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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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元稹走到华州，见天色已晚，便就近到一个叫“敷水驿”的驿站下榻。当时，专门接待官员的驿站通常设有上、中、下三种规格的房间，级别高的官员住上房，同级别的则是先到先住。元稹到驿站时，上房还没有人住，驿吏自然把他安排到了上房。
片刻后，麻烦来了。一个叫刘士元的内侍宦官也到了这里，嚷嚷着要住上房。驿吏一看是宦官，不敢怠慢，赶紧跟元稹商量，想让他挪个地方。
年轻气盛的元稹本来就对宦官没有好感，而且自己又是先来的，当然不肯让。驿吏无奈，只好如实告诉刘士元。
刘士元一打听，不过就是一个不入流的小御史，竟然敢跟他较劲，顿时勃然大怒，带上手下冲了上去，一下子就把房门撞开了。
此时，元稹已经脱了衣服和鞋子，正准备就寝。刘士元凶神恶煞地冲进来，不由分说，挥起马鞭往他脸上就是一下。
元稹捂着火辣生疼的脸颊，当场就懵了。
好汉不吃眼前亏。元稹见对方人多势众，而且还带着家伙，压根不敢反抗，赶紧拔腿就跑，连衣服和鞋子都顾不上穿。
当时的宦官都是骄横霸道的主，刘士元当然不肯轻易放过元稹。他一边挥舞鞭子穷追不舍，一边还叫手下把元稹的马牵走，再把弓箭拿来，一副非把元稹弄死不可的架势。
元稹吓得魂飞魄散，穿着袜子满驿站乱蹿，最后好不容易才逃离了敷水驿，狼狈不堪地回到了长安。
此事在朝中引起了轩然大波。
众所周知，宪宗一向宠幸宦官。虽然他对元稹不乏好感，但在这件事上，宪宗最后还是偏向了宦官。此外，宰相们本来就看这姓元的小子不顺眼，如今出了这档子事，他们正好落井下石，拿他开刀。
几天后，朝廷便以元稹“少年后辈，务作威福”为由，把他贬为江陵府士曹参军。
贬谪令一下，好友白居易大为不平，接连上疏替他喊冤。时任翰林学士的李绛、崔群也面见宪宗，极言元稹无罪。
但是，宪宗不为所动，还是维持原判。
就这样，元稹第三次被逐出了长安，开始了他“山水万重书断绝”“暗风吹雨入寒窗”的贬谪生涯。
这个曾经锋芒毕露、年少轻狂的才子，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这一去，就是整整十年。
自己到底错在哪了？
在谪居江陵的那些“残灯无焰影幢幢”的日子里，元稹一直在痛苦地反思。
从小到大所读的圣贤书，有哪一本不是教自己要清廉为官、济世安民的呢？又有哪一本是教自己要向权贵低眉折腰，甚至是与其同流合污的呢？
没有。
一直以来，他都认为，扶正祛邪、扬善去恶不仅是一个读书人的本分，更是一个官员的立身处世之本，也是应尽的义务和责任。就算不能彻底祛除世界上的黑暗与邪恶，至少也要为人间带来更多的光明与正义。然而，残酷的现实告诉元稹，假如他继续坚持这种理想，结果只有两个字——毁灭。
元稹毕竟是聪明人，他很快就意识到，要想在险恶的官场上生存下去，就必须放弃旧的人生观念，学会新的游戏规则。
而这个规则的核心就是两个字：人脉。
是的，官场就是一张网，一张由人脉所构成的利益联结网。所以，自命清高、四面树敌的人到头来只有死路一条，只有八面玲珑、广结善缘才是正确的为官之道。最后，在现实的铜墙铁壁前撞得头破血流的元稹，经过一番痛彻骨髓的灵魂挣扎，终于幡然猛醒，大彻大悟，开始编织属于自己的关系网了。
元稹构建的第一条官场人脉，是一个叫崔潭峻的宦官，此人时任江陵监军。
