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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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变。

王銲居然想发动政变！

这已经不是叫异想天开了，而是叫丧心病狂。

王銲交了一个和他一样脑袋发热的朋友，名叫邢縡，两个人又结交了一些禁军士兵，然后就三天两头在一块策划，准备刺杀禁军将领，夺取兵权，发动政变，目标是刺杀李林甫、杨国忠、和当时另外一个宰相陈希烈。

没有人知道王銲这么干的动机是什么，也许他是以为，把这三个人干掉，他老哥王鉷就能当上宰相了。可他也不用脑袋想一想，一旦他发动政变，就算成功诛杀了李林甫等三人，可他老哥和他就全都成逆党了，还当什么宰相？如果说他是准备挟持皇帝，号令天下，玩一把曹操模仿秀，可就凭他这几十号人，又怎么可能挟天子以令诸侯呢？

无论我们从什么角度看，王銲准备发动的这场政变都像是小孩子在玩过家家，毫无逻辑，毫无常识，毫无道理！或许我们只能说，这个宝贝王銲和他那帮可爱的哥们，都是用脚趾头在想事情的，若非如此，就是他们的脑袋通通被驴踢了。

精明强干的王鉷居然有这么一个活宝弟弟，也活该他倒霉。

由于王銲策划的这场阴谋只是过家家的水平，保密性太差，所以未及动手就被人告发了。

这一年四月九日的朝会上，玄宗当着满朝文武的面，把告状信交给了王鉷，然后面无表情地下了一道命令，让王鉷亲自带兵，由杨国忠配合，一起去缉拿乱党。

王鉷登时傻眼了。

居然有这样的事？！

可事已至此，说什么都没用了，当务之急就是想办法保住王銲一条小命。王鉷立刻暗中派人通知王銲逃跑，然后故意磨磨蹭蹭地拖到了日暮时分，才和杨国忠一起率兵包围了邢縡的家。邢縡慌忙带着几十个党羽突围。他知道这回八成是逃不掉了，情急之下脑袋忽然开了窍，于是一边突围，一边命他的党羽互相喊话，说：“不要伤了王大人。”

很显然，邢縡的目的是想让官兵误以为王鉷和他勾结，因而不敢放手追击，让他有机会逃出生天。

果然，杨国忠一听就中计了。他本来和王鉷就已经势不两立了，眼下王鉷要是真和乱党勾结，那自己岂不是就危险了？！

杨国忠疑心一起，追击的力度自然就弱了。邢縡一帮人且战且退，眼看就要逃之夭夭了，可就在这时候，他们被另一队禁军堵住了去路。

这是高力士率领的四百名飞龙禁军。由于玄宗不放心王鉷，所以特地派高力士前来压阵。至此，邢縡一帮人是插翅难飞了。没两下，邢縡就被砍了脑袋，其他党羽也全部被擒。

杨国忠回宫后，向玄宗汇报了整个经过，最后咬牙切齿地说了一句：“王鉷必定参与了这个阴谋！”

此时玄宗仍然信任王鉷，就说：“他受了朕那么大的恩遇，没理由参与谋反。”一直在冷眼旁观的李林甫此刻赶紧发话，也赞同天子的判断，认为王鉷肯定不知道他弟弟的事情。

李林甫之所以力保王鉷，首先当然是为了随顺玄宗，但最重要的是——一旦王鉷就这样被除掉，杨国忠接下来肯定会把目标转向他，所以他必须保住王鉷，让他来制衡杨国忠。

最后，玄宗决定不追究王鉷的责任，但为了维护法纪，希望王鉷做得漂亮一点，主动上表请求将王銲治罪，这样大家都有个台阶下。他让杨国忠把这个意思传达给王鉷。

如果王鉷识相的话，这时候绝对是要就坡下驴、丢卒保帅了，可他居然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回了一句让玄宗和李林甫都目瞪口呆的话——我不忍心对亲弟弟下手。

玄宗勃然大怒。

给脸不要脸，你王鉷真的是活腻了！

随后，玄宗立刻命人逮捕了王鉷，让杨国忠取代了他的京兆尹之职，并让杨国忠和陈希烈会审王鉷。

既然是让杨国忠来审，那结果就毫无悬念了。王鉷不但被坐实了谋反罪名，而且连同以前杀任海川和韦会的事情也都被抖了出来。玄宗旋即下诏，赐王鉷自尽，然后把王銲绑到朝堂上活活打死，党羽全部诛杀；同日，王鉷的两个儿子被流放岭南，数日后就被杀死在了流放路上。后来，有关部门派人查抄王鉷的家产，居然一连数日都清点不完。

