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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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商鞅把变法的舆论造足后，就开始了自上而下的大规模变法。

在这里，我们要先破除一个思维定势，那就是：革命不等于群众运动，群众运动也不等于就是革命。商鞅的革命，就是通过行政执法的力量，彻底改造这个国家的既存制度与道德。

据考证，商鞅变法是从秦孝公六年开始的，前面的6年未动，是为酝酿期。变法共进行了18年，至秦孝公死为止。

商鞅所制定的法律，蓝本就是李悝的《法经》。李悝的《法经》有六篇，是集春秋末期各国法典之大成而编定的。商鞅据此细化、扩展，改称《律经》。

“律”这一概念，是从秦始，实际上就是“礼”的意思。

商鞅变法是伟大的，但究竟伟大在哪里？它如何就抓住了秦国的痛点？为何就能成功推行？

固然它依靠了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威，但如若不是顺应了潮流，也是万万不能见效的。

自战国形成“七雄”并存以来，有些知识分子已看到了未来“天下定于一”的趋势，某些君主也做过这个梦，可是列国的实力不分上下，争斗的结果可能是长期迁延下去，最后谁也吞不了谁。那样的话，中原就可能是七个国家并存，征战连年不息。

可是农耕经济对大水利的要求、对息战（和平发展）的要求，是历史最深层的驱动力，它驱使其中必有一国，要在国力和军事能力上高出别国一大截。

如此，这个国家才能完成“定于一”的重任。

商鞅变法，就是来做这个的。

无论是36年前的所谓“批儒评法”，还是当下的电视剧《大秦帝国》，都没能说透这一点。因此我们也就无法理解，商鞅何以能那样地意气风发？

要弄明白商鞅变法的要窍，首先要弄明白商鞅施政纲领的核心，那就是“重农重战”。商鞅主张税收公平，奖励垦殖，使百姓乐于种地；还主张“重刑少赏”，使百姓不敢犯法，只能乖乖服从政令。

他推重农战，贬斥儒术和商业、手工业，认为知识分子、商人和手工艺人都是投机取巧者。他说：一千个农夫里边，要是有一个人干上了这些，一千个人就都会怠惰。人们之所以从事这些“末流”，就是为了“避农战”。人民要是都偷懒，那收成怎么能不少？兵力怎么能不弱？

有了粮食，有了兵，秦国自然就能打恶战，破六国，进而底定天下。

商鞅就是这样一个捕蛇者，他只打七寸，别的不问。

第十章千古豪迈是商君（2）

他实施的第一次变法，主要内容有：

一、编定户籍，实行连坐法，鼓励检举。把居民按“五家一伍，十家一什”编组，凡是告发奸人的，与杀敌斩首同赏，不告发的要腰斩。旅店收留无证者，旅店主人与奸人同罪。

二、禁止私斗，奖励公战，以军功授爵，废除世袭爵禄。他推出了一整套新的爵位等级制——二十等爵，按爵位高低，分别享有不同等级的田宅、官职、俸禄。从此全社会以军功大小来定尊卑贵贱。公族宗室的“铁饭碗”完全废除，宗室没有军功的，开除宗室籍，与平民无异。

三、重农抑商，奖励耕织，特别奖励开荒。凡生产模范者，可免税、免劳役。凡从事末流或因懒惰致贫的，罚没为官奴。

四、禁游说之士，焚烧《诗》、《书》。商鞅焚诗书，是先于秦始皇开了焚书之先河，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认为儒家思想“（效）法先王”的主张与变法冲突，所以干脆不要传统的意识形态，以法律取代之。同时废除知识分子，以官吏取代之。

如此力度的改革，必然触及贵族集团利益，所遭遇的反弹异常强烈。据载，变法之初，栎阳城内“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

物议如沸，群情汹汹。

老世族的特权一夜之间化为乌有，他们怎能甘心？

知识分子忽然变成非法游民，他们怎么服气？

秦国执法历来严苛，这些失意者不敢与新法对抗，就唆使年幼的太子嬴驷故意犯法。

商鞅早知道，“法之不行，自于贵戚”，原本想狠狠治太子的罪，但考虑到太子是嗣君，不得施加刑罚，就下令对太子傅（太子的老师）公子虔施以劓刑（割掉鼻子），对另一位太子老师公孙贾施以黥刑（脸上刺字），处罚他们的连带责任。

