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刘彻登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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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帝銮舆劳北征,条侯此地整严兵。辕门不峻将军令,今日争知细柳营。”

——唐·胡曾《细柳营》

周亚夫的下坡路

当年景帝为七国之乱头疼不已时,想起了先皇之言:“天下有变,可用周亚夫为将。”于是他赶紧任命周亚夫为“平乱大元帅”,最终顺利剿灭了叛军。

周亚夫是西汉的传奇人物。他乃名门之后,是太尉周勃之子。周勃是最早跟随刘邦干革命的元老人物之一,在推翻暴秦和楚汉之争中,他都立下了赫赫战功。特别是在诛灭吕氏一族中,他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和陈平被汉文帝视为左膀右臂。

周勃死后,他的大儿子周胜继承了爵位。然而,周胜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在权力宝座上屁股还没坐热,就犯了事被免了职。念及周勃的功绩,汉文帝封周勃的二儿子周亚夫为条侯。

周亚夫遗传了父亲几乎所有的优点,他能征善战,用兵如神。

汉文帝六年,不安分的匈奴再一次入汉朝境内“打谷草”,一时间边塞风云四起。文帝也不是等闲的主,他马上从朝中精选出三位将军,在京畿附近的灞上、棘门、细柳一带结营驻守,构建起了“品字形”防御体系。

为了笼络人心,鼓舞士气,文帝不顾风尘仆仆,深入到这三处军营进行调研。到了灞上、棘门,两营的主帅都举行了“十里夹道相迎”的隆重仪式,看到汉军兵强马壮,雄赳赳气昂昂的精气神,文帝很是高兴,脸上盛开了一朵朵花儿。然而,好景不长,很快他脸上的花儿便凋谢了,因为他来到细柳慰问时,却吃了闭门羹。

而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举的人就是细柳营的“营长”周亚夫。但见细柳营剑拔弩张,严阵以待,一副如临大敌的模样。文帝想进去都被士兵拦住了,他自报身份,营卫却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等只听从将军的命令,不听从天子的诏令。”文帝最后没辙了,只好取出代表身份的符节交给营卫,让其代为通报。

周亚夫这才传令开门。到了内营,只见周亚夫身穿铠甲,手持佩剑出来相迎。见了文帝也是稍微欠了欠腰,说道:“臣以军礼接驾,望陛下勿怪。”

文帝见状大为感动,在表达慰问之情后,立即打道回府。他刚退出营帐,细柳营立马关闭营门,又进入“一级严守”状态。文帝忍不住感叹道:“这才是真将军啊!”

后来,匈奴被逼撤军,各路人马依次撤回后,文帝对周亚夫赏识有加,视他为国家栋梁。再后来,文帝突然染疾,病入膏肓之际,给景帝留下了“天下有变,可用周亚夫为将”之言,顺利帮助景帝平定了七国之乱。

俗话说盛极必衰,周亚夫达到仕途的顶端、权力的高峰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不可抗拒的衰退。他过度插手皇家内事,本意是为了大汉江山着想,但实际上却犯了皇家大忌:皇家的事你不要乱说,说来说去也说不明白,皇家的事你不要乱插,插来插去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周亚夫插手皇家的事主要有三件。

第一件事:立储之事。

在立储之事上,周亚夫的态度很明确,坚决反对废长立幼。早在汉景帝对刘荣下达废太子书时,他便是反对最为激烈的两人之一(另一人是窦婴),但当时铁了心的汉景帝采取的是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没给他们多费口舌的机会。

然而,固执的周亚夫却还是“固争之”。最后,景帝盛怒之下,开始对他疏远。

第二件事:封侯之事。

在景帝立刘彻为太子后,窦太后做出了出人意料之举,向景帝提议封王皇后之兄王信为侯。

窦太后不是一直反对立王娡为皇后,立他的儿子为太子吗?怎么这时候态度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呢?

究其原因,是因为王信对窦太后有恩。恩从何来呢?刘武刺杀袁盎等朝中重臣东窗事发后,窦太后一直担心刘武脱不了干系。除了主理此事的田叔识时务地销毁了证据,让事情峰回路转外,王信也曾主动找景帝为刘武说情。窦太后不想欠王信的人情债,于是极力推荐封他为侯。

景帝对封王信为侯一事心存顾虑。但是,窦太后金口一开,他也不好违背母意,于是马上把周亚夫找来为自己解忧。

果然,周亚夫不是吃素的,他在朝议时严肃地表达了反对立王信为侯,理由是汉高祖当年曾订下“白马盟誓”: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劳不得侯。如有违约,天人共诛之。如今,王信虽然是王皇后的兄长,却没有寸功,怎么能封侯呢?

听了周亚夫的真知灼见,景帝没有像以往那样“欣然赞之”,而是选择了“黯然默之”,意思是默许了周亚夫反对立王信为侯的提议,但不默许他反对立王信为侯的态度。

周亚夫是什么态度呢?他非常严肃,一本正经,有一种把自己的威严强加给别人的意思,所以景帝感到自己的颜面受到了损害。

“我是让你来补台的,不是让你来拆台的。”景帝心中闷闷不乐,对周亚夫的表现不甚满意,于是对他便更疏远了。

第三件事:招降之事。

汉景帝在平定七国叛乱后,很快又迎来了一桩大喜事:北方匈奴王徐卢等六王投降汉朝。这是一件极长脸面的事,景帝自然很高兴。高兴之下,他打算封六大降王为侯,想通过这种善待降将的方式,诱惑更多的匈奴王和士兵归降。

“封匈奴王为侯,臣坚决不同意。”在这个节骨眼上,周亚夫站出来投了反对票。

“周爱卿,既然你不同意,那就请说出理由吧。”景帝强压着怒火说道。

“他们拥有自己的国土和主子,却投降别国,这是不忠;他们弃自己的妻儿家小于不顾,只顾自己的前程,这是不孝。我们如此厚待他们,这不是仁,而是不仁。我们如果封他们为侯这不是义,而是不义。试想想,这样下去,以后我们还怎么来约束自己的臣子精忠报国呢?”

