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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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朝廷公开发布的宪宗死因是药物中毒,那么罪魁祸首皇甫镈等人当然要受到应有的惩罚。

这是给宪宗的在天之灵一个交代,也是给天下人一个交代,有谁会怀疑李恒的动机呢?

其实,李恒的动机还真是值得怀疑。

诚然,恶名远播的皇甫镈和他推荐的那些招摇撞骗之徒早就该被清理了,如今的下场是他们应得的。可如果我们就此把新君李恒视为一个英明之主,那显然是把事情看得太过粗浅了。客观上,李恒固然是办了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但主观上,他难道不是想让皇甫镈和那些方士为宪宗之死背黑锅吗?

说白了,只有把皇甫镈等人推到被告席上进行宣判,李恒才能躲在历史的幕后,不动声色地把弑父弑君的鲜血悄悄抹掉。

也许,这才是李恒的真实动机。

第四章 青春皇帝,玩乐天子

【蠢蠢欲动的河北】

我们说穆宗李恒绝非英明之主,这并不是在冤枉他。因为他上台后的种种表现实在令人不敢恭维,也让一度看好他的臣民们大跌眼镜。

元和十五年二月初,李恒刚刚脱掉为宪宗服丧的孝服,就急不可耐地投入到了倡优、杂戏、宴游、打猎等一系列娱乐活动当中。谏官们屡屡上疏劝他节制,可新天子却充耳不闻。

纵情于声色犬马的同时,李恒更是花钱如流水。只要他乐意,随时随地都会赏赐给那些倡优戏子一大堆金帛。谏议大夫郑覃、崔郾等人实在看不下去,就一起入阁劝谏,说:“金银绸缎都是百姓的血汗,除非为国家立功,否则不应滥赏。宫库目前虽有存余,但请陛下爱惜,万一将来战事又起,方能不再向百姓征收重税。”

李恒盯着他们看了好一会儿,忽然吃惊地问宰相:“这几个人是谁啊?”

宰相连忙回答:“是谏官。”

这“君不识臣”的一幕,发生在李恒即位已经九个多月的时候。可由于天子大部分时间都在关注娱乐事业,所以来不及认识自己的臣子。

为了表示对谏官们直言进谏的感谢,李恒随后便派人去慰问他们,说:“朕会照你们的话去做。”宰相们听到都很高兴,觉得当今天子在这一点上和宪宗早年还是很相似的,那就是虚心纳谏,从善如流。

这是社稷之福、人臣之幸啊!所以他们纷纷向皇帝道贺。

可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错了。

因为天子李恒对待谏言的态度是——虚心接受,坚决不改。

从李恒即位一直到他驾崩,从未停止过娱乐活动,而滥赏的毛病也一点没改。

元和十五年十月,成德节度使王承宗病卒,诸将秘不发丧,拥立其弟王承元为留后,接管军政大权。

在宪宗手里老实了一阵子的河北诸藩又开始蠢蠢欲动了。

可年轻的穆宗皇帝既没有宪宗当年的雄心壮志,也没有半点忧患意识,更不具备宪宗的强硬手段,所以,此时的穆宗朝廷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对潜在的危险进行防范。

十月十六日,穆宗李恒在宰相们的策划下同时颁布了多道任命状,对各大藩镇实施了大面积的人事调动。调魏博田弘正为成德节度使;任成德王承元为义成节度使;调义成刘悟为昭义节度使;调武宁李愬为魏博节度使;任左金吾将军田布(田弘正之子)为河阳节度使。

穆宗朝廷之所以做出这项决策,其意图非常明显,就是斩断镇将与镇兵之间的利益联结和感情纽带,从而削弱各节度使对原辖区的绝对控制权,消除拥兵自重、违抗朝命、一切自专等各种隐患。

这一举措属于常规的政治手段。应该说,穆宗朝廷制订这个应对的策略是动过脑筋,也是无可厚非的。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这种手段的确是加强中央集权、防止地方坐大的有效方法。

可问题在于,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帝国的藩镇事务就早已不是一般性的问题了,否则当年的代宗和德宗也不至于被这个问题搞得心力交瘁。所以,试图通过常规的政治手段解决非常规的政治问题,其结果很可能是旧的问题没有解决,新的矛盾又被激发,其代价很可能比保持现状、无所作为更加惨重。

然而,热衷于娱乐事业的穆宗李恒根本看不到这一点。

转眼又是一个新年。正月初四,穆宗宣布大赦天下,改元长庆。

从这个年号中,不难看出穆宗朝廷的乐观情绪。李恒和他的大臣们自认为元和时代足以为帝国打下一个长治久安的基础,可他们没有料到,那个桀骜不驯的河北是不可能轻易就范的——只要有一丝火星,燕赵大地就将会再度燃起熊熊战火。

事实上,从宪宗末年开始,“元和中兴”的阳光就已经逐渐消隐了。此刻,帝国的上空已然乌云四合。

事后来看,河北诸藩再度反叛的浪潮是由一个偶然事件促发的。

这一年春天,从幽州忽然传来一个出人意料的消息——卢龙节度使刘总要出家当和尚了。

事情来得太过突然,朝野上下都感到有些匪夷所思。

就那个弑父杀兄、篡位夺权的魔头,居然也想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可能吗?

