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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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那就怪了，你怎么突然有这想法？”

她说：“我受不了他天天回去陪老婆。”

我说：“就为这个？那我跟张国庆说说，让他少回家不就行了，何必结婚呢？”

她说：“不，我要结婚。”说得很平静，又坚决，显然是经过深思的。

我责怪她：“早知现在，何必当初？”

她说：“现在是现在，当初是当初，反正我要跟他结婚，你叫他离婚吧。”

说罢掉头就走，我喊都喊不住。

她走后，我就坐在办公桌前发呆，好像是被这突然的事吓傻了似的。事情说来是有点荒唐，她要结婚，不跟张国庆去说，却跑来跟我说，好像这是我下给她的任务似的。但荒唐归荒唐，我还不能不管，虽然这说起来不是什么工作，但归根到底，就是工作。因为，我知道她这人的脾气，你不顺着她来，她什么事都干得出来，要来个不吃不喝，压上三天床板，我急得要跳起来。她是天使，我是凡人，没办法的，只有顺着她来。就这样，我找到张国庆，把事情先问了，然后又说了，最后要他表个态。

张国庆倒说得干脆：听组织的。

听组织的就离。

就这样离了。

其实，不听组织的也得离，事情就这样的，没有回旋余地。余地都在天使那边。天使正在用不停地破译一部部密码这不争的事实告诉我们：她越发像个天使，我们只有越发地跟着她跑，而且坚信跟着她跑，不会吃亏的。

那边才离，这边就结了，心情之急，做事之不讲究，不避讳，像是两个世事不谙的小年轻。婚礼很简单，他们处里的人，加上我，聚在一起，在单位食堂摆了两桌，完了又去新房坐了坐，吃了点儿糖果，道了点儿祝愿，算闹了洞房，天地作证了。就在闹洞房之际，黄依依几次啊啊的干呕不止，让所有过来人都看在眼里，明在心头：她已有身孕！

至此，黄依依为什么这么急地要同张国庆结婚，不言而喻。但无人想得到，在这个表面的原因之下，其实还藏着一个巨大的、神秘莫测的秘密。原来，黄依依虽然结过两次婚，而与她有过云雨之事的男人肯定更多，就我所知——那一沓告状信！我想，至少在两位数之上吧。但是，这么多男人，这么长时间，黄依依却从未有过喜——或者有过忧。这是她第一次怀孕！连黄依依自己都感到神秘，这么多男人，惟独张国庆才为她“开天辟地”，而且似乎还不是开始就灵验，而是经过了一定时间的磨合、等待，好像她的生育机制里上着一把神秘的锁，只有张国庆才能慢慢打开。

这确实让人感到神秘，神秘得似乎只有用神秘的缘分来理解，来接受。既然这是缘分，是天地之约，是独一无二，是别无选择，还有什么好犹疑的？所以，她才这么坚决、霸道地要同张国庆结婚——张国庆仿佛天定是她的！

找到了天定之郎，现在又有了身孕，好上加好，按理应该大庆大贺。可是，我却无心庆贺。我忧心忡忡着呢，因为这哪是她黄依依生儿育女的时间？什么事都是有时间地点之区别的，同样的事，在不同的时间或地点，性质和效果是不一样的，甚至有天壤之别。可是，我又怎么开得了这个口？这是天地之约的果实，而且黄依依的年龄——年近40，哪是可以随便折腾的？就这样，一边是国家利益，一边是天地之约，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把我夹在中间，如何是好？我犯难着呢。

但是，最后我还是站在“国家利益”这边，对黄依依提出了苛刻的要求。遭拒绝是想得到的，结果却是想不到的。有一天，张国庆来跟我要车，说黄依依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看看。医院在一号山谷，以前黄依依跟老王好时，经常一个人徒步来回，只是如今不但没了这份心情，似乎也没了这个身子，加上又遇身体不适。车子来回当然快，没有两个小时，黄依依从医院回来，径自来到我办公室，见面就莫名其妙地甩给我一句：

“这下你高兴了。”

原来，去医院看病，确诊是一般的感冒，医生明知什么药可以快速治她的病，却颗粒不给，理由是这药对孩子不好。黄依依掐指一算，自有身孕之后，她至少两次并多日服用过此药。医生把药拿来，把说明书上的“孕妇忌服”几个字指给她看，并加以口头说明，说得她心惊肉跳的。

