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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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九龄跪倒在地说:臣愚蠢,不敢不实话实说。

玄宗皇帝一声冷笑:你口口声声讲资格,嫌牛仙客出身卑微上不了台面。那么请问,你自己又是什么门第?

张九龄说:牛仙客生于中原,是华夏正宗,确非臣这岭南边鄙野人可比。但,臣在朝廷毕竟任职多年,牛仙客却是边境小吏,胸无点墨,又岂能担当重任?

玄宗皇帝恨得牙齿发痒。[5]

实际上这次皇帝发怒是有原因的。此前,为了从洛阳还都长安,他就跟张九龄闹得很不愉快。玄宗希望尽快,张九龄却坚持等到入冬,理由是当时正值秋收。这件事最后是靠李林甫解决的。李林甫私下里对皇帝说:长安和洛阳不过是陛下的西宫和东宫,想住就住,挑什么日子?

封赏牛仙客的事也如愿以偿。这同样因为李林甫私下里对皇帝说:只要有才干,何必一定要会写文章?何况用人乃天子之权。天子想用谁就用谁,用谁不是用?[6]

玄宗皇帝很高兴。

老天爷也似乎要帮李林甫的忙。离开洛阳那天,长安发生地震。玄宗趁机免去两京当年的赋税,又提拔奖赏沿途地方官员,赦免罪犯,于是一路听到的都是歌功颂德。

更凑巧的是,回到长安不久,洛阳也地震了。这就让玄宗认为,他和李林甫的决定是正确的。而且,按照“天人合一”的理念,地震意味着宰相不合格,应予罢免。[7]

张九龄却不知道自己危在旦夕,依然我行我素,结果由于为某个涉案官员辩护,而被认为是结党营私。更何况在废立太子的问题上,他也与玄宗意见相左,终于让皇帝下定决心搬走这块挡路的石头,将他和裴耀卿一起罢免。[8]

推波助澜的,当然又是李林甫。

实际上张九龄并无意于争权夺利,他甚至写了一首名为咏燕的诗送给李林甫。在诗中,张九龄以燕子的口气表明了自己的心迹: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9]

可惜,鹰隼并不会因为燕子与世无争就不下手。李林甫既然要大权独揽,就不会放过张九龄和裴耀卿。于是,并未与张九龄结党的裴耀卿,也只好成为城门失火之时被殃及的池鱼。据说,宣布任免决定时,两位前宰相悲愤难言,李林甫洋洋得意,旁观者则窃窃私语说:一雕挟两兔。[10]

是的,李林甫笑了,笑得又阴又冷。

[1]见两《唐书》之张九龄传。

[2]见两《唐书》之裴耀卿传,《旧唐书·食货志下》,《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开元二十二年七月、八月条。

[3]见《旧唐书》卷一百八十八,《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开元二十三年三月条。

[4]见《新唐书·张九龄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开元二十三年正月条。

[5]以上见《旧唐书·李林甫传》,《新唐书·张九龄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开元二十四年十月条。

[6]以上均见《新唐书·李林甫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开元二十四年十月条。

[7]见《新唐书·玄宗纪》。

[8]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条之综述。

[9]见张九龄《归燕诗》。

[10]见《新唐书·李林甫传》,(唐)郑处诲《明皇杂录》卷下。

李林甫擅权

李林甫笑眯眯地看着大家,比哭还难看。

这是开元二十四年(736)的年底。十一月,张九龄和裴耀卿同时被免,李林甫接替张九龄任中书令,牛仙客任工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裴耀卿留下的侍中职位空缺,宰相班子由三人变成两人,李林甫成为不折不扣的首相。

新首相的第一把火,是召来谏官训话。我们知道,朝廷设立谏官,原本职在提出不同意见。然而首相大人为他们树立的榜样,却是宫廷仪仗队里的立仗马。这些高高大大的骏马养得漂亮之极,任务则只是站在殿前一言不发。于是李林甫说:大家看见那些马了吗?可都是三品待遇。但如果乱叫一声,那就什么都没有了。如今圣上英明盖世,哪里用得着你们多嘴多舌?要不要作仗马之鸣,诸位自己看着办。

据说,朝堂之上便再无反对的声音。[11]

