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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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紧，”县委书记坐下来，笑着说，“我比你站得还要多…”
“您也站了会？”伊力哈穆很惊奇。
“站了…县委书记嘛，当然是农村四不清干部的黑后台了。要不然，我早就看你们去了。有好处的，当我们站起来的时候，可以听到许多坐会的时候听不到的东西，可以想到许多坐会的时候想不到的事情。”
“可是…这样搞法，运动会搞歪了的，真正的坏人，甚至于是阶级敌人反而会被掩护起来…”
“所以，毛主席要说话哟！”赛里木点着头，怀着深沉的敬爱，缓缓地说。
“毛主席说话了？”伊力哈穆的眼睛睁得大大的，暖流流遍了他的全身，他屏住气，静听着。
“文件刚刚下来，中央文件。您，我，我们大家所关心所忧虑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
解决了，解决了！被颠倒了的，将要重新颠倒过来，被抹黑的，将要恢复自己本来的色泽。那些认定在浑水里已经抓住了大鱼的家伙，到头来将发现不但是两手空空，而且恰恰是自己挂在了鱼钩上。那些矫揉造作、大言吓人而实则对实际工作一窍不通的半吊子、投机商和呆鸟，将要从肥皂泡的顶端摔到地上。而人民的愿望，人民的理智，人民的声音，已经和正在体现出来；同时，在革命导师的教育之下，人民更加成熟了、成长了。生活就是这样，经过否定和否定之否定，正在辩证地、不可阻挡地前进。
伊力哈穆心头充满了阳光，虽然赛里木给他讲的只是一些要点，文件还要留待通过组织系统向全党和全体人民传达。但是，他已经感到了真理的光和热，感到了真理的威严和力量。他想起一九五五年学习毛主席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文章与一九五八年学习毛主席的一封信的情景，只有毛主席说了话，一切才算数。
“走，到家里去吧，”赛里木邀请说，“让我老婆给做抓饭去，庆祝文件的下达…夜晚，你愿意住招待所就住招待所，要不，就住在我那里…”
“谢谢，您请。我这里带着馕呢。我还得赶回去，我跟工作组的一个锡伯族同志请了半天假，如果今晚不回去，章组长说不定要报到公安部门通缉的…”
“没有车喽…”
“会有的，拖拉机、载重卡车、油罐子车或者马车，碰上什么我就搭什么，能搭一段就算一段，搭不到的地方，就靠它了！”他拍了拍自己的大腿，“谢谢您，您给了我最宝贵的礼物，我真的是满载而归了呢。”
伊力哈穆搭上了一辆载重卡车，他站在车厢上面。严冬的夜风像刀子一样地削割着他的脸庞，寒冷像无数条小蛇一样从他的领口、袖口、前襟、裤腿向全身爬遍；然而，烈火在他的胸口燃烧，他快乐而自豪，他感到党的事业正像这辆车一样，虽然时有曲折和颠簸，虽然迎面有凛冽的寒风，然而它正在飞速地前进，胜利地前进，在马达突突声中，在阑珊的灯火之中，在孕育着来年的丰收的白雪覆盖的田野上行进。
快到新生活大队的时候，汽车拐弯了，伊力哈穆下了车，他小跑了几步，活动开冻得发僵了的双脚。他看到了泰外库…
泰外库没有脸面和伊力哈穆说话，他不能忍受伊力哈穆对他的关怀，他逃走了。跑了一段，他又呆呆地立在了树边。风小了，月亮已经升高，雪原映射着柔和的月光，道路和田野，杨树枝干和没有割净的草茎，小桥和渠道，丘陵和房屋，都融合在、统一在月光里了。都瑟缩在、冻结在寒气里了。
