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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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佛法虽然无边，菩萨们也都神通广大，却是管天管地，管不了拉屎放屁，也管不了人们怎么说话。所以"世界"一词，后来意思也变了，成了"国际社会"或"全球"的意思。在方言中，则又不一样。北京人说"满世界"，是"到处"的意思。粤语中的"世界"则指生活。好世界，是好生活；倾世界，是谈生活；叹世界，是享受生活；捞世界，则是谋取生活，和佛教的所谓"世界"也满不是一回事了。
六、引进与发明
的确，外国的词汇一旦翻译为中文，往往就会变成中国的东西，比如天堂和地狱就是。
天堂和地狱，就像历史、现实一样，是专门为了翻译外文造出来的新词，而且译得满是那么回事。地狱是地下的监狱，天堂是天上的殿堂。地有狱，天有堂，正所谓"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地狱是梵文Naraka的意译，天堂则是基督教的概念。佛教没有天堂，只有净土（Sukhavati），也叫极乐世界。其中属于阿弥陀佛的叫西方净土，也叫西天。一个人死了以后，如果能往生西方净土，自然是幸甚至哉，然而说一个人"上了西天"，却不是什么好词。这大约也是发明"西天"一词的人始料未及的吧！
又比如魔，是梵文Mara的音译，也译为魔罗，意为扰乱身心、破坏好事、障碍善法者。它最早写作磨，后来被梁武帝改为"魔"。这一改不要紧，魔王、魔鬼、魔怪纷纷出笼，建魔窟，伸魔爪，施魔法，设魔障，弄得人们颇有些难逃魔掌的感觉。可见语言这东西是有生命力的。一旦换了存在环境，就会变种，甚至生儿育女，衍生出新的词汇来。
就说罗汉吧，原本是梵文Arhat的音译，全文是阿罗汉，意思指断绝了一切嗜欲，解脱了所有烦恼的修成正果者。罗汉比菩萨要低一等，因此人数很多，没有八百，也有五百，一排一排地坐在庙里，当然是"罗汉"（罗列的汉子）了。在中国人的眼里，他们既然解脱了一切烦恼，自然应该是一脸的福相，胖墩墩的。于是那些胖墩墩的人或东西，便也被称作罗汉，比如罗汉豆或罗汉肚。罗汉豆就是蚕豆，罗汉肚则是发福之人的腹部，也叫将军肚或老板肚。其实叫将军肚是不对的。将军们如果一个个都腆着个大肚皮，怎么打仗？叫老板肚也有问题。现在大老板都懂得养身和健美了，挺着肚子的是小老板。叫罗汉肚就更不对头。出家人四大皆空，清心寡欲，怎么会吃出个大肚皮来。也许叫宰相肚还合适。"将军额上跑马，宰相肚里撑船"，宰相的肚子应该是很大的，只可惜能当宰相的人又太少。
能当宰相的人少，能坐出租车的人多。出租车在台湾叫计程车，在香港和广州叫的士。的士是taxi的音译。公共汽车（bus）则叫巴士。如果这公共汽车是小型或微型的，就叫"小巴"。但minibus叫小巴，miniskirt（超短裙）却不叫"小裙"或"微型裙"，而叫"迷你裙"。迷你，是mini的音译；裙，则是skirt的意译。这也是港用粤语的翻译。粤人港人翻译外文，喜欢音译，更喜欢音意双佳。"迷你裙"就是。事实上女孩子穿上这种超短裙，确实比较性感，也多少有点"迷你"的味道。可惜并非所有小型和微型的东西都性感，"迷你"一词的使用范围也就有限，比如minibus就只能叫小巴，不能叫"迷你巴"。
小巴和中巴都是面包车。面包车其实是旅行车。只因为外形像只长方形的面包，便被叫做面包车。面包车如果用来做公共汽车，当然得叫"巴"。如果用来做出租车，就不能叫"巴"了，只能叫"的"，北京人管它叫"面的"。昵称"小面"。北京人喜欢"小面"，因为便宜，十块钱起步，能跑十公里，超过起步价每公里也只要一块钱，坐的人还多。不过现在北京已经没有"小面"了。再过若干年，人们将不知"面的"为何物。
北京人的另一项发明是"板的"。"板的"其实就是平板三轮车，拉这车的则叫"板儿爷"。北京人爱用"爷"这个字，因此有钱的叫"款爷"，能说的叫"侃爷"，拉板车的当然就是"板儿爷"了。其实板儿爷并不是什么"爷"，正如"网虫"并不是什么"虫"。网虫就是迷恋因特网的人。北京人管着迷的人叫"虫"（比如"书虫"）。整天想着上网，一上去就不肯下来的当然是"网虫"。于是，一个外来的"网络"加一个本地的"虫"，就构成了"网虫"。这就像一个外来的"的士"加一个本地的"板车"就构成了"板的"一样，都是北京人创造的当代方言。
北京人创造了"面的"和"板的"，武汉人和成都人则发明了"麻的"和"[火巴]的"。"麻的"其实就是三轮车。因为在武汉，驾三轮车的多为喝酒七斤八斤不醉的汉子，俗称"酒麻木"，因此他们驾驶的三轮车如果出租，便叫"麻的"。"[火巴]的"则是自行车旁加一个车斗，原本应该叫"偏斗车"的。只因为这种偏斗车的发明，原本是为了让那些心疼老婆的老公载了太太们去上班、购物、兜风，而成都人管怕老婆的人叫"[火巴]耳朵"，于是一致公认应该将此车美其名曰"[火巴]耳朵车"。这种车，如果也拉客、出租，当然就是"[火巴]的"了。
其实最爱搞"组装"的还是粤语方言区中人（主要是广州人和香港人）。粤人引进外来词汇有两个特点。一是喜欢音译，二是喜欢组装。比方说，内地人很少会把干酪（cheese）叫"芝士"，把奶油（cream）叫"忌廉"，把烤面包（toast）叫"多士"。广州人和香港人就会。他们也管足球、篮球、排球一类的球（ball）叫"波"。于是，打球便叫打波，看球便叫睇波，球王便叫波霸，而球衣则叫波恤。恤，是shirt的音译，意思是衬衣和衬衣一类的东西，也叫恤衫。波恤既然是"打波"时穿的"恤衫"，电就是运动衣了。
把运动衣叫做波恤，是粤语方言区独有的叫法。后来流行到全国的是T恤。T恤就是短衫，老上海话称作"贴血"，现在也都叫T恤了。实际上外语一旦用方言来翻译，那译名便会五花八门。比如toffee（奶油糖），广州话叫"拖肥"，上海话却叫"太妃"（太妃糖）；butter，广州话用意译，称为"牛油"，上海话却用音译，称作"白脱"。看来，外语登陆的地方不一样，译成中文也不同。因此，我们还要来讨论一下外语与方言。
七、外语与方言
南方和北方，有着不同的外来词。比如雪文、洞葛、五脚忌、加步棉这些词，北方人听了肯定是一头的雾水。其实它们是印尼马来亚语肥皂、手杖、街廊和木棉的音译，是闽南华侨从东南亚带回厦门的。同样，列巴、苏波之类，南方人听了恐怕也不明就里，除非他懂俄语。俄语在中国也曾很普及了一阵子，所以康拜因、布拉吉之类，大家或许还明白。但要知道列巴和苏波是俄语面包和汤的音译，大约就只有东北人和新疆人了。东北人很早就和"老毛子"（俄国人）打交道，新疆与苏俄的关系也很密切，因此列巴、苏波之类的俄译名词，在东北和新疆还流行。
不过更值得一说的还是上海和广州。
上海和广州是中国近代以来对外开放的两个最大窗口和门户。这两个城市，又分别是吴语和粤语的重镇。结果一些外语在上海和广州登陆后，就被翻译成吴语和粤语了。比如沙发（sofa），用普通话翻译应该是"梭发"。但上海人把"沙"读作"梭"，也就成了"沙发"。还有"快巴"（fiber，一种纺织品），也只有用粤语读才对头。北京人照搬了过去，又自作聪明地把"巴"写成"扒"，结果就弄出"快扒女裤"之类的笑话來。
