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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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几个人搭腔批评库图库扎尔。库图库扎尔只感到奇怪，为什么一下子变成了对他的批评了呢？是赛里木事先安排的？不像，意见都是零碎的。是偶然的？也不像，本来是体会精神嘛，反正时间已经很晚，快该散会了。
在副队长热依穆的家里。
热依穆家就在伊力哈穆的隔壁，但他的院子要比伊力哈穆的大许多，进门以后，首先看见的是一个宽大的，与房檐连接在一起的葡萄架。葡萄还只有黄豆粒那样大，但是密密麻麻，成串地挂在那里，预告着秋天的丰收。在支撑葡萄架的木杆上的最高处，挂着一个剔除干净了的羊头骨，这是用来吓唬喜欢啄食葡萄的飞鸟的。葡萄架下的阴影里，铺着一块毡子，周围扫得干干净净，显然，主人是一个非常爱好清洁的人。因为，当赛里木踏进这个院落的时候，虽然大家都是刚刚下工，而且家里并没有专搞家务的人，但是，院落里找不到农家所难免的草棍、柴梗、牛粪或者灰土。再娜甫和吐尔逊贝薇是赛里木来到的第一天就认识了的，还有羞怯的雪林姑丽也向县委书记问好，为了欢迎县委书记前来，她们把已经很干净的土地扫了又泼水，泼了水又扫。她们把本就是清洁而明亮的前廊的每一个柱子和搭葡萄架的木头又重新清扫了一遍。她们把毡子拿开，抖干净，重新铺上，请客人坐下休息。再娜甫虽然是健谈的和心直口快的，但是，她不像有些妻子那样喜欢介入丈夫的工作并引为骄傲，当赛里木和热依穆坐好以后，她悄悄地退到一边去了。
赛里木直截了当地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热依穆同志。我想和您谈谈心。我已经了解，您是一个受群众拥护的老党员、老干部。但是，去年年初传出了您躺倒不干的话。这一段，您又从来不在党的会议上发言。这是什么原因呢？一个共产党员，为什么不在党的会议上阐明自己对于各项问题的看法呢？”
热依穆低下了头，没有言语。
赛里木继续说：“您有什么为难之处吗？”
热依穆摇摇头。
“您有什么很深、很大的意见，却又不相信党会听取您的意见，解决您的问题，是吗？”
“不是，”热依穆抬起了头，两眼直视着赛里木，他说，“我说不好。我是个不善辞言的人。人们开玩笑叫我‘南瓜’，虽然我不是阿克苏人。”
赛里木大笑起来。他说：“我是，我是阿克苏——库车人。那又有什么关系呢？”
“那关系大了！”热依穆叹了一口气，他撮着牙花，虽然他嘴里并没有含着那斯烟。他又说：
“所有的事物都有自己的时刻。苹果不到时候不会落下来。话不到时候不想说出口。但是，您来了，您是县委书记，我应该把肚子里的东西倒给您。我只好把没有成熟的酸果子端给您了，我说吧！”
“请！”赛里木换了一个坐得舒舒服服的姿势，准备长篇大论地听下去。
“我的父亲原本是一个厨师，他的打馕的手艺是四远驰名的。我还记得小时候我们初次搬到这里来的情景，”热依穆开始叙述道，“那是近四十年前，这里还没有什么人家，耕地也很少。到处都是碱洼、骆驼刺、梭梭柴和土岗。有时候，偶尔还有狼或者黄羊出没。父亲由于年老，他想脱离开烘烤了他多半生的土炉和锅灶，回到大自然当中务农。他给马木提乡约送了许多礼物，获准在这里开垦一点荒地，种田为生。就用两只手和一把砍土镘，他在这里创立了家业。春天——那时候这里还没有种冬小麦的习惯，他把麦种放到花帽里，左手托着花帽，边走边用右手撒下麦种。浇上两次水，草比苗长的高得多，我的母亲灰心了，她说这不是个种庄稼的地方。我说的是不是太远了呢？”
“请继续说下去！尽管爱怎么说就怎么说！”赛里木俯首致意。
“我的父亲却说，天下没有不养人的土地。到了收麦子的时候了，父亲辛劳地把七成草和三成麦子拉回了家里。您猜怎么样？麦子的收成仍然过得去，足够我们全家几口人的吃用还有余。我们就这样定居下来了，在这里盖了房子、种了果树、养了牛、羊和鸡。但是，我们没有打院墙，没有院门，就连房门也从来不锁。父亲说，修墙、安门和挂锁，除了阻挡自己，又是阻挡谁呢？也许过路的人走过，进到屋里歇息一会儿，吃点东西。也许有哪一家的小孩子会来到我们栽种的苹果树前够几个苹果吃。这不是大好的事情吗？只有不信胡大的吝啬鬼才需要墙、门和锁。如果为了看护自己的几块馕饼和几个苹果就如临大敌般地修造一个炮台——这就是父亲对院墙的嘲弄的称呼——把自己圈在里面，这是多么可耻啊！这种行为又怎么能与穆斯林的身份相称呢！
