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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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辽国国主为辽圣宗耶律隆绪,但由母亲萧燕燕摄政。她胆识过人,兼通韬略,在她的治理下,辽国国力日益强盛。实力强了,野心也就大了。萧太后气势汹汹,不断率军南侵,宋朝的北方边境频频告急。对于辽军的步步进逼,宋军则完全采取守势。

  景德元年(1004年)闰九月,萧燕燕和辽圣宗再度率领大军南下攻宋。辽军声势浩大,号称二十万,经保、定二州,直扑澶州(今河南濮阳)城下。这样,不光河北的大片领土陷入辽军之手,仅隔一河的都城开封也暴露在辽军铁骑的威胁之下。

  宋军告急的文书一日之内五至,京师大震,宋朝廷上下慌乱不已。唯独刚刚走马上任的宰相寇准平静如常,还将告急的文书都扣下来,不让宋真宗赵恒知道。赵恒听到风声后质问寇准,寇准便将一堆急报都拿出来。赵恒一见这么多急报,立即慌了手脚,忙问该怎么办。寇准不紧不慢地说:“陛下是想尽快解决此事呢,还是想慢慢来?”赵恒当然是想尽快解决。寇准趁势说说:“陛下要退辽兵,不过五天时间即可。”宋真宗自然不相信。寇准则趁机提出要赵恒率军亲征。

  自古以来,皇帝御驾亲征非同小可,但到宋朝却有所不同。宋朝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出身行伍,当上皇帝后犹自南征北讨,可以说是以武为生。其后是宋太宗赵光义,宋太宗小兄长十二岁,早在宋朝立国前,就已经是一员猛将,一手策划了陈桥兵变。当上皇帝后,宋太宗雄风不减,亲自率军讨平了北汉,虽然在与辽国的对垒中屡次大败,自己都挨了辽人两箭,但毕竟也是在战场上出生入死的帝王,有别于一般的皇帝。真正有本质变化的是从赵恒开始,一直到北宋灭亡,皇帝们都是长于深宫妇人和宦官之手,从来没有见习过兵仗,对打仗有着本能的畏惧。

  而鉴于宋太宗赵光义之前有高梁河惨败的教训,宋真宗赵恒一直都有畏辽如虎的心理,现在突然听到宰相寇准提出要御驾亲征,立即面带难色,站起来就要回内宫。寇准连忙上前拦住,力劝赵恒不要动摇。赵恒性格软弱,勉强同意第二天朝议亲征一事。

  第二天,朝堂上爆发了激烈的争吵。不少大臣不但不主张皇帝亲征,甚至还力劝赵恒做迁都之议。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主张迁都金陵。另一佥枢密院事陈尧叟是四川人,主张迁都成都。

  王钦若,字定国,新喻人(今新余东门)。自小聪颖过人,读书作文都很出色。他曾经为开封某门客作有一屏联:“龙带晚烟归洞府,雁拖和色过衡阳。”一时间广为传诵。宋太宗率军进兵太原的时候,王钦若作《平晋赋论》进献,时年十八岁。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王钦若进士及第。据说他在殿试中考了第一,也就是头名状元。但他因为欣喜若狂之下,与同中一甲的袁州窗友许载纵情狂饮,袒腹失礼,宋太宗大怒,下旨再试,王钦若就此丢了状元。据说王钦若也是宋朝第一个江南籍的宰相,因其颈部长有一肉瘤,时人称其为“瘿相”。王钦若文才过人,宋朝四大部书之一《册府元龟》便是此人与杨亿等主持修纂的。