粤语翻译的外来词走向全国的，除巴士、的士、恤衫、迷你裙外，还有菲林（胶片或胶卷）、镭射（激光，内地曾译为莱塞）、派对和的确良等等。的确良是decron的粤语音译，广州人写成"的确靓"。靓是漂亮的意思，比如靓仔就是漂亮男孩。所以"的确靓"是典型的粤语译法，追求音近意佳的。但六七十年代的确良从广州进口吋，粤语还不像现在这么普及，北方人弄不清那"靓"是什么东西（甚至也不会读），就改成"的确凉"。后来发现这玩艺也未必凉快，又改成"的确良"。
沪译外语在五十年代前也曾风行一时，现在则多半不用了，比如生司（cents，硬币）、派司（pass，通行证）、切司（cheese，乳酪）、沙司（sauce，番茄汁）、配司（paste，番茄酱）、水门汀（cement，混凝土）。要用，范围也不大。比如"罗宋汤"，西餐菜潜上还有。有些词，新上海人宁愿直接说英语，比如暂停说stop，而不再说"史到婆"。有些词，则和全国统一，比如bar（酒吧）不再叫"排"，而叫"吧"。
然而还是有些外来词像盐溶入水里一样，化得不见痕迹了，比如"瘪三"和"阿飞"就是。瘪三和阿飞，一般都认为是上海方言，薛理勇先生则指出它们是洋泾浜英语（见薛著《闲话上海》）。洋泾浜，在今上海延安东路一带，当年是黄浦江的一条支流，也是租界的界河。既然是界河所在，便难免华洋混杂，交易频繁的。那时与洋人打交道的，有所谓洋行帮、生意帮、白相帮和码头帮。但不管是哪一帮，英语都不怎么地道（洋行帮水平最高，码头帮最差），都夹杂着上海话或上海腔，所以叫洋泾浜英语。
洋泾浜是地地道道的上海特产，也是典型的外语加方言。那时上海的各行各业差不多都要和洋人交往，连人力车夫一类的"苦力"也不例外，也就顾不上语音标准不标准，语法规范不规范。为了普及英语，更有好事者编出洋泾浜歌：来是康姆去是谷，廿四洋钿吞的福。是叫也司勿叫诺，如此如此沙咸鱼沙。真崭实货佛立谷，洋行买办江摆渡。翘梯翘梯请吃茶，雪堂雪堂请侬坐。打屁股叫班蒲曲，混账王八蛋风炉。麦克麦克钞票多，毕的生司当票多。红头阿三开泼度，自家兄弟勃拉茶。爷要发茶娘卖茶，丈人阿伯发音落。如果用上海话把这歌诀念一遍，保管洋泾浜味道十足。
洋泾浜如此这般一普及，有些词就变成了上海话，不再是英语了。比如英语管乞丐叫beg，管乞讨叫beg for，洋径浜则称作beg say，写成汉字就是"瘪三"。瘪，指容貌枯黄干瘪；三，指衣食住三者全无。如果这人还买了件旧西装人模狗样地穿在身上裝阔气，便会被骂作"洋装瘪三"。阿飞则从英语fly来。美国人把二十年代后出现的城市不良青年叫做苍蝇（fly），而fly的本义和常用意义是"飞"。吴语喜用"阿"字，如阿哥阿姐、阿公阿婆、阿猫阿狗阿木林。就连那些印度锡克族警员都被称作"红头阿三"（英国人招呼警员常以I say开头，这些人又都头缠红布）。则fly当然也就是"阿飞"了。上海的阿飞和北京的痞子，以及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流氓地痞是不一样的。他们的作派更"洋气"，往往是些油头粉面穿着时髦的"小白脸"。同样，上海的瘪三也比国内其他城市中的无业游民更为干瘪枯瘦面目可憎。于是，阿飞和瘪三，就成了上海方言。
其实不但外语会变成方言，方言也会变成外语。比如英语中的tea，便是闽南话"茶"的音译，法语和德语也是（俄语和日语中的茶则是北方方言的音译）。此外，Bohea（武夷）、Pekoe（白毫）、Oolong（乌龙）、souchong（小种，即小毛尖）、Hyson（熙春）、Congou（工夫茶），也都不是来自闽语，便是来自粤语，而且多半来自闽语（陈原《社会语言学》）。可见文化的交流总是双向的。中国人固然要"西扯"，西方人也要"东拉"。
拉拉扯扯之中，难免以讹传讹。比如英语中围棋叫go，就是日语"碁"的音译。围棋在日文中写作"碁"，读作ご。其实中国古代围棋也叫"碁"，碁和棋是相通的。老外不但不知道日本人的这个"碁"就是中国人的"棋"，而且还以为围棋是日本人的发明，称作"日本的棋艺"。这可真是让人哭笑不得。不过这已是题外话，不说也罢。
死去活来
词语就像人一样，有的要"死去"，有的要"活来"，有的会"转换角色"，有的会"增减体重"。即便是很"新潮"的方言，也不例外。甚至越是新潮，就越是变化快。
一、德律风与BBS
如果有人对你说，对不起，德律风借用一下，你一定莫名其妙，不知所云。其实，所谓"德律风"就是电话，是英语telephone的音译。不过，电话译为德律风，也还有意译的成分。风，在汉语中原本就有传递、传达、传播的意思，而用电话传递信息，也像风一样飞快。但"德律"二字则不知所云，读起来也拗口，远不如"电话"（通过电线说话）生动形象感性直观，一听就明白。于是大家便不再说"德律风"，而说"电话"。叫什么什么风（phone）的，只留下一个"麦克风"（microphone）。
像"德律风"这样风行一时又风消云散的词还很多，什么德漠克拉西（demcrocy）啦，赛因斯（science）啦，布尔乔亚（bourgeois）或普罗列塔利亚（proletariat）啦，柏里玺天德（president）啦，还有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什么的，都没人再说了。取而代之的是民主、科学、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总统和灵感。此外，司的克（stick）、维他命（vitamin）、密斯（miss）和杯葛（boycott，抵制）也没人说了（台湾还用杯葛这个词）。想当年，它们可都是时髦得不能再时髦的新名词。那时，两个文人路上见了面，问一句"最近有烟士披里纯么"，就像现在见面问"上网了没有"一样，是一种时尚。
然而意译的新词还是代替了音译的老词。不是说音译就一定不好。许多音译的外来词现在也还在使用，比如吉普（jeep）、引擎（engine）、倍司（bass）、摩登（modern）、威士忌（whisky）、白兰地（brandy）、高尔夫（golf）、歇斯底里（hysteria）等。但汉字讲究的是形声意的统一。一个词，如果能让人一目了然望文生义，就比较受欢迎。比如引擎，虽然是音泽，可是又"引"又"擎"的，意思也对。民主、科学、资产阶级、无产阶级、总统和灵感也是。资产阶级就是有钱的人，无产阶级就是没钱的人。科学，分科的学问；民主，人民作主；总统，总而统之，都有那么点意思。
灵感一词也译得好。因为在古希腊，灵感就是"为神灵所感"，当然是"灵感"。那时的诗人，都是些能够通神的人。当他们为神灵所感吋，就会在近乎迷狂的状态下说出"神赐的真理"。艺术家在进行创作时不都有点神经兮兮么？他们不总是突然一下就有了一个奇特的构思或绝妙的好词么？那都是因为他们为神灵所感，有了"灵感"。说"灵感"，当然比说那个不知所云的什么"烟士披里纯"好多了。