“我们也养鸡，这也是很有趣的。父亲弄来了一窝小鸡，他修了一个鸡舍，在地上撒了一些麦粒，然后，他就再也不管了，随便鸡爱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吧，让鸡也享受一下这个荒地上的自由和舒适吧。鸡长大了，大部分是母鸡，而且下蛋了。蛋下到了每一个角落，草丛里，树底下，土岗子上和房屋跟前。父亲不捡鸡蛋也不让母亲捡蛋。只是当有过路的客人来到我们家里就食，而家里又确实没有肉了的时候，他才允许我们顺手捡几个蛋做菜。有时，一两个月也见不到大母鸡，是不是让黄鼬吃了呢？父亲忧心忡忡。突然，大母鸡出现了，分别带着一群小雏鸡，遇到这种时候，父亲是最高兴的，他会大声呼喊着母亲：‘孩子他妈！快来看呀，我们的畜群又扩大了！’…真是美好的日子。
“但是，这样的日子并没有过多久——在我入党的时候，赵区长和我谈话的时候我也曾讲起过这一段生活，我当然懂得，在旧社会，过这种生活是脱离现实的和不可能的。就是在畜群扩大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忘记乡约在管着我们，我们每年都送去小麦和羊只。到了第三年，马木提打发人正式来收租子了，来的人索取的是那么多，父亲实在交不起。而且父亲也不服气，这里本来是无主的荒地，来这里以前父亲把打了一辈子馕的积蓄全买了在我们来说是非常贵重的礼物送到了乡约府上，接受了礼物的乡约言明可以在这里自耕自食，而且，我们年年给乡约送礼。但是，乡约的人不听父亲的分说，不但掠走了我们一家的粮食而且牵走了奶牛，抱走了母鸡。父亲气愤难忍，第二天，他换了一身衣服去清真寺向卡孜控告了乡约对他的抢劫。父亲把家里所有的钱献给了卡孜，卡孜答应两天之后和父亲同去乡约家，他说他将主持公道。我还恍恍惚惚记得那一天，父亲清晨起来，说今天要和卡孜一起去找乡约讲理。母亲忽然害怕了，劝他再不要说什么了，和乡约讲理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父亲安慰母亲说，有卡孜做主，一切都会得到公正的解决，穆斯林的理想和道德定能战胜乡约的贪婪和强横，公平和正义一定能取得最终的胜利。临走的时候，父亲还摸了摸我的头，亲了亲我的脸。”热依穆的声音嘶哑起来，他说不下去了。
“老人就这样遭到了马木提的毒手了吗？”赛里木问。
热依穆等了好久，叹了一口气，他说：
“不，父亲没有挨打，他直到那天的黑夜，被人挟着回来了，这次说来也怪，乡约并没有把他绑在榆树上鞭打。父亲回来了，变成了另一个人，他的眼睛暗淡无光，他的脸上好像挂着一层冰霜，他的腿脚变得呆板僵硬…而且整整三天，他没有说一句话，不管母亲问他什么，他都不张口，这把我们吓坏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在马木提家里，乡约和卡孜一唱一和狠狠地嘲笑和辱骂了他。他们说，不是乡约而正是父亲违反了尊长白胡子们意即长老们。的规则和法律，不是乡约而是父亲不敬长上，不守诺言，贪得无厌，诬陷好人，卡孜甚至说是父亲做了与穆斯林的义务背道而驰的坏事。他们引用《古兰经》，证明父亲已经成了叛教者！
“父亲垮了。他一生信奉伊斯兰教所倡导的驯良、施舍、诚实、纯洁、公平和正义，他像小孩子一样地相信圣人所指引的美德与文明的道路。结果呢？
“三天以后，父亲才断断续续地说那么一两句话。他变得口齿不清，话语混乱，词不达意…我们离开了自己开垦的荒地，父亲改作依卜拉欣地主的家庭馕师，我也跟着他学习打馕。父亲的手脚越来越不利索，馕也打不好了，不是落在火灰里烧焦就是黏在土壁上揭不下来…我们又被赶了出来…不久，父亲离开了人间。我也受父亲的影响，说话大舌头，吐字不清，干脆说，我也不爱说话，说话，这也是乡约和卡孜的权力，我们有什么可说呢？我们说了又有什么用呢？”
“为什么我要说这些往事？”热依穆用手指揩了一下眼角上的一滴泪水，“我是想告诉您，那时候我是多么痛恨地主阶级，但是我毫无办法。直到解放军到来，我的灵魂才回到我的已经气愤得麻木了的身体里…五一年枪决马木提和逮捕依卜拉欣的时候我悄悄宣誓，我要听党的话，为党的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