“周亚夫呀,你只懂军事,不懂政治呀。”景帝在心里叹着。这一次,他没有再给周亚夫面子,而是直接回绝道:“忠孝仁义不是由你说了算的,你的意见请恕朕不能采纳。”

说完这句话,景帝封徐卢等六人为列侯;说完这句话,景帝和周亚夫彻底决裂了。

周亚夫为了给景帝一点颜色瞧瞧,以身体有恙为由,请求辞职,在家安心养病。

景帝为了给周亚夫一个下马威瞧瞧,索性回复他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既然你身体抱恙,那就在家安心养病吧,你丞相的职务由别人代替好了。

相士之言,一语成谶

《韩非子·喻老》中载:“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贵为一国之君的纣王做了一双象牙筷子,就让身为三贤之一的太师箕子感到恐怖。箕子害怕的不是象牙筷子本身,而是由象牙筷子引发的一系列后果。象牙筷子肯定不能配土瓷瓦器,要配犀碗玉杯;犀碗玉杯肯定不能盛粗茶淡饭,要配山珍海味;吃山珍海味就不能穿粗布葛衣,住茅草陋屋,而要着锦衣华服,筑琼楼玉宇……

箕子“畏其卒,怖其始”,从一双象牙筷子看到了纣王的欲望难平,为殷商王朝的前途命运感到担忧。果然,“居五年,纣为肉圃,设炮烙,登糟丘,临酒池,纣遂以亡”。

一双小小的象牙筷子何以能够毁掉一个泱泱大国?显然,毁掉殷商王朝的是筷子背后的奢靡享乐。潘多拉盒子一旦打开,欲望的多米诺效应就会立刻显现:一个欲望推动着另一个欲望,一种贪婪紧随着另一种贪婪,各种贪欲接踵而至,永无尽头。

周亚夫正是因为贪欲,所以不得不提前退了休。当然,他虽然赋闲在家,但仍然很忙,他心中的贪欲还在指引和带动着他去夺回原本属于自己的一切。

面对官场的浮浮沉沉,周亚夫很困惑,困惑之余就找了个相士,让他来帮自己解惑。相士对着周亚夫左看看右瞧瞧,上摸摸下拍拍,半晌才道:“将军是富贵之命啊!”

“废话,不是富贵之命,能身在名门之家、位列丞相之职吗?”周亚夫的气不打一处来。

“将军也是卑贱之命啊!”

刚刚还是富贵之命,一转眼就变成了卑贱之命。周亚夫惊问道:“此话何解?”

“你一脸富贵之相,所以能出将入相,只可惜晚节不保……”相士直言不讳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可你到晚年不但会‘饿其体肤’,而且还会被活活饿死。”

“纯属无稽之谈。”周亚夫冷笑一声,就把相士轰走了。

然而,周亚夫不会料到,相士的话竟然会一语成谶,他最后果然是被饿死的。

过了一段互不相见两不相厌的日子后,一天,景帝突然心血来潮,又想起了周亚夫,用还是不用他,景帝心里也没有谱。思来想去,他决定设宴,再试一试周亚夫。

接到景帝的邀请函,周亚夫笑了。他觉得景帝主动约自己吃饭,一是说明景帝有主动认错之意,二是说明景帝有主动和自己重归于好之意,于是欣然赴宴了。

然而,周亚夫一到景帝指定的“宴会厅”就傻眼了,一是赴宴人员太过“高级”,整个宴席上只有三个人,除了周亚夫,还有景帝和太子刘彻;二是宴会的标准太寒酸,只有一道菜——一盘足有十多斤重的熟肉。

“这是哪门子的宴会?”周亚夫在心里嘀咕着。但是,既来之则安之,他也不介意寒酸不寒酸的问题,好歹得给景帝一个面子,吃完这顿饭再走。

但是,当他正准备动手时,却发现桌上既无筷子又无刀叉,这怎么吃啊?周亚夫可没有当年樊哙在鸿门宴生吃猪肉的本事,碍于面子,他不可能用手去抓着吃啊。

“这是拿老子开涮啊!”周亚夫心中满是怒火,朝尚席(古代掌管筵席的官员)喝道:“你还愣在那里干什么,快拿筷子来啊!”

他满以为尚席定然会连滚带爬地去拿筷子,但没有料到,那尚席竟然对他的话置若罔闻,竟像没有听见一般,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周亚夫正要发作,却见坐在一旁的景帝笑了,笑完之后,他说道:“朕请你吃肉,你还不知足吗?”

周亚夫不傻,马上听出了景帝的弦外之音,于是赶紧摘下帽子,跪在地上请罪。

“不知者无罪,来,咱们吃饭,呵呵……”汉景帝满脸微笑地说。周亚夫只好又重新回到席位上。

餐具还是没有上,周亚夫定定坐在那里,吃也不是,不吃也不是,尴尬得直想找个地洞钻进去。

这时候,一直作为旁观者的太子刘彻开始发威了。只见他睁着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周亚夫。敏感的周亚夫明白他眼中是无尽的冷讽和嘲笑,于是脸一下子红起来了,脖子也一下子粗起来了,整个人一下子跳起来了,大步流星地直接离席了。

说轻点,这叫不辞而别,说重点,这叫拂袖而去。但是,不管轻重,这都是极没有礼貌的行为。因此,目送周亚夫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后,景帝有话要说了。他转过头来,问太子刘彻道:“你觉得周亚夫这个人怎么样啊?”

“父皇还在,他便敢如此放肆,如此妄为,看来只要他存在一天,就是一颗定时炸弹啊。”刘彻人小,但说话却像大人一样老练。

“这样极富欲望之心的人,我是绝不会让他日后做你的臣子的。”景帝说着此话,眼神突然变得阴冷恶狠起来,一个想法在他脑海里油然而生——杀死周亚夫。

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但景帝是个懂政治的皇帝,他没有直接把周亚夫送上断头台,而是玩起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把戏。很快,景帝就抓住了周亚夫的小辫子——贩卖军火。

原来,周亚夫的儿子眼看父亲年事已高,为了尽孝,他向兵器库购买了五百套盔甲和盾牌,作为将来周亚夫百年之后的陪葬品。

生前是将军,死后亦是将军。应该说周亚夫的儿子想法是好的,是值得赞许的,唯一值得质疑的就是他的人品。

如果周亚夫的儿子神不知鬼不觉地买了这些兵器倒也罢了,偏生他弄出了大动静。要知道五百套盔甲和盾牌也不是个小数目,在当时交通设备不发达的情况下,搬运起来也是件苦差事,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

于是,周亚夫的儿子雇了很多搬运工人来干这活儿,但最后却抵赖不给他们工钱。气愤的搬运工人把这件事上报到了官府,通过层层通报,很快,“周亚夫私藏军火,居心不良想谋反”的小报告就被传达到了景帝面前。