此事真伪难辨,因为李林甫在历史上被妖魔化了。后人甚至说,他的为人是甘言如蜜,腹中铸剑,由此产生了“口蜜腹剑”的成语。可惜李林甫的同僚,包括被他扳倒的张九龄和裴耀卿都没有这样说过,因此同样可疑。[12]

毋庸置疑的是,他担任宰相的时间最长。此前,宰相任职一般三年,最长的一个九年五个月。唯独李林甫,任职十九年,独裁十六年,堪称空前绝后。[13]

这不可能没有原因,也不可能没有道理。

原因一般被认为有两个,一是李林甫狡猾,二是唐玄宗糊涂。可惜这说不通。李林甫是否狡猾另当别论,但可以肯定唐玄宗并不糊涂。安史之乱时,已经成为太上皇并且避难成都的李隆基曾经与身边人评点历任宰相,数到李林甫时说了一句非常精准的话:此人的嫉贤妒能举世无双。

身边人问:既然如此,陛下为什么用他那么久?

李隆基默然。[14]

这一沉默往往被理解为玄宗自知理亏,或者证明他在李林甫时代已经变得昏庸,其实不然。因为这次谈话中,李隆基对宰相们的评论都很精准,甚至对宋璟评价不高。他的原话是:那个人的耿直,不过是沽名钓誉的手段罢了。

请问,头脑如此清楚,能说是昏庸吗?

结论也只有一个,那就是玄宗皇帝明明知道李林甫嫉贤妒能,也要用他,而且重用,正如他十分清楚宋璟未免“卖直以取名”之嫌,也仍然要委以要职一样。

实际上玄宗不愧为明主。他知道金无足赤,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关键在于用得是不是地方,是不是时候。执政之初,要用善于变通的姚崇;拨乱反正,则要用依法治国的宋璟;建设国家,要用重视干部的张嘉贞;打造盛世,又要用文采斐然的张说。他这是因人而异,各取所长。[15]

那么,唐玄宗看上了李林甫的什么?

懂事,执行力也强。

李林甫确实懂事。他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也知道该怎么说,在什么时候说。这往往被视为奸滑。但如果换个角度,也可以说是懂规矩。规矩在中国古代政治生活中十分重要。懂不懂规矩,甚至也就是有没有政治素质,而李林甫在这方面简直具有天赋,这才大得皇帝欢心。

更重要的是,在历任宰相中,李林甫最能读懂唐玄宗的想法和心思。比方说,他深刻理解陛下关注边境战事,并不仅仅只是好大喜功和穷兵黩武,更是出于对整个国际环境的通盘考虑。他当然也知道强军必先富国。没有足够财政收入作为坚强后盾,是打不赢战争的。因此,他全力支持玄宗的决定并付诸行动,没有一丁点儿书生气。[16]

但,他决不胡来。

这一点,又是李林甫的难得之处——既能体察顺应皇帝的意志,又做得中规中矩,合理合法。正如现代历史学家所指出,李林甫是精明能干的行政官员,也是名副其实的制度专家。他比他的前任更关心国家机器的高效有序运转,并亲任工程师和程序员。由于他的改革,行政手续大为简化,执政成本大为降低,帝国和民众都减轻了负担。[17]

事实上李林甫在执政期间并非只是排除异己,更多的精力恐怕还是用在了制度建设方面。他会同一批法学家,对帝国的法典进行整理和修订。由此产生的《开元新格》和《唐六典》,则充分体现了他对法度的尊崇,对行政程序合理化的决心,以及对有条不紊工作方法的痴迷。在此后一个多世纪中,《唐六典》一直是最方便和最权威的行政法提要。

效果也是显著的。开元二十五年(737),刑部(公安部)按照李林甫修订的新法审理案件,结果当年天下的死刑犯只有五十八人。由于杀气不重,囚犯减少,乌鸦竟在监狱外面筑起了鸟巢,过去人满为患的大理寺(最高法院)变得安静祥和。这当然是仁政的表现,符合儒家的理想,李林甫和牛仙客便因此而被玄宗皇帝册封为国公。[18]

两位宰相也当之无愧。因为他们搭班子的六年,确实是帝国的安定时期。朝廷没有党争,人民安居乐业,市场一片繁荣,国库日益充盈。天宝八载(749)二月,也就是李林甫担任首相十二年多以后,唐玄宗带领文武百官参观金银财宝堆积如山的库房,洋洋得意之情竟是溢于言表。[19]

北图藏唐代《开元新格·卷三·户部》。

太平盛世,也不过如此吧?

