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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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开始以工代赈，兴修直隶等地城垣。
乾隆九年五月御史柴潮生奏请修直隶水利，至乾隆十二年四月，各工先后告竣，共享项至七十余万。
九年二月庚戌，谕军机大臣等：各省城垣，自应加谨防范，以资保障，毋得仍前玩视。六月庚戌，直隶总督高斌奏请修理天津府属之静海、青县、南皮、盐山、庆云，河间府属之东光、交河、吴桥、宁津、故城十处城垣，以工代赈。
辛酉，贵州总督张广泗议奏，署贵州按察使宋厚条奏建城一事：黔省各处城垣，建自明季，迄今塌废几尽。新辟苗疆，多无城垣可恃，议建亦不可缓，共确估需银二十四万六千余两。
十月，直隶总督高斌奏、勘估昌平州、居庸关、居庸上关、八达岭南口、沙河、巩华城、三河、蓟州、玉田、丰润、卢龙、抚宁十二处城工。应行修理。至十三年闰七月，直隶已修城垣四十六处。
乾隆十年四月丁巳，四川巡抚纪山奏称：川省城垣，于乾隆三年，经调任抚臣硕色分别缓急工程，估需工料银一百二十余万。部覆俟有水旱不齐之年，以工代赈。今查边城十二州县卫，均应先修。按报部册核算约费二十余万两。川省实无可动之项，各州县亦无额设公费，不得不因地制宜，酌开急公之例。
庚申，贵州总督张广泗奏请开浚赤水河，顺流直达四川重庆。开通后，每年可省每年运京铜铅脚价银一万三四千两，下部议行。翌年春，工程完竣，用银三万八千余两，以两年所省运铅脚价即可完补。
是月，山东巡抚喀尔吉善议奏：东省城垣共一百十二州县卫所。应行修理者，共约需工料银一百数十万两。需用浩繁，请酌动司库存公银，按年陆续兴修。如地非冲要，留俟水旱不齐之年，以工代赈。
九月，署两江总督协办河务尹继善等议奏：安省各属城垣，应修葺者，计三十九座。臣等酌情形之缓急，估银数之多寡，挨次兴工。
十一月，云南总督兼管巡抚事张允随覆奏：查修通省城垣，总计完固者五十六座，已兴工改建者一座，现饬粘补者九座，题明以工代赈者十座。惟顺宁、剑川二府州城垣，年远残缺过多，必须重建。
十二月辛亥，今因三年之内，普免天下钱粮。谕令密寄信与各省督抚，查察彼地情形。如城垣等工，若有必不可缓者，则奏请兴修。其稍可缓者，则待至二三年后，亦不为迟。
乾隆十一年二月甲子，甘肃巡抚黄廷桂疏称：甘肃通省应建仓廒一千四百余间，已准部咨汇题，共估需工料银七万八千八百一十余两有奇。食为民天，势难俟经费有余，再行动修。查前奏准兴修之甘州、河州、狄道州城工，目前尚可暂停。请即以修城估项，移作建仓廒之用。
乾隆十六年，淘挖都江堰，[26]……等等，各项工程，一时不易中止。
与此相关的，还有许多“现代化”措施被提上日程：
乾隆元年四月丁丑，命归化城设立养济院。谕：各省郡县州邑，皆有养济院，以收养贫民，此即古帝王哀矜茕独之意。
五月庚戌，谕总理事务王大臣：闻吴下风俗，笃信师巫。病不求医，惟勤祷赛。中产以下，每致破家。地方官亦当曲加训诲，告以淫祀无福，严禁师巫，勿令蛊惑，亦保民之一端也。
乾隆四年十一月，署广西巡抚安图奏：粤俗尚鬼，岁时伏腊，家家赛愿。病不求医，亦惟谄祷。聚集亲朋，酣饮而散。现饬有司劝化，以除锢习。得旨：此虽探本之论，然须行之以渐，不可欲速也。
乾隆十三年十二月，署江苏巡抚雅尔哈善奏，吴俗尚鬼，素多淫祀。苏郡上方山，向有五圣邪神为崇，久经前抚臣汤斌题明毁禁，近复立有神像。又常熟地方兴行斗会，俗人道扮，拜斗书符，有干律令。臣俱严加饬禁，查拏究处。
乾隆元年五月，江西巡抚俞兆岳条奏：民间斗斛之制宜画一，禁演扮淫戏以厚风俗。得旨：王者之道，同律度量衡。盖以此民间日用最切之事，而风俗人心之所关也，宜令画一之奏是。但不可有欲速之心。
六月甲戌，从大学士兼管工部尚书迈柱之请，颁工部现用营造官尺式于直省，凡工程俱用部颁。
乾隆三年十二月丙申，谕令各省督抚转饬布政司，遵照征收钱粮之天平法马，制定画一之戥。
乾隆初年，完善了已有的粮价呈报制度。[27]