景帝正睁一双慧眼盯着周亚夫呢。他马上将告发周亚夫的揭发信交给了司法部门——廷尉。

廷尉的人自然对皇上亲自交代的案件高度重视,他们马上到周府进行了调查取证。

周亚夫对闯上门来的廷尉非常生气,直接拒绝调查。这一情况很快就被景帝知道了。他大怒道:“对此顽固不化之人,不用再调查核实了,直接送审。”

于是,廷尉马上启动司法程序,把周亚夫收押起来,进行严刑逼供。当时的廷尉见周亚夫此时已是落地的凤凰不如鸡,于是便更加落井下石了。

“你为什么要造反啊?”廷尉问。

“我买的只是陪葬用的器物,怎么能说是造反呢?”周亚夫义正词严道。

“这么多的陪葬品,只怕在阴曹地府也用不完吧。看样子,即使你生前不敢造反,死后在阴间也想造反啊?”廷尉强词夺理道。

周亚夫再一次被气得脸红脖子粗,竟无言以对。为了表示对廷尉的抗议,周亚夫回到狱中后便开始绝食。

他原本以为景帝一定会还自己一个公道,但哪知自从他绝食后,居然没人来管他的死活。可怜的周亚夫哪里受得了这种冷落,于是将绝食进行到底。五天五夜后,他被活活饿死。

相士之言,一语成谶。

太子太傅的发迹史

周亚夫死了,汉景帝醒了。他若有所思,若有所叹,出于愧疚,他封周亚夫的兄弟为侯,但这只不过是为了堵住天下众人的悠悠之口罢了。随着周亚夫的死去,周家很快便门庭没落,衰败了下去。

周亚夫死了,王皇后笑了,她儿子刘彻的地位稳住了。

为了培养太子刘彻,景帝为他找来了一位老师——卫绾。

据《史记》记载,卫绾原本和汉初的夏侯婴一样,是个不折不扣的车夫。都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夏侯婴因车技好,屡次救主子刘邦的性命于危难之时,很得刘邦赏识,再加上夏侯婴为人厚道,一生之中只是救人,从不害人,得到了世人的高度赞扬。而卫绾的发迹和夏侯婴大同小异,也是因为车技出众,被汉文帝招收为自己的“私人保镖”——侍从。

跟着领导混的人总是不会差的,领导吃肉,他喝汤,领导喝酒,他喝水。很快,卫绾的职务就被提升到了中郎将,从而正式踏上了仕途。

景帝当太子时,为了拉拢皇帝身边的人,特别举行了一次豪门盛宴,对朝中所有重臣都下了“英雄帖”。接到帖子的人都欣然赴宴,唯独有一个人没有去,这个人便是卫绾。

结果这个“不给面子”的卫绾成了景帝心底永远的记忆。汉文帝临死前,对刘启特别提了两个大臣的名字,除了周亚夫,还有一个就是卫绾。文帝留言道:“卫绾是个忠厚老实的人,我死后,你不能让老实人吃亏,让他给你当专职司机绝对安全可靠。”

景帝继位后,碍于父皇的遗训不好直接炒卫绾的鱿鱼,但当年心中的那个结却一直没解开,于是他对卫绾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好办法——冷处理,不理不睬,不闻不问,不提不升。

汉景帝不愧是为君之人。一个主子这么对一个臣子,一般臣子是受不了的,毕竟没有主子的青睐,哪来高升和发达呢?然而,卫绾却是个例外。面对不冷不热的景帝,他没有心急如焚,他看得很开,反而在工作中更加勤勉,任劳任怨。

光阴荏苒,一转眼一年光景过去了。汉景帝还是那个汉景帝,卫绾还是那个卫绾,变的是岁月,不变的是人。卫绾还是那个卫绾,汉景帝还是那个汉景帝,不变的是人,变的是态度。

一次,景帝去皇家林苑狩猎,不但点名道姓叫卫绾作陪,而且还叫卫绾与自己同乘一车。和皇帝同坐一车,那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啊!相对于喜,卫绾更多的是惊,他不知道景帝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果然,上了车,景帝直言不讳地问卫绾:“那一年,我请你来喝酒,你为什么不给面子呢?”

“对不起,那一天,我真的是病了。”卫绾答。

当然,卫绾当年不赴宴,并非是因为病得不能出门,而是他心里犯了病。他害怕汉文帝误会自己寻找新的依靠。

景帝是聪明人,自然明白个中缘由,此时主动提起这件事,卫绾却是故意搪塞。心知肚明的两人就像打太极一样,四两拨千斤,于无形中化解了双方的正面交锋。

其实,景帝对卫绾的忠诚还是大为赞赏的。只是,他担心卫绾对先皇如此效忠,对自己这个新皇还会如此效忠吗?

对此,景帝没有继续猜,而是决定直接试。下车时,景帝突然拔出身佩宝剑,就在卫绾惊魂未定时,说道:“朕这把剑赠送给你,如何?”

“宝剑赠名士,美女配英雄。陛下这么贵重的宝剑,微臣接受不起啊!”卫绾说着顿了顿,叹道,“先皇曾赏赐过臣六把宝剑,臣却没能练成‘六脉神剑’,实在惭愧啊!”

“那这‘六脉神剑’如今在哪里呢?”汉景帝问。

“剑之道,剑在人在,剑亡人亡。先皇所赐的剑自然都在臣的家里啊。”卫绾喃喃地答。

对话到此结束。接下来,景帝为了证实卫绾所言真伪,马上派人去卫绾家中查看,结果卫绾家里果然有六把御赐宝剑高挂于卧室的墙上,上面灰垢厚积,一点都没有佩带的痕迹。

尊敬他人之人才会得到他人的尊敬。景帝对卫绾的态度极为满意,又将他重用起来。

有了权势的卫绾为人更加低调了。他不仅主动为属下担责,而且不与他人争功。平定七国之乱时,卫绾立下了战功,但汉景帝只封了别人为侯,他却榜上无名,不过卫绾却无丝毫不满情绪。

景帝对卫绾的表现看在眼里,赞在心里。为了不让老实人吃亏,景帝封他为建陵侯,任命他为丞相,并拜太子太傅,负责培养七岁的太子刘彻。

事实证明,景帝的眼光果然独特高明,尽心负责的卫绾淡泊名和权,恪守太子太傅的职责,对刘彻进行了“九年义务教育”。

这九年,在景帝的精心呵护下,刘彻安安稳稳,茁壮成长;这九年,在卫绾的精心调教下,刘彻博览群书,胸怀壮志;这九年,在岁月的磨砺下,清心寡欲的窦太后身子骨依然硬朗,精神矍铄;这九年,在光阴的侵蚀下,殚精竭虑的汉景帝病入膏肓,油尽灯枯。

