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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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素木走近了库图库扎尔,他弯下腰来,阴影布满了整个房顶,他说:

“后来呢,世道变化了,国民党垮了,霍加、苏丹、将军、督办都被伊犁河水冲了个无影无踪,去到了那个永不返回的地方。德、日呢?败了,英美的势力,也被扫出了新疆。但是,这里仍然有两股最强大的力量:北京的中央政权和我们的邻邦苏联…历史就是这样,强者称王,次一等者称臣,老百姓缴租纳粮。更强者出现以后,就要争夺厮杀,血流得可以推转多少台水磨!然后,更强者吃掉了原来的王,他再称王称帝。若干年后,更更强者又出现了,又是一个扼着另一个的喉管…如此循环往复以至于无穷,永远不会有什么正义、真理、幸福。永远也不会有安宁和太平。可能您要说,解放已经十多年了,共产党的天下不是坐得很稳吗?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稳定的基础是什么。二十世纪以来,不管是哪一个人,想在新疆站住脚,就必须和俄国搞好关系。盛世才是如此,国民政府的张治中将军也不例外。解放以来,我说的那两个大力量是合作的。‘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中苏人民团结紧。打败了美国兵啊…’您没有忘记这个歌儿吧?但是,突然,最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这最后留存的两只强大的力量分裂了!”麦素木喊了起来,啪地一声敲响了桌子,库图库扎尔被他这突如其来的激动吓得变了颜色。

麦素木垂下了头,慢慢坐了下来,用低低的声音说:

“一九五七年,有一群葫芦脑袋叫喊什么维吾尔族的独立,我也跟着他们几乎喊破了嗓子…真傻!简直是政治上的白痴!是政治上的自杀!但是,我们要多长一点心眼,要看清楚谁更有力量,要灵活,要有远见…独立!我们这一群喀什噶尔人能够独立到哪里去?独立了又能办成什么事?阿古柏的暴政超过了清朝官僚,霍加尼牙孜的不得人心尤胜于云南来的杨增新杨鼎臣、甘肃来的金树仁金德庵、还有辽宁人盛世才盛晋庸!我们需要的不是独立,而是应付事变、借助于强者为自身谋利的艺术这才是真正的喀什噶尔主义…啊,我…我说到哪里去了呢?莫非我喝醉了酒!我说了些什么呢?库图库扎尔书记同志!”

库图库扎尔身上一阵冷,一阵热;脑袋一阵昏晕,一阵清明。他好像亲耳听到了来自天庭的谕示…最后麦素木称呼的这一声“书记同志”,使他从醍醐灌顶的兴奋中回到了现实,他要让科长知道和尊敬他的“头脑”。他冷冷地说:

“您没有说什么,您什么也没有说。”然后,他放低了声音,“谢谢您的开导,科长哥!”

“科长哥”的这次谈话大大打开了库图库扎尔的眼界,使库图库扎尔这个“有头脑的人”的头脑发生了第二次大飞跃。如果说,“乡约哥”的谈话使他的精巧从生意上发展到了政治上;那么,“科长哥”又使他从国内看到了国际,从眼前看到了历史和未来;看到了把他的精巧运用到国际斗争上的必要性和广阔前景。

麦素木的这次谈话却也埋伏下了新的不安的种子,真是忧患与智慧是孪生兄弟。他磨利了他的神经末梢,窥测着、谛听着、嗅着…但是他怎么办呢?要不要伺机辞去这个书记的职衔呢?难办…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事情就从“科长哥”开始,当麦素木回县上以后,他又两次给科长哥送去了清油、活羊、西红柿干和干辣椒…还有玛丽汗呢,可不能忘了她,这个老太婆说不定什么时候能成为他的救命恩人呢,二月份听说玛丽汗得了肝炎的时候,他下令穆萨一次从队上借给她三十块钱去诊治。

果然,果然出了事情,当六二年春天谣言四起,木拉托夫到来,公路上出现了一些正在到“那边”去的男男女女的时候,他是且惧且喜。“北京的中央政权”果真已经控制不住新疆了!且喜他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且喜他已有了麦素木这样的恩师,又有了他所累次施恩的乡约哥的遗孀…但是,他毕竟是党员、是书记同志…万一在混乱中他来不及说明真相就被“那边”的人杀死呢?或者有朝一日“那边”丢来了原子弹呢?原子弹可不管你有没有头脑!