可此事千真万确,因为是刘总本人亲自上表的。

据说,刘总弑父杀兄之后,心中老是疑神疑鬼,不止一次出现可怕的幻觉,看见父兄血肉模糊的鬼魂找他索命。刘总寝食难安,就在府中供养了几百个和尚,日夜不停地做法事。而且每天从军府回来,刘总就挤在和尚堆里跟他们一块诵经念佛,这样才觉得安心。可一旦晚上一个人独处,他还是会心惊肉跳,不敢睡觉。久而久之,刘总就患上了严重的恐惧症和神经衰弱。最后刘总不得不横下一条心——要想保命,就得出家。

对这件事,穆宗朝廷抱着相当谨慎的态度。

穆宗君臣倒不是不想趁此机会把卢龙彻底收归中央,而是因为此事太过出人意料,不知道刘总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所以,穆宗不敢马上同意刘总的请求,而是小心翼翼地下了一道诏书,任命刘总为天平(治所郓州,今山东东平县)节度使,以此试探刘总的反应。

不过,穆宗多虑了。因为刘总这回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

他一再向穆宗上表,言辞真诚,态度恳切,表示非当和尚不可,而且自愿舍宅为寺。穆宗这才把一颗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下诏赐刘总法名大觉,赐寺名报恩,并赐紫色僧衣一套。不过与此同时,穆宗还是命人把天平镇的旌节斧钺跟僧衣一块送了过去,意思是任他选择,假如反悔的话随时可以去天平镇走马上任。

朝廷的使者和诏书还没到,去意甚坚的刘总就已经把自己剃了光头。幽州的将士们强行挽留,不让他走。刘总一怒之下又杀了十几个人,随后把节度使的印信符节留给了新任的留后,连夜逃出幽州。直到次日天明,将士们才发现刘总已不知去向。

几天后,有人奏报在定州境内发现了一具和尚的尸体。

经确认,那就是刘总。

没人知道刘总是怎么死的,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刘总已将卢龙的后事悉数安排妥当,并没有把一个烂摊子扔给朝廷。

临死前,刘总给朝廷上了一道奏疏,提出了将卢龙一劈为三的方案,并推荐了三个出镇的人选。张弘靖,时任宣武节度使,曾任宪宗朝宰相,出镇河东时政风宽和,颇得民心;薛平,时任平卢节度使,对朝廷忠心耿耿,且熟悉河朔民情;卢士玫,时任代理京兆尹,此人虽是刘总妻子的族戚,但一直在朝中任职,也算是朝廷信得过的人。

除此之外,刘总还把麾下那些立有战功、骁勇难制的部将全都送到了长安,表面上向他们承诺,说朝廷会赐给他们禄位,事实上是把他们置于朝廷的掌控之中。

刘总临死前所做的这些安排,完全符合李唐中央的利益,应该说是给朝廷提供了一个可遇而不可求的机会。只要穆宗和他的谋臣们把握这个机会,那么李唐中央对河北藩镇的约束力和影响力必将大大增强,甚至完全有可能在“元和中兴”的基础上扩大战果,为彻底根除藩镇之乱铺平道路。

然而,对于以穆宗李恒为首的这一届李唐朝廷来说,这一切注定只能是空想。

因为,李恒对帝国的政治事务一点兴趣都没有,更别提什么远大的抱负和志向。

他更关心的是女人、倡优和美酒。

而时任宰相的崔植和杜元颖也好不到哪去。身为宰辅,他们既缺乏深谋远虑的韬略,也没有居安思危的见识,跟当年的裴度、武元衡等人相去不啻霄壤。

在对待卢龙的事情上,他们一连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

首先,他们并没有完整实施刘总提出的那个苦心孤诣的计划,而只是把卢龙划成两道,其中两个州交给卢士玫,然后把剩下的卢龙大部全都交给了张弘靖,原因据说是出于对前朝宰相的尊重。可他们却没有意识到一个严重问题,张弘靖当年出镇河东时,虽然颇有政绩,但河东是李唐的龙兴之地,军民历来拥护朝廷,与动不动就拥兵割据的河北完全不可同日而语;而且,张弘靖对卢龙各方面的情况都缺乏了解,如果没有薛平这种熟悉河朔士风民情的人去协同治理,光靠他一个人,绝对镇不住幽州的那些骄兵悍将。