伊力哈穆很快赶了上来，他不容分说地再次把自己的棉大衣给泰外库披上，并且用命令的口气说：
“不要推让！这样的天气，任再壮的汉子也会冻出病来的。”
泰外库没有言语，也无语可言。
“走吧。”伊力哈穆换了一个劝解的口吻。
披着棉大衣的泰外库跟着脱了棉大衣的伊力哈穆向前走去。
“您到哪里去了？去找爱弥拉克孜吗，您见着她了吗？”
泰外库点点头又摇摇头。
两个人安静地并排走着，只听得见脚踩着积雪的吱吱声。过了十来分钟，泰外库觉得身上暖一些了，他又把棉大衣披在了伊力哈穆身上，伊力哈穆也没有推辞。
“…唉，”伊力哈穆叹了一口气，好像是自言自语，“我们维吾尔人把‘爱人’‘同志’‘旅伴’都用一个词儿来表达，这是很有意义的。爱情能使人美好，也能使人发狂。这里，最主要的是要做一个好人，一个有觉悟的人，一个知道自己的志向和道路的人，一个值得人爱和懂得如何爱别人的人…”
泰外库向前跨上一步，站住了，他转过身，大睁着眼睛看着伊力哈穆，眼神里充满了惊疑，他好像在说：
“您，怎么还和我说这些？”
“我告诉您，”伊力哈穆拍了拍泰外库的肩膀，示意他继续向前走，“县委书记告诉我，毛主席、党中央制定了关于社教运动的文件，运动一定会搞好、搞深、搞透的。有些人在搞阴谋，卑鄙而又狡猾，其实，这只能使他们暴露出尾巴…”
“伊力哈穆哥，您不恨我？”泰外库突然打断了伊力哈穆的话，厉声问道。
伊力哈穆摇摇头，笑了笑，又长出了一口气。
泰外库蹲了下来，他像一个孩子一样失声痛哭，哭得那样伤心、那样痛快，他从小没有父母，他很少哭，他没有在亲娘面前大哭的福气，他不懂得怎样痛哭，但是今晚，热泪烫灼着他的冰冷的脸，他呕肠吐肝地哭着，仿佛把二十余年的不幸、冤仇、悔恨和委屈…全部集中在这一次，表达在这一次哭泣里了。
…
送走了泰外库，伊力哈穆往家走去，远远地，他就看见家门口的土台上，有一个人影，看样子像一个女人。谁这样晚、这样冷还坐在那里呢？难道是米琪儿婉？不可能，虽然身材相仿，但身影要瘦得多。越近，就越看出那伛偻着的腰，那双臂抱着肩的寒冷和愁苦的样子，那沉重地低垂向地面的头，使开朗沉着如伊力哈穆者也打了一个寒噤，甚至有点毛骨悚然的感觉。
他放慢了脚步，离着还有二十来步远，他问道：
“谁？”
那人没有反应。伊力哈穆又向前走了几步，稍稍放大一点声音，问道：
“您是谁？”
黑影好像被针扎了一下，全身一震，抬起了头，目光中，伊力哈穆看到了一个面孔非常熟悉的老太婆。
“我，乌尔汗。”“老太婆”说。
伊力哈穆定睛看去，才认出确实是乌尔汗来，但是，她的姿势、她的动作、她的额头的皱纹都使伊力哈穆吃一惊，怎么乌尔汗忽然老成了这个样子！
“您怎么坐在这里…”
“我想找你们…我不敢…”乌尔汗的声音是喑哑的。
“请进，请进，”伊力哈穆推开了虚掩着的院门，乌尔汗随着他进了屋子，她的惨白的、好像是得了重病的脸，使米琪儿婉差点没叫出声来。
“伊力哈穆队长，米琪儿婉妹妹，我对不起你们，我对不起你们…”还没有坐稳，乌尔汗就哭诉起来，她呆呆地望着已经睡熟了的米琪儿婉的小女儿，充满悲愤地说。
“今天晚饭以后，章组长叫人通知我，说要找我谈话。我把波拉提江送到狄丽娜尔那里，我就来到了队部，和我谈话的人有章组长，翻译玛依娜尔，旁边稍远一点坐在柜橱旁边的是大队长库图库扎尔哥。”提到这个名字的时候，乌尔汗的脸抽搐了一下。
