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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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楠放了心，耐心解释道：“宛英，你不懂，事情有现象，有本质。现象上的细节，不是真实，真实要看本质。”

宛英不会争辩，只满面气恼他说：“我只问问你，我的本质是什么？”

她向来有气只背人暗泣，并不当着余楠淌眼抹泪。这回余楠看着她浮肿的脸上泪水模糊，也有点惶恐，忙辩解说：“我只检讨自己，没说你一句坏话，都是说你好。”

宛英不理，进房去收拾行李，说要回南去。余楠问她哪里去。她说：“三妹妹几次写信叫我去。不去她家，我还可以找个人家‘帮人’呢。”

余楠说她小题大做。她只流着泪说：“我这一去，再也不回来了。”

余楠一想，宛英走了，他可怎么做人呢？他检讨的话都站不住了。而且他怎么过日子呢？他也知道触犯宛英的是些什么话，所以他也一改常态，温言抚慰，答应修改他的检讨，删掉宛英所谓“把老婆当婊子”的话。余楠由此也证实了自己确确实实是个忠于妻子的好丈夫，他的检讨也都是肺腑之言。

他是一名组长。他洗的这个澡，在社里就算是大盆。会议室里挤满了人，好比澡盆不够大，水都看扑出来了。

余楠虽然刮了胡子，却没有理发，配上他灰黄的脸色，颇有些囚首垢面的形象。不过这不足为奇，一般洗澡的人都那样。他穿一套旧西装，以前嫌太紧的，现在穿上还宽宽廓廓。他低着头，声音嘶哑，开始他的检讨。

他先讲自己早年的遭遇，讲他母亲被丈夫遗弃之后，常勉励他说：“阿楠啊，你要争气！”这句话成了他从小到大的指导思想。

“要争气”，加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世界观，再加上资产阶级“爱情至上”的糊涂信念，使他成了国民党反动政客的走狗，重婚未遂的罪人。

大家都竖起耳朵，连不屑听余楠检讨的许彦成也看着他的脸听他往下说。

据余楠讲，他从小由母命订婚，留学回国就成了家，生两男一女，大家都说他是好福气。可是他学的是西洋文学，不免使他深受影响，他当初是为了孝顺母亲而结了婚。他生平一大憾事是没有享受到自由的恋爱。当然，他的妻子是非常贤惠的，可是妻子是强加于他的。他看着别人自由恋爱，只有艳羡的份儿。

并不是没有女人看中他。他在学校里既有神童之名，当然就有女孩子对他钟情。他后来发表了一些新诗和散文，又赢得好些女读者的崇拜。她们或是给他写信，或是登门拜仿他当时很年轻，那些多情的小姐多半也很漂亮。不过他不敢拂逆他的母亲，也不愿背弃他温柔的妻子。后来他当了一个刊物的主编，来往的女作家很多，对他用情的也不少，有的还很主动，甚至表示“愿为夫子妾”。不过，资产阶级“爱情至上”的思想尽管深深的打动他，他想到自己的母亲和妻子，觉得万万不能步他父亲的后尘，做一个不负责任的风流才子。

他说，“要争气”，无非出人头地，光大自己。这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个人主义是一致的。这种思想导致他为名为利，一心向上爬，要为他的老母亲争气。可是“爱情至上”的观念却和封建道德背道而驰。英雄美人或才子佳人，为了恋爱就顾不得道德，也顾不得事。他向来把道义看得比私情重。他要求做一个铁铮铮的男子汉，道义上无愧于心，事业上有所成就。他自信英雄难过的“美人关”，他已经突破了。想不到他竟会深深陷入爱情的泥淖，不能自拔。

他接下轻描淡写地介绍了他主编的那个刊物和组稿的小姐，简约说明自己怎么由一个普通的撰稿人升为主编，刊物由反动政客资助，那位组稿的小姐就是她迷恋的美人。她真是“才调太灵珑”。她的绵绵情丝把他缠住了。他最初只在“心有灵犀一点通”的阶段陶醉，并没意识到堕落情网的危险。可是两心相通就要求两心相贴，然后就产生了更进一步的要求。就是最热烈、最迷人，也最艰苦的阶段。接下几句话就是宛英斥为“把老婆当婊子”的话，怪他“不要脸”。他认为自己用辞隐晦，也力求文雅，可是宛英竟为此要出走，他只好把这段诚挚而出自内心深处的自白删掉，只说那位小姐守身如玉，她要求的是结婚，而他是有妇之夫。