元稹过去最讨厌宦官，而且也是宦官把他害到今天这步田地的，所以贬谪江陵之初，他对宦官可谓恨之入骨。但是现在，元稹已经不这么想了。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初刘士元在敷水驿抽下的那一鞭，已经把那个嫉恶如仇的元稹打死了。
如今的元稹已然脱胎换骨，再也不会自命清高，以正人君子标榜于世了，更不会再坚守什么修齐治平的圣贤理想了。他现在只想放下身段，广交朋友，不管是什么人，只要大腿够粗，他就愿意去抱。
而崔潭峻正是一个大腿够粗的朋友。
因为他是穆宗李恒的东宫旧人。
元和十四年，宪宗大赦天下，元稹遇赦回朝，被任命为膳部员外郎。所谓膳部员外郎，就是宫廷里面管伙食的。元稹举目一望，和他同列的，都是一些刚刚入仕的后生晚辈，而当年与他一起当谏官的同僚，如今早已位列要津，个别人甚至已经贵为卿相了。
元稹的抑郁和苦闷可想而知。
元和十五年，穆宗登基，崔潭峻被召回朝中，元稹的好日子也终于到了。
早在当太子的时候，穆宗李恒就经常听宫人吟咏元稹的诗歌，对他印象甚佳。崔潭峻当然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一回朝，就给穆宗献上了一百余首元稹的新作。穆宗大悦，顺便问起元稹近况。崔潭峻赶紧说明了他的尴尬处境。穆宗一听就皱了眉头，这么有才的人，怎么能让他在食堂里管伙食呢？
当年五月，元稹便被擢升为祠部郎中、知制诰。这是个帮皇帝草拟诏书的职位，相当于天子秘书，虽然级别不高，但却举足轻重。
元稹是靠宦官上位的，所以很多朝臣都对这项任命非常不满。没想到才过了几个月，天子又颁下一道诏书，擢任元稹为翰林学士、中书舍人。谁都知道，走到这一步，距离相位就只有一步之遥了。
元稹如此扶摇直上，朝中舆论顿时哗然。他刚到中书省上了几天班，有人就给他难堪了。时值盛夏，有一天中午休息，元稹和同僚们聚在一起吃西瓜，忽然飞来一只苍蝇，嘤嘤嗡嗡惹人生厌。中书舍人武儒衡（武元衡的堂弟）马上拿起扇子拼命挥舞，瓮声瓮气地说：“哪来的讨厌东西，居然往这儿凑！”
众人闻言，当即失色。武儒衡却意气自若。只有元稹恨不得找条地板缝儿钻进去。
不过，难堪归难堪，该干的事儿，元稹还是照干不误。
如今的元稹很现实，绝不会再意气用事，更不会因为同僚的冷嘲热讽就放弃编织自己的官场之网。实际上从回朝的那天起，元稹就已经开始构建另一条重大的人脉了。
那就是时任枢密使的宦官魏弘简。
凭借崔潭峻这条线，元稹挤进了权力中枢；眼下，他又攀上魏弘简这根高枝，目的当然是想一举登上宰相之位了。
然而，元稹要经营相位，就必须拿掉横亘在他面前的一块绊脚石。
这块绊脚石就是裴度。
此时正值河北叛乱全面爆发，穆宗紧急起用裴度为帅，对他极为倚重。众所周知，裴度在朝野拥有无人可及的威望和影响力，这回要是顺利平定叛乱，为朝廷再立新功，那他十有八九会重返相位。到时候，元稹拿什么跟裴度竞争呢？
因此，要防止裴度复相，元稹就必须千方百计阻挠他在河北建功。
接下来的事情，我们就很清楚了——裴度和将士们在前线浴血奋战，元稹和魏弘简就在后方拼命给他使绊子。我们前面所说的“凡用兵、举动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基本上就是元稹和魏弘简搞的鬼。“度（裴度）所奏画军事，（元稹）多与弘简沮坏之。”
裴度忍无可忍，愤然上疏穆宗：“逆竖构乱，震惊山东（太行山以东）；奸臣作朋，挠败国政。陛下欲扫荡幽镇，先宜肃清朝廷。…若朝中奸臣尽去，则河朔逆贼不讨自平；若朝中奸臣尚存，则逆贼纵平无益！”（《资治通鉴》卷二四二）
裴度口口声声所说的“奸臣”，当然就是元稹了。
至此，双方的矛盾陷入了不可调和的境地。