“章组长一上来就很严厉，说我应该知道自己的身份，知道自己的罪恶，说像我这样一个人，完全是由于四不清干部伊力哈穆的包庇才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然后说什么？说我这些年又进行了什么大量的破坏活动，让我交代罪行，好像还说要把我消灭干净…我一下子就怔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们就又审问我，还说什么如果顽抗到底的话波拉提江也要受到影响，说他爸爸是罪犯，我们再给你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你的儿子也要管制起来…这一句话撕裂了我的心，他们真懂得往我心灵的伤口上抹盐呀！我哭着求他们，我承认我一九六二年有罪，但是我此后除了看护孩子以外再没有多说过一句话，多做过一件事。这时，他们不再说我是罪犯了，他们只要求我一点：检举您，伊力哈穆队长…”
乌尔汗闭上了眼睛，她好像又听到了那些尖刀一样的语言，休息了一会儿，她继续说：
“…我检举不出来，章组长拍响了桌子，我以为他们要把我抓起来呢，我不知道怎么处置我的孩子…”
“抓人不是那么随随便便的事。”伊力哈穆插嘴道。
“他们说，只要我检举您，我就有光明的前途，连我的孩子也会跟着光明起来。但是我实在不知道应当检举您什么，这个时候，库图库扎尔哥忽然问我：‘是你说的吗？一九六二年的那天晚上，是我把伊萨木冬从家里叫出去的？’‘没有，没有。’我说。您知道，这事情我虽然和米琪儿婉妹妹提到过，然而我是不敢公开说的，再说，眼见是实，耳听是虚，叫喊的声音嘛，我并不能完全断定是谁不是谁，我并没有抓住任何人的手。所以，后来公社妇联的帕蒂姑丽来问我的时候，我就没敢承认…
“我回答完没有，章组长冷笑起来。他说，可是伊力哈穆曾经向上级汇报过这个情况，而且，至今有人仍然想给库图库扎尔大队长栽赃，既然乌尔汗没有说过这样的话，那么很明显，这是伊力哈穆的纯粹捏造，是伊力哈穆陷害好人，那很好，你乌尔汗就检举这一条吧，伊力哈穆无中生有，用乌尔汗的名义捏造材料陷害大队长。
“我一听就傻了，我怎能昧着良心这样说呢？明明是我对你们说过的话，明明是我自己胆小了，缩了回去，怎么能反过来说是你们不好呢？我乌尔汗是块没有出息的料，我乌尔汗对不起祖国，对不起人民，对不起父母弟妹，对不起孩子，也对不起你们这些好心人。我乌尔汗不可救药，像一个得了麻风病的病人，白白辜负了医生的好意，弄不好还要把病传染给医生，不是前些天批判您的时候已经把我的名字提出来了吗？然而，三十年来，我没有害过人，我不能害人，我下不去手，我心太软…”乌尔汗咬住了下唇，泪流满面。
“这不是心软，而是正直。”伊力哈穆说。
“…我只好请求他们原谅。我说，我刚才说了假话，我是说过的，我听到那个叫伊萨木冬出去的人的声音像是库图库扎尔哥。
“一句话他们暴跳如雷了，库图库扎尔让我拿出证据，说是要不然就要到公安局和法院去解决。我的天，谁又想和他去公安局呢…”
“该去就去，没什么了不起。”伊力哈穆生气了。
“…章组长想了想，说：‘如果你确实说过，那肯定也是伊力哈穆教唆的。那么你就检举伊力哈穆如何教唆你吧！’组长还对我说：‘你不要抱幻想…’”说到这里，乌尔汗用惊恐的眼睛看一看伊力哈穆，又看一看米琪儿婉，“他们说，要逮捕您，伊力哈穆哥呢。”
伊力哈穆哈哈大笑起来。
乌尔汗仍然充满了悲愁：“您别笑了，事情太危险了。自从一九六二年以来，我什么都不想管，什么都不想问，我虽然活着，但是许多方面，我已经死了。我只剩下一丝丝热气，一丝丝活气，我要抚养波拉提江，让他长大成人，让他娶了媳妇，我就可以闭眼。你们那时和我说这说那，就好像针扎在木头上，确实，我也就是一块呆木头罢了，只要能保住我的儿子。让我给社员做饭，我就给社员做饭。让我给队长烤肉，我就给队长烤肉。我已经没有意志，没有判断，我长着眼睛，却什么也看不见。我长着耳朵，却什么也听不着…谁想到就是这样，他们也不允许…