医生总是危言耸听的。

母亲对孩子总是小心谨慎的，不论是对身体外的，还是身体内的。

权衡再三，黄依依作出了“让我高兴”的决定。

我确实感到高兴，却浑然不知，这份意外的高兴中，已可怕又不可避免地夹杂着黄依依死亡的阴影。几天后，我在医院看见黄依依硬冷的身体时，突然双膝一软，差点跪倒在她遗体前。当时，我心里直想骂那个危言耸听的医生。因为，是她首先敲响了黄依依死亡的丧钟！

不是死在病房里，而是死在厕所里

不是死在手术中，是死在手术后。

也不是死在病房里，而是死在厕所里。

我后来去看过那个厕所，有两个用木板隔开的厕位，门是弹簧门，里外都可以推拉。但是有个厕位已经停用，门上贴着“下水道堵塞，禁止使用”的字条。据说，这个厕位安有坐便器，是专为病人准备的，另一个我看到是一般的蹲便池。又据说，两个厕位的门上的弹簧其实早已不顶事，门能开不能关，却一直没人管，直到一个多月前，因为上级单位要下来检查，才终于有人来管，换了新的弹簧。现在的门开关没问题，就是因为弹簧是新的，劲道很足，拉开门，人进去后，不用用手带门，门自己会朝着你屁股直扑上来，啪地打你一下，有点吓人兮兮的。

这说的不是701医院，是县人民医院。701医院是没有妇产科的，有关妇科病或大小生产的事，都是到县医院来看治的。也不只是701人，全县的妇女都这样，妇科上的事只有来这里，别无二处。为此，我们机关还跟这边妇产科建立了一定的联谊关系，目的就是让我们的妇女同志来这里看个什么有个优待。黄依依来，机关还专门安排了一位跟这边有良好关系的同志陪同，所以，优待是不要说的，来了就有人接待，手术室是最雅静的，医生是最有经验的，手术也是很成功的。做完手术，还安排她到单人病房休息，还给她泡糖水喝。等等这些，都是无可挑剔，只有夸奖的。也许是上帝为了在她走之前，有意给她留下一点人间的美好吧。

休息了约有一刻多钟，钻心的疼痛消散了，身上的力气随之回来了，这时在11点钟左右。黄依依看时候不早，要张国庆收拾东西，准备走，自己则去了厕所。这一去竟再也没回来，等人觉得蹊跷，进厕所去看她时，看到她半躺半坐在厕所里，昏迷不醒。开始以为只是一般性的昏迷，但脉搏却越来越弱，可见不是一般的昏迷。事实上，这时的她已经没救了。

是颅内出血！

她在摔倒时，后脑勺刚好磕在墙角下水管的接口上，致使颅内出血。

医生说，这种伤势，除非是在北京上海的大医院里，有医生及时给她做开颅手术，才可能有救。但这里没有这样的人力和设备，人们眼睁睁看着她脸色越来越苍白，脉搏越来越微弱，身体越来越安静又变冷……所有的人都企图阻止这种状态，临时采取一些可以想到的措施，手忙脚乱的，结果都以无济于事告终。这是大医院的病，这里的人连确诊的一点常识都没有，更不要说抢救了。事实上，包括颅内出血的伤势，也是事后才确诊的。说来也怪，说是把人都磕死了，但黄依依的后脑勺既没有磕破，也没有磕出什么包块，只是表皮有一点擦伤，还有一点泛红的血丝而已，加上又是埋在头发丛里的，不特别在意根本发现不了。它使人容易引起奇想，好像黄依依的头皮是铁打的，但颅内是豆腐做的。

一个为701破译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破译天使就这样离开了我们。

黄依依的死让我们感到无比的震惊，无比的悲痛，无比的惋惜。我曾不止一次地想，如果她的死是由于某个人的错误造成的，那么不管怎样，我一定会把这个人撕成碎片，还要用脚在碎尸上发狠地踩踏，踩得它粉碎，血肉模糊。但似乎没有这样一个人，事实上，那天上午，所有与她见过面、打过交道的人，几乎无一不是有恩情于她的，她（他）们把她当大首长一样，客气地对待她，殷勤地关照她，小心翼翼地做手术，出事后又及时抢救她，至于抢救技术上的遗憾，那是怪不得人的。如果一定要找一个怪罪的人，只能是院方领导，可以怪罪他们没有及时把坐便器修理好。想一想，黄依依为什么会昏迷在厕所里？因为她以前就有容易昏迷的毛病，加上刚做了手术，身体很虚弱，蹲着上厕所对她是种考验，站起来时一下天昏地暗，人就摔倒了。就是这样的，错不了。

