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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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女裁缝有点奇怪,她是专业上门为别人做衣服的,主业是做传统的中式棉袄、棉袄罩衫,副业兼做老人的寿衣。我母亲曾经把她请到我家做衣服,做我父亲的中式驼绒棉袄,也做我外婆的寿衣。女裁缝当时大约六十多岁,头发已经斑白,梳一个油亮亮的一丝不苟的发髻,穿一种我们称之为大襟衣裳的黑袄,胸襟上别着一朵白兰花。她每天早晨挎着一只篮子来工作,我父亲卸了一扇房门做她的工作台。她坐在那里一针一线地缝纫,戴一副老花眼镜,微微张开嘴,似乎配合穿针引线的节奏。我注意到她的门牙是空的,怪不得她说话时漏风,听上去特别响亮却又特别容易引起歧义。她不是那种饶舌的老妇人,尤其工作时候很少说话,但她喜欢哼一哼小曲什么的。这个女裁缝自恃手艺高超,对伙食的要求也很高,天天要求有肉吃,这样的要求倒是成全了我的口福,她在我们家干活的那几天,我也跟着吃了好几天的红烧肉。有一次我注意到她垫在篮子底部的一本发黄的画报,抽出来一看,竟然是一本三十年代的电影画报,上面有许多陌生的矫揉造作的女明星。这本画报一看就是稀罕物,我向她索要,她把画报拿过来抖了几下,没有抖出什么有用的东西,便很大度地说:拿去好了。

虽然那个女裁缝给我留下了意外的礼物,我母亲对她却没有好感,因为最后结算工钱的时候,算出一个五角钱来,女裁缝坚决不肯放弃那五角钱,让人觉得她冷酷而不近人情。

女裁缝家在昆山,不知为什么会跑到我们那里去,在什么地方租了一间房子。她经常出现在我们那条街道上,有几次我上学时看见她像个孩子似的端坐在化工厂门口,让另一个老妇人为她梳头,梳那个毫无必要的一丝不苟的髻子。她的篮子就放在长凳下面,里面是一个针线盒,一把剪刀,一把尺子,估计那是她没有针线可做的空闲的日子。

第二年女裁缝租了我们一个邻居的房子,这样也就成为了我们的邻居。每年寒暑假的时候,会有两个操昆山话的小孩来到那间出租屋里,也不跟街上的孩子玩,姐姐和弟弟关在屋里又打又闹。一个面目清癯文质彬彬的老人手拿一张报纸,看管着两个孩子,据说两个孩子是女裁缝的孙子孙女,老头是她的丈夫。女裁缝的生活因此引起我们广泛的兴趣,这把年纪的老人,老夫老妻天各一方的,是什么意思呢?有人这么去问女裁缝,女裁缝挥挥手说,烦死人了,我不要跟他们一起过,过两天我就把他们全赶走!

事实上我们不知道女裁缝对亲人们的厌倦是否真切,但假期一过,女裁缝的丈夫和孙子孙女便回了昆山,剩下这个女裁缝挎着篮子又开始在我们街上游荡。也许是因为年龄偏大老眼昏花的关系,不知从哪一年开始,也不知是哪个精明的主妇发现了,女裁缝的缝纫手艺严重退化,她做的棉袄袖子会一长一短,便有妇女在她身后议论说,做的什么活,以后再也不请她了!

(2)

后来好像是没有什么人请女裁缝去家里做活了,女裁缝的身体也大不如从前,有一次我看见她出门去老虎灶打开水,步履蹒跚,一副风烛残年的样子。而且她的脑门上还一左一右地贴着两张红纸膏药,她打量我们街道行人的表情充满厌恶感,殊不知她自己那副模样看上去也令我们厌恶。