汉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正月十七日,刚满十六岁的刘彻经历了人生当中的大悲大喜。

这一天,四十七岁的汉景帝病故,这一天,年仅十六岁的太子刘彻即位。从此,汉武帝的大名如一颗明亮的星星在中国历史上冉冉升起。从此,汉武帝的光芒照亮了大汉王朝那段峥嵘岁月。

新皇上任三把火

刘彻登基后,马上做了三件当务之急的事。

第一件事:感恩戴德。

对谁感恩,戴谁的德?当然是汉景帝了。因为汉景帝交给了他一个好摊子。景帝和他父亲文帝在位期间,很好地施行了汉高祖刘邦的“与民休息”政策,不但稳定了社会,还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共同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太平盛世——“文景之治”。

“文景之治”是个怎样的局面呢?有司马迁《史记·平准书》原话为证:“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

国富民强,丰衣足食。面对如此大好局面,刘彻自然感恩戴德。

第二件事:感恩回馈。

刘彻感恩回馈的人自然也是他至亲至爱之人。他封祖母窦太后为太皇太后,封母亲王娡为太后,封他金屋藏娇的太子妃陈阿娇为皇后,封他的两个舅舅田蚡和田胜为武安侯和周阳侯,而敢于拿“青春赌明天”的王娡之母臧儿也咸鱼翻身,被封为平原君。

第三件事:思想革命。

刘彻上任后,并没有因为国富民强而裹足不前,相反,雄心勃勃的他很快搞起了思想革命: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汉朝自开国以来,吸取了暴秦灭亡的教训,沿用了战国以来流行的“黄老”的治国方针,以“无为而治”为治国的核心精髓。七十多年来,一直一脉相传。

如果刘彻也在这一条道上走到黑,那刘彻就不是汉武帝了。他决定进行一场思想革命,推翻黄老,独尊儒术。

要革命,首先就得有人才。如何才能让天下人才为己所用呢?刘彻马上下了一道圣旨,公开招聘“公务员”。

他的圣旨一出,天下文人骚客闻风而动,特别是自秦始皇以来被打压的儒生终于时来运转了。面对这样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他们自然个个都争先恐后地往京城里赶。

汉武帝出台的“公务员考试”之所以能产生这样轰动的效应,原因是如此选拔人才的方式史无前例。要知道,在他从政之前的汉初七十余年光景里,朝廷选拔官员基本上都延续了秦朝的规章制度,大致分为三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军功制。凡是在军队功劳簿上有名的人,可以直接入选公务员。

第二种方式:任子制。凡是郡太守以上官员,在任期满三年之后,可以保举其子弟一人为公务员。

第三种方式:赀选制。凡是交纳一定的钱财,便具有入选公务员的资格。

这三种方式,说得再直白点就是有功、有权、有势之人才可以理所当然地到朝中为官。也正是因为这些条件的限制,官场上纨绔子弟多如牛毛,而真正的才学之士大都怀才不遇,流落民间。汉武帝不拘一格选人才的方式,正是给了大家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竞争机会,能在全国产生轰动效应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面对众学者儒生的到来,汉武帝很是高兴。这次公开招考也很成功,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汉武帝招揽了大量有用之才,其中尤以“双子星座”——董仲舒和东方朔——最为闪亮。

董仲舒是这次考试的状元。他是广川(今河北省枣强县)人,少年闻名,从小就研读《春秋》,并以弱冠之年独创了流传千古的成语“目不窥园”而闻名天下。传说他专研学术到了痴迷的地步,整天守在书房里朗诵诗经,专研儒学,成了不折不扣的“宅男”。他自己家中有一个风景优美的后花园,但他连续三年都没有踏进过,所以“三年不窥园”成了当时儒者的精神追求。

博览群书的董仲舒在而立之年彻底摘掉了“宅男”的帽子,开始四处游学。别的大师讲课要按天、按时收费,他不但不收取任何费用,而且还要倒贴——贴时间和车旅费等,但他却乐此不疲。

付出就有回报,他的无私奉献收到了良好成效,他送出去的是知识,留下的是董氏这块金字招牌。他的声名到了极盛的地步,那些“国家级”的教授在他面前也自叹不如。

俗话说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事实证明,董仲舒是千里马中的千里马,而汉武帝刘彻是伯乐中的伯乐。他拿着董仲舒的考卷看了一遍又一遍,读一遍参悟人心,读二遍醒悟人性,读三遍感悟人生,读百遍爱不释手,读千遍意犹未尽……汉武帝马上下令召见了董仲舒。

与其说是召见,不如说是汉武帝对董仲舒的第二次考验。只是先前是笔试,现在是面试。

“朕有个问题百思不得其解,烦请先生解惑。”汉武帝对董仲舒恭敬有加,态度诚恳至极,没有半点考官的架子,反倒像一个误入歧途的人等待高人指点一样。

“三皇五帝从兴起到衰弱,这是不是天命呢?夏、商、周三代受天命而兴起,它们的祥兆是什么?灾异变化又是什么?是天命还是道义?朕希望社会能流行淳朴的风气,朕希望四海升平,百姓能安居乐业,朕也希望法律能坚决地实行下去,所有人都有安全的保障,朕希望能享受上天的保佑和鬼神的阴骘……却不知该如何修治整饬,达到心中宏愿,故请先生赐教。”汉武帝大有把埋藏在心底十六年来的“十万个为什么”都问出之意。

面对汉武帝撒豆子般的提问,董仲舒不急不躁,从容淡定,娓娓而谈,一一作答。他的话高屋建瓴,条分缕析,成了流传后世的经典,史称“天人三策”,归纳起来有五个要点。

第一,新王改制,君权神授。

董仲舒说,新的王朝建立后,新的皇帝即位后,一定要改变旧朝的制度和礼仪,而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改正朔,易服色”,达到以顺天命的目的。

“正朔”的“正”指正月,即一年之首;“朔”指初一,即一月之首。“改正朔”说白了就是改变前朝历法的意思。

“服色”指的不仅仅是服装的颜色,还包括车马、祭牲等颜色。每一个朝代崇尚的颜色都不同,夏朝尚黑,商朝尚白,周朝尚赤。“改服色”说白了就是改变前朝所崇尚的颜色。

之所以要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意,是因为君权神授。皇朝的更迭是天意,非人力所为,这证明了新政权的合法性。人君受命于天,奉天承运,进行统治,代表天的意志治理人世,一切臣民都应绝对服从君主。而皇帝的权力是上天赐予的,是命中注定的。如果君主滥用权力,苛法暴政,无法无天,违背天意,老天就会发出警告。如果警告没用,老天就会以灾异等形式来鞭策、约束君主的行为,直至剥夺君主手中的权力。