“但是，底下的事怎么说呢？我怎么向您解释我目前的状况呢？书记！”
热依穆激动起来，他的嘴唇哆哆嗦嗦，喘气也很费力。赛里木劝慰说：
“您尽管说好了，有什么困难，有什么意见您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底下的话不大好说，”热依穆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并没有碰到什么灾祸。解放以来，我的生活是比较平稳的。党把我这样一个没有文化、没有能力的窝窝囊囊的人培养成了党员、干部。我也知道，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而党员应该是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啊，我太不够。难道解放以前我们能想象得到摆脱了地主阶级的剥削压迫以后日子将是多么地好过吗？在自己土地上种庄稼，发展生产、搞好生活、对国家多作贡献，这样的生活与劳作不是应该比过去容易得多吗？然而，事情并不简单。
“…伊力哈穆走后，我当了生产队的队长，我想，为大家办事，不要偷懒，要起早睡晚多经心，要公正，不要谋私利，不要欺负人，再把农活计划周到，劳力要调动得合理，这不就是一个好队长吗？…事实上，没那么容易，我总是被装在口袋犹言“圈套”。里。”
“怎么回事呢？”赛里木问。
“譬如说一九五九年底，我刚从地里回到家，库图库扎尔大队长打发人把我找了去。说是库瓦汗哭哭啼啼到大队部来告状，她的丈夫尼牙孜把家里的粮食，其中还有偷的队上的粮食拿到黑市上卖掉了，卖了钱跑到伊宁市去赌博还乱搞女人。库图库扎尔让我把尼牙孜立即找来。‘要好好收拾收拾他。’他说。我当时就问，除了库瓦汗的控告以外还掌握什么材料不，他说没有，我建议调查清了再说，不要急着收拾谁。但是他不干，非要我立刻把尼牙孜叫来不可。尼牙孜被我找到了大队部，大队长拍桌子打板凳吼了两个小时，尼牙孜矢口否认有任何这一类的事情，反而检举他的老婆库瓦汗小偷小摸并有对人民公社不满的言论。库图库扎尔把尼牙孜放过了，又叫我去找库瓦汗，我更加反对，他就另派人找来了库瓦汗，又是一通审问、吓唬、责骂，依然没有任何结果。第二天，您猜怎么样，倒好，尼牙孜和库瓦汗两口子和解了，两个人共同去到公社把我和库图库扎尔告了，两个人谁也不承认曾经控告或者检举过对方。公社的民政干事来了解情况，真想不到，库图库扎尔把事情一股脑儿推到了我的头上。他做出一副不甚了解的样子，当着民政干事的面问我：‘你说说嘛！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把尼牙孜叫到大队来？’‘后来天那么晚了，为什么又把库瓦汗找了来？’‘…这个这个，当时你怎么说的呢？’…我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在库图库扎尔当了大队第一把手以后，事情就更难了。他好像手拿着一根木棍，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照着我的肋条骨一戳。在队长会议上，他有时突然话锋一转‘七队要注意！’‘热依穆要注意！’你甚至于不知道他要你注意什么。”
“您为什么不问清楚他要你注意什么呢？”赛里木问。
“问他也不回答！如果有上级干部在场，你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受到他的嘲笑、捉弄和突然袭击。我们的工作，如果做好了，那全是他的功劳，你听他在上级面前那洋洋得意的吹嘘和汇报吧！有时候他吹过了头，说溜了嘴，被上级指出来，这时，他立即转身问我：‘这是怎么搞的？’似乎一切不实在、不妥当的说法全来自我这里…这样的事情太多了，我反倒不知道举哪件事做例子好，我越来越感觉到，我缺少一个灵活的脑筋、锐利的舌头和迅速反应的神经。我没有办法工作，更没有办法在库图库扎尔当第一把手的时候在他的手下工作。生气还在其次，但是我没能够战胜这种狡猾和卑劣的作风，这使我非常沉重…”
“就是这些事吗？这没啥大不了的啊。”赛里木笑着说。