事实上，语言从来就不是自给自足的，也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有的"引进"，有的"借出"，有的"死去"，有的"活来"。比如新上海人，现在突然时兴说"不要"。什么"不要太潇洒哦'，"不要太漂亮哦"。这里的"不要"，其实是"实在"的意思。"不要太潇洒哦"就是"实在太潇洒了"，"不要太漂亮哦"就是"实在太漂亮了"。"实在"用"不要"来表示，可真是"不要太难懂哦"。难怪一些久居国外的老阿拉，回到上海以后，不但"看不懂"，而且"听不懂"。顺便说一句，看不僅，也是新上海方言，意思是"不可理解"。
最让人"看不懂"的还是所谓"网络语言"。什么jj，什么BB，什么TMD，什么678、886、7456，谁懂呀！其实网络语言也是一种方言。方言有两种。一种叫"地域方言"。闽语、粤语、吴语、湘语之类是也。另一种叫"社会方言"，是一定阶级或一定行业"圈子"内部使用的语言，各类术语、行话、黑话是也。网络语言是BBS族在网络上使用的专用语言，当然是"社会力言"。
社会方言也是古已有之，中外皆然的。十七世纪法国一个文学家叫索枚士的，就曾编过一本《女雅上大词典》，专供所谓"上流社会"的才女、淑女、太太、夫人们使用。二十世纪初以前，广州话也有街谈和绅谈之别。至于行话、黑话就更多了。比如赶场、救场，坐台、出台，蘑菇、溜那路、什么价之类，都是。不懂行话，就是"外行"；不懂黑话，则是"空子"。一个"空子"如果不小心跑进黑社会去了，对方一问三不知，弄不好便有性命之虞。便是不懂行话，也很麻烦。比如你问一个演员演出一次要多少钱，不说"出场费"，而说"出台费"，对方不骂你个狗血喷头才怪。
上网也一样。如果不懂网络语言，也想进聊天室聊天，没准一分钟以后人家就会和你BB（拜拜）。这时你必须赶快说678（对不起），请对方不要和你886（拜拜了）。但如果你还是笨手笨脚半天不得要领，那你就是个286。这年头谁还会用286电脑？所以286也就是过气、没用的意思，没哪个奔三水平的网虫会理你。那才真是7456（气死找了）。
网络语言也和别的力言一样，得在一定的语境中使用，比如BB可能是拜拜，也可能是宝贝；而TMD则多半不是美国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而是"他妈的"。因为TMD刚好是这个"国骂"汉语拼音的头三个字母。其实网络语言也没什么稀罕，无非是怪话连篇再加错別字连篇，只不过怪得有趣错得可爱而已，比如"灌水"是随便说，"造砖"是用心写，而"潜水"则是说悄悄话。如果网友们表示"欢迎你来灌水"，那你就可以胡说八道了。当然，胡说八道也要有个谱。这谱就是不能"土"，只能"酷"。比如说"美女"就太俗气了，好歹也得叫"美眉"（丑女则叫"恐龙"）。最好是俊男叫"菌男"，美女叫"霉女"，这才叫酷毙帅呆。因此我很怀疑总有一天这些新新人类的俊男美女会变成"菌蓝霉绿"。
也许你会说，这网络语言究竟是TMD（他妈的）个什么东西？678（对不起），你又286了。网络上不兴说"东西"，得说"东东"。还是好好学习吧！只要你说得好，"斑竹"（版主）是会送给你一些小"东东"的。
二、上海口头禅
话语的"死去活来"，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世界在变么！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变了，话语相应地也要变。就连"万寿无疆"也不可能万寿无疆。过去这个词在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中是用得很频繁的，现在还有谁喊"万岁"呢？没有。词语就像人一样，有的要"死去"，有的要"活来"，有的会"转换角色"（由一种意思变成另一种意思），有的会"增减体重"（增加内容或缩小范围）。即便是很"新潮"的方言，也不例外。甚至越是新潮，就越是变化快。比方说上海话。
上海话往大里说当然是吴语的一种。但上海话在吴语中是很特别的。特别之处有两点。一是杂，二是新。上诲话是很杂的。周边地区的方言土语．松江话、苏州话、宁波话、杭州话，上海话当中都有，可谓兼吴越而有之。比如"小鬼（读如居）头"就是宁波话，"勿来三"就是苏州话，"莫牢牢"则是杭州话。所以上海话也是很丰富的。光是"很"，上海话当中就有交关、邪气、穷、牢（老）、赫等好几种说法。这也不奇怪，来源多嘛！
上海话也新。许多词汇、说法、口头禅、俏皮话，都是过去吴语中没有的。因为上海是近百年间迅速崛起、全然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工商业大城市和国际化大都市。半个世纪以前，上海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中国其他地方很不一样。什么招商局、巡捕房、交易所、拍卖行，何曾有过；什么拿摩温（工头）、康白度（买办）、披霞那（钢琴）、梵哑林（小提琴），也闻所未闻。外地人自然也不知嘎斯（煤气）和水汀（暖气）、司的克（手杖）和司必灵（弹簧锁）为何物，没用过嘛！
其实上海人原本也是外地人。他们为这个全新的世界所吸引，从五湖四海、东洋西洋纷至沓来，云集于此，正所谓"人物之至者，中国则十有八省，外洋则廿有四国"。宁波老板、江北苦力、印度巡捕、罗宋瘪三（白俄流浪汉），都要在这里落脚谋生，便都把自己的语言文化带进了上海。就说吃食吧，广东人卖鱼生粥，绍兴人卖霉干菜，苏北人卖麻油馓子，宁波人卖糯米汤团，上海街头就什么小吃都有，就像上海话里什么方言都有。上海这地方，人也杂，事也新，上海话自然也就既"杂格咙咚"，又"簇骨勒新"。
何况上海还是"十里洋场"。于是上海话当中便难免会夹杂着"洋鬼子话"，哪怕它是"洋泾浜"的。上海人甚至连损人都会用洋文。比如一个人上班开会总是最后一个到，便会被叫做"拉司卡"；而一个人脸皮厚，则会被叫做"邓禄普"。拉司卡是英语last car的音译，意思是末班车。邓禄晋（Dunlop）则是一家英国轮胎公司，生产的轮胎特别厚实。然而这些话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人会说了，听得懂的也不多。就连派司（通行证）、扑落（电器插座）、回丝（废棉纱头）、水门汀（水泥地坪）、卡宾枪、开司米、克罗水、乔其纱、派力司、阴丹士林，这些曾经风靡一时的新鲜名词，现在有的读来已有恍如隔世之感，能不让人感叹"这世界变化快"。事实上即便上海人，新一代和老一辈说话也不一样。比如"很"，老上海更喜欢说"邪气"、"交关"，年轻人则喜欢说"牢"（老）、"赫"（瞎）。
其实"牢"的渊源是很久远的。上海话当中这个表示"很"的字，究竟应该写作"老"，还是应该写作"牢"，一直有争议。我认为两说都有道理，但有些地方写作"牢"没准更好。"老"当然有"很"的意思。比如老早、老远。不过上海人在说这个字的时候，往往还有"特"的意思。如果是表示"特"，那就不能写作"老"，而应该写作"牢"了。因为"老"没有"特"的意思，"牢"却与"特"有些瓜葛。特"也好，"牢"也好，都从"牛"，也都是古代祭祀时用的牲畜。祭祀是一件大事，用的牲畜也很讲究，要求体全色纯。色纯的叫"牺"，体全的叫"牲"，合起来就叫"牺牲"（也都从牛）。"牺牲"主要有牛、羊、豕三种，都叫"牢"。其中有牛的叫"太牢"，投牛的叫"少牢"，只有一头"牺牲"就叫"特"。如果是一头牛，就叫"特牛"也叫"太牢"；如果是一头羊，就叫"特羊"，也叫"少牢"。你看，"牢"与"特"是不是有点关系？