  陈尧叟,字唐夫,阆州阆中(今四川阆中)人,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状元。陈尧叟中状元时二十九岁,宋太宗召见时,见他体貌英伟,器宇轩昂,举止得体,很是高兴,问左右说:“这个年轻人是谁的儿子?”有人回答说:“他是楼烦县县令陈省华的儿子。”宋太宗于是召陈省华进京陛见,任陈省华做太子允中。次年四月,宋太宗同时任陈省华、陈尧叟父子为秘书丞,并同赐绯袍以示恩宠。秘书丞虽然官职不高,但父子同日升同样的官,受同样的赏赐,却是旷代殊荣,被传为一时佳话。陈尧叟曾任广南西路转运使。当时岭南风气未开化,人们信巫,有病不服药,而是祷神祛灾。陈尧叟移风易俗,将《集验方》医书刻于石上,立于驿站,使之广泛传播。岭南炎热,当地人不会打井,饮水只靠河水或是下雨时的积水,陈尧叟教岭南人植树凿井,因而深得当地人拥戴。

  王钦若和陈尧叟均是有才之人,尤其是陈尧叟,也曾经造福一方,有着极好的名声,但才气与品德、为人与气节往往不是一回事。这两人的职务都是副宰相级别,属于执政重臣,堂堂中枢大臣,竟然公然主张不战而逃,由此可见宋朝朝野上下对辽国的畏惧心理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寇准大怒,当着王钦若、陈尧叟的面说:“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杀也。”声色俱厉地要求将主张迁都的人斩首,逃跑派的气焰才一时被遏制。

  此时,寇准再一次提出要赵恒领兵亲征,说:“只要皇帝亲征,人心振奋,文武大臣协作团结一致,辽军自可退去。辽军来攻,我们可出奇计骚扰,打乱其进攻计划;也可以坚守不出,使辽军疲惫不堪,再乘机打击。这样就可稳操胜券。如果退至江南或是四川,则人心动摇,辽军乘势深入,大宋江山还能保得住吗?”寇准的意见得到了宰相毕士安和武将高琼等人的支持。赵恒内心实在很不情愿,但此时形势逼人,朝堂上主张亲征的一派占了上风,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勉强同意亲征,但却迟迟不肯动身。

  临出发前,寇准奏请参知政事王钦若出镇河北大名。王钦若富有心机,多智谋,擅权变,寇准生怕他留在京师会再想出什么主意阻挠赵恒亲征,因此抢先下手,搬去了一块绊脚石,朝廷中的主迁派失去了核心人物,但却由此与王钦若结下了深仇大恨。

  景德元年(1004年)十二月,赵恒以雍王赵元份(宋太宗第四子,宋真宗弟)为东京留守,率军御驾亲征。然而,满朝文武对此战都没有信心,甚至表示支持寇准的宰相毕士安也借口有病在身,不肯随驾北征。

  宋军正式开拔后,辽军日益迫近的消息如雪片般从前方飞来。宋军更是听说辽国太后萧燕燕不顾年过半百,戎装上阵,亲自擂鼓助威,辽军士气极旺,以致大军刚动,便开始军心动摇。跟随赵恒亲征大臣中又有人趁机提出应该迁都金陵,赵恒优柔寡断,本来就勉强出征,现在更是犹豫,想打退堂鼓,于是召寇准商议。寇准坚决反对,说:“现在大敌压境,四方危急,陛下只可进尺,不可退寸。进则士气备增,退则万众瓦解。到时辽军必然趁势来攻,恐怕到不了金陵,陛下就成了辽军的俘虏。”握有兵权的殿前都指挥使高琼也支持寇准的意见。赵恒不得已,加上有其父宋太宗亲征失踪的前车之鉴,只好不再提撤退之事,继续北行。

  北宋时,黄河还未改道,流经澶州,河道将澶州城一分为二为南城和北城。赵恒的车驾到达澶州时,辽大军已经抵达北城附近,赵恒遥遥望见黄河对岸烟尘滚滚,显见战事激烈异常,心中胆怯,不敢过河,只愿意驻扎在安全系数较高的南城。寇准认为澶州北城将士正在浴血奋战,皇帝亲临,会极大地鼓舞士气,于是力请赵恒渡河,说:“陛下不过河,则人心益危,敌气未慑,非所以取威决胜也。”(《宋史·卷二百八十一·寇准传》)