“没啥大不了，不，不，但是他完全可以影响你，使你心情不舒畅。最后，最重要的，是出了这么一件事。这事，我一直没有对谁讲过，和大队的同志谈谈吧，我怕这是犯自由主义。找公社党委汇报吧，事关重大，要负责任，总不能捕风捉影就跑到领导面前乱说一通。所以一年多来，我一直闷在心里，不管是里希提同志还是伊力哈穆，不管是我的老伴和我的女儿，我都没有说过。今天的情况不同，您是县委领导，您来到这里，您询问我的情绪和思想情况，我理应把一切如实地告诉您。我虽然说不清人家的事情，但是我至少应该把我自己的心思说清，所以，我才和您谈…”
“您的顾虑太多了，这是不必要的。我们只是谈谈天，至于您谈的情况意味着什么，这是需要我来分析判断的，您何必解释这么多呢？”
“对，对，那就好，事情是这样的：去年四月，库图库扎尔来到我们队，要一个浇水排班的名单。这是很罕见的，大队水利委员是穆明哥，库图库扎尔从来没过问过这一类的事。再说，您知道，农村干活哪里有什么名单呀，名单还不就在浇水组长的脑袋里。但是，书记要啊，我就叫写了一个给他。到了四月三十日，就是丢麦子的那一天，他一早又来到了七生产队，还一再叮问当晚是否按原计划由尼牙孜值夜班浇水。后来，他去到庄子查看了浇水的地段，渠道的情况，估计了夜间浇水可能进展到哪些地块。当天夜间，小麦被窃，天色微明的时候，我们赶到了庄子。库图库扎尔又是老手段，当着公安特派员塔列甫同志的面问我，为什么在当前这样一个严重关头，派尼牙孜这样的不尽职、不可靠的人去夜班浇水。这实在使我太奇怪了。这究竟是出于他一旦出了什么漏洞就立刻推卸出去的老习惯呢？还是有什么其他的秘密呢？这个事情实在把我憋坏了，我怎么想也得不到解答，越想越觉得可怕。如果有什么问题，这不是太可怕了吗？如果没有问题，是我凭空来疑惑，不也很可怕吗？”
“所以，您就遇事不说话了，是吗？”
“不说话？我也没有有意地闭住自己的嘴巴，但是，有一些事，我无话可说。库图库扎尔是本地人，当干部和入党都已经多年，但是，我越来越不了解他了，而且，我还得时时警惕，不要落入他的口袋。譬如昨天晚上支部会上大家谈到包廷贵的问题，他却问起我来。包廷贵的事是他一手安排的，虽然在我们队领口粮，但他从一来就是在大队，在库图库扎尔身边。但我又能说什么呢？和他辩论吗？鸡毛蒜皮，不得要领。所以，我确实想回避，在我没弄清楚他的真面目以前，我离他越远越好。这就是我去年不肯当队长的原因。我知道我这样做不符合党对一个党员的要求。但是，我怎么办呢？”
赛里木静静地听着热依穆的话，他还没有完全理解热依穆的心情，没有完全掌握热依穆的性格。但是，他谈到的有关库图库扎尔的情况，联系起赛里木自己的印象，却使人大吃一惊。赛里木深深地皱起了眉头。
同时，赛里木从热依穆的洁净的庭院里，从他叙述的童年生活的一瞥里，他隐约看到了热依穆的性格的一个方面。童年的“美好的日子”的幻灭使热依穆从小就充满了对地主阶级的深仇大恨，但是，这个“美好的日子”曾经存在（哪怕是短暂的，而且当时的情况也未必像事后回忆起来那样美好和富有田园诗的情趣），却也使热依穆有回避矛盾、洁身自好的一些倾向，所以，赛里木说：
“自己单独过好日子是办不到的。过去办不到，现在办不到，将来也办不到，不联合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不斗倒阶级敌人，就没有好日子。回避矛盾，您就永远不可能弄清矛盾的各个方面，也就永远解决不了矛盾。您应该少想一点自己，大胆地投身到现实斗争中去，不斗争，那算什么共产党员呢？”
“茶好了，请进屋！”再娜甫走过来，笑容可掬地说。
小说人语：
话语越是宏伟，操作越是困扰。先逗逗趣也好，引蛇出洞？是不是一个玩法？
在斧子下来以前，树墩子照样有喘息的机会。也罢。
最管用的，最需要的，最省事的：闹一个高高在上的标签，然后，豁然开朗，简约快捷。做事、做学问、做小说都如此。
标签可以调整，摩擦其实永存，纠葛牵心动肺，挑战四面八方，生活风风雨雨，蛛丝马迹渐渐凸显。我们的经验是边走边看，且待下回，或者是下回的下一回。
有过，当真有过热依穆的父亲的那种无墙无门无鸡笼无羊圈的自然经济与田园生活，他的房舍与财产向世界开放。二十年前小说人在美国中西部农村，也见过这样的绅士，停车绝对不上锁，认为上锁是对于当地居民的污辱。所以老子问曰：“能婴儿乎？”
第二十五章
?