实际上，用来做"牢"的牛羊总是"特"好。它们被圈养在"栈"里。所以"栈"也有品质优良上乘的意思，比如栈鸡、栈鹅，就是精心饲养的上等鸡鹅，栈鹿则更是御用之物。如今吴语方言区仍把东西好质量高叫做"栈"，只不过写成"崭"而已，比如"今朝小菜蛮崭咯"，或"格物事牢崭咯"。"崭"当然也有"很"的意思，比如崭新、崭绿。但如果这样理解，则"牢崭"就变成"特很"了，当然不通。何况，"很"不一定就"好"，只有"栈"才一定好。所以，薛理勇先生《闲话上海》一书认为，上海话当中的"崭"，其实原本是"栈"，这是很有道理的。当然，崭，也可能是本字。因为"崭"原指"山高貌"（崭然），也泛指高出一般、高人一筹。比如，"崭露头角"。如此，则"牢崭"就是"特高"（特别高档）了。看来，"牢崭"也不一定要写成或讲成"牢栈"。
不过薛先生发现了"栈"的秘密，却义说"牢"字不知如何写。他认为可能是来源于杭州话当中的"莫牢牢"。比如杭州人讲"很多"，就说"莫牢牢多"。传入上海后，就变成了"牢多"。其实，"莫牢牢"在许多方言书中都写作"木佬佬"。如此，则"牢多"岂不是要写成"佬多"？实际上。"牢'就是"特"，"牢多"就是"特多"，"莫牢牢多"就是"不要太多"。我们不是奇怪新上海人为什么动不动就说"不要太"（不要太潇洒，不要太漂亮）吗？原来是把"莫牢牢"翻译成了普通话。
三、北京流行语
杭州方言"莫牢牢"一旦翻译成普通话，就让人觉得莫名其妙；而"不要"二字如果快读，就成了"暴"。暴，是新北京人的口头禅，意思是"猛"，比如暴撮（猛吃）、暴侃（猛说）、暴捶（毒打猛揍）、暴磕（破釜沉舟）、暴切（疯狂地倒外汇或打台球）。新上海人也说"暴"。比如暴好、暴多、暴搞笑。这个"暴多"是北京人的"猛多"，还是杭州人的"莫牢牢多"（不要太多）呢？那就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了。也许，是他们爱说的"N多"吧！
其实"莫牢牢"原本就有"多"的意思（如"伊格朋友莫牢牢"），新上海话的"暴"也不同于新北京话的"暴"（一个是"特"，一个是"猛"）。广州人也说"暴"，只不过要写作"爆"，比如"爆棚"。"爆棚"就是观众特多，把剧场的棚子都挤"爆"了，所以也叫"火爆"。"爆棚"也好，"火爆"也好，现在也都成了全国性的流行语，大家都跟着说。不过北京人往往省掉那个"爆"，单说"火"。火，有旺盛、热烈、火爆、红火、走红等意思。火红火红，一个人，一本书，一部戏，如果"火"了，当然也就"红"了。
一般的走红叫"火"，特别走红就叫"剧火"。剧，也写作"巨"，有很、极、特别、非常的意思，和新上海话当中的"暴"相近。比如"剧飒"就是极其漂亮、非常潇洒、特有风度，也叫"巨洒"。洒是潇洒的洒，飒是飒爽的飒，意思都一样。
也不光是潇洒漂亮有风度叫"剧"，窝囊、土气、傻、倒霉，也可以叫"剧"，比如剧画、剧冒、剧慘、剧累。北京人管软弱、无能、窝囊、没用叫"面"（软弱无能，窝囊没用的人则叫"面瓜"），管土气和傻叫"冒"（此类人物也叫"土老冒"、"傻冒儿"、"老冒儿"、"冒儿爷"）。如此，则剧面就是特软弱、特无能、特窝囊、特没用，剧冒就是特土、特傻。还有剧惨和剧累，分别有特狼狈、特可怜和特不潇洒、特不快活、特没劲的意思。比方说："春节联欢晚会越办越累，导演演员累，全国人民剧累。"这里说的"剧"，就不但是"特"，也是"更"。剧，原本就有"甚"的意思，比如剧烈、剧痛、病情加剧，北京人不过是把"剧"最古老的词义又重新开掘出来了而已。
没决断的人叫"面瓜"，沒胆量的人叫"松货'，没骨气的人叫"软蛋"，没脑子的人叫"傻冒"。这些北京人都看不上，看得上的是"腕"。腕，原本是江湖上的话，一般写作"万"，武侠小说中就有"扬名立万"的说法。北京人改"万"为"腕"，又发明了"腕儿"、"大腕"，大约因为在他们看来，此类人物大多有些"手腕"，甚或是"铁腕"吧！
和"腕儿"平起乎坐的是"款儿"。"腕儿"是有能耐、有地位、有权威、有名气的人，"款儿"则是有钱的人。"款儿"也是历史上就有的，原意是"架子"。比如《红楼梦》第四十四回就说"今儿当着这些人，倒拿起主子的款儿来了"。新北京方言用"款儿"来指那些财大气粗的人，倒是合适，--钱包叫款，而有钱的往往也有架子。由此及彼，则又有"大款"、"款爷"等等。这些新词也已经流行于全国，比加上海就有这样的新民谣："好男不上班，好女嫁大款。猪头三，上夜班；十三点，倒三班。"看来钱这玩艺也真是个好东西，竟能够沟通京沪两地的。
流行于全国的词还有"侃"，包括神侃、胡侃、侃山、侃价、侃爷。其实"侃"也是古为今用，它原本就有调侃、戏弄、胡说八道、漫无边际地闲扯乱说等意思。关汉卿的《望江亭》里有"浪侃"，王实甫的《西厢记》里有"胡侃"，可见古人早就在"侃"了。只不过"侃"字在古人那里不是什么好字眼，就像"能说会道"不是什么好词一样。传统社会中的中国人对能言善辩者大都没有什么好感。巧言令色、摇唇鼓舌、天花乱坠、夸夸其谈，都是贬义词。不过现在世道变了。现如今的北京人是把"侃"当作一种事业来看待的。在北京，一个能说会道特能侃的人，会受到普遍的尊敬，至少也能享受有一技之长手艺人的待遇。他们被叫做"侃爷"，而那些专供人们发表各种见解，浪侃胡哨的地方，比如各类学会、协会、社团、沙龙，则被称为"侃协"。
北京人也能侃出学问侃出名堂来，比如"十亿人民九亿侃，还有一亿在发展"的段子就是。事实上，哥几个凑在一起一顿暴侃，没准就侃出什么信息什么点子来。所以有人说，别的地方学问是做出来的，北京人的学问是侃出来的。至少，也能丰富语言，提高语言的表现力。北京的现代流行语为什么那么多？侃出来的么！
这也是北京成为现代流行语策源地之一的一个原因。中国现代流行语的策源地主要有三个：北京、上海、广州。上海和广州成为这样一个策源地，是因为两地都曾"开风气之先"，交替成为新生活新时尚的倡导者。上海在二十世纪上半个世纪出尽风头，广州在下半个世纪后来居上。北京成为这样一个策源地，除因为它是政治文化的中心外，还因为北京人会侃爱侃。会侃爱侃，就会在语言上下功夫，琢磨怎样才能侃得有趣，侃得传神。结果，几乎每一个"新鲜事物"出现，北京人都能发明出相应的说法，还能说得既形象生动，又简捷明了，上口好记。比如官倒、猫腻、练摊、搓麻、蒸馏水衙门。蒸馏水衙门就是比清水衙门还没油水的单位。清水衙门虽然清，那水里面好歹还多少有点养分。蒸馏水里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
瞧这词儿说的，你不能不服了北京人。
创造力强的地方，新陈代谢也快。就算你不想变吧，又哪里架得住"这世界变化快"？于是流行语也难免"死去活来"。甭说早些年前的杀口（味道）、淘唤（寻找）、转影壁儿（躲藏）没人说了，就连六十年代还流行的提货（盗窃）、鼠味（猥琐）、国防绿（军裝）也没什么人说了。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我们只能对它们表示沉痛的哀悼。