王鉷一死，杨国忠就彻底熬出头了。

天宝十一年五月，玄宗把原属王鉷的二十几个职务，如御史大夫、京畿采访使、关中采访使等等，通通给了杨国忠。

不出李林甫所料，杨国忠取代王鉷之后，立刻就把枪口掉过来对准了他。

杨国忠利用王鉷的案子大作文章，指控李林甫和王鉷兄弟暗中勾结，并且和突厥叛将阿布思也有瓜葛。阿布思是突厥降将，曾一度归顺大唐，后来因与安禄山有隙而再度叛回漠北。

为了彻底扳倒李林甫，杨国忠还怂恿陈希烈和哥舒翰一起出面指证。对于杨国忠等人的指控，玄宗当然是不会轻易采信的。可尽管如此，从这个时候开始，玄宗还是逐渐疏远李林甫了，转而把全部的信任和恩宠都给了杨国忠。

至此，杨国忠入相已成定局，而李林甫也成了他必欲拔除的眼中钉。“国忠贵震天下，始以林甫为仇敌矣…”（《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在这场激烈的政治角斗中，杨国忠很可能会笑到最后。

面对如此恶劣的形势，李林甫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临深履薄之感。

他生平第一次感到了恐惧。

这个位极人臣、势倾朝野、主宰帝国政局长达十多年的一代权相，生平第一次感到了一种强烈的恐惧…

【李林甫把自己吓死了】

综观李林甫十九年的宰相生涯，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属于“锋芒初露”时期，时间是从开元二十二年到二十四年，在此期间，他千方百计整垮了张九龄，登上了首席宰相的宝座；第二个阶段属于“固权保位”时期，时间大致是从开元二十四年到天宝五年，在此期间，他运用“口蜜腹剑”的高超权术和“罗钳吉网”的高压手段，铲除了一批又一批对他构成威胁的政敌，牢牢把持着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柄；第三个阶段属于“权势熏天”时期，时间大致是从天宝五年到天宝十一年。

也就是说，差不多从李适之罢相、陈希烈入相开始，他的权势就逐渐臻于全盛了。

陈希烈，睢阳郡（今河南商丘市）人，由李林甫引荐，于天宝五年四月以门下侍郎衔入相。此人精通老庄之学，为人柔顺谦和，专以神仙符瑞之说讨好皇帝，除此之外毫无过人才干，李林甫以其“柔佞易制，故引以为相”。陈希烈入相后，果然成了牛仙客第二，对李林甫唯命是从，“政事一决于林甫”。（《资治通鉴》卷二一五）

依照旧例，宰相每天在朝堂办公必须到午后六刻（下午一点半）才能下班。李林甫此前也一直严格遵守这个上下班制度，从未迟到早退。并不是说他很敬业，而是因为不待在朝堂上他不放心，怕其他宰相私自揽政，把他架空。可自从天宝五年陈希烈来了以后，李林甫就完全放心了，他给玄宗打了份报告，声称当今天下已经太平无事，他也不用老是守在朝堂了。

从此，李林甫每天巳时（上午十点）便打道回府，命三省六部将一切军国要务直接送到他府上，然后就在家里办公，把所有文件都批复了，最后再让有关官员拿去给陈希烈过目。当然，陈希烈能做的唯一一件事情，就是在李林甫批复的意见后面签个名字而已，这样就算走完宰相联署办公的法定程序了。

差不多与此同时，玄宗对李林甫的宠幸也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不仅加封李林甫为开府仪同三司，赐食邑三百户，而且还把京城内外最上等的宅邸、田庄、园林、别墅，以及天下各种奇珍异宝大量赏赐给他，“前后赐与，不可胜纪”。（《旧唐书·李林甫传》）

那几年里，李林甫的权势达到了巅峰。凡是没上朝的日子，文武百官都会争先恐后地往他的家里跑，一个个忙着向他请示汇报，以致台省各级主要官员普遍都不在岗，经常只剩下陈希烈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朝堂上。对此，《旧唐书》评价说，李林甫“久典枢衡，天下威权，并归于己”，“宰相用事之盛，开元已来，未有其比！”

天宝六年岁末，临近春节之时，天下各郡县进献的所有贵重贡品先后运抵尚书省，玄宗命文武百官前去参观。可还没等众人看够，玄宗就忽然间大手一挥，命人把贡品全部装车，通通拉到了李林甫的府上。

百官们面面相觑。

原以为皇上叫他们来是要发年终福利的，没成想只是让他们过了一回眼瘾。

这不是拿咱耍着玩吗？皇上，您也忒偏心了吧？

作为玄宗一朝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个宰相，李林甫虽然表面上权倾天下、威风八面，可实际上他的内心始终处于紧张状态之中。

因为在他眼里，这个世界就是一座丛林，每一个角落很可能都隐藏着敌人，而且随时会跳出来咬他一口，所以他必须时刻小心提防。

他总是用尽一切手段把自己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直到只剩下一双眼睛和一对鼻孔，然后冷冷地窥视着丛林的每一个角落，小心翼翼地嗅着每一种危险的气息…

到了天宝中后期，由于权宠过盛，树敌太多，李林甫的儿子李岫经常有一些不祥的预感。有一次，父子俩在后花园散步，李岫忽然指着那些正在埋头修葺亭台楼阁的工匠杂役，忧心忡忡地对李林甫说：“父亲大人，您久掌大权，怨仇满天下，倘若哪天灾祸降临，恐怕连做一个像他们这样的杂役都不可得了。”