其次,崔植和杜元颖完全不把幽州来的那批将士放在眼里,压根就没有兑现当初刘总向这些人作出的承诺。这些远道而来的将士不但没得到任何赏赐和任命,而且每次到中书省去求官,都会遭到宰相们的拒绝和冷落。更有甚者,当张弘靖到卢龙就任之后,朝廷以为形势稳定了,居然对他们下了逐客令,命他们各回本军,听候差遣。

于是,这帮被朝廷视为弃儿的将士只好带着满腔愤怒回到了幽州。

穆宗和他的宰相们没有料到,他们这么做无异于放虎归山。

很快,他们就将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代价。

【永不臣服的心】

燕赵大地,自古民风彪悍。

早在东汉年间,人们就以“幽州突骑,冀州弓弩”来形容河北的兵力之精与战力之强。远的暂且不说,就以本朝为例,大唐开国之初,窦建德就曾雄踞河北,建立夏朝,与长安分庭抗礼;后来,窦建德虽然在虎牢关下被天纵神武的李世民一战击溃,但“折戟沉沙铁未销”,其旧部刘黑闼旋即狂飙突起,横扫河北,一度恢复夏朝全境,用永不枯竭的豪情与热血,谱写了一曲愈挫愈奋、屡仆屡起的慷慨悲歌。

尽管历史的如椽巨笔很快就为血雨腥风的乱世画上句号,尽管盛唐治世的到来没有任何人可以阻挡,可桀骜不驯的河北从不曾真正低下倔强的头颅。当长安的九重宫阙久已不闻“秦王破阵乐”的铿锵之声,转而充斥缠绵悱恻的“霓裳羽衣曲”时,李唐的天潢贵胄和王公大臣们显然没有料到,河北枭雄窦建德、刘黑闼不死的精魂,已然穿越一百三十年的岁月烟尘,悄然附着在了安禄山、史思明身上,并迅速孕育出觊觎天下的勃勃野心。

刹那间,彪悍无匹的幽燕铁骑便以雷霆万钧、排山倒海之势滚滚南下,一举撕碎了玄宗君臣的太平迷梦,重重摇撼了大唐帝国的万里江山…

长安在恐惧中战栗。

因为,他再次看见了河北永不臣服的心。

当安史之乱的烽烟终于散尽,李隆基的子孙们睁开迷离的双眼,却再也看不见那个“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大唐,也看不见那个“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大唐,更不可能再享受那种“云鬓花颜金步摇,芙蓉帐暖度春宵”的绮靡生活。呈现在他们眼前的,唯有一片“积尸草木腥,流血川原丹”的破碎山河。

而这一切灾难的源头,就是河北。

所以,年富力强的德宗李适一即位,就迫不及待地向河北宣战了。然而,德宗的志大才疏旋即招致了一系列更为严重的灾难——“泾师之变”“四王之乱”接连爆发,河北的朱滔、田悦、王武俊、李纳同时称王,朱泚、李希烈之流相继称帝;帝京长安沦陷,德宗流亡奉天,战火燃遍四方,帝国几欲倾覆。

河北,再一次用刀剑向天下人展示了他的野性和能量。

长安的光芒更趋黯淡了。

是励精图治的宪宗君臣挽救了危机深重的帝国。在与河北、淮西等强藩的较量中,宪宗朝廷不屈不挠,屡败屡战,终于遏住了藩镇跋扈的气焰,重塑了李唐中央的权威。

河北暂时低下了他的身姿。

然而,一把带血的刀收回鞘中,就表示它不会再拔出来了吗?

不。

因为刀的本性就是嗜血。

因为河北,拥有一颗永远躁动不安的灵魂。

当宪宗李纯猝然离世,元和时代成为历史,所谓的“元和中兴”也就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了它脆弱的一面。耽于逸乐的穆宗李恒以为可以在乃父栽种的大树下乘凉,可他错了。暂时的和平,往往是为下一场战争进行铺垫。大明宫内日夜不息的弦乐笙歌,终究掩不住河北磨刀霍霍的金戈之声。