黄依依的死，无疑给我们的破译事业带来了难以想见的困难和压力。人们都叫她是个有问题的天使，但是说真的，在破译密码的事情上，她是没有一点问题的，是真正的天使，是洞悉密码秘密的天使。在我看来，把701历史上的所有破译员都捆绑在一起，都抵不过她一个黄依依。我是说能力，破译密码的能力和才情，至于贡献，后来还是有超过她的，像陈二湖，她毕竟从事破译的时间太短，还不到一年。不过，换个角度讲，她的贡献也是最大的，因为由于她的出现，她神奇的表现，她留下的闪光的足印，让701后来的破译者都不敢称雄，不敢怠慢，只有咬紧牙关地去搏杀。她有如一束神秘的剧烈的强光，闪了一下消失了，却永久留在了后人的脑海里、言谈中、记忆里，生生不息，广为流传，成了一枝参天的标杆，激励着后人往更高更远的黑暗深处发奋奔去。

破译密码啊，就是在黑暗中挣扎啊，就是在死人身上听心跳声啊。

那个狗日的女人

人死了不能复活。

但黄依依的死让张国庆和他前妻的婚姻复活了。

说到这里，我心里的仇恨也复活了。我不想多谈这两个人，尤其是张国庆老婆——这个泼妇！这个天杀的！这个我要把她撕成碎片的混账东西！

告诉你吧，就是她，把黄依依害死的！

关于她，我真的不想多说一个字，只想把事实告诉你。事情是这样的，因为当时没人想到黄依依的死会有凶手，人们都以为这是起事故，所以没开展任何调查工作。于是，这个混账轻松地逃脱了罪名，并幸福地过上了破镜重圆的好日子。就这样，过去了一年，又过去了一年，到第三年的春天时候，不知怎么的，家属区里突然冒出一种骇人听闻的说法，讲黄依依是被张国庆老婆弄死的，有说是她利用职务之便，偷偷地给黄依依打了一支毒针，有说是她躲在厕所用纱布把黄依依活活闷死的，也有说是用木棍打死的。总之，说法很多，行凶的方式五花八门，稀奇古怪，听起来有点混乱和可笑。我听到这些后，基本上断定这纯属乱说而已，因为黄依依和张国庆老婆的特殊关系是谁都知道的，她恨黄依依也是谁都想得到的，这些说法只不过是有人基于这种事实，想当然地编造出来的。

但是，有一天下午，张国庆在楼道里碰到我，神色慌张的样子，像见了鬼，一下似乎提醒我什么似的。回头，我喊办公室主任把张国庆叫来，叫来干什么，我心里其实没个准儿。哪想到，张国庆一进我办公室，就吓得哭哭啼啼起来，一边可怜兮兮地哭诉道：

“局长，把她抓起来吧，是她把黄依依害死的……”

后来，我们审问那狗日的女人，才知道，那天黄依依进厕所时，她正蹲在里面，听有人进来她还主动招呼了一声，外面也客气地回应了一声。两人虽然见过面，认识，但声音是不熟悉的，尤其就这么随便招呼一下，更不可能辨识对方。可以想，如果黄依依当时听出是她，一定会拔腿就走。走掉了，就躲过了劫难。但这只是假设，事实是黄依依没走，于是，两人狭路相逢。听她狗日的自己说，当时她一见到黄依依，心里头就冒出鬼火，嘴上就不干不净地骂了一句。黄依依没有骂她，只是叫她嘴巴放干净点，说着就往厕所里钻，显然是不想跟她过招。但她没有就此罢休，还是站在门口，用身体把门挡住，继续说一些难听话。两个人，客观地说，黄依依是肇事者，对方是受害者，心里窝着火，见面骂几句可以理解的。所以，黄依依还是比较克制，不回嘴，只是做出侧目不屑的神情，后来甚至闭了眼，任凭她胡说，只当没听见。骂她不听，骂着也没趣，所以她准备走。听狗日的自己说，她在决定走时，看黄依依紧闭双眼的样子，心里很想甩她两个巴掌，但还是不敢，怕激化事态。她本想就这样走掉的，但抽身时，弹簧门推她的力度让她想到，可以借门自动弹回去的力量打她一下，来解解心头之恨。于是，她特意把门拉开到底，让弹簧的回力处于最大，然后她突然把手一松，门跟着就劲头十足地弹回去。当时黄依依是闭着眼的，哪知道躲闪，一下被撞个正着。狗日的听黄依依被撞翻身，感觉是占了便宜，得意地走了，哪知道黄依依已经被她推落生死崖，生命正在飞速地往尽头冲去。同时，她自己也跌落了悬崖，只是在坠落的过程中，侥幸地被一棵树勾住，得以苟活了三个年头。为此，她又付出了死不瞑目的代价：孩子他爹张国庆坐了牢，幼小孩子从此变得无爹无娘，无依无靠。