乾隆元年六月，河南巡抚富德奏：救荒之策，止凭社仓册籍，尚未尽善。请令各该地方官，每于冬间春初点查保甲时，即将逐户男妇大小名口，填注册内。则贫富已按籍而了如指掌，设遇赈济，自无脱漏。而胥役之浮冒侵渔，均无所容其伎俩。得旨：此事已遍密谕各省督抚。可照汝此议，先行于豫省。一二年后，俟有成效，则朕再降谕旨。
清初以来政府只有人丁编审，没有人口统计。只是到乾隆初年，为了赈济的方便，才考虑要新立册籍，以弥补编制赈济册这一临事统计的不足。[28]终于在乾隆五年决定统计全部男妇大小人口，谕：政治之施设，实本于此。其自今以后每岁仲冬该督抚将各府州县户口减增、仓谷存用，一一详悉具折奏闻；则小民平日所以生养及水旱凶饥，可以通计熟筹而预为之备。[29]于是从乾隆六年以后逐年统计，直至清末，为后人留下了一套珍贵的人口统计资料。
乾隆八年五月辛巳，谕：埋胔掩骼，亦王政之一端。所以推广仁心，不遗枯朽也。著令各省地方官查明，一并归入义冢掩埋。
九月丁亥，大学士鄂尔泰等议覆，尚书讷亲奏请勅下各督抚令州县徧历境内，将某事当兴举，某事当整饬，及行之有无效验处，造册详报。该上司即据此为考成。应如所请，凡该地方一切学校、农桑、河渠、水利诸政，及赌博、健讼、盗窃、打降、崇尚邪教诸事，一一得之耳闻目见，相机办理。督抚岁终汇入成效事件案内核实奏闻。
乾隆九年四月，苏城旧有义学，皆系借设寺院，又无一定经费。现据绅士捐银四千余两，建设七处。
乾隆十六年闰五月己巳，谕军机大臣等：我朝统一寰宇，凡属内外苗夷，莫不轮诚向化。令将所属苗、猺、黎、獞以及外夷番，仿其形貌衣饰，绘图送军机处，以昭王会之盛。
按照“国家视角”的观点，这一类的努力还包括绘制地图等，亦可把它置入新的民族国家建设（借用西方史语言）的层面，[30]而与加强政府有所区分。
国家如此大规模的兴举各种新的项目，也引起了对财政支出不足的忧虑。
乾隆五年闰六月乙巳，河南道监察御史陈其凝奏，近见各省题修之工甚多，如西宁之建筑，河海之堤防，此出于万不可缓；其余言挑浚，言修建，若不问缓急，任其开销，势必有亏国帑，请勅谕各省督抚，凡地方官详请工程，必细加勘实，万难稍缓，方准题达。
户部左侍郎梁诗正亦奏，伏见每岁春秋二拨解部银，多则七八百万，少则四五百万。而京中各项支销，合计须一千一二百万，入不敷出。倘有蠲缺停缓，即不足供一岁用度，须酌为裁减。各省官员毋任其增设，工程宜权其缓急。[31]
六月丙午，监察御史吴炜提出不同意见：近见度支之臣，有以国用不足为忧者，恐开言利之端。外则直省督抚，于民生利病、地方兴举，必有壅蔽之患。内则部臣，于应行动用帑项奏销之案，必有阻剥刻核之虞。祈始终以宽大为怀，祗期民用之足，无以国用为忧。得旨：但恐外省大吏观望为怀，其弊诚有如吴炜所奏者。朕甚嘉纳之。
因此并未停止各地工程的兴建。乾隆七年三月庚辰，御史丛洞请停修理热河一带行宫，以节帑金而昭圣德。上谕：我朝土木之工甚少，偶有兴作，亦皆不烦编户之差徭，不动司农之经费，断不至于劳民伤财。丛洞身为言官，有见即行陈奏，意亦可嘉。
五月庚辰，谕军机大臣：周学健条奏江南水利一案，朕已降旨依议。朕思从前许容任苏州巡抚时，曾言每年若费银二三百万两，自然水患可免。若果于地方实在有益，即多费帑金，朕亦不惜。
但于政策也有部分修改，八月辛亥，因广东广州、肇庆围基，向来原系民修，相安无事。后经鄂弥达奏请改为官修，百姓遂以为无与己事，一切委之于官。岁岁多有冲决，百姓愈长刁顽。为筹久远，终非长策，谕令其详审情形，若可仍改民修，即将所见具折陈奏。
乾隆八年二月，前任两江总督宗室德沛奏：淮、扬两属下河田地村落，俱有圩岸，向系民修。民间贫富不一，不能全复其旧，必须官为督率。实有民力不敷者，请依筑官河官堤例，官给一半工价，一体兴作。仍要官府承担一定责任。
乾隆年间，与明清以来的大多数时期不同，清廷一面义无返顾地扩展了政府职能，有力地干预和支持了经济发展事务，所费辄以亿万计，[32]那些庞大的规划几乎无一不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另一方面，政府挺身而出直接干预社会经济事务，也曾对财政造成了一定影响，但不管其主观愿望如何，急切间亦不可能全身而退。
对于十八世纪发生于中国的这一些事件，我们称之为“共时现象”也罢，称之为世界史里的大事——“现代化”也罢，无论西洋传教士，还是朝鲜李朝史料，都未曾提到。这是为什么呢？一时恐怕很难回答。
* * *