新的灾难降临了。

河北民风有一种与生俱来的狼性。

这种狼性可以被暂时压抑,却不可被彻底驯服。

可惜,新任卢龙节度使张弘靖不懂得这一点。他以为卢龙既然已经臣服于朝廷,就该无条件接受朝廷的管束,并且无条件地听命于他。

这种想法,导致张弘靖犯了一连串致命的错误。

据说,张弘靖是带着一脸傲慢的表情,坐着八抬大轿,带着长长的仪仗队进入幽州城的。这个前朝宰相之所以如此摆谱,显然是打心眼里瞧不起河北的这些骄兵悍将和粗人莽夫。而且,他并不介意把心里的这种鄙夷和不屑表现出来。

坐镇幽州后,张弘靖为了显示官威,很少直接跟幽州将吏们打交道,总是十天半月才到节度使衙门露一次脸。处理公务的时候,张弘靖也是寡言少语,始终板着一张自命不凡的面孔。总而言之,在卢龙将士看来,这姓张的从踏进幽州的那一刻起,从头到脚就写着俩字:摆谱。

过去的幽州节度使,大多是军人出身,总能跟手下将士打成一片,即便做不到同甘共苦,至少也能跟士卒们称兄道弟。跟他们一比,张弘靖显然是个另类。

卢龙将士每次看见张弘靖那张臭脸,心里的无名火就直往上蹿。

除了张弘靖,还有他带过来的一个心腹将领也让大伙恨得牙痒。

这个人名叫韦雍。不知是出于张弘靖的授意,还是他自作主张,总之,这家伙经常无故克扣将士们的粮饷,而且执法异常严苛。碰到他心情不好,就对士卒们又打又骂,好不容易心情好了,也要拿他们开涮。

有一次,韦雍到校场上溜达,正碰上将士们军训。他站在旁边看了看,忽然冒出一句:“如今天下太平,你们能拉两石重的弓,还不如认识一个‘丁’字!”

将士们面面相觑,好多人额头上已是青筋暴起。

韦雍就这么肆无忌惮地表现着自己的优越感和幽默感。可他并不知道,这是在往一头狼的伤口上撒盐。

也许,从韦雍嘲笑大兵们目不识丁的这一刻起,他和张弘靖的下场就已经注定了。

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七月初,卢龙将士压抑已久的怨气,终因一件貌似偶然的小事而全面爆发。

事情还是跟韦雍有关。

七月十日这一天,韦雍带着卫队正大摇大摆地逛街,对面一个骑马的军官躲避不及,不小心冲撞了他的卫队前导。韦雍二话不说,立刻命人把军官拖下马来,准备当街杖打。此人宁死不屈,还对韦雍破口大骂。韦雍大怒,旋即奏报张弘靖,将这名军官扔进了监狱。

当天晚上,兵变就爆发了。

乱兵们呼啸着冲进张弘靖的府第,砍杀了韦雍和张弘靖手下的多名军官,然后将张弘靖囚禁,并疯狂哄抢张宅的财物和女人。

暴乱持续了整整一夜。

次日早上,发泄完愤怒的乱兵们才意识到事情闹大了,而且一时不知道该如何收场,便去找张弘靖谈判。没想到张弘靖还是端着一副臭架子,始终闭口不言。

乱兵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索性横下一条心——反了!

既然事情已经做下,那就没有收手的道理,干脆把它做大。

当天,卢龙将士便拥立兵马使朱克融为留后,正式揭起了反旗。

这个朱克融,就是建中年间“四王之乱”的魁首朱滔的孙子。

就像一头蛰伏的狼被重新唤醒,此刻的河北已然再度昂起头颅,正对着长安引颈长嚎。

穆宗和他的大臣们听见了吗?

可笑的是,就在卢龙兵变爆发的时候,朝廷的文武百官还在向热衷于娱乐事业的穆宗李恒进献尊号,称“文武孝德皇帝”。

年轻的天子当然是笑纳了,即日宣布大赦天下。

两天后,卢龙兵变的消息传到长安,穆宗和他的大臣们愕然良久,慌忙下诏罢免了张弘靖的节度使之职,把他贬为吉州(今江西吉安市)刺史,同时将昭义节度使刘悟调任卢龙节度使。

可是,刘悟不干。

眼下的卢龙是一座火山,刘悟才不会笨到把自己的屁股放在火山口上烤。他上表说:“还是暂且先把节度使之职授予朱克融吧,然后慢慢再想办法。”穆宗无奈,只好收回成命,默认了此刻的现实。

数日之后,朝廷去年实施的那个诸藩大调动,也结出了意料之中的恶果。

七月二十八日夜,成德兵马使王庭凑发动兵变,杀死了从魏博调来的节度使田弘正,同时残忍地杀害了田弘正的幕僚、将吏和一家老小共三百多人,随即自任留后,并上表要求朝廷授予节度使的旌节斧钺。

消息传来,满朝震骇。

张弘靖倒了,朝廷还不会如此恐慌,可这个田弘正是李唐中央安抚河北的一面旗帜,怎么说倒就倒了呢?