那年春节前夕,昆山来了人,是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和一个女干部模样的中年女人,原来是女裁缝的儿子媳妇。他们绷着个脸,把病歪歪的女裁缝和一个大蓝印花包裹塞到了一辆黄鱼车上,然后女裁缝就离开了我们那条街道,向火车站方向去了。我们看见女裁缝整个脸包在一块围巾里,只露出一双眼睛,那双眼睛不知为什么充满了愤恨,那样的眼神不知是针对她的儿子媳妇还是针对我们这些围观者的,她甚至不向人们道声再见。

人去屋空,小孩子们好奇地闯进女裁缝租住的屋子一看,看见阴暗潮湿的屋里垃圾成堆,毛主席的画像被烟气熏成了黄黑色,床底下则是满地的新近烧过的纸钱,眼尖的孩子在墙角处发现了一只紫铜香炉,发现了蜡烛台,还有两截市面上少见的红色蜡烛,你能猜到这个古怪的老妇人昨天干了什么,她在烧香,她在拜佛,她在大搞封建迷信呢!面对这样的“现场”孩子们群情激愤,都觉得这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批斗她是可以的,拿她游街也未尝不可,只可惜女裁缝走运,她逃之夭夭了。

关于这个女裁缝的身世,我一直觉得有什么故事可挖,这个老妇人最后的眼神令我浮想联翩。仇恨是神秘的。有一次我曾经向母亲问起过女裁缝的事情,我母亲说,她的嘴紧,从来不说自己家的事情。但是我母亲又肯定地说,他们工厂有个昆山人认识那个女裁缝,她以前是庵堂里的尼姑!

我至今不能相信,在循规蹈矩的七十年代,在我所见过的特立独行的人中间,竟然有这么个苍老的女裁缝。说起来也怪,每当那个女裁缝的面容出现在记忆中,我总是想起二十年前暮色中的街道,有个挎篮子的老妇人在遍地夕照中独自回家,而且我总是毫无来由地想起毛主席诗词中的两句: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第一辑 记忆碎片 女人和声音(1)

屈指数来,我在苏州完整的生活也只有十八年。我生长在一条市井气息浓郁的街道上,我们那条街上没有什么深宅大院,因此也不了解苏州的大家闺秀。小家碧玉是有一些的,但那种女孩子羞答答的,平时把闺房门一关,她整天在干些什么,只有天知道。所以如果让我来谈苏州的女人,我有信心描述的其实是一些市井女人,而且我一直固执地认为此地女人与彼地女人,造成她们之间主要差异的,其实只是语言和声音。也许对不起一些严格的读者了,我就从声音说起,说三个苏州女人的声音的故事。

第一个女人,她的声音与苏州著名的评弹艺术有关——

如果你走在街上遇见敏儿他妈,你不会猜到她是个说评弹的女艺人,但是如果有人告诉你,严某某,就是那个围白丝巾的女人,她以前是评弹团的演员,你会说,这就对了,她一定是说评弹的——怎么去分辨一个人是否说评弹的呢?我也说不清楚,大致是:声音清脆,而且拖着一丝歌唱性的韵脚,眼睛也会说话,更重要的是这些艺人会用眼睛微笑。

我印象中这个姓严的女人非常喜欢阳光,主要表现在她对晒被子、晒毛衣、晒萝卜干甚至晒拖鞋的极度热衷上。她如此珍惜阳光,而她丈夫却天天浪费阳光,他常常端着一只茶杯坐在家门口与别人下棋。敏儿他妈就拿着藤拍子从丈夫的身边穿过来绕过去的,她的婆婆也坐在门口,不是下棋,也不看棋,她漠然地看着媳妇忙碌,有时候整理一下盖在膝盖上的一块毯子。看上去老妇人觉得媳妇如此忙碌是天经地义的,她的眼神在说:我忙了一辈子啦,现在轮到你啦。媳妇也任劳任怨,我记得她在阳光下上下左右地用力拍打晾竿上的棉被,用她特有的歌唱般的声音对邻居们说:天气好得来,被子要晒晒!

