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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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天子李昂在内。

半个月后，朝廷张榜，同科应考的杜牧、裴休等二十二人皆被朝廷录取，且被授予官职，唯独刘蕡名落孙山。上榜的考生们义愤填膺地说：“刘蕡落第，我辈登科，岂不令人汗颜！”随即联名上疏，请求把他们的官职转授刘蕡。与此同时，京城的舆论也一片哗然，纷纷为刘蕡鸣冤叫屈。

然而，天子和朝廷始终未作任何表态。

最后，刘蕡默默收拾行囊，黯然离开了长安。据说，刘蕡后来辗转数道，先后做了几个节度使的幕僚，终其一生也未能正式入仕，到死都是个不入流的“吏”。

不过，话说回来，刘蕡的这种结局也未尝不是好事。

道理很简单——连天子本人都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他一个小小的刘蕡就算入仕为官，不也是宦官砧板上的鱼肉吗？

这些年来，除了“宦官乱政”令人心焦之外，帝国的藩镇事务也是一笔让人无奈的糊涂账。

穆宗一朝，成德出了个王庭凑，卢龙出了个朱克融，魏博出了个史宪诚，武宁出了个王智兴。无一例外，全都是通过兵变上台的。穆宗李恒像是一个有心无力的救火队员，刚开始还东奔西突地扑了几下，后来发现再怎么努力也是白搭，索性闭上眼睛当鸵鸟，对藩镇一律采取妥协政策。

到了敬宗一朝，局面更是混乱不堪。先是昭义的刘从谏父死子继，朝廷承认他为留后，不久又任其为节度使。紧接着，幽州又发生兵变，乱兵杀了朱克融和他的长子朱延龄，拥立其次子朱延嗣接管军政。稍后，兵马使李载义又杀了朱延嗣和他一家三百多口，自立为留后。敬宗照例听之任之，于数月后任其为节度使。

差不多在此前后，横海（治所在今河北沧州市）节度使李全略死了，他的儿子、节度副使李同捷又擅自兼任留后。文宗登基后，李同捷随即送他的两个弟弟入朝为质，希望以此换取朝廷对他的任命。

对李昂来讲，这显然是他帝王生涯中的第一个考验。

如果承认李同捷，那无异于自动承认自己跟穆、敬二宗毫无二致，都是奉行鸵鸟政策的窝囊天子；如果拒绝承认，那就意味着一场战争。

刚刚即位的文宗李昂，敢下决心和藩镇开战吗？

他不敢。

可是，既想避免战争，又不甘心被藩镇牵着鼻子走，该怎么办？

文宗想来想去，最后只好采取折中的办法，把天平（治所郓州，今山东东平县）节度使乌重胤调往横海，再把李同捷调往兖海（治所兖州，今属山东）。

文宗本以为这样一来，既遂了李同捷当节度使的愿，又维护了朝廷的脸面，也算是个两全其美之策。

然而，接到调令的时候，李同捷却发出了一声冷笑。

在他看来，天子这一招叫做调虎离山。

老虎一旦离开自己的山头，被人扒皮的日子还会远吗？

这么简单的道理，李同捷不会不懂。于是他假托被将士留住，拒绝赴任。

文宗犯难了。

他意识到，眼下的河北诸藩早已被穆、敬二宗宠坏了，朝廷要么听之任之，要么断然宣战，二者必居其一，没有中间道路可走。

怎么办？

是不畏强藩迎难而上，继承宪宗遗志，让昙花一现的中兴大业重放光芒，还是无所作为得过且过，步穆、敬二宗之后尘，关起门来做一个奉行鸵鸟政策的“太平”天子？

要论志向，打从江王时代起就熟读《贞观政要》、对太宗皇帝充满无限景仰的李昂绝不至于胸无大志。对于安史之乱以来的历史积弊，以及穆、敬年间的种种政治乱象，他也看得比任何人都清楚。所以，在内心深处，李昂的中兴李唐之志绝不在当年的宪宗李纯之下。