四、从头到尾
死去活来的不仅有词，还有词头和词尾。
印刷品、普遍性、知名度这些词我们都会用，却很少有人知道品、性、度这三个词尾是日本人的发明。日本人把food译为食品，work译为作品，production译为产品，这就有了"品"这个词尾。把possibility译为可能性，importance译为重要性，impermeadility详为不渗透性，这就有了"性"这个词尾。把length译为长度，strenth译为强度，height译为高度，speed译为速度，这就有了"度"这个词尾。想想也对。品，原本有"种类"的意思；性，原本有"性质"的意思；度，原本有"度量"的意思。用在这些地方，很是合适。因此中国人也赞同，也要应用的，于是便有了现成品、必要性、透明度之类的词。
品、性、度是"活来"的词尾，"有"则是"死去"的词头。上古时，地名、国名、部落名前，往往要加一个"有"字，比如有虞、有苗、有殷、有周。现在没多少人这么说了。只有个別人写文章，还会把"明代"写成"有明一代"，许多人还看不懂。
长生不老的词头是"阿"。用"阿"做词头，汉代就开始了。有用在疑问代词前的，如"阿谁"；有用在人称化词前的，如"阿你"；有用在小名甚至名字前的，如"阿瞒"（曹操）、"阿斗"（刘掸）、"阿恭"（庾会）、"阿连"（谢惠连）；还有用在称谓前的，如阿翁、阿婆、阿爷、阿戎（戎指从弟）。阿谁、阿你，现在没人说了，其他用法则都保留了下来，而且主要流行于南方地区。北京活里已经没了"阿"这个词头。北京也有"阿哥"，但那是指皇子（如雍正就是康熙皇帝的四阿哥），而且"阿"也不念阴平，念去声。"阿"在北方其他方言也多半只用于称谓，如"阿大"（父亲）。南方（尤其是闽、粤、吴方言区）则各种用法都有。阿哥阿妹、阿公阿婆不用说，阿张阿黄（加在姓氏前）和阿明阿华（加在名字前）也很普遍。粤语还用于排行，如"阿三"（别的地方则叫"老三"）。吴语则连骂人的话也说"阿"，如阿木林、阿吾卵。最通常的，当然还是用于人名，如"阿Q"。
南方人喜欢说"阿"，北方人喜欢说"老"。阿张阿黄，到了北方就是老张老黄；阿三阿六，到了北方就是老三老六；阿华阿明，到了北方也可能是老华老明。白居易就称元稹为"老元"，苏东坡则称文与可为"老可"。可见称"老"，至少从唐代就开始了。那时也有"老兄"、"老姊"一类的称呼。和现在没什么两样。宋谚云："关节不到，只有阎罗老包。"老包就是包公（包拯）。包公是不收红包的。阎王按生死簿勾魂，想收也收不了。所以关节（贿赂）不到，便只有阎罗和老包。
有"老"便有"小"。小，也是常用的词头。老张老黄、老三老六、老华老明，也可以称作小张小黄、小三小六、小华小明的。苏东坡在称文与可为"老可"的同时，便自称"小坡"（老可能为竹写真，小坡今与竹传神）。老是尊称，小则是谦称，也是昵称。所以范成大便称苏东坡为"老坡"（快读老坡《秋望赋》，大千风月一毫端），孙悟空则自称"老孙"，因为此人从不谦虚。除了此公，自称"老某"的，并不太多，除非是开玩笑，或者写杂文。
词头"老"也可以用于动物，如老鼠、老虎、老鸦（读如挖）。北京话当中有许多"老"字的奇特用法，几乎是可以加于一切事物的。比如老谣（谣言）、老斋（呆子）、老叼（起重机）、老家贼（麻雀）、老阳儿（太阳）、老凿儿（死心眼）、老鼻子（多得不得了）。最好玩的是把脸蛋叫做"老苹果"，嘴叫做"老樱桃"，脑袋叫做"老屋子"，脚丫叫做"老丫丫"。至于把老成持重的人叫做"老梆子"，把老于世故的人叫做"老油条"，把傲慢无札的人叫做"老鼻烟壶"，把软弱无能的人叫做"老米嘴儿"，则明显地带有调侃甚至蔑视的味道。
南方方言中也有类似的说法，比如上海人就把狡诈奸滑的老女人叫做"老蟹"，把作风不端的老男人叫做"老甲鱼"，把非常在行的人叫做"老刮采"，把喜欢卖弄的人叫做"老茄茄"。至于赣语中的"老表"，湘语中的"老倌"，北方方言中的"老客"，则都是尊称。
称"老"的不一定都老（比如北方方言中的"老疙瘩"就是指最小的子女），称"小"的也不一定都小（比如上海人所谓"小菜"其实包括所有的菜）。称别人老杨老李，多半是客气；称別人小赵小王，却不一定是"装大"，也可能是亲切，和称"阿"意思一样。小张小黄、小三小六、小华小明，还有小弟小妹、小鬼、小妞、小家伙、小把戏、小不点儿、小萝卜头，都透着亲切感。就算是"小钢炮"（性情直率说话挺冲的年轻人）吧，也有一种爱昵的意味。只有"小姐"是个例外。"小姐"原本是对大户人家女儿的尊称，现在则被弄得另有含义，以至于一些女孩子都不愿意被人称作"小姐"了。
同样，"大姐"这个称呼也曾有过特定的含义。它曾经是革命队伍内部对领导同志配偶既尊重又亲切的称谓。看来，即便是词头，也有特定的文化内涵。所以，讲礼数的北方人便喜欢称"老"（老兄老弟），称"大"（大哥大姐）；重亲情的南方人则喜欢叫"阿"（阿哥阿妹），叫"小"（小囡小毛）。阿哥阿妹，显然比老哥老妹亲切，因此也是南方情歌中的常用称谓（阿哥阿妹情意长），北方情歌中则称哥哥妹妹（只恨妹妹我不能跟你一起走，只盼哥哥你早回家门口）。哥哥妹妹只是一个客观事实，不带情感色彩。即便用在情歌中，也还是"发乎情，止乎礼义"的。
那么，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五、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妹妹在北方某些地区也叫"妹子"（长沙话中的"妹子"则是女孩子的意思，和成都话中的"妹娃"相同）。子和儿，也是常用的词尾。不过南方用"儿"做词尾的很少，更喜欢用"子"。比如小孩，湖南人叫"伢子"，四川人叫"娃儿"，武汉人则叫"伢"。男孩叫"男伢"，女孩叫"女伢"（也叫"姑娘伢"），"这个孩子"就是"这伢"。湖北话和四川话都是西南官话，但湖北和湖南过去同属楚国，交往也多，不能不受些影响。所以湖北人就既不说"伢子"，也不说"娃儿"，干脆只说"伢"，读音也和湖南话差不多。
吴方言区除杭州人外，也很少说"儿"。比如苏州话只说"桃子"，不说"桃儿"；也不说"剪子"，而说"剪刀"。但钞票、车票、电影票却叫"票子"。可见"子"，也还是吴方言区爱用的词尾。上海话和苏州话中甚至还有"今朝子"、"明朝子"的说法。不过他们更爱用的还是"头"，比如绢头（手绢）、站头（车站）、被头（被子）、灶头（炉灶）、夜头（晚上）、外头（外面）、角落头（旮旯）、里厢头（里面）。闽语和客家话也说"头"。客家话中有上昼头（上午）、下昼头（下午）、夜哺头（晚上），莆仙话中有顶头（上面）、下头（下面）、冥头（晚上）、早起头（早上）。闽语里还有肩头（肩膀）、标头（商标）、号头（号码）、位头（座位）、症头（病症）、担头（担子）。有些词，加上"头"以后，就有了特定的意思，如菜头（萝卜）、尺头（尺寸）、门头（门槛）、称头（斤两）、药头（头道中药汤剂）。
