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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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遭遇困境时，脑袋通常会比较清醒，可一旦得意了，就很容易忘形。这是人性的普遍弱点，安禄山自然也不会例外。
就在升任平卢讨击使不久，安禄山奉张守珪之命讨伐奚和契丹，因为这些年从没打过一次败仗，所以就骄傲轻敌，贪功冒进，结果被打得丢盔弃甲，大败而回。张守珪念其骁勇，不忍诛杀，就把他执送东都（当时玄宗住在东都洛阳），交给朝廷发落。
这是安禄山的第二次劫难。
正常情况下，将领出征因主观原因而打了大败仗，就必须按军法论处，其结果只能是两个字——杀头。
但是，安禄山的命运奇就奇在——每当大祸临头、身处绝境的时候，总有人把他从阎罗王手里头抢回来，并且将他的人生推上一个新的台阶。
上一次的贵人是张守珪。
而这一次的贵人，就是唐玄宗李隆基。
安禄山被押到东都后，当时的宰相张九龄亲自审问他。两个人对答许久，张九龄深感此人绝非善类，就在他的案卷上写下批语：“守珪军令若行，禄山不宜免死。”（《资治通鉴》二一四）意思是按照军法，张守珪本来就应该把安禄山就地处决，现在就算把他送到了朝廷，也不可能从轻发落，还是一个字——死。
关键时刻，玄宗发话了。
他认为，安禄山作战英勇，而且立过战功，理应特赦，只须免除官职，让他以“白衣”之身回军中效命，戴罪立功。
张九龄坚决反对，说：“禄山狼子野心，面有逆相，臣请因罪戮之，冀绝后患。”（《旧唐书·张九龄传》卷一）
张九龄不是神仙，他当然不可能预见十九年后的安史之乱。但是，作为一个阅人无数的宰相，凭直觉看出安禄山“外若痴直，内实狡黠”的本性，预感他日后有可能危害社稷，这倒也在情理之中。更何况安禄山本来就犯了死罪，就算他将来不造反，现在杀他也不能算错。假如玄宗能够采纳张九龄之言，当时就把安禄山除掉，那么后来的唐朝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或许就将因此改写了。
然而历史没有假如——玄宗最后还是把安禄山放了。
安禄山再一次死里逃生，并且因祸得福。
为什么说因祸得福？
因为他得到了天子的关注。
偌大的帝国，像他这个级别的武将不知凡几，皇帝哪能认得过来？而安禄山却因触犯死罪而受到皇帝的瞩目和关照，不是因祸得福是什么？
又一次逃出鬼门关后，安禄山终于悟出了一个道理。
他意识到，光靠在战场上拼死拼活是没有用的，即便拿命换来一官半职，一着不慎就会前功尽弃，满盘皆输。也就是说，要想出人头地，不仅要会打仗，更要会做人。
怎么才叫会做人？
答案就一个：钱。
具体而言是四个字：学会花钱。
每个人都喜欢钱，那些有权的人更喜欢。所以，只要你学会给有权的人送钱，他们自然就会喜欢你，而且乐于拿手中的权力和你交换，让你也变得更加有权。
从古到今，社会一直在变，制度一直在变，但是这条真理则亘古常在，历久弥新，永远不会过时，永远在支配着这个物欲横流、权力至上的世界…
从此，安禄山一边打仗，一边不遗余力地贿赂前来视察的每一个朝廷使臣。“上（玄宗）左右至平卢（营州）者，禄山皆厚赂之，由是，上益以为贤。”（《资治通鉴》卷二一四）
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安禄山升任平卢兵马使。次年，御史中丞张利贞出任河北采访使，赴平卢视察军情，“禄山谄佞，善伺人情，曲事利贞，复以金帛遗其左右。”（《安禄山事迹》卷上）张利贞回朝后，拼命替安禄山说好话，玄宗对他的印象越来越好，旋即擢升他为营州都督、平卢军使，兼奚、契丹、渤海、黑水四府经略使。
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正月，唐朝廷将整个帝国边境从西到东、由北至南划分为十大藩镇，设置了安西、北庭、河西、朔方、河东、范阳、平卢、陇右、剑南九大节度使，外加一个岭南五府经略使。其中，安禄山正式出任平卢节度使，负责镇抚室韦、靺鞨两大部落，统辖平卢军、卢龙军、榆关警备区（榆关守捉）、安东都护府，军队屯驻营州（今辽宁朝阳市）和平州（今河北卢龙县），总部设在营州，总兵力三万七千五百人。
安禄山就此强势崛起，成为手握重兵、坐镇一方的封疆大吏。
这一年，他刚好四十岁。
此时，距离安史之乱爆发，还有十三年。
【一个男人的心灵G点被撩动了】
天宝二年（公元743年）正月，安禄山奉玄宗之召入朝觐见。
这是安禄山生平第一次来到长安。
秦中自古帝王州。大唐帝京的高贵、繁华与富庶给这个北地胡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龙首原上那座巍峨壮丽的大明宫，以及凝结在大明宫上空那股磅礴雄浑的帝王气，更是让安禄山激动莫名、叹为观止，并且前所未有地撩拨着他内心深处某个隐秘的角落，让他周身的血液不由自主地开始了一种无声的沸腾…