一边是元勋重臣，肩负平叛重任；一边是朝堂新贵，深受天子宠幸。没有人知道，穆宗内心的天平最终会倾向谁…
【相权之争：渔翁得利的李逢吉】
面对裴度言辞激烈的奏疏，穆宗采取了装聋作哑的态度。
因为这是一道两难的选择题，他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裴度怒不可遏，数日内又连上二表——前后三次，所奏的内容完全相同。
穆宗当然很不爽，但同时也很无奈。
看来，不给裴度一个说法，河北的局面是无从收拾了。最后，穆宗只好解除了元稹的翰林学士之职，把他调任工部侍郎，同时把枢密使魏弘简罢为弓箭库使。
表面上看，元稹好像是被天子疏远了。其实，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因为，穆宗此举纯粹是一个权宜之计，而元稹更不可能轻易放弃对相位的角逐。
到了长庆二年春，形势变得对裴度越来越不利。虽然没有了元稹的掣肘，但河北战局仍然不见丝毫起色，加上恶劣天气、粮草不继等客观因素的困扰，裴度纵然有心杀贼，但也是无力回天。
这种时候，元稹当然不会闲着。他力劝穆宗就此罢兵，昭雪王庭凑，把这场毫无获胜希望的战争结束掉。与此同时，河北又传来了田布自杀、史宪诚自立的消息，穆宗彻底死心，随即下诏承认了河北三镇。
数日后，亦即长庆二年二月十九日，穆宗把碌碌无为的宰相崔植罢为刑部尚书，同时命元稹以工部侍郎衔入相。
在仕途上辗转多年、几经浮沉的元稹，终于否极泰来，位极人臣。
短短几天后，穆宗又颁下一道诏书，任命裴度为司空、东都留守。
裴度原任检校司空，现在转正，貌似皇恩浩荡。可明眼人都看得出来，穆宗这么做，其实是外示尊崇，内夺其权。不仅解除了裴度的兵权，并且让他到洛阳坐冷板凳去了。而且穆宗的这项任命，十有八九是元稹在背后做的手脚。
满朝文武都替裴度抱屈，纷纷上奏穆宗，说：“现在时局仍然紧张，裴度有将相全才，不应该放到闲散的位子上。”
迫于舆论压力，穆宗只好改任裴度为淮南节度使。但是朝臣们还是普遍反对，认为裴度应该留在朝中，不宜出外。
穆宗知道裴度的群众基础好，可好到这种程度，还是出乎他的意料。三月底，穆宗不得不再度收回成命，把备受时论抨击的宰相王播罢为淮南节度使，同时任命裴度为相，让他留在朝中辅政。
至此，裴度和元稹基本上打了个平手——谁也没能阻止对方入相，同时谁也没能把谁整垮。
既然二者势均力敌，而且已经同朝为相，就算不能相逢一笑泯恩仇，至少是没有必要再争个你死我活了。然而，裴、元之争的暂时平息并不意味着穆宗朝廷会从此波平浪静。
因为想当宰相的人，绝不止裴、元二人。
很快，又有一个人摩拳擦掌地加入了这场博弈。
这个人的来头还不小。
此人不但与裴度一样，曾任宪宗朝的宰相，资历深厚，人脉宽广，而且又曾担任太子侍读，算是穆宗李恒的授业恩师，具有常人难以比拟的竞争优势。随着此人的强势介入，这场围绕着宰相之位的权力斗争，注定要波澜再起，并且变得比此前更为扑朔迷离了。
这位闪亮登场的新选手，就是李逢吉。
李逢吉是元和末年的宰相，与裴度位列同班。当时，因宪宗将平定淮西的重任交给了裴度，李逢吉就犯了跟元稹一样的毛病，背地里频频使坏，企图阻挠裴度建功。宪宗察觉后，一怒之下将他逐出了朝廷，贬为东川节度使（几年后调任山南东道节度使）。
李逢吉栽了跟头，就把这笔账记在了裴度头上，发誓总有一天要报仇雪恨。长庆二年春，裴度与元稹几乎同时拜相，李逢吉随即敏锐地意识到，自己东山再起的机会来了。
在李逢吉看来，裴度和元稹是一对不共戴天的死敌，如今虽然表面休战，但绝不可能化干戈为玉帛。所以，只要制造事端激化他们的矛盾，让他们斗个你死我活、两败俱伤，他就能在鹬蚌相争中坐享渔翁之利，夺回失去的宰相之位。
当然，要想重回相位，前提是得先回长安。