无疑，如果她不苟活这三年，张国庆肯定是不会被牵连进去的，那样她孩子起码还有个爹。但这仅是假设而已，事实是她苟活了三年，待事发后，张国庆的形象已变得人不人鬼不鬼的，虽可以排除他元凶的嫌疑，却不能排除他包庇凶手的嫌疑。

这足以叫他去尝尝铁窗的滋味。

张国庆是个可怜的人。

客观地说，他老婆也是个可怜虫。只是我无法可怜她，她毁掉了黄依依，差点也毁掉了我的前程。好在后来陈二湖一下顶上来，把黄依依未竟的事更好地完成了，从而替我化险为夷，我也只是有惊无险。说来也奇怪，以前老陈在破译上并不拔尖，但自黄依依死后，他像得了死者的仙气，一下变得出类拔萃，频频干出惊人之举。

老陈还健在吗？他的身子骨可没我硬……

　·3·

中部：看风者——陈二湖的影子

老陈已不健在，他是1997年春天去世的，至今已告别我们7个年头。一般的人，在去世这么多年后，肯定已经有缘登上701近年来一年一度的解密名单。但老陈不是一般人，他是破译局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里到外的见证人，曾先后在几个处当过处长，有的处还几上几下，破译局的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真真假假的内情和机密，都在他漫长而丰富的经历中、史料里。可以不夸张地说，他的解密，意味着大半破译局的秘密将被掏空。也许，正因如此，解密名单公布了一次又一次，他都“名落孙山”。因为没有解密，我有关他的“明访暗察”工作，只能陷入僵局。

僵局却在701去年的解密日——2002年10月25日，不期而破。这一天，我有幸见证了解密日这个奇特的日子的“样子”：从上午8点半钟开始，陆陆续续有人来到701档案室窗台前，向值班同志出示一份通知单，然后领了东西就走，整个感觉似乎跟到邮局提取包裹没什么不同，稍有不同的无非就是在这里的交接过程中，双方的态度要亲善、友好一些，但也仅此而已。在零星的来人中，我注意到一个拄拐杖的人。他显得很年轻，四十来岁，按说正当是干事业的大好年纪。但是两年前，他不幸患上了严重的眼疾，一夜间世界在他眼前变成漆黑一片，如今虽经多方治疗，依然是白茫茫一片，走路还需要拐杖帮助，更别说什么工作。他就这样离开了——白茫茫地离开——701。说是离开，其实离开的还没留下的多，比如他的青春、才干、友情、恩爱等，还有他在此12年间所有的收发信件、日记、资料什么的，都留在了这里面。有的是永远留下了，有的也许是暂时的，比如那些信件日记资料什么的，今天他就可以如数带走。因为，他上了解密名单。

后来我知道，他曾经是陈二湖的徒弟，名叫施国光。更令我振奋的是，我在他那天领取的解密件中，发现了不少与陈二湖直接相关的书信和日记。由此，我们不难设想，老陈的解密日，也许已指日可待。不过，在指日可待的“这一天”尚未真实降临之前，我们只能凭借这些恰巧涉及陈二湖事情的解密文档，来间接地认识陈二湖。

不用说，由此我们看到的肯定不是全部和真实的陈二湖，也许只是他的一个飘忽的影子而已。本章标题——陈二湖的影子，指的也是这意思。这几乎是我“拣来”的一章，在此，我特别感谢陈二湖徒弟施国光的慷慨支持，并衷心祝愿他早日康复。

下面就是施国光提供的解密文档，请看——

几则日记

3月25日①（注：①系 1997 年 3月 25 日。下同。）

宿舍。夜。雨。

今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我师傅的儿子打来的。开始我听电话里声音幽幽的，以为是个女的，问是谁，他说是陈思兵。我想了一圈也没想起陈思兵是谁，他才说是陈二湖儿子。