  寇准所提出的“取威决胜”相当有道理,赵恒却很不情愿,只是公然拒绝宰相的提议无异于表明自己怕死,只好默不做声。寇准看见皇帝这副样子,自然明白过来,于是跑出去找武将高琼,说:“太尉深受国家厚恩,今日打算有所报答吗?”高琼也是个血性汉子,当即慷慨地回答说:“我身为军人,愿意以死殉国。”高琼的曾孙女高滔滔就是后来有“女中尧舜”之称的高太后(宋英宗皇后,宋神宗生母)。

  于是寇准与高琼仔细商议了一番,再一起去见赵恒。赵恒才刚刚缓了口气,一见寇准又来了,立即头都大了。他已经料到寇准要继续游说他渡河,是以一开始就在心理上处于弱势。果然,寇准张口就说:“陛下如果认为我刚才必须要渡河的话不足凭信,可以问问高琼。”赵恒还来不及回答,高琼便说:“寇相公的话不无道理。陛下千万不要考虑迁都江南,随军将士的父母妻子都在京师,他们不会抛弃家中老小随陛下只身逃往江南的。”相公是宋朝对宰相等高级官员的尊称,一般官员不得称相公。

  接着,高琼便上前请赵恒立即动身渡河。赵恒进退两难,干脆不表态。枢密院事冯拯在一旁斥责高琼对宋真宗鲁莽无礼。高琼不认识字,少小从军,完全凭武功起家,年过花甲的他一直瞧不起冯拯这帮不懂军事的文人,当即愤怒地驳斥道:“你冯拯只因为会写文章,官做到两府大臣。眼下敌兵向我挑衅,我劝皇上出征,你却责备我无礼。你有本事,为何不写一首诗使敌人撤退呢?”冯拯无话可说,宋真宗则继续一言不发。

  高琼当机立断,命令兵士把赵恒的车驾转向北城行进。到了黄河渡河口浮桥处,赵恒又停下来。高琼用铁锤击驾赵恒御车的辇夫的背,迫赵恒渡过了黄河。

  尽管车驾中的赵恒本人心惊胆战,然而,当大宋皇帝的黄龙旗在澶州北城楼上一出现,城下宋军与百姓立即齐呼万岁,欢声雷动,声闻数十里。宋军因而气势倍增。当时辽军围攻澶州,辽国萧太后亲自上阵擂鼓助威,辽军无不激动振奋,奋发向前,宋军看见辽军的声势,不战而寒。可以说,赵恒亲临北城,从根本上扭转了宋军的士气。

  赵恒到澶州北城象征性地巡视后,仍坚持回到南城行宫。但宰相寇准就此留在北城,负责指挥作战。赵恒回到南城后,尽管有黄河天险,还是不放心,数次派人前往北城探视寇准的举动。而寇准竟然与知制诰杨亿在北城城楼上喝酒下棋,“歌谑欢呼”,泰然自若,十分镇定。寇准如此表现,显然是胸有成竹,赵恒欣喜道:“寇准整暇到这样子,我还忧虑什么呢?”这才总算放了心,不再恐慌。其实这是寇准知道赵恒心中不安,为了安定皇帝和军心,故意而为之。果然,“人以其一时镇物,比之谢安”。

  就在这个时候,留守东京的雍王赵元份突然暴病而亡,赵恒于是借此机会回驾京师,将前线抗辽的军事大权全部交给寇准。

  赵元份是历史上颇为有名的“妻管严”。赵元份娶崇仪使李汉斌之女,婚后关系平常。李氏“悍妒惨酷”,宫中女婢小不如意,必加鞭杖,或致死。而皇帝给赵元份妻妾的赏赐,李氏以正妻身份独占。不仅如此,王府大小事务都由李氏做主。赵元份生病卧床,王府上下竟然无人过问。宋真宗亲临探视,发现没有一个人在赵元份床边伺候,不得不派自己的宫人为赵元份煮汤熬药。尽管李氏如此恶劣,宋真宗愤怒至极,也没有处置她,这自然是因为赵元份极力维护李氏的缘故。而赵元份对一个悍妇如此容忍,也可谓是咄咄怪事了。赵元份莫名死后,李氏毫不悲伤,形容十分可疑。宋真宗下令撤消她的封号,逐其出王府。赵元份的孙子赵宗实就是后来的宋英宗。