为此，李逢吉立刻派侄子李仲言入朝打点，很快就结交了时任枢密使的权宦王守澄，打开了一条回朝复相的快速通道。三月，在王守澄的积极运作下，李逢吉被召回朝中，就任兵部尚书。
第一步大功告成。接下来，李逢吉要考虑的事情，就是如何激化裴、元二人的矛盾了。
正当李逢吉苦思冥想之际，他派去监视元稹的探子忽然送来了一条绝密情报，顿时令他笑逐颜开。
这则情报显然跟河北战事有关。
当时，朝廷虽然赦免了王庭凑，并已任他为成德节度使，但王庭凑依然没有退兵，还是想把富庶的深州据为己有。被围已达半年多的深州守将牛元翼频频告急，令朝廷非常苦恼。在此情况下，若有人能解深州之围，无疑是大功一件。
三月的一天，有个叫于方的朝臣找到了元稹，自称有办法解除深州之围，救出牛元翼。
此时，元稹虽已贵为宰相，但朝中不服他的人比比皆是，他正想干一两件大事树立威望，一听于方之言，赶紧问他有何良策。
于方故作神秘地一笑，说：“办法倒是有，但还得宰相大人通权达变，此计方能成功。”
元稹瞟了他一眼：“怎么个‘通权达变’法？你倒是说说看。”
于方这才把他的锦囊妙计和盘托出。他凑近元稹，压低嗓门说：“下官有两位门客，一个叫王昭，一个叫于友明，都是燕赵奇士，熟悉河朔的风土人情，如果派他们潜入成德军中，施以反间计，不难救出牛元翼。但他们不能空手而去，必须带上一些东西。”
“什么东西？”
“必须给他们二十道兵部和吏部的空白委任状，让他们相机行事，才能诱降那些骄兵悍将，也才能确保反间计的成功。”
“二十道空白委任状？”元稹冷笑，“你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
“下官知道，所以方才已经有话在先，需要大人您通权达变。”于方神色自若地说。
元稹很清楚，于方是在暗示他用宰相权力去搞那二十道空白委任状。虽说这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但毕竟是违法乱纪之举，万一曝光，绝对是一大丑闻，对他这个新任宰相是很不利的。可是话又说回来，这事要是成了，无疑是一笔巨大的政治资本。有了这个功劳，日后在天子和百官面前，自己的腰杆就绝对够硬了。
干，还是不干？这是一个问题。
元稹沉吟良久，最后还是决定赌一把。
此刻的元稹当然不会知道，这一把赌下去，他就将身败名裂，懊悔终生。
李逢吉派出去的探子显然是个职业高手，第一时间就获悉了元稹和于方的密谈内容。
不过，搞到情报是一回事，如何利用情报又是另一回事。本着把水搅浑、把事闹大的指导精神，李逢吉决定把这个情报略作修改，然后透露给裴度，让他去跟元稹死磕。
五月的某一天，裴度的府上来了一位不速之客。此人名叫李赏，并未说明来路，只是神秘兮兮地告诉裴度：元稹和于方密谋，要派刺客干掉你。
裴度是大风大浪闯过来的人，当然不会听风就是雨，而且对这个来路不明的家伙也心怀警惕，所以听完只是一笑了之，并不当回事儿。
裴度如此气定神闲，李逢吉自然是大为恼怒。他想来想去，最后索性授意李赏去禁军告发，把这事捅上天去。
消息传开，朝野哗然。
穆宗立刻命人逮捕于方，交给三法司会审。审讯结果，所谓买凶杀人固然是子虚乌有，不过于方和元稹的密谋可就藏不住了。看过本案的卷宗后，穆宗对元稹大为失望——堂堂宰相，居然如此急功近利，不择手段，而且还执法犯法，怎堪为百官表率？
六月五日，穆宗愤然下诏，罢去元稹的宰相职务，贬为同州刺史；同时也免去裴度的相职，贬为右仆射。
很显然，这种各打五十大板的处理结果是不公正的，所以诏书一下，谏官们纷纷替裴度叫屈：“裴度无罪，不当免相；而元稹身为宰相，却跟于方搞阴谋诡计，处罚得太轻了！”
可是，穆宗却不为所动，仍然坚持原判。