那天深夜,一个身材细长、脸皮粉红、耳轮向前挡着风的客人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他的家里。“麦素木科长是我的最亲近的朋友,他曾经向我介绍过您,我知道,您是一个有头脑的人(这个苏侨协会的特派员又是从夸赞库图库扎尔的头脑开始,使库图库扎尔打了一个冷战),他说过,有什么事情可以指望您的协助。”

“是不是需要我多拉一些人走呢?” 库图库扎尔问,他抓住木拉托夫,像溺水的人抓住一根稻草,“给我一张苏侨证吧,特派员哥!只要我取得了苏联的国籍,我将公开进行宣传,这个大队,我要拉走三分之一…”

“您完全误会了,”木拉托夫不以为然地摇摇头,用一种洋腔洋调的半生不熟的维吾尔语说,“请问,我们为什么要让人走?为什么?”

“为的是打击这边的政权。动摇这边的民心。增加那边的力量…”

“不,不仅是这些,”木拉托夫改用俄语说,“您再想一想…”

“还有什么呢?” 库图库扎尔回答不上了,“我不知道…,”最后这个不知道库图库扎尔也是用俄语说的,这是他从马尔科夫那里学会的唯一一句俄语,总算用上了。

“走的目的是为了回来。”

“为什么回来?”库图库扎尔的心兀地一动。

“是的,多则三五年,少则一两年,我们还会回来的。我想塔什干也好阿拉木图也好,那边总要训练他一两个维吾尔师…没有我们的抬轿,中国共产党将不能维持在新疆的政权,尤其是伊犁!等我们回来的时候,这里将是另一番景色了。”

“那样…我更要走!我再也不为他们效力了,我本来就不是他们的人,他们也并不信任我。如果您需要…” 库图库扎尔本来想说出玛丽汗的名字,但是,话到唇边,他压了回去。

“少安毋躁!”木拉托夫用手指指着库图库扎尔的脸孔教训说,“我们并不希望您走,不,您不能走,”木拉托夫干脆用命令的口气,“您是这个大队的头面人物,第一把手,您应该紧紧地、紧紧地把大队掌握在您的手里。”木拉托夫做了一个握手成拳的动作,然后用拳头挥舞着说:“等我们回来的时候,您将是我们的先驱,这个大队叫什么名字?爱国?哈哈哈,爱国好得很,问题是爱哪个国…现在,我们需要的是粮食。在伊宁市,苏侨协会有几个活动点,每天都要接待‘回国的人’…”

一年过去了,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伊犁河水滔滔不断。白杨树落尽了旧叶子,又长出新的、更加茂密的新枝条。燕子飞去了,又飞回,广播喇叭里播送着《东方红》、《社会主义好》。商店里用的是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钱币。人们生孩子、办割礼…又是到处歌声的夏天。

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没有苏联领事,没有苏侨协会,没有木拉托夫,没有伊萨木冬,没有一九六二年五月的事件。

三五年甚或是一两年就回来?肯定已经成了空炮。世界上哪个人不吹牛呢?吹着牛还办不成事,不吹牛还怎么办事?不,他们在短期间是不会回来的。维吾尔师的说法也完全是做梦。别了,木拉托夫!然而,他们毕竟是一支极可敬畏的力量。我库图库扎尔为他们出了力,他们将记住我。同时,任何人也抓不住,永远也抓不住我的把柄,我的羽毛比鸭子还要光润…

