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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嬴政实现了老秦人祖祖辈辈的梦想，从西陲出发，底定天下。现在的秦王嬴政，实际的控制权远超过周天子，也超过传说中的部落首领三皇五帝。

这就是伟人，他的伟大就在于他惊人的前瞻意识。

他登基仅仅26年，就完成了统一大业，这是后世任何人无法比拟的开创之功。在他统一华夏之前，“联合国”式的东周其实已经丧亡了28年。

历经28年的逐鹿、28年的烽烟，分裂的华夏终于被永远连接在了一起，并将矗立万世而不倒。

商周两朝是分封制，是松散邦联，而现在的秦国版图覆盖整个华夏，已经不是原来意义的封国了。

蛹化为蝶——国号未变，但实质变了。

最先意识到这一点的就是嬴政。

扫平六国后，嬴政想到的第一件事，是“正名”。他给丞相、御史下了一道谕令说：“天下大定，今名号不定，无以称成功、传后世，其议帝号。”

是呀，秦王还能再叫秦王吗？名不正则言不顺，再叫“秦王”岂不是将来有退回关中去的危险？

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和廷尉李斯受命，与70位博士商量了几天，提出一个方案：叫“泰皇”最好。他们认为，上古有三皇，即天皇、地皇、泰皇；这“泰皇”，就是人皇。

对这个方案，嬴政甚不满意。他认为自己功过三皇、名超五帝，叫一个泰皇哪成？于是下令：“去泰，着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

“皇帝”这个词，最早在《尚书》里就有过，但不是嬴政的这个概念。因此嬴政所提出的皇帝名号以及对皇帝身份的神化，都是首创。

还有一个问题是，这皇帝传世怎么传？

第一皇帝嬴政，索性给臣下交代了一个最简单的办法：今后就不要用谥法了，免去“惠文”“庄襄”之类的啰唆，“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这样，他本人当然就被叫做“始皇帝”。

这真是超级现代派的思维。

始皇帝嬴政，刚打下了天下，建立了开天辟地的大帝国，乐观得很；臣子们更不敢去细想“无穷”是怎么个无穷法。君臣的喜悦之情，从这世系的规定就可以看出来。如果秦始皇的憧憬能够实现，到清末也还是“秦三百五十世”左右，想想“万世”是什么样子，就连现代人也要犯晕！

谥法缘于周朝，废除谥法也是嬴政的独创。他认为，君王死后，由儿子和大臣给先王议一个尊号，带有评价的性质，是为大不敬，犯了“子议父，臣议君”的错误，今后，掰着指头数数儿就行了。

皇帝既然是前所未有，天下独一，那么皇帝的自称也要独尊。以前周天子或诸侯自称，说“我”的时候，就说“余一人（我一个）”、“寡人（寡德之人）”，都有点谦虚的意思在内。而秦始皇不同了，从今往后皇帝要自称为“朕”。以前这个“朕”字，也就是“我”的意思，不论贵贱谁都能用，今后它的知识产权只属于皇帝了。

皇帝下达命令，叫做“制”或“诏”；臣子上书，叫做“奏”。上奏文件中，凡是遇到“始皇帝”或“皇帝”一词，就要另起一行，顶格书写。为什么呢？因为古代书写是竖着写，如何能容许别的字压在“皇帝”二字头上？

皇帝的名字也不能再提了，嬴政的名字叫政，那么凡是叫“正”的地名，都得改名叫“端”。皇帝的父亲庄襄王名叫子楚，楚国虽然已经灭了，文献也都得改叫“荆国”。

这套神化皇帝的礼仪，除了谥法在秦亡以后立即被汉朝恢复外，其他的大多被汉朝承袭，传至后代。这种唯我独尊的思想甚至固化为一种文化习惯，不论衙门大小，最高的头儿都认为自己与众不同，而且潜意识里希望最好把官职传至万世。

