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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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7] 原信署为乾隆二十年（1755年9月28日 [58]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中国回忆录》第四卷，大象出版社，2005年，页141—147，感谢魏淑民同学提供了这些资料。

　　五、无奈与失落

　　14.盛世之累

　　当是之时，中国正处于“康乾盛世”：“至矣哉！自唐虞三代之盛，未有过于此日者。洵足光列圣之贻谋，而永裕万年之福祚者矣”。[1]

　　自三代以来，类似的“盛世”在历史上并不多见。可惜的是，即使是在“盛世”，在实际生活之中，仍有许多难以令人满意之处，足以成为“盛世之累”。乾隆初年，虽曾力行宽仁之政，祛除弊端，但不久就发现，旧的问题未能彻底解决，并不断有新的问题发生，且有愈演愈烈之势。

　　乾隆元年正月丁酉，命督抚务休养、戒废弛，谕曰：

　　累民之事，往往而有，无怪乎民多不得自安其生业，而朝廷之德施，终不能尽致闾阎于康阜也，如催征钱粮，而差票之累，数倍于正额；拘讯讼狱，而株连之累，数倍于本犯；抽分关税，而落地、守口、给票、照票，民之受累，数倍于富商巨贾。至于查拏赌博、黄铜，以及私宰、私盐之类，胥役营兵，因缘为奸，佐贰杂职，横肆贪酷，一案而化为数案，一人而波及数人。如此等者，不可枚举。

　　二年七月戊子，户部议覆：乾隆元年七月议准御史蒋炳奏陈漕弊案内，通饬有漕各省严革蠹役留难刁蹬，踢斛淋尖等弊。乃甫及一年，给事中马宏琦又奏有浮加斛面，自一指、二指、以至三指等弊。

　　闰九月庚申，户部右侍郎赵殿最奏：州牧县令、守土之官，出境迎送上司，前奉世宗宪皇帝严切申禁，载入则例。今臣奉命查勘直隶河东等处河道，所过地方，知府牧令，每于数十里外迎送，旷废职守，莫此为甚。嗣后正印各员，非有公事传询，不得轻率出城。

　　乾隆四年三月戊午，谕：

　　朕访闻得各省营缮修筑之类，其中弊端甚多，难以悉数，或胥役侵渔，或土棍包揽，或昏庸之吏限于不知，或不肖之员从中染指。且有夫头扣克之弊，处处皆然。

　　即如挑浚河道一事，民夫例得银八分者，则公然扣除二分。应做工一丈者，则暗中增加二尺。或分就工程，用夫一千名者，实在止有八九百人。以国家惠养百姓之金钱，饱贪官污吏奸棍豪强之溪壑，其情甚属可恶。

　　六月乙酉，谕：

　　广东征收粮米，支给本省兵食，名为兵米，闻向来州县官，皆折收银两。每一仓石，照时价多收银六七钱至加倍不等。收银之后，另买稻谷，碾米给兵。其买谷，或派富户，或派米铺，每石又照时价短发一钱，或数分不等。甚至有富家希图结交，因事请托，并不领价者。似此一出一入之间，多收少发，小民何堪赔累之苦。

　　六年六月，署两广总督王安国奏：乾隆四年奉旨查办广东征收粮米之弊，至今各项陋规，总未革除。请严饬广东各官两年来奉行不实之罪，彻底清查办理。

　　乾隆五年三月，河南巡抚雅尔图奏：现在豫民之累，如上司经临过往或州县公事下乡，一切夫马草料，皆令乡保供应。非苦累被事之家，即科派村镇之内。再如使用工匠夫役，向有当官名色，每日止给以饭食之资，令其供役。又如州县买办米、薪、布、帛各项什物，不问时值，止给官价，亏短实多。再驿站草料，派令承应，仅给半价，复用大斗大秤收量。家人经承，更加需索，小民含怨莫伸。再州县私给印帖，准人承充牙行，在州县不过贪得些微帖费，而乡村之内，虽零星蔬菜，肩挑小贩，无不需索牙用，细民受累无穷。再州县凡遇绅衿富民，有争产告继户婚田土细事，讦讼到官，动辄议罚。以致温饱之家，日渐消乏。再，豫省各衙门挂名冗役，倍于他省。遇事生风，吸民膏血，弊难究诘。

　　乾隆七年三月己巳，命稽查关榷弊端：

　　自御极以来，于蠲租减赋外，豁除各省关税，不下百万。又令将税课规条，刊刻木榜，遍行晓谕，不许额外征收，近闻各关过往商旅，尚不能普被恩施，怨声啧啧。究其由来，皆因司榷之家人胥役，巧立名色，重戥征收，勒掯需索，弊端百出。不饱其欲，则逗遛不肯放行。