库图库扎尔转守为攻 雨中情
痛惜乌尔汗失去了的青春
?
要说也快，赛里木来到不久，就发现库图库扎尔迅速地、自然而然地成了众矢之的。在四队庄子上，乌甫尔队长个别向赛里木谈起了一个重大的问题：那就是，在一九六二年的动乱的时刻，库图库扎尔曾向乌甫尔说公社怀疑他的国籍，怀疑他要走“那边”，这曾使乌甫尔大闹情绪以致躺倒不干，只是后来由于里希提同志的教育他才不再听信这些流言，站出来坚持了工作。乌甫尔是个直率的人，在一九六二年的事件过去以后，他终于去公社找塔列甫同志谈了自己心里的疙瘩。塔列甫瞠目结舌，莫名其妙，难道有谁说过哪怕是一个字的怀疑乌甫尔的话吗？…他越想越觉得奇怪。为什么身为支部书记的库图库扎尔说话那么没有原则，而且客观上完全配合了木拉托夫送来的假岳父肖盖特的来信，起着挑拨离间、把水搅浑的作用呢！
在那天的支部扩大会议以后，伊明江也找了赛里木。这个眉清目秀、穿着齐整、略嫌瘦弱的小伙子、青年团员，带着几分羞怯对赛里木说，他的伯母帕夏汗曾经拿来了包廷贵的信让他给翻成维语，信上叙述，包廷贵在乌鲁木齐用走后门的手段购买汽车的尝试已告失败，而包廷贵的那个“朋友”——某工厂的管理员，已在城市“五反”运动中被揪了出来。因此，伊明江说：“那天的支部扩大会上，伯父不肯说这些实情，他是故意在装糊涂…这封信恐怕别人是不知道的，该不该反映给您呢。这使我思想斗争了好久…但是千万不要让我的父亲知道…”
“谢谢！”赛里木拍着小伙子的肩膀，“请放心，对您的伯父，我们当然是抱同志式的帮助态度。但是，不应该说假话。说假话，对他，对工作都没有好处…”
阿卜都热合曼与艾拜杜拉把他们在七队查账的情况汇报给赛里木。简单地说，穆萨的态度看来很好，凡是账面上的问题，他大包大揽，一概承担，决不推脱。他承认自己给自己多加了补助工分，承认大量预支了现金，承认拿了一些公物——例如马厩的马灯——私用。而且，他表示准备陆续退赔并立即开始，他已经把大三针手表撸了下来要交给查账组，查账组由于未经请示，没有收下。对于穆萨的这种态度，多数人认为是真诚的，“穆萨本来就是这么个二杆子犹言“二百五”。，”他们说，“穆萨的老婆是个好人，马玉琴整天逼着穆萨退赔债务。”另一些和穆萨一家比较熟悉的人补充说。但是，他们查账小组也有一些怀疑，从穆萨的慷慨承当中感到有一种把事情包下来、包起来以防再追究下去的意向。例如穆萨给玛丽汗批了四十块钱“治病”，会计明明记得当时穆萨说是根据库图库扎尔书记的命令，但是穆萨现时却坚称完全是他个人的意思，与大队无关。再如此次包廷贵去乌鲁木齐前从七队拿走了许多食用清油和土产，连这样明显的是由库图库扎尔安排的事情穆萨也竟然说成又完全是他个人的意思，目的是——这种解释就更可笑——汽车来了以后七队用起来方便一些。“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阿卜都热合曼与艾拜杜拉说，“穆萨的问题与大队支部书记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穆萨要一人承当？为什么库图库扎尔同志不主动承担责任？”
还有许多其他的反映。包括库尔班的问题，也被提出来了，支部会上伊力哈穆介绍了惹扎特的来信和那天晚上的啤渥烤肉宴。伊力哈穆的态度是这样认真，感情是这样激动，使一贯在任何场合都能谈笑风生、周旋自如的库图库扎尔脸一阵红，一阵白，他的舌头失去了他曾经称是润滑油的语言，变得干涩了。
库图库扎尔似乎已经陷入了重围之中。是这样的吗？
库图库扎尔究竟是什么问题呢？思想认识的问题吗？工作作风的问题吗？自发势力的影响吗？还是…