至此，穆宗一朝的相权之争总算告一段落。裴度和元稹双双出局，李逢吉则坐收渔人之利，如愿以偿地登上了相位。
事实证明，在这场政治博弈中，不管是德高望重、功勋卓著的裴度，还是才华满腹、灵活多变的元稹，在权力斗争方面都不是李逢吉的对手。
为了权力，李逢吉可以无所不用其极，所以他才能笑到最后。
元稹被贬同州后，愤懑难平，就给穆宗上了一道奏表，竭力表明对朝廷的忠心。他在奏表的结尾说：“臣若余生未死，他时万一归还，不敢更望得见天颜，但得再闻京城钟鼓之音，臣虽黄土覆面，无恨九泉！”（《旧唐书·元稹传》）
元稹把自己说得可怜巴巴，就是想唤起穆宗的恻隐之心。
然而，奏表呈上却如泥牛入海，一点回音也没有。最后，元稹终于意识到——这一生，他再也没有机会听到长安的“钟鼓之音”了。
十年后，元稹卒于鄂州刺史任上，终年五十三岁。
【敬宗登基】
长庆二年，宰相们在朝堂上斗得不可开交，而在地方上，藩镇叛乱更是此起彼伏。这一年三月，也就是河北战乱刚刚平息不久，武宁镇又传来了兵变的消息。
武宁镇的治所在徐州，地处江淮，历来是帝国的财赋重镇。这个地方出了乱子，对朝廷显然是一个沉重打击。消息称，发动兵变的人是武宁节度副使王智兴，他在三月中旬驱逐了节度使崔群，夺取了军政大权，然后纵兵劫掠了中央盐铁专卖署在甬桥（今安徽宿州市）的转运院，抢走大量财帛，同时洗劫了各道停泊在汴水（连接黄河与淮河的运河）的进奉船，甚至连过往商旅的货物也强行搜刮了三分之二。
面对如此恶劣的反叛行径，穆宗李恒很头疼。
河北乱了，还可以依靠江淮的财赋发动一场平叛战争，如今江淮也跟着乱了，朝廷要拿什么来打仗？
最后，穆宗只好再度采用他那屡试不爽的“平叛”法宝——妥协。
三月二十八日，亦即兵变爆发仅仅十多天后，穆宗就忙不迭地授予了王智兴武宁节度使之职。
在飞扬跋扈、为所欲为的藩镇面前，与其说李唐朝廷的底线是被一次次突破了，还不如说此时的朝廷已经没有任何底线可言。
既然朝廷没有底线，那么造反也就成了一件低风险、高收益的事情了。这种好事，当然是人人抢着干。这一年七月，宣武（治所汴州，今河南开封市）又爆发兵变，将领李介驱逐了节度使李愿，自立为留后。
眼看藩镇叛乱已经从河北蔓延到了江淮和中原，再这么乱下去，帝国迟早会分崩离析。穆宗意识到事态严重，不敢再轻易让步了，连忙召集宰执大臣们商讨对策。
大臣们分成了两派。
一派以宰相杜元颖和财政大臣（度支）张平叔为首，他们认为，既然已经承认了河北三镇，宣武也未尝不可援用前例。
另一派以李逢吉为首，他坚决反对说：“河北的事情是迫不得已，现在如果连宣武也抛弃，那么江淮以南就都不再是国家的土地了。”
虽然李逢吉在权力斗争方面是个不折不扣的野心家，但在这种大是大非面前，他的立场还是值得称道的。可碌碌无为的杜元颖向来信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所以对李逢吉的强硬立场很不认同。他对李逢吉说：“李大人，难道你宁肯顾惜这几尺长的旌节，也不顾惜一方百姓的生命吗？”
这样的理由听上去似乎是冠冕堂皇的，让人很难反驳。
可事实上，杜元颖是在偷换概念。因为，李逢吉拒绝承认李介，绝不是出于对那“几尺长旌节”的爱惜，而是在维护朝廷废弛已久的纲纪，重拾屡屡被突破的底线。试想，假如李唐朝廷对所有叛乱藩镇始终采取妥协纵容的态度，那么天下藩镇必然会以河北、江淮和宣武为榜样，动不动就拥兵割据，与朝廷分庭抗礼。到那个时候，损失的就不是“几尺长的旌节”，而是帝国的秩序和天下的安宁。所以，与其说杜元颖等人的绥靖政策是在“顾惜百姓的生命”，还不如说他们是在以苍生社稷的福祉为代价，换取虚假而脆弱的表面上的和平。
说白了，这就叫饮鸩止渴、苟且偷安。