　　六月乙卯，谕：

　　朕闻得粤西地方，看守城门之兵丁，往往借盘诘为名，遇小民肩挑薪蔬米豆等物入城货卖者，必攫取些须，以资食用。民间嫁娶，经由城门出入者，则先期需索酒食，方无阻滞。

　　又分防塘汛之兵丁，每驱使近村民人，薙草取水，并令轮值代送公文。或塘房破损，即令村民出钱，承揽代为粘补，以余资入已。通省皆然，而偏僻之地为尤甚。

　　又如赌博一节，辄自恃身充营伍，差役不敢擅拏，而同类人多，风信便捷，即拏亦易于走脱。以致开设赌场，引人入伙，肆无忌惮。

　　七月丙子，户部议准，御史王兴吾奏称：收粮百弊丛生，乞敕下各督抚严饬地方有司，务令粮户豫备好米，开仓即收。

　　八月甲寅，谕：

　　福建盐课，颇有苦累商民之处，盖有司于应征银两外，辄以杂费无出，藉端加派，习以为常。如每盐百觔，加增钱二十文至七八十文不等，名之曰长价。……皆巧取陋规。

　　九月辛未，谕大学士等：

　　近江西巡抚陈宏谋奏称，江省积棍，每年尾随学臣按试各郡，假冒学臣亲戚内幕，哄诱士民，朕思一省若是，他省谅亦相同。著各督抚等于学臣按试之前，将此等掉包患骗之弊，详明晓谕。

　　乾隆八年六月己巳，饬戒驿递扰累。

　　己卯，禁衿监充认牙行。

　　七月丙午，给事中锺衡奏请除征漕坐仓之弊：州县征漕，每佥派书役，因恐伊等朋比作奸，遂令内署亲戚家人长随等，坐仓看收。不肖书吏，暗通贿赂，彼此交结，致粮户交纳，分外刁难。

　　乾隆九年正月，湖北巡抚晏斯盛奏：楚省征催钱粮，每乡每里各有里书、册书，盘踞乡曲，包揽侵收，飞洒诡寄，以及需索册费等弊。

　　二月壬申，甘肃巡抚黄廷桂奏称，甘省向缘版籍脱讹，户口混淆，州县多无实征底册，花户并无易知由单，以致里甲包收代纳，随意作奸。

　　是月，湖北巡抚晏斯盛奏，关税银多官吏染指，胥役侵渔。

　　七月，福建巡抚周学健奏：闽省各属积年拖欠钱粮甚多，固缘户籍不清，苦于赔累。亦有粮户离城辽远，不能自赴缴纳，以致胥役揽收代完，因而假印假串，滋弊多端。

　　十二月丙辰，协理山东道御史胡蛟龄奏称：各省散给狱囚衣粮，有名无实。请勅下督抚严饬所属，毋使吏役人等侵蚀中饱。至有病监犯，务令刻速医治，分别取保散禁。如有病故，捏供率报详结者，即行指参。

　　十年五月戊戌，刑部右侍郎彭启丰按行温台诸郡，闻兵丁往往藉端凌虐穷民，不曰巡盐而曰搜盐。挨户搜查，灶前床下，稍有食盐存积，多方吓诈，得钱方行释放。苟不遂欲，即指为私煎私售拏送。甚或一家之盐无多，并数家之盐，扳指获送。

　　九月戊寅，太常寺少卿邹一桂奏称：律载狱具全图，自有定式。近因日久弊生，禁卒人等创立非刑。凡遇囚徒，无分多寡，概令排卧一头，于镣铐中横穿长木，锁逼两头，压住手足，狱囚缘此毙命者不少。

　　十一年二月壬子，湖广道监察御史沈景澜奏：顷奉恩旨将直省地丁银两蠲免一年，朝野额庆。查向来蠲免地丁清册，州县造报藩司，书吏藉端勒派，视县分大小，自数十金至数百金不等。总吏派之里胥，里胥派之甲户，不遂其欲不止。

　　十二月丙戌，御史朱士伋奏称：外省州县经征钱粮时，多有不贮外库，存贮内署，以便挪用。因而起解耽延，以致仓库钱粮亏额。一闻道府盘查，非搬取于邻封，即勒借于境内。

　　不但以前花大力气解决的并未见其解决，雍正年间已经解决的问题，又复发生。这就特别令人难堪，既感无奈，又觉气恼。

　　尤其是本以为民的粮政努力，却产生了新的扰民现象，就使人备感失望。

　　形形色色“官累”的存在，使吾人对“康乾盛世”的说法，恐怕都不得不打些折扣。不过，这也并非意在简单的否认“盛世”。许多证据表明，这类现象在任何时代都是可能存在的。它或许表明，我们对人世苦难的深邃，也还了解得不够。