  就在宋真宗赵恒离开澶州后不久,宋威虎军头领张□用威力惊人的床子弩射杀了辽军先锋萧挞凛(萧燕燕族兄弟,擒获名将杨业之人),极大地动摇了辽军军心。

  床子弩即为弩炮,一架弩炮往往联装两张弓或三张弓,利用多弓的合力发射箭矢,劲力远胜于单弓。使用床弩的士兵称为“床子弩手”。张弩时,床子弩手用粗壮的绳索把弩弦扣连在绞车上,摇转绞车,张开弩弦,安好巨箭。放射时,要由床子弩手用大锤猛击扳机,把箭射向远方。北宋的《武经总要》载有多种多弓床弩,其中最为强劲的三弓床弩又称“八牛弩”,需百余人绞轴张弦,箭矢“木干铁翎”世称“一枪三剑箭”,大概状如标枪,三片铁翎就像三把剑一样。床弩也可发射“踏橛箭”,成排成行地钉在城墙上。攻城兵士藉以攀缘而上。宋太祖开宝年间,魏丕曾对床弩作了改进,射程又大为提高,“旧床子弩射止七百步,令丕增造至千步”。宋代一步合1.536米,千步有1536米,这是古代射远武器所达到的射程最远纪录之一。

  此时辽军孤军深入中原腹地已久,供给线长,粮草不继,已经无力持久。加上辽军先锋萧挞凛被射死对士气影响极大,于是萧燕燕下令暂缓攻城。

  而宋军方面,由于赵恒御驾亲征,士气高涨,集中在澶州附近的军民,多达几十万人。局势明显对宋军有利,宋真宗却没有抗敌的决心。早在他离开京师的时候,就暗中派出了使臣曹利用往辽军大营与太后萧燕燕议和。只是因为当时战事激烈,曹利用一直未能到达辽营。而当宋辽两军在澶州对垒之时,曹利用一直谋求往返于两军之间。

  萧燕燕见辽军处境不利,担心腹背受敌,便开始谋求议和,派宋降将王继忠(望都之战中被辽军俘虏后投降辽军)与曹利用联系。

  寇准坚决反对议和,主张乘势出兵,收复失地,如此“可保百年无事”。宋军将领宁边军都部署杨延昭(杨业子,著名的杨六郎的原型)也坚决主战,上疏提出乘辽兵北撤,扼其退路而袭击之,以夺取幽燕数州。但由于赵恒倾心于议和,致使宋臣中的妥协派气焰极为嚣张。这些人联合起来,攻击寇准拥兵自重,甚至说他图谋不轨。寇准在这帮人的毁谤下,被迫放弃了主战的主张。

  在辽军大将折损、兵势受挫、宋军已经明显占据优势的情况下,宋辽两国的和谈就此开始。辽军提出的议和条件是要宋朝“归还”后周世宗柴荣北伐夺得的“关南之地”。这显然是狮子大张口,因为燕云十六州本来就是中国的土地,收复失地是宋太祖、宋太宗两朝皇帝念念不忘的大计,而辽国竟然反客为主,俨然以主人自居,可谓极大的笑话。但由此却可以看出萧燕燕的政治家风度,当此宋军已经明显占有上风的局面下,她却能把握住赵恒软弱无能、企盼和谈的弱点,漫天要价,提出割地为盟。宋方的条件则要软弱得多。只要辽国退兵,宋朝愿意以金帛代地,每年给辽国一定数量的银、绢作为补偿,但不答应领土要求。

  谈判在两军对峙中进行。萧燕燕十分懂得见好就收,最终按宋方的条件达成了协议。剩下的问题就是每年给辽国银绢的数量。曹利用就此请示赵恒,赵恒说:“必不得已,二百万(银、绢各一百万)也可。”意思是说,只要不割地,能讲和,辽国就是索取百万钱财,也可以答应。