李林甫当即面露不悦之色，说：“势已如此，将若之何？”（《资治通鉴》卷二一五）

此时的李林甫绝对不会想到，儿子李岫的这句话最终竟然会一语成谶。因为结怨太多，李林甫总担心会有刺客暗杀他。于是白天出行，他总要带上一百多名步骑兵，分左右两翼护卫，而且命令巡防京城的金吾卫提前开道，数百步外的前行卫队所到之处，就算公卿百官也要赶紧回避，更不要说普通百姓了。

由于经常处于警觉状态中，所以李林甫不仅白天紧张兮兮，连夜里也总是无心睡眠。

每天晚上，李林甫的府邸四周总是岗哨林立，而且宅邸中到处设有重门复壁和暗道机关。每天夜里，李林甫都要换好几个地方睡觉，以至连他的妻妾子女都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换言之，李林甫晚上的大部分时间都不是在睡觉，而是在换床，频繁地换床。

李林甫或许可以如此宣称：每天晚上，如果我不是在这张床或那张床上，就是在这张床到那张床的路上…

自大唐开国以来，许多有能力的朝臣都是先外放为边帅，取得战功后再入朝为相的，玄宗一朝尤其如此。李林甫很早就意识到，如果不封死这条“出将入相”的通道，自己就很难长久把持朝政。所以，早在开元后期，李林甫就曾向玄宗提出了一条重大的人事建议，他说：“文臣为将，不敢身先士卒地抵挡敌人的弓箭炮石，不如起用那些出身寒微的胡人为边防将帅。这么做有两个好处：其一，胡人勇猛善战，远比文臣更适合驰骋沙场；其二，这些胡人没有显赫的门第，势单力孤，难以在朝中交结朋党。因此，陛下若能以恩义感召他们，他们必定能为朝廷效死。”

玄宗闻言大悦，觉得李林甫说得很有道理，当即采纳了这项建议。于是，自开元末年以至天宝年间，一大批胡人迅速被提拔为帝国的高级将领，并纷纷出任边镇节度使，成为手握重兵的封疆大吏。这其中，除了高仙芝、哥舒翰等人外，还有一个即将改写唐朝历史的重要人物，当然就是安禄山了。

在唐玄宗之前，大唐朝廷为了防范胡将，一般都会用德高望重的名臣来加以控制。如突厥降将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等人，虽然骁勇善战、对大唐忠心不二，但朝廷还是没有委以大将之任，而是“多以重臣领使以制之”（《旧唐书·李林甫传》），足见对胡人的防范之严。除此之外，朝廷还有三条不成文的规定制约边帅，即：不能在一地长久任职，不能在朝中遥领远地，不能由一人兼统多镇。

这就像三条绑在边帅身上的绳子。有了这三条无形的绳子，帝国就不会有强枝弱干之虞，朝廷也不会有尾大不掉之患。

然而，到了开元、天宝年间，唐玄宗李隆基却亲手解开了束缚边帅的这三条绳索。

从开元后期开始，边防将帅在一地长年任职的已经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而朝中宰相遥领远地的也已屡见不鲜（如萧嵩、牛仙客、李林甫等），节度使兼统他镇的更是习以为常（如王忠嗣、哥舒翰、安禄山等）。

由此可见，正是因为李林甫的自私和弄权，加上唐玄宗的自负和麻痹，才导致了“诸道节度使尽用胡人，精兵尽戍北边，天下之势偏重”的危险局面，使得中央与地方的军力对比产生了严重失衡——从“居重驭轻”“强干弱枝”一变而为“外重内轻”“强枝弱干”！

从这个意义上说，导致安史之乱爆发的罪魁祸首，无疑就是李林甫和唐玄宗。

然而，如果没有后来杨国忠的擅权乱政，安禄山也不会那么快就狗急跳墙。事实上，在李林甫当政期间，安禄山对他一直是又敬又怕、甘拜下风的。不要说让他起兵造反，就算让他跟李林甫过过招，恐怕他都没那个决心和胆量。

安禄山这个人，外表粗犷豪放，大大咧咧，其实内心细如针尖，既狡黠又阴险。从心机、城府和谋略上来说，满朝文武没有一个被安禄山放在眼里，可唯独李林甫是个例外。

说李林甫是安禄山的克星，恐怕也不算夸张。因为安禄山狡猾，李林甫比他更狡猾——“安禄山以李林甫狡猾逾己，故畏服之。”（《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对付安禄山这种人，李林甫自然有他的手段。

每一次安禄山入朝，李林甫都会盛情邀请他到府上聚会，宾主之间经常就共同关心的话题互相交换看法，而且会谈也总是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可是，往往是在宾主双方言谈甚欢的当口，李林甫总会冷不丁地冒出一两句话。就是这一两句话，常常会一举道破安禄山心中某种隐秘的想法。