他说，这时他已完全失去主宰，已把道义全都抛弃，他已丧尽廉耻。他把事业也都丢了，只求有情人成为眷属。他自以为想出了一个兼顾道义和爱情的两全法。他出国和那位小姐结婚，抛下妻子叫她留在国内照看儿女，算是让她照旧做一家之主。

余楠停下来长叹一声说：“可是爱情要求彻底的、绝对的占有。那位小姐不容许我依恋妻子儿女，一气而离开了我。”他伤心地沉默了一会儿，带几分哽咽说：“我不死心，还只顾追寻。我觉得妻子儿子跑不了是我的，可是她——她跑了，我就永远失去了她。”他竭力抑制了悲痛说：他虽然已经答应了本社的邀请，还赖在上诲，等待那位小姐的消息。他想，即使为此失去这里的好工作，他卖花生过日子也心甘情愿。他直到绝望了、心死了才来北京的。

他接着讲本社成立大会上首长的讲话对他有多大的鼓舞。他向来只知道“手中一支笔，万事个求人”；他的笔可以用来“笔耕”，养家活口。这回他第一次意识到手中一支笔可以为人民服务，而一支笔的功用又是多么重大。他仿佛一支蜡烛点上了火，心里亮堂了，也照明了自己的前途。从此他认真学习，力求进步，把过去的伤心事深深埋藏在遗忘中，认为过去好比死了，埋了，从此就完了。

“可是痛疮尽管埋得深，不挖掉不行。我的进步，不是包袱，而是痛疮上结的盖子。底下还有脓血呢，表面上结了盖子也不会长出新肉来；而盖子却碰不得，轻轻一碰就会痛到心里去。比如同志们启发我，问我什么时候到社的，我立即触动往事，立即支吾掩盖。我爱人对我说：‘你不是想出国吗？’我不敢承认，只想设法抵赖。我不愿揭开盖子，我怕痛。我只在同志们的帮助下才忍痛揭盖于。”

他揭下疮上的盖子，才认识到“两全的办法”是自欺欺人。他一方面欺骗了痴心要嫁他的小姐，一方面对不住忠实的妻子，他抠挖着脓血模糊的烂疮，看到腐朽的本质。他只为迷恋着那位小姐，给牵着鼻子走，做了反动政客的走狗——不仅走狗，还甘心当洋奴，不惜逃离祖国，只求当洋官，当时还觉得顶理想。

余楠像一名化验师，从自己的脓血中化验出种种病菌和毒素，如“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个人主义思想呀，自高自大呀，贪图名利呀，追求安逸和享受呀，封建家长作风呀等等，应有尽有。他分别装入试管，贴上标签。（遗失姚宓稿子的事，因为没人提出，这种小事他已忘了。如果有人提出，他就说忘了，或者竟可以怪在宛英身上，归在“家长作风”项下。）

他这番检讨正是丁宝桂所谓“越臭越香”、“越丑越美”的那种。群众提了些问题，他不假思索，很坦率在一一回答。大家承认他挖得很深很透，把问题都暴露无遗，他的检讨终于也通过了。

余楠觉得自己像一块经烈火烧炼的黄金，杂质都已练净，通体金光灿灿，只是还没有凝冷，浑身还觉得软，软得脚也抬不起，头也抬不起。

第十一章

彦成回家后慨叹说：“恋爱还有实用呢！倾吐内心深处的痴情，就是把心都掏出来了。”

丽琳说：“你有他的勇气吗？你不肯暴露呢！”

“我不信暴露私情，就是暴露灵魂；也不信一经暴露，丑恶就会消灭。”

“可是，不暴露是不肯放弃。”丽琳并不赞许余楠，可是觉得彦成的问题显然更大。

彦成看着丽琳，诧异说：“难道你要我学余楠那样卖烂疮吗？”

“我当然不要你像他那样。可是我直在发愁。我怕你弄得不好，比他还臭。”

彦成不答理。

丽琳紧追着说：“你自己放心吗？我看你这些时候一直心事重重的，瞒不过我呀。”

“丽琳，说给你听不懂。我只为爱国，所以爱党，因为共产党救了中国。我不懂什么马列主义。可是余楠懂个什么？他倒是马列主义的权威么？都是些什么权威呀！”

丽琳说：“彦成，你少胡说。”

彦成叹了一口气：“我对谁去胡说呢？”

丽琳只叫他少发牢骚，多想想自己的问题。

偏偏群众好像忘了许彦成还没做检讨。施妮娜和江滔滔土改回来，争先要报告下乡土改的心得体会。余楠的检讨会他们俩都赶来参加了。两人面目黧黑，都穿一身灰布制服，挤坐在一个角落里，各拿着笔记本做记录，好像是准备洗澡。