如今，李昂唯一缺少的，也许就只有行动的勇气了。

太和元年盛夏的那些日子，大明宫中燠热难当，李昂在辗转反侧中度过了几个不眠之夜。最后，他终于做出了抉择——向藩镇宣战。

他要用行动向天下人证明，如今的大唐天子绝不是一个空怀梦想、志大才疏的人，他有信心、也有能力维护朝廷的纲纪和尊严，重塑李唐中央的权威。

这一年八月，文宗毅然下诏，革除了李同捷的所有官爵，命乌重胤、王智兴、史宪诚、李载义、李听等七道节度使发兵讨伐。

【志大“财”疏：文宗的软肋】

朝廷的宣战书一下，诸藩立刻产生了不同的反应。

武宁节度使王智兴表现得最积极，不仅亲率三万大军开赴战场，而且自备了五个月的军粮。当然，王智兴之所以如此自告奋勇，并不见得是出于对朝廷的忠心。首先，武宁地处江淮，与河北的利益联结不是很紧密；其次，王智兴也未尝不是想利用朝廷与河北的矛盾，趁机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

比较让人意外的是，历来同穿一条裤子的河北三镇，此次在对待横海的问题上，却采取了很不相同的立场。

横海虽然位于河北境内，但与卢龙、魏博、成德这三个造反专业户比起来，跟朝廷打架的经验要少得多，本身的实力也小很多。所以，朝廷一发出讨伐令，李同捷就赶紧给三位老大送了一大堆珍玩和美女，希望他们出手相助。

面对李同捷的贿赂和求援，三镇的反应各有微妙之处。

最先作出反应的是卢龙节度使李载义。当李同捷的侄子带着礼物来见他时，李载义想都不想就把他绑了，随后连人带东西一块献给了朝廷，做得相当绝情，一点面子也不给。

李载义之所以急于跟横海划清界限，原因自然也不是出于忠诚，而是出于心虚。

作为一个靠兵变上台的节度使，李载义很清楚，自己上位的合法性其实远比李同捷弱得多。人家至少还是父死子继的，而自己却是篡位夺权的。如今，朝廷居然派他这个篡位的去打那个世袭的，显然是给他一个表露忠心、塑造忠臣形象的机会。不管李载义心里怎么想，至少在表面上，他很有必要利用这个机会把自己洗洗白，以加强自己权力的合法性，巩固节度使的地位。

此外，被他杀掉的前任节度使朱延嗣是朱滔后人，虽然朱氏已被他灭门，但毕竟好几代人当过节度使，在卢龙将士中不乏拥趸，如果李载义不能趁这次机会取得朝廷的信任和支持，日后能否坐稳节度使的位子，实在很难说。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讲，他都必须对横海摆出一个强硬的姿态。

相对于态度鲜明的李载义，魏博史宪诚的立场则是相当暧昧。

因为史宪诚被横海和朝廷夹在了中间——一方面，他跟李同捷的父亲李全略有姻亲关系，现在李同捷有难，不拉一把似乎说不过去；可另一方面，朝廷又把他也列入了讨伐李同捷的阵营，这既像是对他表示信任，又像是在试探他。

史宪诚颇感为难，只好采取骑墙策略，一边暗中给李同捷资助粮草，一边赶紧派人入朝，去摸朝廷的底。

魏博使者首先拜会了元老裴度。众所周知，自宪宗时代起，裴度就是朝廷处理藩镇事务的核心人物，所以，摸清他对魏博的看法，也就等于摸清了朝廷的底牌。

让魏博使者喜出望外的是，裴度对史宪诚非常信任，居然一再表态，说他相信史宪诚对朝廷绝无二心。

有道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这一回，裴度对史宪诚算是彻底看走眼了。

不过，明眼人还是有的。当魏博使者又赶到中书省，去拜见中书侍郎韦处厚时，却在这里碰了一鼻子灰。

韦处厚斜乜了使者一眼，慢条斯理地说：“听说，裴大人在皇上面前力保你家大帅，说愿用阖家百口的性命，为你家大帅担保。可惜，我韦某人跟裴大人看法不同。我只想睁大眼睛，看你家大帅的实际行动。回去告诉史大人，不管他干了什么，朝廷自有纲纪法度在，该赏则赏，该罚则罚，绝不含糊！”