每当这种时候，安禄山脸上的表情总是颇堪玩味。

久而久之，安禄山就不得不在心里说——服了你了。

他终于不得不承认，在李林甫面前，自己几乎就是个半透明体。

从此以后，凡是宾主双方再次进行亲切友好的会谈时，安禄山总是战战兢兢、如坐针毡，乃至大冬天里也会冷汗直冒。（《资治通鉴》卷二一六：“虽盛冬，常汗沾衣。”）当然，作为一个热情而又体贴的主人，李林甫对客人的关怀一向是无微不至的。每当看见安禄山又不知何故暴汗不止了，李林甫总是会“抚以温言”，并且“自解披袍以覆之”，也就是脱下自己的袍子披在安禄山的身上，给他送去春天一般的温暖。

不知道安禄山披上袍子后，是感觉到温暖还是感到更加寒冷，反正他的表情是相当的受宠若惊和感激涕零。而且，自从披了一回袍子后，安禄山就不拿自己当外人了，从此不再称呼李林甫为“大人”，而是十分亲切地叫他“十郎”（李林甫排行第十）。

此后，每逢安禄山派手下入京办差，他总会特地吩咐手下人一定要来拜见十郎。手下回去后，他就会忙不迭地问：“十郎都说什么了？”

如果李林甫给了他几句鼓励的话，安禄山就会高兴得手舞足蹈；要是听到手下转述李林甫的话说：“告诉安大夫，一定要好自检点！”他就会吓得脸色苍白，口中喃喃自语：“完了完了，这回我死定了！”

在李林甫当政的最后几年，他就是以这种胡萝卜加大棒的手段，把安禄山收拾得服服帖帖。基本上可以说，只要李林甫在相位上一天，安禄山就一天也不敢轻举妄动。

但是到了天宝末年，随着杨国忠在帝国政坛上的强势崛起，李林甫独揽朝纲的时代就一去不复返了…

天宝十一年（公元752年）冬天，杨国忠日益得宠，其拜相之势已经非常明显。正当李林甫在苦思应对之策时，剑南道忽然传来战报，称南诏军队多次入寇，蜀地军民一致要求遥领剑南节度使的杨国忠回去镇守。李林甫大喜过望，立刻奏请玄宗，命杨国忠出征。

杨国忠虽然当过兵，可从没打过仗，假如真的让他去边境指挥作战，就算不把命搭进去，百分百也是个输。一门心思要当宰相的杨国忠当然不想去接这个烫手山芋，于是哭哭啼啼地跟玄宗说，李林甫建议让他出征，摆明了就是要陷害他。同时，杨贵妃也一再帮杨国忠求情。玄宗赶紧安慰他说：“你先去走一趟，把军事防御部署一下，我掐着日子等你回来，你一回来我就任命你为宰相！”

有了天子的承诺，杨国忠总算吃了颗定心丸，于是不情不愿地出发了。得知杨国忠入相已成定局，李林甫大为忧惧，可是又计无所出，惶悚之下顿时一病不起。

这个在帝国的权力巅峰呼风唤雨很多年的政治强人，如今终于无可挽回地倒了下去。

杨国忠到了剑南，没待几天，玄宗就迫不及待地把他召了回来。

一回朝，杨国忠就听说李林甫病得爬不起来了。他心中窃喜，可同时却又满腹狐疑。

这老小子诡计多端，会不会是装病，想诈我？

杨国忠带着十二分的谨慎和疑惑去探望李林甫，在他的病榻前用极为僵硬的动作行了一个跪拜礼。李林甫睁开一双浑浊无光的老眼，盯着杨国忠看了很久，最后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林甫死矣，公必为相，以后事累公！”（《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我就要死了，您必定会当上宰相，以后的事情就麻烦您了！

杨国忠被李林甫盯得浑身发毛，可他始终不敢确定这老家伙真的快死了。“不敢当不敢当…”杨国忠连连摆手，满头大汗，脸上的表情那叫一个尴尬。

很显然，直到此刻，杨国忠仍然怀疑李林甫是在诈他、诳他、试探他。可他实际上是错怪李林甫了。

有道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李林甫确实是真心实意要和杨国忠和解了。因为他现在最关心的事情已经不是谁当宰相，而是不管谁当宰相，他都希望这个人能够帮他保住身后的哀荣，及其子孙的功名利禄和荣华富贵。如今，杨国忠入相既然已是铁板钉钉的事了，李林甫还有什么理由加以阻挠呢？

他当然希望跟杨国忠和解。

可问题在于——杨国忠愿意跟他和解吗？

天宝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当了十九年首席宰相、把持了大唐朝政将近二十年的李林甫，终于无力地松开了握着权柄的那双手。

他死后，玄宗以隆重的礼节将他入殓，让他躺在一口宽敞舒适的贵重棺椁中，还在他嘴里放了一颗璀璨的珍珠，身旁放着御赐的金鱼袋、紫衣等物。在大唐，这些殉葬物象征着无上的恩宠和巨大的哀荣。