陈二湖就是我师傅。

师傅儿子的来电，多少有些令我吃惊。一是这电话本身，来得唐突，去得也唐突，只说他给我寄了一封信，问我收到没有。我说没有，他就想挂电话了。我以为是他那边打长话不方便，就问他电话号码，说我给他打过去。他说不用了，明天再跟我联系，就挂了电话。二是听他电话里的声音，我感觉他好像情绪很不对头似的，加上他又说给我来了一封信，就更叫我觉得蹊跷，有种不知深浅的隐隐虚弱的感觉。说真的，虽然我同他父亲包括跟他家里的关系一度是很亲密的，但跟他本人却一向不太熟悉。他是在城里外婆家长大的，很少到山谷里（一号山谷）来，直到上大学后，在寒暑假里，我有时会在排球场上看到他。他个子有点高，弹跳又好，球场上特别引人注目。因为他父亲的关系，我们见面时总是客客气气的，有时间也站下来聊聊天。他非常健谈，而且说话喜欢一边比划动作，一会儿耸肩，一会儿摊手的，跟个老外似的，而站立的姿态总是那么稍稍倾斜的，重心落在一只脚跟上，让人感到他是那么自在，满不在乎。我很容易从他的言谈举止中看出他跟他父亲的不同，这是一个热情、乐观、身上集合了诸多现代人气息的年轻人，而他父亲则是一个沉默寡言，性格又冷又硬的孤独老头。父子俩表面上的不同曾经令我感到惊讶，但仔细想想又觉得没什么好奇怪的，因为父子相异就跟父子相似一样其实都是正常的。不过，总的来说我对他是不熟悉的，我以前连他名字叫什么都不知道，只记得那时我们都喊他阿兵。这自然是小名儿，今天我才知道他大名叫陈思兵。他来信要跟我说什么事？我告诉自己：不要去想它，等明天看信吧。

3月26日

办公室。夜。还在下雨。

难道是因为连续的下雨影响信的正常传递了？今天还是没收到信，阿兵的电话倒是又来了。他一定是有很急的事要问我，但我没收到信又似乎无法问。听声音，今天他情绪要比昨天好，说的也比昨天多，包括工作单位、联系电话都跟我说了。现在我知道，他已读完研究生，分在南方市的出版社工作，想必是当编辑。我不清楚，他在电话里没说起。不过，从出版社的工作性质和他学的专业看，我想很可能是在当编辑。他是研究欧洲当代文学的，让他去出版社工作，不当编辑又能当什么呢？我想不出来。

那个城市我去过一次，是一个很美的城市，街上种满了花，很抒情的。花以优雅素白的樱花居多，城市的几条主干道两侧几乎都排列着或大或小、或土或洋的樱花树。眼下，春意飘飘，正是樱花盛开之际，我可以想像现在那个城市的基本姿态：满街的樱花灿烂如霞，像雪花凌空，像白云悠悠，空气里弥漫着樱花绽放出来的袭人的香气。此刻，我甚至都闻见了樱花缥缈的香气。

关于那个城市，我还有一点认识，是从历史书上捞来的。据说，一个世纪前，那城市曾闹过一次大地震，死者不计其数，也许有好几十万。而50年前，又有一场著名的战役在那里打得不可开交，阵亡者书上又说是“不计其数”。因此，我常常想，那儿地底下埋葬的尸骨一定有好几吨。这和樱花本是不可以相提并论的，可我不知怎么就将它们想到了一块。想就想吧，反正意识太多不算错误。意识太多是一种病，但决不是错误。既然不是错误，扯远一点也没关系吧，我想。事实上，我知道，我想这些都是想为了摆脱一点什么，因为我觉得心里乱乱的，乱七八糟的。

3月27日

宿舍。夜。晴。

今天终于收到阿兵的信了。尽管这两天我一直在想阿兵信上可能要跟我说的事，但就没想到居然会是我师傅去世的噩耗！师傅是3月2日去世的，都快一个月了。信上说，师傅临死前很想见我，老王局长给我单位挂电话，我却正回老家在休假，怎么联系也联系不上。没办法，最后师傅给我留了遗言，并再三嘱咐他一定要转交给我。他这回便是把父亲的遗书给我寄过来了。