其实说起来,田弘正已经够谨慎了,可还是没能逃脱灭顶之灾。

当初,从魏博前往成德赴任时,他就把帐下的两千名亲兵一同带了过去。可这两千人的编制并不在成德,要想养活他们,只能由朝廷另行划拨粮饷。田弘正向朝廷请求,不料却遭到度支的拒绝。度支的理由是,成德自有成德的军队,魏博的士兵就应该回到魏博,假如同意你田弘正的请求,破了这个例,那以后其他藩镇也这么干,朝廷如何应付?

应该说,度支的说法是有道理的。然而,就像当初宰相们把非一般性的藩镇问题当成一般问题来处理一样,此刻的这位度支大臣同样犯了这个毛病——他给出的仍然是一个常规理由,可他并没有顾及到田弘正此刻所面对的是一种非常局面。

田弘正四次上表,度支四次拒绝。

在如此缺乏远见的朝廷面前,田弘正只好认命,随后就把两千名亲兵悉数遣回了魏博。

于是,悲剧就无可避免地发生了。

听到田弘正被杀的消息,时任魏博节度使的李愬悲愤难当,立刻穿起丧服,命令军队出征。可就在大军即将开拔的时候,李愬突然病倒了,而且一病不起。

穆宗万般无奈,只好让田弘正之子田布(时任泾原节度使)继任魏博节度使,希望他为父报仇,举兵讨伐王庭凑。

河北的两个重镇相继发生兵变,主动要求出征的名将李愬又在这节骨眼上病倒了,这一切真让年轻的天子既意外又沮丧,沮丧得连看戏和打猎都没了心情。

正当李恒郁闷之际,一大堆坏消息又接踵而至。

八月十日,王庭凑派人刺杀了冀州刺史王进岌,随后出兵占领了冀州;十三日,瀛洲(今河北河间市)发生兵变,乱兵逮捕了观察使卢士玫,将其绑送幽州,致使刚刚划出来的瀛、莫二州重新被卢龙吞并;同日,王庭凑又出兵攻打富庶的深州;九月十九日,朱克融又纵兵在易州(今河北易县)一带烧杀掳掠…

河北危机全面爆发,李恒终于坐不住了。

藩镇们这么瞎闹,不但搅乱了他平静而快乐的生活,而且让他这个“文武孝德皇帝”显得很没面子。

穆宗随即发布诏书,命魏博、横海、昭义、河东、义武一同出兵,在成德境内集结待命,如果王庭凑执迷不悟,立刻进兵讨伐。同时,穆宗还起用了当初被宪宗贬出朝廷的前宰相裴度,任命他为卢龙、成德两镇招抚使。

十月十四日,裴度亲自率兵从承天军旧关(今山西平定县东北娘子关)出发,讨伐王庭凑和朱克融。

然而,战事刚刚拉开,才打了两个月,国库就开始捉襟见肘了。

一贯出手阔绰的李恒终于尝到了自己亲手种下的苦果。

李恒急忙召集宰相问计。宰相们说:“王庭凑杀田弘正,而朱克融却留了张弘靖一命,罪有轻重,请赦免朱克融,集中全力讨伐王庭凑。”穆宗赶紧下诏,任命朱克融为卢龙节度使。

这是自“元和中兴”以来,李唐朝廷首度对藩镇作出的妥协。此举意味着宪宗君臣通过十五年奋斗所取得的政治成果,就在一夜之间灰飞烟灭。

穆宗李恒即位刚刚一年,一切便都被打回了原形。

这是李恒的悲哀,更是一个帝国的悲哀。

而此时的李恒并不知道,更多的悲哀还在后面。因为既然有了第一次妥协,就很容易有第二次、第三次…

长庆二年(公元822年)正月,率领魏博军队攻打成德的田布陷入了一筹莫展的境地。

据当时担任中书舍人的白居易呈给穆宗的一道奏疏中说,田布率部离开魏博后,“数月以来,都不进讨”,始终未建尺寸之功。而光他这支部队,每月从朝廷支取的军费就高达二十八万缗。白居易认为,倘若魏博军继续迁延观望,朝廷财政必定不堪重负。

当然,白居易也知道,田布之所以徒劳无功,责任不在他,而在魏博的那些骄兵悍将。

众所周知,卢龙、成德、魏博这三个造反专业户历来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尽管他们内部也存在种种矛盾,可一旦跟朝廷产生冲突,他们立马就会抱成一团,枪口一致对外。因为他们很清楚什么叫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绝不可能为了维护朝廷纲纪而放弃共同利益,更不可能在朝廷的驱使下自相残杀。