盖棺论定之际，《资治通鉴》给了李林甫这样的评价：“上（玄宗）晚年自恃承平，以为天下无复可忧，遂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悉委政事于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宠；杜绝言路，掩蔽聪明，以成其奸；妒贤疾能，排抑胜己，以保其位；屡起大狱，诛逐贵臣，以张其势。自皇太子以下，畏之侧足。凡在相位十九年，养成天下之乱，而上不之寤也。”

本来，李林甫的故事到这里就该结束了。

这个“怨仇满天下”、总是无心睡眠的李林甫，现在终于可以把过度绷紧的神经放松下来，好好享受一场宁静而安详的长眠了。

可是，李林甫绝对不会想到，就算死后他也享受不到宁静和安详。

因为杨国忠不想让他这么好死。

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正月，李林甫还未及下葬，已经就任宰相的杨国忠就再次翻起旧案，派人游说安禄山，一同指控李林甫和突厥降将阿布思同谋造反。

一听说李林甫死了，安禄山欣喜若狂。他忙不迭地与杨国忠联手，迫使阿布思的手下到朝廷作伪证，同时还采取软硬兼施的手段，胁迫李林甫的女婿杨齐宣作假证出卖了他老丈人。

面对这么多来势汹汹的指控，老迈昏聩的玄宗也懒得去求证一个死人的清白了，随即颁下一道诏书，将李林甫生前的所有官爵全部削除，子孙中在朝为官的也全部罢免、流放边地，所有财产全部充公。更有甚者，玄宗还命人剖开了李林甫的棺椁，夺去御赐珍珠、紫衣、金鱼袋等物，最后还把他塞进了一口小棺，跟普通百姓一样随便埋在了长安郊外的乱葬岗上。

李林甫一辈子机关算尽，却算不到自己身后会是一个如此凄凉的结局。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李林甫是幸运的。

因为他死得非常及时。

短短三年后，不管是唐玄宗和杨国忠，还是满朝文武和天下百姓，都将共同遭遇一场难以想象的浩劫，整个歌舞升平的盛世帝国也将陷入一场万劫不复的历史性灾难…

而这一切，李林甫都已经感知不到了。

【最后的博弈：狼来了吗？】

当然，对于即将到来的一切，杨国忠也是感知不到的。

杨国忠如今已经是帝国宰相兼吏部尚书，此外还兼任了四十多个特使之职，可谓权倾天下、贵宠无匹。有道是小人得志便猖狂，这位昔日的小混混自从当上宰相，在朝堂上走路都是横的，“居朝廷，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颐指气使，莫不震慑。”（《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杨国忠当政后，台省六部官员中，凡是稍具才干和名望的，只要不为他所用，立马就被踢出朝廷；而那些无才无行、多年不得升迁的庸碌之辈，则纷纷凭借入仕多年的资历、以及对杨国忠的巴结谄媚而升上高位。对于杨国忠的用人政策，有人深表鄙视，但却有更多的人极力赞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庸人和马屁精历来占大多数。

据说杨国忠为相不到一年，他们家的门槛就快被那些逢迎谄媚的人挤破了，因此收受的各种贿赂数不胜数，其中仅绸缎就多达三千万匹，简直比国库还壮观。

杨国忠有个儿子叫杨暄，和他一样不学无术。天宝十二年，杨暄参加了“明经”科考试，由于学业荒陋，成绩自然是一塌糊涂。当时的主考官是礼部侍郎达奚珣，这位老兄捧着杨公子的不及格试卷左看右看，真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

喜的是他终于碰上了一个巴结杨国忠的良机，只要动动手脚让杨公子登第，自己在仕途上至少可以少奋斗十年；忧的是要怎么做才能让杨国忠领他这份情呢？如果杨国忠不知道是他达奚珣做了手脚，还以为儿子是凭能耐考上的，那他的人情岂不是白做了？

达奚珣决定，还是要先把杨暄的真实成绩告诉杨国忠，然后再让杨暄登第，这样就能把人情做在明处了。随后，达奚珣就命儿子达奚抚去找杨国忠。

次日，达奚抚一大早就等在了杨国忠的家门口。杨国忠出门要去上朝时，远远看见达奚抚，不禁心头暗喜，以为肯定是自己的儿子名列前茅，所以达奚珣才派他儿子报喜来了。可他没有想到，达奚抚屁颠屁颠地跑到他面前，竟然说了这么一句：“我奉父亲大人之命，前来转告相爷，令郎的考试成绩不太理想，不过请相爷放心，我父亲一定不会让他落榜。”

杨国忠一听，脸上一下子挂不住，顿时勃然作色：“我儿子何患不富贵，还需要你们这帮小人来卖人情？！”说完鞭子一挥，策马绝尘而去，把吓得不知所措的达奚抚扔在了原地。

达奚珣万万没料到，本想好好地拍一回马屁，居然一不留神就拍到了马腿上。儿子达奚抚劝他说：“杨国忠依仗权势，根本没把咱放在眼里，咱还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吧，跟这种人哪里有道理好讲？”