使者忙不迭地跑回魏博，向史宪诚转述了韦处厚的话。

史宪诚听出了一身冷汗。

他知道，韦处厚深受天子信任，在如今的朝廷，其地位和作用绝不亚于裴度。所以，如果自己继续玩首鼠两端的把戏，搞不好就是给李同捷当陪葬。

意识到此，史宪诚不得不停止了对横海的资助，并于数月后出兵讨伐李同捷。

在河北三镇中，唯一支持横海的，只有成德的王庭凑。

因为王庭凑对朝廷很不满。

此次讨伐李同捷，朝廷给卢龙和魏博都派了任务，唯独把他成德漏掉了，这是无心之失吗？

显然不是。

这是因为朝廷不信任他。

王庭凑一想到这个就火大——奶奶的，那李载义和史宪诚还不是跟老子一样，也是靠兵变上台的，凭什么他们能扛着朝廷的旗号出征，我王庭凑就该被甩在一边？

当然，王庭凑这次力挺李同捷，并不仅仅是出于被朝廷冷落的那种醋意。

更重要的是——他感到了一种被朝廷打入另册的恐惧。

既然朝廷在河北三镇中最不信任他，那么一旦摆平李同捷，接下来要收拾的，岂不就是他王庭凑吗？！出于这样的危机感，王庭凑自然要跟李同捷结为盟友，共同对抗朝廷了。

太和元年秋，经过一番利益权衡，河北三镇各自选择了自己的阵营，两个投向朝廷，一个靠向了横海。

这年冬天，双方开打。

此时的文宗李昂当然不会想到，这场平藩之战虽然最终取得了胜利，但朝廷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这场战争前后打了将近两年。

第一年冬天，文宗失去了他最为倚重的平叛主将乌重胤。

第二年冬天，他又失去了最为信任的心腹宰相韦处厚。

当然，这一对文臣武将并非直接死于战争，而是因病去世的，但是对即位不久的文宗李昂来说，显然是个不小的打击。

左膀右臂的遽然离去，令文宗哀伤不已，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是让他落入了焦头烂额的窘境。

由于王庭凑公然支持李同捷对抗朝廷，所以文宗不得不在太和二年九月同时讨伐王庭凑，在横海与成德之间两线作战。

战争规模的进一步扩大，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军费开支的急剧增长。本来，花钱如流水的穆、敬二宗就没给李昂留下多少家底，如今，高速运转的战争机器又像是一头张着血盆巨口、并且永不餍足的巨兽，无情地吞噬着李唐天下的民脂民膏和捉襟见肘的帝国财赋…

看着迅速被耗干的国库，文宗李昂感到了深深的无奈和悲哀。

太和三年（公元829年）四月十九日，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终于进入了尾声。新任横海节度使李祐攻克横海重镇德州（今山东陵县）；同日，卢龙节度使李载义攻破了横海治所沧州外城。

眼见着大势已去，李同捷只好向朝廷投降，不久便被朝廷的宣慰使砍杀。

是月底，李同捷的首级传送京师，横海宣告平定。

文宗李昂无力地笑了。

与其说这是胜利的笑容，还不如说是近乎虚脱的、庆幸的笑容。

假如李同捷再坚持半年，先垮的肯定不是他，而是朝廷。

因为朝廷再也拿不出军费了。

虽然赢得十分惊险，但文宗毕竟为朝廷赢回了丧失已久的尊严。所以，他还是感到了一丝欣慰。

然而，李昂断然没有想到，就在李同捷败亡不久，魏博旋即又爆发了一场兵变。

就是这场兵变，将文宗朝廷历尽艰辛赢得的胜利果实毁于一旦。

平定横海后，为了彻底铲除后患，文宗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的行政和人事安排。命魏博节度使史宪诚转任河中（治所在今山西永济市），命义成节度使李听兼镇魏博；同时，把魏博辖下的相州（今河南安阳市）、卫州（今河南卫辉市）、澶州（今河南内黄县东南）三地划出去另设一道，并另行委派了节度使。

魏博的骄兵悍将眼看自己的藩镇即将被朝廷肢解，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史宪诚，希望他能在这紧要关头挺身而出，维护藩镇和地方将士的利益。

可结果却令他们大失所望。

史宪诚既然在讨伐横海时倒向了朝廷，现在当然要跟朝廷步调一致了。因此，他不但心甘情愿服从了朝廷的安排，而且还把魏博府库中的金银绸缎搬运一空，准备全部带往河中。魏博将士忍无可忍，于六月底发动兵变，杀死了史宪诚，拥立兵马使何进滔为留后。同日，毫不知情的节度使李听抵达魏州（魏博治所，今河北大名县），准备接管魏博。何进滔趁其不备发兵进攻。李听仓促应战，结果招致惨败，士卒死伤过半，余皆逃散，辎重和粮草全部落入何进滔之手。李听仅以身免，仓皇逃回滑台（义成治所，今河南滑县）。