这当然并非一日之功,更非一人之功。但,大唐的极盛时期恰恰就在李林甫执政之日,难道仅仅是巧合?一个大权独揽十六年,进行了制度建设和政治改革的人,有可能只是在前人栽种的树下乘凉摘桃子的吗?

看来,唐玄宗并没有用错人。

可惜玄宗也没有替自己辩护的资本,因为李林甫必须为安史之乱的酿成负责。责任有间接的,也有直接的。比如玄宗皇帝晚年的骄奢淫逸、倦于朝政和不听忠言,即便不是李林甫有意怂恿,至少也是他推波助澜。但直接造成严重后果的最大错误,则是“以寒族胡人专大将之任”。

这是重大变革。正如《隋唐定局》一卷所说,大唐本是混血王朝,因此旗下不乏胡人将领,号称番将。但在太宗皇帝的时代,这些番将多半是贵族,比如突厥王子,或者铁勒酋长。他们也不是专任,只在重臣节制下任临时军职。战争结束,士兵留驻战略要地,番将则回京另谋高就。

李林甫当然不怕这个,他怕的是那些有权节制番将又军功显赫的边帅。按照大唐“出将入相”的传统和惯例,他们随时都有可能调回京城进入中枢。如果是牛仙客那样的倒也罢了,倘若来一个文武双全的,好日子可就算过完。

于是,李林甫在他担任首相的第十二年向玄宗皇帝提出动议,由寒族胡人担任边疆各大军区常任军事长官。他的理由是:文臣贪生怕死,贵族结党营私,都不能放心。胡人英勇善战,寒族孤立无援,相对安全可靠。当然,还有一句话他没说出来:既然是常任,就不会跟他争夺相位。[20]

唐玄宗没有片刻犹豫就同意了。这时,六十三岁的他已经当了三十多年皇帝,对于政治实在打不起精神。甚至早在六十岁那年,他就提出要将天下之事都交给李林甫,自己去修身养性,却被高力士劝阻。只不过,在打消了皇帝陛下这一念头之后,高力士也不敢再妄议朝政。[21]

结果是李林甫再次得逞。大家都没想到,这个决定会使帝国的边防军变成反政府武装力量——差一点就颠覆了王朝的安禄山也正是寒族胡人。当时,李林甫关心的只是如何巩固权势,唐玄宗则一门心思惦记着跟心爱的女人泡温泉。

没错,这个女人就是贵妃杨玉环。

[11]见《新唐书·李林甫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条。

[12]这个说法最早见于五代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后来被司马光采信,载于《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天宝元年三月条,遂成为定论。但两《唐书》均无此说,十分可疑。

[13]此前主要宰相的任职时间是:姚崇三年三个月,卢怀慎不到三年,宋璟三年一个月,苏颋三年一个月,张嘉贞三年一个月,张九龄和裴耀卿不到三年,张说四年半,源乾曜九年五个月。

[14]见《新唐书·李林甫传》。

[15]请参看《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四开元二十四年十一月条。

[16]请参看彭丽华《安史之乱》及其所引(日本)谷川道雄《关于所谓李林甫专政》,袁英光、王界云《略论有关“安史之乱”的几个问题》。

[17]本段及以下论述均请参看崔瑞德《剑桥中国隋唐史》,彭丽华《安史之乱》。

[18]见《旧唐书·刑法志》,《新唐书·李林甫传》。但《新唐书》认为这一情况并不属实,是大理寺长官“妄言”,却不知证据何在。

[19]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天宝八载二月条。

[20]见两《唐书》之《李林甫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六天宝六载十二月条。

[21]见《新唐书·高力士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五天宝三载初条。

杨玉环专宠

杨玉环成为唐玄宗的女人,是在骊山温泉宫。

六十六年后,诗人白居易根据民间传说和艺术想象追述了当时场景: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呵呵,天生丽质的小女人被精力充沛的老皇帝折腾得站都站不起来。