粤语既不用"头"作词尾，也很少甚至完全不说什么"儿"，什么"子"。广州话里只有刀、剪、著、禾、竹、叶，没有刀子、剪子、筷子、稻子、竹子、叶子，当然更没有刀儿、剪儿、筷儿。反倒是苏州话里有"筷儿"，湖南话里有"箸（读如举）子"（比如吃一点点就叫"吃一著子"）。广州话里只有"仔"（崽），比如男仔、女仔、细佬仔（小孩）、疏虾仔（婴儿）、马仔（跑腿的）、公仔书（小人书）、煲仔饭等等。其实仔就是崽，也读作崽而不读作子，意思却和"子"相同。子，有虚有实。用在词尾时义虚，要读轻声。所以"老子"（老聃）不是"老子"（老爸）。仔也一样，要看义实义虚。如果用在实处，那就是"崽"，比如"两个仔三个女"。仔，有"小"的意思。广州话中，但凡小（包括小瞧）的都叫仔，如打工仔。所以"刀仔"不是刀子，而是"小刀"。如果那刀子并不小，就只能叫"刀"，不能叫"刀子"或"刀仔"。同样，鸡仔、船仔也就是小鸡、小船。至于煲仔，大约就是小沙锅了。
这就有点近似于北京话当中的"儿"。有人认为北京话就是说什么都带儿字音，其实是不对的。并不是随便什么东西在北京话当中都能带儿字。学校、工厂、衙门、政府、人造卫星、摩天大楼这些词后面都不能带儿字。大马路后面也不行，但可以说"遛弯儿"、"抄小道儿"。自家家门也可以说"儿"，比如"带孩子来家坐坐，认个门儿"。包括门道、门路、办法、可能性的"门"，也能这么说，比如"有门儿"、"没门儿"、"门儿清"。如果是正阳门、地安门，就只能叫前门、后门。不能叫前门儿、后门儿。便是车、马、船，也不能随便儿化。小车儿、小马儿、小船儿是可以的，大车、大马、大船就不能加儿。大人当然也不能叫"大人儿"，除非是"小大人儿"。
也就是说，儿，只能用在小东西、小事物、小人儿身卜，因此往往带有亲切爱呢的成分。比如身子骨儿、眼力劲儿什么的。"小小子儿，坐门墩儿，哭哭啼啼要媳妇儿。要媳妇儿，干啥事儿？点灯，说话儿；吹灯，做伴儿；明儿早晨梳小辫儿。"这首歌谣，很能说明带"儿"字儿的是个什么味儿。
粤语和闽语中的"仔"也有这样的味道。比如闽语中的"一点仔"就是"一点儿"，"一丝仔"就是"一丝儿"，"一片仔"就是"一小片儿"，"一碗仔"就是"一小碗儿"。不过闽语中的"仔"既不是"崽"也不是"子"，而是"囝"。囝，也可以写作"囡"。囡和囝都指小孩。但一般地说，囝指男孩，囡指女孩，或分门别类地叫做"男小囡"、"女小囡"。囝是闽方言，囡是吴方言。吴语就算写"囝"这个字，也读作"囡"。再说吴语也不用"囡"作词尾，用"头"。如果用于人，则多半有亲昵疼爱的意思，如小鬼（读如居）头、毛毛头、囡囡头。上海人还会在孩子的名字后面加一个"头"，以为小名、爱称、昵称，比如一个名叫什么波的孩子便会被叫做"波波头"。这都是北方没有的说法。
其实吴语原本也是说"儿"的。至少在明代，苏沪一带方言还是以儿尾词占优势。人儿、口儿、心儿、门儿、郎儿、姐儿、猫儿、狗儿、瓶儿、钩儿这些词都有，现在则只剩下"囡儿"和"筷儿"了。同样，用"头"做词尾，也是老早就有了，而且很普遍，如前头、后头、年头、日头、念头、想头、码头、锄头、石头、木头、骨头、舌头、准头、甜头、苗头等等。但"座头"、"房头"这些词，虽然《水浒传》、《西游记》里面都有，现在却主要流行于吴语方言区。王力先生说，"头"作为词尾，始于六朝（《汉语史稿》），而六朝王室在江南。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吴语要更爱说"头"一些。
儿和子也一样。用"子"做词尾，魏晋以后就开始了。汉子、犊子、种子、日子这些词，已见于六朝时的著作。唐以后，就更多。茄子、豆子、燕子、柚子、帽子、袄子、妃子、娘子，还有面子，和现在没什么两样。用"儿"做词尾则要晚到唐。比如"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不过那时用在鸟兽鱼虫后面的"儿"，多半指其初生者，如鹅儿、鸭儿、蚕儿。即便是词尾，也不一定就念轻音。宋以后，才有了车儿、船儿、唇儿、葫芦儿一类的词，名词也才开始"儿化"。但这时，中原汉人大规模南下闽、粤、贛，创建新方言的事已成历史，南方六大方言的格局已经形成，没谁会当"儿皇帝"了。
六、新与旧
一般地说，作为词尾，"儿"和"子"可以互换。但换过以后，语感就不同了。比如猫儿和猫子，兔儿和兔子，老头儿和老头子，就不一样。也有不能换的，如花儿、草儿、脸蛋儿。因为"儿"可以发展为爱称，也可以表示调侃或微讽，比如"款儿"、"腕儿"、"小大人儿"，"子"就不行。再说，换成"子"，意思也变了。比如"款子"就是钱，不能用来表示那些有钱的主（款儿）。
粤语和闽语没有"儿"这个词尾，便用"仔"来表示。吴语不喜欢说"儿"，就说"头"。仔，是一个南方方言字。《说文解字》里也有"仔"，但那是能够、胜任的意思。也不读"崽"，读"滋"。头，大约原先也是一个南方方言字。王力先生说战国以前没有"头"字，中原雅言管"头"叫"首"（很久以后北方还叫"首级"），"头"可能是方言进入了普通话（《汉语史稿》）。先秦典籍中，首先使用"头"字的是《墨子》和《庄子》。墨子、庄子包括他们的门徒都是南方人，因此我怀疑"头"最早也是南方话。
南方话中古文不少。比如闽南话仍然管"脸"叫"面"，"眼"叫"目"。这是很古老的说法。战国以前无"眼"字，汉以后才有，而且是指眼球，相当于"睛"。"脸"字则直到公元六世纪才出现，而且也只指涂胭脂的地方，因此可以说"双脸"、"两脸"，意思是"两颊"。如果脸面相同，则个人只能有一张脸，哪有两张脸的？岂非"两面派"？脸与面、眼与目，既然并不相等，闽南人便不肯含糊，坚持把脸色叫"面色"，眼珠叫"目仁"。
面变脸，目变眼，还不算"面目全非"。意思走样，或褒贬相反的词也很不少。比如"下海"就是。下海，原本指被迫或自愿从事某种"贱业"或黑道营生，比方说去当娼妓、海盗，加入流氓团伙等。只不过，一般的说，书生当强盗叫"落草"，民妇做妓女则叫"下海"。也许，正因为良家妇女沦为娼妓叫"下海"，妓女从良在粤语中便叫"埋街"（靠岸）。旧社会，伶人（艺人）的地位也不比妓女高多少。他们不叫"演员"更不叫"明星"，而叫"戏子"。爱好戏剧，自己也演着玩儿的，则叫"票友"。戏子既然被视同娼妓，则票友参加赢利性演出，或者由业余的变成职业的，便也叫"下海"。如果仍然保留业余身份，也不靠演戏挣钱，则叫"玩票"。显然，下海与玩票，区别就在一个"钱"字；而机关干部、大学教授们为生活所迫，或为了"先富起来"，放弃自己的官位或专业去经商，便多少有些"逼良为娼"的味道，当然也可以叫做"下海"的。
不过时代不同了。过去"下海"不怎么体面，现在"下海"则挺光荣，也没人把它和什么妓女之类的事情联系在一起，顶多联想到票友。事实上许多人"下海"，一开始也不过只是"玩票"，玩着玩着就变成真的了。因为"玩票"只能做"马仔"，"下海"才能当"老板"。"马仔"是粤语，原本指打手、保镖，现在也指跟班、下手，或为老板鞍前马后奔走效劳的人。有点本事的人都不会甘当"马仔"，于是便"下海"。