董仲舒的“君权神授”使君主的权威得到了空前提高,他把君权建筑在天恩眷顾的基础上,从而使君主的权威绝对神圣化,这有利于维护皇权。同时又告诫君主要懂得洁身自爱,做到慎言、慎独、慎行。

第二,大一统,大统一。

董仲舒按照《春秋》所提倡的“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极力主张实行“大一统”。

“大一统”即天下统一,这正好跟极富政治理想和抱负的刘彻不谋而合。刘彻当时的形势是,国内刚刚平定七国叛乱,各大诸侯虽然心存敬畏,但人心不稳;国外匈奴日益强盛,常常骚扰大汉边疆,为所欲为。

在内外形势都很严峻的局面下,如何建立高度的“中央集权制”,这正是刚登基的刘彻面对的当务之急。而董仲舒提倡的“大一统”正中刘彻的要穴,自然很得他的赞赏。也正是因为这样,刘彻一生都在追求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并且倾尽人力、物力、财力和匈奴展开了“虽远必诛”的持久战,只为了达到中国“大统一”的目的。

第三,立太学,举贤良。

打天下,靠人才;治天下,更需要人才。正如刘邦所说,“我能在马背上打下天下,总不能在马背上治理天下吧”。治理天下,没有人才,一切都是扯淡。

“立太学”是指建立国家级的中央大学,通过政府扶植来培育人才,通过设立乡学培育人才,以供朝廷社稷所用。

“举贤良”指将“公务员公开招聘”,即举贤制制度化,源源不断地向朝廷输送能人异士,让大汉王朝人才荟萃,国泰民安。

第四,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说,天下民众,只要学习《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和《论语》就可以了,凡是不在此范围之内的其他各家学派的学说,应该禁止传播,坚决杜绝这些学说与儒家学说同存共议。这样一来,可以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只有思想统一了,法纪制度才能统一;只有法纪制度统一了,民心才能统一;只有民心统一了,国家才能治理好。

当然,这个统一是要讲究方法的,秦始皇也是为了统一天下民众的思想,但采取的方法却不妥,是血淋淋的焚书坑儒。而董仲舒提倡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温柔战术,不杀你也不坑你,只要你一心一意读儒学就行了。

第五,主更化,常善治。

“更化”指改变、革新,“主更化”就是指要变革。董仲舒认为,一个国家要想治理好,就必须进行行之有效的改变。

刘彻不是一个想躺在先皇功绩簿上过日子的皇帝,他想有所为。听了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后,他感叹道:“妙,实在是妙!妙不可言,妙语连珠啊!”

汉武帝对董仲舒的面试到此结束。董仲舒的建议他都悉数采纳。考虑到官场用人的规矩,汉武帝并没有直接把董仲舒留在朝廷为官,而是先把他安排到了基层,任江都相,辅佐自己的兄长刘非。

以退为进

汉武帝自从决定展开思想革命后,这个刚刚登基的少年皇帝不再孤独迷惘,相反,他为自己这么快就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而感到高兴。当然,要想革命,还必须要有自己的人。本着一朝天子一朝臣的原则,他决定对朝中重臣来一次大洗牌。

刘彻首先来了个投石问路之举,他手中的石头砸向了陪伴自己度过九年光辉岁月的老师卫绾,原因有三。

首先,卫绾不作为。

卫绾这个人忠厚老实,谨言慎行,所以能被汉景帝重新启用,成为太子太傅,成为一国之丞相,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然而,事实证明,卫绾虽然是个好人,但并不是一个好官,说得确切些不是一个好丞相。他为人谨慎有余,大方不足,做事低调有余,高调不足。总而言之,就是三个字:不作为。

其次,卫绾不尊儒。

卫绾奉行的是黄老学说。黄老学说起源于战国,是结合了老子思想、道家学说和法家理论形成的。刘邦建立汉朝后,便以黄老学说作为政治理论来学习,后来便成了汉室皇家子弟必读的学说。卫绾的思想和方向自然是和国家方针一致的,因此,奉行黄老学说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道不同,不相谋。因为师徒两人的信仰和理念不同,一个南辕一个北辙。因此,在刘彻眼里,卫绾是个值得尊敬的长者,但却不是个好老师。

最后,卫绾不识时务。

尽管卫绾不作为,不尊儒,但刘彻却尊老爱师,毕竟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如果卫绾不主动站出来,公然挑战刘彻的权威,那么,他们两人将会井水不犯河水地相处下去。

然而,一听说董仲舒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革命,卫绾再也坐不住了,马上上了一道奏折:凡是妖言惑众的人,凡是违背高祖训规的人都是政治敌人,都应该罢官免职,遣送回乡去闭门思过。

刘彻是尊儒的,然而,卫绾非但不尊儒,而且不识时务,打压奉行儒学的人就是打压刘彻啊。

打狗还得看主人,作为掌管天下的主人,刘彻自然容不得卫绾如此打自己的脸。于是,他马上罢了卫绾的官,给出的理由是冤狱之首。

原来,一代酷吏郅都被窦太后强行推上断头台后,接过郅都衣钵的人叫宁成。这个宁成也是从基层一步步爬上来的,他不但继承了郅都的职务,而且继续实施高举高打的严罚酷刑,弄得京城再次风声鹤唳,鸡犬不宁。

面临这样的恐怖时代,长安城的宗室豪杰为了获得自由之身,便开始纷纷喊冤,将案子往上告。刘彻此时顺水推舟,假装对宁成问责,结果这一问便问到了罪魁祸首丞相卫绾身上来了。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卫绾被罢了官,空出来的丞相职务由谁来接任呢?