自此，秦人都知道这个左庶长不好惹，全都低首下心地服从新法，没有敢犯法的。三年之后，新法畅通无阻，百姓也纷纷称便。但是，商鞅毕竟是一个精英分子，他的法律有利民的一面，是为了国家利益，他本人对百姓其实并不在乎。

有老百姓当初说新法不便，而后来又跑到商鞅面前说新法是便利的，商鞅都极为厌恶，说：“这都是些扰乱教化的小民。”于是全部把他们迁往边地。这一来，百姓再也不敢议论法令如何了。

法令如何，是国家事，与民无关，不用你们多嘴。

商鞅明白：于公于私，他要的就是这样说一不二的威权。

在商鞅变法的过程中，秦国的强邻魏国，与赵、齐等国征战不休。秦国趁机搞了几次偷袭，出兵击魏。大约是变法后秦民变英勇了吧，几次偷袭，回回得手。

秦孝公八年，魏国正倾全力围困赵都邯郸，秦军趁机突袭魏国的元里（今陕西澄城南），斩首七千，拿下了少梁（今陕西韩城南）。

秦孝公十年，商鞅升任大良造，这是秦国当时最高的官职，兼领文武，相当于三晋所设的相，后世因此也称作“商鞅相秦”。

这一年，魏国正与齐国激战，秦孝公令商鞅领兵包围了魏旧都安邑（今山西夏县），守军举城而降。

第二年，商鞅又领兵突袭魏国的固阳（今地不详），魏守军又降。

秦国当时的高官，文武不分，商鞅带兵打仗是分内的事，后世不大提他这方面的功绩，虽然不算太大，但却没有败绩，可见他治军也还有一套。

变法进行了一轮之后，秦孝公和商鞅考虑到要消化一下成果，且对保守势力的抵制也有所顾虑，所以中间停顿了一段时间，没有新的举措推出。

到秦孝公十二年，商鞅又实行了第二次集中的变法，主要内容是：一、开阡陌（田间小路）平封疆。过去实行井田制，阡陌就是公田和私田之间的标记，封疆则是奴隶主封邑的边界。现在把这些标记统统铲平，完全废除了井田制。铲平的地方视为荒地，谁开垦，就归谁所有。

二、普遍建立县制。全国共设四十一县（一说三十一县），实行县、乡、里三级管理体系，各级主官直接由君主任命，完全取消了原先的贵族封邑，形成完备的官僚机构。这与前期秦国在扩张中的“灭国设县”有很大区别。

三、移风易俗。秦人长期与戎狄杂居，流行的是原始的“血婚制”，父子兄弟同室而居。新法禁止此类陋习，强制百姓建立自己独立的小家庭。

四、统一度量衡、统一赋税。我们今天还能看到，出土的战国文物中有一种铜家伙，是称粮食用的，叫做“商鞅方升”。

就在这次变法的同年，秦国正式迁都至咸阳。

第十章千古豪迈是商君（3）

魏国此时迫于秦、赵的军事压力，已拟将都城向东迁至大梁（今河南开封），秦都东迁，落脚在渭河北，着眼点还是便于东进。

连续两次集中变法，大有收效，据说“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战，乡邑大治”。

这时候的秦国，蛹化为蝶，已完全成了一个郡县制和官僚制的“现代国家”，将奴隶制国家残余基本清空。

青年商鞅到这时已年近不惑，面对着自己的政治实验成果，他也许常常抚髭大笑。这笑声，在历史的最高点上回荡，空旷而无回音。

作为一个个体的人，寿命很短暂，只有几十年就会消失。能力也很有限，离开十五步远，就很难听清他在说些什么。

可是，一个人只要有了超前的思想，在一个历史的节点，切入一个国家的政治运作，他就可以获得强悍而永久的生命力。

谁能想到：商鞅的思想可以走多远，能达到何等广大的疆域，能延续到何其遥远的后世？

没有商鞅，130多年后那个叫嬴政的小子，想建立一个北抵阴山、南至象郡的大帝国，那可能吗？

没有商鞅，150年后那个叫刘邦的无赖亭长，想建立一个为民族、为文字、为语言永久命名的大帝国，那可能吗？

商鞅的笑是史上最孤独的笑。唯一能够感觉到他究竟做出了何等功业的，大概就只有33岁的开明君主嬴渠梁了。

秦孝公为何如此开明，是因为他是青年吗？是因为他是超人吗？都不是。历史人物的动机，根源还在“利益”二字上。

嬴渠梁即位的时候，刚过弱冠之年，戴上了成人的帽子，他就是再聪明过人，也不可能有预知两千年的智慧。

他的奋起自救，是看到了秦国如果不变，就有衰落的危险。

父亲秦献公在石门大捷中曾夺回部分河西之地，但在渠梁即位后不久，魏惠王就派名将庞涓攻秦，秦军战斗不利，连都城栎阳也被庞涓攻破。渠梁被迫把都城迁回旧都雍城，以避其锋。原已夺回的河西之地，也尽都丧失。