  当时宋朝极其富有,宋真宗时,宋朝廷的年岁收入折算为银绢,大概为七千万两\/匹。因此,宋真宗认为可以承担“岁币”之数百万,以此来换取和平。

  曹利用承旨后,刚从赵恒的行宫出来,就被一直守候在门外的寇准拦住。寇准问明情况后,警告曹利用说:“虽然有圣上的旨意,但你去交涉,答应所给银绢不得超过三十万。否则,你一回来我就要砍你的头!”曹利用后来成为风光一时的权臣,跟另一权臣丁谓联合起来,与寇准一派大搞党争,不过当时还未见显赫,只是个默默无闻的小吏,被寇准一吓,立即悚然而惊,喏喏应命而去。

  经过谈判,曹利用果然以三十万银绢谈成。宋辽双方订立了和约,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澶渊之盟”(澶州西有湖名澶渊,澶州也称澶渊郡)。澶渊之盟规定:

  一、辽宋为兄弟之国,辽圣宗年幼,称宋真宗为兄,宋尊萧太后(辽圣宗生母萧燕燕)为叔母,后世仍以世以齿论。

  二、以白沟河(今河北巨马河)为国界,双方撤兵。双方各守现有疆界,不得侵轶,并互不接纳和藏匿越界入境之人。

  三、宋方每年向辽提供“助军旅之费”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称为“岁币”,至雄州交割。

  四、双方于边境设置榷场,开展互市贸易。

  好笑的是,和议达成后,宋真宗询问结果,曹利用伸出三个指头。赵恒误以为给了辽国三百万,大吃一惊,说:“太多了!”但想了一想,又认为谈判既已成功,也就算了,又说:“三百万就三百万吧。”后来,赵恒弄清了只给辽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合计数才三十万,不到宋年财政收入的千分之五,大大低于早先的估计,不禁大喜过望,重重奖赏了曹利用,甚至写诗与群臣唱和,以此来庆祝。

  宋真宗刚刚即位的时候,为了应付北方强大的辽国,以及西北与党项的战争,大肆扩军,招募禁军至五十余万人,加上地方上的厢兵,号称养兵一百万,数目相当庞大。澶渊之盟后,宋真宗立即着手裁减军队,遣散老弱残兵,精减编制,如取消富有战斗力的河东效顺一军,龙骑军原有十二个指挥,减为六个指挥等等。不仅如此,宋真宗为了表示友好的诚意,还将同辽国接壤的地名作了改变:改威虏军为广倌军、静戍军为安肃军、破虏军为信安军、平戍军为保定军、宁边军为永定军、定远军为永静军、定羌军为保德军、平虏城为肃宁军。

  澶渊之盟是中国历史上的著名事件,对整个北宋朝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甚至有人认为澶渊之盟“影响了中国思想界及中国整个历史”(蒋复璁语)。一方面,这是一个在宋军占有优势的局面下签订的屈辱性条约;另一方面,这个屈辱性的条约却给宋辽边境带来了长达百年的和平,极大地促进了两国经济、文化的发展。

第11章 回首望云中——宋与辽(11)

  澶渊之盟以后,辽、宋长期保持友好往来,宋朝在雄州、霸州(今河北霸县)、安肃军(今徐水)、广信军(今徐水东),辽在新城、朔州(今山西朔县),分别置榷场,进行双边贸易,边境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得到加强。宋辽双方每逢有皇帝即位、生辰、丧事等,都互派使者来往。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北宋末年,时间长达百年之久。辽宋不曾兵戎相见,边境安定,当时的人这样评论:“(辽)与朝廷(宋)和好年深,蕃汉人户休养生息,人人安居,不乐战斗。”