说评弹的女人有两个儿子,一个在苏北农场插队,逢年过节才回来,长得像母亲,很英俊的,可是不知为什么看上去脸色苍白,神情总是郁郁寡欢的。小儿子就是敏儿,也是相貌堂堂,不过却是街上有名的问题青年,隔三差五地惹是生非。别人家的父母找上门来,找家长大人说理,这时候敏儿他爸照例是退到一边,向屋里喊,你快出来,快出来呀!做妈的就应声掀开了门帘,端端正正地走出来面对来人——不是一般的出来,是像上台说书一样,微笑着仪态万方地走出来,就像艺人面对听众那样,面对动了肝火的邻居。开场白是相似的,女人先把自己的儿子数落一顿,然后评说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有时仅仅是猜测或者分析,但让对方感到小辈的顽劣历历在目。当你开始点头称是,从前的女艺人话锋柔软地向左歪或者向右对齐了,她能说出一种令人信服的道理,意思是一只碗不响,两只碗才乒乒乓乓,更深的意思是孩子就是孩子,在外面打架斗气是正常的,做大人的不必大惊小怪的,吵来吵去倒伤了街坊邻居的和气。职业性的叙事手法使她的一字一句都心平气和,即使对方听着并不是真正的受用,却无法再作计较,因此总是讪讪而去。由于她在处理此类事情上成绩卓著,街上的其他妇女也经常围过去听她是怎么打发上门算账的人,但是效果你也能预料,没有用,许多事情是没法取经送宝的;再说,也不是每一个女人都像敏儿他妈那样,说过评弹。

第一辑 记忆碎片 女人和声音(2)

当时我们那里的评弹团好像是解散了的。姓严的女人不知道在哪里上班,我有时候看到她提一只布兜匆匆忙忙地从街上走过,沿途用她清亮的声音和一些人打招呼,心里便暗想,她在书场里说评弹时什么样子,搭档是谁?她会不会唱那个余红仙的“我失骄杨君失柳”?当然我无从知道关于她作为评弹艺人的任何细节。我知道许多吃艺术饭的人都要吊嗓子,她却不吊,那么好的嗓子全浪费在与女邻居谈论阳光和被子上了。这样的生活是不是有点可惜?我也不能去问她,她就那么在家门口晒这晒那,在街上走来走去。过了好几年,我们城市的评弹团恢复演出了,市中心的书场门口经常贴出演出海报,还有演员的名字,我路过那里时不免要留意严某某这个名字,但是节目换了一档又一档,我从来就没有找到敏儿他妈妈的名字。我问我母亲,不是说敏儿他妈妈说评弹有点名气吗,怎么不见她演出?我母亲也不知究竟,光是推测说敏儿他妈妈大概离开评弹团了。

评弹后来在我们那里是老调重弹,不光是书场里,广播喇叭里,甚至在一些茶馆里,都有有名或者无名的艺人在那里不紧不慢地说,嗯嗯呀呀地唱,姓严的女人却缺席,她一直留在自己家里。奇怪的是后来她不再忙于晒这晒那的了,我有一次看见她披一件黑色的呢子大衣,站在门口,指挥她丈夫收一匾萝卜干。她丈夫无法把竹匾顺利地搬进狭小的门洞,她婆婆在一边颤颤巍巍地帮忙,帮的是倒忙,萝卜干纷纷地掉在了地上。让我奇怪的是姓严的女人对此的反应,她一反常态,柳眉斜竖,用她依然清脆的嗓音说,笨煞哉,笨煞哉!我不来,你们搬点萝卜干都搬不来!