嬴渠梁终于清醒了：秦国虽已复振，但落后的经济、政治制度不变，仍是无法伸展，甚至有走向灭亡的可能。

作为一个个体，嬴渠梁不愿跟着没落的制度灭亡，于是选择了身份转换，不想再代表原来的那个阶级了。

正因为他想跳槽，才找到了一个最佳的合作伙伴。正因为他不想为旧制度殉葬，所以才对商鞅无条件地支持。

比如，迁都咸阳，不可能是商鞅就能做主的，能下这个决心的，还是嬴渠梁。除了战略上的考虑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旧都雍城集中了太多的老世族，变法阻力过大。只有到咸阳去，才有可能痛痛快快地建立起通畅的官僚体系。

对于变法，秦孝公是真诚的，商鞅也很真诚。孝公对于这位知己，是一定要实现他当初的一个诺言的——“分土”。

他要给来自山东的知识分子卫鞅一个封邑。

他要给卫鞅以至尊公族般的待遇。

这就是——“商君”。

他只能孤独绝望地陨灭19他只能孤独绝望地陨灭在华夏大地上的很多事情，一旦太成功、太辉煌了以后，也就埋下了悲剧的种子，其间并无科学的逻辑关联，就这么回事。

商鞅的事业，是人类史上罕见的大成功，他的命运也就此注定。

他是把“法”看得太神圣了。所有的“法”，都是要符合统治者利益的，世上本没有抽象的法律或者法制。他当初考虑要处罚太子驷，就是太过于天真了。

变法是对嬴渠梁有用，所以嬴渠梁才支持，而变法如果要伤及嬴渠梁的法定接班人，那就成问题了。

世上固然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说法，但也有“刑不上大夫”的原则，前者只是理想，后者才是现实。

理想主义者商鞅，在这里犯下了大错。

他对太子的老师公子虔施以了劓刑，公子虔是什么人？

公子虔是嬴姓宗室，是“造父封赵城”这一支赵氏的后代。秦贵族以氏为姓，故应称作“赵虔”，而不是“嬴虔”。

秦孝公让他和公孙贾分别担任太子傅、太子师，可见公子虔的地位之尊贵。

对这样的人，一定要慎重。商鞅坚持要施以肉刑，那就无异于为自己终局打了一个死结。连秦孝公都很尊重的人，你为什么非要去触碰？

另有一说是，商鞅第二次变法，“行之四年，公子虔复犯约，劓之”，那就更值得商榷了。这新法已是推行了10年，秦民大悦，变法再无阻力的时候，还有必要割掉公子虔的鼻子“杀鸡给猴看”吗？

第十章千古豪迈是商君（4）

太子驷是秦孝公所钟爱的儿子，也是法定接班人。太子驷故意乱法的时候，还是一个幼童，为何非要处罚他的师傅以示惩罚？古代的君王政治，从来就是“家天下”，没有什么政治原则比这个更高。那么欲给太子驷加罪，最难堪的是谁？

再说，嬴渠梁生前可为商鞅挡住任何滔天洪水，但却管不了死后的事。“割鼻子”事件深深触痛了太子驷，这是商鞅为自己打下的第二个死结。

他忘记了他的卫国老乡——改革家吴起的命运。

魏文侯死后，吴起受到魏武侯猜疑，不得已去了楚国，受到楚悼王器重，被任命为相。吴起在楚国严明法令，裁汰冗官，废除较疏远的公族，照样是大刀阔斧。然而，楚悼王一死，满怀怨恨的贵族就发动叛乱，射杀了吴起。