李逢吉当然不会听杜元颖等人扯淡，所以坚持原议。双方争执不下，穆宗无所适从，这次御前会议没有取得任何结果。
不久，宣武下辖的宋、亳、颖三州因不服李介，遂相继上表，请求朝廷另行任命节度使。穆宗大喜，这才感到李逢吉的意见是正确的。李逢吉随即向穆宗献计：“征召李介入朝担任禁军将领，然后命义成节度使韩充转镇宣武。如果李介抗命不遵，就命武宁镇与忠武镇东西夹攻，再由义成军从北面攻击，韩充一定可以顺利赴任。”
穆宗依计而行。
李介果然拒不从命。
七月底，穆宗下诏讨伐，命忠武节度使李光颜等部对宣武发起进攻。李介发兵抵御，却屡战屡败。到了八月中旬，李介在忧惧中一病不起，只好把军政大权交给兵马使李质。李质历来倾向于朝廷，于是再度发动兵变杀掉了李介，并将其麾下所有反叛将领全部诛杀，最后把李介的四个儿子逮捕，一起押赴京师。
随后，韩充顺利赴任，并驱逐了一千多名参与李介叛乱的士兵，迅速稳定了宣武镇的形势，一场祸及中原的叛乱终于得以平息。
长庆二年下半年，各地又陆续爆发了一些小规模的兵变，所幸都被及时扑灭，没有酿成大的祸乱。然而，到了这一年冬天，一个突如其来的不幸事件，却让整个长安城的气氛骤然变得紧张起来。
穆宗李恒中风了。
天子的病是因一场马球赛而引发的。十一月的一天，穆宗和宦官们在宫中打马球，一个宦官不慎从马背上跌下，穆宗受了惊吓，随后就中风瘫痪、卧床不起了。
天子卧病在床，一连数日不能上朝，满朝文武都不知道具体情况，不免忧心忡忡。此外，更让朝野上下惶惶不安的是，帝国还没有储君。
无论天子的病情能否好转，都必须早立太子。这是人们的一致想法。于是宰相们屡屡上疏，请求入宫朝见，但都没有得到答复。
这种时候，人们自然想起了裴度。裴度年初虽被罢相，但仍以右仆射的身份留在朝中。如今，恐怕也只有像他这种功高勋著的元老重臣，才有资格见上皇帝一面了。
经朝臣们请求，裴度连上三疏，要求册立太子，并请皇帝接见大臣。十二月初五，穆宗终于被宦官用“大绳床”抬了出来，在紫宸殿接见了宰执大臣。
虽然天子的脸色异常憔悴，行动能力也尚未恢复，但是看见他的神志仍然清醒，众人总算稍感安心。
不过，太子是无论如何要赶紧册立的。
裴度和李逢吉不约而同地向穆宗提起了此事。当然，两个人的出发点截然不同。裴度考虑的是皇权的平稳过渡和社稷的安危，而李逢吉则是想趁此机会抢一个定策之功。所以，两人的劝谏之辞也有着微妙而重大的差异。
裴度说的是：“请速下诏，负天下望。”
李逢吉不仅极力劝请，还提出了具体人选：“景王已长，请立为太子。”
景王就是穆宗的长子李湛，此时年仅十四岁。
尽管宰辅重臣请立太子的要求非常强烈，可在整个接见过程中，穆宗李恒却始终不置可否，一言不发。
此时此刻，穆宗的心情无疑是很悲哀的。因为他现在才二十八岁，正值青春年华，可宰相们劝他册立太子时那种急不可耐的神情，好像他是一个马上就要死掉的七八十岁的老头。
不过，这也怪不得宰相们。因为李恒知道自己已经废了，更何况他也知道——死神在拜访一个人的时候，绝不会事先询问他的年龄。
所以，不管多么不情愿，他都只能认命。
随后的几天，中书、门下两省的官员请立太子的奏疏，又像雪片般飞进了宫中。穆宗怔怔地看着那堆奏疏，知道自己已经别无选择。
十二月初七，一道诏书颁下，景王李湛被立为太子。
接下来的整个长庆三年（公元823年），朝野上下都没有什么大事发生，帝国貌似一片平静。河北三镇虽然再次脱离了中央，所幸事态没有进一步恶化，并且自从朝廷平定宣武之后，各地藩镇似乎也收敛了一些，叛乱势头暂时得到了遏制。
这方面总算让朝廷暗暗松了一口气。可相形之下，朝廷内部的情况却不尽如人意。
朝堂上，李逢吉独揽朝政，极力排斥异己，于这一年八月把裴度逐出了朝廷，贬为山南西道节度使；而在内廷，宦官王守澄本来就因担任枢密使一职而手握大权，此次更是趁穆宗病重之际而彻底成为了天子的代言人。