范凡很重视她们的收获。施妮娜讲她出身官僚地主家庭，自以为她家是开明地主，对农民有恩有惠。这次下乡，扎根在贫农家，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控诉会上听到他们的控诉，真是惊心动魄。她开始从感性上认识到地主阶级的丑恶本质。她好比亲自经历了贫雇衣祖祖辈辈的悲惨遭遇。她举出一个个细节，证实自己怎样一寸一分地转移立场观点，不知不觉地走入无产阶级的行列。江滔滔讲她出身于小资产阶级，学生时代就向往革命，十七岁曾跟她表哥一同出走，打算逃往革命根据地去，可是没上火车就给家里人抓回去。她只有一颗要求革命的心，而没有斗争的经验，虽然是燃烧的心，却是空虚的，苍白的，抽象的；这次参加土改，比“南下工作”收获更大。她自从投入火热的实际斗争，她这颗为革命而跳跃的心才有血有肉了。可见一个作家如果没有生活，没有斗争，就不可能为人民写作。她热情洋溢，讲得比施妮娜长。主席认为她们都收获丰富。她们好像都已经脱胎换骨，不用再洗什么澡。大约她们还是在很小的澡盆里洗了洗，只是没有为她们开像样的检讨会。

朱千里在她们报告会的末尾哭丧看脸站起来，检讨自己不该和群众对抗，他已经知罪认错。帮助的小组曾到人事处查究他的档案，他的确没有自称博士。据他出国和回国的年月推算，他在法国有五六年。他也没当汉奸，只不过在伪大学教教书，他检讨里说的多半是实话，只是加了些油酱。他们告诫朱千里别再夸张，也不要即兴乱说，只照着稿子一句句念。他的检查也通过了。他承认自己是个又想混饭吃，又想向上爬的知识分子，决心要痛改前非，力求进步，为人民服务。

彦成这天开完会吃晚饭的时候，忽然对丽琳说：“明天就是我了。”

“你怎么？”

“我做检讨呀。”

“叫你做的？”

“当然。”彦成没事人和一般。

丽琳忙问是谁叫他做检讨。

“我不认识他。他对我说：‘明天就是你了。’”

“这么匆忙！他说了什么时候来和你谈话吗？”

“他只说：‘明天就是你了。’”

“态度友好不友好呢？”

“没看见什么态度。”彦成满不在乎。

丽琳晚饭都没好生吃。她怕李妈吃罢晚饭就封火，叫她先沏上点儿茶头，等晚饭后有人来和彦成谈他的检讨，可是谁也没来。丽琳像热锅上的蚂蚁，坐立不安，直到临睡，还迟迟疑疑地问彦成：“你没弄错吧？是叫你做检讨？”

彦成肯定没弄错。丽琳就像妈妈管儿子复习功课那样，定要彦成把他要检讨的问题对她说一遍。

彦成不耐烦他说：“进步包袱：我在旧社会不过是个学生，在国外半工半读，仍然是学生，还不到三十岁。什么‘老先生’！”

“你怎么自我批判呢？”

“我受的资产阶级影响特别深啊。事事和新社会不合拍。不爱学习，不爱发言，觉得发言都是废话。”

丽琳纠正他说：“该检讨自己背了进步包袱，有优越感，不好好学习等等。”

彦成接下说：“自命清高，以为和别人不同，不求名，不求利。其实我和别人都一样，程度不同而已。”

丽琳说：“别扯上别人，只批判你自己。”

彦成故意说：“不肯做应声虫，不肯拍马屁，不肯说假话。”

丽琳认真着急说：“胡闹！除了你，别人都是说假话吗？”

“你当我几岁的娃娃呀！你不用管我，别以为我不肯改造思想。我认为知识分子应当带头改造自我。知识分子不改造思想，中国就没有希望。我只是不赞成说空话。为人好，只是作风好，不算什么；发言好，才是表现好，重在表现。我不服气的就在这点。”

丽琳冷冷地看着他说：“你是为人好？”

彦成说：“我已经借自己的同伙做镜子，照见自己并不比他们美。我也借群众的眼睛来看自己，我确是够丑的。个人主义，自由散漫，追求精神享受，躲在象牙的塔里不问政治，埋头业务不守纪律……”

“就这么乱七八糟的一大串吗？”丽琳实在觉得她不能不管。她怕彦成的检讨和余楠第一次检讨一样，半中间给群众喝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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