对，应该找他本人谈一谈，然后，把这些情况汇总起来，带到公社去，和公社有关领导同志一起，必要时召集党委会研究一下。
就在赛里木这样掂量着的时候，库图库扎尔自己找上来了。
这次库图库扎尔的到来与平常的任何一次都不同，没有挂在脸上的经久不泯的微笑，没有风趣的妙语警句，没有亲切的问寒问暖，也没有那种讨好的甚至是谄媚的侧头躬腰的谈话姿势。库图库扎尔十分严肃，也可以说是怒气冲冲。他开门见山地说：
“我想了很久，我必须对党的事业负责。正是党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武装了我的头脑，使我看清了过去没有看清的现象和问题。”库图库扎尔响亮地咳嗽了一下，瞥了一下赛里木的注意的神情，他做了一个有力的手势。
“更远了不用说了”，他继续说，“只从伊力哈穆去年从乌鲁木齐回来说起。伊力哈穆到底是什么人呢？他到底要干什么呢？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深思。俗话说，和善走在一起会变成善，和恶走在一起会变成恶，考察一个人，首先要考察他经常和什么人在一起。具有象征意义和发人深省的是，我们的这位伊力哈穆恰恰是陪着叛国犯、贪污犯、盗窃犯伊萨木冬的妻子——呵，我还忘了，伊萨木冬还是吸毒犯——伊力哈穆是陪着伊萨木冬的妻子、本人也外逃未遂的乌尔汗一起回到家园的。那么，请问，身为共产党员并且后来担任了支部委员的伊力哈穆同志，与这个两个脑袋的坏女人在一起，对她做了什么斗争呢？不，完全没有斗争。不但没有斗争，而且千方百计地予以袒护，脉脉含情，关怀备至。”
“等一等，”赛里木问道，“您认为乌尔汗是一个怎样的人？”
“我已经说过了，她是长着两个脑袋的坏人。”
“那您为什么前不久还在她家里做客吃烤肉呢？”
“这个情况我以后再向您说明，那天完全是穆萨搞的…但我的关于伊力哈穆的重要的话还没有说完。其次，我们谈一下廖尼卡…”库图库扎尔事先已经绞尽脑汁想了一些为自己堵漏洞的说法，像在乌尔汗家吃烤肉的问题，他已经准备好了对策，所以赛里木的问题虽然使他略有不快，但并没有中断他的气势汹汹、滔滔不绝的雄辩。他说到廖尼卡和伊力哈穆与廖尼卡一家的暧昧的友情，他说到泰外库，以及伊力哈穆对泰外库的纵容。他断言，干脆说，伊力哈穆是死猪闹事的黑后台。他论证说：“没有伊力哈穆撑腰打气，泰外库就不会那样猖狂，泰外库不那样强硬，死猪的事情也就早了结了，根本就冲突不起来，没有泰外库和包廷贵的冲突，也就没有那种危险的反汉情绪和闹事的行动。而这种危险的、反动的、反革命的、分裂祖国统一和适应了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的反汉思潮的根子，就是伊力哈穆。”
库图库扎尔越说越愤慨，帽子越扣越大，不但赛里木听后吃了一惊，连库图库扎尔自己听自己讲话也觉得骇人听闻。
本来，从县委书记到来参加支部会议时起，库图库扎尔便有一种被动挨打的感觉。当达吾提在支部会上提出包廷贵的问题和伊力哈穆提出库尔班的问题之后，他更觉得自己有变成被告的危险。“难道不战而败了吗？”他深锁着双眉思考着摆脱这种尴尬的处境的路子。就在这苦恼的时刻，他接到了一封匿名信。信是夜间从门缝里捅到他家里来的。信上说：