李逢吉和王守澄就这样互为表里，联手控制了整个帝国朝政。
穆宗的病情在这一年没有进一步恶化，让满朝文武稍感安心。然而，天子随后便又染上了一样新的毛病，不禁让人们的心头再次蒙上了一层阴影。
天子喜欢上了长生之术，开始频频服用金石之药，就跟当年的宪宗一模一样。
遗传的力量真是不可思议。
人们对三年前发生在宪宗皇帝身上的那一幕记忆犹新——宪宗之所以英年早逝，正是不顾一切追求长生的结果。如今，天子李恒再次走上父亲的这条老路，其下场可想而知。
长庆四年（公元824年）正月初一，穆宗在含元殿举行朝会，准备恢复因病中辍的例行早朝。
然而，李恒绝对没想到，这将是他最后一次坐在金銮殿上。
正月二十日，穆宗旧病复发；短短两天后，病情迅速恶化，只好紧急下令太子监国。当天傍晚，刚届而立之年的穆宗李恒就驾崩了。
二十三日，李逢吉自命为“摄冢宰”，即摄政大臣。
二十六日，年仅十六岁的太子李湛在太极殿即位，是为唐敬宗。
穆宗朝的短暂历史就这样浮皮潦草地翻过去了。面对高高坐在金銮殿上这个尚未成年的新君，满朝文武未免都有些忐忑不安。因为大唐开国二百余年来，还从没出现过如此年轻的皇帝。
说白了，李湛还是个孩子。
饱经沧桑的大唐帝国，将在这个孩子手中变成什么样子？
人们不敢预料。
【一人独大的朝堂】
自从裴度和元稹罢相，李逢吉便在朝中一人独大，其地位已无人可以撼动。于是，朝臣中的识时务者纷纷投靠，很快就在李大人周围结成了一个阵容强大的死党。
这个死党以李逢吉的侄子李仲言为首，麾下有张又新、李续之、张权舆等人，号称“八关十六子”。所谓“八关”，是说李仲言等八人是这个死党的核心层，若有人想求李逢吉办事，必须先贿赂他们，相当于八道关卡；李仲言等八人另外还有八个手下，所以统称“十六子”。
面对权势熏天的李逢吉一党，多数朝臣都不敢招惹，只求洁身自好。但是，总有那么一两个刚直不阿的人，始终不买李逢吉的账。
比如翰林学士李绅。
自中唐以后，翰林学士就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职位，很多宰相都是从这个位子提拔上来的，所以中晚唐的翰林学士常有“内相”之称，最典型的就是德宗时代的贤相陆贽。
当初穆宗在位时，李绅就深受天子信任，每逢穆宗跟他讨论朝政，他都会不失时机地贬抑李逢吉。此外，凡是李逢吉有奏表递进宫中，只要让李绅看到了，通常都会利用自己的“内相”职权，不动声色地将其否决掉。
对于这样一个处处跟自己叫板的人，李逢吉自然是恨得牙痒。所以早在去年冬，他就曾精心做了一个局，要把李绅扳倒。
那是长庆三年九月，御史中丞一职出缺，穆宗让李逢吉推荐人选。李逢吉二话不说就推荐了李绅。他的理由是，李绅秉性正直，为官清廉，正是肃清政风、维护朝廷纲纪的不二人选。
穆宗一听，觉得很有道理，当即批准。
此时的穆宗当然不会想到，李逢吉这是在给李绅下套。他把李绅支到御史台，目的就是要看一场好戏。
当时，御史台的一把手是韩愈。而韩愈跟李绅是同一种人，性情刚直，眼里从不揉沙子。很多人都知道，宪宗末年，韩愈曾因那篇著名的《谏迎佛骨表》差点被宪宗砍掉脑袋，多亏裴度和崔群力谏，才救了他一命。长庆三年六月，韩愈从吏部侍郎调任京兆尹。在他之前，禁军一贯在京师作威作福，过去的京兆尹都不敢惹，可韩愈一来，禁军一下就变乖了，纷纷在私下里相互告诫：“这姓韩的连佛骨都敢烧，咱千万别犯在他手上！”
韩愈当时除了京兆尹，还兼任御史大夫。按规定，有此兼职的京兆尹不仅要在本衙门办公，还要在某些规定时间到御史台去坐班，称为“台参”。
李逢吉就打算在这里做手脚，让李绅和韩愈去死磕。