秦始皇的天下是靠武力所得，但他可不是武夫，知道权力的合法性还需要有天赐依据，于是他重新修正了意识形态，开始崇尚阴阳家邹衍创立的“五德循环说”。

“五德”也就是金木火水土。秦始皇认为，周朝是火德，循环下来就是秦之水德，为此他下令把黄河改名叫“德水”，黄河不干，水运就长久。

老秦人的祖宗是颛顼高阳氏，这位神人也叫北方之帝或黑帝，北方属水属阴，这就与秦的运势相合了。于是，大秦帝国的衣服、仪仗、旗帜都尚黑。

按照古人的方位观念，上下东南西北为六大方位。大秦帝国既然是无所不包，那就要崇尚数字“六”，帽子高六寸、车子长六尺、拉车的马要六匹等等。

秦始皇搞这一套，就是为了加固皇权的“合法性”，让你敬畏、让你服——知否？我的权力来源于天命。

第二十七章千古一个“秦始皇”（2）

至于具体的统治，光玩这套虚的当然不行，他的一项大功，就是建立了完备的中央机构和官僚体系。现代的读者，往往一看这个就头疼；其实认真地想想，最高权力出自中央，官员队伍服务于国家，有没有好处？当然有，那就是增强了管理效率，中央集权总比大小诸侯、领主各自为政好。

一个农业国家，涵盖了那么大的地盘，没有一个有效率的中央体制不可想象，更别说想传至万世了。尽管后来的皇帝姓什么的都有，但帝国这个框架，是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了，直至转化为现代中国。

改制这套花样，后来也有不少君主玩过，但只有秦始皇所玩的才有决定性的意义。

现在，秦国升格为秦朝了，有一整套的中央政府制度，自丞相以下，各司其职。要说明的是，秦朝的丞相沿袭旧制，分左、右相，秦俗尚右，但实际上左相往往更有实权，比如李斯很受秦始皇器重，他就是左相。

丞相是百官之长，等于皇帝的副手。秦朝的丞相只管执行，没有决策权。丞相下面能管的也就几个办事员，没有一个庞大的中央机构。此外还有御史大夫，相当于副丞相，是用来分丞相之权的；太尉，国防部长，但徒有其名，皇帝才是军队总司令。

丞相、御史大夫、太尉，这就是权势显赫的“三公”。

再往下就是“九卿”了，“九”是言其多，大约有15个官职，分管其他。

此外还养了大批博士，专门议政，目的也是为了分丞相之权。

以现在的标准看，这些官儿的总数并不多。那时候的全国地域已经不小了，交通、通信和办公的工具都不发达，这样少的官员就能管理得过来，很令人吃惊。不像后世越发达，人头越多，设立官职好像不是为了办事，而是为了养人。

秦朝的地方政权，就是着名的“郡县制”，包括郡、县、乡三级机构。至于乡的下面，叫做“里”，就是居委会了。城里和交通要道上，还有“亭”，相当于治安队，刘邦那时就是治安队的队长。

秦始皇就靠着这一套体系一竿子插到底，管理全国的老百姓。他年轻狂傲，不把万民当回事，下令改“民”为“黔首”。黔首这俩字，不好看，也不好听，意思就是“黑脑袋瓜”吧。始皇帝到死也不知道，这“民”实际上有多厉害。

秦朝的政治、军事、财政，大事小情最后都汇总到始皇帝那儿去决断，这权力大得可怕，任何人大概都羡慕，但工作量也大得可怕。丞相、大臣只管执行，秦始皇要每一件事都说了算，他处理公文每天有规定重量（文件都是竹简），日夜往上呈递，看完一件就处理一件，不处理完就不休息。

秦始皇是个勤政的皇帝，深怕江山传不到万世；但他也没经验，不懂得分权给丞相。他倒是能吃得起苦，但他以后的太平皇帝都是含着金勺子出生的，哪能像他那样吃苦？

这样辛苦，他还是做了大量好事的，特别是在文化上，做了几件影响深远的事，堪称功在千秋。

归纳起来，就是“五统一”吧。首先是统一文字。

中国古代，有文字证明的历史是从商朝时起，可见文字是在商朝以后普及的。到春秋战国，文字已经从甲骨文进化到“金文”，也就是钟鼎文，刻在青铜器上。

这种金文，形制华美，各诸侯国在使用时，笔画也比较一致。可是其他刻或写在兵器、陶器、竹简和丝帛上的文字，就大不同了，有的字形差异很大。如果齐国人读不懂赵国的字，那太正常了。这就是《说文解字》上说的，“语言异声，文字异形”。

秦一统天下后，这事就显得比较麻烦，说方言咱管不了，可是皇帝的诏书发到南边的桂林郡，当地官员全不认识，那还怎么工作？秦始皇觉得这是大问题，就交代李斯他们来做统一文字的工作。

李斯等人领命，以老秦人习惯用的“大篆”为基础，吸收了齐鲁一带流行的蝌蚪文，创造了“小篆”，其优点就是笔画简略。为了普及，李斯用小篆写了《仓颉篇》、赵高写了《爰历篇》、胡毋敬写了《博学篇》，作为儿童识字课本，发到全国去。