勇敢的鹰隼，我们亲爱的兄弟，聪明的、有头脑的库图库扎尔同志，我必须提醒您，有一些宵小之徒很可能利用当前的某些机会向您进行可恶的攻击。因为世界上的任何存在都是有缺陷的，没有缺陷就没有事物、也没有世界，这样，您自然不难成为您的敌人恶言相加的靶子。但是，您完全毋需忧虑。因为，斗争的理论本身并不能把谁怎么样怎么样，反对修正主义的宣扬本身并不能把谁怎么样怎么样。他们可以运用阶级斗争的口号，您为什么不能够用呢？您应该争取主动，转守为攻。您是一株根深叶茂的大树，没有什么风能把您连根拔起，不管气候怎样变化，您脚下的地面是不会塌陷的。但是，仅仅凭依您那猴子般的灵活，鸭子般的圆润，狐狸般的机智，兔子般的敏捷和百灵鸟般的啼啭，您仍然无法躲开泼向您的污水。这样的攻击虽然不可能把一棵大树放翻，却是可以敲落树枝上的纷披婆娑的叶子，因而影响这棵大树的壮观和美丽。但是，为什么要等待恶言的袭来呢？能够使您受到攻击的那些空隙，在您的对手身上肯定也是可以寻找到的。我相信，我甚至以为这并不需要特别去寻找，因为以您的智慧、老练和周到的算计，您手里这样的环节肯定是现成的，准备好了的。现在是转守为攻的时候了，即使您也没有足够的把握把对手放翻，至少可以大大减少您被放翻的危险，可以改变您单纯防御的劣势。请记住，事在人为。世上没有任何武器是万能的。也没有任何堡垒是牢不可破的。还没有任何理论说辞只对一边厢的人有利。那么，谁攻得下谁的碉堡，关键在于火力。要有很强的火力，要坚决，要狠，要先发制人，因为人们的习惯是：一般性的指责总是允许申辩的，而特殊重大的、毁灭性的指责却具有不容讨论的性质。在这里，震慑力量排除了讨论的可能，任何讨论都会使同情者和被指责者共同处于特强火力的摧毁之下。当您握着的是拳头的时候任何人都是敢于还手的；当您握着一把匕首的时候，连周围看热闹的人也会连忙后退；而当您抱起的是一挺重机枪的话，如果您的重机枪不乏子弹，请注意：铜弹、铅弹或是沙弹哪怕是纸弹都同样具有可畏的杀伤力，那时，您就会所向无敌，如入无人之境了。
祝您成功，祝您胜利！
一直关心着您的局外人。
您永远可以指望的最忠实的朋友。
这封信使库图库扎尔心惊肉跳。读完第一遍以后他的第一个反应是立即把信揣到了怀里，不顾帕夏汗的惊疑的眼色他跑到了院子，又跑到院门外四下张望，不管是院外、院内、房外、房内，不管是屋顶、菜窖、羊圈、鸡舍、驴厩，一句话他家的里里外外上上下下的任何角落里都没有任何人迹。他甚至查看了一下家里的牲畜：牛在不慌不忙地舐着鼻孔。鸡在兴致勃勃地点头啄食。驴呢，劈开腿，撒了一泡没完没了的多泡沫的长尿。显然，并没有纳赛尔丁先生纳赛尔丁先生，即阿凡提，他的一个友人曾化装成驴子去整治一个地主。的哪个朋友化装成牲畜钻到他的家里。然后，他走进内室，掏出信来再看了一遍以后立即把信烧掉了。老婆的恶毒的和嫉妒的目光（帕夏汗以为是哪个不要脸的婆娘写来的呢）也没有引起他的注意。
他把信烧掉了，心情恢复了如常。现在，他并没有接到过什么信。
谁写的信，这对于他来说是毫无疑义的。他感到愤怒的恰恰就在这里，这么个人怎么敢来指点他，何等地轻率！何等地不自量！何等地胆大包天！他恨不得把写信的人打上一顿。他忽然又后悔起来。本来，不应当把信烧掉的，有了这封信，写信的人的把柄就攥到了他的手里。但这封信同样也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是的，烧掉了好，压根儿就没有这么一封信。噢，帕夏汗生气了吗？让她生气去吧，甚至把这样的话传给女人们也不错，在她结交的那些女人们中间，风流韵事将不会有损于男子的名誉，而恰恰相反，会增加他的男人的雄风与魅力。
虽然库图库扎尔全身心地憎恶、轻视、又惧怕这个写信的人和他采取的写信的方式，但是，信的内容却强烈地打动了他。