这事情就发生在商鞅赴秦之前30年。

前车之鉴，可以忘乎？

站在历史巅峰的商鞅，可能想不起这些。他的目力所及，是下一个更辉煌的成功。

据《商君书》透露出来的思想，商鞅的治国理念，有浓重的军事主义色彩，他认为解决战斗力的问题，才是根本的问题。在他所处的时代，有这样的想法也不无道理。

他对百姓的管理，是“赏使之忘死，威使之苦生”（《商君书·外内》），也就是说，通过赏赐使百姓不怕死；通过严厉的统治，使百姓不贪生（活着也没多大意思）。他所希望达到的理想境界是“民闻战而相贺也，起居饮食所歌谣者，战也”。（《商君书·赏刑》）

在这种极端化的治理下，秦民不贪生不怕死，秦军的战斗力肯定是大大加强了。

那么秦国马上就面临自穆公以来未能完成的东扩计划了。

东扩，目标之敌就是强盛的魏国。

在秦孝公七年，魏国为对付韩、赵等国，曾经向秦国示好，魏惠王还与秦孝公在杜平（今陕西澄城东）有过一次会盟。

虽然在会盟后，发生过上述秦国三次偷袭魏国的事件，但魏国一直无力西顾，等到魏国渐次摆平了东、北方，秦国才感觉形势不妙。于是在秦孝公十二年，双方再次在彤（今陕西华县西南）会盟，秦国乖乖归还了偷袭得来的安邑和河西的少梁、元里，双方暂时无事。

但是商鞅始终清楚，秦的“心腹疾”就在于魏。他对秦孝公说过：“非魏并秦，即秦并魏。”他认为，如果魏国得势，它就会“西侵秦”；如果魏不得势，那就是我们收复河西的机会了。

商鞅的判断没有错。到秦孝公十八年，魏国彻底腾出了手来。这时，魏国已是超级强国，“拥土千里，带甲三十六万”。魏惠王联合了十二诸侯，去朝见天子，要跟秦国算偷袭的总账了。

据《战国策·齐策》里苏秦的说法，当时秦孝公“恐之，寝不安席，食不甘味，令于境内，尽堞中为战具，竟为守备，为死士置将，以待魏氏”。

但是商鞅并不恐慌，他与秦孝公商量：“魏国现在势大，令行于天下，跟随他们的人太多。以秦一国，去应对大魏联盟，恐怕不行。请君上派我出使魏国，我必有败魏的妙招。”

商鞅见到魏惠王之后，先把魏国的力量恭维了一番，然后话锋一转，说：“现在大王所联合的十二诸侯，不是宋、卫，就是邹、鲁、陈、蔡，这不过都是任凭大王驱使的小喽啰，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如北取燕、东伐齐，这样赵必然跟你们合伙；西取秦，南伐楚，则韩必然跟你们合伙。大王要是有伐齐、楚之心呢，则天下都跟你合伙，您的王者大业也就成了。您还不如先称王，然后图谋征伐齐、楚。”

这番话，魏惠王果然听了受用，于是不再图谋伐秦，而是立刻“去侯称王”，过起了天子的瘾。魏惠王称王后，在逢泽（今河南开封南）举行会盟，邀请宋、卫、邹、鲁等国，秦国也派了公子少官前往，尔后一同去朝见周天子。

此事激怒了韩国，对魏惠王的会盟进行抵制。魏惠王于是派庞涓联合赵国伐韩，包围了韩都新郑。韩求救于齐，齐立刻派兵来救，军师就是着名的军事家孙膑。

孙膑在马陵（今山东范县西南）设伏，死死困住了魏军，万箭齐发。魏将庞涓仰天大叫一声“遂使竖子成名”，之后拔剑自刎，魏太子申也被齐军生擒。魏惠王无奈，只能向齐国求和。

魏惠王上了商鞅的当，自食苦果。秦孝公二十二年，也就是马陵之战的第二年，齐、赵又与魏国交兵。

天赐良机终于到了！

商鞅就在此时，奉奉孝公之命，要来取河西之地了。

魏惠王不懂“出头的椽子先烂”的道理，贸然称王，只换来了一群强敌。齐、赵那一边压力已经够大，秦军又来趁火打劫，魏再次陷入腹背受敌之境。

第十章千古豪迈是商君（5）

咸阳城门大开，黑旗之下，商鞅为大将、公子少官副之，率雄师五万东进。

魏国这边，警报早已飞传至河西，守臣告急文书一日三发。魏惠王连忙召集群臣，问如何御秦。

公子卬进言道：“商鞅昔日在魏时，与臣是朋友，臣曾向大王举荐他，但大王未用。今日臣愿领兵前往，先与他讲和，如若不许，臣将固守城池，再请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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