“您知道，库图库扎尔这个人实在是太坏了，太毒了，您知道，米琪儿婉，他问我什么，他问我为什么这么舍不得检举伊力哈穆，问我为什么不嫁人，究竟是等着伊萨木冬打回来呢，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原因？他的话里的意思是任何一个女人也受不了的，他不许我活着，不给我留活路…”乌尔汗患热病一样地发起抖来，听了她的话，米琪儿婉把她搂到自己的怀里。
乌尔汗挣脱了米琪儿婉的怀抱，她说：
“我今天要说的话太多了，我要把三年以来，也许是五年以来没有说的话说给你们，我要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为什么有的人那么好，有的人竟那么坏？库图库扎尔，库图库扎尔，我们家的灾难，难道不是来自他吗？他为什么打发帕夏汗去封我的嘴？他怎么一下子就找回了我的孩子？他为什么一会儿对我阳，一会儿对我阴，一会儿说我是什么敌人、罪犯，背后却又说什么我是他的亲戚、妹妹？他就是怕我说出他来。可我说出来又有什么用呢？晚了，晚了，谁也不相信了…”
“我们相信。”伊力哈穆说。
“你们相信又有什么用呢！反正我自己心里明白了，真奇怪，光你们给我讲，我倒不明白，倒是库图库扎尔自己的所说所做，让我明白了一切。没有比鬼迷心窍，糊里糊涂地过日子更痛苦的了，这好比光剩下一个空躯壳，却让人偷去头脑，偷去了心。呵，这真可怕，这好像是被活埋在不见天光的深坑里，你看不见世界，看不见善也看不见恶，你看不见自己。这样的人虽生犹死！现在，我总算看见了一点点，我起码知道你们是好人，库图库扎尔是坏人了！我不憋闷得慌了…他们说明天还要审问我，他们要逼着我往您的头上泼脏水，他们什么话都能说得出来。我反正不能昧着良心害人…如果我真的受不住了…请你们照料我的波拉提江吧…”
乌尔汗终于把话说完了。她凄然笑了一下，不夸张，不激动，显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和安详。米琪儿婉喊了起来：
“您这是说什么呀？您在想些什么？”
说完，她又把乌尔汗搂到怀里，她的眼泪落到乌尔汗的头巾上。
“我跟您说，乌尔汗姐，”伊力哈穆严肃地说，“他们那样对待您，是不对的。您不要胡思乱想，胡思乱想是魔鬼的伙伴。我刚从县里回来，我带回来了最好的消息。对于当前农村的四清运动，毛主席说话了，他老人家知道这些事情，他老人家主持制定了中央文件，很快就要给全党全体人民传达了。您说得很对，糊里糊涂是最可怕的，经过这一段，不仅是您，我们大家都看清了是一些什么人在捣鬼，他们是难得的反面教员，他们跑不了了。乌尔汗姐，一切都会好的，一切是个什么样，就是什么样。谎言永远战胜不了真实。波拉提江一定能够长大成人，成为好人，您也可以是人民公社的好社员。”伊力哈穆激动地口吃了，他站起来，拿下挂在墙上的镜框，他把他最爱看的毛主席与于田县老贫农库尔班吐鲁木握手的照片拿给乌尔汗看。他想起了巧帕汗外祖母，她总是把库尔班吐鲁木看作曾经来过家的一位客人。