李绅刚到御史台上任，李逢吉马上通知韩愈不必台参。李绅不知此事，一连几天发现顶头上司都不来上班，便给韩愈发了道公函。韩愈有宰相特许，当然有理由不去。于是两人便在来回往返的公文中打起了口水仗，双方措辞都很强硬，最后闹得沸沸扬扬，满朝皆知。
李逢吉随即上奏穆宗，说李绅和韩愈身为大臣，竟然为了如此芝麻小事就撕破脸面，实在不堪为群臣表率，理应贬谪。
穆宗也觉得李、韩二人太不识大体，遂贬韩愈为兵部侍郎，贬李绅为江西观察使。
到了这一步，李绅和韩愈才不约而同地意识到——他们被李逢吉下套了。随后，两人便以辞谢君上为名入宫觐见。穆宗也依稀感觉事有蹊跷，就让他们把事情的来龙去脉仔细讲了一遍。
事情摊开后，傻瓜也明白问题出在哪了。
穆宗当即收回成命，改任韩愈为吏部侍郎，李绅为户部侍郎。
精心布下的局就在最后一刻功亏一篑，李逢吉大为不甘。
长庆四年正月，穆宗驾崩，敬宗即位，李逢吉一边庆幸李绅的靠山倒了，可一边却不免担心新君会再度重用李绅。
为了彻底摆平这个死对头，李逢吉召集党羽，日夜密谋，最后终于想出了一个双管齐下的办法。一、破坏李绅的群众基础，让满朝文武都忌恨他；二、破坏领导对他的信任，让新君李湛厌恶他。
从古到今，一个人要想在官场上混得好，都需要“群众基础”和“领导赏识”这两大前提。李逢吉的这个策略，显然是要把李绅的官场根基连根拔起。
当然，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做许多细致的工作。
首先，李逢吉收买了李绅的一个族子李虞，让李仲言、张又新等人配合他，在朝野上下大造舆论，散布谣言，说李绅一直在暗中侦查百官，凡是经常聚在一起讨论时政的，都被他以“交结朋党”为由列入了黑名单，然后再呈报给天子。
由于此事是从李绅的族子嘴里说出来的，所以很多朝臣都信以为真，自然都对李绅产生了极大的反感。
第一步大获成功，李逢吉随即展开第二步行动，请权宦王守澄帮忙，想办法在新天子面前抹黑李绅。随后的一天，王守澄找了个四下无人的机会，对小皇帝说：“陛下，您是否知道，当初是谁拥立您为储君的？”
小皇帝不假思索：“宰相啊。”
王守澄又问：“哪个宰相？”
小皇帝一脸茫然。
王守澄一笑：“这件事的内情，没有人比臣更清楚。陛下之所以能登临大宝，全凭李逢吉一人之力。至于杜元颖、李绅这些人，当时都是想拥立深王的。”
小皇帝虽然年龄不大，但不傻，听了王守澄的话，始终半信半疑。
李逢吉随即加紧攻势，让李续之等人接连上表，一再陈述相同的意思。最后，李逢吉亲自上场，对敬宗说：“李绅此人心怀不轨，终将不利于皇上，必须加以贬谪。”
深谙权术奥秘的人，通常也深谙人心的奥秘。作为权谋高手的李逢吉，很清楚什么叫做三人成虎、众口铄金，所以他坚信——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变成真理。
小皇帝李湛顶不住李逢吉一党的轮番轰炸，最后终于将李绅逐出了朝廷，贬为端州（今广东肇庆市）司马。
李绅被贬当日，李逢吉率领文武百官入朝向敬宗道贺，极力称颂天子英明。出宫后，百官又赶紧来到中书省向李逢吉道贺，极力称颂宰相英明。
满朝文武中，只有少数人没有参与这场闹剧。
因为，他们还没有丧失起码的良知。
然而，在这个充斥着阴谋和谎言的世界上，良知很多时候只会给人带来噩运。
在李逢吉看来，不参与道贺就是一种无声的抗议。而在如今的朝堂上，他绝不允许任何人反对他，即便这种反对只是在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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