其实不"下海"也能当"老板"。因为"老板"这个词也发生了变化。过去，叫"老板"的是两种人。一种是私营业主，另一种是戏班子里的"腕儿"，他们往往也是班主。新中国成立以后，工厂商店什么的不再私有，艺人们也不用再跑江湖，没什么人是"老板"，大家都是"同志"。吃得开的也不是"老板"，而是"师傅"。"老板"这个词，也就从此销声匿迹。然而语言是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的。"死去"的也可以再"活来"。现在，不但私营业主是"老板"，就连单位领导和研究生导师，也叫"老板"。"师傅"和"同志"，则差不多变成了明日黄花。至少在东南沿海地区，已经很少有人使用了。
说起来"师傅"和"同志"也是老词。《穀梁传》云："不就师傅，父之罪也。"《后汉书》则云："所与交友，必也同志。"所谓"师傅"，就是教学问、教手艺、教本事的人，"同志"则是志同道合者。这倒是古今如一。但在文革时期，叫不叫"师傅"，叫不叫"同志"，可是非同小可。牛鬼蛇神走资派，是没有资格叫"师傅"叫"同志"的。那时，这些人都巴不得被人这么叫一声，现在怎么就没人稀罕了呢？
看来，语言，尤其是流行语，也有点像时装。有"行时"的，也有"过气"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点也不稀奇。
张冠李戴
张冠李戴是生活中非常常见的语言现象。一般地说，但凡不那么好的事情，总会有个委婉的说法。
一、隔儿屁着凉大海棠
周有光先生的《语文闲谈》一书中讲了这么个故事。
1971年，尼克松总统访华时，随行记者中有能说中文的，在街上采访。他掏出一张林彪的照片，问一个小孩：这个人到哪儿去了？
小孩说：隔儿了。
记者不懂，问：什么？
小孩又说：隔儿屁了。
记者还是不懂，又问：什么？
小孩又说：隔儿屁着凉了。
记者更不懂了，只好再问：你说这个人到底哪儿去了？
小孩也只好更详细地说：隔儿屁着凉一个大海棠！
这可真是让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别说是老外了，便是咱们中国人，十有八九听了也是一头的雾水。什么叫隔儿了？什么叫屁了？什么又叫隔儿屁着凉一个大海棠？整个一莫名其妙！
其实，说白了也很简单，就是死了。
死了就是死了，怎么叫隔儿了，和大海棠又有什么关系？原来这就叫"忌讳"，也叫"塔布"。塔布（taboo或tabu）是人类学的名词，语出南太平洋汤加群岛，意思是禁忌，包括行为的禁忌和语言的禁忌。语言的禁忌也无非两个方面。一是某些神圣的词不能说，或不能随便说，或只能由特殊身分的人使用；二是某些不祥或低贱、污秽的词也不能说。比如"朕"，原本是"自身"的意思。但后来规定只有皇帝才能称"朕"，老百姓也就"身不由己"，不敢说了。至于"死"，则是从皇帝到平民都忌讳的，当然也不能说。
不能说，又不能不说，怎么办呢？便只好"张冠李戴"，拿别的甚至毫不相干的东西来说事，比如把"死了"说成"隔儿屁着凉一个大海棠"就是。外国人的办法更绝，是"嫁祸于人"。比如性病，在英国叫"西班牙痘"，在法国叫"意大利病（尼亚波利特病）"，在东欧则叫"法国病"。大家都往外国推，自己是不负责任的，也就心安理得，没事儿人一样（参看陈原《社会语言学》）。
忌讳性病，是因为不光彩；忌讳死亡，则是因为不吉利。人总是要死的，但没有人愿意死，好死不如赖活着。所以"死"之一词，历来就有种种委婉的说法，据说在英语中有一百零二种，汉语中则不下三百之数（参看曲彦斌《民俗语言学》）。常用的有去世、过世、逝世、长眠、安息等等。这些说法都带有感情色彩。比较好听的有仙逝、归西、百年之后，不好听的有断气、蹬腿、见了阎王，更不好听的则有隔了、屁了、玩儿完了、喂了野狗、听蛐蚰儿叫唤去了。这些说法又有官方和民间、书面和口头两种。驾崩、大行、坐化、圆寂、牺牲、就义、捐躯、殉国、尽忠、成仁等等是前一种，揣腿儿、回去了、弹老三、一脚去、翘辫子、上西天，是后一种。但不管怎么说，反正不说"死"。
不但"死"不能说，连和"死"同音的字也不能说。上海话"洗"和"死"同音，就不说"洗"，得说"汰"（读如打）。洗头叫汰头，洗澡叫汰俗，洗手绢叫汰汰绢头。外地人到上海理发，理发师问"侬格头汰勿"，外地人听了吓一跳，不知道理发为什么还要"打头"，如果理发要"打头"，那么洗澡要不要"打屁股"？上海人肯定回答说"要"。不但屁股要"汰"，其他别的什么地方也一样咯统统都要"汰"的。
但在上海，却是不能不这么说的。比如不说"侬先汰"，而说"侬先洗"，就等于叫別人先去死（侬去死）了。旧上海有家广东人开的"先施公司"，生意就不如"永安公司"好。因为在上海人听来，"先施"就是"先死"，哪有"永安"吉利？
其实广东人也是忌讳"死"的。广东人从来不说"气死我了"、"笑死我了"，而说"激生我"、"笑生我"。也不说"忙得要死"，而说"忙得满天神佛"。广东人也忌讳与"死"同音的字，所以在广东，楼层没有四楼，门牌没有4号。他们还忌讳血，因此猪血就叫"猪红"。上海的规矩，则是探望病人不能带苹果，新娘上门不能吃瓜。因为在上海话中，"苹果"与"病故"谐音，"瓜"与"寡"音同。拎着苹果去看病人，等于咒人家"病故"；新娘一进门就吃瓜，岂非存心要守寡？因此不但吃不得，也说不得，"梨"和"离"谐音，在一些地方就改叫"圆果"。也不能分着吃，以免"分离"。还有"钟"，也不能作为礼物送人，尤其不能送给老年人，以免人家以为你是来"送终"。
可惜人总是要死的。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死无葬身之地"。于是棺材便是稍有积蓄者的必备之物。"棺材"就是"官"与"财"，好像谁睡进去谁就升官发财。所以抬起棺材叫"升棺"（升官），抬进棺材叫"进材"（进财）。棺材的木材要好，钉子要多，叫"财丁（材钉）两旺"。然而一个人，死都死了，还升什么官，发什么财？莫非到"冥府银行"去当总经理，或者到阎王殿里去做财政部长？如果进了棺材就是升官发财，那么，反过来说，升官发财岂不等于进了棺材？很遗憾，不会有人来认这个死理。张冠李戴原本就是不讲道理的，只不过图个吉利罢了。
这就叫忌讳，也叫塔布。
二、禁忌种种
全国各地都有忌讳。
北方忌醋。因为"醋"与"错"音近。吃饭的时候，问人家"吃不吃醋"，就更是会引起误会。结果北方一些地区（如山西）便干脆管醋叫"忌讳"。粤语忌肝。因为"肝"和"干"同音，结果猪肝叫猪润，鸡肝叫鸡润，豆腐干叫豆润。吴语忌药。结果吃药叫吃茶，真正的茶则叫"茶叶茶"。上海话甚至忌"鹅"，因为"鹅"与"我"同音，弄不好"杀鹅"就成了"杀我"，所以上海人把鹅叫做白乌龟。黑龙江富克山的淘金人连姓氏都有忌讳，姓吴、姓白的人进山淘金前先得改姓。因为姓白的进山是"白来了"，姓吴又意味着"无"。
吃人的老虎当然也忌讳。于是北方叫大虫，温州叫大猫，长沙则把腐乳叫猫乳，把府正街叫猫正街，好像老虎一改名，就不再张牙舞爪，全变成"乖乖猫"了。但"虎背熊腰"不能说成"猫背熊腰"，"虎头蛇尾"不能说成"猫头蛇尾"，"虎踞龙盘"当然也不能叫"猫踞龙盘"，而"猫视眈眈"或"不入猫穴，焉得猫子"就更不像话了。其实虎比猫好。猫总给人谄媚的感觉，虎则象征着生气勃勃，威武雄壮。要不怎么叫"生龙活虎"呢？实际上，虎劲、虎气、虎步、虎势、虎彪彪、虎生生、虎头虎脑，都是好词。所以，就连忌讳说"虎"的地区，也不忌讳说老虎钳、老虎灶。当然，虎也有不好的地方。比方说，老虎的屁股摸不得。不过，现在大小算个人物的，都牛逼烘烘，惹他不起。不要说"老虎"的屁股摸不得，便是"小猫"的屁股，也不好随便乱摸的，换个说法又能如何？
