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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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戊午,第五日(初八),又谕:

  今日接到经略大学士奏报事件,系初七日巳刻于获鹿县封发。计初五日由京所发谕旨,按程应于初六日戌刻始抵获鹿。大学士接到谕旨,即办理覆奏,已需一二时。是日又有军营傅尔丹等奏摺,启封检阅,逐一覆奏,亦须数时,是又达旦未寐矣。

  看来傅恒于舟车劳顿之后,又一夜未睡。显然,傅恒这一次“押宝”是押对了,他不似讷亲之偷安自逸,就此博得了皇上的欢心——“大学士身体果然康健,精神果然好,饮食果然多?著达勒当阿等具摺奏来,不可隐饰”,——不错,与讷亲相比,他跟皇上的亲情更近,我们还不记得皇上曾如此对待讷亲呢。

  辛酉,谕军机大臣等:

  今日接到经略大学士傅恒奏摺,……必系初八日到(榆次县)鸣谦驿,连夜办理定稿,初九日早起起程后,交司员发驿站者。

  足见傅恒之“忠诚奋发”、“休戚相关”,与讷亲之“怯懦委靡”、“全无愧愤激励之意”,实是大相径庭。

  壬戌,第九日,谕军机大臣等:

  目今经略大学士按站前进,当此严寒短晷,冲冰雪,冒风霜,实乃劳苦,……此时乘骑星驰,以示与士卒同甘苦,实属可嘉。

  傅恒不辞辛苦,勤劳王事,不但取得了皇帝的信任,——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这一点都是无比重要的——而且,他已在“不动声色”之间,使君上修改了战争的目标,即不必“擒获用事头人”莎罗奔,而只需“捣其巢穴”就可以了,

  至攻剿事宜,如能生擒莎罗奔及郎卡献俘,固为大快。即或逆酋自知不免,先伏冥诛,或窜伏他部,而我兵能捣其巢穴,夺踞勒乌围、刮耳崖,或擒获伊用事头人,即当奏捷献俘。如青海之罗卜藏丹津……具有成例。其莎罗奔等釜底游魂,不过用兵一二千人,交岳锺琪等搜捕,必不能漏网。经略大学士应即回京,襄赞政务,不必定待莎罗奔之就擒也。[7]

  看来,一旦“劣迹斑斑”的张广泗、讷亲,为“处处可人”的傅恒取代,皇帝与其之间,就会“接近”起来——或说君上是“性情中人”,好“感情用事”,亦无不可——只要傅恒通过种种“反行为”,取得他的信任。

  这样一种“位移”的结果,就是皇帝开始“为他”着想,同时亦是“为己”着想,这种“你我不分”的现象,以后我们还会多次看到。

  这种现象,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共谋”,君上已于“不知不觉”之间,开始与臣下一同创造一个局面,一个能为彼此双方接受的“结局”。

  在这个过程中,皇帝的心理紧张会一步步消除,于是就可能反思以往的一切决定,面对各种情报,重新判断,并可能想到:这些都是“何苦来哉”?是不是还有更好的办法?——岂不正可就此打破僵局,实现预期?

  癸亥,第十日,谕军机大臣等:

  经略大学士起身以后,军机处所办事件,多不能惬意。即如今日议覆山东请运奉天米石一摺,……较之经略大学士在京时,诸事周详妥协,不至烦费朕心者,实已大相径庭矣。……第金川不过一隅,视机务孰为重大,且朕躬岂宜过劳?

  所谓傅恒走后,“军机处所办事件,多不能惬意”,即使是事实,亦可视为“托词”。重要的是,皇帝在重新考虑这场战争的战略及其得失了。他开始从不利的方面思考,这会不会是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如何从中摆脱出来,早日班师,而不再一味求胜?

  经略大学士到彼,荡平勒乌围、刮耳崖,即应遵照前旨,飞报大捷。其莎罗奔、郎卡擒获献俘固善,纵或兔脱潜逃,祗须留兵搜捕。……至经略学士在京时,曾面奏金川殄灭之后,乘我兵威搜讨班滚。朕思金川告捷,大局已为完美。若再办班滚,未免过求万全。……即朕所身历者言之,深信太称意之不可期。而知足常乐,信而有征。经略大学士应善体朕心,金川军务一竣,迅速还朝,以副朕望。[8]

  己巳,谕:傅恒朝夕驰驱,兼办一切公务,心力俱烦,以致火气上升,喜服清凉,“朕心实为不忍”。

  甲戌,谕曰:

  (经略大学士傅恒)征途遥远,冲寒遄发。计每日程站,远者竟至二百五六十里。卯初就道,戌亥方得解鞍。且途次日有朕颁发谕旨、商办机务,又须逐一筹划陈奏。如此迅速,如此勤劳。而所奏事件,无不精详妥协。其经过地方,吏治民瘼,事事留心体察,据实敷陈。自非经略大学士秉性忠诚,心同金石,才猷敏练,识力优裕,安能如此。