让姓严的女人生气的其实不是萝卜干,是她的病。我后来知道她不出来晒被子是因为得了病,乳腺癌。听说她的一只乳房被医生拿掉了。她的歌唱般的声音因此也被什么取走了。邻居们在街上拉住她儿子,就是那个叫敏儿的青年问,你妈妈的病怎么样了?敏儿头一拧,说,她生病,关你什么屁事?邻居们都吐舌头,说,严某某那么好的女人,怎么生了这么个儿子出来。

再后来姓严的女人就去世了。她的摄于六十年代的照片作为遗像挂在白布上,着了色,很美很妩媚,嘴角眼里都是满满的笑意。我们那儿的殡葬是公开的,大家都去吊唁,看见死者的丈夫、婆婆还有她的不听话的儿子都在哭,怎么会不哭呢,这户人家的顶梁柱没有了;邻居们也哭,怎么不哭?以后不会有人用那么美妙的声音与你谈论家务事儿女事了。

第一辑 记忆碎片 女人和声音(3)

坦率地说在她的灵床边我好奇多于悲伤,我心有旁骛,寻找着这个女人艺术生涯的实证。我在高高的雪白的山墙上发现一只琵琶,那只琵琶静静地挂在那儿,似乎已经挂了好多年了。在充斥着悲声哀诉的葬礼上,琵琶被所有人遗忘了,我想应该有人想到把它放在死者的身边,但是这样说明什么问题呢?我也说不清楚,我只是觉得这个女人的一半生活在我们街上,生活在琐碎的生活中,另一半却是逃逸的,逃到哪里去了呢?也许是在哪家书场的台子上,罩着一层灰尘,需要我想象的就是那另一半,包括她怀抱琵琶的样子,包括她的唱腔是哪个流派——我从来就没有听过她的评弹。我想让我去想象这件事有点荒诞,她既然是说评弹的,她既然就住在我们家的附近,我为什么从未听过她说评弹的声音呢?

这个疑团大概是不会有人来解答的,暂且让那个女人安息,我来描述第二个女人的声音——第二个女人的声音与评弹无关,但与广播喇叭有关。

这里所描述的女人,同样有着人们认为最甜美的声音。一点也不奇怪,她是我们家对面工厂的广播员,她的声音应该是甜美的,否则就不公平了,那家工厂有好多青年女工,大家都能说不卷舌的普通话,凭什么让她当广播员?她也一样不懂得如何卷舌,一样把“是”念成“四”,把“阶级敌人”念成“阶级涤纶”。

早晨我经常被这个女广播员的声音从睡眠中说醒,我不用惊醒这个词,比较符合实际,一个动听绵软的声音是决不会让人受到惊吓的。她在河对面的高音喇叭里说话,就像一只辛勤的蜜蜂在你的耳边嗡嗡地回旋,你慢慢地就醒了。我听见她在广播里说:文章说——这是在摘引报纸上的文章,如此的播音结构最正常不过,但当时年少无知,偏偏又爱较真,听到她说“文章说”就纳闷,心想这个女人是怎么回事,文章又不是人,文章没有嘴,怎么会说话呢?

第一辑 记忆碎片 女人和声音(4)

我一直认为那个女广播员播音有误,完全是出于自身的错误和偏见。我母亲就在那家工厂工作,有时候我去那儿洗澡或者吃午餐,在厂区的路上偶尔会看见一个体态苗条梳两条辫子的年轻女子,穿的也是蓝色工装,但是不管是上衣还是裤子都明显修改过了,修改得非常合乎女人人体的曲线,而且她的身上没有粉尘和油污,手里拿着的不是劳动工具或者机器零件,而是一卷报纸或者一本杂志,这使她看上去有一种清水出芙蓉的自得表情。我知道她就是那个女播音员,就是那个“文章说”。“文章说”走在厂里,好多人,男的女的都踊跃与她打招呼,可见她是个受欢迎的人物,这也很正常。就我所知,不管是在工厂、农村还是学校,当时的广播员各方面都要“过得硬”,群众关系不好,别人会说凭什么让她坐在广播室里念稿子抓革命,让我们守着水泥窑汗流浃背地促生产?知识水平不高不行,否则你老是念错别字会歪曲了《人民日报》或者《红旗》杂志的精神!你的思想觉悟不高就更危险,万一你利用宣传阵地喊出一句反动口号,如何是好?所以我相信女广播员是个优秀分子,但对她的“文章说”我是持保留意见的,她就不能换一种说法吗?