刘彻很头疼。他不是头疼没有好的人选,而是人选太多,不知道该如何抉择。

经过层层选拔,产生了两大热门人选:窦婴和田蚡。

窦婴是窦太后的侄子,为人正直,嗜好儒术。

虽然他的仕途跟裙带关系密不可分,但他并不是个附庸风雅之辈,他有自己的理想,有自己的道德,有自己的修养。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才会在汉景帝许下百年之后传位于弟的承诺时,上前搅局,成功为汉景帝解了围。

刘彻此时把窦婴纳入丞相的主要候选人,一是因为窦婴的思想跟他保持着高度一致,都爱儒术;二是因为窦婴的身份跟他保持着高度一致,都是自家人。

而另一位热门候选人田蚡也同样具备这两大条件。

田蚡是王皇后同母异父的弟弟,他有三个特点。一是长相奇丑。丑到什么地步呢?可以用恶神来形容。二是口才极佳。佳到什么地步呢?能说会道,能言善辩,凭着一张三寸不烂之舌,可以颠倒众生。三是出道晚。晚到什么地步呢?他出道比窦婴慢了何止半拍,窦婴当上将军时,田蚡才刚刚踏入仕途,是个小小的郎官。

虽然出道晚,但田蚡的仕途却极为顺利。在汉景帝时,他还是个芝麻大的官,但刘彻一上台,仗着王皇后这个“铁后台”,他很快就青云直上。

随着职务的不断提升,野心勃勃的田蚡开始了韬光养晦之举。

他首先培养自己的亲友团,手下养了大量的门客。这些门客是他的私人保镖兼智囊团,总之,田家的事就是他们的事,他们打拼的事就是田家的事,这些门客就是田蚡的班底,是他的嫡系人马和心腹。

其次,田蚡努力打造自己的势力团。他千方百计地巴结和拉拢朝中权臣和长安的贵族们,通过糖衣炮弹把他们变成自己的潜在外围势力,一来为自己在朝中建立了良好的人脉,二来为自己在广大群众中积攒了极高的人气。

付出就会有回报,果然,田蚡很快在朝中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名气和威望与日俱增。也正是因为这样,卫绾被免职后,田蚡蠢蠢欲动,磨刀霍霍,对丞相一职志在必得。于是,一场外戚和重臣之间的对战眼看就要爆发了。

关键时刻,田蚡手下的门客站出来有话说了。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田蚡本着广纳贤言的原则,自然让门客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门客果然不是吃素的,一开口就说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请主子放弃这场丞相争夺战。”

田蚡一听都傻眼了,忙问何出此言。门客列出了四点理由:第一,论辈分,魏其侯窦婴比田蚡高;第二,论资历,魏其侯窦婴比田蚡老;第三,论人气,魏其侯窦婴比田蚡旺;第四,论功绩,魏其侯窦婴比田蚡多。

田蚡一听,脸色都绿了,对争强好胜的他来说,门客的话让他颜面无存,大为光火,但转念一想,他扪心自问,自己在这几个方面确实不如窦婴。于是,他马上诚恳地向门客求教接下来自己该怎么办。

门客认为,窦婴现在拥有天时、地利、人和的绝对优势,和他直接真情对对碰,那必然是鸡蛋碰石头。与其去碰得头破血流,两败俱伤,不如主动让贤,把丞相一位让给窦婴,这样一来可以博得一个谦让的美誉,二来还可以积聚力量,给自己东山再起的机会。所谓人在官场混,政治觉悟是第一要素。懂政治,就要懂进退之道,懂取舍之道,懂厚积薄发之道。如果田蚡现在谦让了丞相之位,非但没有任何损失,而且还会得到丰厚的收获,太尉之职还有谁能与之相争呢?太尉亦属于三公之列,和丞相在官阶上来说都是平等的。这样等日后羽翼更加丰满,再谋丞相之位更为妥当。

田蚡一听,脸上又泛起了笑容:“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于是,他听从了门客们的建议,马上把谦让之举付诸行动,向王皇后表达了此意。

王皇后就是一个传话筒,很快就把话递到了刘彻耳边。刘彻一听,大为震惊,为田蚡的高风亮节所感动,同时感觉很高兴,他终于不用为选谁当丞相而愁了。

于是,刘彻很快下旨,窦婴被任命为丞相,田蚡被任命为太尉,封武安侯。总之一句话,皆大欢喜。

建元新政

刘彻在拿卫绾开涮后,第二个倒霉鬼是御史大夫直不疑。

直不疑,南阳人(今河南省南阳市)人,他属于三朝元老级人物,历经了汉文帝、汉景帝、汉武帝三代皇帝。

汉文帝时,直不疑任郎中。一次,他的同房郎官中有人请假回家,但是这个人回乡心切,情急之下错拿了另外一个郎官的黄金。不久,黄金的主人发现丢失了黄金,便胡乱猜疑是直不疑干的,对他指指点点,指桑骂槐。对此,直不疑没做任何辩驳,而是直接交给了失主同样的黄金,还慎重地向他道了歉。

过了几天,请假的郎官回来了,他也是个诚实之人,主动把错拿的黄金交还给了失主。结果,这个丢失黄金的郎官十分惭愧,也十分震惊,明白了直不疑是无辜的,是被冤枉的。

这件事一传十,十传百,远近的人都称赞直不疑是位忠厚长者。

到了汉景帝时,直不疑官职升到了太中大夫。因为树大招风,他成了朝中一些野心家的政治公敌。一次上朝时,有位官员笑着对他说:“你很美?”

“哪里美?”直不疑心里一惊。

“不但长得美,而且偷得美?”那位官员笑道,“美不是你的错,是上天的错,但把美用在偷情上却是你的错。天涯何处无芳草,可你为什么偏偏要与自己的嫂子私通!”

直不疑听后,脸色平静得如一潭清水,半晌才弱弱地来了一句:“实在抱歉,我没有兄长。”说完这句话,他的嘴巴像是贴了块膏药,不再发一句为自己辩白之言。

这件事之后,直不疑的忠厚长者之名更是大震了。

七国之乱时,这位“长者”做出了更为“长脸”之举,他以二千石官员的身份带领军队参加了平叛战争。整个过程,他身先士卒,不畏生死。因为平定七国之乱有功,直不疑升迁到了御史大夫的职位,并被封为塞侯。

如果说直不疑在仕途的升迁之道是靠长者风范,靠大公无私,靠勇于担当,那么他此时被刘彻削去职务则是因为他的“不学无术”。

不学无术,此话怎讲?原来直不疑喜欢读《老子》,崇尚的是黄老之道。他无论到哪里做官,总是采用老一套的办法,唯恐人们知道他做官的事迹。见过做人低调的,但没见过这么低调的,几乎可以低到尘埃里去了。也正是因为他奉行黄老学说,成了刘彻动刀的第二个对象。

“您老历经三朝,年事已高,也该回家享清福啦。”刘彻拍拍直不疑的肩膀,对他说了一句极为温柔的话,但这“温柔一刀”下去,直不疑的官帽掉落于地,从此远离了尔虞我诈的官场,从此告别了风起云涌的仕途,成了闲云野鹤,归隐山林。