现在上边大讲什么六二年反颠覆的胜利,什么要进行清理,这回又说农村里要搞四清,这回说农村里要搞“四清”,这…也是空炮!清什么?谁能把我清理清楚?不管多大的干部:科长处长也罢,所长局长也罢,谁能把农村的事情分辨明晰?农村,仍然是我们这些有头脑的农民的农村。历代的政权,出了衙门大院还能办成什么事情?有些公文、政令,出了乌鲁木齐就变成了卷烟纸。共产党确实厉害,它的管理不仅能达到自治州,而且,能达到县,一直管到公社,但是大队以下呢?他们不可能纤发俱见。

所以,谁的空炮我也不听,谁的吹牛我也不信。除了我自己的利益,我再没有别的胡大,谁对我有利,谁就是我的胡大。所以,我无需乎为“四清”运动的消息而不安?

但是,为什么鸟死了呢?

库图库扎尔自己安慰自己,心里却总觉得膈应得慌。

夜里,他做了一串怪梦,他梦见马木提乡约变成了一只大鸟把他扑倒在地上。他梦见木拉托夫驾着隆隆的坦克。他梦见伊萨木冬抓住他的衣领左右开弓打他的嘴巴,他跑呀,跑呀,想逃开,结果绊倒在地上,地上横着一个死尸,原来是库尔班,脖子上流着鲜血…

“我的妈妈呀!”他发出了一声凄厉的叫唤。

小说人语:

飞翔、鸣啭、羡慕与预卜,神秘所以迷人。飞鸟来自冥冥莽莽。鸟儿是不是主宰着也启示着我们?

有好就有坏,有是就有非,有是非好坏的区分就有斗争,斗争可能被夸大或缩小,斗争可能没有戴上最适合的帽子,斗争可能被迷恋也可能被厌恶与躲避,至少斗争提供了人生的某一面的线索。

第二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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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欲静而风起青萍 馕师热依穆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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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里木来到爱国大队已经十几天了。尽管他很稳重,没有开大会作报告,没有召集什么专门的汇报会,没有宣布什么惊人的意图或者计划,没有对看到的一切事情发指示、下命令,他的到来仍然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县委书记来到社员的身边,而且天天和你一起劳动,一起吃饭,一起谈心,毕竟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

党员会开了几次了,后来又扩大了范围,吸收团员、积极分子和一些队干部参加。支部扩大会议的一些情况很快传了出来。各生产队也分别召开了社员大会,由大队领导干部分别宣讲了“十条”的精神。赛里木参加了一些队的会议,有时作一些补充发言。毛主席对当前农村工作的指示像东风一样地吹到了每个队、每块田和每家每户。人们纷纷议论着自己周围的阶级斗争的现象,议论着生产队和大队的领导班子,议论着六二年的事件遗留下来的需要清理的问题。其中,尤其是七队形势发展很快,本来,憋着一肚子火,东风一吹,就汇成了烈焰。阿卜都热合曼、吐尔逊贝薇他们对县委书记抱着急切的希望,希望他能有一番大刀阔斧的措施。他们每天都注意和打听县委书记的行止,甚至感到有些着急了,为什么赛里木竟是这样一个慢条斯理的人。好像是为了回答他们,赛里木一次在七队的会上说:

“社员同志们陆续提出了一些意见,这很好,大家等着我拿出办法,但是我并没有什么创造奇迹的妙计。生产队的主人是你们自己,毛主席的指示要靠你们贯彻,办法要靠你们自己想。我们要好好学习,要摆情况、找问题、梳辫子,提出的问题要一一落实、弄清楚,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情况明了,问题清了,才能考虑解决的办法,这是共产党做工作的‘老一套’的办法,也是需要花时间、费气力的办法,但是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办法,没有什么更痛快的捷径。我要向你们学习、找办法、找经验,推广出去。我在这儿,希望能够多多少少支持你们,鼓励你们去动手解决你们队的问题,我不可能代替你们,我包不下来…”