　　问题在于，这些弊端为何屡禁而不止？它难道不是由于“吏偷”——官吏不能实心任事所造成的？

　　* * *

　　[1] 《世宗实录》卷末。

　　15.吏偷

　　在即位最初的十几年时间里，今上有充分的理由感到骄傲，他不但清除了可能的“政敌”，消除了潜在的“朋党”威胁，甚至搭建了一个小的核心班底，来取代父皇留给他的一辈元老重臣，并在制度上也有所建树。

　　雍正十三年八月，即位第一日，遵大行皇帝遗命，命庄亲王、果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四人辅政。几日后，经鄂尔泰、张廷玉提议，取消“辅政”，沿用“总理事务处”名义。

　　十月，以西北大军已撤，裁撤“办理军机处”，大小事件俱交总理事务王大臣办理。其成员为：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协办总理事务平郡王福彭、大学士徐本、朱轼（乾隆元年九月卒）、公讷亲，尚书海望。

　　乾隆二年十一月，扶丧二十七月释服之后，庄亲王允禄等奏辞总理事务。宣布撤销“总理事务处”，恢复“办理军机处”建置。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公讷亲、尚书海望、侍郎纳延泰、班第等六人，为办理军机大臣。与雍正时不同，乾隆朝不再允许亲王宗室进入军机处。同时，规定军机大臣必须以满人为首席，所用要员也多为满人。

　　寻以体恤老臣为由，改由讷亲独自承旨。面奉谕旨后，再口授另一军机大臣（汪由敦）撰拟。直到乾隆十三年傅恒出任军机大臣领班后，才改为军机大臣共同进见。[1]

　　军机处发出皇帝谕旨，分“明发”、“廷寄”两种。明发谕旨，先送内阁，依次到部院，各司，层层下发。廷寄则直达受旨人之手，凡属重要机密事件皆用廷寄。内阁所掌票拟（草拟谕旨）范围只剩下寻常例行公事，议政王大臣会议也由于无事可办，成了一个摆设。

　　军机处制度虽是雍正朝建立，但主要是办理军务，直到乾隆年间，“有事无不综汇”，它才完备起来，成为一个全权的机构。西方学者将军机处描述为一种私人会议，它缩小了皇帝例行决定大事的范围，与现代华盛顿“总统办公厅”的功能相似。[2]从明代起，取消宰相，君相合一，皇帝同时兼任宰相，这种体制，也是到清代雍正、乾隆年间才达到了一个顶峰。

　　即位第三天，皇上恢复了密摺制度。每天晨起，便开始批阅奏摺，每一份都要“详细览阅，不遗一字，遇有差讹，必指出令其改正”。[3]凡属机密，留中不发之件，他往往亲自缄封，有的索性默记于心，将原件当场焚毁。不论平时还是巡幸在外都是如此，从不委人代办。走到哪里，奏摺就送到哪里。奏摺为他打开了通往外部世界的门窗，批阅奏摺成了生命的一部分，同时就是在行使他手中的权力。

　　乾隆十三年以后，随着奏本文书的废止，奏摺的作用更为突出。遇有机密政务，官员往往先以奏摺形式报告皇上，得到首肯之后，再以提本形式向朝廷有关部门具奏，以完成一个最后的手续。传统政治，本来就是要一人负责（无论皇帝或宰相，实际上是一样的），至此终于实现了“一元化”的领导。大致说来，皇帝已不再受制于任何个人或其它烦琐的形式了。

　　在清代政治里，宗室大臣一向具有很高的权力，尽管它是在不断的削弱之中。乾隆初政，宗室大臣“辅政”也只是昙花一现。先是，曾为四辅政大臣之一的庄亲王允禄与果亲王允礼，本已辞去辅政之名（雍正十三年八月），自裁撤总理事务处后（乾隆二年十一月），又未在军机处任职（允礼于数月后去世；平郡王福彭从此也不曾大用）。乾隆四年，风云突变，皇上“终于”向庄亲王允禄与理亲王弘皙等“大动干戈”了。

　　四年十月，宗人府议奏，庄亲王允禄与弘皙等结党营私。上谕，庄亲王允禄乃一庸碌之人，但弘皙、弘升、弘昌、弘晈等无知之辈群相趋奉，恐有尾大不掉之势。允禄从宽免革亲王，其亲王双俸、议政大臣、理藩院尚书俱著革退。

　　弘皙则与允禄不同，“自以为旧日东宫嫡子，居心甚不可问”，著革去亲王，令拿交内务府总管，在景山东果园永远圈禁（“亦与身死无异”），其子孙照阿其那、塞思黑子孙之例，革去宗室，给与红带子。[4]弘升永远圈禁；弘昌革去贝勒；弘晈从宽仍留王号，终身停俸。