  这样夸奖臣下,亦属罕见。其“忠诚奋发”,“休戚相关”,与讷亲之“怯懦委靡”、“全无愧愤激励之意”,实是大相径庭。戊寅,谕军机大臣等:

  今日接到经略大学士大安驿所发奏摺,系二十二日丑正二刻拜发,若非彻夜不寐,何以赶办?[9]

  此后直至四川境内,傅恒依然辛苦异常。十二月辛卯,谕:

  朕览经略大学士奏报,于渭城驿驰赴成都,日行三百二十余里。此次经略大学士奉命遄征,每日带星就道,薄暮犹未解鞍,勤劳亦云至矣。

  傅恒的另一个“优势”,是他的性格特点,传教士多说他为人谦和,屡屡为人求情。在这点上,他也与讷亲恰恰相反,——直到此刻,皇帝才说出来讷亲种种的不是,可见他早就掌握了有关情况,只是必要时,才公之于众罢了,

  (讷亲)一至西安,将军巡抚迎见,讷亲傲慢睥睨,仰面不顾。于地方情形,全不置问。秦蜀接壤,军营动静,亦概弗咨询。而其沿途,肩舆自适。驺卒动遭鞭扑,流血浃背,或至颠踣,为人马践踏,转在轿中视而笑之。此岂复有人心者耶?

  及至军营,安坐帐中,从不亲身督战。每日至已午间方起,属员概不接见,遂致诸务歧误。[10]

  时人程穆衡《金川纪略》记曰:

  乾隆九年,讷亲奉命由山东巡阅江南、江西营伍,各督抚提镇款待过于乘舆。江南抚臣陈大受至启圣祖南巡诸离宫,修饰奉之。游宴所至之处,绮绣地衣,彩棚香灯,动接百里。广罗珍器古玩,自通衢陈设至于馆舍,过后从奴收卷一空。进食每具珍膳,多者至百余扛,宰杀每物动以千计。倾国聚观,田舍皆空。

  父老或释耒而叹曰:“生人大福要有分限,我侪幸未死,观此人作何结局!”[11]

  是以傅恒决不以“肩舆自适”,而宁肯“山行徒步,示与士卒同甘苦”;复谦恭待下,“所过地方、吏治民瘼,又无不留心体察”,就此取得了皇上特别的信任。

  二

  傅恒在逐步取得君上的信任之余,还须把自己对前敌情况的看法,报告给皇帝(他已被赋予拆阅前方奏摺的权利)。这正是他所需要的,也是对讷亲、张广泗不满的地方之一,即所谓“不明敌情”、“并无一人据实入告”。

  十一月戊午,于直隶途次,经略大学士傅恒奏:

  接到傅尔丹奏摺报匣,遵旨开看。内有小金川土司泽旺番禀一件,系告张广泗家人、通事与汉奸王秋,勒取泽旺财物,不胜骇异。细按情节,……(勾通汉奸)肆行不法,亦所不免。

  得旨:

  诸凡妥协详明,有何可谕。一如卿议行。[12]

  但更多的情况,是他到西安及四川以后才发现的。十一月己巳,傅恒奏:

  臣经过陕省,今岁有被灾之区。抚臣陈宏谋、布政使武柱虽竭蹶办理,但承办之州县,较直隶、山西稍为不及。又闻从前过陕兵,供应稍迟,即有哄闹者,将来大兵供应愈难。

  奏入,谕军机大臣等:

  朕览经略大学士所奏事件,甚为精详周到,……闻十七日自武功起行,途间讯问张广泗,耽延甚久。又行二百余里,薄暮始至宿处。

  十二月甲申,上谕:

  据经略大学士傅恒奏称:本月二十四日,入四川境。至神宣驿,即无马匹更换。次日由水程至昭化县,见第五起云梯兵仍在该县,询称因无马阻滞。

  乙酉,谕曰:

  今据经略大学士傅恒奏称:四川境内,并无伺候马匹。不得已只带十数人,于陕省疲乏驿马内拣选乘骑,驰赴成都,……且途次马乏。竟至步行。[13]

  当然,更多的信息并不是在专门的奏报之中,而是在傅恒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侧面透露出来的。壬寅,傅恒奏:

  本月初九日,臣行至天赦山,乃成都至军营第一险路。上下四十余里,寻常牵马步行,今因连雪,路途益滑,臣率众步行。至极滑处,将马绳系拉上,一二步即倒,有十数匹坠入山涧。是日惟臣马赶到,官兵皆无马,臣独乘马不忍,因步行七十里至住宿处,并未勉强。众皆欢欣随行。此路若不加修,大兵恐致迟滞。

  奏入,谕军机大臣等:蜀道之险峻如此,从前实所未知。[14]意识到前敌地理环境的险恶。非是“不经意间”的叙及,恐怕就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勒乌围,《平定金川战图册》(按:此图展示的是第二次金川之役的情况),《清史图典》《乾隆朝》,页54

  十二月壬午,针对令人切齿的“不能据实入告”,皇帝谕曰:

  (今据侍卫富成提问讷亲)讷亲云:番蛮之事,如此难办,后来切不可轻举妄动。这句话,我如何敢上纸笔入奏?此语实为巧诈之尤。伊受朕殊恩一十三年,推心置腹,何事不可陈奏。如果贼径十分险峻,伊曾身同士卒尽力进攻,屡冒锋刃,犹不能克。再调劲兵,更番前往,仍不能深入其阻。而供亿浩繁,徒糜帑项,则当以实在情形奏闻,请旨停兵。……

  迨伊与张广泗久无成功,朕又屡次传谕,令其详细斟酌。倘断有不能殄灭之故,何不明言其所以然,直请班师。……不妨明云臣力已竭,早图归计,以全终始。讷亲以亲信近臣,膺阃外重寄,经朕如此谆切指示,亦当遵旨据实覆奏。朕岂有不加以裁酌,允其所请之理,且伊果肯侃侃直陈,则此局早已可竣。[15]

  如果早知悉这些情形,“则此局早已可竣”。前敌的艰难,皇帝恐怕是越来越知晓了。

  又因此时正值普免钱粮(自乾隆十一年始三年轮免),发生了财政调拨上的一时困难。十一月己卯,谕:

  此番军兴供亿实为浩繁,视从前西北两路军营,费用较多数倍。彼时劳师远出,十有余年,所费不出六千万。今用兵仅二载耳,即以来岁春间奏凯言之,亦非千万不能。如运米脚价,北路经途数千里,曾减至十八两。今自成都至军前,祗数百里,而价亦如之……

  在金川小丑,朕本非利其土地人民,亦非喜开边衅。第以逆酋跳梁不逞,置之不问,无以慑服诸番,宁谧疆圉。……我君臣如此办理,人事已尽,亦海内所共知。朕意此时且应亟力进剿,倘至明年三四月间,尚不能刻期奏绩,不若明下诏旨,息事宁人,专意休养。[16]

  已考虑即使“不能刻期奏绩”,也要撤兵,“息事宁人”了。

  十二月乙未,经略大学士傅恒奏:

  从前高越奏请推广捐例……虽该省另立军粮飞班,赴捐者仍少,于军储未必有济。请将户部收捐停止,俱令于川省报捐,本折兼收。其运米至军前者,准以飞班即用。

  傅恒在这里使用的策略就是:平淡叙入,点到即止,此外皆由皇帝自悟,决不多说一句。奏入,谕军机大臣等:

  从前只知川省用兵以来,供亿浩繁,民力拮据,而其空虚疲惫一至于此,竟无一人剀切敷陈者。即军前光景,诸人奏报,亦仅依稀闪烁。朕于金川,何曾有丝毫利其土地人民之见。使讷亲等能据实入告,朕宁不早为裁夺,何至糜费若此?是以伊等之罪,益无可逭。

  也可以说,傅恒所见,即朕所见;现实情况已把君上推向了前台,想要推诿,也没处可推了,

  今经略大学士思虑所及,使万里情形,了如指掌。观此则用兵一事,断不可过朕昨所谕两月之期矣。……倘尚须筹划,略有迁延,则以全蜀之物力,帑藏之脂膏,填于蛮荒边徼一隅之地,实为可惜。朕见甚确,朕志已定。

  在经略大学士以军旅自任,自不肯为撤师之言,于理亦不当为此言。但目前所急者惟马匹钱粮,马匹虽经措办,似可无误,而粮运则尚费料理。经略大学士目击该省艰窘之状,亟思接济,计及捐例一事,欲为变通,诚出于无可如何。[17]

  如“撤师”一类的话,自然只能由皇帝自己来说,而不能出诸傅恒之口的。于此,他最好连一个建议都不要多说。

  十二月丙申,谕军机大臣等:

  朕观川省道路情形,马匹应付,实属艰难。日前经略大学士傅恒到彼,随带人数几何,即已不能承应,……若过三月,便应许其求降,以省帑费,以惜人力。朕意已定,谅不出此。

  否则“倘内地有意外之虞,而满兵隔越蛮徼,其何以应之”?

  十二月辛卯,复谕:

  朕御极之初,尝意至十三年时,国家必有拂意之事。……由今思之,此番用兵,非为金川,直为讷亲、张广泗居心不良,使之败露。……讷亲专图安逸,视士卒之捐躯效命,漠不动心,得罪鬼神。是以不待他人攻发而自行发露耳。朕思及此,不觉悚然。[18]

  事已至此,皇帝居然寻到了一个新的借口:“此番用兵,非为金川”,如此,则何所不可?

  捧读上谕,傅恒内心里不知会怎样的“窃喜”呢!现在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具体的“台阶”了——尽管其中免不了要“装点几分”呢。

  三

  金川一役,最后的结局是怎样出现的呢?“准降”,又是怎样一种情况?

  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初七日,大金川头人得什阿朗赴党坝军营哭禀:郎卡现在病重,求差官往验。岳钟琪即遣派千总杨自功、把总周郁赴勒乌围看视。据称,郎卡果系病重,但莎罗奔不敢赴营投见。[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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