赶走了直不疑,刘彻马上重用了“儒之名者”赵绾和王臧。赵绾接替直不疑的御史大夫职务,王臧则被任命为郎中令。

赵绾和王臧也是知恩图报之人,马上向汉武帝推荐了一位重量级的儒学大师——申公。

逢人不说人间事,便是人间无事人。申公却恰恰相反,他是隐士,也是人间有事人。他原本在楚王刘戊手下打工,但刘戊天生淫暴,申公尽职尽责地屡屡相劝,最终仍是无效,于是申公选择了飘然离去,后成了“赤脚教授”,四海为家,到处传道授业,门下弟子数不胜数。

申公的大名,弱冠之年的汉武帝也早已如雷贯耳,他自然极为想见这个儒学泰斗。

为了表示对这位儒学泰斗的重视,汉武帝使用了最高礼节——驷马安车去接他。我们通常所见的马车都是用一匹马,但汉武帝这次却使用了四匹马。且不说这样阔气不少,单是四匹马拉一个车的速度就快了很多,所以才说“君子一言,驷马难追”。

同时,为了防止马车颠簸,让古稀之年的申公吃不消,汉武帝特命人用蒲草包裹好安车的轮子。他怕申公不肯出门,还特令使者带着玉璧和布帛等价值不菲的礼物。如此厚重的糖衣炮弹砸向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可谓下足了老本。

汉武帝用最高的礼仪把申公迎进宫后,殷殷切切地望着他道:“请先生不吝赐教治国安邦之道。”

“务实,务求。”申公沉默片刻,才惜字如金地吐出这么四个字。

“如何做到务实、务求呢?还请先生指点迷津啊。”汉武帝高薪聘请申公来,自然不想只换来这几个字。

“治国安邦和为人做事一样,只要做好这个四个字,就行了。”申公说。

“还有呢?”汉武帝打破砂锅问到底。

“没了。”申公淡淡地答道。

四目相对,无语亦无声。良久,汉武帝心里长叹一声:“我请来的不是教授,是石佛啊。”但走到这一步,已没有回头路,于是他给这座“石佛”一个供奉的“神台”——太中大夫。

在找到了志同道合的儒家弟子后,雄心勃勃的汉武帝没有再迟疑,没有再观望,他马上大刀阔斧地开始了改革,出台了新政策,史称“建元新政”。

“建元新政”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列侯不留京。

列侯每年都有一次进京朝觐的机会,但是在京城停留的时间必须在规定时间内,一旦到了期限,就必须无条件离开京城,回到封地,镇守一方,造福一方。

之所以出台这个政策,是因为从汉高祖刘邦开始,封侯便形成了这样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把县作为“嫁衣”封给某人,并且以县名来对应称侯。有了封地,有了爵位,按理说受封的人肯定会独守一方,享太平之乐,拥富贵之荣。然而,此一时彼一时,汉朝经过文景之治,特别是到了汉武帝时,封侯之人都不愿留在封地,而是想方设法留在京城。一是京城比封地繁华得多,二是大多数诸侯要么是皇亲国戚的出身,要么是娶了公主为妻的。这些人从小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过惯了奢靡豪华的生活,哪里肯到穷乡僻壤去体验生活呢?三是为了仕途的需要,京城是权力的中心,不到京城不知道自己官小,不到京城不知道自己权小。汉朝有这样的“潜规则”,丞相人选必须从列侯中选择。为了得到皇帝的器重,为了能攀上丞相这权力至上的宝座,谁都想长期留在京城,伺机而动。

列侯不准滞留京城,这项新政可以说是汉武帝为加强列侯作风实行的新举措。

第二,关中不设防。

早在秦朝时期,为了确保首都咸阳的绝对安全,出台了这样一条硬性措施:凡是出入函谷关的人,必须持有特别通行证。刘邦建国后,沿袭了秦朝的做法,依然实施执证入关。这样的做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京城的稳定,但弊端也很明显,那就是给交流带来了极大不便。不说普通百姓只能望关兴叹,经济交流也因此受阻,极大地影响了政通人和。

汉武帝下令废除通过函谷关的关禁,一来可以更好地显示太平盛世,二来可以真正让百姓享受平等出行的机会。这条新政可以说代表了汉武帝“开放”的治国理念。

第三,宗亲无特权。

汉武帝时,宗亲仗着势力大、后台硬,无法无天,胡作非为,经常做出一些违法,甚至是草菅人命的事,一来给皇室宗亲抹了黑,二来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汉武帝下令坚决打击宗亲违法乱纪行为,宗亲犯法,与庶民同罪,严惩不贷。

总而言之,这三条新政归根结底就是两个字:惠民。

窦太后的“三板斧”

汉武帝的新政虽然符合国计民生,但为他喝彩的人却很少,原因是树敌太多。

树了哪些敌人呢?不是外人,都是自己人——皇亲国戚。他们本来小日子过得风生水起,但新政让他们在仕途上断了走捷径的最后奢望,在行为上受到了极大的约束。一转眼间,他们拥有的特权都被剥夺了,他们自然会反对和抵抗。

如何抵抗呢?他们当然不能直接和汉武帝动手,而是曲线救国,找窦太后告状。

一个人这么说,窦太后不置可否。两个人这么说,窦太后得过且过。三个人这么说,窦太后就不可不信了。

当然,窦太后毕竟是太后,尽管她怒了,却没有表露出来,而是采取了以静制动的方针,想看看汉武帝接下来还会有怎样的举动。

哪知,汉武帝接下来的举动让窦太后再也静不下来了。

点燃窦太后心中怒火的人是御史大夫赵绾。他给汉武帝提了一条重磅建议:朝中大事理应皇帝一个人说了算,以后不必再请示东宫了。

东宫就是指窦太后,不请示东宫,就是不请示窦太后。

应该说赵绾的出发点是好的,他是为汉武帝揽权,摆脱窦太后的操控。然而,他太小看窦太后了。赵绾急于求成的这个小报告竟成了窦太后手中的把柄。

窦太后听说此事后,愤怒异常。从表面上看,她愤怒的是赵绾的大不敬,从更深层次的原因来看,是因为她骨子里坚决信奉黄老之学,坚决反对儒家学说。也正是因为这样,她要求自己的儿子汉景帝、孙子汉武帝都要“独尊黄学”。