  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春,宋朝与西夏正处于交战时期,辽国辽兴宗想趁机落井下石,派使者宜徽使萧特末和翰林学士刘六符带着国书到宋朝,明目张胆地索取瓦桥关(今河北雄县西南)以南十县之地(即后周世宗柴荣北伐契丹时夺回的领土)。同年四月,契丹精锐骑兵云集在幽、蓟(今京、津及河北部分地区)一带,声言如果宋不割地,就要兴师南下。当时赵宋“守内虚外”的积习已深,加上宋军与西夏交战屡战屡败,宋仁宗早已经厌倦,一心想找机会和解,如今契丹乘机索要关南之地,宋仁宗更是应接不暇。朝议时,宰相吕夷简认为辽国名为要地,不过是想多要岁币而已,提议主动增加岁币,来换取契丹关南之地的条件。于是生性软弱的宋仁宗不顾耻辱,屈服于契丹讹诈,派使者富弼出使辽国。最终,以每岁增加银十万两、绢十万匹,宋辽双方“通好如故”(《宋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一》)。辽国此后不再提归还关南十县之地的要求,但澶渊之盟中所定岁币一律称“纳”,宋朝有些大臣计较“纳”字是否妥当,但宋仁宗采纳了晏殊的建议,允许称“纳”,同时声明所增加的岁币是关南十县之地的赋税收入。一个“纳”字,彻底意味着宋朝丧失了与辽国的政治平等地位。此事还不仅仅是多纳了二十万缯金那么简单,“当时不深计之,其后费而不可止”。不少史家认为当时契丹不过是虚声恫吓,并不是真有南侵之意,宋仁宗、吕夷简“许与过厚,遂为无穷之害”。

  但在中国历史上,澶渊之盟却始终是个有争议的命题。辽国在不占有任何优势的情况下,反而从中大大获益,《辽史》的编纂者认为“澶渊之役”是萧燕燕军事生涯中最光彩辉煌的一页。对于宋朝而言,澶渊之盟是带有屈辱性的城下之盟,既从法律上承认了幽云十六州属于辽国,又开“岁币”之滥觞。宋真宗赵恒也因而成为“岁币”的始作俑者,开宋朝以“岁币”求和的先例,直接导致此后两宋之积弱,使宋朝繁荣的局面江河日下。

  这一年,被公认是宋朝“积弱”的开始。

  与宋朝周旋多年、令宋朝廷无比头疼的党项人李继迁也死在了这一年,但党项的威胁并没有就此解除。李继迁长子李德明继立,孙子李元昊更是在后来建立了西夏国,成为宋朝西北的心腹大患。

  即使是在宋真宗一朝,澶渊之盟也被认为是奇耻大辱,寇准也因此而受到牵累,后来又因此而搞出“天书”的历史闹剧。

  澶州之盟签订之初,赵恒认为南北停战是件大好事,是宰相寇准的功劳,因此加寇准为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待其甚厚。寇准功盖群僚,有目共睹。后来王安石也在《澶州》一诗中赞扬过寇准:“欢盟从此至今日,丞相莱公功第一。”然而,早先与寇准结仇的王钦若一直想法设法地排挤寇准,一天退朝后,王钦若故意留下,在赵恒面前攻击寇准说:“寇准逼着陛下亲征,将陛下当做‘孤注一掷’,订立‘城下之盟’。这不是胜利,是君王的耻辱,怎么还能说寇准对社稷有功呢?”又说:“时议有谓,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是城下之盟也。”(《宋史·卷二百八十一·寇准传》)这话相当震撼,宋真宗当时没有表态,但此后对寇准的疑忌加重。寇准逐渐失宠。

  不久,宰相毕士安病逝,寇准失去有力的同盟。寇准少年富贵,性喜奢侈,又好饮美酒,赵恒借机以“过求虚荣,无大臣礼”等罪名,罢免了寇准的相位,出知陕州(今河南陕县),改任王旦(寇准同科进士)作宰相。此时,寇准当上宰相不过一年多时间。

  寇准改知天雄军后,刚好遇到辽国使者路过。辽国使者故意问道:“相公德高望重,为什么不在中书省做官,却来到天雄军呢?”寇准被说中痛处,却回答得相当巧妙:“如今朝中无事,不需要我居中任职。皇上认为天雄军是北门锁匙,非我寇准执掌不可。”这话回击得无懈可击,由此也可见寇准相当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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