遗言是师傅亲笔写在一张16开的信纸上的，字比个孩童写得还要差，歪歪扭扭的，大的大，小的小，横不平，竖不直的。我是熟悉师傅的字体的，从这些变得不成样的字中，我可以想像他当时有多么虚弱，手握不住笔，气喘不上来——看着这些歪歪斜斜的字，我仿佛见了师傅奄奄一息的样子，心情陡然变得沉重，手忍不住地发抖……我还是第一次接受死者的遗书，没想到它会如此震撼我的心灵。看着这遗书，我简直感到害怕，一个个醒目的字，杀气腾腾的，犹如一把把直逼我心脏的刀子。我就这样哭了，泪水滴落在遗书上。

遗书是这样写的：

小施，看来我是要走了，走前我要再一次告诫你：那件事——你要相信它对我的重要，不管怎样都要替我保守这秘密，永不外传。

陈二湖

1997年3月1日立言

遗言中说的“那件事”是什么？

这一定非常叫人寻思，一定也引起了阿兵的深思深想。今天，他又打电话来了，知道我已收到信，就问我这是什么事。他不停给我打电话，就是想问我这个。他说既然父亲这么重视这事，作为他的儿子，他本能地想知道，希望我能告诉他。我完全理解他的心情，只是他也该理解我，因为白纸黑字的遗书清清楚楚叮嘱我，要我“保守秘密，永不外传”。这里没有指明儿子或什么人可以除外。没有人除外，所有的人都是我保密、缄口不语的对象。这是死者对我的最后愿望，也是我对死者的最后承诺。

其实，即使没有死者遗嘱，我也是不可能跟他说的，因为这牵涉到国家机密。作为一个特别单位，我们701可以说整个都是秘密的，秘密是它的形象，它的任务，它的生命，它的过去、现在、未来，是它所有的一切。而我师傅——陈思兵父亲——陈二湖，他的工作是我们701的心脏，是秘密中的秘密，我怎么能跟一个外边人说呢？不行的。儿子也不行，天皇老子都不行的。事实上，我理解遗书上说的“不外传”，指的不是像阿兵这样的外人，而是指我们破译局的内部人。是的，是内部人，是指我老单位的同仁们。没有人知道，只有我知道，“那件事”不是破译局的什么秘密，而是我师傅个人的秘密，是他对组织、对破译局、对701的秘密。就是这样的。师傅在701不是个平常人，而是响当当的，一生获得的荣誉也许比701所有人加起来还要多。这些荣誉把他披挂得光彩夺目的，即使死了701照样不会忘记他，照样会怀念他，崇敬他。我相信，师傅的追悼会一定是隆重又隆重的，701人追悼他的泪也一定是流了又流的，而所有这一切，起码有一半是建立在人们不知道“那件事”的基础上的。现在，我是“那件事”惟一的知情人，师傅为什么临死了还这么郑重地嘱咐我，也就可以理解了。其实，他曾以各种形式多次这样嘱咐过我。这就是说，即使没这遗书，我照样不会跟任何人说的，包括他儿子。老实说，陈思兵还没这资格——让我说的资格。

当然我想得到，我这样拒绝后阿兵心里一定会难受的，是硌一块异物似的难受。也许从今以后，他，还有师傅的其他亲属，都将被我手头这神秘的遗书乱了心思，心存顾虑，耿耿于怀的。遗言叫他们笼罩了一团雾气，一片阴影，他们不理解也不允许死者和他们相依为命一辈子，到头来却给一个外人留下这莫名其妙又似乎至关重要的遗言。这中间藏着什么秘密，死者生前有什么不是之处，会不会给他们留下隐患，带来麻烦？等等，等等，有疑问，有担忧，有期待，有恐惧，我几乎肯定他们一定会这样那样地想不开的。我想，虽然遗言只有寥寥几行字，但他们一定是反复咀嚼了又咀嚼的，他们一边咀嚼一边琢磨着里头的名堂，猜想着可能有的事情。他们一定思想了很多，也很远；他们恨不得一口将这散布着神秘气息的遗书咬个血淋淋，咬出它深藏的秘密。当一切都变得徒劳时，他们不免会对我产生顾虑，防范我，揣度我，怀疑我，甚至敌视我。我忽然觉得自己没能和师傅作别真是天大的憾事。千不该万不该啊。我想，如果我跟师傅临终能见上个面，这遗书必将属于我个人，可是现在它左传右转的，到最后才落到我手上。虽然给了我，但他们心里是不情愿的，阿兵的请求是最说明这点的，父亲明明有言在先，不能外传，他居然还明知故犯，心存侥幸，这不是荒唐就是厚脸皮了。而且，我有种预感，这几天，我还会收到一封信或者电话，那里面还会有类似的要求，荒唐的，或者是厚脸皮的。对阿兵，我可以没什么犹豫地拒绝，但对那封信或电话，也许就不会这么简单了。那封信或电话，那封未知的信或者电话，我敢说一定将出自他姐姐。