在文字上更进一步的改革，是出现了更简单的字体“隶书”。这种新文字的创始人，是一位叫程邈的衙门小吏，因犯了罪，在监狱里待了10年，没事就琢磨文字演变，大有成就。秦始皇认为他太有才了，开恩予以释放，还把他提拔为御史。

秦始皇大概是批复公文批得太累了，认为写篆字跟画画一样，不科学，就命程邈发明一种更简便的新字体。

第二十七章千古一个“秦始皇”（3）

程邈这一研究，就不得了啦。他把篆字笔画转折处的圆弧形，全部改为直角转折，成为后世“方块字”的起源。从此，华夏主体文字就变得横平竖直、方方正正，与世界上绝大多数文字的曲里拐弯分道扬镳。

当时秦朝实行严刑峻法，因此征发民夫、派遣戍役、监狱断案这类事特别多，文书工作繁重。这种新字体，因为易写，深受当时抄写文书的“徒隶”欢迎，一下就流行开来，后世也就把它命名为“隶书”。到汉朝，隶书已上升为主流字体。

秦始皇对文字的改革，有着划时代的意义，只可惜这文字后世并未冠名为“秦字”，反而给了承袭者以冠名权，叫成了“汉字”。

文字的统一，有利于建设强势文化，在后世还曾影响到周边国家。华夏族群之所以有强大的凝聚力，统一文字的作用，怎么估计也不会过高。至于说我们今天还在受用秦始皇的恩惠，这不就是很好的例子吗？

秦始皇的第二功，是统一度量衡。

度量衡，也就是计量标准，关于长短、容积、轻重什么的——也就是斤两、斗升、尺寸。这东西既跟国家税收有关，也跟老百姓过日子有关。秦国从商鞅变法起，就对计量标准进行了统一规定，官府每年都要校准一次。秦国的量制（升斗）也比较科学，是十进位制，不像齐国是四或五进位制。

秦始皇的统一意识特别强，他就是要把秦国的先进标准推广到所有的“新区”去。

在统一的当年，他就下诏统一度量衡，俗称“四十字诏”，把这个诏令加刻到秦国原先的所有量器上。现存于世的“大良造商鞅方升”等文物，就刻着这个诏书。

战国时，六国各自为政，老百姓和官府约定俗成，度量衡各自不同，国与国之间的交易要经过复杂的换算，算得人头晕。秦始皇的这一整顿，不用说，大大方便了群众，促进了商贸发展。

秦始皇还规定，六尺为步，二百四十步为一亩，这个算法后来也延续了千年，大致不变。

他的第三功，是统一货币。

春秋战国的货币之乱，也足以让人头晕，可以写整整一部书了。像齐、燕用的是“刀币”，三晋用的是“布币”，楚国用的是“蚁鼻钱”，五花八门。这些钱币，当成艺术品看，是绝佳；如果要互相兑换，一个人的脑袋还真是算不过来。

秦国使用的货币，是方孔圆钱。秦始皇统一后，制作了法定货币“秦半两”圆钱，与黄金并用。其他商周以来作为古老货币流通的珠宝、龟甲、贝币、银子等，统统退出流通领域。

从此，铜制的方孔圆钱作为主流钱币，在我国流行两千年，直到清末才退出货币体系。

秦始皇的第四功，是统一交通。

交通在古代，不光是关乎老百姓出行方便，还关系到国家的税收、征战、行政效率、信息传递、维系边疆等，可说是政治、文化的大动脉。

在没统一之前，各国道路不一样宽，车辆也不一样宽。诸侯为防止外敌侵入，还设了很多关卡，就如现代的“柏林墙”。

于是，秦始皇在实行“书同文”之外，又下令“车同轨”，车道宽度为6尺，全国一样，原六国的所有关塞统统拆毁。

统一之后的第二年，他又下令以咸阳为中心，修建古代的高速路——“驰道”。路宽50步，路基宽厚，埋有金属标杆，两旁遍植青松，壮丽无比。

从统一第三年起，他就在这条高速路上出巡全国，第一次就去了山东半岛，登上了泰山，然后转到琅琊、彭城，看完了南岳衡山才回去。这条路线，就是我们今天开汽车跑一趟也不轻松。