赛里木讲的是老实话,第一,阶级斗争的讲法义正词严,高屋建瓴,激励多端。第二,眼下的阶级斗争不像土改、剿匪,在识别谁是最最危险的敌人方面不无难点,满怀斗志,却硬是不能断定谁是阶级敌人。第三,说到底,中外关系他知之有限,见识有限,判断有限,谈不到自觉地参加与境外反动势力的斗争。第四,运动还没有搞起来,工作队还没有进驻,但他作为县委领导又不能观望坐等闲呆着,他到底该怎么办?他也不知道。

在里希提的主持下和赛里木的引导下,七队选出了一个查账小组,由阿卜都热合曼、艾拜杜拉、伊明江和吐尔逊贝薇组成,先由经济问题入手,查清队里存在的问题。

穆萨蔫了。原来这位好汉子很容易像吹胀了的皮球一样挺胸凸肚,也同样容易像霜打的茄子一样垂头丧气,他没有想到事情来得这么快,“四清”的矛头似乎恰恰就是针对他的。真是好景不长!他的声音已不再洪亮,他的为了显示自己戴在小臂上(不是手腕上)的大三针瑞士表而挽起的上海产衬衫袖子已经放了下来,他的两端上翘的黑胡须也开始顺着嘴角向下出溜了。但是,请不要误会,他根本没有真的恐慌起来,他不过是善变罢了。在县委书记身边,他当然明白,再玩飞扬跋扈是不聪明的。他早有部署。正像在那个喝啤渥的夜间他对库图库扎尔所透露的,他有意识地大量暴露自己的一部分缺点——诸如不参加劳动、吹牛骂人、从队上大量借支等,所有这些都是公开的、明显的、把辫子梢递到旁人的手里的——就是为了一旦搞什么运动时立即被揪住,立即交代、检讨、改正,并从而掩盖他的另外一些性质重得多的问题。他历经浮沉,颇有经验,尤其有失算和倒霉的经验。再加上他的性格是乐观的,“过一天算一天”,“在斧子下来以前树墩子得到的照样是休整喘息的机会”,“人生就是嬉游”,这是他信奉并实践了多半生的格言。赛里木来到以后,虽然他大大受到了约束,不能成帮结伙地寻欢作乐,然而每晚他都关紧院门独自饮酒、唱小调。扫兴的是自己的老婆,马玉琴以回族人特有的耐心和固执不停地在穆萨的耳边唠叨着:

“我本来就不愿意你当队长。你既没有文化又不是党员。我们为什么要当干部呢?不当干部也一样地吃拉面和生儿育女。我天天为了你而忧虑、害羞。你觉得你神气吗?你得到的是一分尊敬和一千分笑骂,一分好处却带来了一千分祸害…”

穆萨拍桌子、骂娘、举起拳头来威吓,马玉琴既不躲避也不住口,依旧细声细气地说着,每一句话都是十足的丧气。穆萨哄慰着、解释着、论证着,他说明自己是个有本事的人,完全能胜任队长的工作而有余,即使碰到一点麻烦也一定能够逢凶化吉、化险为夷。但是马玉琴不听,她甚至哭了起来,边哭边说:

“算了吧,你那点本事我知道!在我见到你的时候,你没有房屋,没有财产,夏天脱不下棉袄,冬天穿不上皮靴,睡觉枕的是土坯…”

穆萨跳了起来,他最不能容忍马玉琴提这一段,他扬起了手…但是,儿子哭了。这是他和她的儿子。女儿没有在心上。但是这是儿子!他四十岁了,还不到三十岁的马玉琴给他生了个儿子。他的一切都是马玉琴给的。他一生中胡乱发生了性关系的有许多女人,那种感觉与牲畜差不太多…没有一个女人像马玉琴这样忠实、痴心…他的手软了。

