时候在宫中宴饮作乐，或者到禁苑打猎，玩的时间稍微长一点，玄宗就会惴惴不安地问左右：“韩休知不知道朕在这里？”可往往是话音刚落，韩休的一纸谏书就到了，正在兴头上的天子顿时意兴阑珊，好生没趣。

在这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约束下，玄宗自然是郁郁寡欢。日子一长，人居然瘦了一圈。每当玄宗揽镜自照，看见镜子里日渐消瘦的容颜，都忍不住长吁短叹。这个时候，身边的宦官就会替天子打抱不平，说：“自从韩休那老头当宰相，陛下不知道比以前瘦了多少，与其受他管束，还不如把他轰走算了！”

玄宗摇头苦笑，长叹道：“吾貌虽瘦，天下必肥！萧嵩奏事总是顺从我的意思，退朝后，我睡不安稳；韩休奏事经常力争，退朝后，我梦稳心安。所以，用韩休，是为了社稷，不是为了我个人。”

开元中后期，玄宗正处在由明而昏的蜕变过程中，虽然早年那种励精图治、克己自律的精神已经丧失大半，但还是没有发展到天宝后期那种荒疏朝政、骄奢淫逸的地步，所以，此时的玄宗还能说出这种比较有理性的话。尤其是“吾貌虽瘦，天下必肥”这八个字，虽说略显矫情，但总体上还是真实反映了玄宗此时的心态。

换言之，在这个转型期内，一旦天理和人欲在内心交战，一旦国家利益与帝王私欲产生冲突，玄宗多半还是会尊重前者，压抑后者。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玄宗内心的天平便不可逆转地朝向后者倾斜了，以至最终把盛世帝国一步步推向了万丈深渊。

当然了，这是后话。

随着韩休谏诤力度的不断加大，玄宗的心理承受力逐渐达到了一个临界点。

就算到目前为止，玄宗的理性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战胜感性，但是有这么一个严厉苛刻的宰相经常在耳边聒噪，总不是一件让人很舒服的事。再者，韩休和萧嵩又成天在他面前死掐，也让玄宗感到很厌烦。

正当玄宗为此大伤脑筋的时候，萧嵩主动站出来打破僵局了。

他向玄宗提交了辞呈。

玄宗大为意外，说：“朕又没有厌恶你，你何必急着走？”

萧嵩说：“臣蒙受皇上厚恩，忝居相位，富贵已极。在陛下不厌弃臣时，臣尚可从容引退；如已厌弃臣，臣脑袋尚且不保，如何自愿引退？”话刚说完，两行委屈的泪水已经夺眶而出。

玄宗顿时也有些伤感，想来想去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只好长叹一声，说：“你且回去，让朕慢慢考虑。”

萧嵩的辞职请求究竟是一种以退为进的要挟，还是一种迫于无奈的选择，实在是很难说。对此，玄宗也不好下断语。但是，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事情发展到这一步，的确让所有人都很不愉快，所以，必须拿出一个解决的办法。

那么，该不该让萧嵩退休呢？

还有那个不让人省心的韩休，是不是也一块休了算了？

玄宗为这个问题又头疼了好几天，最后还是采取了那个最简单也最有效的老办法——让两个人一块下台。

眼不见为净，耳不听不烦！

开元二十一年年底，玄宗把萧嵩罢为尚书左丞，把韩休罢为工部尚书，同日启用了两个新宰相，一个是裴耀卿，还有一个，就是曾为后世留下“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之千古名句的著名诗人——张九龄。

张九龄，岭南人，祖上曾当过韶州别驾的小官，后来几代人都是普通老百姓，可以说是典型的草根出身。虽然出身并不高贵，但是张九龄从小就聪明好学，写得一手漂亮文章。（《旧唐书·张九龄传》：“幼聪敏，善属文。”）

十三岁那年，张九龄把自己的作品寄给了广州刺史王方庆，王方庆阅后大为赞叹，连声说：“这孩子不得了，前程不可限量！”几年后，张九龄赴京参加进士科考，果然一举中第，被授予校书郎之职。当时玄宗还在当太子，有意搜罗天下的才学之士，亲自在东宫举行“策问”，张九龄前往应试，又拔头筹，遂擢升为右拾遗。