消息传来，文宗李昂目瞪口呆。

国库早就已经见底，如果接着对魏博开战，朝廷拿什么充当军队的粮饷呢？

此时此刻，李昂终于明白了一件事：在这个世界上，最令人痛苦和无奈的事情不是志大才疏，而是——志大财疏。

太和三年八月初，文宗被迫任命何进滔为魏博节度使，而且把相、卫、澶三州归还给了魏博。八月二十五，文宗又下诏赦免了成德的王庭凑及其部众，恢复了他们的所有官爵。

轰轰烈烈的平藩之战，就此功败垂成。

与藩镇的第一次较量居然以这样的结局收场，对即位不久的李昂来讲，实在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他感到，燃烧在自己胸中多年的中兴壮志，仿佛一下子就熄灭了，并且化成一道青烟袅袅飘散。

李昂从此变得一蹶不振。

终其一生，他再也没有从这次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

即便后来有钱了，这个深感“志大才疏”的天子在平藩事务上也没有恢复早年的斗志和勇气，而是变得跟他的父兄如出一辙——成了一个彻底的妥协主义者。

对一个曾经胸怀大志的人来讲，这样的结果实在是充满了悲剧色彩。然而，当我们纵观文宗李昂十四年的帝王生涯，我们发现，和他此后要遭遇的一连串失败比起来，太和三年平藩之战的功败垂成实在算不上什么。

换句话说，李昂的悲剧人生才只是刚刚开始。

【牛李党争：半个世纪的政治风暴】

自从心腹宰相韦处厚遽然离世，李昂心里就有了一种空荡荡的感觉。平藩之战功败垂成后，他的无助之感愈发强烈。太和三年秋天，抑郁寡欢的李昂除了上朝之外，大多数时间都把自己关在御书房里，与一册册经书史籍为伴。

一个人默默读书，既是李昂从小养成的习惯，更是他自我疗伤的不二法门。

李昂从来不喜欢声色犬马。尤其是情绪不佳的时候，更是对种种歌舞伎乐、射猎宴游等娱乐活动敬而远之。

不仅如此，对于任何虚浮奢华之物，李昂似乎都有一种天生的反感和厌恶。

有一次，驸马韦处仁入宫来见他，头上戴着当时很流行也很昂贵的一种头巾，叫“夹罗巾”。文宗一看，马上面露不悦，说：“朕当初把公主许配给你，是因为看上你家门风清素。像这种头巾，就让那些贪慕虚荣的贵戚去戴好了，你最好别戴。”

事实表明，文宗李昂的确是个难得一见的清谨自律的皇帝。从这个角度来看，他即位之初所表现出的种种去奢从俭的作风，显然不宜被视为政治上的作秀，而应该是居于他与生俱来的性格。远的暂且不说，仅与他的父兄，一辈子纵情声色的穆、敬二宗比起来，文宗李昂的淡泊寡欲就是难能可贵的。

然而，要当一个好皇帝，仅凭“俭朴自律”四个字是远远不够的。尤其是想在忧患深重的中晚唐做一个振衰起敝的皇帝，就更需要各种素质和能力的配合。至少，坚定的意志和果决的行动力，绝对是一个身处逆境的皇帝不可或缺的。

遗憾的是，文宗李昂在这方面明显偏弱。

一个文弱的皇帝，要想在内忧外患的乱世之中有所作为，他能依靠什么？

唯一的答案只能是——依靠强势宰相的鼎力辅佐。

自从安史之乱以来，历任大唐天子在平藩事务上的得失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身边的宰相，或者说取决于他们起用了什么人当宰相。比如德宗年间之所以爆发“建中之乱”，奸相卢杞在其中就起了很大作用；而宪宗皇帝之所以能收获元和中兴的果实，除了他自身的决心和能力之外，应该说当时的几位宰相都是功不可没的。诸如李绛、裴度、武元衡等，都是满腹韬略、深谋远虑的人物。