在大明宫的含元殿，安禄山第二次见到了玄宗，第二次见到了他事业上的明主、生命中的贵人。为了向天子表达自己的感恩之念和忠诚之心，安禄山对玄宗讲了一个故事。
他说：“去年秋天，营州闹了蝗灾，蝗虫遮天蔽日，把禾苗都吃光了。臣焚香祝祷，面对苍天说：‘臣如果心术不正，事君不忠，就让蝗虫把臣的心吃掉；倘若臣不负天地神灵，就请让蝗虫赶快消失吧。’臣刚刚说完这句话，就有一群大鸟从北方飞来，顷刻间把蝗虫吃得一干二净，臣欣喜万分，感动不已。陛下，这是稀世祥瑞啊，请陛下宣付史官，载诸史册。”玄宗大悦，立刻命史官载录。随后的日子，玄宗对安禄山“宠待甚厚，谒见无时”。（《资治通鉴》二一五）旋即又加封他为骠骑大将军。
离开长安的那天，满载着天子眷宠欢喜而归的安禄山走出了很远，忽然又回头遥望了一眼。
他望着大明宫阙那一角华丽的飞檐，目光中有一种微妙难言的东西在闪动。
这一眼的风情，要到十二年后，才能让大唐君臣读懂——用血泪浸泡的心去慢慢读懂。
毫无疑问，此次长安之行已经准确无误地撩动了安禄山的心扉，给他的生命打开了一个全新的空间——一个足以让欲望起舞、让野心飞扬的充满想象的空间。
后来的几年中，安禄山频频出击奚和契丹，并屡屡获胜，因而在朝野的声望直线飙升。与此同时，他对朝中高官的贿赂也从来没有停止。到后来，不仅是钦差们说他好话，连首席宰相李林甫、户部尚书裴宽、礼部尚书席建侯等人，也都众口一词地盛赞安禄山。
在玄宗看来，这就叫众望所归。
此时的安禄山，已经被玄宗视为“镇清边裔”的“万里长城”。（《安禄山事迹》卷上）
既然是万里长城，当然就要赋予他更大的权力和使命了。
天宝三年（公元744年），玄宗又让安禄山兼任了范阳节度使。
在当时的十大藩镇中，范阳镇绝对是最牛的一个。因为，无论是它所节制的军队，统辖的州境，还是拥有的兵力，都是十大藩镇中最多的。“范阳节度临制奚、契丹，统经略、威武、清夷、静塞、恒阳、北平、高阳、唐兴、横海九军，屯幽、蓟、妫、檀、易、恒、定、漠、沧九州之境，治幽州，兵九万一千四百人。”（《资治通鉴》二一五）
当时，十大藩镇的总兵力是四十九万人，而安禄山兼统两镇，兵力相加已经将近十三万人，占了四分之一。
然而，玄宗对安禄山的宠信还远远没有到头。
毋宁说，这才只是一个开始。
天宝六年（公元747年），安禄山又以平卢、范阳节度使兼摄朝廷的御史大夫。随着权势和地位的提升，他奉召入朝的次数越来越多，对玄宗的巴结谄媚也日渐升级，甚至不惜以得罪太子为代价，曲径通幽地向玄宗表达他的忠心。
有一次，安禄山上殿觐见玄宗，当时太子也在场，可安禄山却视若无睹，只拜皇帝，不拜太子。旁人提醒他，他却装作一脸懵懂地说：“臣是胡人，不懂朝中礼仪，不知太子是何官？”玄宗笑着向他解释：“这是储君，朕千秋万岁后，将代朕君临天下。”安禄山似懂非懂地说：“臣愚钝，向来唯知有陛下一人，不知道还有储君。”说完才不情不愿地向太子行礼。
其实，谁都看得出来，安禄山这是在演戏。但是这出戏却没人愿意拆穿。因为安禄山不可能不知道太子是什么人，但他偏偏要装傻充愣，目的就是要拐着弯儿向玄宗表达赤胆忠心。在场的人大多受过安禄山的好处，当然也会帮他一起演戏。而对于玄宗来说，安禄山竟然为了讨好他而不惜得罪未来的皇帝，这份忠心当然也是无人可及的。
玄宗当时正宠着杨贵妃一家子，如今又宠了安禄山，于是干脆把他们撮合在了一块，叫杨贵妃的两个哥哥和三个姐姐都和安禄山结拜为兄弟姐妹。从此，安禄山更加频繁地出入宫禁，和杨贵妃的关系也日渐亲密。不久后，他又向玄宗提出了一个请求——要认杨贵妃为干妈。
玄宗当然是笑呵呵地同意了。
随后，安禄山每次入宫，都是先拜贵妃，再拜皇帝。玄宗不解，问他何故。安禄山恭恭敬敬地说：“我们胡人的习俗，都是先拜母亲，后拜父亲。”玄宗释然，对安禄山的憨厚和朴实又平添了几分好感。
史称安禄山“晚年益肥壮，腹垂过膝，重三百三十斤”，连走路都要左右两个人搀扶着他。但是，每当在玄宗面前跳胡旋舞的时候，安禄山却总能“疾如风焉”。（《旧唐书·安禄山传》）要论当时胡旋舞跳得最好的人，天下只有两个——安禄山和杨贵妃。
“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白居易《胡旋女》）
为什么一个连走路都显得有困难的人，能把胡旋舞跳得跟杨贵妃一样完美呢？
因为他是为皇帝而跳的。
天宝十年（公元751年），玄宗为了方便安禄山入朝觐见，就命有关部门在亲仁坊为他建立一座宅邸，并下令只求富丽堂皇，不必顾惜财力。豪宅落成后，里面的所有家具器物全部是御赐的，而且极尽高档豪华之能事，连厨房里头的锅碗瓢盆、马厩里头的筛子箩筐等物，都是用金银打造的。从开始修建豪宅的第一天起，到竣工之后的种种器具添置，玄宗本人都跟得很紧，而且经常对监工的宦官说：“胡人眼高，别让他笑我吝啬。”