“有什么办法呢?有哪个男人能在自己的老婆面前树立威信呢?”他颓然想道。

受到查账组的建立这件事的冲击的不仅是穆萨一家。阿西穆也惶惶不可终日。

“不要去!不要掺和到查账的事里去!先请十天病假,我去和里希提说去。查账,这是上边的事情。要不,谁愿意查谁查去!我们的事情是抡砍土镘和服从领导,你记住:奉公守法,奉公守法,还是奉公守法!要懂得害怕,不害怕的人一个又一个地完蛋了,留下的只有会害怕的人。好人哪一个不知道害怕?坏人哪一个不声称自己是啥也不怕!哪怕上级任命这根不会说话的桩子当队长,我们见了它也要低头行礼!”阿西穆慌慌张张地说。

“爸爸,您不懂…”伊明江试图解释,但是阿西穆不容他说话,阿西穆尖声喊道:

“我不懂,你懂吗?结果的树枝都是低着头的…低头走你的路,不要管旁人的事!”

“爸爸,生产队是我们自己的…”

“生产队是你自己的?你把生产队的化肥拉一车来,上到咱们的园子里…”

和这样的父亲能讲什么道理呢?他已经把姐姐逼走了。而且这样一个白胡须的男人,动不动就哭。父亲掉起眼泪来了…伊明江推开门走了出去,不顾父亲“回来!”“回来!”的嘶哑的叫嚷。他住到艾拜杜拉家里,恰巧查账也忙,他借口晚上太疲劳,懒得回庄子,一连三天没有回家。

阿西穆家里“祸”不单行。自从库图库扎尔在瓜地向他谈到爱弥拉克孜的婚事以后,他决计答应帕夏汗说的那一门亲。对方是伊宁市擀毡子的一个工匠,每月能挣八九十块钱,只是,他先天缺一只耳朵。那又如何呢?女儿缺少的是更要紧得多的一只手。少一个耳朵,少听一些乱七八糟的流言,少生气,少惹是非。阿西穆收下了男方的使者送来的砖茶和馕,而且和“使者”讨论了条件:他要求男方给爱弥拉克孜做两套、给自己、老伴和伊明江各做一套斜纹布衣服;给爱弥拉克孜添置两条头巾,其中一条头巾是羊毛制品,外加一双皮靴。当男方的使者略露难色的时候,他掐起手指和人家算,爱弥拉克孜在他家已经二十余年,长这么大,容易的事吗?每天都要吃饭,每年都要做新衣,光袜子不知穿了多少双…

爱弥拉克孜知道以后,断然拒绝。尤其最最可怕、对于阿西穆如同霹雳当头一样的是,女儿没有哭,没有讲述任何理由,没有说自己希望找一个什么样的丈夫,而是干脆宣布:

“您们再也不要管我的事情!我一辈子也不结婚!永远!”

胡大呀,这个世界变成了什么样子啦?老年间,对于这样的违抗父母的孩子应该怎么办呢?用绳子勒死还是用匕首像宰羊一样地宰掉?当然,他阿西穆做不出这样的事,但是他想起了老年间的风俗,想起了自己的结婚…不错,十多年前就有什么妇联干部来宣传过婚姻法,他从来没有把这种新的法律放在心上过。政府的法律是政府的事情,穆斯林的生活有自己的法律。不是让自愿吗?这好办,父母做主,儿女接受,走到公社民政干事面前,说“我们是自愿的”,这不就“自愿”了吗?

几天以后,爱弥拉克孜调到了新生活大队新成立的医务室,搬走了。

现在,儿子也不回来了。

为什么阿西穆要受到这样的打击呢?是不是因为去年封斋月里他白天无意识地咽下一次口水穆斯林在斋月中不得白昼进食、饮水,也不准咽口水。?