乌尔汗并不完全理解伊力哈穆的话。“中央文件”“当前的运动”“传达给全党”，这些字眼儿对于她来说是太陌生了。但是，她知道毛主席。土改那年，她们县里演出宣传抗美援朝的文艺节目的时候，她们举着毛主席的像，那时毛主席戴着八角帽…发下的土地证上，也有毛主席的像。就是在嫁给伊萨木冬以后吧，在开始了那腐蚀人、消磨人的灰色的日子以后，在波拉提江出世、学会了蹬腿、起立、发声之后，她也不知多少次教给儿子学着说“萨拉姆，毛主席”吗！但是，这几年，她好像不敢正眼看毛主席的画像了，她好像离开毛主席远了，从那个该死的变故以后，从那个跛子、黑狗、混乱的车站和西去的长途客运汽车上逃回来之后，她总是背着那样沉重的包袱，她不能无愧地，无惧地睁开自己的眼睛去面对太阳。阴影遮盖着她的心灵。但是，今夜，短兵相接的斗争把她逼到了绝路，逼到了光明与黑暗的关口。伊力哈穆从县里回来是那样高兴，当真是会有大好的消息，大大的希望的吧，是真的吗？会不会是空欢喜一场？这么多年了，她常常听到好消息，好话语，她常常相信幸福的鸟儿已经栖落在她的额头…后来却发生了她想不到的事情。乌尔汗是贫农的女儿，积极分子，宣传队员，青春洋溢着光辉，镰刀斧头的党旗和五星红旗…在乌尔汗的这十几年生命里，原来也存在着这么多英勇豪迈，巨大充实的场景，在她这样的小草上，也凝聚着太阳的温暖，在她这粒沙子四周，是蓬勃的生命和广袤的大地。
然而，然而她仍然是没有法子可想。
“您住下吧。”米琪儿婉给她准备睡觉的地方。
“不，我不住，波拉提江还在狄丽娜尔家里等着我…我走了。”
“让米琪儿婉送您。”伊力哈穆说。
米琪儿婉送乌尔汗走了将近一半的路，乌尔汗坚持要米琪儿婉回去。“不然，到了庄子我再送您，这一夜，我们就互相来回地送吧…”乌尔汗甚至有了说笑的兴致。
“我可以住在您家。”
“不要了。伊力哈穆好容易今天高兴一点，陪他说话去吧。您有一个好伴侣，要懂得珍惜和关心他。”乌尔汗以大姐的口吻说，其实，她的年龄与米琪儿婉相差不多。
米琪儿婉完全相信乌尔汗的情绪是正常的了，她的态度又坚决，于是转身回去。
米琪儿婉走后乌尔汗也加快了脚步，几乎是跑着，一方面因为冷，一方面她害怕这寂静的夜晚的旷野会使她刚刚发热了的心冷下来。但是，当她走到庄子前的小渠，走到能看到自己的家的地方，她忽然又发起愁来，说是有了文件了，好人就得救了，真的是这么回事？要是没有文件呢？她乌尔汗能知道些什么？她们又能做点什么？文件？我的天老爷呀，我的看不着也听不明白的文件啊！让真主保佑：多发一些有利于老实巴交的好人、不利于兴风作浪的奸贼的文件吧，多发一点能让人好好地过日子而不是平白无故地折腾人的文件吧。
小说人语：
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宴席。虽不重要却是率先出场的米吉提，又出现了。他的胡子变白的三部曲，倒也不恶。而乌尔汗的来访，意味就更深长了：决定性的时刻正在到来。
这里提到的中央文件是指一九六五年一月发布的俗称“二十三条”的社教文件。其中矫正了一些原来“前十条”“后十条”的“左”的错误提法，但又提出了“走资派”的更“左”的说法。至于谈到的一封信，是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以“给生产队长的一封信”名义发表的，对于大跃进中的某些虚夸提法，意在有所纠正。对这些，小说人没有什么见解可说，小说人只是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尽最大可能找到了一些“政治正确”的依据，在作品中批判了极“左”。
在依靠天才与胆略的人治时代，上心难测，风向常移，或中意而张狂，或拂逆而斛觫，干革命须押宝，做工作如抓彩，欲紧跟而出丑，有疑惑而吃不了兜着走！
第五十三章
?