对此，终日手不释卷、熟悉本朝历史的文宗李昂当然不会不知道。

可眼下，文宗却发现自己身边几乎没有一个像样的宰相。

韦处厚去世后，翰林学士路隋入相，可上位后碌碌无为，不像是能力挽狂澜的角色。如今，朝堂上硕果仅存的，就只有那个从德宗时代起便已入仕的六朝元老裴度了。

但是，此时的裴度已经六十七岁，年近古稀，纵然他内心仍保有壮士暮年、雄心未已的报国热情，可毕竟年纪不饶人。这几年来，裴度的身体已是每况愈下，脑力和精力都已严重衰退、今非昔比了。在此情况下，文宗和裴度几乎是不约而同地意识到，此时的朝廷必须赶紧起用几个年富力强的宰相，否则就算不耽误政事，也会让藩镇耻笑中央无人。

太和三年八月，裴度向文宗推荐了一个人。

此人时任浙西观察使。文宗仔细了解了他的背景和资历后，也觉得挺满意，随即召他回朝就任兵部侍郎，准备择日拜相。

此时的文宗和裴度当然不会料到，本朝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场政治风暴，就将由这个人引发，并最终席卷整个帝国政坛。

他，就是“牛李党争”的主角之一——李德裕。

李德裕，字文饶，出身于名门望族赵郡李氏。他的父亲，就是宪宗朝的宰相李吉甫。也许是由于出身显赫，所以李德裕从小就有一种莫名的优越感，非常看不起那些热衷于科举的士子，甚至对科举取士的制度怀有强烈的抵触情绪。

因此，从小到大，李德裕都没有参加科考。尽管他读书很用功，学业也很好，却连乡试都没参加过，颇有些恃才傲物、特立独行的做派，其情形就跟今天的某些年轻人一样，对应试教育颇有微词，对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高考制度尤为不屑，所以死也不参加。

不过，一个人试图挑战既定的社会规范，肯定要具备某种傲人的资本，否则不要说什么出人头地，能不能养活自己都是个问题。

当然，李德裕没有这个问题，因为他是官二代。

在唐朝，官二代不参加高考，大家都是很能理解的。因为唐朝的入仕之途有两条，一为科举，一为门荫。所谓“门荫”，说白了就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老爸拥有高官显爵，儿子自然就有官做。这是受当时法律保护的，不用像我们今天玩什么权力寻租的潜规则。

既然如此，身为当朝宰相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自然有资格对高考说不。

元和初年，李德裕在地方上当了几年低级官员，大约于元和十一年入朝，历任大理评事、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等职。穆宗初年，李德裕升任翰林学士，不久又兼任中书舍人。当时的禁中书诏多出自他的手笔，故与同任翰林的元稹、李绅并称一时才俊。

一开始，李德裕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凭着父亲早年的威望，加上自己的才学，年纪轻轻的李德裕就混得如鱼得水，距离父亲当年坐过的那个位子，似乎也并不遥远。

然而，到了长庆二年，随着李逢吉的复相，李德裕的仕途顺风船就触礁搁浅了。

早在元和年间，李逢吉与李吉甫的政见就多有抵牾。后来，李吉甫在宪宗支持下，把李逢吉贬出了朝廷，二人由此结下梁子。现在，李逢吉又回来了，当然要拿仇人的儿子开刀。李德裕旋即被逐出翰林院，先是调任御史中丞，后又贬为浙西观察使，从此远离政治中枢。

在浙西观察使任上，李德裕一待就是七八年，始终未获升迁。回想早年的春风得意，李德裕觉得当下的处境无异于坐牢。这些年来，李德裕几乎日夜都在引颈西望，无时不在等待那道宣他回朝的诏书。

而今，他终于熬到头了。

一接到诏书，如逢大赦的李德裕立刻踏上了回京之路。

离开浙西的那一天，尽管时节已近暮秋，可李德裕还是有一种冰雪消融、如沐春风的感觉。因为，凭着多年从政的经验，他已经从朝廷的诏书中读出了一丝特殊的意味。

准确地说，那是文宗将对他委以重任的暗示和期许。

李德裕相信，七年前与他擦肩而过的宰相之位，这一次肯定是非他莫属了。

然而，李德裕万万没想到，就在他披星戴月、马不停蹄地赶往长安的时候，有个人已经抢在他前面，一举扼杀了他入阁拜相的可能性。

这个人，就是“牛李党争”的另一个主角——李宗闵。

说起李宗闵，就必然要提到他的一位亲密战友，也就是“牛李党争”的第三位主角——牛僧孺。

当时，朝野上下无人不知，李宗闵和牛僧孺是李吉甫父子在政坛上的宿敌。

要说清他们之间的宿怨，还要从二十一年前讲起。

李宗闵和牛僧孺是一对典型的难兄难弟，两人于贞元末年同登进士榜。及第后，李宗闵授华州参军，牛僧孺授伊阙县尉。宪宗元和三年春，朝廷举行“贤良方正”制举考试，李宗闵和牛僧孺又同时入京赴考。而他们与李吉甫父子的宿怨，就缘于这次考试。