带着这样一群心怀异志的部众出征,田布的痛苦和无奈可想而知。

有道是祸不单行。除了部众消极抗命、拒不出战之外,老天爷也不让田布的日子好过。

这年冬春之交,田布的驻地一连多日天降大雪,运送粮食和补给的道路被阻断,后方什么东西都运不过来。本来就牢骚满腹的魏博部众这下子更是怨声载道。田布没办法,只好紧急征调魏博辖下六个州的租赋来充当军费。

原本以为这么做可以堵住这些骄兵悍将的嘴,没想到却惹来了更多的指责和抱怨。

魏博将领们纷纷数落田布,说:“按照惯例,奉命出征的军队一旦离开本镇,一切军需都要由朝廷供给。如今田大人却搜刮魏博六州的民脂民膏来养活军队,岂不是让老百姓心寒?田大人,您自己想要克己奉公、讨好朝廷,我们管不着,可六州的百姓何罪,要当这个冤大头?”

面对部众的冷嘲热讽,田布只能忍气吞声,权当没听见。

田布相信,自己不会永远都走背运的,事情迟早会向好的一面转化。可是,田布的乐观精神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

因为此刻,有一个人正躲在魏博部众的背后,摇唇鼓舌,煽风点火,一心想把事情闹大,以便将田布整垮,然后取而代之。

这个人,就是被田布视为心腹的先锋兵马使——史宪诚。

史宪诚是奚族人,原本只是田弘正麾下一员不入流的牙将,因田布对他非常赏识,屡屡在父亲面前替他美言,田弘正便把史宪诚提拔为大将。不久,田弘正在成德兵变中被害,田布继任魏博节度使,更是对史宪诚“寄以腹心”,不但任他为先锋兵马使,而且“军中精锐,悉以委之”。(《资治通鉴》卷二四二)

按理说,史宪诚受到田布如此不遗余力的栽培和重用,应该对他感恩戴德、誓死效忠才对,可田布万万没想到,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懂得知恩图报,还有一种人只会恩将仇报。

史宪诚显然属于后者。

就在田布身陷困境、焦头烂额的时候,史宪诚非但没有为他分忧,反而“阴蓄异志”,在背后处心积虑地搞小动作,利用将士们的不满扩大矛盾,制造事端。

都说天无绝人之路,可这一回,老天爷似乎一心要把田布逼上绝路了。由于田布日久无功,穆宗屡屡派遣宦官前来督战,并严令田布即刻救援深州。田布虽明知军心不可用,但更清楚诏命不可违,最后只好硬着头皮率部出发,结果还没碰上成德军,部众就不战自溃,哗然四散了。逃跑的部众大部分投到了史宪诚麾下。

万般无奈的田布仅带着中军八千人黯然返回魏州(今河北大名县东北)。

数日后,田布召集众将,打算整编部队再次出征,众将当着他的面断然拒绝,说:“大帅如果能按河朔的老规矩办事(割据),我们就算死,也会尽力效忠;可要是去打成德,我们绝不奉命。”

就在这一刻,田布彻底绝望了。

他自觉讨伐无功,又镇不住这些骄兵悍将,再也无颜面对朝廷,遂留下一封遗书,在父亲田弘正的灵位前挥刀自尽了。

史宪诚听到消息,不禁喜上眉梢,对将士说:“一切遵照河北的老规矩行事!”随即自立为魏博留后。

正月十六日,田布自杀、史宪诚自立的消息传到了长安。

十七日,穆宗朝廷还没来得及弄清魏博到底发生了什么,便匆忙下了一道诏书,任命史宪诚为魏博节度使。

仅仅一天,穆宗和他的宰相们便又向叛乱藩镇作出了妥协。

眼见朝廷如此迫不及待地妥协,史宪诚在大喜过望、受宠若惊之余,恐怕就只有鄙夷和窃笑了。

到了二月,深州被围已经半年多,朝廷的裴度、李光颜、乌重胤等部共计十余万大军从三面救援,皆因粮草不继而无法前进,士卒每天分配到的粮食只有陈米一勺(百分之一升)。眼看深州沦陷在即,而中央财政已无力支撑,穆宗朝廷只能再次妥协。

二月初二,穆宗下诏任命王庭凑为成德节度使,希望他能主动退兵,解除深州之围。

至此,卢龙、魏博、成德悉数脱离中央,重新回到了割据状态。从这一年起,直至唐朝覆亡,河朔三镇再也没有被收复过。

在中晚唐历史渐行渐弱、一波更比一波低的K线图上,如果说“元和中兴”是下降趋势中的一次超跌反弹,那么穆宗的长庆二年,基本上可以视为新一轮暴跌的起点。

而此刻的河北,也就有了放量大涨的动能和屡创新高的空间。

是的,当养尊处优的长安在历史的宿命中日渐萎靡和堕落,就再也没人可以阻止河北的野蛮成长了。

【元稹的仕途:官场就是一张网】

平心而论,此次镇压河北叛乱,穆宗朝廷已经算是很尽力了。比如从兵力上来说,前后共计出兵十七八万,主帅又是能谋善断、久负盛名的前宰相裴度,麾下将领李光颜、乌重胤也都是当世名将,阵容不可谓不强大,可结果为什么还是丧师费财、劳而无功呢?