何顺问：我们是来干革命的吗？我们是来偷奶皮子的吗
何顺不满意章洋的阴阴森森、嘀嘀咕咕 期待更多的坦荡与公开
?
人们往往把毛泽东思想比作天上的太阳，指路的明灯，海船上的罗盘。这些譬喻生动地说明了正确的思想、真理对于人类有多么重要，多么珍贵；人们为了获得一个正确的认识，又往往要经过严重的斗争，付出巨大的代价，走不少的弯路。不要一味地怨恨这些斗争，代价和弯路吧，只有受过谬误的折磨的人才会如此地热爱和接受真理；正像只有受过严冬的考验的百灵鸟，才会那样热情动听地歌唱春光。
尹中信捧读着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文件一次又一次地流下了热泪。这些日子，特别在县里开会受到批评以后，他心里有许多疙瘩，有的简直是叫人透不过气来的死结。现在，一些结子已经解开了，身躯舒展了。原来，他无法理解为什么有的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抓阶级斗争这样庄重甚至是神圣的旗号下面，却干着颠倒黑白，使亲者痛、仇者快的蠢事。有些事一眼看去简直荒谬绝伦，把空谈说成是革命，把肆无忌惮的诽谤说成是积极进步，把好人说成是四不清的地头蛇，把没有任何理由打倒他们的现实改变成非打倒他们不可的根据，把真正的面目可疑的奸贼视为盟友，把二流子视为骨干，把臆想的图景当作实有的事物，把装腔作势、咋咋呼呼当作领导魄力，把危言耸听、哗众取宠当作高明…短短两个月，搞得天怒人怨，一塌糊涂。而他尹中信，不过是讲了几句平易近人的、完全没有超出常识的道理：关于要分别不同情况，从实际出发，要相信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遇事要和群众商量以及诸如此类的，结果，就被指斥为“右倾”…
现在呢，文件下来了，清楚、明快，像一阵清风，吹开了挡在眼前的迷雾。怎么领导说了一些明白的话就当真明白得无以复加了呢？怎么突然就一句一句都说到尹中信的心坎里了呢？怎么忽地一下子大家都不再梦呓了，而怎么有时候硬是说得头晕脑涨，找不着北呢？多年的工作经验和眼前的运动实际告诉尹中信，某种含糊的、不确定的、似是而非的提法，已经和将要造成多少混乱！已经和将要怎样地扩大打击面，伤害好人！用“四不清”三个字几乎囊括了全部农村干部，而在这种唐吉诃德式的“战斗”中，真正的阶级敌人，真正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的代理人将可以浑水摸鱼，坐收渔利。可惜，解放以来，尽管有许多老革命家不断努力与防范纠正，仍然不知有多少假冒革命、经不起推敲的伪提法在报刊和工作中出现；一惊一乍，此伏彼起，电闪雷鸣，混淆视听！
…尹中信看了一上午，中午饭后，他又逐字逐句地仔细阅读，记着笔记，画着红线，时而惊叹，时而点头，时而微笑。他比平常多吸了几支烟，他的呼吸缓慢而又深沉。他完全钻到中央文件里去了。正像某些不学无术的“官儿”不懂得新发展的科学和文化一样，也颇有一些鼠目寸光的庸人不懂得尊重党的文件和指示，他们认为，左右不过是老生常谈罢了。然而，正如音乐家可以从漫游在五条水平线上的无数蛤蟆蝌蚪中听到雄壮威武的交响乐，建筑师可以从平面图、 剖面图、俯视图上看到巍然矗立的高楼大厦，数学家可以从数字符号和图形中理解人类的理性和智慧的伟大和奇妙一样，像尹中信这样的领导干部，他们钻研的是另一种学问，是“治国”“平天下”的学问，是政治思想工作的学问，是领导的艺术。他们从党的文件和各项规定、从貌似平凡的条文中，他们看到的是城乡数亿人民的心愿，看到的是阶级的事业，是有远见与预见的领导，是社会主义的雄伟步伐；是那种在政治上，政策上失之毫厘就会差之千里的敏锐性和严格性；是改造旧生活、建立新世界的革命实践的全部壮丽和全部艰难；他们还从这些条文上，闻出了阶级斗争、党的路线斗争与思想斗争的硝烟…