这是开元二十八年(740)十月的故事,因此赐浴之日并非乍暖还寒时节。选在君王之侧的杨玉环也非“养在深闺人未识”,而是玄宗之子寿王李瑁(读如冒)的王妃。说得难听一点,就是李隆基霸占了自己的儿媳妇。[22]

如果较真,这是乱伦。

华清宫为唐代帝王游幸的别宫,位于今陕西西安临潼区。

对于有着胡人血统的李唐皇族而言,乱伦并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太宗皇帝就占有了弟媳妇,高宗皇帝则收编了父皇的女人武媚娘。不过,这两人纳娶的是寡妇,二十二岁的杨玉环却是现任王妃,这让寿王情何以堪。

然而寿王也只能忍气吞声,甚至暗自庆幸。实际上李瑁的处境一直很尴尬。他是玄宗和武惠妃的儿子,也是宁王李宪的养子。当年,由于武惠妃所生子女接二连三夭折,李瑁便被送到了宁王府中,由宁王的元妃抚养成人。

宁王和惠妃都非比寻常。前者是李隆基的大哥,玄宗的太子之位就是他让出来的,所以死后谥为“让皇帝”。后者是武则天的侄孙女,也是玄宗皇帝的宠妃。因此,李林甫等人便曾经一度极力主张立李瑁为皇太子。

可惜李林甫押错了宝,寿王的特殊身世反倒使他与储君之位无缘——不少人视武氏家族为李唐仇敌,唐玄宗也不愿意宁王系统过于得势。最后,根据高力士的建议,被立为太子的是当时的忠王、后来的肃宗李亨。

对此,原本无意于东宫的寿王似乎并不在意。他没想到的是,父皇不但夺他之位,还要夺他之妻,而且原因居然还是怀念他的母亲。据正史记载,寿王之母武惠妃在开元二十五年(737)十二月去世后,玄宗皇帝就闷闷不乐。尤其是冬天驾临骊山时,睹物伤情,更是郁郁寡欢。环顾左右,三千佳丽竟是粉色如土。直到高力士揣摩上意,将杨玉环从寿王府邸接到温泉宫,陛下的脸上才绽放出久违的笑容。[23]

怀念一个女人,就让她的儿媳来顶替,真不知道这是什么逻辑。同样,一个皇帝,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要什么有什么,却偏要跟儿子抢女人,也不知是何道理!

大约只能说,有权就是任性。

不过,任性的皇帝也不得不遮人耳目。他在骊山偷情的两个月后,也就是开元二十九年(741)正月初二,下敕昭告天下,宣称为了成全杨玉环对已故太后的孝心,批准她自愿度为女道士。而且,一本正经地,道号太真。[24]

敦煌莫高窟第445窟《弥勒经度》中剃度图局部。

放完这个烟幕弹,两人就兴高采烈泡温泉去了,时间竟是在当月。当年十月,第三次幽会骊山之后,女道士杨玉环干脆大模大样住进了兴庆宫,饮食起居仪同皇后。宫中则按照民间对家庭主妇的称谓,管她叫“娘子”。[25]

想当时两人一定情投意合如胶似漆。因为就在第二年正月初一,唐玄宗宣布改元天宝。与皇祖母武则天相反,玄宗并不喜欢改元。他在位四十四年,改元只有三次。第一次是公元712年登基,改元先天。第二次是713年亲政,改元开元。这个年号沿用了近三十年,为什么要改呢?

因为开元就是开创新纪元,而玄宗皇帝自认为这一伟业已经大功告成。太平盛世就该普天同庆,伟大的君王也该安享晚年。因此,不但要在骊山修建长生殿,也要尽情享受杨玉环的温柔性感,那可真是上天赐给他的宝贝啊!