从此，张九龄在朝中声名鹊起。每当吏部要考核候补官员或举行科考，必命张九龄出任考官，根据候选人或考生的文章和综合表现，专门负责评定等级。每次张榜，各方都对张九龄甚为称道，认为他的评选结果公平合理。不久，张九龄又升任司勋员外郎。

开元中期，时任中书令的张说对张九龄的才华极为赏识，不仅将他提拔为中书舍人，而且放下首席宰相的架子，跟他认了同宗，此外还逢人便说：“这个年轻人，将来必成一代词宗、文坛领袖。”

张九龄感念张说的知遇之恩，从此竭尽忠诚，成了张说的心腹。后来，张说被宇文融等人整垮，张九龄受到牵连，被贬出朝廷，历任几个地方的刺史和都督。

当初张说兼领集贤院时，曾多次向玄宗推荐张九龄，称他可以作为决策顾问。张说死后，玄宗想起张说的荐言，遂召张九龄回朝，拜秘书少监，兼集贤院学士、副院长，旋即又擢任中书侍郎。此后，张九龄经常向玄宗呈上密奏，且多数受到采纳，对朝政颇有贡献。所以，当韩休和萧嵩双双下台后，张九龄自然就成了新宰相的不二人选。

从张九龄和裴耀卿日后的表现来看，玄宗应该会感到庆幸。

因为，这两个宰相不仅品行高洁，才华横溢，能力出众，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能够精诚团结，和衷共济！

对于经历了长期宰相纷争的玄宗朝廷而言，没有什么能比“精诚团结、和衷共济”这八个字更为宝贵的了。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来之不易的安定局面并没有维持太久，帝国大擂台马上就出现了新一轮的对决。

因为，张九龄和裴耀卿刚刚上台，有个新的打擂者就紧随其后，闪亮登场了。

这个人就是李林甫。

第二章 权相李林甫登场

【李林甫：一个问题青年的奋斗史】

李林甫是李唐宗室出身，论辈分，玄宗李隆基还得管他叫叔叔。

虽然出身高贵，但是李林甫的起点却很低。因为他们这一支是李唐皇族的旁系，而且混得不怎么好，可以说一代不如一代。

李林甫的曾祖父李叔良，是唐高祖李渊的堂弟，封长平王，官任刑部侍郎，死后赠灵州总管，从二品；祖父李孝斌官至原州长史，从五品；父亲李思诲最不如意，终其一生只混了个扬府参军，正七品。到了李林甫这一代，虽然尚有恩荫的资格，但他入仕之初，也不过是个小小的千牛直长（宫廷侍卫官）。

因为门庭衰微，所以李林甫从小就有强烈的出人头地、光大门楣的欲望。

但是，要靠什么出人头地呢？

他父亲这头是没戏了，一个小小的扬府参军，根本帮不上他什么忙。所幸，李林甫的母亲这一系，算是出了个有头有脸的人物。

这个人就是玄宗早年的好友兼后来的宠臣——楚国公姜皎。

他是李林甫的舅舅。

靠着舅舅姜皎的提携，李林甫在开元初年当上了太子中允，正五品，算是一举进入了“通贵”的行列。可以想见，假如姜皎没有在开元十年的废后风波中意外死亡，李林甫足以凭着这层关系再往上蹿几级，仕途肯定会顺利得多。

可是，这棵庇荫的大树一倒，他就只能另觅高枝了。

经过一番努力，李林甫又攀上了宰相源乾曜的儿子源洁，和他结成了好友。当时源乾曜官居侍中，是朝廷的二把手。李林甫就托源洁去跟他父亲求情，想调一个司门郎中的职务。所谓司门郎中，是指三省六部的中层官员，相当于今天各部委的司长，虽然官阶不是很高，但手中握有实权，比太子中允这样的闲职好得多。

李林甫原以为这件事十拿九稳，没想到源乾曜竟然一口回绝。

而且源乾曜还说了一句很不客气的话，让李林甫一辈子铭心刻骨。

他说：“郎官必须由品行端正、有才能、有声望的人担任，哥奴（李林甫的小名）岂是做郎官的料？！”