如果拿这个问题质问穆宗君臣,他们肯定会强调两个客观原因,其一、朝廷囊中羞涩,国库日渐空虚,难以支持旷日持久的战争;其二、老天爷太不给力,接连不断的恶劣天气阻断了补给线,导致前线粮草不继,仗自然没法再打下去。

不能不说,上述客观因素确实存在。但是,如果仅仅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客观,那么所谓的经验教训也就无从谈起,后人研究历史也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从主观上来说,穆宗朝廷至少犯了三个严重错误。

第一,穆宗君臣目光短浅,对未来形势作出了完全错误的预判,从而为日后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当时,穆宗刚一即位,宰相萧俛、段文昌就向他提出,既然天下已经太平,就没必要保留太多军队,所以应该按每年百分之八的比例实施裁军。穆宗李恒是个玩乐天子,对政治军事一窍不通,更没有兴趣深究,一听此言,当即予以实施。于是,被裁汰下来的那些大兵找不到出路,就啸聚成群,落草为寇。后来,河北叛乱爆发,这些人便纷纷投奔朱克融和王庭凑;反之,朝廷军队则面临严重缺员的局面,不得不临时招募一些无业游民仓促上阵。结果,叛军麾下都是训练有素的百战之兵,而朝廷这边则是一帮从没打过仗的乌合之众,双方优劣立判。在此情况下,不管裴度怎么运筹帷幄,也无论李光颜和乌重胤如何神勇过人,都挽回不了注定的失败。

第二,朝廷为了控制军队,向前线派出了一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监军宦官,导致将帅的军事行动受到了极大的干扰和牵制。

本朝历史上,利用宦官制约武将的先例是从乾元元年创下的。当时正值安史之乱后期,唐肃宗李亨为了毕其功于一役,集结了数十万重兵,准备一举歼灭盘踞在邺城的安庆绪。出于对武将的不信任,肃宗就发明了一个“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的头衔,授予了宦官鱼朝恩,让他担任实质上的统帅。后来发生的事情众所周知——邺城之战遭遇惨败,六十万大军顷刻之间星流云散。尽管有此前车之鉴,可后来的大唐天子还是旧习未改,仍旧对宦官情有独钟。比如宪宗一朝,就屡屡因为宠幸宦官而在战场上吃了大亏,后来由于裴度指出了症结所在,及时召回了监军宦官,才有了李愬的“雪夜袭蔡州”和淮西大捷,也才有了随之而来的“元和中兴”。然而,到了穆宗这一朝,一切又都恢复原样了。监军宦官依旧在战场上指手画脚,偶有小胜则飞书报捷,自以为功,打了败仗就乱扣黑锅,归罪诸将。更有甚者,有些宦官还把部分精锐士兵挑选出来,充当自己的卫队,而把剩下的老弱残兵推上战场。有这样的一帮瘟神在左右战局,朝廷的胜利又从何谈起呢?

第三,也是最致命的问题——穆宗朝廷不仅派遣宦官去制约将帅,而且本身更喜欢对千里之外的战场指手画脚。

据《资治通鉴》记载,当时“凡用兵,举动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致使前线将士“不知所从”。很多时候,朝廷会不顾前线的具体情况,“不度可否,唯督令速战”。魏博节度使田布之死,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朝廷造成的。

鉴于上述三个原因,穆宗朝廷输掉这场战争也可以算是自取其咎、罪有应得了。

如果要用一句话总结穆宗君臣在这几年中的政治表现,也许只能用下面这八个字——天子昏庸,宰相无能。

自从穆宗即位,先后登场的宰相有萧俛、段文昌、崔植、杜元颖、王播。对于这几个人,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有一句评语,叫“皆庸才,无远略…不知安危大体”。

这样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

到了长庆二年春,萧俛、段文昌已陆续离开相位,宰相班子还有崔植、杜元颖、王播三人。

崔植,元和十五年八月入相,以前的职务是御史中丞;杜元颖,长庆元年二月以户部侍郎衔入相,此前是翰林学士。这两人都没有什么突出才干,上位后也是庸庸碌碌,无可称道。而最后入相的王播,更不是什么好鸟。