有一年秋天,河对岸工厂的高音喇叭突然沉寂了几天,然后出现了一个陌生的姑娘的声音,那个姑娘说话结结巴巴,显示她是个播音战线的新兵。她用一种紧张的声音说:下面请听革命歌曲——等了半天,革命歌曲却始终响不起来,等得你心焦,她还没有把歌曲放出声音。于是那个紧张的声音更紧张了,亡羊补牢地说:今天的广播到此结束,同志们,再见。

新来的广播员让人丧气。凡事就怕比较,我猜在“文章说”从广播站突然消失的那些日子,在工厂的高音喇叭所辐射的区域内,一定有许多人像我一样,心中充满了疑问:“文章说”到哪里去了?“文章说”出什么事了吗?

我与河对岸的广播生物钟般的联系似乎是被强行中断了,不知不觉中我习惯并依赖了一个女人的声音,这结果我原先并不自知。说我怀念那个女广播员的声音是词不达意的,但我讨厌新来的女广播员尖锐生硬的声音却是千真万确的。由此我也开始讨厌那个工厂的广播站,每天清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前奏曲把我惊醒时,我总是在床上痛苦地捂紧耳朵,说,吵死人啦!

还是交代清楚那个女广播员的下落吧,这没什么关子可卖。那年元旦——或者春节?记不清了,反正是七十年代初期的某个节日,母亲带我去一家剧场,去看文艺演出。文艺演出中样板戏总是重头戏,建材系统的文艺演出也是相同的模式,先是一个轰轰烈烈的大合唱,然后就是样板戏了,全本样板戏排练起来有困难,就来几个片段。《沙家浜》的智斗开始了,站在“春来茶馆”牌匾下的阿庆嫂是谁?我觉得那么面熟,猛地就听见我旁边的观众狂热而骄傲地报出了一个名字,说,我们厂的广播员啊!她演阿庆嫂!

第一辑 记忆碎片 女人和声音(5)

果然就是那个消失了很久的女广播员。原来她到宣传队去了,这是更上一层楼的事。出于习惯我还是乐意当她的听众。我听她唱“这草包倒是一堵挡风的墙”就跟着哼了起来,我看她翘着食指指向胡传奎、刁德一,觉得这手势比洪雪飞的手势更加英姿勃发。这会儿她是阿庆嫂,我忘了她在广播里的不足之处,她不再说什么“文章说”,整个人就显得完美无缺。这还不算什么,《沙家浜》下面是《红灯记》,留长辫穿红袄的李铁梅粉墨登场了,我记得的是观众们的一片哗然,下面有人用惊叹句说:啊呀,又演小铁梅又演阿庆嫂啊!不得了!

依然是她,就是那个女广播员!那天坐在剧场的椅子上,我突然理解了她从广播站消失的必然性,她真不得了!七十年代,人们还不懂得使用人才这个字眼,我也并不懂得如何去崇拜一个女人,但我从此对一个女人的才华铭记在心。这个“文章说”,她是一个广播员?她是阿庆嫂?她是李铁梅?她到底是谁?我想她就像一只万花筒,摇一摇,一定还能变出更多的花样。

现在请大家回忆一下《沙家浜》里刁德一对阿庆嫂的评价。刁德一很警惕又很佩服地说:这个女人不寻常——我听到这阴阳怪气的唱腔,就会想起那个女广播员,当然这说的是她的青年时代。后来呢?有人大概会追问。我其实不愿意描述女播音员的现状,现状的棱角显得那么尖锐,而且无趣,就像我们大多数人相仿的命运。阳光和辉煌有时候只在你的额角上亲吻一次,然后就无影无踪,就像我这里说的那女广播员。