既然连"龙腾虎跃"的"虎"都忌讳，输钱的輸，苦难的苦，倒霉的霉，便更在禁忌之列。于是广东人便管"丝瓜"叫"胜瓜"，管"苦瓜"叫"凉瓜"，管"草莓"叫"士多啤梨"。这个怪里怪气的名字几乎没有一个外地人听得懂。但如果你对广州人说："不就是草莓吗"，他们立马就会叫起来："衰过你把口！乜'霉霉'声啊！"
蚀本的"蚀"当然也说不得。这是全国各地都视为禁忌的。蚀本也叫折本。折，读如舌。所以"舌头"也不能说，得叫"口条"，苏州话则叫"门腔"。广州人、温州人和梅县人不但不肯"折"（蚀），还想有赚，便叫猪利、猪口赚和猪利钱。南昌人更绝，干脆叫"招财"（四川人也这么叫）。结果，猪舌头、牛舌头都不叫舌头，只有战争中抓过来问情报的俘虏才叫"舌头"。谁要是当了"舌头"那就没好果子吃了。
社会方言中也有忌讳。
店家忌"关门"（破产倒闭）。于是吴语便把晚上关门暂停营业叫做"打烊"。烊的意思是熔化金属。店家白天收的都是碎银子，晚上得把它们熔化了铸成大元宝，当然要"打烊"了。所以"打烊"不仅不是"关张"，简直就是"招财进宝"。即便当真破了产，也不能叫"关门"，得叫"歇业"，意思是先歇会儿，回头再来。
船家忌"翻"，忌"沉"，忌"滞"，忌"住"，忌"搁浅"。因此"帆"得叫"篷"，"幡布"得叫"抹布"或"云转布"；"盛饭"得叫"装饭"、"添饭"。"箸"因为在不同的方言中与"沉"、"滞"、"住"音近，就变成了"筷子"，甚至变成了"双桨"（粤东）。此外，吃饭的时候，不能把鱼翻过来，也不能把筷子搁在碗边上。稍有不慎，便犯了忌讳。
戏班则忌"散"。但凡谐音"散"的，都得改别的词，比如雨伞就得叫雨盖、雨挡、雨拦、雨遮，还有叫"竖笠"和"聚笠"的。有一回新凤霞在后台说："我先歇歇！刚跑到这儿，浑身都是汗，累得都散了架子了。"话音还没落，把头李小眼就大吼一声"忌讳"。接着又说："你他妈的还是在戏班长大的，怎么这么外行哪？这个字是戏班儿的忌讳，你不知道哇？你怎么不说是拆了架、碎了架？"拆了架、碎了架是个人的事，散了架可是戏班里最大的灾难，所以新凤霞非挨一顿臭骂不可。
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散"不能说，不但连带着"伞"成了忌讳，就连"三"也有了麻烦。方言中带"三"字的词似乎都不怎么好，比如三只手、三脚猫。上海话就更是如此。瘪三、猪头三、勿来三、弹老三（死），都不好。其实这是赶巧了，并没有什么内在联系的。人都是两只手，靠两只手劳动谋生。扒手小偷暗地里藏着一只，专门窃取不义之财，当然是"三只手"。猫都是四条腿，四条腿的猫才能抓老鼠。一只猫如果叫唤起来像只"猫"，"老鼠"却抓不到一只，当然是"三脚猫"。至于"猪头三"，不过是"猪头三牲"的缩语，意思是牲口、畜生；而"勿来三"则是"事不过三"的意思。男人女人做爱，一夜之间，最多两次，勿来三。如果居然来了三次，那就是"来劲"了。所以"来三"也有"来劲"的意思，比如"迭个人做事体牢来三咯"。有人说"来劲"一词是从妓院里传出来的（肖复兴《说北京话》），我怀疑"来三"也是。
忌讳"四"的似乎只有广东人，北方人不怎么忌。北方人送礼，常常是四样，叫"四彩礼"。他们的酒席上，也常常是四凉四热，四大件四冷盘，还要吃"四喜丸子"。"五"和"七"也不忌，但也不特别喜欢。特别喜欢的是六、八、九。六谐音禄，八谐音发，九谐音久，是全国各地南方北方都喜欢的。其中，做官的特别喜欢"六"，经商的特别喜欢"八"，当皇帝的则特别喜欢"九"。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姓王又排行第八的，就最好不要叫他"八爷"。"八婆"也不能叫。在粤语中，"八婆"是指那些爱管闲事又神神叨叨令人讨厌的女人，也叫八卦婆，相当于北京的"事儿妈"。如果这女人是姑娘家，就叫八卦妹或八妹。八婆或八妹是不会让你"发"的。所以广东人也不喜欢。
三、说一不二
都不怎么喜欢的是"二"。
在各地方言中，"二"字打头的词都不咋的。不是二流子、二赖子、二混子，就是二杆子、二愣子、二毬货，要不然就是二百五、二皮脸（不知羞耻的人）、 二五眼（没有眼力的人）、二把刀（即半吊子）、二二丝丝（优柔寡断）、二拉八当（犹犹豫豫）。此外，二心（异心）、二乎（匣缩、犹疑、没指望）、二话（阴阳怪气的话）、二婚头（再婚者），甚至二郎腿、二道贩子，也都带着贬义。再如成都话"二不挂五"（不正经）、南京话"二五郎当"（马虎）、西安话"二腻八争"（做事懒洋洋），都是。二字打头的，也就二锅头还凑合。
其实说"一"的也不见得都好。一言堂、一窝蜂、一锅粥、一团糟就不好。一败涂地、一筹莫展、一蹶不振、一落千丈也不好。但人们就是喜欢"说一不二"。
为什么"二"不招人喜欢呢？因为谁都想当"一把手"，当"老大"。老大老二，说起来差不太多，实际上地位差得远。比如"二房"就不如"大房"，甚至不如"三姨太"。事实上一说到"二"，就有低人一等，或者差劲、不够档次的意思，比如"二手货"、"二婚头"。二手货未必就不好，二婚头也没什么不光彩，但给人的感觉却好像是吃了亏，至少意味着没钱没办法没能耐。有钱谁买"二手货"？有办法谁娶"二婚头"？有能耐谁愿意当"二把手"？不能"一"，只能"二"，总有那么一点"沦落"、"屈就"的味道。
因此只要有可能，大家就"说一不二"。实在不行，就说"两"。比如上海人就把"二路车"叫"两路车"，把"一二三"叫"一两三"。一和两又有什么区别？两，有"双方"的意思。比如两便、两可、两全其美、两相情愿、两败俱伤。更重要的是，这"双打"还是平等或对等的。"二"就没有这个意思。一说到"二"，就有大小，就有先后，就有个排序的问题。所以，但凡平等或对等，就只能说"两"，不能说"二"。比如"两岸"不能说成"二岸"，"两边"不能说成"二边"，"两面"不能说成"二面"，"两造"（诉讼的双方即原告和被告）不能说成"二造"。两汉、两晋、两宋、两湖、两广、两江（清初的江南省和江西省），还有两党（执政党和在野党）、两极（南极和北极）、两栖（水中和陆地），也都是。如果说成"二"，那么请问谁是"老大"？
两，不但意味着双方的平等或对等，还有和谐统一的意向，比如两口子、两公婆。即便"两面派"，也得把那"两面"弄得"天衣无缝"，让人看不出来。所以"有两下子"和"二把刀"不是一个概念，"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也不能说成"二手都要抓，二手都要硬"。北京人甚至发明了"俩"这个字。俩，是两人，不是二人。也不简单的只是"两个人"，还意味着这两个人在一块儿。因此，说"他俩"、"咱俩"，显然比说"他二人"、"我们二人"在语感上要亲切得多。尽管"俩"还有"少"的意思（比如"俩钱"就是没多少钱），但这并不妨碍亲切感。相反，人越少，岂不越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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