当时，李、牛二人年轻气盛，为了引起主考官和天子的重视，就在策试中放言抨击时弊，指陈朝政缺失。主考官杨于陵、韦贯之非常欣赏，便把他们列为甲等。宪宗皇帝看过试卷后，也甚为嘉许。

然而，李宗闵和牛僧孺等人的大胆言论却把当朝宰相李吉甫往死里得罪了。

在李吉甫看来，这几个考生抨击朝政就等于是在抨击他这个当朝宰辅，而天子和主考官对他们的录用和赏识，也无异于是在扇他李某人的耳光，这口气要是吞下去，日后他李吉甫如何号令百官？如何在朝堂上立足？

李吉甫愤然而起，立刻去找宪宗告状。

当然，他不会说这些人得罪了他，而是声称本次策试的复试主考官之一、翰林学士王涯是某位考生的亲舅舅，可王涯不但不避嫌，还录取了他的外甥，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本次科考有暗箱操作、任人唯亲的嫌疑。

宪宗虽然多少能猜出几分李吉甫的真实用心，可他刚登基不久，事事需要倚重宰相，自然不愿为此跟宰相把关系搞僵。无奈之下，宪宗只好把主考官杨于陵、韦贯之、王涯等人全部贬谪。而李宗闵、牛僧孺等人也从此上了朝廷的黑名单，长期不得升迁。

因言获罪的李宗闵和牛僧孺虽然满腔怨愤，却无计可施，最后只能自谋出路，在各地藩镇漂流辗转，当了好几年的低级幕僚。

元和七年，李吉甫病殁，李宗闵和牛僧孺头上的紧箍咒总算是解开了，遂双双入朝担任监察御史，不久又同迁礼部员外郎。

元和十二年，李宗闵被裴度举荐，随他出征淮西；平定淮西后，因功擢任驾部郎中，并以本官兼知制诰（所谓“知制诰”，即参与禁中诏敕的策划和草拟，虽官秩不高，但位居要津，可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天子决策）；穆宗即位后，又升任中书舍人。

与此同时，牛僧孺的仕途也是扶摇直上，历任库部郎中兼知制诰、御史中丞、户部侍郎等职。

眼看李宗闵和牛僧孺这几年不但咸鱼翻身，而且一路平步青云，大有入相之势，时任翰林学士的李德裕坐立难安，随即利用为天子侍讲的有利身份，不断对穆宗施加影响。长庆元年，李德裕终于抓住李宗闵的一个把柄，再度把他逐出朝廷，贬为剑州（今四川剑阁县）刺史。

李德裕如此不忘旧怨，挟私报复，顿时激起了李宗闵对他更为强烈的仇恨。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被远谪巴蜀的李宗闵每天面朝长安，心里反复念叨的只有这句话。

他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东山再起。

而到了那一天，他必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有道是风水轮流转。几年后，形势果然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死对头李德裕被宰相李逢吉贬到了浙西；另一方面，亲密战友牛僧孺又因李逢吉引荐而拜相。李宗闵就此时来运转，于穆宗末年回朝复任中书舍人；敬宗年间，升任礼部侍郎，后迁兵部侍郎；文宗即位后，又调任吏部侍郎。

从元和三年（公元808年）到太和三年（公元829年），李吉甫、李德裕父子与李宗闵、牛僧孺就这样你来我往、乐此不疲地斗争着。在这漫长的二十一年里，他们之间的仇恨非但没有因时光的流逝而逐渐淡化，反而由于无休止的冤冤相报而愈演愈烈。对他们来说，朝廷授予的官职和权力与其说是供他们报效国家、造福社稷所用的，还不如说是供他们发泄私怨、打击对手的工具。

假如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能够认识到这种斗争的无聊和无益，从而多一丝宽容、少一分狭隘的话，那么这场绵延半个世纪、波及整个政坛的“牛李党争”，应该是可以避免的。可惜的是，不管是李德裕，还是李宗闵和牛僧孺，都没有人愿意放弃仇恨。