这一年正月二十，是安禄山的生日。玄宗和杨贵妃作为干爹干妈，当然赏赐了很多珍宝、衣服、酒食。三天后，杨贵妃命人用锦绣绸缎缝制了一件特大的襁褓，然后召安禄山入宫，让宫女和宦官用襁褓把他团团裹住，装在彩轿里抬着走。玄宗听见后宫忽然一片嬉戏喧哗，忙问在搞什么名堂，左右说：“这是贵妃分娩的第三天，所以在给禄儿洗澡（民间的“洗三”习俗）。”玄宗赶紧跑过去看热闹，一看三百多斤的安禄山被严严实实地包裹在襁褓里头，仅露出一张憨厚的胖脸，不禁捧腹大笑。
干儿子洗三了，他这个干爹当然要有所表示。玄宗随即赐给了杨贵妃“洗儿钱”，又厚赐了安禄山，“一家三口”又嬉闹了大半天，才尽欢而罢。
从杨贵妃为安禄山“洗三”的这一天起，安禄山就有了自由出入宫禁之权，过后他经常陪杨贵妃一起吃饭，有时候甚至彻夜不归，留宿宫中。日子一长，宫中自然就传出了绯闻。朝野上下的人们私底下议论纷纷，都怀疑皇帝被那个大胖子戴了绿帽。然而，不知道为什么，玄宗自始至终没起过半点疑心。（《资治通鉴》卷二一六：“禄山出入宫掖不禁，或与贵妃对食，或通宵不出，颇有丑声闻于外，上亦不疑也。”）
天宝十年二月，安禄山又向玄宗提出了一个请求——兼任河东节度使。在旁人看来，这绝对属于非分的请求，只能用得寸进尺、贪得无厌来形容。
可出人意料的是，玄宗居然一口答应了，并随即把当时的河东节度使调回朝中，任左羽林将军，然后立马把职务给了安禄山。
河东镇，负责与朔方镇互为掎角，共同防御突厥，统辖天兵、大同、横野、岢岚四军及云中警备区，屯驻忻、代、岚三州之境，总部设在太原，兵力五万五千人。
至此，安禄山已一人身兼河东、范阳、平卢三镇节度使，辖下的总兵力已达到十八万五千人，足足占了全国藩镇总兵力的三分之一强。
除了三镇节度使，安禄山还兼任河北采访使，受封上柱国，赐爵东平郡王。
大唐开国一百年多来，外姓武将封王者，唯安禄山一人。
安禄山不仅本人权倾天下、位极人臣，而且一家老小也都跟着他鸡犬升天。他母亲、祖母皆赐国夫人，十一个儿子都由玄宗赐名，长子安庆宗官任太仆卿，次子安庆绪官任鸿胪卿，安庆宗后来又娶了皇族的荣义郡主…放眼当时满朝文武，安氏一门可谓显赫无匹、荣宠绝伦！
有谁能料到，此时的安禄山已经“包藏祸心，将生逆节”了呢？史称，安禄山每次入宫，“常经龙尾道，未尝不南北睥睨，久而方进。”站在大明宫前的龙尾道上，这个昔日的偷羊贼正在以一种睥睨天下的姿态南北眺望，并且久久伫立，迟迟不舍得离开…
他在看什么？他在想什么？
史书的回答是——“凶逆之萌，常在心矣。”（《安禄山事迹》卷上）
是谁撩动了安禄山的野心？
答案只有一个——唐玄宗李隆基。
正是他对安禄山毫无原则的宠信、无休无止的纵容，才孕育了安禄山觊觎皇位的野心，助长了安禄山睥睨天下的欲望。
此时，历史的指针正指在天宝十年，距离安史之乱爆发还有四年…
差不多在这个时候，还有一个朝臣也日益受到玄宗的宠幸，正在朝着帝国的权力巅峰跑步前进。
这个人的到来，将对天宝末年的帝国政局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且，正是因为他的所作所为，才在客观上给安禄山提供了起兵的借口，并加快了安禄山反叛的步伐。
这个人就是杨国忠。
【杨国忠：小混混的华丽转身】
杨国忠，本名杨钊，蒲州永乐（今山西永济市）人，杨贵妃的远房堂兄。他的父祖辈皆默默无闻，但却有一个舅父大名鼎鼎，就是女皇武曌的晚年男宠张易之。张易之得宠的时候，杨钊尚在襁褓，没能沾上舅舅的光，等他稍微大一点，张易之早就在神龙政变中翘了辫子，而且身后还留下了恃宠乱政、死有余辜的骂名，所以这层关系对杨钊丝毫没有帮助。
虽然杨钊的祖上也是名门望族弘农杨氏，可杨钊这一支比杨玉环那一支败落得更厉害。杨玉环她父亲好歹还是个七品官，相当于今天的处级公务员，可杨钊的父亲却是个平头老百姓，家境还很不好，所以杨钊从小就没受到什么正规教育，成天在社会上瞎混，长大后别的本事没有，就只学会了喝酒跟赌博。
不过，一个人要在社会上生存，没有文化不可怕，没有文凭也不可怕，怕就怕没有一技之长。杨钊喜欢赌博固然不是什么有益身心的爱好，可他却从赌博里面玩出了一样本事，那就是——对数字的敏感，以及出众的运算能力。
我们千万别小看这种本事，因为当时还没有电子计算器，甚至连算盘都还没有（现在的算盘大致是北宋时期才出现的，唐代使用的计算工具是用竹签削成的筹码），如果一个人眼睛一眨就能给你来个多位数的加减乘除运算，你当然要惊呼他为天才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因为这样的本事，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出的理财能力，加之杨贵妃的裙带关系，杨钊才从一个小混混一步步登上了权力巅峰，成了天宝末年的天子宠臣和帝国宰辅。