为了防御匈奴，秦朝还从咸阳往北，修了通往边境的“直道”，用以运兵运粮。后来司马迁去北方旅游，走过这条路，看见道路凿山填谷，感慨秦始皇太不爱惜民力。不过这个问题，就看怎么看了。就防御匈奴而言，比较一下秦的气壮和汉初的窝囊，不能不承认秦始皇还是够有气魄的。

秦朝后来又平定了西南，设置了桂林、南海、象郡，涵盖今日的广东、广西和越南北方。为了经略这些岭南之地，又专门修建了“新道”。这些道路网，就是搁到今天，也堪称伟大的实用工程。

秦始皇的第五功，是“统一法令”，这是诸统一中最根本的一个统一。六国灭后，秦国蜕变为史无前例的大帝国，如何统治，如何管理，没有统一的制度是不可想象的。

所以，统一之初秦始皇就废除了六国五花八门的礼仪和法律，实行商鞅之法，“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

第二十七章千古一个“秦始皇”（4）

秦始皇废除分封制，等于铲除了春秋以来混乱分裂的根源，后来的事实也证明，郡县制保障了古代中国以千年为单位的超级稳定统一。

自从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以后，现代中国人对古代的超稳定结构颇有非议。其实，稳定显然要比动荡好，起码古代中国人享受到了当时欧洲人连想也不敢想的经济、文化繁荣。上千年的安稳日子，怎能一笔勾销？

可是古代人也有思维定势，凡事不问好不好，只问习惯不习惯。秦帝国统一之初，丞相王绾就曾提出，燕、齐、楚故地离中央太远，应考虑当地人民习惯，保留分封制，设置国王。群臣都认为这个“一国两制”很方便，只有李斯反对置诸侯。

秦始皇肯定了李斯的意见，说：“天下之所以苦斗不休，是因为有王侯分封，现在天下初定，又复立国，不是自己找乱子吗？”

不料，统一了八年后，也就是秦始皇三十四年，郡县制好还是分封制好，这个问题又成了舆论焦点。

这就牵出了一个与“秦始皇”这个名字紧紧相连的成语——“焚书坑儒”。

据记载，这一年秦始皇在咸阳宫设宴，召集博士70人前来祝贺。秦在灭六国过程中，有意搜罗了各国的博士70人和诸生2000人，由公家养着。豢养他们，主要是让他们歌功颂德，以今日眼光观之，这也没什么大错。

问题在于，这些博士是喝着六国的文化乳汁长大的，这里面就有一个习惯的问题。祝酒这天，仆射（官职名）周青臣先站出来唱主旋律，他说：“以前秦地不过千里，全赖陛下神明，平定海内，放逐蛮夷，日月所照耀之地，莫不臣服。废诸侯、置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传之万世。自上古以来的帝王，都不及陛下的盛德呀！”

周青臣说得不完全错。可惜秦帝国的国祚太短，后又被汉朝有意妖魔化了，否则它留给后人的大概不会是个“暴秦”形象，如果历史也给它两三百年的时间来纠错，它就很可能是个光辉无比的形象。

但拍马屁总有点讨人嫌，原为齐人的博士淳于越听不下去了，站起来反对：“我听说殷周的国运都长达千年，分封子弟与功臣，为中央的辅佐。现在陛下占有海内，子弟却是平民，一旦有篡位的野心家，您没有辅佐，如何相救？做事不效仿古制而能长久的，我没听说过。现在，周青臣又当面吹捧，以加重陛下之过，他这可不是忠臣啊！”

秦始皇被泼了一头冷水，倒也没怒，他把这问题交给群臣去讨论。

主张郡县制是李斯坚持的，李斯当然要起来辩护，他滔滔不绝，说了一大篇反复辟宣言。

李斯本人虽然也是学者出身，但已蜕变为掌权的政治家，对原先的同类很鄙视，斥之为“愚儒”。他高屋建瓴，不屑于跟儒生们纠缠，只是一句话，就将淳于越等人的意见反驳了回去。

他说：“五帝的统治术不相重复，三代的统治术不相沿袭，各个都能达到大治。这不是后来者故意要相反，而是时势发生了变化。今天陛下创始大业，建立万世之功，其诀窍不是愚儒所能知道的。而且说到三代那么远的事，怎么能去效法呢？”

他的驳斥，就到此为止，而后突然引申出了另外一个问题，也就是六国旧时周游天下的知识分子，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

一说起这个话题，李斯的语气就很严厉，千年之下也能感受到他的那股杀气。他说：“过去诸侯并争，所以厚待游学之士。现在天下已定，法令统一，百姓忙着务农做工，士子都学习法令以避免犯法，而诸生却薄今厚古，非议当世，迷惑黔首。”