说真的，我情愿面对的是信，而不是电话。

3月28日

宿舍。夜。有风。

担心中的电话或信都没来。这不说明是没这事了，我知道，事情肯定是跑不脱的。从阿兵接连不断的电话，还有昨天电话里的口气看，他不会就这么死心的。他不死心，就一定会把姐姐搬出来的。他姐姐叫陈思思。

陈思思人长得高高的，下巴上有颗黑痣，将她白白的肤色衬托得更加白。在我家乡，对人长痣是有说法的，说“男要朗，女要藏”，意思是说男人的痣要长得醒目，越醒目越有福气，而女人则相反。这么说来，陈思思的痣是长错了地方，或者说这颗痣意味着她不是个有福之人。福气是个神秘的东西，很难说谁有谁没有的。对陈思思，我不能说不了解，总的来说，她像她父亲，是个生活在内心世界的人，不爱说话，沉默寡言的，脸上经常挂着谦逊得几近羞涩的笑容。说真的，那时候她默默无语又腼腆的样子非常打动我，以至她父亲都看出我对他女儿的喜欢。作为师傅，老陈对我的好是超乎寻常的，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也是他的儿子，他军龄比我年龄还要长，他待我就像对自己儿女一样的亲。有一天，师傅问我谈女朋友没有，我说没有，他说我给你介绍一个吧。他介绍的就是陈思思。我们谈恋爱从时间上说有半年，但就内容而言只是看了两场电影，逛了一次公园而已。就是逛公园那次，她表示希望我们的关系还是回到过去那样。我们确实也这样做了。我是说我们没有因为爱不成而就怎么的，没有，我们还是跟过去一样，围绕着她父亲运转着，直到我离开那里。

我是1993年夏天离开总部，然后来到这里的。这里是破译局的一个分局，因为它重要——越来越重要，也有人说是破译局的第二局。我为什么要到这里来，一方面是工作需要，另一方面也是自己需要。所谓自己需要，是指当时我已经结婚，而这里离我爱人所在的城市要比总部近一半路程。所以，在很多人都不太情愿来这里的情况下，我是少有主动要求来的人之一，理由就是离家近。我记得，在我离开山谷的前天夜里，师傅送了我一本作纪念的笔记本，扉页有他的赠言，是这样写的：

你我都生活在秘密中，有些秘密需要我们极力去解破，有些秘密又需要我们极力去保守。我们的事业需要运气。衷心希望你事业有成！

从那以后，师傅一直以笔记本的形式和我在一起。我相信师傅之所以送我笔记本并留下这些话，目的之一就是在提醒我要保守“那件事”的秘密。换句话说，这是师傅对我远走他方后而苦心作出的一种特殊告诫，和直白的遗言相比，这当然要婉转一些。不过直白也好，婉转也好，我都感到“那件事”对师傅的压力。那件事给师傅带来了巨大荣誉，也给他留下了沉重的顾虑，他总怕我有意无意地将它大白于天下。在这种情况下，他一再以各种机会和形式告诫我，我是可以理解的。但就留遗书这事，我认为师傅是失策的。首先他对我的告诫已足够多，无需再作强调；其次这种强调方式——遗书——实在是极不恰当的，有“此地无银”之嫌。说真的，本来完全是我们俩的事，无人知道，也无人问津的，这下好了，以后会涌出多少个陈思兵？遗书其实是把原来包在秘密之外的那层保护壳剥开了，这对我保守秘密显然不利。我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看过遗书，但我知道凡是看过的人，有多少人看过，就会有成倍的人像陈思兵一样来挖我深藏的秘密，来考验我对师傅的忠心。眼下，我最担心的是陈思思，我相信她一定会做陈思兵第二，对我提出无理的要求。我在等她的电话或信，就像等一个难逃的劫一样。