晚上，赛里木来了。他是代表县委和县社教工作团来传达和宣讲文件的。吃过晚饭，他拉着尹中信去散步，在这样冷的天气散步，是尹中信没有想到过的。但他还是穿上大衣走了出去，赛里木兴致特别高，给尹中信讲一九六三年他在爱国大队蹲点时的情况，讲那一场大雨，讲包廷贵如何被人从乌鲁木齐押送回来。尹中信也想给他说说这个大队最近的一些情况，却不敢张口，一张嘴，刺人的冷气就会冲到胸腔和肠肚里。经过几株不大的杨树的时候，赛里木像孩子一样地摇了摇树干，扑簌扑簌，积雪落了他和尹中信一头一脸一身，赛里木哈哈大笑起来，他紧了紧扎在棉衣外面的宽皮带，告诉尹中信，两个月来，他被剥夺了参加县委工作的权力，尽管并没有发现他有什么问题，也没有对他进行过什么“批判”，但就是不叫他工作。只是由于“文件”的发布，才开始恢复了县委和他的工作。现在，县委和工作组的领导人，分别到各公社搞“文件”的传达贯彻去了。
在这个公社的全体社教干部会议上，赛里木传达讲解了“文件”。他的讲话很明确也很实际，他讲到县里发行的《四清通讯》上有一些提法是与文件背道而驰的。通过这个讲话，实际上等于给尹中信“平”了“反”。
赛里木和尹中信参加了爱国大队社教干部的学习讨论。社教干部怀着极大的兴趣和对于本村本队的爱心热烈发言。谁也没想到，沉默寡言，表情不丰富的锡伯族干部何顺，竟提了那样尖锐的意见。他说：
“…几个月来，我们神神经经、鬼鬼祟祟，我们是来干革命吗？我们是来偷奶皮子的吗？如果是干革命，为什么不能大大方方地搞？社员说好的，我们偏说坏，社员说坏的，我们偏说好，是我们的脾气特别古怪吗？我就不明白，如果广大农村全部是由比地主还坏的四不清干部统治着的话，哪里来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呢？哪里来的大好形势呢？前几年敌对力量搞颠覆我们为什么没有垮呢…现在，有了‘文件’，我们再不用憋着气、受着罪、糊里糊涂地跟着跑了…我希望上级检查总结一下我们大队、特别是我们生产队的工作。”
何顺说话的时候眼睛看着脚尖，一字一字地拉长了声音说话，他的四声也发得比较平板。过去，因为这，章洋觉得他是个白痴，今天，这几句话却使章洋感到自己是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人打了一个耳光。章洋立刻面红耳赤地跳了起来：
“我不同意他的这种意见。他这是对运动的攻击，也是对我个人的攻击，不要以为有了‘文件’就可以否定前一段的工作…今天文件这样说，不等于昨天的文件就说得不对，昨天的工作就做得不好…”
“坐下来谈。”主持会议的别修尔提醒章洋。章洋也意识到自己的失态，脸更红了。
“您不要着急嘛。”何顺的眼睛仍然看着自己的脚尖，“对照‘文件’检查一下自己的工作，您总应该听听意见啊！”
萨坎特和玛依娜尔的发言虽然简短，但也表示了和何顺的意见大致一样的意思。章洋有点泄气，他反复地看着张贴在会议室里的、赛里木带来的“文件”全文，越看越觉得泄气，动不动一个大文件贴在一面大墙上，墙上有文件，阅读的有农民，文件直接交给老百姓，那么，还要工作队干吗？这么多干部从城里来，受了那么多洋罪，这是图什么呢？像牛一样开始的这个运动，难道将像老鼠一样地结束吗？要这样搞下去还有什么意思？他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