接着他提出一个震铄古今的建议：“今皇帝已兼并天下，区别黑白而定于一尊，但民间的私学还在非法教学。上面一有法令下来，他们就用自己所学的那点东西来非议，不仅在家里嘀咕，还到外面去街谈巷议，成群结队地造谣诽谤。这要是不禁止的话，则朝廷权威下降，在野派将结成死党。我建议，今后凡《秦记》以外的史书，全部烧毁。如不是博士官，天下其他人不得藏有《诗》《书》和诸子百家着作，应命令地方官把它们全部烧掉。有敢偶语《诗》《书》的，杀头示众；敢以古非今的，诛杀三族；官吏知情不举的，同罪；法令下达三十日官吏不烧的，脸上刻字，罚做苦役。能留下的书籍，只有医药、占卜、种树之书。若有想学法令的，以吏为师。”

李斯这番话，真是骇人听闻，与吕不韦的海纳百川截然相反。他这是极端功利的法家手段，为了尊重权威，连一般的意识形态、一般的文化教育都要取消了。

第二十七章千古一个“秦始皇”（5）

令人费解的是，现在治秦史的专家，多有认为这是有道理的，说是为了结束百家争鸣，统一法令与思想。还有人举例说，六国就曾干过清理图书的事。

可是李斯所建议的“焚书”，那可不是清理掉一点禁书，而是要把文化类图书全销毁。要看书，就看技术书；要学习，就跟官吏学法律条文。

这种极端做法，造成统治者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极度紧张。知识分子当然不满，就不会给政权卖命，还要到处制造不利舆论，使政权的合法性大打折扣。

秦始皇想不到这些，对李斯言听计从，于是一道《焚书令》发到全国，民间所有的文化典籍统统被付之一炬。好在中央府库还有完整的藏书，不过后来也被“不读书”的项羽在入关后，一把火给烧掉了。

这个文化断层，给汉代的文化重建带来了巨大困难，华夏文化可说是遭到了第一次浩劫。

可叹的是，近世居然还有“四人帮”者流，不学中外先进的治国方法，偏偏去效仿李斯的干法，禁绝丰富生动的文化，让老百姓活得索然无味。学史学到了这个地步，他们的结局，当然也就比李斯强不了多少。

李斯实际上也是个没有治国经验的激进派，视历代统治术为腐朽过时之物，他以为“法令”能至高无上，取代文化与道德。他又迷信官吏万能，以为有了忠心耿耿的官吏，连教师也可以不要了。

其实法律只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要想官民都守法，还得有良好的文化、道德氛围，天下人如果都成了无知无识、狠如禽兽的乱民，靠法律能镇得住吗？官吏也是同样，不要教育，不讲道德，怎么能有合格的官员？像李斯这种人，在法家中也算是极端的，思维中缺少一点基本逻辑——他以为，如果一个人吃三张饼能饱，那就直接吃第三张好了，头两张饼不吃也罢。

他提出的焚书，开了人类文化史上的恶例。六国那会儿，君主多少都还标榜自己有文化，贵族交往聚会不念两句诗是不行的。李斯却要挖掉人头脑中的文化，百姓偶尔说两句《诗》《书》，都要砍脑袋，这不是要退回原始社会去吗？

“焚书”事件后，接着又发生了一桩“坑儒”事件，其案情扑朔迷离，给了秦朝的知识分子最致命的一击。

秦始皇做了千古一帝，起码在中国历史上无人可比，不仅李斯这类拥护者是这么认为的，始皇帝本人的感觉也是这样。那么，一般人到了这地步，就“真的想再活500年”了。与我们常人操劳衣食、奔走禄位不同，我们活上70年，大概就很有些不耐烦了。

秦始皇不可能有现代科学意识，他自然要开始琢磨：如何能够长生不老？这也不完全是为了贪图生之享乐，他一天看几百斤的文件，也不见得是什么享乐，这里面，也有为帝国长治久安的因素吧。

秦始皇二十八年，他东巡至琅琊（今江苏赣榆），有齐人徐福（又名徐巿）给他上书，说海上有三座神山，分别是蓬莱、方丈、瀛洲，山上有神仙，长生不老。他请求率童男童女入海求仙，定能求来长生不老药。

始皇帝批准了徐福的请求，给徐福派了好几千童男童女，载上够吃三年的粮食，坐着大船就下海去了。

第二十八章创世纪的伟人也有败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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