4月2日

宿舍。夜。晴。

陈思思的信没像我想的一样很快来，但还是来了，拿在手上沉甸甸的，摸着就知道不是封通常的信，里面也许堆满了用来深挖我秘密的铁镐、铁铲什么的。我捏着它，久久地捏着它，甚至有些不敢拆封。当然，信是不可能不看的，只是我需要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为了给自己增添经受考验的信心和防卫的力度，我居然把师傅的照片和遗书一齐放在案头，让我在看信的同时随时可以看到师傅临死的嘱咐。

我就是这样开始阅读我曾经的恋人陈思思的信的。等读完信，我才发现自己种种的担心是多余的，整封信，从头到尾，有关遗书上的事提都没提，好像是知道我怕她提，所以有意不提的。这使我怀疑师傅给我留遗书的事她可能并不知道，给阿兵打电话问，果然是这样。阿兵说，给我留遗书的事他父亲要求他不能跟任何人提起，包括他姐姐思思。这也成了我彻底拒绝阿兵——他希望我告诉他“那件事”呢——的最好理由，我对他说，师傅这样做，就是因为考虑到我和你姐姐过去有的关系，担心我经不起她盘问，所以才特意对她隐瞒这事。阿兵听我这么一说，似乎才有所领悟，感叹着说了一句“原来是这样”，然后挂了电话。我相信，阿兵以后再不会来找我问这事了。这样很好。真的很好。

我没想到的是，思思会把信写得那么长，16开的信纸，总共写了18页，每一页的字都满当当的，长得简直不像一封信。从变化的字体和断断续续的格式看，这信起码是分几天时间才写完的，最后署的时间是3月25日——这也是我第一次接到阿兵电话的时间。从信的内容看，与其说这是封信，倒不如说是份小说手稿，里面有感情，有故事，读起来扣人心弦，令人欲罢不能。

一封来信

第一天

……红色的围墙，高高的，上面还拉着铁丝网，两扇黑色的大铁门从来都是关着的，开的只是一扇窗户一样的小铁门，荷枪实弹的哨兵在门口走来走去的，见了人就要看证件。小时候，我曾多次跟院里的孩子一道偷偷翻过山去，站在铁门外，看各自家的大人一个个跨进小铁门，便消失了。我们偷着想溜进院子去看看，但没有谁是进去了的，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长大了，我才知道，父亲从事的是秘密工作，所以红墙里头也是秘密的，没有证件，任何人都是进不去的。

因为保密，我们到现在也不清楚父亲具体工作的性质和内容，但从组织上对父亲的重视程度看，我相信父亲的事业一定是很神圣崇高的，同时可能也是很艰巨的，需要他竭尽全力地投入进去。母亲在世的时候经常唠叨，要父亲早点退休，因为她看父亲老呆在红墙里，身体眼看着一年比一年差下来，人一年比一年衰老了。所以，以前我常常想，什么时候父亲才可以不工作，从红墙里解脱出来，做个平常的人，过平常人的生活。你调走后第二年①，父亲终于有了这样一天。他已经65岁，早该退休了。

想到父亲这下终于可以轻轻松松地过一个正常老人的生活，享享清福，我们简直别提有多高兴了。你也许不知道，父亲虽然一直忙于工作，很少顾念家庭，对我们的关心也少，但我们对父亲的感情依然是很深很真的，我们从不埋怨父亲给我们太少，相反我们理解他，支持他，敬重他。我们相信父亲的晚年一定会过得十分幸福的，因为我们都觉得父亲的生活太需要弥补了，他应该也必须有一个称心如意的晚年。为了让父亲退下来后有事情做，我们专门在家里种了花草，养了鱼鸟，一到节假日，就带他去走亲戚，逛公园。那阵子，阿兵还没去读研究生，也没谈女朋友，我要他没事多陪陪父亲。他也这么做了，一有空闲就围转在父亲身边，和他说话，陪他散步。阿兵小时候是在外婆家长大的，后来又一直在外地上学，跟父亲的感情有些疏淡。起初，我还担心他们不能太好地交流，后来发现我担心是多余的，他们相处得很好，比我想像的还要好。我想，也许正是因为他们以前一直没有太好地交流，现在交流起来，常常有说不完的话，两人就像两个久违的好朋友，坐下来总有感兴趣的话题冒出来。就这样，父亲休息后的开头一段时间还是过得比较充实而快乐的，这让我们都感到由衷的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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