过后，达奚珣还是无奈地修改了试卷，让杨暄顺利登第了，而且还让他名列榜首。但是人情算是白做了，因为杨国忠父子压根就没领他的情。不过话说回来，这事要怪也不能怪杨国忠，只能怪达奚珣自己。

怪他的马屁功没练到家。

如今的大唐天下，争着要拍杨国忠马屁的人多了去了，如何才能拍得上、拍得好、拍得妙呢？最关键的，就是要讲究所拍的方式和角度，既要拍得恰到好处，又要拍得不露痕迹，如此方为上乘之马屁功，如此才能让杨国忠觉得爽。至于说达奚珣这种不上道的马屁，杨国忠压根就不稀罕。

天宝末年，杨国忠的恃宠弄权和飞扬跋扈，于此可见一斑。

然而，不管天下有多少人忌惮杨国忠，可至少有一个人是对他极度鄙视、相当不屑的。

没错，这个人就是安禄山。

自从天宝十年安禄山兼领平卢、范阳、河东三镇以来，他在广袤的河北大地上俨然就成了一个无人制约的土皇帝，“赏刑己出，日益骄恣”，“见（唐朝）武备堕弛，有轻中国之心。”（《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但是，随着势力的急剧膨胀，安禄山内心的忧惧也不免日渐加深。

因为，玄宗的年纪一年比一年大，随时有可能翘辫子，一旦驾崩，太子李亨即位，那安禄山还能如此逍遥自在地坐拥河北三镇吗？

很难。

因为安禄山当初为了讨好玄宗，连太子都不拜，等于是把太子往死里得罪了。那太子一旦御极登基，岂能有安禄山的好果子吃？！

所以，安禄山必须未雨绸缪，居安思危。

这几年来，安禄山已经有意识地招揽了一大批文武将吏作为心腹爪牙：文有严庄、高尚、张通儒等人，武有史思明、安守忠、蔡希德、崔乾祐、田承嗣、阿史那承庆等。将来一旦起事，这些人就是安禄山倾覆天下的骨干力量。

此外，安禄山还从奚、契丹等部落的降将中遴选了八千名勇士，平时作为近卫亲兵，战时就充当敢死队，然后又从这些人中精选出一百多人，作为贴身侍卫。按照《资治通鉴》的说法，这些人都是“骁勇善战、一可当百”。

在积极招募人才的同时，安禄山也一直在大力扩充军备。他不但蓄养了数万匹战马，囤积了大量的兵器铠甲，而且还分道派遣了许多商队与诸胡进行贸易，从中每年获取数百万利润作为军费。除此之外，安禄山还命人暗中制造了数以百万件的三品官袍和金鱼袋…

所有这一切，只为了一个目的——造反当皇帝！

当初李林甫在的时候，安禄山心中还存有忌惮。如今李林甫一死，安禄山就再也没有任何顾忌了。至于那个“为人强辩而轻躁，无威仪”的杨国忠，根本就没被安禄山放在眼里。

安禄山对他的态度只有五个字——“视之蔑如也”。（《资治通鉴》卷二一六）

安禄山想造反，其实很多人都有所察觉，可就是没人敢跟玄宗讲。

最早向玄宗发出警告，而且警告过不止一次的人，就是杨国忠。

不过，杨国忠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出于什么忧国忧民之心，而纯粹是出于固权保位之计。他怕的是安禄山的权势不断膨胀，总有一天会入朝拜相，威胁他的地位，所以才会一次又一次在玄宗的耳边喊——狼来了，狼来了，狼来了！

可是，狼真的会来吗？

玄宗对此总是持保留态度。

像安禄山这么忠诚乖巧的人，玄宗根本不相信、或者不愿意相信他会造反。

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正月，为了向玄宗证明安禄山确实怀有狼子野心，杨国忠就跟玄宗打赌，说：“陛下可以下诏召见安禄山，看他敢不敢来，臣敢保证，他一定不敢来！”

安禄山来了吗？

来了。

一接到玄宗的诏书，他就风驰电掣、马不停蹄、日夜兼程、披星戴月地从范阳赶来了。

一见到玄宗，安禄山就声泪俱下地说：“臣本是胡人，承蒙陛下宠爱，擢升到今天这样尊贵的地位，因而遭到杨国忠的嫉恨，臣真不知道哪天会死在他的手里！”

看到干儿子哭得如此楚楚可怜，玄宗大起恻隐之心，马上赏赐给他一千万钱。

从此，玄宗对这个干儿子更加宠信。而杨国忠不断发出的“狼来了”的警告，则被玄宗当成了耳旁风。

很显然，杨国忠根本不是安禄山的对手。

过去李林甫和安禄山过招时，几乎可以把安禄山当成面团来捏，要他圆他就圆，要他扁他就扁。可如今，在杨国忠与安禄山展开的这场最后的博弈中，双方的位置已经完全颠倒过来了，杨国忠频频出手，却未能伤及安禄山一根毫毛，而安禄山不动声色，却能把大唐的天子和宰相玩弄于股掌…