她的现状不像我的文章一味追求完整——后来她结婚了,丈夫是宣传队里的另一个文艺骨干。他们结了婚却失去了同台演出的机会,不是他们不求上进,是宣传队解散了,大家都回到了工作岗位。女广播员不知怎么没有再进广播站,好像是在工会里做些难以总结的杂事。后来她有了个女儿,过了几年,又有个女儿。一晃多年,再后来她当了外婆。九十年代的女广播员体形仍然苗条,但脸上的皱纹很多,给人饱经风霜的印象,这对一个女人的风韵来说并无多大益处。她上街买菜,抱着外孙去浴室洗澡,声音依然清脆甜美,但说的都是些家长里短,听着无聊。种种迹象表明我文章中的女广播员属于过去,而现在的她,生活越变越寻常了。从前的女广播员如今走在荒芜的濒临倒闭的工厂中,停产的厂区安静得出奇。但即使是那么安静,她也听不见年轻时候回荡在厂区的声音了,文章说——外面的报纸越来越多,文章越来越多,但文章说什么,与她有何相干?她管不了那么多,最近她要下岗了。

报纸上的文章说,竞争再上岗。不知这个女广播员现在跟谁竞争,也不知道她是否在考虑,去哪儿上岗对她最合适?

第一辑 记忆碎片 女人和声音(6)

不说下岗上岗的事了,我这就说到了第三个女人——这个女人的生活也与声音相依为命,只不过她的声音用途更加粗鄙更加世俗一些。这个女人的声音并不动听,动听也没用,因为她的声音主要是用来叫卖蔬菜鱼鲜的。

她在街坊邻居的妇女堆中显得有点特别。特别处不在她的容貌,她的容貌很普通,甚至可以说有点粗俗;也不在她的衣着打扮,她的打扮也实在本分,大部分同龄妇女穿什么,她就穿什么。她的特别之处在于她的职业,在严禁城市人口从事私有经济的年代,她竟然以贩卖蔬菜为生,她是一个女贩子!

她是一个女贩子,这决定了她在孩子们眼中是一个形迹可疑鬼鬼祟祟的女人,投机倒把使她的眼神中有一种负罪感。但奇怪的是没有谁看见她在我们的视线里贩卖任何蔬菜。人们说她到很远的地方去收蔬菜,然后到很远的农贸市场将那些蔬菜卖掉。这些贩卖的细节都在人们的猜度中,却得不到亲眼所见的证实,这是女贩子最特别之处,也是一些邻居议论纷纷的焦点。有与她熟络的人说,人家怕羞,人家爱面子,她不愿意在街坊邻居面前丢那个人。

她丈夫是个工人,那个说话口吃性格木讷的男人把她从郊县农村娶进门,一口气与她生下三个孩子,却始终没能为妻子寻找到一个正当的工作。一个人的工资养家FDA1口很难,那个女人虽出身于农家,却并不愿意过什么艰苦朴素的生活,别人家有手表她也想有,别人家有缝纫机她也想有。街上别的妇女认为这是要强,要强就要行动,这女人有一天就行动了,干的是贩卖蔬菜的勾当。

女贩子行踪不定,有时候一连好多天看不见她的人影,这往往是她购销两旺的黄金季节。她早出晚归,除了她的家人,别人是看不见她的,即使看见她也没什么用。一般情况下她空着手在街上走(不知她是把蔬菜筐存在什么地方的),看她风尘仆仆的样子,与刚刚从纺织厂下班回家的女工没什么两样。但有时候她一连几天闲在家里,手里拿着针线,坐在门口与女邻居们东家长西家短地拉家常。作为一个市井妇女,她当然也有市井妇女特有的爱好,喜欢看热闹,谁家夫妻吵架父子斗殴她都要站在前面观看,只是不怎么发言,显然怕让别人倒拔葱,带出她的一把泥来。但看她的表情是很丰富的,同情或者谴责谁,站在谁的一边,脸上是一目了然。后来我们知道这种时候往往是打击投机倒把活动最热烈的当口,她按兵不动,在自家门口看看别人家的闲事,是非常明智的。

第一辑 记忆碎片 女人和声音(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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