其实儒家学说和黄老学说之间的对战由来已久。汉景帝也是个思想叛逆之人,他当时就为了学术信仰和窦太后进行了一次针尖对麦芒的争斗。

汉武帝开始思想革命以来,窦太后开始只是观望,想看看年轻的汉武帝究竟会把汉朝折腾成什么样。但是,这场好戏只看了一部分,就被不识抬举的赵绾给搅黄了。凡事不向东宫请示,那就等于剥夺了窦太后的政治权力。权力是一把双刃剑,任何人任何时候都不想放下,窦太后自然也不例外。

怒不可遏的窦太后开始发威了。她干脆果断地使出了窦氏三板斧。

窦太后的第一板斧:取而证之。

枪打出头鸟。窦太后毕竟经历过了这么多风风雨雨,是老江湖了,她既然举起了手中的“屠龙刀”,但却没有马上挥出来,就是要继续等待挥刀的最佳时机。当然,这个等,不是白等、干等,而是主动出击地等。

她派出了一个由自己的亲信组成的“调查团”,暗中调查御史大夫赵绾和郎中令王臧二人的罪证。

先搜集罪证,再挥出“屠龙刀”对其进行最后一击,这是窦太后的看家本领,也是制胜法宝。远的不说,先前对付逼死自己宝贝孙子刘荣的郅都就使的这一招。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可惜御史大夫赵绾和郎中令王臧被汉武帝强大的光环所笼罩,被革命的强大力量所感染,被自己超强的自信所迷惑,认为革命已成燎原之势,所以轻视了窦太后的绝地反击。

窦太后是啥人物,轻视了窦太后,后果很严重。果然,很快,窦太后的“调查团”就不负厚望,搜集到了赵绾和王臧的罪证。窦太后为他们二人各精心挑选了五条罪状,组成了“罪十条”,然后打包一起交给了汉武帝。

窦太后的第二板斧:分而惩之。

汉武帝接到窦太后送来的大礼包时就知道事情坏了,他当然是想为赵王两人开脱罪名,但人证、物证俱在,而且还有窦太后的监督,他只好听命立案,把赵王两人的事移交给司法部门去调查处理。

赵绾和王臧就这样入狱了。司法部门的人忙碌开来,正准备大刀阔斧进行审讯时,窦太后没有犹豫,不再迟疑,终于挥出了手中的“屠龙刀”,给司法部门的最高长官下达了死命令:把赵王两人给我往死里整。

接下来,赵王两人的遭遇就可想而知了,他们面对的是生不如死的严刑逼供。

痛不欲生的结果是死路一条,忍辱负重的结果可能还是死路一条。与其这样将痛苦坚持到底,不如一了百了。想通了这一点,赵绾和王臧选择了自杀。

然而,赵绾和王臧不会料到,他们虽然以死明志,但并没有达到舍生取义的效果。他们死了,窦太后的气焰更嚣张了,她给他们盖棺论定:畏罪自杀。

汉武帝此时爱莫能助,只能唏嘘长叹。

窦太后此时怒气未消,还要继续屠龙。

接下来,轮到窦婴和田蚡遭殃了。考虑到窦田两人毕竟是“外戚”的内部人员,窦太后放下了手中的“屠龙刀”,使用了“温柔一剑”。这一剑挥出,硬生生地削掉了窦田两人的官帽。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能保全窦田两人一命,窦太后已是格外开恩了。

一手打造的“四大天王”一夜之间便烟消云散了,汉武帝除了感到寒意侵骨、痛心疾首,更多是无奈和无助。当然,窦太后的屠龙刀和温柔剑也让汉武帝清醒了过来,他知道此时自己羽翼未丰,现在和窦太后直接斗力,不但胜算不足一成,弄不好还会把自己搭进去。

对此,他做出了亡羊补牢之举,把用“驷马安车”请来的申公送回去了。申公也是个聪明人,眼见风头不对,留在朝中多半是死路一条,要谋生眼下只有“走”这一条路。于是,他及时打了辞职报告,汉武帝顺水推舟,准奏,申公一刻也不敢停留,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窦太后原本是想再拿他开涮的,此时见他归隐了,鞭长莫及,也就不再追究了。

窦太后的第三板斧:取而代之。

窦太后成功拿掉了汉武帝精心打造的“四大天王”后,马上启用自己的人担任朝中最重要的丞相、御史大夫等重职,把汉武帝好不容易洗好的牌又洗了一遍。

新上任的丞相许昌和御史大夫庄青翟是朝中元老级人物。两人虽然在朝中属于无功绩、无德、无能的“三无”人员,但因为他们都信奉黄老学说,且是拥后派的重量级人物,所以被委以重任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而新上任的郎中令石建和内史石庆还是弱冠之年,属于后起之秀,他们又是何许人物?为什么能从默默无闻一下子位列朝中四甲之列呢?

原因很简单,因为石建和石庆都有一个好爸爸——万石君石奋。

万石君石奋是河内郡人。他是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人物,十五岁时就跟随汉高祖刘邦,经历了惊心动魄的楚汉争霸。他做得最得意的一件事就是把其秀色可餐的姐姐推荐给了刘邦,同时自己也走上了仕途,被封为“中涓”。他的家人都被接到长安享受贵族待遇。到汉文帝时,他先是被封为太中大夫,随后又被封为太子太傅。汉景帝刘启继位后,他被提为九卿之位,后来又被升为诸侯国的相国。

石奋之所以能在仕途中青云直上,除了依靠裙带关系,更重要的是他为人处世得宜。石奋虽不善言谈,但却敏于行事。“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十二个字是他性格的主要特征。

在石奋的言传身教下,他的家人,甚至仆人待人接物都非常恭敬,特别谨慎。如此一来,万石君一家因孝顺谨慎闻名于各郡县和各诸侯国,即使齐鲁二地品行朴实的儒生们,也都认为自己不如他们。

也正是因为这样,石奋的长子石建、二子石甲、三子石乙、四子石庆,都因为品行善良,孝敬父母,办事严谨,做官做到了二千石。对此,汉景帝有话要说了,他发出感叹:“石君和四个儿子都是二千石官员,加起来等于一万石了,作为臣子的尊贵荣宠竟然集中在他一家啊!”为了表达对石奋的崇高敬意,他尊称石奋为万石君,从此,万石君这个称号便传播开来。

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窦太后之所以向石家投去橄榄枝,就是看中了石家的“名人效应”。石家谦卑,礼让有加,门风极好,重用石家,对稳定政局显然有好处。

但是,考虑到万石君石奋此时年事已高,窦太后便从他的四个儿子中选了石建和石庆两人分别担任郎中令和内史,从而打造了自己的一副新牌。

姜还是老的辣,窦太后用实际行动给年轻的汉武帝上了一堂生动的政治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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