安禄山入朝的几天后，玄宗又觉得干儿子受的委屈太大了，光赏赐金钱好像还不足以弥补，于是又准备擢升安禄山为宰相，命太常卿、翰林学士张垍草诏。杨国忠吓坏了，当即力谏：“安禄山虽有军功，但目不知书，岂能当宰相？！臣担心诏书一下，四夷将轻我大唐无人！”

玄宗想想也有道理，于是悻悻作罢，但还是加封安禄山左仆射之职，并赐他一子为三品官，一子为四品官。

紧接着，安禄山又得寸进尺，要求兼任御马总监和全国牧马总管。我们说过，在冷兵器时代，战马的作用不亚于今天的坦克，所以，这两个职位具有怎样的军事价值和战略意义是不言自明的。

既然如此，玄宗会给他吗？

几乎没有经过任何考虑和犹豫，玄宗就答应了安禄山的要求。

随后，安禄山派遣了几名亲信，命他们在御马监中挑选了数千匹最强健的战马，悄悄转移到了别的地方饲养。

又过了几天，安禄山又奏：“臣所部将士，在与奚、契丹、铁勒九部、同罗等部落的作战中，立下了很多功勋，臣请求破格提拔他们，希望朝廷提供一些空白的委任状，臣可带回军中，直接授予他们。”

如果是一个智力正常的皇帝，在听到这样的请求时肯定会生出极大的警觉，可玄宗却丝毫不起疑心，一下就给了他几千张空白的委任状。后来安禄山回到范阳时，一口气就任命了五百多个将军，两千多个中郎将，彻底收买了全军将士的心，也把他麾下的这十几万帝国军队彻底变成了自己的私人武装。

没有人知道玄宗为何会对安禄山纵容到这个地步。

唯一的解释只能是他脑子进水了，或者是他鬼迷了心窍。

在朝廷捞了个钵满盆满之后，安禄山准备开溜了。

该表的忠心已经表了，该捞的实惠也都捞了，再待下去已经毫无意义，只会夜长梦多。

天宝十三年三月，安禄山向玄宗奏请回范阳，玄宗依依不舍，亲自脱下身上的御袍赐给了安禄山。曾几何时，安禄山披上李林甫的袍子时，心底感到的是一种莫名的恐惧；而今，当安禄山披上皇帝钦赐的御袍时，心里却在发出一阵仰天狂笑…

其实，从某种程度上说，安禄山是很感激大唐天子李隆基的。

因为这个慈祥而慷慨的老人不仅曾经挽救了他的生命，而且给了他人臣所能拥有的一切。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安禄山打心眼里，其实是非常尊敬，甚至喜爱这位老人的。

然而，感情从来只是一个男人生命中极小的一部分。尤其是像安禄山这种以打仗为业、以政治为生命、以权力为人生目标的男人，感情就更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或者说是一种很不实用的奢侈品。安禄山从来不会让感情这种东西影响自己的意志，更不会让它左右自己的决定。

所以，尽管他尊敬甚至爱戴李隆基，但这并不妨碍他悍然起兵，夺取李隆基的江山和臣民，夺取本属于李隆基的一切！

是的，这并不矛盾。

因为这就是人性。

安禄山回范阳的时候，比他来长安时走得更快。

由于担心杨国忠又在玄宗面前叽叽歪歪，以致玄宗生出疑心，安禄山恨不得插上翅膀立刻飞回范阳。

安禄山疾驰出关以后，改走水路，乘船沿黄河东下，命纤夫十五里换一班，昼夜兼程，片刻不息，日行三四百里，所过郡县概不停留，一口气跑回了老巢。

安禄山临走时，玄宗曾派高力士为他送行。高力士回宫后，玄宗问他：“此次回朝，安禄山应该感到满意吧？”

高力士答：“看他的样子，似乎有些怏怏不乐，定是知道本来命他当宰相，可又中途变卦了，所以感到不快。”

杨国忠一听，马上说：“这件事没人知道，肯定是负责草诏的张垍把消息走漏了。”

玄宗勃然大怒，立刻把张垍贬为远地司马，同时把他哥哥刑部尚书张均贬为地方太守。

由于出了这件事，玄宗更加感觉对不起安禄山。所以从此以后，凡是有人控告安禄山谋反的，玄宗就直接把人绑了，送到范阳给安禄山处理。自此，天下人人皆知安禄山将反，可人人只能保持缄默。

天宝十三年六月，剑南道与南诏的战争已经持续数年，唐军屡战屡败，前后战死的士兵多达二十万，可身兼剑南节度使的杨国忠却隐瞒了所有战败的消息，还向玄宗谎称大捷。满朝文武纷纷摇头叹息，可没人敢说出事实。

有一天，玄宗和高力士在闲聊。玄宗说：“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高力士却答道：“臣听说，云南屡屡战败丧师，此外，诸道边将又拥兵太盛，陛下将如何防范他们？臣担心，一旦出现祸乱，将难以挽救，怎么谈得上无忧？”

玄宗面露不悦，说：“你不用再说了，朕自有分寸。”