儿子走了三天,他发了三天呆,眼睛花了耳朵背了,心里想着的一到嘴边就说错,管老伴一会儿叫“我的孩子”,一会儿叫“我的女儿”,本来要说“给我倒一碗茶”,却说成了“我要喝牛奶”,难道他已经老糊涂了?难道胡大已经准备拿走他的灵魂?

第四天,伊明江回来了,和赛里木一起来的。今天,赛里木在他家吃饭,前一天热依穆江已经通知了他,他忘记了告诉老伴,没有买肉,没有打新的馕,砖茶也只剩下一小撮。他和老伴商量怎么样做饭,被赛里木听见了,县委书记制止了他们另想办法的一切打算,和他们一起吃着放了好几天的、因为没有掌握好发酵火候而带有酸味的馕。县委书记还征求他对于生产队的意见,他连忙声明并无任何意见。而征求对于大队的意见,他更是连声表白一切满意,又征求他对于队里种冬麦的安排的意见他不能不说两句了,他说:

“种麦子要讲时间,种早了长叶过多,更容易冻死。种晚了苗弱,影响第二年的产量,可咱们麦地多,拖拉机播种机又有限,从头到尾一种就是两个月,这怎么行呢?依我说,多套一些犁铧,播种机不够就用牛,再不行就两班倒,歇人歇牲口不歇犁,抢在九月份播完。”

“您的意见很好,您应该多教导他们年轻人。”赛里木指着伊明江说。

临走的时候,赛里木留下粮票和钱,这又使阿西穆惶惶不安起来,穆斯林哪有这样的规矩呢?怎么能要客人的钱和粮票呢?他面红耳赤,据“理”力争。但是,赛里木告诉他,干部纪律比老年间的规矩更重要得多。

县委书记走了,他留下了新的规矩的标志——粮票和钱放在桌子上。他接受了这个新的规矩。再看看儿子,儿子点起了油灯,打开了笔记本,还拿来了一个算盘。拨拉拨拉,算盘珠打响了。不但查账,而且回到家还在算。他没有说话,这个把队上的工作看得比父亲的旨意更崇高得多的新规矩,他也勉强地接受了。

到各家轮流吃饭,这大大有助于赛里木继续进行从他头一天到来就开始了叫做“摸情况”的工作,这是一个探索、发现和比较、分析的艰苦的和饶有兴味的过程。毛主席所教导的“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正是指的这个过程。库图库扎尔很殷勤,对他问寒问暖,照顾周到,人是有活力的、管事很多,谈什么都是对答如流,显得很熟悉情况,但是对很多事都没有一个鲜明的观点。你问:“穆萨这个队长怎么样?”他说:“啊,不错,就那个样子。”你问:“就哪个样子?”他说:“咳,农村干部嘛,还不就是那样。”然后和你谈起穆萨哪一年留起了胡子,哪一年又剃掉了。又谈起在农民当中培养一个干部多么不易,有些人劳动很好,为人也很正派,就是不肯当干部…凡是重要的问题,他大都采取模棱两可的回避态度。里希提就比较尖锐和泼辣,他回答赛里木的同一个问题时毫不含糊地说:“穆萨不是个正派人,他当生产队长不合适,从他的经历和思想作风来看,他基本上是个流氓无产者。”他还不避嫌疑地说:“关键在于麦素木六一年冬天前来把事情搞乱了,他散布的是在自然灾害、暂时困难面前的惊慌失措的情绪,热依穆队长受到了打击,结果,扶上了穆萨。”伊力哈穆说话慎重,想得也深。他说:“穆萨到底怎么当的队长呢?这很值得考虑。同样,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要调换里希提书记与库图库扎尔大队长的工作,看起来是一个简单的调动,实际上却不简单。”