所以，随着他们三人地位和权力的提升，这场原本纯属私人恩怨的斗争，也就注定要发展成具有党派性质的大规模的“政治械斗”。

而太和三年秋天，就成了这场“牛李党争”从暗流涌动发展到公开对决、从个人斗争发展到党派斗争的重要节点…

听到李德裕即将回朝，并且很可能入相的消息后，李宗闵产生了极大的恐惧。

李宗闵很清楚，无论他们中的哪一个先行入相，对方势必会在第一时间被贬出朝廷。所以，他必须和时间赛跑，不惜一切代价抢在李德裕之前入相。

论资历，他和李德裕旗鼓相当，可要论人脉，他显然比李德裕深厚得多。因为李德裕这些年远在浙西，而李宗闵身为朝廷的吏部侍郎，无疑拥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

接下来的日子，李宗闵开始发挥自己的优势，通过关系层层转托，终于攀上了时任右枢密使的宦官杨承和。

众所周知，早在敬宗年间，这个杨承和就是“四贵”之一，与王守澄等人都是拥立文宗的功臣，由他出面力挺，李宗闵觉得自己胜算可以说是很大的。

虽然，依附宦官这种事历来为天下士人所不齿，也是李宗闵自己在二十一年前极力抨击的时弊之一，但是，此刻的李宗闵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

为了报仇雪恨，为了扳倒李德裕，如今的李宗闵没有什么事是不能干的，更没有什么原则是不能放弃的。

在权宦杨承和的干预下，后来发生的一切就顺理成章了。

太和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吏部侍郎李宗闵入相。

九月十五日，刚刚回到长安、才当了几天兵部侍郎的李德裕就被罢去朝职，外放为义成节度使。

太和四年（公元830年）正月十六日，因李宗闵举荐，武昌节度使牛僧孺回朝担任兵部尚书、同平章事，与李宗闵同朝为相，共执朝柄。

当年被李氏父子极力打压的这对难兄难弟，如今终于翻身做主，成了满朝文武马首是瞻的宰辅重臣。

随后，李、牛二人开始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联手实施政治清洗——一批被视为“李党”（李德裕之党）的朝臣纷纷落马，就连德高望重的六朝元老裴度也未能幸免。

尽管裴度在元和末年对李宗闵有过知遇之恩，可举荐李德裕入相这件事，却让李宗闵始终耿耿于怀。仅凭这一点，他就有理由把裴度划归李党。太和四年九月，李宗闵便借故将裴度逐出了朝廷，外放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李党遭到清洗的同时，另一批朝臣纷纷投奔到李宗闵和牛僧孺麾下，趁此机会攫取权力、排斥异己。为了区别于“李党”，历史上就把这一强势崛起的阵营称为“牛党”（牛僧孺、李宗闵之党）。

一时间，“凡德裕之善者，皆斥之于外…牛、李权赫于天下。”（《旧唐书·李宗闵传》）

没有人会料到，元和三年的那个春天，李宗闵和牛僧孺这两只官场小蝴蝶无意间扇动了一下翅膀，竟然会在此后的四十多年里，掀起一场席卷整个帝国政坛的政治风暴。

从宪宗时代起，历穆、敬、文、武、宣，前后六朝，帝国大部分高层官员相继卷入这场规模空前的党派斗争。牛、李党人均以正人君子自居，矢口否认自己结党，而极力抨击对方都是结党营私的卑鄙小人。只要其中一党的成员夺取了宰相之位，立马便会擢升本党成员占据重要职位，对另一党展开无情的报复和清洗。而一旦时移势易，另一党便会卷土重来，对掌权的这一党实施反攻倒算…

在中晚唐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牛、李二党就这样你方唱罢我登场，频频上演这一出既刺激又无聊、既新鲜又雷同的历史大戏。

直至牛、李二党的党魁去世之后，他们的徒子徒孙依然相互攻讦，倾轧不止。

在这场大规模的政治械斗中，国家安危、天下兴亡、百姓祸福、朝政得失，全都被牛、李党人弃之不顾，唯有赤裸裸的党派利益和个人利益，成为他们立身处世的最高原则。为了抢班夺权、打击对手，这些熟读圣贤书的士大夫甚至不惜出卖人格，投靠宦官，致使阉宦集团的势力更加强大，气焰更为嚣张。