　　乾隆七年，复禁止担任御前侍卫之宗室与大臣等来往。乾隆十八年，严厉禁止宗室诸王与臣下往来。限制越来越严厉了。

　　“宗室干政”之外，另一个可能的最大威胁就是所谓“朋党”。而“彼时事之大者，莫过于鄂尔泰、张廷玉门户之习”。[5]

　　据说，乾隆初，鄂、张二相国秉政，嗜好不齐，门下士互相推奉，渐至分朋引类，阴为角斗。“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不独微末之员，即侍郎、尚书中亦所不免”。[6]二人又“素不相得”，[7]同事十余年，往往竟日不交一语。鄂有所过失，张必以微语讥讽，使鄂无以自容。[8]

　　在苗疆事务上，二人发生了首次冲突。因为战事不利，皇上撤回了办事乖谬的抚定苗疆大臣张照（张党），改任了张广泗（鄂党），却按下了两派之争的扩大。多年后他于《怀旧诗》中追忆：鄂尔泰、张廷玉素不相得。余非不知，既不使一成一败，亦不使两败俱伤，在余心固自有权衡。

　　乾隆六年，御史仲永檀参劾步军统领鄂善，并及于张廷玉、徐本、赵国麟多人，致令鄂善自尽。

　　不久，六年夏，以黄廷桂“滥举匪人，降二级调用”一事，鄂尔泰受到皇上“严行申饬”，据说从此敛迹修身。

　　乾隆七年，以仲永檀与鄂尔泰之子鄂容安串通泄密、陷害异己，将仲永檀下狱，鄂容安退出南书房，鄂尔泰交部察议，以示薄惩。

　　乾隆十年，鄂尔泰病故。

　　存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朋党”犹可，只剩一个（独大）就令人难以容忍了。因此虽说“鄂尔泰在生时，朕屡降旨训饬，较之张廷玉尚为严切”，但皇上并未放过所谓张党。

　　乾隆十三年，年已七十七高龄的张廷玉上疏请求致仕归田，为满心不悦的皇上留下；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张廷玉竟然没看出皇上的不快，一来一往地摆起自己的理儿来。

　　在他的一再要求下，乾隆十四年皇上终于准其原官致仕，张廷玉未能亲至谢恩，又因担心改变先皇遗命，不准其配享太庙，复“请一辞以为券”。用皇上的话来说，这就迹近“要挟”了！

　　张廷玉历事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任职中枢，参予密勿，曾经雍正皇帝许诺，死后可以“配享太庙”，在清朝祖庙中获得一个陪祀的地位。在这之前，还没有一个汉人能享此“殊荣”。有，亦从张廷玉始。

　　皇上于盛怒之下，削去其伯爵名号。乾隆十五年，张廷玉更是动辄得咎，又被宣布罢免其身后配享。皇上甚至指斥他“在皇考时仅以缮写谕旨为职，此娴于文墨者所优为”；“朕之姑容，不过因其历任有年，如鼎彝古器，陈设座右而已”。极尽羞侮。

　　随即发生四川学政朱荃“匿丧赴任，贿买生童”，罢官回藉途中，投水自尽一案。朱荃为张廷玉儿女亲家，曾得到他和梁诗正、汪由敦等人的先后举荐和包庇，上谕：张廷玉若尚在任，朕必将伊革去大学士，交刑部严审治罪。经“传旨询问”后复遭罚款、追缴此前赐给一切御笔、书籍等物，并查抄其在京住宅。梁诗正则交部察议，汪由敦降为侍郎。张党受到重大打击。

　　乾隆二十年，借胡中藻文字狱案，继续打击鄂党。[9]内阁学士兼侍郎衔胡中藻处以斩决，鄂尔泰之侄甘肃巡抚鄂昌令自尽，大学士史贻直休致回藉。张廷玉恰于此时病逝。上谕：鄂尔泰、张廷玉，亦因遇皇考及朕之主，不然，何事不可为也？一面警众，一面仍准二人配享太庙。并于几十年后复谕：“本朝纲纪整肃，无名臣，亦无奸臣”。[10]他不但像他的父亲那样，不赞成有任何的结党行为，而且不允许大臣在上奏前互相讨论、私下交换意见。据说，乾隆朝的“朋党”从此绝迹。

　　同时，一向并无私属的皇上着意培养了讷亲、傅恒等一干新人（皆满族亲贵）。开始有了自己的核心班底，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大的作用。

　　以致皇上终于可以说：

　　（我国家）内无诐谒之女宠，干政之宦官，朝无擅权之贵戚大臣，外无拥兵之强藩巨镇。凡历代以来，所为腹心之蠹，跋扈之奸，不但无其人、无其事，抑且无畿微之萌蘗。[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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