此人本是西川节度使,靠巴结宦官得以回朝,故而颇受朝议抨击。前任宰相萧俛就是因为看不惯此人才愤然辞职的,但穆宗对王播却极为宠幸,一回朝就任其为刑部尚书兼盐铁转运使。

王播一贯善于钻营拍马,当然不会令穆宗失望。一当上盐铁转运使,王播马上大事聚敛,对民间的茶叶经营课以重税,“每百钱加税五十”,惹得言官们纷纷上疏,极力反对。可穆宗一看王播生财有道,对他愈加赏识,没过多久就让他入相了,并且仍然保留他的盐铁转运使之职。王播上位后,更是不遗余力地向穆宗献媚,“专以承迎为事,未尝言国家安危。”

显而易见,穆宗登基后任命的宰相,没有一个令朝野满意,更无一人能以天下为己任,比起宪宗朝的宰相,可谓相去不啻霄壤。

长庆二年二月,也就是河北战事刚刚以妥协告终的时候,穆宗又任命了一个宰相。

此人很有才,诗写得很牛,在唐代诗坛上拥有相当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他一生写下的诗歌数以千计,其中就有“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诚知此恨人人有,贫贱夫妻百事哀”“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等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

这个牛人就是元稹。

元稹,字微之,自幼丧父,家境贫寒,但天性聪颖,勤奋好学,故而“少有才名”,年纪轻轻便登第入仕。他和白居易是科举同榜,又是好友,两人差不多同时进入仕途,而且诗名并驾齐驱,冠绝当世。据说宪、穆年间,言诗者必称元、白。元稹的诗,“自衣冠士子,至闾阎下俚,悉传讽之,号为‘元和体’。”(《旧唐书·元稹传》)

由于没有任何背景和靠山,能够入仕全凭个人奋斗,所以元稹从政之初,很有些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他的第一个官职是右拾遗,属于谏官之列。

元稹认为,自己既然身为谏官,就应该忠言进谏,指陈朝政阙失,因此上任不久,就给当时刚即位的宪宗呈上了一道洋洋数千言的奏疏。

宪宗看完,甚为赏识,随即在延英殿召他问对。

初试啼声就引起了天子的关注,令元稹大为振奋。然而,他的做法却不可避免地得罪了当时的宰执大臣。

在那帮官场老油条看来,这毛头小子的乌纱帽还没戴几天,就敢对朝政大放厥词,分明是不懂规矩,不能不给他点颜色瞧瞧。

没过几天,元稹就被逐出了朝廷,贬为河南县尉。

年轻人刚进入社会,尤其是刚进入官场,最大的优点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敢对一切丑恶现象开炮,可最大的缺点就是——摔了跟头也不长教训。

元稹没有因为这次挫折而学乖。几年后,朝廷起用他为监察御史,命他出使东川。元稹一到任,就捋起袖子挖出了一桩陈年旧案,涉案人是已故东川节度使严砺。

自古以来,权力跟腐败总是一对孪生子,官越大,屁股往往越不干净,差别只在有没有被曝光罢了。元稹经过一番明察暗访,发现严砺生前曾滥用职权,肆意侵吞下级官吏和百姓的财产,而且数额巨大,随即毫不犹豫地上疏指控。宪宗命人复查,果有其事,但严砥已死,无人抵罪,宪宗一怒之下,就对东川七个州的刺史都进行了责罚。作为严砺的旧属,他们就算没有同流合污,至少也存在知情不举的包庇嫌疑。

元稹此举,再次惹恼了当权人物。

官场就是一张网,无论此官与彼官表面上相距多远,背后都可能存在无形而坚固的利益联结。年轻的元稹看不见这张网,更看不见这张网后面的一切,所以他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当时,朝中的几个宰相都跟严砺有很深的私交,一看元稹这小子为了追求政绩,居然拿死人来做文章,顿时大为恼怒,马上把他调离了长安,让他到东都洛阳去坐冷板凳。

可是,到了东都后,元稹的臭脾气还是没改,没过多久又盯上了他的顶头上司、河南尹房式,将他的一些不法之事向朝廷告发。

宪宗命人核查,证实了房式的违法行径,遂将其罚俸一月,同时征召元稹回朝。

不畏权贵、刚直敢言的元稹两次遭贬,却又两次复起,足以表明天子对他的信任和赏识。

元稹大感快慰,越发相信自己的为官之道是正确的。

元和五年二月,元稹迎着和煦的春风踏上了回京之路。

然而,此时的元稹万万没想到,他仕途上的最大一次挫折,已经在前方的不远处等待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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