然而，尽管杨钊很早就具有数字才能，可亲戚朋友和街坊邻居却认识不到他的天才。在他们眼里，他始终只是个不学无术、狂饮滥赌的混混，所以一直对他敬而远之。
由于长期遭人白眼，杨钊的自尊心受到了严重伤害。终于有一天，他发愤图强了——老子要去从军，当一个大官回来给你们瞧瞧！
杨钊发愤的情形，大致与哥舒翰类似。不过人家哥舒翰是浪子回头金不换，一跑到边境就噌噌地立功，可他杨钊却恶习难改，到了四川当兵后，还是喝酒赌博两不误，有一回估计是因此触犯了军纪，还被上司狠抽了一顿鞭子。
所幸杨钊还有一技之长——理财能力，所以入伍之后没被送上前线，而是留在后方负责屯田工作。屯田是当时边防军队的主要经济来源，一贯受到军方和朝廷的高度重视。在这个岗位上，杨钊总算有了用武之地，干出了一些成绩，随即受到上峰赏识，被提拔为新都县尉。
杨钊在这个职位上干了三年，可惜一直没能升迁。按当时的人事制度规定，官员任职期满，若无升迁或调动，就只能暂时赋闲在家，每年到吏部去挂号，得到补缺机会再出来任职。杨钊在新都县尉任上干满三年后，赋闲了，经济来源一下子中断，过了一段坐吃山空的日子，手头越来越拮据，以至连回蒲州老家的路费都没有，于是被困在了川中。
就在杨钊陷入窘境、一筹莫展的时候，有个人及时向他伸出了援手。这个人叫鲜于仲通，不仅见多识广，才智过人，而且家财万贯，在当时的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麾下担任采访支使，是节度使的心腹幕僚。这个鲜于仲通为人非常精明，他见过杨钊几次面后，就认定杨钊绝非久居人下之辈，便时常慷慨解囊，不遗余力地接济他。
鲜于仲通相信，杨钊是个很好的政治投资对象。所以，必须在他万分饥渴的时候给予他滴水之恩，以此换取他日后的涌泉相报。
天宝四年（公元745年），杨玉环被册封为贵妃，章仇兼琼决定搭上这根“天线”，就把鲜于仲通找来商量，说：“我现在很受皇上器重，可要是上面没人，很容易受到李林甫的排挤。最近我听说杨贵妃正受皇上宠幸，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你若能替我到长安跑一趟，跟杨家人结交，我就有备无患了。”
鲜于仲通立刻意识到，只要让杨钊走这一趟，这个年轻人日后必定飞黄腾达，而自己的投资也必将取得丰厚的回报！果然不出鲜于仲通所料，短短几年后，已然成为天子宠臣的杨国忠就给了他一个绝对超值的回报——剑南节度使之职。这是后话。
主意已定，鲜于仲通就对章仇兼琼说：“我是蜀地人，从来没去过京师那种大地方，恐怕会坏了大人的事。”他瞟了章仇兼琼一眼，顿了顿，又接着说，“不过，我可以为大人举荐一个人，此人若出马，一定不会让大人失望。”
杨钊的好运就这么来了。
章仇兼琼闻言，随即召见杨钊。一见之下，章仇兼琼大喜过望。他发现，这个杨钊不仅长得仪表堂堂，而且口才伶俐，为人异常机敏，确实是入朝打点的合适人选。此外，还有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是杨贵妃的族兄。裙带关系在任何时候都是官场上最好用的通行证，所以，啥也别说了，就是这小子了！
随后的日子，章仇兼琼不仅任命杨钊为推官，有事没事还经常召见他，并且总是嘘寒问暖、关照有加，把杨钊搞得感激涕零、受宠若惊。
天宝四年秋天，章仇兼琼命杨钊负责运送贡品入朝，临行前，忽然用一种不经意的口吻对他说：“我有一点东西放在郫县，可以给你作几日盘缠之用，你路过时顺便带走吧。”
杨钊到达郫县后，一看到章仇兼琼所说的那“一点东西”，顿时惊呆了。
那可是满满几十大车的礼品啊，都是蜀地的著名特产和奇珍异宝，杨钊凭着自己的心算能力大致估算，价值起码在千万（一万缗）以上。
杨钊明白了——这趟差事不仅是向朝廷上贡，更是向贵妃一家子上贡，不仅是帮章仇兼琼“搭天线”，更是帮自己“跳龙门”啊！
天下还有比这更好的美差吗？
杨钊欣喜若狂，随即拉上几十车礼物，昼夜兼程直奔长安。
抵达长安后，杨钊带上礼物马不停蹄地走访了三个堂妹，告诉她们：“这都是节度使章仇大人送的。”杨氏三姐妹喜笑颜开，当即笑纳，随后天天在玄宗跟前吹风，极力鼓吹章仇兼琼如何有才、如何能干等等。不久后，章仇兼琼就如愿以偿地调入朝中，荣任户部尚书了。
在杨氏三姐妹之中，杨钊并没有将礼物平均分配，而是把其中的一半给了二堂妹（也就是后来的虢国夫人），另外一半才给其他两个堂妹平分。虢国夫人之所以占了大头，是因为她和杨钊并不仅仅是堂兄妹的关系。
早在她们三姐妹还待字闺中的时候（当时杨玉环还小），杨钊就常去她们家串门，并且跟这个二堂妹有了私情。后来二堂妹嫁人了，杨钊自己也混得很不像样，两人的关系就中断了。如今，好多年没见的这位远方堂兄再次出现时，居然带来了这么贵重而丰厚的见面礼，怎能不让虢国夫人心花怒放？并且巧合的是，虢国夫人不久前刚刚守寡，满怀寂寞正无处安放，杨钊居然就在这时候出现了，又岂能不让她旧情复燃、芳心荡漾？
所以，一到长安，杨钊就顺理成章地住进了虢国夫人的家里。