没错。云想衣裳花想容,岂非倾国倾城?[26]

众所周知,这是李白专门为杨玉环写的诗,共三首,总题《清平调》,由著名音乐家李龟年谱曲演奏传唱,时间在杨玉环被度为女道士的三年后。而且也就在这一年,唐玄宗再次花样翻新,改年为载,是为天宝三载。此事虽然并不可能是杨玉环的主张,陛下的好心情却无疑是她带来的。

更何况,当时年景也好。

好年景和好心情让玄宗皇帝极为放松,更觉得自己跟女道士杨玉环的关系真是神仙眷侣。他们俩去骊山的次数越来越频繁,即便在长安也其实是公开同居。这才有了李白那三首流传千古的诗,以及各种未必靠谱的故事传说。

事已至此,就没有必要遮遮掩掩了。天宝四载(745)八月初六,刚刚过完六十一岁生日的唐玄宗,正式册封二十七岁的杨玉环为贵妃。当时宫中并无皇后,贵妃实际上是六宫之主。四年多的陈仓暗度,终于修成正果。

寿王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十天前,玄宗已经为他另选王妃,不用再担心与武惠妃、宁王和杨玉环的瓜葛,只需要一心一意做皇帝陛下的孝顺儿子就行了。

如此结局,似乎倒也皆大欢喜。

出人意料的是,杨玉环成为贵妃以后,反倒跟李隆基闹起别扭来,以至于两次被逐出皇宫,一次在天宝五载(746)七月,还有一次在天宝九载(750)二月。两次出宫,虽然都以戏剧性的转折收场,传递出的信息却耐人寻味。

杨玉环不是武则天,闹别扭肯定与政治无关,原因多半应该是争风吃醋。当然,也有人说是她移情别恋,对象则是宁王李宪。唐人张祜的诗就说:日映宫城雾半开,太真帘下畏人猜。黄翻绰指向西树,不信宁哥回马来。[27]

这恐怕是艺术想象。因为宁王早在开元二十九年(741)十一月就已去世,岂能在四年半以后闹出风波?至于说玄宗与宁王在天宝九载(750)二月开音乐会,贵妃趁机偷吹宁王玉笛,惹得玄宗大怒,当然也更不靠谱。[28]

此图旧传为唐代画家周昉所绘,绢本设色,重彩。用笔朴实,气韵古雅,现藏辽宁省博物馆。画中描绘了几位衣着艳丽的贵族妇女,在春夏之交赏花游园的情景,展示了仕女们在庭园中的闲适生活。

比较靠谱的是玄宗风流成性,在天宝五载(746)派出所谓“花鸟使”到民间搜访美女;后来又拈花惹草,在天宝九载(750)与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不清不楚。杨玉环无法接受,与唐玄宗发生冲突,而且出言不逊,于是被遣送到哥哥府中。[29]

结果是两个人都受不了。第一次,杨贵妃刚出宫,唐玄宗就茶饭不思,乱发脾气,直到善于揣摩上意的高力士将贵妃接回宫中才恢复正常。第二次则是杨玉环痛不欲生。她割下一缕青丝对使者说:臣妾的荣华都是圣上所赐,唯有身体受之父母。永别之日,愿以此酬谢陛下恩宠。

唐玄宗看见杨贵妃的头发,大惊失色,急忙派高力士将她召回。如此这般过家家似的闹过两回以后,皇帝似乎不再花心,贵妃也似乎不再任性。他们甚至在天宝十载(751)七夕节立下海誓山盟。正所谓: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30]

结果是什么呢?

从此君王不早朝。

这里说的,当然不是元旦和冬至的大朝会,也不是每月初一十五的朔望朝,而是每天或隔日一次的御前会议,也就是常朝。这其实是件苦差事,因为天不亮就要起床,而且弄不好一开就是好几个小时,皇帝和官员都很辛苦。[31]

所以,玄宗不再早朝,倒是让不少人松一口气。李林甫更是暗自庆幸,他正希望陛下泡在温柔乡里,专注于修身养性和卿卿我我,陶醉于《霓裳羽衣曲》呢!要知道,那乐曲是玄宗糅合印度和中原音乐创作,又由杨贵妃改编为舞蹈,并由陛下本人亲任鼓手,堪称帝国“第一乐舞”的。[32]

可惜,李隆基这位音乐家皇帝并不知道,当他心爱的女人梳着玉环髻,穿着尖头小皮靴翩然起舞时,金玉其外的帝国已是岌岌可危。他当然也不会想到,后来害得杨玉环死于非命的,正是贵妃娘娘的干儿子安禄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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