…在赛里木接触到的许多干部和社员当中有一个“怪”人,这就是尼牙孜,他对赛里木的到来,可以说是积极热烈的欢迎的,他找赛里木谈了不少情况,几乎骂遍了他所提到的和赛里木问到的每一个人。“库图库扎尔是一个官僚,光知道吃饱了养膘”,“里希提欺压群众,专会整人”,“伊力哈穆假仁假义,沽名钓誉”,“艾拜杜拉看中了雪林姑丽小媳妇,挖了泰外库勒的墙角”,“泰外库是个醉鬼”,“热依穆怕老婆”,“伊明江打了他的爸爸”,“阿西穆是反革命”,他说。从政治到工作到生活,从大事情到无聊的小节,他顺口给每个人抹黑。“就没有一个好的吗?”赛里木问。“没有,”尼牙孜明确回答,“特别是干部,一个好的也没有,一个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也没有…”尼牙孜的“汇报情况”已经达到了骂倒一片、说一个臭一个的程度了,赛里木提醒他不要这样,并劝告他好好劳动、提高收入、改善生活。于是,尼牙孜见到人就又开始骂起赛里木来:“根本不解决社员的实际问题,他来干什么来了?看着我们麦子丰收了,吃面条来了吗?”赛里木听到了这个情况,先随他去吧,他还顾不上去理他。伊力哈穆和阿卜都热合曼已经简单地谈了这个人的品行和可疑的情况,让生产队抓紧对他的教育和管理吧。

还有一个人也引起了赛里木的注意,这就是七队的副队长热依穆。他是唯一的一个在支部会上始终一言未发的党员。但是,他一直聚精会神地参加着会议,倾听着每个人的说话。他的专注的目光、紧闭的嘴巴、严肃的面容以至额头的深深的纹络都显现出一种思索的努力。显然,他不是消极、不是漠不关心,也不是痴呆和缺乏领悟能力。那么,他是怎么一回事呢?

头一天晚间的支部会,也牵扯到了热依穆。会上,尽管把双手的手指交插在一起,两肘优雅地放在办公桌上的库图库扎尔一再强调目前还处于“领会文件精神”的阶段,要先“务虚”,不要急于联系什么具体问题,但是,支部委员、铁匠达吾提还是开了一炮。他也提出包廷贵的问题,神情相当激动,他说:

“从包廷贵到咱们大队来,就没干一件好事,没说过一句好话,没起过一点好作用…”

库图库扎尔眯着眼睛嘲弄地轻轻一笑,他仿佛是漫不经心般地自言自语:“人家前后上缴了两千多块钱…”他的声音很小,只够坐在身旁的少数几个人、其中包括赛里木听得见。

可能达吾提也恍惚听到了这话,要不就是赶巧了他正说到这里。他说:

“有人说,包廷贵上缴了现金!是这样吗?我从大队加工厂了解了一下,哼哼,包廷贵上缴了一千九百八十四元是不假,但是,你们知道他支出了多少吗?光账面上他的那个什么汽车修理部就支了两千多块钱,另外还有许多变相的花销没有写在账上,譬如说,他常常随随便便到木工房去,要木料,要胶,要油漆。”

“这是个别问题,以后再谈吧…” 库图库扎尔皱了皱眉。

“又说是个别问题!”达吾提反倒提高了嗓门,“这难道不是阶级斗争吗?包廷贵挑拨民族关系,侮辱少数民族,这是小事情吗?而且,恰恰是从包廷贵这个个别问题上看出大队领导的一些情况来。包廷贵拿着大量现金,还有清油、莫合烟、干果去乌鲁木齐了,一去一个月,干什么去了?谁批准的?广大社员都对包廷贵有意见,党员和支委也有意见,但是每次会议上只要有人提出来就被说成是个别问题而撂到一边,不予置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库图库扎尔眼睛眨了眨,帕哈维吾尔语叹词,与汉语“呵呵”同。,意见是冲着我来的,因为有赛里木在,气粗起来了!而且赛里木做着记录。怎么办?回他两句?不,反正他没有指名道姓地说自己。达吾提的脾气又倔,整天和铁锤铁砧打交道嘛,还是不要和他纠缠。