接下来的日子，杨氏三姐妹就经常跟玄宗提起她们的这位堂兄，尤其是虢国夫人，更是不遗余力地向玄宗推荐杨钊，宣扬了他的一大堆优点，而其中最能打动玄宗的一点就是——杨钊善玩樗（chū）蒲。
所谓樗蒲，是一种类似于掷骰子的博彩游戏，但规则比普通的掷骰子复杂得多，胜负结果需要有精密的计算，正是杨钊所擅长。
玄宗当时最喜欢玩，一听说有人善玩樗蒲，立马召见，随后就任命杨钊为金吾兵曹参军，并准许他以供奉官的身份出入禁中。从此，每当玄宗在宫中玩樗蒲，杨钊就专门在一旁负责计算点数和输赢，每次都算得又快又准，玄宗不禁大为赞叹：“好度支郎！”（《资治通鉴》卷二一五）
度支郎就是财政官员的意思。当时玄宗除了爱玩就是爱钱，谁要是能帮他大把大把搞钱，保管一夜之间平步青云，比如早年的宇文融，以及后来的韦坚、杨慎矜、王鉷，都是因为善于聚敛而成了天子跟前的大红人。
杨氏三姐妹随即抓住玄宗的这句话不放，天天缠着他，要他给杨钊封个管财政的官。玄宗拗不过，只好让杨钊到户部当差，不久又擢升他为度支郎中兼侍御史，让他在御史中丞、京畿采访使王鉷的手下任职。
后来的事实证明，玄宗的决定是相当英明的。因为杨钊搞钱的本事不仅没有让他失望，而且还远远超出了他的期望。
从杨钊被任命为度支郎中的这一刻开始，他就彻底告别了穷愁潦倒、郁闷不堪的过去，从此左右逢源、顺风顺水，就好比从艰险崎岖的蜀道直接拐上一览无余的高速一样，周遭景物豁然开朗，前程顿时变得无限远大…
在此后的几年中，杨钊使尽浑身解数，细心窥伺玄宗好恶，千方百计加以迎合，同时拿出看家本领大肆聚敛，迅速博得玄宗的赏识和宠幸，于是不断获得升迁，在短短几年间就兼任了十几个财政职务。
天宝七年（公元748年），杨钊又“迁给事中，兼御史中丞，专判度支事（主管全国财政工作），恩幸日隆”。（《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从前混迹市井、狂饮滥赌的小混混，几年前还抑郁不得志的这个蜀中小吏，如今已然脱胎换骨，成了位高权重的当朝大员。当初对他敬而远之的那帮亲戚朋友和街坊邻居，现在肯定懊悔不迭——过去怎么就没看出这小子有这么大的本事呢？！
为了让天子对自己的政绩有一个直观而美好的印象，杨钊自从当上财政大臣后，就下令全国各地一律将上缴中央的粮食兑换成绸缎，同时又用各种苛捐杂税的收入购买布帛，全部收进国库，然后频频上奏玄宗，宣称国库中的财帛已经堆积如山，达到了有史以来最富裕的程度——“帑藏充牣，古今罕俦！”（《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国家不差钱了，玄宗当然高兴。天宝八年（公元749年）二月，玄宗召集文武百官，兴高采烈地前去参观国库，一看之下，果然如同杨钊所说——府库盈满，财物山积，放眼古今，罕有其匹！
目睹如此盛况，满朝文武无不咋舌，大唐天子也止不住两眼放光——如今的大唐帝国岂止是不差钱，简直是富得流油、富得冒烟了！
玄宗兴奋得无以言表，当即宣布：满朝文武通通有赏，一律按官阶大小赐给相应布帛；同时赐给杨钊三品紫袍和金鱼袋，以示无上恩宠。
自开元后期以来，玄宗在赏赐宠臣的时候就已经是不把钱当回事了，自从这次“国库观摩”之后，其思想更是获得了空前解放，达到了视金钱如粪土的境界，“赏赐贵幸之家，无有限极。”（《资治通鉴》卷二一六）俨然把国库当成了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
天宝九年（公元750年），杨钊向玄宗呈上一道奏疏，请求为他的舅舅张易之、张昌宗平反昭雪。玄宗二话不说，当即准奏，以二张当年曾劝武皇迎回中宗、对社稷有功为由，下诏追复二张的官爵，并赐其一子为官。数日后，杨钊又以自己名字中含有“金刀”，暗合某图谶，对天子和朝廷不吉为由，请求玄宗赐给他一个新名字。玄宗有求必应，立刻赐名为“国忠”。
有道是名正则言顺，杨国忠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搞出这两个花样，绝不是一时心血来潮的产物，而是几年来深思熟虑的结果。换言之，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重新包装自己，为日后攫取大权铺平道路。首先，通过为二张平反，他就不再是逆臣余孽，而是摇身一变，成了功臣之后，从此拥有了一个非常光荣的出身；其次，通过改名，既能告别不堪回首的过去，和从前的自己一刀两断，又能通过皇帝赐名，让所有人意识到他的身份是何等尊贵与不同凡响。
从今往后，这世上就不再有那个叫杨钊的小人物了，取而代之的是天子亲自赐名的这个功臣后代杨国忠。
昔日的小混混就此华丽转身。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
真的要断了过去，让明天好好继续。