库图库扎尔扭转了自己的情绪。他向赛里木主动出击。他大放厥词，把同情和庇护外逃分子、挑动反汉情绪的特大号的帽子戴到了伊力哈穆的头上以后，他又提出了第二个问题，那就是，伊力哈穆与里希提勾结起来，企图把他放翻。从各方面的表现一直说到伊力哈穆甚至不择手段地破坏他的家庭关系，教唆和挑动库尔班向他要钱寻衅，最后又不知把库尔班隐匿到了什么地方。
库图库扎尔的这些话甚至对于他自己来说也像天方夜谭一样地是新鲜的、闻所未闻的、富有刺激性和吸引力的。听着他自己说的这些话，他既觉得毛骨悚然又觉得淋漓尽致。他担心自己的信口开河，又佩服自己的勇敢和口才。他越说越快，越说越重，已经是欲罢不能了。
“您认为，库尔班是被伊力哈穆藏起来了吗？”赛里木问。
“是的，当然，毫无疑问。至少客观上是伊力哈穆把他藏了起来。”
“什么叫客观上把人藏了起来呢？”赛里木不懂地问。
“伊力哈穆的挑拨是造成库尔班不见的根源。”
“他怎么挑拨呢？”
“他的挑拨太多了。他曾经对库尔班说：‘库图库扎尔不是你的亲爸爸，不会真疼爱你的。让你干活，你要尽量少干一些，帕夏汗做饭如果不合口味，你就和他们哭闹。他们绝不敢打你。’伊力哈穆还说：‘从现在起就要向他们要钱，要了钱，我给你存起来，一晃你就是大小伙子了，到时候没有钱办喜事，有谁会管你？’等等等等。”
“您听到这些话了？”赛里木仍然不大相信地问。
“当然听到了！最初，他说了这些话，库尔班回来告诉了我们。后来，他的挑拨奏效了。有许多话库尔班不再告诉我们了，但仍然有许多别的社员听到了这些话，告诉了我们。”库图库扎尔眼不眨心不跳地信口说着，他早从幼年就早已积累下这样的经验了，谎话一经开头，就必须一鼓作气，坚持说到底，不要怕把慌扯得太大，要扯就必须越扯越大，越大就越能使人头晕目眩而最后相信。但是，他也不宜在这个问题上停留过久。他说：
“结果，伊力哈穆反倒在支部会上给我提意见，说什么我虐待了库尔班。他的目的就是要操纵支部会，把当前的运动的斗争矛头指向我。这纯粹是不怀好意。县委书记同志，我建议您控制一下、掌握一下会议的方向，不然，我也不得不被迫把上述的那些事情全给他兜出来！到那时候，可就不好收拾了。”他说的最后的话，带着一种露骨的威胁的口气。
“那也好嘛，”赛里木和善地点点头，似乎并没有察觉什么，“把问题提到党的会议上，让大家共同议一议，分析分析，这是正常的做法。这有什么不好收拾的呢…譬如，关于死猪的事，我去年就听您讲过的，县委的简报上也曾经登载过这个事情，您在州上的大会上也讲起过，是吧？”
“是的，是的。”库图库扎尔忙答道。
“那时您的讲法和今天有所不同。您没有提出过伊力哈穆的问题，您们说，死猪闹事的幕后人是地主分子玛丽汗和依卜拉欣。”
“当然，当然有地主分子的捣乱。至于伊力哈穆的问题，我是逐渐认识到的。”
赛里木又随便地问了几个情况，关于乌尔汗儿子的找回，关于穆萨的当选队长，关于包廷贵在乌鲁木齐的活动情况…可以看出，赛里木扎扎实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积累了不少材料，他根本不是那种一知半解、自以为是、其实很容易被欺蒙的领导人。他提的这些问题都是对库图库扎尔很不利的，好不容易他随机应变应付了过去，自信还没露出太大的破绽。但是，当库图库扎尔离去的时候，尽管县委书记没有否定他、批评他，他刚来时那种进攻的锐气已经大大地减弱了。
“看样子庸庸碌碌，实际上眼尖，心也很厉害，还不大好对付呢。”库图库扎尔悻悻地想，“不行就给他来一个混战，反正没抓住我什么大把柄。”库图库扎尔安慰着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