言下之意，李林甫在他眼中就是一个品行、才能和名声都不怎么样的人，简直就是个问题青年。

毫无疑问，这句话深深刺痛了李林甫。

在我们的经验中，一个人年轻时倘若在某个方面遇到了强烈的精神刺激，日后在这个方面必然会有强烈的反弹。换句话说，年轻时受些刺激未尝不是件好事，因为他会激发人的斗志，迫使人更快地成长。用佛教术语来说，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正面助力，称之为“增上缘”，反面助力则称之为“逆增上缘”。对于李林甫而言，姜皎就是他的增上缘，而源乾曜差不多可以算是他的逆增上缘。从这个意义上说，源乾曜那句十分伤人自尊的话，未尝不是李林甫后来拼命往上爬的主要动力之一。

你说我哥奴不是当郎官的料，那咱们就走着瞧，看我将来到底是个什么料！

后来的事实证明，李林甫是当宰相的料。

而且他这个宰相的含金量，显然比源乾曜要大得多。

因为他在宰相的位子上一坐就将近二十年，是玄宗一朝任职时间最长、权势最大、恩宠最隆、对后来历史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宰相。

这一层，当然是源乾曜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的。

在随后的几年中，李林甫历任太子谕德、国子司业等职，官阶略有提升，但职权仍然不大。直到开元十四年，李林甫攀上了当时玄宗跟前的大红人宇文融，才在他的援引下就任御史中丞，真正进入实权部门。

就是在一年，李林甫和宇文融联手扳倒了张说，在帝国政坛上初露峥嵘，一举赢得了朝野的关注。随后，李林甫历任刑部、吏部侍郎，官阶虽然都只是四品，但拥有的权力显然一次比一次更大。

当年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哥奴，就这样一步一步迈上了帝国的政治高层。但是，他绝不满足于此。

他的目标是——大唐宰相。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李林甫开始不遗余力地打造自己的关系网。与一般官员不同的是，李林甫并没有在朝臣中拉帮结派。在他看来，这么做有缔结朋党的嫌疑，容易引起皇帝的猜忌和政敌的攻击，显然是不明智的。所以，李林甫把目光从外朝转向了内宫，专门结交两类人：一是宦官，二是妃嫔。

这两种人靠皇帝最近，最了解皇帝的性情、好恶、想法，也最有可能对皇帝的各种决定产生微妙的影响。就此而言，他（她）们对朝政的影响力有时候甚至比朝中的大臣们更大。因此，谁要是跟这两种人交上朋友，谁也就掌握了所有跟皇帝有关的第一手信息。试问，这样的人想投皇帝所好，不是一投一个准吗？

由于宫中的宦官和妃嫔都从李林甫这里得了不少好处，同时也向他反馈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所以李林甫每次入宫奏事，总能符合皇帝的心意。渐渐地，玄宗对他的好感与日俱增，李林甫也强烈感受到了皇帝对他的赏识和信任。

可李林甫知道，这仅仅是个开始。要想登上宰相的宝座，必须在宫中寻找更强有力的政治同盟。换句话说，仅仅结交妃嫔是不够的，还必须结交最得宠的那一个；仅仅结交宦官也是不够的，还必须结交最得宠的那一个！

如今的后宫，最得宠的妃嫔是谁？

那当然是武惠妃了。可是，李林甫如何跟武惠妃套近乎呢？谁都知道，武惠妃虽无皇后之名，却是后宫事实上的女主人，玄宗对她的宠幸无以复加。像这样的女人，要风有风要雨得雨，几乎啥都不缺，李林甫凭什么跟人家交朋友？

是的，表面上看，这是个问题。

可在李林甫看来，这不是问题。

因为，再密的鸡蛋也有缝。说白了，武惠妃不过是个因美色而得宠的女人罢了，别看她在人前风光无限，其实心里始终怀有色衰爱弛的恐惧。所以，她虽然看上去什么都不缺，但唯独缺了一样东西——保障。

如果不能在皇帝对她产生厌倦之前扳倒太子，让自己的儿子寿王李瑁入主东宫，那么一旦天子移情别恋，她拥有的一切就会像海滩上的沙堡一样瞬间被潮水吞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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