如此恶劣的党派斗争，对于早已忧患重重的李唐王朝来讲，无异于雪上加霜。

内有宦官擅权，外有藩镇跋扈，中间又夹着一个朋党之争。它们就像三具重轭，沉沉压在大唐第十四位天子李昂的肩头。

年轻的文宗李昂就这样在历史的重负下踉跄前行。

他的眼神迷惘而无助。

他的前方，危机四伏…

【流产的“除阉计划”】

文宗李昂有时候经常觉得，自己和穆、敬二宗其实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窝囊天子。尽管他比父兄更自律、更勤政、更有志向，可这个世界历来是以成败论英雄的，如果你拿不出实实在在的业绩，你说你多努力都没人会相信，甚至连你自己都不相信。

自从即位以来，李昂发现自己多当一天皇帝，就会多一分无力之感——面对割地自专的跋扈藩镇，他无力；面对甚嚣尘上的文臣党争，他无力；面对反奴为主、不可一世的宦官集团，他更无力。

在这三者中，藩镇和朋党固然可恶，但李昂多少还能容忍，毕竟他们不会直接颠覆他的帝位，危及他的生命，充其量只能算是远患。让李昂感到最可恨也最可怕的，其实是擅权乱政的宦官。

李昂心里很清楚，宪宗和敬宗都是死在宦官手里的，这是李唐皇族的奇耻大辱，更是不可忘怀的血海深仇；可充满讽刺意味的是，李昂自己偏偏又是宦官拥立的，假如没有权宦王守澄等人的弑逆犯上，也就不可能有李昂的今天。这笔糊涂账，到底该怎么算？

也许，只能把恩和仇分开来算。

李昂登基后，为了报答王守澄的拥立之功，不得不让他在枢密使的职位上又兼任神策中尉，不久又拜其为骠骑大将军，可谓荣宠备至。王守澄从此一手遮天，不仅招权纳贿，而且肆意干预朝政，俨然已有架空皇帝之势。

对李昂来说，这才是真正的心腹大患。

如今，该报的“恩”，李昂都已经报答了。接下来，是不是应该报仇了呢？

答案是肯定的。

实际上，从登基的那一天起，李昂就已经打定主意要剪除宦官了。这不光是为宪、敬二宗报仇的问题，更是李昂必须采取的自保之策。原因很简单，既然这些肆无忌惮的阉宦当初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杀了宪、敬二宗，如今他们也可以随时随刻取他李昂的性命，另行拥立天子。

只要他们觉得有动手的必要，估计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

所以，李昂知道，自己必须先下手为强，否则迟早有一天会步宪、敬二宗之后尘，成为这帮阉宦的刀下之鬼。

对付宦官是一件具有高度危险系数的事情，需要有胆识、有能力、并具备高度忠诚的人来承担，否则，一着不慎就会满盘皆输。

然而，让李昂深感无奈的是——他身边几乎无人可用。

如今，上至宰相，下至文武百官，几乎都在忙于党争和倾轧，而且大多与宦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要从中找出一个背景清白、忠诚能干的人，几乎是难于上青天。

所幸，文宗李昂找了整整三年，终于找到了一个。

此人名叫宋申锡，时任翰林学士。

通过长时间的观察，李昂觉得此人沉稳干练、忠实可靠，应该可以委以重任。有一天，李昂单独召见宋申锡，鼓足勇气向他发出了试探。这种试探是相当含混的。就像一个内心炽热而外表矜持的窈窕淑女，对某郎君芳心暗许却又不敢直言表白，只好向他抛出那种若有似无、欲说还休的媚眼。

尽管天子的这个“媚眼”抛得有些暧昧，可聪明的宋申锡还是在第一时间就读懂了。他当即表态，应该想办法逐步削弱王守澄的权力，并最终做掉他。

一听此言，文宗李昂顿时龙颜大悦。

看着宋申锡那张敦厚忠直的脸庞，李昂真是无比欣慰。

几天后，李昂就把宋申锡擢升为尚书右丞。太和四年（公元830年）七月十一日，李昂又正式任命宋申锡为宰相。

宋申锡蹿得这么快，虽然有些突兀，但人们并没有多想。此时的宰相李宗闵、牛僧孺等人，包括权宦王守澄在内，都没有猜到这个政坛新贵突然跻身权力中枢的真正原因。因此，他们自然也就不会料到他身上所肩负的那项特殊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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