天宝末年，满朝文武、宫廷内外，还敢说真话的人也许就只剩下高力士一个了。

高力士虽然是个权倾内外的大宦官，连太子也要称呼他为“兄”，王公大臣也要称呼他为“翁”，驸马一辈则全都称他为“爷”，可谓尊贵已极，但是，和中唐以后那些弄权乱政的宦官比起来，他的品质实在要好得多。而且，高力士一贯小心谨慎，除了关键时刻向玄宗进几句忠言外，从不敢肆意揽权干政，因而满朝士大夫对他并无恶感，而玄宗也始终信任他。正因为此，当百官在杨国忠的专权之下噤若寒蝉的时候，就只有高力士敢秉公直言了。

然而，即便高力士能说真话，此时的玄宗也未必听得进去。就算听得进去，也未必会采取什么有益的行动。

天宝十三年七月，杨国忠为了进一步扩大权力，又迫使资格比他老的陈希烈主动辞位，然后引荐了性格温和、较易控制的兵部尚书韦见素入相，从此把朝政完全控制在了手中。

当时，京畿地区已连续一年多遭受严重的洪涝灾害，导致关中大饥，玄宗甚为忧虑，杨国忠不思赈灾，却找来了一株颗粒饱满的稻穗献给玄宗，说：“雨水虽多，但还不至于伤害庄稼。”玄宗一看那株长势喜人的稻穗，顿时转忧为喜。

后来，扶风（今陕西凤翔县）太守房琯报告辖区内灾情严重，杨国忠立刻把房琯抓到御史台控制了起来。

随后，各地再也无人敢上报灾情。

这一年秋天的一个午后，玄宗站在寝宫中，仰望从铅灰色的穹苍中不停落下的雨水，心中的某个地方忽然动了一下，然后不无伤感地对身边的高力士说：“淫雨不已，卿可尽言。”

很显然，玄宗已经意识到——自己被杨国忠忽悠了。

所以他现在想听真话。

高力士看了看淫雨霏霏的天空，又看了看日渐苍老的皇帝，轻轻地说了一句：“自陛下以权假宰相，赏罚无章，阴阳失度，臣何敢言！”（《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高力士谦称他不敢言，其实这寥寥数语，已经把该说的话都说了。

如果是一个彻底昏庸的皇帝，听到如此逆耳之言，一定会暴跳如雷。而如果是一个勇于反省的皇帝，听到如此忠直之言，也必定会有所行动。

然而，此时的唐玄宗李隆基既非彻底昏庸的皇帝，也不是能够反躬自省的皇帝，而是一个既糊涂又清醒、既骄傲又伤感、既强大又脆弱的皇帝。

所以，对于高力士的忠言，他唯一的反应只有两个字——默然。

此时的唐玄宗，似乎对一切都心知肚明，又似乎对一切都懵懂不知。因为他知道——自己老了，已经无力改变任何事物了。

所以，他只能做一天皇帝享一天乐，让一切顺其自然。

所以，他只能劝自己不要怀疑安禄山，以免自寻烦恼。

所以，他只能深深沉浸在盛世迷梦中，任由历史的惯性，把自己和帝国一步一步地推向某个充满宿命意味的终点…

与此同时，杨国忠正在乐此不疲地巩固权力、铲除异己。这年七月，他刚刚把陈希烈赶下了台；八月，他又把看上去很不顺眼的京兆尹李岘贬出了长安；十一月，他又担心河东太守兼采访使韦陟有可能会拜相，赶紧找了个罪名把他送进了监狱…

此时，距离“安史之乱”爆发还有一年。

可在杨国忠眼里，太平盛世无疑还会延续很久很久。就算现在有人告诉他乱世马上就要来临，恐怕也改变不了他那快乐无比的心境。

作为小混混出身的杨国忠，他的人生宗旨就是四个字——及时行乐。不管处在什么样的位子上，这一点从来没有改变过。杨国忠自己就曾经对人坦言：“吾本寒家，一旦缘椒房至此，未知税驾之所，然念终不能致令名，不若且极乐耳。”（《资治通鉴》卷二一七）

我出身贫寒，只因凭借贵妃的关系才有了今天，管他未来到底怎么样呢，反正我知道自己终究不能以美名传世，还不如抛开一切，尽享眼前极乐。

让这样的人来把持朝政，无疑是玄宗和所有臣民的不幸。

让这样的人来控制帝国前进的方向，无疑是历史的悲哀。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春天跟往年一样照常降临。

冰雪消融，江河奔流，百花盛开，万物复苏。

一切看上去都很美。

一切都与往日并无不同。

在生命的第七十一个春天里，李隆基并不知道，一匹北方之狼正傲然屹立在燕赵大地上，时而伸长脖颈仰天长嚎，时而呲牙咧嘴向西眺望。它亢奋的身体内躁动着不安的灵魂。它血红的眼睛里闪烁着死亡的火焰。它向天挥舞的利爪中，潜藏着攫取天下、撕碎一切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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