从今往后，杨国忠就将以全新的姿态出现在世人眼里，向权力之巅发起冲锋。
当然，通往权力之巅的道路从来都是险峻而狭窄的。正如自古华山一条道一样，你要想在这条仅容一人通过的小道上快速攀登，就必须千方百计把挡在你前面的家伙从悬崖上挤下去。直到你毫不留情地把所有挡路者推入万丈深渊，你才能先于众人到达无限风光的绝顶。
事实上，从天宝六年开始，杨国忠就已经在这么做了。
在幕后策划并且与他配合无间的人，就是李林甫。
天宝中后期，他们联手掀起了一场又一场血雨腥风的大狱，强力打击一切政治上的反对派，“所挤陷诛夷者数百家”。（《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而在被他们铲除的异己中，死得最难看的，就是先于杨国忠受到玄宗宠幸的两大理财高手——杨慎矜和王鉷。
【天宝大狱】
杨慎矜，隋炀帝杨广的玄孙，为人沉毅有才干，尤其是财政工作方面，能力特别突出，历任监察御史、太府出纳、含嘉仓出纳使、京畿采访使、户部侍郎、御史中丞等职。天宝五年，杨慎矜在李林甫的授意下，整垮了另一个理财高手韦坚，进而将其取代，成为玄宗心目中最能干的财政大臣。
毫无疑问，在李林甫的手下干活，有一条高压线是绝对不能碰的，那就是得到天子的信任和赏识。而韦坚一死，杨慎矜又渐渐“为上所厚”，自然就引起了李林甫的嫉恨。
对李林甫来讲，这世上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他的整个宰相生涯，几乎都是在为这句话作注脚。
如今，杨慎矜既然无视前车之鉴，再次走到五百万伏高压的边缘，李林甫当然要想办法让他领教一下碰触高压的滋味。
李林甫的整人手法是相当高超的，不管什么人，他都能准确捕捉你身上的弱点。即便你是刀枪不入的阿喀琉斯，他也能找出你身上最脆弱的那个脚踵。一旦找到你的阿喀琉斯之踵，他就能像阿波罗那样一箭把你射穿。
那么，杨慎矜最脆弱的脚踵在哪呢？
结交术士。杨慎矜最致命的弱点，就是他经常和一个叫史敬忠的术士暗中交往。
为什么大臣不能与术士交往？
因为早在开元十年，玄宗就曾经颁下一道诏书，宣布“卜相占候之人，皆不得出入百官之家”。（《资治通鉴》卷二一二）
虽然早有明令禁止，但杨慎矜还是一直把史敬忠奉若上宾。因为在他眼中，这个史敬忠和芸芸众生大不相同，简直就是个神人。
据说有一次，杨慎矜祖坟旁边的草木忽然流出红色的液体，看上去就像流血一样，十分可怕和诡异。杨慎矜极为不安，就问史敬忠该怎么办。史敬忠马上告诉了他一个禳解之法，让他在家中的后花园设置一个道场，然后每天退朝后，必须赤身裸体、披枷戴锁在道场中静坐。杨慎矜依言而行，一直坐了十天，祖坟旁边的草木果然就止血了。杨慎矜顿时对史敬忠佩服得五体投地，从此不管碰到大事小事，必定要让史敬忠帮他预测吉凶。
杨慎矜自以为皇帝不可能知道他结交术士的事情，所以也就没把几十年前颁布的那道禁令当一回事。
然而，纸终究包不住火，没过多久，玄宗还是听说了杨慎矜与术士暗中交往的事。玄宗很恼火，但考虑到他在财政工作方面一直干得很出色，也只好隐忍下来，没有发作。
可是，玄宗不发作，不等于杨慎矜就太平无事了。
因为，一心想让他死的人不是玄宗，而是另外三个人。一个是李林甫，一个是杨国忠，还有一个就是杨慎矜的表侄——王鉷。
王鉷，太原人，武后时期的名将王方翼之孙，是玄宗一朝继宇文融、韦坚、杨慎矜之后的又一个理财高手，历任监察御史、户部郎中、户口色役使、京畿采访使、关内采访使、御史中丞等职。在户部任职期间，王鉷曾在正常赋税之外，拼命向百姓搜刮，一年就给玄宗的内库增收了上百亿的收入，专供玄宗赏赐之用。尽管民间为此怨声载道，他却因此备受玄宗赏识。
当然，王鉷之所以能在政坛上崭露头角，除了他自己聚敛有术之外，也要归功于他表叔杨慎矜的引荐。
杨慎矜既是王鉷的长辈，也是他入仕的恩人，可没有人会想到，王鉷最后竟然会恩将仇报，亲手把杨慎矜置于死地。
这对叔侄最终之所以反目，说起来双方都有责任。
刚开始，其实王鉷对杨慎矜也是感恩戴德、敬重有加的，可自从当上御史中丞后，在官职上就和杨慎矜平起平坐了，心气自然也就高了，对杨慎矜的尊重便日渐淡薄；再加上他后来又攀上了李林甫，自以为有了更坚实的靠山，于是越发不把杨慎矜放在眼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王鉷受人恩惠没有记住，可杨慎矜却偏偏是个给人恩惠牢记不忘的人。在他眼中，王鉷能有今天都是他的功劳，而且官当得再大也是他的晚辈，所以丝毫没有给予这个表侄起码的尊重，总是在朝堂上直呼其名。此外，王鉷是私生子，平常最怕人提起他的出身，偏偏杨慎矜又喜欢揭他的疮疤，总在人前人后嫌王鉷的母亲出身微贱。久而久之，王鉷不但把杨慎矜对他的恩情忘得一干二净，而且对他产生了越来越深的恨意。
而对于王鉷的这种内心转变，杨慎矜却丝毫没有察觉，平常还是习惯跟这个表侄聊一些家常话，甚至把他与史敬忠交往的一些细节，也毫不隐瞒地透露给了王鉷。