[1] 《高宗实录》卷130，乾隆五年十一月壬申。
[2] 《高宗实录》卷147，乾隆六年七月丁亥。
[3] 《高宗实录》卷172，乾隆七年六月；乾隆二年训州县知事亲行经理，巡历乡村，从贵州的例子可以看出，在这一指示之下，一个省级的官员可能亲自巡视了多少地方。
[4] 所谓“小民至愚”、“乡愚无知”，分见雍正二年二月癸丑谕，《世宗实录》卷16；乾隆二年七月癸卯谕，《高宗实录》卷47。
[5] 见道光《遵义府志》卷16。
[6] 陈宏谋：“劝种桑树檄”、“倡种桑树檄”，《皇朝经世文编》卷37，见彭泽益书，页203。
[7] 参见高王凌《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页104-108。
[8] 嘉庆《达州志》卷49，引《论语·尧曰》；《论语》全句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贪！”亦可为政府劝农作一注解。
[9] 《高宗实录》卷216，乾隆九年五月乙酉；《清史稿》，卷306，《柴潮生传》，中华书局，北京，1977，页105：35-105：39。
[10] 《高宗实录》卷211，乾隆九年二月丙寅。崔纪，原任陕西巡抚，乾隆初年曾倡导开井，旋因“务期速效”，强迫民人，遭致批评。
[11] 《高宗实录》卷205，乾隆八年十一月乙巳，《高宗实录》卷239，乾隆九年四月己巳。
[12] 广东围基向来原系民修，后经鄂弥达奏请，改为官修，百姓遂以为无与己事，一切委之于官，因终非长策，复令围民自行修补，《高宗实录》卷173，乾隆七年八月庚戌，《高宗实录》卷183，乾隆八年正月甲申；安徽陂塘，见《高宗实录》卷259，乾隆十一年二月；即令各省城垣工程，也都曾规定不论大小，“统令动项修补”，《高宗实录》卷260，乾隆十一年三月戊辰；其后这些政策多被重新检讨。
[13] 《高宗实录》卷217，乾隆九年五月壬寅。
[14] 《高宗实录》卷225，乾隆九年九月。
[15] 《高宗实录》卷230，乾隆九年十二月丙午；《清史稿》，卷307，《刘于义传》，中华书局，北京，1977，页10551-10552；直到乾隆十一年，刘于义（署直隶河道总督）仍请于天津府，“官为穿井，分给于民”，《高宗实录》卷261，乾隆十一年三月己丑。
[16] 《高宗实录》卷289，乾隆十二年四月丁亥。
[17] 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3、4；《啸亭杂录》卷7，“泗”，作“汜”。
[18] 《高宗实录》卷219，乾隆九年六月己巳、辛未。
[19] 《高宗实录》卷220，乾隆九年七月乙酉。
[20] 《高宗实录》卷225，乾隆九年九月。
[21] 《高宗实录》卷227，乾隆九年十月。
[22] 《高宗实录》卷231，乾隆九年十二月癸亥。
[23] 赵慎畛：《榆巢杂识》：滇省开凿通川河道，自东川府小江口入金沙江，泝流至新开滩，直通四川泸州，千数百里，皆藉人力化险为平，工费约数十万金。自乾隆八年十一月兴工，至十年四月告成。
[24] 建仓似始自乾隆二年七月癸丑，总理事务王大臣等议覆，直隶按察使多纶奏豫筹积贮事宜。所称需用仓廒，应令该督酌请修建（又见三年五月己巳）；七月，两江请添建仓廒；十月及随后几月之内，四川、奉天、广西、浙江、江西、贵州亦请建仓；每间估银二十两（浙江）；乾隆六年六月戊午，吏部尚书署两江总督杨超曾疏言：安省常平仓收捐谷石，各府州县共不敷贮谷九十三万三千九百八十石，需添建廒仓二千三百四十二间；八月癸卯，总督仓场侍郎塞尔赫等奏称：京仓廒座，不敷积贮。请于京城内外建廒九十八座，以足新旧千座之数。乾隆十一年二月甲子，巡抚黄廷桂疏称：甘肃通省应建仓廒一千四百余间，共估需工料银七万八千八百一十余两有奇。皆从之。
[25] 《高宗实录》，卷79，乾隆三年十月，两江总督那苏图奏。彼时江苏即动用三十一万两，修建被灾几紧要处所城垣，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页67）称，“两江动用藩库银五十万两大修城垣”，似误。其后，乾隆七年五月，又有宁夏等地修城。
[26] 《宫中档乾隆朝奏折》，二辑，596-597页。