“很好,很好,达吾提同志的意见很好。以后日子还长喽,赛里木书记也先不走喽,我们会有机会调查和处理这个问题的。现在,我们要谈的是精神喽,要从理论上搞清楚。社会主义,这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我们要记住,我们不要忘记…”

库图库扎尔竭力把讨论转向纯理论方面。他讲了不短的时间,可惜,他素日学习理论太少了,除了几个空洞的帽子翻过来倒过去地重复以外,他找不出更多的词儿来。

库图库扎尔刚一住嘴,紧接着发言的又提出包廷贵的问题来。

“农村开会真没有办法,”库图库扎尔带着几分歉意向赛里木解释道,“他们根本抓不住中心。这个会场简直就像地上漫浇的水,哪儿有缝就往哪儿流,光知道说一些鸡毛蒜皮,您看…”

赛里木却不这样看,他对大家谈的很感兴趣。本来让农民离开实际生活去务虚就是一件困难的事情,大多数农民,不联系实际就无话可说。这也可能反映了他们文化还不够高,理论水平也有限,但至少也同样反映了农民们注重实际,不尚空谈。这不是坏事情,不能要求群众按照划好了的线走路、说话。他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当了个什么胡萝卜头儿,就被隔离、安排、被导演,就只能在划定的范围内见划定的被挑选精选与严格筛选的人物、听划定的与《人民日报》社论毫无分别的话,他自己也只能说与社论全无分别的话。他单身一个人来到公社大队社员家里,至少,为了能不被隔离,不被孤立,不被导演,不被牵线。

既然人人争说包廷贵的问题,那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他不但没有理睬库图库扎尔关于他县委书记应该运用自己的影响制止会议对于包廷贵的谈论的暗示,相反,他问长问短,想把包廷贵的事情问清楚,等大家说得差不多了以后,他问库图库扎尔:

“是这样的吗?”

这是将了库图库扎尔的军。怎么回答呢?说“是”,他就等于承认了自己的被告地位,担起了责任。说“不是”,只能引起争论的进一步激化。

库图库扎尔不愧是库图库扎尔!他不假思索地,几乎是本能地一转身,向热依穆问道:“是这样的吗?”

热依穆一怔。他的脸愤怒地涨红了。他结结巴巴地说:“我…”

“您是党员队长哩,” 库图库扎尔抢先说,“包廷贵是你们队的社员哩,您应该掌握情况哩!”然后,他摇着头,“是啊,包廷贵在大队加工厂工作,有些情况我多少也了解一些。这次去乌鲁木齐是我派的,要采购一批急需的农机配件,还可能买到汽车呢,这个汽车如果买了来…”他描绘起汽车到来后的远景。

“这么说,包廷贵是您打发到乌鲁木齐去的?”在耐心地听完了库图库扎尔的闲扯以后,伊力哈穆问道。

这是一个严重的信号。伊力哈穆面对面地向他进攻了。库图库扎尔不回答,阴沉地紧盯住伊力哈穆。

伊力哈穆没有躲避他的目光。他平静地又问:“买汽车的路子就是这样的吗?指望坑蒙拐骗的包廷贵,私自拿上一些农产品,其中还有国家统购统销的一类物资去送礼!”

“您说汽车应该怎么个买法?” 库图库扎尔反问。

“按国家计划…”

“按国家计划就没有我们的汽车。包廷贵去了,说不定就能买回来…”

“不,他买不回来的!”谁也没想到,坐在角落里的伊明江插了一句。他的伯父的虚伪与蛮横使他再也不能忍受了。

“您说什么?我的孩子!” 库图库扎尔投去了一个凶狠的威胁的目光,伊明江低下了头。

“让伊明江说话!”大家说,但是,伊明江没有说下去。

“库图库扎尔同志!”里希提说,“大家对包廷贵有意见,其实是对大队有意见,为什么您不能诚恳地听一听呢?对我们是有好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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