杨慎矜绝对没想到，他这是把自己的身家性命交到了王鉷手里。
对于杨慎矜和王鉷的恩恩怨怨，李林甫和杨国忠始终洞若观火。
李林甫是因为杨慎矜碰触了高压线而想收拾他，杨国忠则因为杨慎矜是老资格的财政专家，挡了他的升官之道，所以要把杨慎矜扳倒。
他们两个人都在寻找杨慎矜的破绽，自然对他和王鉷的关系特别关注，此外，杨慎矜与史敬忠暗中交往的事情，也没有躲过他们的眼睛。后来，当杨国忠得知玄宗对杨慎矜结交术士一事甚为不满时，就意识到收拾杨慎矜的机会来了。他当即把消息透露给王鉷，告诉他皇上很生气，时机很合适，要下手就赶紧。
紧接着，李林甫也向王鉷暗示，可利用杨慎矜系隋炀帝后人的这层关系做做文章。王鉷依计而行，随即在长安坊间到处散布流言，说杨慎矜与术士往来密切，并且在家中暗藏谶书，计划复兴祖先隋炀帝的帝业。流言不胫而走，很快传进了玄宗的耳中。
玄宗暴怒，马上命人把杨慎矜扔进监狱，命刑部、大理寺和御史台进行三堂会审。
代表御史台出面审讯的官员有两个，一个是杨国忠，另一个叫卢铉，也是个心狠手辣的酷吏。案子开审后，卢铉立刻逮捕了杨慎矜的一名亲信——时任太府少卿的张瑄，对其百般拷打，逼他承认与杨慎矜合谋造反。没想到张瑄是条硬汉，不管怎么打，死活不说一个字。卢铉大怒，命人动用酷刑，将张瑄的双腿绑在木头上，然后命几个壮汉抓住他脖子上的枷锁，同时用力往后拉。
可想而知，这种酷刑的作用与五马分尸类似，都是把人的身体拉长撕裂。可是，五马分尸是让人当场毙命，痛苦较为短暂，这种酷刑却是只把人拉长而不把人撕裂，让你在咽气之前感受长时间的痛苦，比五马分尸更为残酷，可谓酷刑中的极品。
据《资治通鉴》记载，张瑄的身体当场就“加长数尺”，而且“腰细欲绝，眼鼻出血”。不可否认，史书的描写是有些夸张了。暂且不论几个壮汉的力量能否把人拉长“数尺”，就算能够，人也早死了；而且最先被拉长拉细的部位肯定不是腰，而是脖子。但是，即便史料记载失实，我们也不难想见这种酷刑的可怕程度，并且有一点可以确定——这种刑罚手段并不以致人死命为目的，而是要让人在清醒状态下感受痛苦。然而，尽管动用了这种令人发指的酷刑，卢铉还是没能从张瑄嘴里抠出一个字。
没有人证和口供，案子就定不下来。而史敬忠早在案发时就已逃之夭夭，不知所踪，李林甫和杨国忠顿时有些犯难。
怎么办？
关键时刻，吉温上场了。
杨慎矜案发后，史敬忠当即潜逃，一口气逃到了老家汝州。当时所有人都不知道他的去向，所以三法司也一筹莫展。而吉温接受任务后，没有经过任何调查，就带上人马直奔汝州，并且直接在史敬忠家里将其抓获。
吉温之所以这么厉害，并不是他料事如神，而是因为史敬忠是他父亲的世交，吉温小时候没少被史敬忠抱过，所以史敬忠躲在哪里他最清楚。只是史敬忠没料到朝廷会派这个知根知底的吉温来抓他，否则他无论如何也不敢躲在家里。
吉温逮捕史敬忠后，一句话也没说，命人用铁链锁了他，给他戴上头套，然后押了就走。一直走到临近长安的时候，吉温才命人对史敬忠说：“杨慎矜已经招供了，现在就差你一个人的证词，你要是聪明的话，也许还能保住一命，否则只有死路一条。前面不远就是骊山了（当时玄宗在骊山华清宫），要是到了那儿，你想自首也来不及了。”
史敬忠吓傻了，恳求给他一张纸，他全部招供。可吉温还是没搭理他，继续拍马往前走。史敬忠一路上拼命哀求，吉温都装聋作哑。直到距离骊山十里开外的地方，吉温才停下来，给了史敬忠三张纸，然后按照自己的意思，让史敬忠一五一十写下了供状。
拿到供词后，吉温才除去史敬忠的头套，下马向他行礼，说：“在下皇命在身，请世伯千万不要怪罪！”
史敬忠归案后，杨慎矜就彻底屈服了，乖乖承认了他和史敬忠交往的所有细节。可当问到阴谋造反的谶书时，杨慎矜却矢口否认。三法司派人搜遍了杨宅，也没找到谶书。
李林甫随即指示卢铉再去搜一遍。
卢铉心领神会，在袖子里藏了本谶书，进入杨宅转了一圈，然后骂骂咧咧地走了出来：“这个叛贼真狡猾，原来把谶书藏在了密室里。”
至此，人证物证全都有了，杨慎矜死定了。
天宝六年十一月底，玄宗颁布诏书，将杨慎矜和两个在朝为官的哥哥同日赐死，将史敬忠杖打一百，妻儿老小全部流放岭南，同时还株连了数十个朝臣。
李林甫、杨国忠和王鉷虽然联手除掉了杨慎矜，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将因此成为同盟。
因为在政治的角斗场上，从来没有真正的同盟，更何况他们的利益联结本来就是短暂而脆弱的——一旦共同的敌人消失，他们必然会拔刀相向，展开新一轮的权力厮杀。
不杀到剩下最后一个，这种残酷的权力斗争就不会停止。
唯一的问题只是——谁会笑到最后？
杨慎矜死后，最大的受益者莫过于王鉷了。他先是被玄宗擢升为户部侍郎、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继而封太原县公，又兼殿中监、京兆尹，同时在短短几年间陆续兼任了二十几个特使之职，可谓权宠日盛，连李林甫的风头都被他抢了大半。