[27] 参见王业键：“清代的粮价呈报制度”（《故宫季刊》第13卷第1期）；王道瑞：“清代粮价奏报制度的确立及其作用”（《历史档案》1988：4），将之确定为乾隆三年之事；清代以前，为掌握粮情，政府主要依靠一种一年两度的灾情报告制度。然而这种制度主要是针对灾害的发生而设，范围比较狭窄，也显得比较消极。报灾期限过后变化的不予考虑，被灾分数的估定不准及难以反映出实际赈济需量，是这一制度难以克服的弱点。此外还有一定的随机呈报制度为其补充。清朝自康熙中叶建立了一套系统的粮价陈报制度，规定各省督、抚每月要分别将该地气候情况和粮食价格报告朝廷，使其能随时掌握各地供需的变化，以相机采取措施。但还属于不规则报告，直到乾隆初年，才和其他的许多制度一样，完善为每月奏报的经常报告制度。
[28] 乾隆元年五月壬寅，六月河南，《高宗实录》卷18，21。
[29] 乾隆五年五月戊辰，《高宗实录》卷130。
[30] 《清史稿》曰：“国家有疆域，谓之版图，版言乎有其民，图言乎有其地。”据孙喆《康雍乾时期舆图绘制与疆域形成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7、62页）：十七世纪以前，世界各国均没有明确的“领土”和“边界”概念。从那时起到十八世纪中叶，西方国家掀起划定边界、向近代国家迈进的热潮，英、法、俄、西班牙等国相继绘制了地图。“当十八世纪间，即欧洲各国大地测量亦尚未经始，或未完成。而中国全图乃已告竣”（翁文灏），成为最早最完整的亚洲大陆全图（李孝聪）。其间，来华外国人所起的作用不容小觑。据费赖之《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页538～541）：巴多明（法国人，Dominique parrenin）曾进言康熙皇帝测绘中国全图，帝纳其言，乃于1708年命具有学技能识之欧洲传教师任其事；凡从事测绘中国全图之传教师，要以雷孝思（法，JeanBaptiste Regis）历地最广，任务最勤；始而周历塞外平原，其后足迹远至南疆，往来于云南野人山中；开始测绘长城一带地图，1709年事毕还京；帝甚嘉许，欲于全国各省悉加测绘；1710年偕杜德美（法，1668～1720，pierreJartoux）、费隐（奥，Xavier-Ehrenbert Fridelli）测绘东三省、直隶、黑龙江外地图；1711年测绘山东地图；杜德美、费隐等测绘长城以外喀尔喀一带地图，西抵哈密，1712还京；其他传教师测绘了山西、陕西、河南、江南、浙江、福建诸省及台湾、江西、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地图，至1717年初还京，遂集各分图为一总图，杜德美主持其事，1718年图成进呈；据雷慕沙《亚洲新杂纂》云：“此种广大测地事业前此在欧洲从未有人尝试，而能在八年之间告成”；另，1725年朝令雷孝思偕费隐测绘陕西里海间地图；乾隆二十年代，西师平准平回以后，乃测绘了西北新疆的地图。
[31] 乾隆六年五月癸未。
[32] 参见《啸亭杂录》卷1《普免天下租税漕粮》。
四、回复三代
10.历史意见，回向三代
对清代历史，学界已有过若干“现代”、“后现代”的解释。不过，在钱穆先生看来，后代人单凭自己所处环境和需求来批评历史，只能说是一种“时代意见”，而非“历史意见”。[1]因此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和他们对自己思想行为的解释，无论如何，都是必要的。清人当时对自己的行为是怎样考虑的呢？
雍正十三年九月，即位一月的乾隆皇帝便表述了自己的追求目标——继述祖志，实现“三代之治必可复，尧舜之道必可行”的理想。[2]上谕：从来帝王抚育区夏之道，惟在教养两端。……我皇考圣训所谓三代之治必可复，尧舜之道必可行者，庶能继述万一。此朕中心乾惕之诚，并表示，此非“邀誉近名”，以博臣民感颂，——“朕心务收实效，岂肯徒托空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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