面对王鉷的强势崛起，李林甫心里虽然颇为忌恨，但却始终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李林甫之所以一反常态，没有对王鉷下手，按照史书的解释，原因是“鉷事林甫谨”，所以李林甫“虽忌其宠，不忍害也”（《资治通鉴》卷二一六）。就是说王鉷虽然得势，但对李林甫依然毕恭毕敬，所以李林甫不忍加害。
其实，《资治通鉴》提供的这个原因是很没有说服力的。众所周知，从李林甫就任首席宰相以来，任何一个在客观上对他构成威胁的人，最终都没能逃脱他的“口蜜腹剑”和“罗钳吉网”。按照《旧唐书》的说法，李林甫“性沉密，城府深阻，未尝以爱憎见于容色”，是玩弄权术的绝顶高手。这样的人，绝对不可能被王鉷表面上的尊重和恭敬所迷惑。所以，李林甫不对王鉷下手的真正原因，不是因为他“不忍”，而是因为他“不能”。
因为他知道——如今的政治格局早已非同往日了。
以前，他在朝中一人独大，可以为所欲为地大唱独角戏，可如今，王鉷和杨国忠显然已经跟他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尽管从表面上看，李林甫的权位最高，仍然是首席宰相，可事实上他已年届古稀，斗志和锐气都已大不如前，其政治能量已属强弩之末；反之，王鉷和杨国忠不仅年富力强，而且皆以其突出的理财能力深得玄宗宠幸，在仕途上正处于快速上升期。在此情况下，李林甫当然不能轻举妄动，而只能采取守势，以不变应万变。如果说李林甫在以前的政治斗争中总是主动出击、以攻为守的话，那么鉴于目前的这种复杂形势，他所能采取的最佳策略也只能是按兵不动、以守为攻了。
当然，李林甫之所以按兵不动，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料定，目前这种三足鼎立的态势不可能维持太久，因为杨国忠迟早会对王鉷发难。
既然如此，李林甫何必急着动手呢？等他们两个人先干起来，他再相机行事不是更明智吗？
这就叫一动不如一静。
这就叫保存实力，后发制人！
正如李林甫所料，对于王鉷的日渐坐大，最感到愤怒和不安的人就是杨国忠了。
从杨国忠入朝以来，王鉷就始终是他的顶头上司：王鉷当户部郎中时，杨国忠是他的手下判官；王鉷升任御史中丞时，杨国忠是他的手下御史；到了杨国忠升任御史中丞了，王鉷又成了御史大夫…可以说从头到尾，王鉷都压着杨国忠一头。
此人不除，他杨国忠岂能有出头之日？
但是，王鉷的资格比他老，帮玄宗搞钱的本事又不比他低，这些年创造的政绩工程又不比他逊色，一时间，杨国忠也找不到什么有效的办法对付王鉷。
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四月，当李林甫、王鉷和杨国忠这几个帝国大佬正处于紧张对峙的状态中时，三足鼎立的平衡局面忽然被打破了。其实，他们三个人谁也没有先动手。
局面是被一个局外的小人物打破的。
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人物就是王鉷的弟弟王銲。
王銲，时任户部郎中，平日里仗着王鉷的权势，经常横行霸道，为非作歹。有关部门碍着他老哥的面子，不敢拿他怎么样，于是这小子越发狂妄。有一天心血来潮，他忽然把一个叫任海川的术士叫到家中，没头没脑地问了一句：“你说，我有王者之相吗？”当场就把任海川雷得晕头转向。
大哥啊，这种话是随便说着玩的吗？这可是要杀头的啊！
当然，任海川没敢这么说，他只是哆哆嗦嗦地应付了两句，然后就屁滚尿流地跑了。
任海川没敢回家，当天就跑没影了。
这事很快被王鉷得知，他意识到弟弟闯了大祸，立刻派人追查任海川的下落。刺客在离长安不远的冯翊郡追上了任海川，旋即将其灭口。
可王鉷没有料到，知道这件事情的居然不止任海川一人。还有一个叫韦会的朝臣不知从哪里得知了此事，就在家里面议论。本来韦会在自己家里嚼舌头，王鉷也不会知道。可偏偏这个韦会倒霉，说的话都被一个婢女听了去，婢女马上又把事情告诉了一个相好的佣人。这个佣人平日很不受韦会待见，常对他怀恨在心，现在一听说这事，立马跑去跟王鉷告了密。
王鉷一听，眼睛都直了。真他妈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而且让他感到棘手的是——这个韦会又不是普通人，而是中宗女儿定安公主之子，也算是皇室成员。
然而，事情都到这个地步了，不采取手段也不行了。王鉷随即找了一个罪名逮捕了韦会，并且当天夜里就派人把他勒死了。
本以为这回总算把屁股擦干净了，可王鉷万万没有料到，这个丧门星王銲马上又给他捅了一个天大的娄子。
什么娄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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